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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来，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实验室参照国际上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致力于发展人工金融市场微模拟技术，即利用计算机建模方法，直接在计算机系统里构建金融市场的仿真模型，模拟市场参与者和监管部门的行为，考察各种监管措施和政策可能产生的市场反应，由此评估政策效果和制度建设的可行性。例如，我们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起“做庄”行为的模型，再加上各种可能采取的监管政策，通过微观模拟运行，考验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涨停跌板制度、持仓量限制等措施都不足以抑制“做庄”，而唯有增加市场理性，即发展理性的投资者，才能促使市场自身产生打击“庄家”的力量。因此，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促使市场的理性化发展，是正确而科学的制度建设方向。把微模拟研究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获得的结论就会更具备说服力。因此，人工金融市场微模拟技术的发展，对于改善监管、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以及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效益评估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这些研究，都将有利于市场向完备化方向发展，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控制总体风险的能力。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86-03
《货币金融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金融专业的基础性入门课程，同时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货币金融学是引导学生学习金融学基础知识和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的前提课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和核心，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金融理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金融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结合，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当前教学的重要特点。但在货币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方法创新速度缓慢，以及教师金融理论更新程度不足等问题。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如果教师按照古典的金融理论教学，学生脱离实际只为考试而学习，势必造成学生工作后，所学非所用，所用无所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货币金融学教学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教育教学观念转变与金融教学实践的问题，也是影响着我国金融人才培养和实际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变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研究经济转型期经济主体的行为转变，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产生的影响，对金融学的教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雇佣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生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据统计，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企业招工难。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老龄化人口占整个人口比重为8.9%。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2015年左右将处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11年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蔡P，2012）。这些使得曾经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今越来越受到挑战。
第二，原材料、矿产资源与土地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政策加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事实上，由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制约所引致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也是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高排放和高污染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迫使我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科技含量高、污染低的新兴产业，将经济发展战略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并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由依靠资源要素驱动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转变，通过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三，从国际角度看，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企业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下降。经济转型期，国家出口导向的弱化政策使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实行消费主导型战略而弱化出口和投资战略的功能必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对拓展国内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行，对于部分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而言，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在无法或者难以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拓展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况下，这部分企业的发展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第四，技术更新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我国企业技术改进方式主要是向国外企业学习和模仿。但跨国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干中学”而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在研制出新技术初期，会严格控制其专利技术，以确保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随后为进一步获取利润才将已经落后的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习和掌握了低端或一般技术后，我国企业若希望不耗费自主研究开发成本，直接复制模仿他国“高、精、尖”技术已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企业从国外引进高新技术，也因出口管制和贸易技术壁垒而难以进行。发达国家为维持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并采取技术壁垒等严密的高新技术保密措施，强化对技术输出的控制、抑制技术的转移，致使后者无法获取某些核心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
（1）系统地讲解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给经济主体造成的各种压力和冲击效应。课程需讲授宏观经济转型压力和冲击对各类经济主体影响的机制，以及各类不同主体在具体经济环境下决策的动机、过程和最终达到的实际效果。
（2）货币金融学课程的讲授需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别环境和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的各种行为选择整合起来，再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宏观经济的途径和机制，说明其中蕴涵的经济学逻辑关系，并构建和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验和计量分析。
（3）货币金融学需要讲解和比较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在上述经济机制中产生的作用和效果，研究各种具体情况下最优政策设计，分析给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的各项建议。
二、教学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在进行货币金融学的教学分析模型建立时，主要可以参考小中型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础。小型模型主要参考Ireland（2003）和Ireland（2011）；中等大小的模型主要遵循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2005）与Smets和Wouters（2005）这两篇文献。下面我们不追求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细节，主要介绍和说明模型的总体框架、研究思路和主要分析方法。
1.家庭部门。居民效用函数中包括消费变量和其滞后变量。这种设计主要是反映消费理论中的“习惯形成”和“棘轮效应”假说，也是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的一个近似描述。如果滞后消费变量前的常系数较小或为0，则效用函数中前期消费产生较小效应，甚至效用函数中不再含有消费滞后变量，消费带来的效用只取决于绝对消费量的大小。这种情况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居民从贫穷不能达到温饱的水平上获得消费，其效用当然增加较大。如果系数较大，则表示只有当期消费比前期消费增加较多时，效用函数才有所提高。当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模型结构比较适合描述经济现实。我国经济已从过去贫穷和温饱水平正转变为全面的小康水平，甚至有的地方已开始走向富裕水平，因此，模型中加入滞后消费变量是对我国经济转型较好的描述。工作时间变量（系数为）和其滞后变量的构建与消费变量的形式一致。效用函数中工作时间这样的构建可以反映我国就业状况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要，转变到劳动力供给不足，也即被称为“劳动红利消失”的现实经济转型过程。上述效用函数中对消费和劳动变量的设计，为我们下面研究转型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转型对宏观经济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提供相应研究的技术支持。如我们可以考虑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和等系数的变化，给企业行为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效应。
