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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分工是优化资源配置、增进全球福利的基本手段。但贸易分工必然引发碳转移排放。随着发达经济体日渐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其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品越来越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种分工格局必然引发“发展中生产国通过出口贸易承担发达消费国的能耗和环境污染”的碳转移排放问题。目前国际社会采用的以“生产排放”为基准的碳减排核算方法没有反映碳转移排放的事实，不但有失公允，而且使得发达国家缺乏减排及转让减排技术的激励，不利于全球减排的终极目标。准确计量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是融入“消费排放”准则，在国际范围内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文以中英货物贸易为例，准确测度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在分析其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的同时，试图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碳排放与碳减排核算框架。
二、文献综述
源自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环境影响问题的关注，国外一些学者较早就意识到国际贸易中隐含碳的重要性。Wyckoff，A.W. and Roop，J.M.（1994）通过评估1984～1986年OECD最大的6个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隐含碳，得出了“如果进口货物占国内产品消费的比重很大，那么仅仅针对国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将会大打折扣”的结论。Schaeffer，R.and Leal de Sa'，A.（1996）分析了1970～1992年巴西进出口货物情况，认为发达国家正通过离岸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碳排放。Munksgard，J. and PederSen，K. A.（2001）提出了究竟是产品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应该为碳排放负责。Ferng，J. J.（2003）则建议用受益原则来分配因为产品消费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的责任。Ahmad，N. and Wyckoff，A.（2003）计算了24个国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并且探究了贸易引发的全球碳排放的地理转移趋势。张晓平（2009）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排放转移效应，并指出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在2000～2009年处于上升态势。
近几年，随着气候和碳排放问题的升温和研究的深入，从双边贸易角度研究隐含碳和碳排放的文献开始出现。Shui，B. and Harriss，R.C.（2006）估算得出中国对美国出口而产生的占每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14%。同时，由于中国大量使用煤炭作为能源并且制造技术缺乏效率，中美贸易在1997～2003年间使全球多排放了720百万吨。You Li. and Hewitt C. N.（2008）估算了2004年中英双边贸易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通过中英贸易，英国避免了11%的碳排放。尹显萍、程茗（2010）运用投入产出法对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内涵碳进行了测算，发现2000～2008年中国对美国内涵碳的年净出口量高达1.42～6.73亿公吨，占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总量的4.7%～10.9%。尹显萍等（2010）从国家、部门和重点行业三个层次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结果表明，对比日本同类部门，中国的生产部门倾向于更多的能源要素投入和对高能耗部门的依赖，间接反映出由生产技术特征决定的投入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这些部门在出口产品时也为日本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责任。陈红蕾、翟婷婷（2013）分别采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澳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发现2007年以来中国在中澳贸易中为隐含碳净进口国，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
当前，绝大多数文献仅仅采用“出口隐含碳”一个概念来分析或计算贸易转移排放，进口隐含碳则以贸易伙伴的出口隐含碳来代替，并以此研究贸易对各国和世界环境的影响。然而，从“消费排放”的角度，进口隐含碳应该指如果进口品完全由本国生产（消费）所排放的，即“通过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这样，一国生产的碳排放量减去出口隐含碳加上进口隐含碳才会等于该国消费的碳排放量，一国出口隐含碳减去其贸易伙伴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也才能反映该国出口对世界环境的净影响。因此，与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引入“通过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这一概念，准确测度中英货物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中英双边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
三、出口隐含碳和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的计算方法
（一）中国向英国出口的隐含碳计算
计算出口隐含碳的最基本方法是叠加本国不同货物的出口额与该货物每产值消耗的的乘积。但是，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复杂的投入一产出关系，一种货物所隐含的排放量并不等于生产该货物的部门排放的（因为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投入品也隐含，原材料、零部件又有其投入，投入又隐含……），必须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才能计算每种货物所隐含的碳排放。
环境投入产出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排放强度矩阵来阐释产品生产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测度货物隐含的碳排放的最佳选择。但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环境投入产出表，因此本文借鉴张晓平（2009）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方法，根据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来推算每种产品所消耗的，并进一步计算中国向英国出口货物的隐含碳。
A、B矩阵是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出的17个部门间的投入产出矩阵①，假定研究期间部门间投入产出矩阵不变，即部门间的 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保持不变。
其中的数据由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中国第k年向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总量为：
（二）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隐含碳计算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用环境投入产出表来估算产品生产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英国便是其中之一。英国官方最近一次公布环境投入产出表是在1993年。1993年环境投入产出表直接测算了英国91个产品部门直接和间接的排放量。因此本文依据该表计算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隐含碳。
由于部门间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变化、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变化等原因，英国各个产品部门排放量并非一成不变。借鉴You Li和Hewitt（2008），本文根据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的变化对英国1993年的环境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以获得其它年份各个产品部门的排放量。
（三）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的计算
由于受到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的影响，用同等价值的金钱在中英两国分别购买相同或相近的产品将会得到不同的数量。中国从英国进口某类产品的进口额并不等于由中国自己生产该类产品的国内价值。因此必须先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计算来自英国的产品的国内价值，然后计算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
相对购买力平价（RPPP）等于两国货币的汇率（E）与两国货币购买力平价（PPP）的比值，这里是人民币/英镑的汇率与中国/英国购买力平价的比值。由于人民币和英镑之间没有直接的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因此我们以美元为中介来计算人民币和英镑间的相对购买力平价⑤。即：
计算结果见表1。
经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第k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为：
（四）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的计算
同理，计算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时，必须运用相对购买力平价对来自中国的货物的英国价值进行调整。这里，英镑对人民币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刚好是表1中人民币对英镑的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倒数。因此，经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第k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为：
式（9）中，的含义及数据同式（6）。
在中英双边贸易中，如果排除统计口径、方法、误差等因素，中国对英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就分别等于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因此，本文采用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数据⑥。在计算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以及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时，本文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行业产值及能源消费额，以及历年中英贸易数据作为计算依据。由于投入产出表的分类、产品HS海关分类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行业和能源消耗分类都不尽相同，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归并整理，最后得到1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在计算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以及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时，本文利用英国1993年环境投入产出表和中英贸易数据作为计算依据。在数据归并整理时，中英贸易数据按照环境投入产出表的91个产品部门进行了归并划分。
四、计算结果及分析讨论
（一）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的计算分析
1.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的总体情况
根据前述方法，本文计算了历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如图1、图2所示，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介于76.17百万～112.32百万吨之间，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介于1.55百万～4.08百万吨之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以2006年为顶点，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要小得多，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以上两图得到的结论说明，在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是隐含碳的净进口国，并且差额巨大。巨大的隐含碳差额一般都有巨大的贸易差额作支撑，因此我们把中国对英国贸易净出口和中国对英国隐含碳净出口进行对比，见图3。图3显示，中国对英国隐含碳净出口除了在2005年有小幅上升外，之后的年份呈持平下降趋势，而中国对英国贸易净出口则一直稳步上升到2008年，2009年才有所下降。两者变化趋势的不吻合说明，除了贸易差额外，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出口隐含碳的变化。
图4显示，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占当年中国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1.35%上升至2007年的1.71%后又下降至2009年1.44%，同样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占当年英国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0.33%一路上升到2009年的0.75%。
