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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汉语是中国人必须学好的一种语言。中职学生怎样才能学好汉语呢？怎样才能上好中职语文课呢？中职学校学生础薄弱，学习积极性较低，对语文课学习不感兴趣已成为许多职业学校语文教师的共识。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我校根据根据中职学生现状，体现职业特点，实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和教学。
中职语文教学定位于应用，语文作为其中的一门文化基础课，应和专业相结合，和学生相结合，和专业结合，教材先行。我校自己编辑教材，教材编排应以“必需够用”为原则，内容力求做到通俗化、现实化、实用化、生活化的统一。让课文内容和学生所学专业贴近，课文思想和所学专业互融，口语、写作为学生就业做铺垫。和学生所需相结合，以相应的教法做辅助。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我们应正视学生的学习现状，承认学生的水平不同，扬长避短，通过各种教学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兴趣，挖掘他们的潜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应重点培养学生以下两种语文能力。
一、会说话，能说话，愿说话，说好话
大部分中职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和别人沟通能力应该是必备的。但现实是中职生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差。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所见所识不多，情绪不稳定；另一方面是中职语文教学忽视了对沟通这方面的能力训练。语言沟通能力训练的第一步是要让学生自信，让学生建立一种愿意和别人沟通、主动和别人沟通、具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克服爱溜号、不爱学习、不肯主动回答别人提问的现象。学生拥有了自信，课堂教学的路就一马平川了。其次，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从齐读入手，循序渐进，然后个人朗读，先让学生开口讲话，然后通过自我简介、讲自己家庭的故事、背诵古诗等活动让学生正确流利地发音，做到吐字清晰、自然流畅、没有地方语言，做到会说话，能说话，愿说话，说好话。
二、能看懂，能听懂，能理解，能执行
目前新闻写作学科多数高校使用的教材，都以理论为主体编著的。教师在教授新闻写作理论时，很容易成为一言堂，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这和“学生本位”的教学模式完全背道而驰，因为新闻写作能力是新闻专业学生和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新闻写作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新闻写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够灵活运用到采访和写作中。但教师容易忽略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重理论而轻实践，使学生只记住了理论而没有提高写作能力，也就无法培养出实用型的新闻人才。
2004年，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程》被列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李希光认为好的新闻教育应该是：教学永远为新技术和新知识敞开大门；通过师生间的交流传播知识；课堂教学是教师和学生最好的关系状态；学生和教师共同探讨问题；教师激励学生提出问题，引导他们理解和认识新闻报道的复杂性和观点的多样性；教师帮助学生发现宣传、意见、事实三者是有区别的。①李教授的这些理念在新闻写作教学中具有适用性，对于新闻写作课程的教学具有启迪作用。
二、运用好“学生本位”教育模式，在新闻写作教学中处理好三大关系
学生不能很好的吸收课堂知识，甚至不愿意听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课程内容不能引发学生兴趣。怎样使学生对课程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就要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去求知，让学生想听要听想参与学习中去。推行“学生本位”的理念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1、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罗克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详的课堂气氛。”②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完成共同的教育任务进行交往而产生的关系。尊师爱生，民主平等的和谐师生关系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也是现代教育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谐的师生关系往往从破除教师权威开始，特别是像新闻写作课程，只要新闻作品反映了客观现实，承担了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好的新闻作品。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权威自居，搞“一言堂”，不许学生提出异议，现在的90后学生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面对这样的教师，他们往往反感，也不会因为老师的“权威”而产生崇敬感。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抱着互相学习、平等互敬的态度面对学生反而会赢得学生的尊敬，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2、处理好教学中指导与教导的关系