2.企业部门。本部分我们关注在金融融资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债务融资行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家融资决策问题。经济转型中在来自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冲击作用下，金融部门决定的贷款利率可能导致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有利的企业生产冲击，如企业获得了更好的产权保护或者政府直接减税，都会使得企业利润上升从而净值增加。净值增加导致企业融资杠杆降低，金融部门要求的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些变化又使得企业在随后的生产中利润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良性循环效应。这一现象被研究文献称为“金融加速效应”（Bernanke 等，1999）。同样的逻辑，经济转型的一个负向冲击，如劳动成本的提高，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会使得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净价值增值减少或为负，而融资成本提高。这都导致企业更难以获利或难以维持生存。
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在我国可能更严重。国内中小型企业债务融资的逆向选择现象较严重，少数的几个大银行对小企业一般缺乏了解，贷款利率的杠杆效应较大。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与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近期，银行业引入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所增强。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及怎样的金融融资环境，才能使得企业债务融资的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得以减缓，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教学中关注的主要政策研究内容之一。
3.银行部门。为考察金融环境对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分析讲授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和行业竞争效应。对此的讲解可以使得学生对我国金融发展转型和银行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大银行垄断地位的呼声越来越大。少数大银行的行业垄断，使得银行掠夺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同时，少数大银行垄断和利率官方决定也使得信贷配给现象严重。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而小微企业则融资艰难。因此，银行业的垄断和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这些现实分别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效应，是现在我国金融银行业转型改革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政府部门。我们将政府部门划分为两类，一类中央银行部门，另一类称为中央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给包括企业行为的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课程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各种转型压力下的企业决策和行为，以及这些企业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的这些基本现实和其中蕴涵的经济规律，可使政府管理部门增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策略和政策。
为应对经济转型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波动，政府部门可以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调节和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每一期的货币发行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债券或票据发行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可通过各种税务和直接采购或转移支付来调节经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或衰退时，政府部门一般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恢复。这些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时，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供给面角度，劳动工资增加，资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技术和效率有待提高，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缺乏竞争力。从需求面角度，产品的国际需求下滑，而且内部需求不足，私有投资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压力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还是采用上述政策，可能不但对经济调节效果有限，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如现时期政府再大规模直接投资，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经济转型期政府部门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而这恰好是我们课程的政策应用关注的主要内容。课程应从政府调节经济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来研究这些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价哪些经济调节方式在各种具体的经济转型冲击环境下达到的效果，从而为政府制定具体背景下各种最优调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基于行为背景取得进展的一个例证是金融学。行为金融学如今正在蓬勃发展，已有足够的成果保证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行为金融学的成功，部分源自标准的基准模型与丰富的现实数据之间相当明显的矛盾，用行为倾向填补有助于消除对金融市场和基本理论的令人不安的理解上的差异。
尽管其他应用领域没有取得相似的进展，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不可以或不应当把人类的行为特征应用到其他领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传统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在一些问题上对人类行为的实证描述不够充分，人们对行为经济学的兴趣被激发了出来。这些证据（与传统的经济模型相悖）说明，人们的能力在一些方面――尤其是理性、自我控制和自利方面是有限的。
人们处理信息能力的欠缺，证实了人们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在作决策时，一般是采取试探方法或根据经验；而且对事情的各种可能性的估计存在偏差。另外，人们往往会囿于似乎不相干的信息，不愿改变现状，厌恶损失。总之，他们不能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非完全自控是指，经济主体作出的决策常常会与他们的长期利益背道而驰。自我控制问题会导致成瘾行为、储蓄不足或拖拉延迟。与新古典观点相反，将选择集加以限制，这对意志力有限的经济主体而言是有益的。自利性不足是指，人们的偏好考虑了社会因素。人们关心，或看上去是关心别人的福利。人们也讲究互惠：乐意别人公平地对待自己，也会在别人表现得公平时公平地对待别人。结果就是，经济主体比新古典所假设的更为心地善良且（当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更为怀恨在心。
除了背离传统经济学模型的上述三个基本点之外，经济学家还对影响经济决策设计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因素进行了考察，同时还探究了决策机制以期弄清楚人们决策过程中的“黑箱子”，并对其加以模拟化。神经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就直接针对决策到底是如何作出的这一问题。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进展，因为这有助于解决建立基于个人决策的福利标准时遇到的根本难点。
除了修正过的个人决策模型，其他行为模型也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体制的运作。在规范经济学方面，加入行为要素的模型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制度，这不仅仅建立在对制度作用的更深入理解上，更是建立在对个人需要和福利概念的更深理解之上。
比如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有实证和规范两个目标；其目的不仅要描述公共政策的效果，而且要对它进行评价。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包括以下两个组成部分的人类决策模型：一部分描述选择，而另一部分描述福利。基于选择，我们可以预测政策改革对个体行动以及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福利，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变化是有益于消费者还是会伤害消费者。
传统上，经济学家不区分经济模型的行为和福利，因为标准的福利分析立足于现实性偏好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人们的选择中推断其需要。当进行政策评价时，我们试图充当个体的人，从相应条件下观察到的消费选择中推断他可能的政策选择。
有为于金融，亦无为于金融
“商界的最高境界，相信是接近道的感觉。摸索中，你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向左转，什么时候向右转，转的力度有多大。除了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固定住。你越没有自己，道的感觉就越强，你的灵性就越接近上天的力量，进入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状态。”――这是何志雄先生对于“商”的言论。
“道”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但是“商”却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从中亦可以得窥何志雄先生过往的从业历程。顺着其事业的足迹，挖掘其时代脉络下的故事与人生感悟，以及思想的火花，不啻于听一场精彩的演讲，看一本言论新颖的书，让人有灵性之悟，有茅塞顿开之感。