图3和图4表明，2004～2009年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隐含碳的净出口国，六年间累计达到581.75百万吨。并且，中国因中英贸易而产生的占本国总排放量的比重较高。这说明中国生产排放的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外消费需求而产生的。因此，不考虑碳排放转移，按照现行的“生产排放”基准把这部分排放的责任推给中国是有失公允的。
2.影响中英双边贸易隐含碳变化趋势的因素
一般来说，出口隐含碳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出口额、出口货物结构以及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出口货物所消耗的能源。由于出口货物种类过多，不便于计算，因此本文用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即能耗强度，来代替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出口货物所消耗的能源。
（1）影响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因素
观察图5可知，与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相似，中国对英国出口额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两者达到峰值的年份不同，分别是2006年和2008年，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对英国货物出口额并非是其出口隐含碳变化趋势的唯一影响因素。
图6反映了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各行业出口额的走势与中国对英国总出口额走势基本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并非是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表2反映出2004～2009年中国的能耗强度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一点直接解释了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向下变化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对英国出口额的逐年攀升为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提供了向上的动力，而中国逐年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则给出口隐含碳向下的压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呈现了以2006年为顶点，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影响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因素
图7显示，2004～2009年英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和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两者在 2008年以前都呈快速上升趋势，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额和出口隐含碳相对平稳或略有下降。由此可以推断，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出口额的影响。
图8显示的是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的分行业（按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数据。经过计算，2004～2009年英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英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0%～60%，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出口是由英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所主导的。同时，其他行业出口额的变化趋势与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额变化趋势相似，因此英国出口货物结构变化并未对其出口隐含碳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表3描述英国的能耗强度。由于英国的能源利用率已经很高，所以其能耗强度下降缓慢，2009年的能耗强度甚至和2008年持平。因此，能耗强度的变化对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的影响不大。
（二）中英双边贸易中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及其影响
1.中英双边贸易中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1）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将相关数据代入公式（8），经过计算，我们得到图9和表4。
由图9得知，2004～200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量介于6.38百万～8.65百万吨之间，并且总体处于上升态势。
由表4得知，2004～200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当年本国总排放的比重很低，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这意味着通过从英国进口货物而不是由本国自己生产进口货物，中国减少相当于本国总排放量0.09%～0.16%的碳排放。
（2）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根据公式（9）以及相关数据，我们得到下页图10和表5。
由图10得知，2004～2009年的中英双边贸易中，英国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大大高于中国所避免的碳排放量，从2004年的18.77百万吨上升至2007年的35.98百万吨后开始一路下降至2009年的27.22百万吨。
由表5得知，在研究期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当年英国总排放的比重从2004年的4.03%上升到2007的6.62%，此后开始下降，到2009年为4.99%。相比于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英国所对应的比重明显较高。
2.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
（1）中国对英国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如果进口国通过进口货物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小于出口国出口该货物的隐含碳，就说明该贸易行为会造成额外的碳排放。英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贸易很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用研究区间内各年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减去当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将会多造成多少碳排放（即多余的环境负荷），如图11所示。
通过从中国进口货物，英国为本国节约了18.77至35.98百万吨的排放。但是由于中国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对英国出口这一贸易行为使得世界上多产生了相当于英国节约碳排放4.3倍到1.8倍的。而英国消费者则应为这些多产生的负责。如果这部分碳排放被划归于英国，英国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将会增加8.97%到17.37%不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逐渐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对英国出口多产生的碳排放在2006年之后开始逐步下降。
（2）英国对中国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由于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小于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因此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会减少全球排放，对环境有正面影响，如图12所示。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使全球少承担的碳排放在2004～2009年之间比较稳定，浮动于4.11百万～5.21百万吨之间。
（3）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
将中国对英国出口对环境的影响与英国对中国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加和，我们可以得到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图13显示，中英贸易在2004～2009年对全球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多产生的排放量介于44.38百万～84.89百万吨之间。但是从2006年开始，这种负面影响在逐年减小。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不平衡，英国存在通过贸易向中国转移碳排放的现象
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介于76.17百万～112.32百万吨之间，占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35%～1.71%。与此同时，占英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0.33%～0.75%的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仅为1.55百万～4.08百万吨，远远小于中国对英国出口商品的隐含碳。由此可见，英国通过国际贸易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的碳排放。而这部分实际上在英国消费的碳排放，应该由英国承担责任。《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以生产者为碳排放核算基础的原则并不反映碳排放转移，当然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配碳排放责任。
2.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和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呈现不同变化趋势
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以2006年为顶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6年以前，中国对英国出口额的增加主导了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向上变动的趋势；2006年以后，以能耗强度降低为代表的技术效应抵消了贸易规模扩大的规模效应，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开始下降。由于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的结构在研究区间内并有明显变化，因此结构效应不明显。
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在2004～2009年呈持续上升态势。在英国能耗强度和对中国出口货物结构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出口额的增加主导了出口隐含碳的上升趋势。
3.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有着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逐步变小。
存在贸易的中英两国将比不存在贸易的中英两国给地球带来更多的排放。多产生的排放量介于4438百万～84.89百万吨之间。但是由于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不断减小，2006年之后的中英贸易给地球带来的环境负荷正在不断减小。
（二）启示
1.重视碳排放转移，争取将其纳入国际碳排放核算框架
多年来,笔者在观评课、书刊上发现有机化学教学中存在一些严谨性缺失问题,问题涉及的大多既是中学基础有机化学中的发展性知识,又是大学基本的学术性问题。从当今社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新课程提倡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学科教学的科学性和学生持续学习认知的衔接性考虑,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讨论澄清的。
2 问题的讨论
2.1乙炔的不饱和度大于乙烯,所以乙炔使溴水褪色的速率也大于乙烯
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模糊认识。乙炔结构上的特点是具有碳碳叁键,它跟烯烃一样能与卤素(如Br2、Cl2)等亲电试剂发生加成反应,反应机理相似,但乙炔同溴水的加成和乙烯相比要困难一些(通过平行对比实验可获得证实),这一实验事实往往使人感到不好理解。因为从成键情况看,乙炔分子中有2个π键,乙烯结构中只有1个π键,由此推测乙炔应该比乙烯活泼,容易起加成反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可从二者碳原子成键杂化轨道的不同和键的离解能大小获得解释。根据分子轨道模型,乙炔中的两个碳原子以sp杂化轨道成键,乙炔的sp杂化轨道的s电子成分比乙烯中碳的sp2杂化轨道中s电子成分多,即从乙烯的33.3 %增至50 %,使乙炔分子中2个p轨道电子云重叠程度大于乙烯,碳碳叁键的键长变短(乙烯中C=C键长为134 pm,乙炔中CC键长为120 pm),两个碳原子间电子云密度增大,叁键中电子与碳原子结合得更加紧密,使π键离解能增大。
由于乙炔的π键重叠程度比乙烯中的双键大难以极化,虽然乙炔比乙烯多一个π键,却不容易给出电子与亲电试剂结合,故乙炔等炔烃的亲电加成反比乙烯等烯烃的亲电加成反应慢。还可以通过以下反应来说明:分子中同时存在碳碳双键和碳碳叁键时,滴入溴的四氯化碳溶液,溴首先主要与双键发生加成反应:
CH2=CHCH2CCH+Br2CH2BrCHBrCH2CCH(90 %)
2.2含醛基(-CHO)的物质一定能与新制的Cu(OH) 2悬浊液混合煮沸后生成红色沉淀
通常这一性质实验结论被认为是正确。其实这里有例外的情况。由于苯环和醛基电子效应的影响,或者因为苯甲醛没有α-H,与强碱共热时,一分子作为氢的共体,发生氧化反应;另一分子作为氢的受体,发生还原反应,即迅速发生歧化反应(又称Cannizzaro反应),生成等物质的量的羧酸和醇:
2Ph-CHO+OH- Ph-COO-+Ph-CH2OH