在新闻理论教学中，处理好指导与教导的关系至关重要。真正把握好总体指导，具体教导的原则。大学的学习是自主的学习、兴趣的学习。课上教师将学生领进门，学生课下的学习也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课下学习没有引导的责任。学生课下的学习往往以课本为主，由于理解能力和知识系统程度等方面原因，很多学生对于教材的编排思路，知识的重点和难点等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理解，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梳理教材，分析教材的重点和难点。以刘明华、张征著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写作教程》为例，其上编部分为总论，介绍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要求、角度、跳笔、语言等带有普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写作毕业论文和教育教育职称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遍性的内容；中编和下编则分别系统地介绍了消息和通讯的写作。此外，教材对网络新闻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在具体理论部分，以人物通讯为例，教材主要介绍了人物通讯的定义、我国人物通讯发展轨迹、人物通讯报道对象以及人物通讯的写作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写作要求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和难点。这样通过横向与纵向的结合，点与面的结合就使学生清楚了教材的编排思路和重点难点，甚至能够复述出教材主要内容和重点内容。破除了教材理解上的难度，学生便有了学习兴趣。
3、处理好教与学的互动关系
“教”与“学”的有机结合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核心。“教”、“学”本就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教学相长。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顾自己，不顾学生是否理解是否能接受，只为追求教学进度，单纯地认为教师职责只是“教”，学生职责只是“学”，为教而教，是不能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的。真正好的教学是“教”与“学”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多抛出一些有引导性的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窠臼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要抛出一些具体的案例，让学生动手去做，比如以新闻写作教学中的导语的写作为例，给出以下材料让学生进行导语写作的练习。
“一个上海青年，他是位个体户，他名叫程铿，今年5月10日，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请这位青年为总工程师，这位青年一无学历、二无职称。”③
一般说来，学生在写作中会出现很多种组合形式。如：
（1）以时间开头：今年5月10日，一位上海个体户青年程铿被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请为总工程师。尽管他一无学历、二无职称。
（2）以人物开头：上海青年个体户主程铿，虽然一无学历、二无文凭，今年5月10日却被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请为总工程师。
（3）以人物的定语开头：一位一无学历、二无文凭的上海青年个体户主程铿，今年5月10日却被北京一家研究所聘请为总工程师。
（4）以用人单位开头：北京一家研究所今年5月10日聘请一位一无学历、二无文凭的上海青年个体户主程铿为 总工程师。
针对以上导语，充分调动学生，让学生发表意见，究竟哪种导语更具有可读性和新闻性，教师加以总结，不一定要有最终结论，这样能够引起学生注意，掌握几种导语的写法。
三、运用好“学生本位”教育模式，建立以实践为主体的教学机制
1、让学生在新闻写作实践中去体会理论
新闻写作是一门理论丰富的课程，但它也是一门需要将理论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的课程，而新闻写作的实践无非就是撰写新闻作品。要提高新闻写作能力，除了鼓励学生到媒体实习，切身感受媒体氛围和日常运作，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学生的日常学习。以人物通讯写作为例，人物通讯是以通讯的形式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反映其行为、事迹和生活，再现其精神境界、人生轨迹和生存状态，从而达到教育启迪或监督批判、警示社会的目的。基于人物通讯的这些特点，需要学生深入了解具有新闻价值、具有故事性和可报道性的某一人物。很显然，仅凭学生自己的能力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采访一些有故事的人物，例如当地养老院的老人或退休的老兵，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教师利用自己的人脉邀请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为学生做演讲，并实时提问，这样既能够使学生感受到真正的采访氛围，又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一举两得。
再比如，学生如果要采访一个在养老院工作的人员，可以去养老院做一周的义工，体验工作人员的辛劳与酸甜苦辣，那么学生在采访和写作的时候就会有方向感，也就能集中地把握主题。
2、让学生在经典新闻作品阅读和点评中去感知理论