何志雄先生何许人？为香港金融界中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专业人士。他在广州出生，在中国知名学府北京大学毕业，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毕业。1989年他前往加拿大，又在加拿大知名学府多伦多大学求学深造，获取金融学硕士学位，完成向金融专业人才的完美转变，攀登于金融之路上，以本我彰显人生之色彩。
何志雄先生的金融之路是从加拿大展开。当时他主持收购Pacific Gold Corporation，担任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此为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工作重点为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监水井作业。加拿大的工作经历显然令他记忆深刻，为此他用了一年时间，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倡议、融资、安排、出镜、写稿，拍摄了一部长达9集的电视纪录片《加拿大纪行》，赞助商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模拟器公司CAE等四家大公司，成片于1994年，并在北京电视台等十四家电视台播出。令他回味起以前因为在中央电视节目主持大赛业余组中获得第四名（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泽群当年获同组第三），而得以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和在加拿大两家电台从事电台主持的经历。
但何志雄先生的工作重心依然是金融，主业也是金融，1997年回到香港后，他依然是从事风险投资等金融业务，并先后任职于不同的金融公司。他曾为元成基业之首席投资官，此为一香港风险基金公司，主要专注于早期阶段的科技投资及可立即在香港转换成上市股票的投资；他亦曾为香港Laidlaw Pacific (Asia) Limited之执行董事，Laidlaw Global Corporation中国区的首席代表，此为一华尔街投资银行；他并参与了亚洲太平洋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所有投资，此为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十亿美元投资的公司。
这一段工作经历，带给何志雄先生的是更加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加精彩的人生阅历，也为他的金融之路夯实了基础，使他坦然地去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在两年前，他加入到文华新城集团，担任执行委员会董事，亦为文华新城集团旗下的文华新城理财顾问有限公司之项目总监。文华新城集团总部位于香港，主要关注首次公开上市及采矿、石油及天然气以及新型能源项目，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有关海外上市的财务顾问和矿业方面的投资顾问，刚刚完成世界上最大的铬矿的巨大融资。
何志雄先生在文华新城集团负责投资管理，到此时，他已经拥有超过15年的金融从业经验，已经是一名行业内的资深专业人士。而在金融服务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专业才能更为重要，对于他来说，以国际视野配合区域性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是为“有为”，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保持着“无为”的本心。
在金融之路上，何志雄先生一直努力地去使自己保持一颗童心，在过程之中不为贪欲所迷惑，并时时保持清醒，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懂得时刻准备好向所有人学习，懂得在社会中如何不断提升自己，懂得如何在不公平的情况下保持公平性。为此他认为要学习的，正是那种共荣共存的智慧，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生存和统一之道。
而这个“道”，就是一种境界，或许终会达至“无为而无所不为”，在这个“有为”的社会中，发挥最佳的作用。
新古典儒家，君子自强不息
“其实，商界上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赚钱能力，而是你的缘分和把握缘分的能力。有了缘分，能够把握，你可以请其它有赚钱能力的人去执行。万事万物，看似孤立，其实，它们都是安排好的。千万人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偏偏是他胜出，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只有跳出五行六欲的人们，才会真正明白这里的道理！”――何志雄先生之言论。
在何志雄先生身上，最让人叹服的地方，就是他在事业进行的同时，能够融汇人生之哲理，常常思考，每有研究，均能够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他称自己对国学是业余的研究，但他每年都几乎翻阅百余本相关书籍，亦会在读书有感之时，写下自己的感悟，也会写下一些自己的文章心得，并试图去找到一种能为政府接受、为既有利益者接受、也能够为西方接受并认可的东西。
为此何志雄先生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古典儒家思想”。即用先秦思想，配合西方现代可以吸收的东西，核心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必须是中国先秦的思想和基础。因为他认为中国很早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譬如民主、人权、自由、和在很早就有提出，并不是西方所独有。这是一个可以与西方文明相统一的基础。西方的东西可以学习，只要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就行。何志雄先生主张，用天的概念统一中西方文明。因此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有很多可以做到的地方。比如宗教，它需要重新寻找形式、方法、和传播方式, 应该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各种宗教逐渐统一起来, 而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
概括来讲，新古典儒家思想是指――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民（人）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但是又与佛家道家背后的人的灵魂部分相结合的、既入世又出世的儒家思想，它是与一切宗教都可以兼容的、人类在行动方法和政治方法上的一套处理哲学，它是全球伦理道德统一和结合东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先秦的儒家，是的儒家、自由的儒家、人道的儒家，是“人格单一化”与“俗圣二元化”有机结合的儒家，是与佛道相通的儒家。
中国现在的思想, 应该是以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为核心, 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 并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形式方面或“术”方面提升自己。在不远的将来,中西方文明两者看上去、感觉上却没有什么区别。就像钢化玻璃与有机玻璃看上去一样, 但两者的物质结构、物理指标是不同的,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它们的区别才会显现出来。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看上去差不多。人们不能拿“相”、“色”去判断“性”, 前者好不一定后者好，反之亦然。但是“性”代表长远的东西，代表“相”可能变动的方向，代表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现在的“色”、“名”、“相”都是往昔种下的“因”所造成的, 包括改革开放、百年抗争的岁月、几千年的专制等等。而当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程度, 势力的崛起需要向世界展示新的“色”、“名”、“相”的时候, 中国潜在的“性”, 即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才会真正地显现出来。
当然，何志雄先生认为自己还有非常之多的不足，他说自己只是一滴水，“与先人相比，什么都不是”。因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徜徉书海之间，以书为舟，以勤为径，除了每天晚上和周末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思考写作更多的东西。最直观的主题就是，做人、生意、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即从做好人，做好生意，引领文化，创造价值，并身体力行地去回馈社会，做好事，做善事，做一个普通的人应该做的事。
何志雄先生相信――您的善行，正在影响着周边的人，影响着他们的从商之道和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千万个发光点一样，逐渐的，光会越来越亮，善的力量越来越大，世界因您而改变。因此何志雄先生在投资中的理念就是，以快于别人几步的方法进到一个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领域，然后通过经营赚钱，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这样一个状况。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一、交易费用理论起源
1.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拥有三个重要的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资源的利用和使用决策都是通过价格信号为指导。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密逻辑向我们证明：当各种资源的替代或转换率等于各自市场价格的比率时，财富的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由于整个市场的运作能够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地保证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所以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在无须成本、没有摩擦的状态下运行的，即交易成本为零。
2.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制度被简化为一种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产量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所掩盖。科斯不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说，①尤其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运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说，提出了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为正时，那么选择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发显得特别的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并认为，制度特别是一套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资源一样，制度选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到“交易费用—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传统价格理论硬核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成为理解世界更强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观点