使苯甲醛中的醛基在强碱性环境下还原性减弱,文献[1,2]和对照实验证明,苯甲醛等芳香醛不能还原强碱性环境新制的弱氧化剂 Cu(OH) 2, 从而生成红色的氧化亚铜沉淀。
实验:①取强碱性新配制的试剂 Cu(OH) 2悬浊液约2 mL,滴加0.5 mol・L-1的苯甲醛溶液8~10滴,摇匀,加热至微沸(或沸水浴加热)。未沸腾时即有黑色沉淀产生; 黑色物质的成分主要是Cu(OH)2热分解产生的CuO;②取与实验①相同的碱性试剂Cu(OH)2悬浊液约2 mL,滴加0.5 mol・L-1的乙醛溶液8~10滴,摇匀,亦加热至微沸, 有橘红色或亮红色沉淀。对比实验说明苯甲醛中的醛基不能还原碱性Cu(OH)2。
2.3酯的水解反应不一定是取代反应
该观点从反应机理分析认为酯化反应大多数属于“加成-消去反应”,只有“少数特定的酯”在酸催化下的水解属于取代反应[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酯的水解历程主要有以下两种断键方式:
(1)(2)
(酰氧键断裂,简写作Ac) (烷氧键断裂,简写作Al)
酯的水解有碱催化的不可逆和酸催化的可逆反应(酯化反应的逆反应)两种,就绝大多数而言发生的是酰氧键断裂。机理有碱性水解的酰氧键断裂的双分子反应(用BAc2表示,B表示碱性条件,2表示双分子反应)。这种机理的水解反应中,首先氢氧负离子进攻酯分子中的羰基氧原子,生成四面体的加成产物;加成产物再脱去烷氧基负离子得到羧酸;由于羧酸的酸性比醇强的多,生成的羧酸迅速与烷氧基负离子进行质子交换,转变为稳定的羧酸根负离子和醇,使水解反应进行到底。若酯分子RCOOR'中的-R'基团能形成稳定的碳正离子时,在弱碱性(或中性)中该类酯的水解则按照烷氧键断裂机理进行,且是单分子历程(用BAe1表示)。
一般的,一元酸与伯醇或仲醇生成的酯在酸催化下的水解都为AAc2 (A表示酸性条件反应)机理,是通过形成它的共轭酸来进行的。步骤如下:反应的第一步是酯羰基上的氧原子接受一个质子形成共轭酸,使羰基氧原子的亲电性增强,容易接受水分子的亲核进攻;第二步是生成加水产物,随后脱去质子,生成反应的中间产物;中间产物烷氧基上的氧原子接受质子,最后分解成质子化的羧酸和醇,反应速率的决定步骤是羰基加水这一步。当酯分子RCOOR'中-R'能形成稳定的碳正离子时,则与BAl1类似,发生酸性水解反应时酯按烷氧键断裂的方式(用AAl1表示)进行。例如, CH3COOC(CH3)3型结构的酯发生酸性水解,因为水解时烷氧键断裂,能生成稳定的叔丁基碳正离子。
酯的以上水解反应的几种主要机理说明,不论用什么催化剂,也不论哪种历程中的断键方式,酯的水解都属于一种取代反应。
问题中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有机反应的机理和反应类型概念的内涵。反应机理是研究有机反应是怎样发生的,反应类型是对发生什么反应的判断,是从反应物和产物之间相互关系(组成和结构)看的,与历程无关。这里举两个简单熟悉的例子说明:①乙醇在强酸的作用下消除水生成乙烯的历程,第一步是乙醇结合酸提供的质子生成质子化醇(快),然后失去水产生碳正离子(慢);第二步是不稳定的碳正离子从β-碳原子上失去质子生成乙烯和硫酸(快)。我们能不能据此机理称该消除反应为“化合―分解―分解反应”呢?恐怕不会。②羧酸与醇在酸催化下的酯化历程,依次经历质子化、加成(决速步骤)和消除的步骤,人们仍称这一反应为酯化反应或取代反应,而不是按历程称为“加成―加成―消除反应”,类似以上两例在有机化学反应中不胜枚举。很明显,这种机理历程即是反应类型的判断,有悖常理,不能自圆其说。
2.4 卤代烃和醇类一般可以发生消去反应,但只有一个碳原子的或具有下列结构的卤代烃和醇
这种观点被绝大数教师和教学资料认同,在各种类型的考试中也多有涉及,课堂教学中也常听到教师这样耳提面命地告诫学生。其实这是错误的结论。卤代烃与醇脱卤化氢或水的消去反应不只局限β-消除,还有碳正离子重排消除、γ-消除和α-消除反应等方式;机理有单分子消除(E1,常伴有重排)、双分子消除(E2)和单分子共轭碱消除(E1cb)三种历程。如(CH3)3CCH2Br型卤代烃在乙醇存在下起E1反应时,生成的新戊基碳正离子立刻发生重排生成更稳定的叔戊基碳正离子,然后再从碳正离子的β位消去氢,生成稳定的2-甲基-2-丁烯,机理如下[5,6]:
又如,无β-H的醇[如(CH3)3CCH2OH、 (CH3CH2)3 CCH2OH等]在硫酸存在下也能发生E1历程消除,稳定的碳正离子中间体的生成也易于发生重排反应,生成稳定的烯烃。例如,下列醇的消除由于苯基的优先重排,生成正电荷分散于含苯环的稳定中间体中,所以,主要产物是苯的重排产物烯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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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碳原子上消去两个原子或基团产生活性中间体“碳烯“(俗称卡宾)的反应,叫α-消除。卤代甲烷、CH2N2等都能发生这种消除反应。例如,氯仿在强碱作用下消去氯化氢生成二氯卡宾(:CCl2)的机理如下[5~7]:
2.5向乙烯与溴水反应后的溶液中滴加AgNO3, 用观察有没有淡黄色沉淀的方法,探究乙烯与溴水发生的是取代反应还是加成反应
这一问题源于高考模拟卷中的实验探究题,见于教师陈述、引导学生思考回答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案例。该设计方案提供的理由是:若乙烯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反应后生成1,2-二溴乙烷不与AgNO3反应,无沉淀;若发生的是取代反应,生成的HBr可以通过与AgNO3溶液反应生成AgBr沉淀检出。其实这种设想结论纯属想当然,缺乏科学性依据。乙烯与溴的水溶液加成反应是亲电加成的两步历程,第一步是解离的Br-与乙烯的π电子结合形成含溴的、带正电荷的三元环状中间体,第二步不稳定的中间体受到溴负离子和氢氧负离子从背面的进攻,即加上负性基团得到加成产物:CH2Br-CH2Br和CH2Br-CH2OH,由守恒原理可知,反应后溶液中同时生成与CH2Br-CH2OH等量的HBr,即向加成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AgNO3溶液,也会有AgBr沉淀生成。
实验:将乙烯依次通入浓NaOH、品红试液,然后通入饱和的2.5 mL溴水至褪色,再通乙烯约10 s,再用pH计测pH,滴加AgNO3溶液。除可观察到小试管溶液中有少量油状液珠外,pH约为3.6,加AgNO3溶液生成浅黄色沉淀。pH=3.6说明反应后溶液显较强的酸性,生成AgBr沉淀说明溶液中产生了Br-。
上述实验事实表明发生加成反应的同时生成了HBr,不仅为乙烯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机理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说明问题中探究性学习方案的设计、操作与结论缺乏应有的严密性、科学性和可靠性。
3 教学反思
“标新立异的处理教材、创造性的设计探究性教学方案” 生成教学资源,对改变化学教学过分依赖教学资料中已有定论、已设计好的教学程序的现状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标新立异”又绝不能脱离对教材的正确解读和科学性支撑而想当然,不能忽视学生学习的持续发展,否则必将远离基础有机化学教学和新课程提出的探究性教学本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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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Trend and Low-carbon Measures in Shijiazhuang City
Li Jing Li Shuangjiang Zhao Qian Cui Erqian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rend of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from 2005 to 2009, and forecasted CO2 emission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2 emission per capita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increased with time.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fastest, from taxies slightly increased, and from buses dropped.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emission from taxies and buses. The per capita CO2 emission from resident travel in 2015 increased by 21% than 2009, and emission from taxies almost unchanged, from buses reduced by 45%,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by 29%. The measures to implement low-carbon transport was controlling private car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king low-carb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citizen’s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Key Words: Shijiazhuang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low-carbon transport measures
1. 研究背景
气候和环境国际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登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里全球CO2排放总量增加了13％，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长率却达25％。欧盟大部分工业领域都成功做到了减排，但交通工具碳排放却在过去10年增长了21％。至2050年，全球交通工具碳排放将比目前增长30％～50％［1］。
与国外相比，一方面，我国交通能源利用率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水平比欧洲低近25％，比日本低20％，比美国低10％。另一方面，至2009年底，中国汽车产销双超1300万辆，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约达1．87亿辆。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我国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
随着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及气候危机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减少交通中的碳排放，实现交通的低碳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同样的能源需求增长率，优化交通模式可获得较优的减排效果。因此，减少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成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有效减排手段［2］。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低碳交通”的概念应运而生。
2. 石家庄交通现状
目前，石家庄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京津冀都市圈的整体推进、省会龙头地位强化、中央启动内需与河北省“三年大变样”的效应叠加、高速铁路等交通优势的升级，诸多发展因素把石家庄推入一个城市快速扩张、产业调整优化、都市区整合发展的新时期。到2020年市区人口将达到500万［3］，这些势必带来交通的进一步发展。
截至2010年初，全市公交车总数为3018辆，其中天然气公交车1698辆。到2010年2月底，全市机动车总量已经达到149万辆，其中市区38．8万辆，仅2009年12月份就新增机动车21751辆。伴随着市区小汽车加速增长，轿车快速进入百姓家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家庭轿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加剧城市交通碳排放。庄幸等研究表明［4］，在石家庄市居民生活和出行的户均温室气体排放中，CO2是主要的排放物，其所占比例高达90．6％。
3. 石家庄市交通碳排放
3.1 计算方法
城市交通以客运为主，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是能耗主体，动力以汽油和柴油等一次性能源为主。以这三种交通工具为研究对象，计算个人出行的碳排放量。公式为：
式中，MC为个人出行的碳排放量，D为平均营运距离，Z为平均客运量，L为实际油耗，a为所使用燃油的燃油密度，w为燃油中碳的比重。
通过C和CO2的质量转换公式，得到碳排放情况：
式中， ――个人出行的CO2排放，kg。
利用2005～2009年石家庄市居民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参数年均增长率，利用下式推到2015年各排放参数，得到2015年CO2排放量。
2015年各参数=2009年各参数×（1+年均增长率）6
3.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调查自《石家庄统计年鉴（2006－2010）》，部分标准参考相关文献［4－9］。原始数据见表1：
3.3 结果分析
石家庄市居民出行所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个人CO2排放量见表2。
由表2和表1可以得出，2005～2009年石家庄市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私家车排放量增加最快，出租车略有增加，公交车下降，且私家车排放量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之和。2005年私家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约是出租车的6．4倍，2009年增至7．6倍；私家车2005年的个人出行CO2排放是公交车的8倍，2009年增至14倍。
出租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2005年～2008年为增长趋势，但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原因是在后两年出租车数量没有改变，但客运量有所增加，而全部出租车的日平均营运距离增幅远小于客运量的增幅。
公交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呈下降趋势。原因是2005年～2009年石家庄市公交车数辆的增幅很小，但随着总人口的增加，公交车的日平均营运距离相对增加，而且公交车的客运量大大加大，因此分担到个人的CO2排放就相对减少，从而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
2015年石家庄市居民各种出行方式与2009年相比，个人总出行CO2排放将增加21％，其中出租车基本未变，公交车减少45％，而私家车增加29％。
4. 实施低碳交通的建议
低碳交通是在对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生存严重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根本出发点的交通模式。这种模式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现代技术经济特征，采用系统调节和创新，应用绿色技术等手段，实现单种运输方式效率提升、交通运输结构优化、交通需求有效调控、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创新等目标，最终实现交通领域的全周期全产业链的低碳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10－13］。针对石家庄的现状，低碳交通对策如下：