阅读经典新闻作品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写作能力，阅读各种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可以增加学生的阅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于各种类型的新闻作品有了一定的阅读量后自然能够积累丰富的背景知识与专业写作知识，从模仿中开始，在创新中升华。这样学生在将来的新闻工作中才会“下笔如有神”。曾经有一个已经参加工作五年的学生说，他读作品的时候无论文学的还是新闻的还是其他书籍，他都要做笔记，记经典的词汇，经典的手法，还写读后感。后来他在写新闻的时候经常能够信手拈来，就得益于他平时的积累。有总结的阅读，有意识的阅读会构筑一个人博大的精神世界。
3、让学生在新闻作品的考核中去升华理论
教师应该认识到评价新闻写作课程教学成果的最终标准还是学生的新闻写作能力，而不是教材中的理论。所以在课程的考核中，教师大可不必通过一纸试卷评价学生的学习。而是适当增加实践在考核中的比例，例如综合学生的课堂表现以及历次新闻作品的好坏最终给学生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这样也可以避免学生在考试前疯狂记忆理论知识而不重视平常的写作能力培养的现象。
4、让学生在创新中培养写作能力
新闻界有云“新闻常新”。新闻写作最忌守旧。在授课的过程中灌输学生这样一种观念：任何著作或任何权威人士所谈的新闻写作技巧和方法，都不过是迄今为止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们不应成为束缚我们的框架，更不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写作毕业论文和教育教育职称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能把它们看作不能改变的教条戒律。无论怎样模仿只是开始，真正的新闻写作还需要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其新的发展和变化，才能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总之，“学生本位”的教育模式对于高校教育是一个大课题，其中，运用好“学生本位”教育模式，突破新闻写作理论教学瓶颈；处理好新闻写作教学中三大关系；建立以实践为主体的教学机制，就能够充分发挥“学生本位”教育模式的优势，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闻人才。
参考文献
小学生的学习调动起来后，可以鼓励学生大胆地对教学内容提出疑问。当然他们的提问能力和找出问题的能力有限，甚至有些不值得一问或者很可笑，但这显得尤为重要，让学生根据自己身边的生活实际，对课文内容提出疑问，并锻炼学生多提出疑问，把能想到的都说出来，这样既锻炼了口语交际能力，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学生的发现问题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的，这必然产生了创新的冲动，经常说“亲其师，信其道”。学生通过你的课，喜欢你，爱上这门课，慢慢地自己就敢提问，乐其思，勤其究。建立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创造惬意的育人环境，营造宽松、民主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爱问，让学生自主掌握课堂空间，让学生乐于学习语文。只有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才能产生创新的动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自主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进行双向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一种途径。
其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
如果仅仅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不能应用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那么也不是语文教学“人本意识”的完整内涵。因此，语文教学应当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作为题中之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课堂上，以读为主线，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读书的方法和形式，使读的训练渗透整个课堂中，让学生在读中去体会。可以安排学生自己去理解读的部分，其中好的词句、好的片段，思想感情内容变化。学生读书加以老师的引导，帮助学生实现悟读和朗读的方法，每个句子都细读和多读，任凭它多么深奥，我们也可以一探究竟，全在掌控之中。
主动阅读这个主体不能丢，让学生来主导。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什么样的语文教学都离不开朗读，无疑朗读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教学方法花样翻新而已。语文老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把控好，详细之处且详细，重精点处且精讲，必要的是学生也要阅读好教材，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不能少。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能读懂，理解到，记得牢，学生的学习才有效。如，在讲《小池》一课时，教师提前准备一些夏天清静柔美的图片画面，再配上赏心悦目的轻音乐。然后学生自己一遍遍地去朗读，去感受汉语的魅力，去身临其境体会文中的美景。让语言文字去装点学生的心灵，让文学知识去丰富学生的头脑。小学生可塑性非常强，通过语文教学，引领得当，反复的朗读、背诵和想象，可以得到充分的对诗意的感悟，那种能量的释放是不可想象的。