1.国外主要学者观点。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补充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假设前提，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对交易费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终使交易费用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德姆塞茨（199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权权利交换的成本”，他在研究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费用时，将之定义为利用纽约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将股票变现所花的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还可以包括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或阅读金融报刊所花的费用；此外，他还以团队生产中监督劳动的困难来分析交易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偷懒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影响了团队效率。张五常(198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是一种“制度成本”，他所认定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律师、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人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费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巴泽尔(1997)从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角度来考察交易费用，他认为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所需要的费用叫“交易费用”，而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种属性，每一种属性都有可变性，这就使人们测量每种属性的费用难以估计，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两人在综合1982—1996年间涉及交易费用45篇论文后的感言：“交易费用理论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在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合同法、公司战略、合作金融、市场等。”他们同时又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声称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则将会带来更多的交易费用，然而，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涉及到因测定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大小。”
2.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引进、消化、深化及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虽然这一理论还不是十分完善，但丝毫也不影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热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将西方学者的定义挪用过来，创新性的理论较少，以金玉国、张伟、陈志昂、缪炳仁等年轻学者就宏观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他们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诺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过将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作了一下查验而已，也难怪刘春元（2001）等学者发出了“交易费用”是一个无用的概念的呼声。但近年来，赵（2005）和高帆（2006）两位博士却借鉴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思路，从考察影响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发，结合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原理，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终测算出交易效率数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3.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合作的关系与和谐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目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关键概念：技术方面（资产专用性）、人员方面（有限理性）和行为特性方面（机会主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属性。从这些概念出发进行推导，使威廉姆森背离了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科斯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事实，却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虽然威廉姆森也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交易费用作了翔实地阐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层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但威廉姆森却没有回答“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产生”与“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上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虽然可以说明或决定交易费用上升，却不能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存在。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证明：在不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时，市场交易费用是否就为零。由鉴于此，仍需要我们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展望
1.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与产权理论。如果能够将TCE与产权理论优势互补，以TCE意义上的有限理性为基础，借助产权理论相对成熟的模型技术，重新构建一个统一的不完全契约理论，那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聂辉华，2004）。但是这种前景诱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要解决好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对“有限理性”的精确定义；其次，在对待“机会主义”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样模型的解释力才会更强。
2.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构建行为人的心理决策模型，如前景理论；二是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构建模型来解释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形成了诸如行为宏观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学决策模型，需要假设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和策略行为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制度—博弈规则—演化结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数学建模，需要构建一种涵盖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效用函数，这对博弈论框架的TCE来说同样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3.交易费用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规则，但是却难以解释博弈规则的内生问题，只能穷究于政治过程乃至意识形态、文化等外生因素，实际上不能在终极意义上回答制度的起源问题。而演化博弈学派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均衡，认为博弈规则是参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一致时自发演化的结果，这就将博弈规则完全内生化了，有效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问题。借助演化博弈论，青木(1996)等创建了一种“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经济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现象。因而，借鉴和吸引演化博弈学派相关理论及其假设前提，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假设找到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诸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找到心理学基础或微观决策模型？如何解决机会主义与事后调适的矛盾？如何解释组织的起源、互补和多样性问题？如何将资产专用性内生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家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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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9，（1）：1.
[4]Coase（1998）：“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1111 East 60th Street ，Chicago ，IL 6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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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9.
[6]巴泽尔.产权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9.