（1）控制私家车。
由于私家车的个人出行碳排放要远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因此，实施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关键是降低私家车在城市交通中的出行比重。如在市中心减少机动车道，增加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不应特意为机动车停车提供方便等。
（2）优化公交系统结构。
完善公共交通，缩短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车外时间差、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输速度、扩大公共交通与其他交通的成本差、改善公共交通的交通环境。石家庄已满足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的条件，即200万以上人口［14］。轨道交通与公共汽车消耗相等的能源，运输能力前者是后者的5倍以上。因此应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新能源及使用混合动力公交车，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
（3）制定低碳政策。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鼓励使用绿色汽车，对研发新能源汽车者给予资助和奖励，对大排量重污染汽车征重税，减少政府公务用车等。
（4）提高居民节能意识。
采取有效的途径，加强节能宣传教育，使公路交通运输领域所有从业人员了解我国能源资源形势和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提高全行业的节能意识和资源忧患意识；同时也要在全市民中进行大力宣传节能减排，鼓励居民骑自行车、步行及乘坐公交工具出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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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游，顾名思义，即是一种降低“碳”的旅游，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尽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行，倡导在旅行中尽量减少碳足迹与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环保旅游的深层次表现。其中包含了政府与旅行机构推出的相关环保低碳政策与低碳旅游线路、个人出行中携带环保行李、住环保旅馆、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较低的交通工具甚至是自行车与徒步等方面。
一、辽宁省发展低碳旅游的现状
（一）政府层面。国务院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是在减排的大背景下，国家为配合低碳经济发展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信号，而旅游业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旅游业很早就有了“无烟工业”的美称，本身属于服务行业，占用资源少，卖的又是环境和文化，而这恰恰与节能减排的目标相吻合。辽宁省应借此时机紧紧把握大力发展低碳旅游事业。例如，随着辽宁省辽阳龙峰寺知名度的提升，其所在地下达河村成为“旅游专业村”，下达河乡成为“特色旅游乡镇”，旅游者逐年增多，环保压力也越来越大。这里又处于汤河水源生态保护区，环保更时刻不能疏忽。为此，该乡政府仅2009年一年，就投入520万元用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尽到了政府责任。
（二）企业层面。旅游景区是最早倡导低碳旅游的。自从多年前一些旅游景区，禁止机动车进入，改以电瓶车代替，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后，辽宁省的大部分景区也紧跟时代潮流，积极推进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以减少污染，提高景区环境质量。目前旅行社服务机构也在积极推进低碳旅游的新型旅游模式，旅游产品设计上将收获阳光、隐身大自然、徒步、拼车、自行车旅游等内容加入旅游行程中；饭店在创办绿色饭店的理念下，逐渐改善设备设施，节能减排，倡导新的住店消费模式等。
（三）旅游者层面。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始自觉地把低碳作为旅游的新内涵，出行时多采用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外出时，尽可能地多采取拼车的方式；在旅游目的地，多采取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游玩方式；在旅途中，自带必备生活物品，选择最简约的低碳旅游方式，住的时候选择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的酒店等。作为旅游主体的广大旅游者，要为低碳旅游出把力，则相对容易得多。假日去郊外的旅游者，只要稍稍改变一下习惯，在汽车后备箱中放上一辆折叠自行车，开车至郊外，改骑自行车，去体验野外的自然风光，便能在回归自然的同时，切实为低碳作出贡献。骑单车或是徒步，这两种以人工为动力的旅游，是每个人都能采取的最简约的低碳旅游方式。2010年农历七月初七到来之前，锦州市民举行了低碳婚礼。“让我们依靠双脚，骑向幸福！”他们骑行在锦州街头时，市民们不仅驻足观看，更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婚礼当天，新郎新娘的身后有许多穿骑行服、戴头盔的自行车车友前来祝福，他们不仅加入了“少用车队，减少浪费”的行列，更倡导“低碳环保，绿色节能”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对于正在摸索低碳旅游可行性措施的旅游业界来说，要将现有的整体上比较粗放的旅游发展方式，彻底扭转到低碳、环保的发展道路上来，可以做的文章还有很多。
二、辽宁省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
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2006年，节能减排指标首次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9年12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落下帷幕。在此前的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指标将与节能减排指标一道纳入“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我国将正式进入节能减排和碳总量双约束指标控制时代。《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旅游节能减排，5年内将星级饭店、A级景区用水用电量降低20%。为顺应潮流发展，辽宁省必须实施低碳旅游，其必要性已经提上日程。
关键词：低碳经济 必然性 生存状况 体系构建
key words：Low-carbon economical inevitability survival condi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与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炭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打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其二，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性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低碳经济的提出最早源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直接向大气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究其深层次原因，第一，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遭遇发展瓶颈，包括资源瓶颈、环境瓶颈和技术瓶颈。传统工业不仅大量消耗化石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且愈来愈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二，低碳经济是继可持续发展后提出的解决当今能源、环境与发展的策略，它既是一种健康发展模式，又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人类的自我救赎。正是由于低碳模式在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有利于缓解全球变暖和环境的恶化，符合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发展观念，因此低碳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加快了经济步伐，在总量上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经济高增长、快发展的背景下，却是用产业的高能耗、高污染换来的。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保持数倍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直停留在“高碳经济”模式，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国。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以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物质产出的不断增长。以我国产业结构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水平低，第二产业钢铁工业和水泥工业等都是高能耗产业，碳排放程度高。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大概为35%，比发达国家效率大约低10个百分点。我国煤的产出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5%.严峻的现实问题逼迫我国要跟上时展潮流，转变低效率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国内生态环境压力，积极推进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变革。
三、低碳环境下企业的生存状况
大多数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浪费宝贵的能源甚至为了短期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污染环境，使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企业投身低碳行动，依赖于设备机器的高效低能、资源的节约环保、输出产品的清洁实用这三个方面。毋庸置疑，无论是否参与其中对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挑战。一方面，更新环保节能型生产设备和原料会耗费企业大笔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利润；另一方面，采用传统生产模式，不仅耗费资源，也不利于企业日后发展，造成与相应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的脱节。从短期看，低碳发展可能会使企业丧失利益，但是，如果企业将目光放的长远些，在做好成本分析的基础上，自主研发或者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这从长期看是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因此企业无论是否积极响应，变革都在所难免。
四、低碳会计体系的构建
“会计主要是适应一定时期内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M.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既然低碳经济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它势必会对会计体系带来变革。低碳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经济活动和内容产生影响，从而对会计体系和理论进行冲击，包括会计目标、会计核算、会计报告等。
（一）会计目标
从低碳经济下会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看，低碳会计的目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目标，即对低碳宏观管理的要求，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个层次是具体目标，即为组织相应的会计核算，对碳资源的价值、耗费，以及环境保护的支出、改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效益等进行确认和计量，充分披露有关会计信息，满足决策者的需求。
（二）经营活动核算
低碳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是指企业与低碳有关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购买商品等活动。具体包括采购、生产、销售、存储与运输几大环节。企业应将低碳理念贯穿于各个环节，多方面形成合力促使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在购买环节尽量选购低碳环保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从源头确保产品的低碳化。做账时可以设置碳资产类二级科目，借记资产―碳资产的增加，贷记银行存款的减少。除此之外，低碳会计在使用货币计量方法记录所购买材料及能源价值的同时，在业务摘要中使用非货币方法如含碳比等非财务指标记录材料、能源的碳含量；生产环节应立足于低污染低能耗，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较低水平。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计算出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碳成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予以分配。针对生产过程中领用的的低碳材料和消耗的碳燃料等经济业务，可以在“碳资产”二级科目下设置若干明细分类账户分别加以核算；完工销售的产品要在产成品上注明碳含量等必要的信息并贴上碳标签，同时做好相关产品碳成本的核算以及碳含量的披露，使其不仅能够真实反应产品价值还能保证企业对碳成本进行正确核算，为日后的财务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在核算碳成本时，可以在“营业成本”下设置“碳成本”二级科目用以反映销售产成品中的相关碳成本；在库存、包装及运输环节，企业要努力减少碳消耗量及碳排放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库存节能环保、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和运输低碳高效。