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在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中，其实施过程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课堂理论教学所进行的课程实习、演示、实验以及演练等，来解决在教学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第二，教学实习与技能强化训练的独立设置，在实训基地模拟环境或者相关的实验室来进行教学活动，以此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使其能够更加熟练地掌握该专业的各种技能。第三，在实训基地或者校外企业实际工作环境来进行毕业实习与见习，以此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使学生能够灵活应用所学的知识。
随着高校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由于企业和学校之间缺乏相关的管理机制，导致高职教育慢慢出现了一些弊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教育，忽略了实践这一环节，即使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实践教学法，但是因其内容较为滞后与陈旧，其内容多数停留于验证性层面上，尤其是过度注重实践教学方法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长期下来，导致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比较差、创新精神不是很足，当其进入到社会以后，其适应能力比较差等。
2.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
在高职院校中，以能力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突破了传统就事论事的这种平面式研究方法，建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一种高职人才培养立体工作体系，基于高职人才的培养目标，构建了相应的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三个基础层面，即实践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体系以及课程结构体系，即职业岗位培训与职业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三个课堂”联动实践教学体系，行业模块与专业平台相结合的课程结构体系。其中三个课堂是指毕业实习和实训课堂、理论教学课堂以及教学实习课堂，在该体系中着重强调的是实践教学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从实践教学体系的具体内容出发，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将实践教学放在和理论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更高的位置，按照各专业的能力要求、素质要求以及相关的知识要求等，添加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确定实践教学的时间。第二，将就业作为导向，将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看成和第一课堂同等重要，同时还应该从第一课堂延伸至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活动必须要满足专业教学的要求，便于在这三个课堂联动过程中能够形成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第三，适当减少理论课时，增加实践教学课时，促进第一课堂中的必修知识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中的选修知识之间的互动。此外，在第一课堂中还应该提出相关的扩展知识，在第二课堂与第三课堂实践教学中，在技能知识与创新知识的基础上又重新提出了素质技能这一概念，这些均是对传统教学的创新与突破。
3.研究的方法以及思路
能力本位主要包括从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创业能力，在现代教育中，其能力本文教育概念不仅仅是指职业技能，而是指可以在这个动态社会情境、生活情景以及职业情景下，采用全面且专业化且勇于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行动。
为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从实践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体系以及课程结构体系出发，凸显实践教学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着重从以下三种实践教学模式来进行研究；第一，“2+1”模式，即企业从一开始就直接介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在教学最后一年，由企业来组织和指导学生实习。第二，“1.5+0.5”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二年制所采用的模式，即学生在学校学习一年半以后，再到企业顶岗实习半年的时间。第三，“2+0.5+0.5”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学生在学校进行两年的理论教学，接着再在学校进行半年实践教学，最后再将其安排到企业来完成半年的顶岗实习。这三种模式，每一种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实际应用时，应该结合高职院校发展的趋势以及其专业的基本特点等。
4.今后研究的相关建议