[7]Aric Rindfleisch & Jan B.Heide.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rture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引言
2011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了，萨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两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实证分析与理论的结合，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凯恩斯（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为萨缪尔森与托宾等继承，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是70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战。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而个人行为的改变会使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是难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计量经济模型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动态计量经济学在理性预期中运用
根据“卢卡斯批判”，经济人会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随时调整自身的参数。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能持续描述经济主体的变化，在拟合一段时间后，误差将逐渐加大。经济学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利用随机数据来反映理性预期的思想。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一个AR（自回归）过程的估计，可以转化为一个无限期随机项的MA（移动平均）过程，这样就可以利用随机误差项对参数的真实值进行估计了。萨金特（1980）使用了厂商优化模型来体现理性预期的思想。设厂商目标函数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为贴现率，n■为第t期劳动力投入，α■为第t期技术水平，w■为第t期工资水平。γ■，γ■，β为待估参数。根据利润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资率和技术水平内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个1×p的向量。定义π（L）=（ρ/δ）（λ）■[1+■（■（λ）■a■）L■]，则误差项为α（L）et=π（L）v■■，定义μ（L）=n（ρ/δ）ξ（λ）■[1+■（■（λ）■ξ■）L■]，c■=v■■-vv■■。对v■■的OLS估计可得第t期的最优劳动力投入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过ML估计出参数r0，γ1，δ，v，α（L），ξ（L）这些估计出的参数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最优目标中含有的参数以及技术水平参数，这样就可以通过所估计的参数来体现理性预期思想了。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在一般均衡中的运用
（一）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
与萨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区间问题，他认为，二次可积函数中具有滞后分布的时间序列分布模型的时间距离和频率空间是等距同构的。在这个度量空间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可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时间序列季节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
（二）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假设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而另外一个变量的滞后项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该检验只是体现变量与滞后变量的整体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对另外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西姆斯（1972）在格兰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方法，他认为在时间序列中，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对滞后项的整体性检验存在错误。他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是通过比较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与另外一个变量的未来值为解释变量时，回归后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对货币供应是否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怀疑，并对这些实证研究提出了反驳。
（三）有关离散时间模型
西姆斯（1971）认为当把具有连续时间分布滞后的计量转化为离散时间的计量时往往需要对分布滞后项增加平滑约束条件使得估计更准确，西姆斯（1980）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广泛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西姆斯（1988）认为在贝叶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参数是无法量化或量化不够准确因此无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给参数赋值。研究者从简化模型的角度出发，经常只需估计有限的参数，这样会导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通过模型检验选择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检验的显著性会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而非样本本身。另外，许多研究者经常利用估计好的模型进行事后检验，通过对未来值进行预测，比较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距，从而检验模型设计是否合理。这种方法在短期时间序列模型中比较有效，在长期却很难成立。在预测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则性和协方差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实际预测中，非正则性和非平稳性会经常出现，这使得预测误差变得很大。
三、结论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后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与西姆斯，使得动态宏观计量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且对传统经典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样本最小二乘估计法被放弃，而使得大样本的ML、GMM、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广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波动分析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动态计量方法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因此，萨金特与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应用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在经济决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极大的运用。
参考文献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关键词：智能交通；交通运输；经济学