低碳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如开发利用新能源下的低碳产品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的余额，间接收益如提高能源利用率引起的能源节约减去低碳技术和设备超额投资的摊销后的差额。企业由低碳经营活动获取的收益可以用于支持低碳绿色产业链的构建。在原材料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重点环节实行低碳环保的基础上，通过低碳收益反哺、回馈的方式来带动产业链条的绿色变革，达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让企业的产业链“绿”起来，建立低碳产业圈，企业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彰显，这样才能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更好的融入国际市场，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投资活动核算
低碳经济下的投资活动是指企业与低碳有关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和现金等价物等价物之外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它既包括实物资产投资，又包括金融资产投资。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国际碳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来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即国际排放权交易、联合实施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基于项目交易，即依托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交易。在清洁发展交易机制下，对于卖方来说，碳排放权是一种具有投资价值的特殊经济资源，同金融衍生品一样具有自由市场，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金融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满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应将其确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对于买方来说，购买方需要从外部购买碳排放权才能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它是日常活动所必需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满足无形资产的条件，应将其确定为无形资产。企业在从事碳排放权交易时，可做如下处理：出售企业在确认碳排放权时，可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以反映其价值，并确认其所有者权益；在实际出售碳排放权时，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再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价值变动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其公允价值与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在购买企业实际取得时，可在“无形资产”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成本核算。我国还可以借鉴日本绿色电力认证制度和PSP法案制度以及英国推行的再生能源义务证书来指导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流通买卖。
其次，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企业应把握时机，迎接挑战，充分利用上述条件来引进新技术、购置相关设备，以此来增强节能减排能力，推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和发展。在账务处理中，根据实际引进及购置发生额计入相关账户并进行核算处理。
（四）融资活动核算
银行业同样是参与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的资金支持来发展低碳项目。目前，全球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等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进行碳金融改革，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和企业责任，为从事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企业及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我国政府和金融界也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项目的开发，如绿色信贷。兴业银行统计显示，截止2010年5月底，该行累计支持了400个节能减排项目，发放节能减排贷款295.52亿元。北京银行的数据显示，截止5月底，该行节能减排贷款12亿元，余额较年初增长9.2亿元，累计审批通过节能减排项目12笔，金额1.53亿元，有效地支持了节能减排类中小企业的发展。工商银行更是执行了“环保一票否决制”优先支持客户在新能源、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绿色信贷项目，新增贷款企业，新增贷款企业与项目全部符合环保要求，全行环保合格项目和客户贷款占比接近100.可以预见，未来金融资源将积极流向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因此，企业应顺应发展趋势，积极发展低碳项目，通过获取银行的资金支持来达到自身的发展壮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能源服务公司申请技术融资。目前来看，银行业尚缺乏技术与效率改进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能源服务公司却能提供专门技术支持来保障企业低碳项目的实施。
对于的规模大、力量雄厚、技术先进的低碳板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低碳概念股票来募集资金。低碳板块企业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和新能源开发有关的企业，包括风能、核能、光伏发电、地热能、氢能等企业；二是与节能减排技术相关的企业，包括智能电网、建筑节能、清洁煤发电和清洁煤利用等企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的首次募股筹资中，仅国内的太阳内光伏制造业就发行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在200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太阳能生产国。截止至2008年，国内最大的6家太阳能制造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150亿美元。企业在发行低碳概念股票时，可以通过设置 “低碳股本”来核算募股筹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者权益，借记资产的增加，贷记低碳股本，其余部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资本公积―低碳股本溢价”。
（五）信息披露
低碳会计体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依赖于低碳信息披露的完整、可靠。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主要提供的是生产经营的效益指标，而对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指标均未披露。因此，碳会计信息披露应充分借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为了反映企业碳排放承担的责任，企业应该编制独立的碳报告，并把其作为高碳行业的必要补充报表，编制有关碳会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碳会计收支明细表等。碳会计报告应做到内容完整，信息表述真实、可靠。
低碳会计报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传统会计报表中增列低碳会计项目和附注中增加低碳会计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碳含量，在损益表中单独列示――碳消耗费用，在附注中列报减碳项目、产品含碳比等信息。二是单独报告，即提供单独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信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企业都需要提供诸如能源消耗强度等非财务信息，以便更好的反映企业的碳足迹。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提出公认的计量方法，而且对碳排放的报告信息也有公认的鉴定方法，国际审计和鉴证委员会已开展项目，研究制定新的国际准则《碳排放信息的鉴证业务》。低碳会计信息披露应立足于将涉及低碳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成为其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披露信息的方式除单独对碳要素进行考核，还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形式。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反映碳资产、碳负债的内容，来披露企业因生产耗用或损害碳资源负担的社会责任；利润表将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损失纳入反映系统，计算得出低碳净利润；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要列示低碳财务评价指标信息，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其中定量指标，即以一定比率反映企业的低碳能力，主要有低碳单位收入能耗(年度企业碳能耗总量/企业营业收入)、单位利润碳排放(年度企业碳排放总量/企业净利润) 、碳资产比(年度企业碳资产/企业总资产*100)；定性指标，即从宏观层面做相应的比较分析，包括与政策吻合程度分析、企业低碳理念分析、环境事故情况分析等。通过非财务指标披露，不仅可以反映企业低碳能力和碳减排的履行情况，还能促使管理层按照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行事，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五）碳税制度
我国税收具有导向性。低碳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加以扶持。我国可以建立相应的碳税制度从税收上给予引导、利用税收杠杆使资金合理的流向低碳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来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使之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外，开征碳税已有先例。1991年，挪威开始对所有碳排放的65%征收碳税，所有制造行业及温室行业的电耗都适用这项税收；丹麦于1993年开始对家庭和工业行业征收碳税；德国于1999年开始对汽车燃料、燃烧用轻质油、天然气等征税；2001年，英国开始气候变化征税，主要在电力、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出售给商业和公用部门的环节上征收。其中，瑞士政府1999年开始应用旨在减排的法律，并于2000年5月正式开始实施。根据京都议定书设定的目标，这项法律规定瑞士到2010年的碳排放将比1990年减少10%。
可以预见，碳税制度将成为我国税制一大重要内容。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清洁基金取得的某些收入实施免征增值税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碳税作为环保税中的一个主要税种在我国已具备开征的条件。我国开征碳税可以设立直接针对碳排放征收的税种，增强税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抑制碳排放量，引导企业向低碳经济方向发展，实现环境与效益双达标的目的。同时，可以对低碳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实施税收优惠与征收碳税双管齐下，齐头并进，进一步刺激企业发展模式乃至整个产业链优化转变。碳税的征收对象应暂定为从事高碳高污染行为的企业，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暂不征收。企业在缴纳的碳税时可以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碳税”。 其次，纳税企业应按照企业活动中的污染物排放量的实际数值作为计税依据，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至于碳税中不同税目的税率制定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限度仍需国家税务部门和相关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研究后出台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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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3-0004-03
作者简介：王晓芳（1978-），女，山西太原人，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与国际服务贸易。一、引言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低碳化日益受到各国重视。2009年6月美国在其《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增加了有关碳关税的条款，即美国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并从2020年开始实施。法国也提出从2010年开始对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一些发达国家也曾提出，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能达成协议，将考虑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世界经济向低碳化深入发展，美国、欧盟和日本推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都将低碳领域作为投资的重点，低碳经济成为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促进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凭借在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加紧制定和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筑世界产业和技术竞争新格局。对中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和确保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气候变暖使发展低碳贸易成为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采取的外贸发展模式。因此，我国从国情出发实施节能节排，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构建环境友好型低碳贸易模式，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是当前化解现实压力和承担国际责任的迫切需要。