第一，当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要加强其管理。第二，逐步完善支付实践教学成本的相关政策，学校应该明确规定各类专业的支出费用在整个学费中所占的比例，以此调动高职院校中各专业与企业之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规范其具体使用的范围。第三，增强政府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所起的推动、组织和引导作用，由于企业参与办学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以及人力，但是所得获得的经济回报却比较少，使得企业办学的内部动力不是很足。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或者管理方法，予以相应的政策扶持，从而达到校企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桂英，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教育科学，2012，28（3）：38-42.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为此，我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展开想象，勾勒出在绝望中奋进的谈迁的人物形象，释放蕴蓄在生命深处的能量，演绎打不垮的人生。
一、活用关键成语，勾勒人生场景
语文教学要抓好工具性的落实，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为此，新课伊始，在导入环节，我便从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抓起，一方面检查学生对词语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串联起文本，帮助学生有效梳理课文的内容。
师：文中有不少四字成语，请大家找出来，看谁找得全。
生：“家境贫寒、化为乌有、奋笔疾书、茶饭不思”。
学生通过仔细搜索，找到了更多的成语，如“鸿篇巨制、夜难安寝、博览群书、年老体弱”等。我将这些成语重新排列，让学生一边听着我的朗读一边想故事。学生们很快将成语串联起来，并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说：谈迁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终于在50多岁时编纂了明史。可是没有想到，这部书被小偷偷走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了，这对他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夜难安寝，茶饭不思，但还是咬牙坚持，决定从头再来。他年老体弱，一袭破衫，重新收集资料，四处寻访，奋笔疾书，最终完成了《国榷》。
通过词语的活用串联，学生对文本有了认识，构建了故事框架，为接下来的入境悟情奠定了基础。
二、抓住抽象数字，从逆境奋起
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关键所在。如何读才能读得入心，让学生读懂谈迁，读懂谈迁的精神？这是文本的难点。课文没有过多的细节描写，但简单的白描式叙述恰恰给学生提供了想象和品读的空间，可以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与文本展开对话，进行个性解读和体会。
师：大家有没有发现课文中有很多的数字？请画出来，读一读句子。你们读出了什么？
生1：谈迁太艰难了。
生2：谈迁太伟大了。
学生从数学入手，理解了谈迁的努力和行动：他50多岁，修改了60多次，写了500多万字，而到了60多岁，还要从头再来。但单纯地用这些数字来解读谈迁，并不足以打动学生的心，只有进入特定的情境，学生才有深刻的体验。为此，我让学生展开想象：500多万字的书有多厚？相当于多少本作文书？他为了查阅史料，带着干粮走100多公里，100多公里有多远？他会遭遇什么样的天气？会承受什么样的艰辛？
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眼前出现了风吹雨淋的谈迁，长途跋涉的谈迁，佝偻着身子的谈迁，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的谈迁。20多年，寒来暑往；60多次，手不停笔；500多万字，字字如金。谈迁的人生变成一幅幅画，变成一串串数字，在学生的脑海中盘旋。
透过抽象的数字，学生如身临其境，切实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
师：谈迁的稿子被偷了，你感受到了什么？
生：我感受到了他的悲痛欲绝。
文本只用了几个成语来表现谈迁的绝望，让学生深入文本，还需要通过想象来构建谈迁奋起的心路历程。我让学生深入挖掘谈迁的内心：他奋斗了20年，一直到50多岁，而今已经风烛残年，此刻，他不但恨，而且痛，痛到心底流血，痛到泪水流干。纵然如此，他还是没有倒下，只要还活着就可以从头再来。
学生在想象中，经历了这段从绝望到期望的历程，仿佛看见谈迁脸上的坚毅，还有那执著的眼神。借此，我带领学生朗读，用想象弥补文本的空白，发展学生的感受力。
三、再读文本题眼，领悟生命真谛
《厄运打不垮的信念》重在叙事，体现了很强的人文性。在文本中渗透人文性，必须要让学生走进语境，从故事中自主领悟，升华情感。我引导学生探究：请读读课文题目，想一想谈迁是靠什么完成《国榷》的。如果要你给谈迁贴一个标签，你会说些什么？
学生从故事中领悟到，信念点燃了谈迁的梦想，让他在致命的打击下，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而又执著地走到终点。
师：读《国榷》这部史书时，你想到了什么？
生：想到谈迁，想到他的信念和意志。
一、中职语文的地位及现状