大众对交通安全、交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说明了人们通过智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城市交通拥堵的大面积爆发让人们对智能交通改善交通环境带来更多的期望。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际智能交通企业、安防企业开始进入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时，我们都明白城市智能交通迎宋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将其整合成为目前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个经济学研究基础框架，也不断受到来自于经济学内部发展的挑战。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组织问题关系不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它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与企业的内部组织无关)这个黑箱，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略而不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对于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争议，但是发端于斯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尤其一系列的基本假设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现代金融学中引入时间和货币等因素，取得像期权定价等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还有公司财务领域，也是在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修正基础做出相应的成果；还有激励机制设计、最优税收制定等等理论研究突破，都从给予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的。这些成果许多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同。研究实践表明，对经济学中假设的某些部分进行修正，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相关的说明，将有助于该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化、概念化的马歇尔的这一支经济学研究脉络。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脉络联系，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经济学一定需要获得主流经济学的承认。相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解释力，使之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通过修正来自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交通运输经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为交通运输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假设的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又反过来对经济学研究提供深化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有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过程。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或理论假设前提也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产品需求、生产供给的角度展开。
第一，在微观经济学中，假设具有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市场，作为有效率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但是需要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交通运输资源就是那些能够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应当如何进行最优配置呢?在交通运输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低，相反一些非价格机制的组织活动对于交通运输资源的配置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来，不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而透过公共领域资源配置资源就成为的研究领域。个人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假设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分析框架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只有需求定律存在才能保证，价格机制正常的工作，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求定律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假设，因为任何物品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会是一样的。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至少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空间不同点之间的位移达成；二是时间不同点之间的协调；三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这些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有时是单质的需求，如只求快速到达、或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等等；有时又是多质的需求，如既要快又要舒适等等。在交通运输产品需求中时间的缩短和准点成为重要的需求指标，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金融、货币等领域通过利息研究时间价值外，对于时间的需求研究如何涵盖在需求定律中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2
《金融学》是一门研究金融领域各要素及其基本关系与运行规律的基础理论课程，是商科类专业学生必修课。目前，国内很多研究型大学在金融学课程的教授中，偏重于理论的讲述和模型的解读，普遍存在金融知识学习与领域知识学习相互分离的现象，缺乏综合性、复合型卓越人才全面培养和提升的方案。同时，也忽视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金融企业的需求。在金融创新不断向广度深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应用型本科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所以精品课建设中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进行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对金融学课程教学进行深入研究，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方案使学生从多方面参与教学过程，以达到活学活用的目的，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精品课程建设的精髓所在。如何从教学方法、内容体系，考评体系等方面根据经济发展、金融理论研究的新变化进行不断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同时，在金融学的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质量，重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重视金融业务技能的培养，重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配套改革。
为着力解决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精品课程建设问题，“金融学”课程项目组以优秀教学团队为基础，以“金融学省级精品课、金融学省级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省级教研课题”为依托，结合现代金融业发展特点，在传统金融学精品课授课和建设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模式，“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精品课建设模式，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应用价值的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精品课建设的成果。
“学”指的是教学过程体现应用型。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指导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首先，有结构优化的教师队伍，六位主讲教师中四位具有教授职称，两位具有博士学位，四位有出国经历，如此高职称和高学历结构是我院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不同层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展示不同的教学风格，利于学生吸收百家之长，融会贯通。
其次，制定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大纲，学生根据执行性较强的大纲，及建设完备的BB系统、ICAN系统、LMS系统进行课前准备。信息系统的有效支持，利于教师将课程内容的学习实现课上和课下的有效融合;同时小组学习模块，便于学生小组学习分享;特别是其全方位的考核系统，把过程考核及期末考核进行加权，体现素质教育，同时学生和导师都可以实时的对学习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矫正。