二、国际贸易低碳化研究综述
低碳贸易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的主要贸易发展议题。关于低碳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低碳贸易的理论研究
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影响时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Chichilnisky（1994）认为实行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会得到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将会加剧，全球总体环境也将趋于恶化。Copeland和Taylor（1994，1995）最早利用南北贸易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他们假定各国的比较优势来源于环境标准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可以改善环境，发展中国家则会加剧环境污染，而世界贸易从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二）低碳贸易的实证研究
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984—1986年间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结果发现，OECD国家进口制成品中隐含碳排放量占其总排放量的13%。Antweiler等人（2001）利用44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的正效应要超过规模的负效应，自由贸易有益于环境的改善。Frankel和Rose（2002）利用工具变量估计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发现环境和贸易之间相互影响。Ahmad和Wyck-off（2003）测算了24个国家货物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证实了产业地理转移对全球排放的影响。Peters和Hertwich（2008）的测算结果表明2001年全球国际贸易的二氧化碳隐含排放量达到53亿吨。Nakano等（2009）对OECD 41个国家和地区17个产业的可比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21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逆差。
（三）中国对外贸易碳排放现状研究
Shui和Harriss（2006）计算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7%~14%是由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造成的。Wang和Watson（2007）的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净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占中国当年总排放量的23%。You Li和Hewitt（2008）发现，中英贸易使得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17亿吨。Weber等（2008）研究发现，2005年中国1/3的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7亿吨）是由出口产品造成的。陈迎等（2008）定量研究了2002—2006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的隐含能源问题。刘强等（2008）研究发现中国出口过程中带走了大约13.4%的国内一次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4.4%。齐晔等（2008）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孙小羽等（2009）测算了中国出口贸易引发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闫云凤和杨来科（2009）测算了1997—2007年中美贸易的隐含碳，并深入分析了商品贸易和隐含碳双失衡的原因。
（四）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1.增加新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内容。在传统的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等要素之外又增加一个碳要素，将使国际贸易内容发生改变，贸易结构发生变化，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产品的比重则趋于上升。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扩大，碳排放权有可能像劳动、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跨国自由流动，将很有可能替代一部分货物贸易。
2.改变现有国际贸易格局。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将会发生转化：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上具有优势，将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占据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而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被迫退出国际分工——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粗加工比重大、耗能多、污染严重，而且存在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随着碳要素被引入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上可能出现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差异，国际产业链面临重构。引入碳要素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短时间内不足以扭转当今国际贸易的流向——发达国家出口仍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而发展中国家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
3.低碳经济将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低碳经济建立起新的贸易壁垒，获得垄断与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严格的减排标准是一种技术性歧视。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以限制碳排放为名征收碳关税，这有可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借口，借此改变国际贸易竞争格局，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严峻挑战。由于起点不同，征收“碳关税”将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关系更趋复杂化，不利于全球齐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难题。
三、中国开展低碳贸易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一）中国低碳贸易的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仍只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总体上看还比较粗放、可持续性不强，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来维系贸易顺差。迄今为止，中国实现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发展低碳贸易对中国既是阻力，也是动力。近些年来，我国在低碳贸易方面实施了许多重大举措，力图通过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等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2007年开始对重点“两高一资”产品加征关税等。但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低碳化仍需不懈努力。
（二）中国向低碳贸易转型的制约因素
1.要素禀赋约束
中国已探明的常规商品能源总量为155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0.7%，居第三位。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超过2／3，这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格局大不相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碳排放强度方面对中国特别不利：石油的碳排放系数平均仅相当于煤炭的80％，天然气仅相当于煤炭的60％，煤炭消费比重越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越高，致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明显。中国能源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GDP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和供需变化，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煤炭所占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
2.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不断上涨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能源消费尚属于生存型消费，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将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必然导致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0年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9.7％。
3.低碳贸易的锁定效应
王晓芳:中国发展低碳贸易的现状与对策王晓芳:中国发展低碳贸易的现状与对策所谓锁定效应，即现在的决策将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因为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等一旦投入将成为沉没成本，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以上，其间一般不会采用新技术对其更新。例如，现在投巨资新建的燃煤电厂将被这些投资“锁定”，未来十几年内只能继续沿用传统技术，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的状况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改变。
4.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
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已进入服务经济时期。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高耗能、低效率、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受经济发展阶段和科技发展水平制约，中国正处于发达国家经历过的重工业化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自然较高。
四、实现我国国际贸易低碳化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引导，自上而下地推动低碳贸易
对于碳减排来说，客观存在着边际成本随减排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对于理性企业和经济消费者而言，发展低碳贸易意味着增加额外的成本，完全公益型发展模式很难持续，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通过补贴或碳税等形式推进我国低碳贸易的发展。例如，日本光伏企业在发展初期享受政府补贴，光伏产量发展迅速，占全球份额超过70%，后来日本取消政府补贴，德国、中国企业由于技术及成本优势，乘势而上抢占了国际市场。政府要充分发挥在构建以低碳经济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政策引导和协调作用。例如，符合节能环保的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但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国家标准过于苛刻，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协调相关部门利益，对电动自行车出口予以扶持。
（二）发展低碳产业，夯实低碳贸易的基础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未来的企业竞争必定是基于低碳产品与技术的竞争。英国能源白皮书显示，英国近30年中经济规模增加1倍，但能耗总量只增加了10%，这一方面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面对国际贸易低碳化的大趋势，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也需要用低碳化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尚处于工业化初期，产业低碳化任重道远。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而企业应成为低碳经济的践行主体。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财政税收扶持、金融融资支持等引导企业进入低碳产业，研发低碳产品，鼓励企业积极建立低碳技术创新机制，力争在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国际碳减排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激励企业坚持节能优先，大幅度降低能源强度，从而降低碳强度。敦促企业定期企业环境报告书，披露温室气体的产生情况及削减措施等信息，以减少碳排放。