由于中职学校的特殊性，让语文在这里变的尴尬，一方面，中职生的基础远远低于普通中学生，有的学生甚至连小学水平都不具备。所以学生的成分不同，教学的目的不同，学生日后的方向也不同。作为语文学科，其实显然是有着重要的将参差拉成齐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又在大呼“文化课为专业课服务”的口号，可我们知道，语文这门特殊的学科，不只是基础，还有欣赏，还有感知，它可以丰富学生的内心，教他们感受生活之美，教他们热爱生命，学习人生之道。如果单纯的只是为专业课提供思想道德教育或知识衔接与延伸，那就失去了语文教学的美，也失去了培养学生丰富内心与情操的机会。而中职学生，大多数恰恰是欠缺此方面。语文的教化作用，不仅是来自于老师，更重要的是开化学生后，反之而来源于学生自身，语文能力的高低，很能说明他以后工作时的表达能力与认识态度。我们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学生连字都认不全，话说条理也不清晰，听话也抓不住重点，那么其它学科他又该怎么学呢。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摆正中职语文的位置，并让它发挥出在普通中学所发挥不出来的光彩和作用。
二、中职学生心理特点
越来越多的老师提出质疑，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才合适于我们的学生来学习，才真正有益于职校出去的学生的发展，才能对他们的以后有用处，才会打破很多学生对职校“学不着啥”的看法，特别是对语文课。熟知学生的成分及心理特点，是做好语文教学的心理基础，也是把握语文教学的基本方向。
职校的生源多来自中学，高中落后，不想念书的学生；家里农村条件不好，念不起的学生；社会上闲游又游不出大名堂的青少年；小部分家里条件不差，但实在无法管教的孩子。家里父母关系异常，从小得不到关爱的学生。学生的家庭成分和其自身经历主导了他们的心理：有的会自命清高，有的会目空一切，有的会自卑懦弱，有的会好强冲动。他们有的会极为敏感，有的却又极为麻木，并且，太多的课堂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课堂内的苦学。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会肯定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部分错误和偏激的心理。只有极少数人清楚来职校的生活目标，并明确日后的方向，而大多数人还是“过一天，算一天”。这些学生心中有爱，却不相信爱；需要人爱，却不懂付出爱；希望被承认肯定，却又轻易自我放弃。
语文是最能和他们沟通的学科，语文老师也是都有着敏锐的情感触觉及丰富的语言，中职的学生大都是情感有所缺乏，所以他们其实更需要语文学科来找到他们自己，完善自我的情感缺失，像不懂礼貌，不能尊重他人，玩世不恭等。我见过很多学生，在语文老师的引导下发生了真正的改变，从语言上，态度上，行为上。要努力打破他们对传统语文教学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中职语文更有趣，更自由，更喜欢。我们的老师才不会听到“中学我们都不听，在这更不能听”的轻蔑之言。
三、校本科研对语文教学的内容及侧重点应如何体现
校本科研的力量就是可以针对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实行更有效的教学，开发更适合学生学习的教材，讨论更符合学生的有效教学方法，对于课程的发展，也是探索，创新教学模式，为老师们注入新的营养与活力，这也是校本研究非常积极与大胆的一面。
1.教材选文不能过多，要精而简，且有鲜明特点
我们上学时也不乏对语文课堂有所轻蔑，因为是母语，因为都会说话。语文课本上年复一年的内容，重复性的讲解，学生觉得枯燥，老师也会失去激情。特别是职校，我们更要有目的地选文，去掉过深过难，又没有实际用处的“土”文章。可在小说及著名文言短篇稍加强文章量。记叙文与散文量可稍少，前者作为写作模板来学，后者作为情感与景物欣赏，不要过难或教学目的太明显，在轻松中引出学生的兴趣。这就要求我们要明确目标：到底想让他们学到什么，是死记的知识，还是多元化的视野空间。
鉴于目前职校多媒体教学条件依地区而有限，如将课文中涉及到的相关图片和影响资料，展示给学生，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便明显集中，而且思维也明显活跃，并围绕图片提问。而在之后的讲解中，学生的听课状态也明显好于平常。所以多媒体是最能吸引学生的方式之一，所以改善中职学校的课堂办学条件也是国家在以后应该关注的方面。
2.不能只局限于课本内容，要多元化，并有暗含的教育目的
语文课只在课堂上讲解书本实在是很枯燥，语文所含的内容本就很宽阔，有历史，有地理，有生物，有物理，等等，都会有所相关，在讲课时，都要讲到，那与其讲，不如看后再讲，更直关，学生的主动理解性更强，学生可以提问题，教师可以随机回答，这样更能拉近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使课堂变的轻松愉快，学生也接受。我也曾尝试过，在讲到《废墟》这课时，找了一个《圆明园》的记录片，学生看的很认真，并为那段历史表现出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学生的立场与态度也更代表感触下的个人意见，我们教学目的就不攻自破了。
3.适当找一些励志影片，有规律的给学生观看，舒缓学生学习语文的压力和抵触情绪。又给他们机会和情境让自己去感悟人生。别人的告诫有时并不管用，反而当自己真的理解了，或是撞南墙了，才会醒悟。给他们一些时间，从正面去引导。在观看之后，学生大多数会议论，会表态，在这种情绪下，让他们谈谈，或写出自己的感受，并总结提升，必定会比课本上离他们很远也不实用的老文章管用的多。
活教活学，以学生为出发点，换位思考。以能让学生学到点什么为目的，少不怕，一点点也是收获。不要单纯的为了应付教学或守规矩而教学生，学生累，老师更累，对于语文教学的发展也不利。
要把握这些内容，不局限于正统的语文教学，不拘泥于按部就班的普及着我们传统教材的内容，这样才能发挥语文在教学中，及在所有学科当中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挑战，而要想有所突破更需要很大的勇气，突破固有的条条框框，做出自己的特色，形成一定的方法和规律，最后成为一个有指导性的模式，要有很多的老师做出努力。语文教学实际上可以是中职教学中的一个独特亮点，可以做的有声有色，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我相信它可以成为教学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一科。
参考文献：
[1]郑金洲.校本研究指导[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鲁玲.让教师成为研究者――论校本教育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07，（3）：59-60.