最后，在教学过程中，侧重由“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阶段的转变。把新的课程设计、新的课堂教学等等一系列基于SCL教学模式的全新设计方案―恰当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第一，通过“新闻小讲师”项目，养成学生关注时政的习惯和对新闻的敏感度，逐渐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在金融学授课过程中，每节课抽出2-3分钟时间，安排学生选取热点新闻事件进行播报、点评，一学期下来，学生不仅课上讲新闻，课下说新闻，而且经常自主的三五一组的对新闻事件发表独到见解，该项目的溢出效应还包括学生的语言表达力神速提升。第二，基于学生认为理论知识枯燥的误区，我们采用“翻转教学”及“对抗赛”教学形式，提高大家学生知识的热情。例如在讲述《金融学》货币的形态的内容时，安排学生课下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陕西钱币博物馆，通过导游的讲解，了解货币的发展历程，课上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组织大家对典型货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宣讲，通过认知参观、资料查阅及小组展示的形式，让学生真正全面的认识货币演变的本质，进而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认知当今的电子货币、比特币的产生和发展。讲到《金融学》西方经济学派时，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网络辅助教学，把PPT等授课资料上传到Blackboard系统，课前要求学生在线学习，课中把学生分成四组“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数量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对学习资料展开讨论，各小组“华山论剑、坐而论道”，陈述各自学派的理论及应用价值，对不同学派的政策及应用进行时效分析，营造“百家争鸣”的课堂气氛，课后布置作业检测学习效果。学生高兴的说：我们在金融课上也可以“玩转课堂”。第三，组建兴趣小组，进行分享交流。金融知识博大精深，同时知识繁杂，在授课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对投资工具的偏好，我们组建了银行、证券、保险、外汇、期货、基金、黄金等项目小组，老师确定主题，每周召开小组例会，讨论关注金融工具的心得体会，以及投资金融产品模拟演练的盈亏情况。不仅巩固的课上所学知识，同时还挖掘出了很多主动学习的机会。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改革，获益的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整批学生;改变的不是一门课程，而是教会了学生学习的一种思考方式和方法，真正把素质教育贯穿于授课之中。
“产”指的是实践性教学过程体现应用型。
突破课程学习和创新实践活动割裂的局面，建立探究性引导、课程融通、课外创新实践个性化的培养载体，探索并实践了促进学生“自主定位、主动学习”、面向“因材施学”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化、层次化、渐进式的实验实践教学载体，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持续、递进提升。其特点包括：突出引导学习模式转变、突出强化思维训练、突出实验与实践为途径、突出课程与课外相互融合。通过参观调研，进行行业认知;通过校企合作，开阔视野，了解行业发展动态，目前我们已经与东方华尔、华西证券、华夏银行、招商银行、西部证券、中国人寿等多家金融机构开展课程开发、行业培训、校企共建实验室、实习实践项目、资格认证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校企合作模式。金融知识进社区项目，更是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服务社会;每年基于金融学课程对金融知识的学习，组织学生到西安的各个社区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广泛宣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知识，进一步提高居民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全民的金融素养，教书育人，回馈社会，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知识服务于社会的价值，树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念。通过参加全国专业大赛，进行知识运用，展示专业才华，目前我校金融专业学生已经参加全国大学生银行综合技能大赛、全国十佳理财师大赛、全国金融精英挑战赛，与行业联手举办的金融营销大赛、股票交易大赛等多项赛事，同时作为承办方承接了金融行指委举办的金融行业大赛及全国大学生银行及保险大赛，参加和举办各种专业赛事，不但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行金融知识和技能的切磋，提高了金融服务意识，实现学校理论学习与行业需求的有效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赛事平台交流金融教学经验，取长补短，为金融专业的教育教学积累宝贵的经验。
类型 实践项目 成果
参观 调研
行业 认知 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中的古钱币馆 参观心得体会
组织学生到金融机构参观学习 参观心得体会
开展假期银行、保险产品的调研项目 调研分析报告
校企 合作
服务 社会 与浦发银行携手金融企业大讲堂项目 心得体会
聘请行业导师，协同授课 实践项目
采用小学期制，安排学生到建行、西部证券、中国人寿实习 实习报告
与民生银行携手进行金融知识进社区项目活动 项目总结报告
参加大赛
能力提升 金融知识大赛、金融小讲师 获校级奖励
参加“全国股票交易大赛” 获西北赛区亚军
参加“全国十佳理财师大赛” 得陕西省第六名
赢在新起点-全国银行综合技能大赛 获得全国赛亚军
全国大学生银行综合业务技能大赛 获得全国赛团体第三名
金融协会专业性的社团活动、香港游学活动 丰富的第二课堂
“研”指的是科学研究成果体现应用型，实现教学科研融合。师生把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专业性问题及教学改革的经验，以科研课题的形式进行专项研究，在把科研的成果应用到教学中加以验证，如此循环，实现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同时，我们学院还成立了“博鑫苑”科研工作站，让学生成为科研助理，参与到课题中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同时，为未来毕业论文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类型 科研项目 成果
教学研讨会
展开校级交流 邀请行业专家讲座、博鑫苑研究型社团 知识深入扩展
金融学院组织2012年金融论坛、2011年教育研讨会 宣传自我，资源共享反思总结
参加全国的专业交流会及培训 自我提升不断进步
自编教材
总结教学经验 《金融学》天津大学出版社 教学经验的总结
《国际金融》天津大学出版社 教学外延
《金融概论》西北农林出版社 教学经验的总结
课题研究
实现教研相长 “以学生为中心”金融理财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教学方法的研究
宏观金融监管下西部地区金融风险控制及对策研究 金融风险研究
基于混业经营趋势陕西省商行金融创新风险研究 金融创新研究
陕西省构建普惠农村金融体系对策研究 普惠金融研究
陕西省县域农村金融生态机制优化研究 生态金融研究
基于产业转型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 应用本科教育研究
“产学研”为一体的《金融学》精品课程建设模式实施以来，成果丰硕。
1.学生能力提升，培养效果明显
学生多次参加“金融知识竞赛”、“银行综合技能大赛”、“十佳理财师大赛”“股票交易大赛”，成绩斐然;并多次在校报等杂志上。
2.教学资源不断丰富，有效推广校内资源应用
金融学精品课程已经完成的全程视频教学，BB系统上的教学资源非常丰富，金融辅修专业的学生及高职学院的金融学课程都已经通过网络访问本课程的网站进行远程学习。
3.取得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教学改革
金融学课程建设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大纲编写已经完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建设已经趋渐成熟，“小学期”实践教学模式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产学研一体的教学改革已经形成基本的运行机制。
4.示范辐射面广
建设经验多渠道推广交流，每年接待大量的来我校学习交流的师生，《金融学》示范教材广泛应用，目前使用量达1000余本。
5.社会认可度高
从学生的学习情况，在2013年的本科教学评估中，得到专家的好评，学生学习热情高，学习投入度大。学生实习情况，得到建设银行西安分行及平安银行西安分行的好评，学生应上岗时间短、上手快、实践动手能力强，能将所学理论知识跟工作结合起来，是较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6.有效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的长效发展
精品课教学团队长年开展金融教学、产学研结合方面的研究，近3年来，30余篇，编写教材10余部，省级课题约20余项，极大地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动精品课程建设的长效发展。
7.强化实践、突出创新的教学改革成果得到了学生的好评
历年评教调查中，课程主讲教师学生好评排名均在全院前列，团队教师学生评价最低分不低于90分。
我们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如金融学课程日常教学中，根据学校学生情况的不同，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进行合理安排的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大批量的接纳学生实习，在实行小学期过程中，不同批次学生的学习和考试平衡等问题，有待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史文婷.基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D].南京邮电大学，2013.
[2]王艳梅.精品课程的网络资源建设研究与实践[D].上海师范大学，2012.
[3]吴宁，冯博琴.对国家精品课程转型升级与资源共享建设的认识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2（11）.
[4]周子游.国家级精品课程网络共享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2.