（三）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应及时调整思路，以适应国际贸易低碳化发展趋势。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国际社会积极协作，特别是加强在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积极履行国际减排义务，共同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制高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我国要坚持《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与发展空间。通过编制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商和谈判，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动参与者和制定者，维护国家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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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in Shui，Robert C·Harriss.The Role of CO2 Embodiment in US-China Trade［J］.Energy Policy，2006（34）:4063-4069.
伴随低碳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关注低碳经济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学者开始认识到保持和提高低碳竞争力的重要性[1，2]。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竞争力的研究工作见之不多，且多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建筑、食品、林木等机电企业的低碳竞争力，缺乏从宏观角度研究城市的低碳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很有必要从低碳经济角度研究城市的竞争力，将节能减排纳入城市竞争优势范畴内，使其客观清晰地认识自身在未来低碳模式下的发展状况和优劣势，从而科学制定低碳发展战略。
1 城市低碳竞争力的研究理论基础
1.1 竞争优势理论 ①市场竞争力优势理论。其代表有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李嘉图的相对成本优势、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以及马歇尔的集聚优势理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成本优势理论，认为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是否占有和控制世界上的资源产地，是否具有生产上的高效率技术和组织方式。马歇尔认为当企业集聚时，由于大量生产要素集聚所产生的相互积极影响，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②体制竞争力优势理论。在资源禀赋意义逐渐下降的情况下，竞争优势的研究转向更深层的体制性层面，主要以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竞争力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在目前和未来各自的环境中，以比他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与劳务的能力，或认为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③其他竞争力优势理论。以波特为代表的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一国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竞争力优势主要是以技术及组织的不断创新为依托；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理论，认为竞争力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的环境，强调竞争优势是制度安排的产物。
1.2 低碳经济理论 低碳经济一经提出，便受到各种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学术界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此处重点阐述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关系的相关研究。①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关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观点，即“脱钩发展”和“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脱钩发展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途径是切断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脱钩”。Grossman于1991年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格鲁斯曼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增大，达到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下降，环境得以改善和恢复。②减排成本。部分人对发展低碳经济存有顾虑，认为会额外增大社会成本，得不偿失。但英国能源白皮书认为，有效处理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其实很小，仅相当于2050年全球GDP的0.5%-2%。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中，定量评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认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指出如果目前全球每年投入1%GDP的减排成本，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的GDP损失。
2 城市低碳竞争力概念
澳大利亚气候研究机构与英国第三代环境主义组织联合的研究报告《20国集团低碳竞争力》中，将低碳竞争力定义为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能力。本文认为，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因此，城市低碳竞争力指城市在低碳排放的约束下，与其他城市相比较具有的为其居民创造物质财富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实现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脱钩的能力。其核心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量，目的在于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城市低碳竞争力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其中，经济竞争力指促进经济增长，为居民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社会竞争力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环境竞争力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能力。三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如图1所示，模型底部表示人类发展所依赖的三个资本之间的限制性关系，即环境容量限制着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制约着经济发展；三个支柱分别代表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竞争力，上部的三角形表示城市低碳竞争力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水平的一种竞争优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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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低碳竞争力特征
3.1 系统性。城市低碳竞争力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竞争力，是由产业结构、价值观念、技术水平和政策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创造和维持的。其强弱取决于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仅注重某一因素或几个因素，导致盲目性和片面性，产生短板效应。必须从整体出发，始终把握系统的整体特性和功能，才能增强城市的低碳竞争力。
3.2 动态性。城市竞争力是自身资源与外部环境通过制度与机制发生综合作用的结果，自身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处在动态变化之中，而外部环境因素更是瞬息万变。因此，城市低碳竞争力是个动态的系统，不仅其大小会变化，其内涵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必须从发展和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的低碳竞争力。
3.3 相对性。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某一时点去观察不同城市的低碳竞争力现状，是可比的。另一方面，从不同的时点去观察同一城市的低碳竞争力发展变化状况，同样具有可比性。只有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才能体现城市竞争力的大小，并分析其发展演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因此，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3.4 开放性。根据系统论观点，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换，通过不断吸收新的要素，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并将城市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优势“输出”到周边地区甚至更大的区域，占有或支配更广范围内的资源，带动区域的发展，才能具有竞争力。开放性反映了城市的集聚和扩散的功能。
3.5 差异性。不同城市自身条件不一样，城市政府的政策手段等因素也不一样，导致城市低碳竞争力呈现差异性。培育城市低碳竞争力可以从城市的差别优势出发，权衡自身在区域的角色定位，把城市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竞争一合作关系，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4 城市低碳竞争力理论模型
基于低碳经济和城市低碳竞争力内涵及特征，借鉴波特[3]、IMD[4]、和倪鹏飞[5]等学者或机构的城市竞争力模型，本文认为城市低碳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低碳竞争力，并且受区位禀赋、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城市文化、政策制度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支撑，见图2。经济竞争力指促进经济增长，为居民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社会竞争力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环境竞争力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能力。三者相互影响、制约和加强，只有综合提高三者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城市的低碳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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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产业结构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是决定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节能减排的重要因子。区域禀赋指专属于一个特定区域、基本上不可转移的地域性特征，如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土地资源和城市印象等。基础设施指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公共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包括能源、给排水、道路交通、邮电通讯和防灾系统等。城市文化指城市居民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包括城市生活环境、方式和习俗。政策制度是城市管理者制定的发展方向和行为准则。发展低碳经济，需制定合理、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倡导低碳生活理念，鼓励开发和应用节能减排技术。技术创新指改进现有或创造新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的技术活动，重大的技术创新会导致经济社会系统的巨大变革。低碳发展离不开先进科技支撑，须重点开展新能源和节能减排产品的研发工作。
5 城市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城市低碳竞争力内涵及理论模型，遵循科学性、层次性、可比性和动态性等指标遴选原则，本文采用三层框架体系，目标层为城市低碳竞争力指数，准则层包括经济低碳竞争力、社会低碳竞争力和环境低碳竞争力，指标层则为具体的指标，见表1。
6 结语