注重人文关怀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的理念和方法。党的十七大在阐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时又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些论述明确了思想政治课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一、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的基本理念
1.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维度和终极目标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它要求要从多层次、多方面来满足人们的感受和要求。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征，摒弃过去那种忽视学生个体差异而采取居高临下、空洞冗长的说教式、灌输式思想教育的方法，将尊重人、理解人的理念根植于学生内心，让学生形成一种人本理念。
2.人文关怀方法与思想政治课具有内在契合性
创新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是现实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学生的成长环境。因此，思想政治课也必须要适应新情况新要求，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和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来看，其教育本质上是“一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自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使他们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人文关怀方法是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的创新和发展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后，国外的文化和各种思潮随着西方的价值观涌入国内，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由于学生正处于成长成熟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社会生活经验，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尚在形成之中。当他们面对多元的文化格局、多重价值观的冲击时，难免会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并受到其价值观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是提升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因而，实施有效的人文方法，积极探索人文关怀论，深刻反思传统思想政治课的弊端和偏差，正确找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基础，是提高现代中学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创新的对策
中学思想政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我们认识到：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中学思想政治方法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拓展和创新。
1.创新和强化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
人文关怀方法理念是对传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理念创新是方法创新的前提，人文关怀首先是作为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工作理念，在
指导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实践中才成为一种方法。中学思想政治课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树立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它要求：在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要贴近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解决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困难出发，了解学生、关心和尊重学生；关爱学生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进步，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使得中学思想政治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建立确保人文关怀方法实施的长效机制
切实可靠的机制是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中学思想政治课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把人文关怀贯穿于学校教育管理服务的全过程中，建构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的长效机制。首先，建立中学生的问题解决机制。中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就业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这就要求要加强调研，建立健全信息汇集和反映机制，使得教师能够快速及时地了解到学生的实际需求，才能在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学生的实际间寻求一个契合点。其次，建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早发现、早干预是心理危机干预成功的前提，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老师要加强对学生心态的监测、评估和预警。
3.拓宽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的路径
对学生进行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实际需要，加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首先，注重学生社团这一重要人文关怀途径。在学生社团活动中融入人文关怀的理念，正确地培养和引导学生社团，规范对学生社团的管理，促进其健康发展。其次，重视校园网络这一人文关怀的新途径。以人为本，加强“虚拟空间”的人文关怀，努力把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发展成学生满意、师生互动的平台。最后，校园环境作为中学思想政治课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校园的人性化管理、良好的校园文化以及校园内设施的人性化设计都对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思想情操、行为习惯、意志品质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4.加强人文关怀方法的现代传媒载体建设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说，应积极吸收现代传媒载体发展的新成果，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教育主体的工作效率，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因此在进行学生教育的过程中，应积极将现代传媒载体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方法中来，创新和发展与人文方法相协调的网络载体。网络载体是现代传媒载体的代表，它的平等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与人文关怀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克服在教育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逆反心理，增强亲和力，从而提高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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