（一）确定《国际金融学》课程的内容范围
《国际金融学》是从开放视角研究一国金融市场中的变化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运行的影响。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其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不仅是针对中国等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即使是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西方很多高等院校中，国际金融都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然而，由于经济背景、历史习惯等的差异，中西方对国际金融范畴的理解相差甚远。西方的国际金融理论着眼于探讨跨国经营的公司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如何在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国际市场中，做出尽量正确的财务决策。而我国的国际金融课程传统上倾向于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背景下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的问题。 随着中西方经济与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 国际金融学科体系进一步改革和融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国际金融学科应以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市场为主线， 研究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化进程中行为模式的变化。依此思路，国际金融的范畴应当是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1. 《国际金融学》课程目标：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国际金融学》的目的在于应用金融工具和计量方法来解决金融业界提出的有关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风险管理、风险度量、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以及投资优化等各种问题。应用是学习《国际金融学》的主要目的，数学和计量方法是学习《国际金融学》的工具。根据我们的教学实践和对人才市场需求的了解，为了全面提升学生学习国际金融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要，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数值计算能力。数学建模就是建造“桥梁”，把金融实际与计量经济学联系起来，把金融问题转化为可以度量和触手可及的数值计量，为人们应用数学和计量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建模是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和起始点。 为了培养学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在加强学生对现代数学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提高数学基本功的同时， 必须逐步加深学生对现代金融市场基本概念的理解，以提高对金融实际的感知和直观能力。而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恰好是目前我们所教本科生的缺陷，因此应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和能力。
2. 围绕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构建《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如上所述，数值计算能力是利用计算机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大型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数据的处理和实际问题的数值模拟成为可能。随机算法与确定性算法在金融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生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已成为实际部门招聘人才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 因此，国际金融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应该围绕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来进行。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原理-方法-应用”的《国际金融学》课程体系。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体系改革，走出一条国际金融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道路， 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培养高层次的国际金融专门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体系建设
经过我们的教学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河南大学的金融学课程体系。具体由以下三个教学环节构成：
（一）国际金融市场
本教学环节旨在介绍国际金融学中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方法，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现代金融意识，使学生掌握外汇和外汇市场的基本理论，为学习后续课程做好铺垫。
1. 离岸金融市场。二战之后，国际金融市场所发生的最突出的变革无疑体现在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上。最早的离岸金融市场――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源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即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但其飞速发展却应归功于在岸金融市场中所存在的严格管制。例如，当时美国有关利率上限规定的Q条例为欧洲美元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1963年的利息平衡税（美国人购买外国证券所得的高于本国证券利息的差额，必须作为税款缴纳给国家）与1965年的对外信用抑制计划（美联储针对美国银行向外国人发行的贷款所制定的限额） 有力地支持了欧洲美元贷款的需求。虽然目前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依然在迅速扩大，但随着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监管环境差别会越来越小，这是否意味着离岸金融市场正在逐步丧失其独特的优势，并最终趋于消失呢？或者，除了监管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约束条件影响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竞争？
2. 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体现在新的金融工具、新的交易技术和手段、新的组织机构与市场的创造等方面。其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在股票、债券、基金等数量相当有限的金融工具的基础上，一系列崭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问世。如，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金融衍生工具有货币期货合约期权、股票指数合约期权、欧洲美元期权、掉期期权、美元及市政指数期货、平均期权、长期债券期货和期权、复合期权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工具有长期权益参与证券、债券差价认股权证、固息浮息合成票据、股指增长票据、价差调换、杠杆价差票据、优先股购买单位、灾害保险期权和期货、衍生头寸证券化、消费信贷证券化、航空组合证券化、飞机租赁证券化、重新确定利率上下限的浮息票据、双重货币证券化、与股权业绩挂钩的证券、灾害优先股卖出期权、通货膨胀指数化的长期国债、平行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环节的主要内容及相应的课时安排见表1。
（二）跨国公司管理
据统计， 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80%～90%， 发达国家4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因此，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成为《国际金融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
与国内公司相比，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更为复杂。由于跨国公司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因此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它的生产、投资与筹资活动不必拘泥于一国或一地。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跨国公司所面对的成本-收益曲线要比单纯的国内公司更加理想。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品种更为丰富、 交易速度更为快捷的今天，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与此同时，和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国外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藩篱仍然没有消除，商品、劳务与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这些障碍体现在具有歧视性的税收、运输政策及其他规章制度上，由此加大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也是相当普遍的。
正是由于跨国公司业务类型、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与国内公司相比，它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更加复杂，同时汇率风险和政治风险也依然存在， 因此与国内公司相比，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虽然也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无疑要求更为复杂和高超的技术。本教学环节的主要内容和课时安排见表2。
（三）内外均衡
内部均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与外部均衡（国际收支的平衡） 的同时实现无疑是一国宏观经济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因此也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教学环节包括对几种不同的国际收支理论的探讨、内外均衡即期政策的阐释、汇率制度的选择、在资本流动过程中金融危机的防范和管理等内容。
对内外均衡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18世纪提出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 该理论曾对当时金本位制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途径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现代内外均衡理论的奠基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凭借其提出的“丁伯根法则”于1969年成为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法则”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要达到N个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但这一法则对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方法并没有做出深入的探讨。之后内部均衡理论研究的大师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和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的政策搭配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一石不能二鸟”的原则，也相继获得了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这足以说明内外均衡问题在国际金融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丁伯根法则”的基础上，结合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特别是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建立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相互关系的2×2模型，将国际收支平衡的概念从只包括贸易项目扩大到囊括资本的国际收支的总平衡。米德的模型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内外均衡理论的框架。1976年多恩布什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内，对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与前人不同的是，多恩布什强调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调整速度上的不对称性，当货币市场失衡引起汇率变动时，商品市场由于价格刚性调整速度慢，金融市场由于价格弹性大调整速度快。调整速度上的差异引起了汇率超调现象，而汇率超调又会引起汇率的易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