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城市消耗全球85%的资源和能源，排除85%的废物和CO2[6]，解决世界气候和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城市的低碳化发展。通过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有助于城市客观清晰地认识自身在未来低碳模式下的发展状况和优劣势，科学制定低碳发展战略。此外，研究不同城市的低碳竞争力，有助于整体把握我国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状况和方向，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和决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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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136-05
一、低碳经济概述
（一）低碳经济内涵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低碳经济”的核心是通过新型清洁能源技术、能效提高技术、降耗减排等能效创新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行业的广泛推广和大规模运用，建立清洁能源利用机制，由此促进现代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降低社会生活耗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即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新型可持续循环发展的无污染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各国低碳经济举措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兴起的，随之“低碳贸易”“低碳社会”“碳关税”等概念也被相继提出，同时各国各种低碳经济措施应运而生。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建立成低碳社会。2007年6月，英国公布了《气候变化法案》草案，明确承诺到2020年，削减26%-32%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降低温室气体排量60%的长远目标。
2007年12月，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无具体要求。
2008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旨在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根据该计划，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
2009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美国将征收碳关税。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除提出美国未来几十年碳减排的框架目标，还规定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排放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二、我国传统的外贸出口模式——“高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使国际贸易的低碳化趋势，与之相对的却是我国以“高碳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外贸出口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中国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产品比例接近10%。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具有“高碳”的特征，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高碳”出口模式暴露出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
（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如表1），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出口的高能耗产品的能源消耗占国内能源消耗总量的1/5左右，我国出口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5%，机电、化工、有色金属等出口贸易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高出世界先进平均水平40%以上。
随着对外经贸的不断发展，生产出口商品依赖传统能源支撑所引起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国内和国际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迫在眉睫。
（二）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所占比例高达50%左右。表2显示我国从2007年开始，加工贸易占年度出口贸易总额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总体上降幅不大，2012年加工贸易比例仍然高达42.11%。
由于我国长期积极引进外资，实行优惠的外资政策，这使得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被引进国内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些项目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以跨国投资形式将大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些产业都是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或高技术产业的低端加工环节，不仅使得我国目前能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产品也使得我国处在国际贸易链条的低端位置，产品附加值低，并经常遭遇各种绿色贸易壁垒。
（三）出口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总体水平不高
与飞速发展的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从表3可以看到，2003年至2010年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对比悬殊。2010年，我国货物输出达到15779.3亿美元，而服务输出仅为1702亿美元，相差14077.3亿美元；在2005年与2006年间，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的比例更是分别达到10.60：1和10.01：1。同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份额都是相当低的。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3.29万亿美元的比例仅为3.65%，相当于美国的24.5%，德国的48.4%。①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长短脚”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短板”，不仅制约了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低碳化发展的阻碍因素之一。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低碳经济”措施的施行，对我国出口贸易来说，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征收“碳关税”，施行“碳标准”等措施，对于具有“高碳经济”特征的我国对外经济来说，都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低碳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为我国低碳产业发展，实行出口贸易绿色化从而实现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一）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1.碳关税成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了美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即对进口排放密集型产品如电解铝、钢铁、水泥、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等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所谓“碳关税”（Carbon 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主要针对进口产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而进行的关税税收。
高耗能产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其中包括电解铝、电解铜、各类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钢铁产品、家电产品等各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产品中的机电产品为例：2008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我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0.6%。而机电产品恰恰是“碳关税”中所指的主要“高碳产品”之一。由此，可以预见，一旦碳关税开征，我国的对外贸易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其次，我国当前的出口企业大部分仍然以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些出口企业中不少是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因此，一旦开征碳关税，环境成本就会抵消劳动力成本优势，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减弱，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出口企业整体受到打击的同时，也会使对外依赖度较大的我国整体经济受到重创。
然而，尽管“碳关税”看起来那么冠冕堂皇，却无法掩饰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性。
首先，征收“碳关税”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WTO的宗旨在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的本质在于在WTO规则框架下，尽可能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成员之间的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而“碳关税”则是采取了关税手段限制他国产品进入本国，与WTO提倡的“自由贸易”原则相背离。同时，“碳关税”也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一成员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不论是否是WTO成员国）的优惠待遇（包括利益、特权、豁免等），应立即和无条件给予其他各成员国。而征收“碳关税”，各国环境政策和环保措施都不同，对各国产品征收额度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会直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必然造成国际贸易秩序混乱，导致各种国际贸易战。
其次，征收“碳关税”违反了《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排放额度。在历史和现实上，发达国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应该承当更大的责任。而征收“碳关税”则意味着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相同的减排标准，这违背了《京都议定书》中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原则。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中，让发展中国家背负“污染环境”的责任，给发展中国家增加压力是显失公平的。
2.低碳主义可能滋生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产品标准、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对国际贸易造成的阻碍，或者一国有针对性的指定某种标准和法规，将国外竞争者置于成本劣势。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非关税壁垒，具有隐蔽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因此常常被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WTO反对非关税贸易壁垒，并为减少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制订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然而，协议同时规定为实现“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保证出口产品质量，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标，可以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这就为某些打着“保护环境”口号的低碳主义者实施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低碳经济”的兴起和“金融海啸”过后的经济复苏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契机。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开始设置市场准入的“碳标准”认证，我国的大部分“高碳”产品可能因达不到标准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此外，为使出口产品达到相关技术标准，必然会牵涉到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监督与检验从而建立更为严格的管理体系，同时生产商必须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西方标准的认证工作，因此大大增加了产品成本，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低碳经济将导致世界政治的博弈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
历史实践证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改善，能够促进两国国际贸易；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恶化，则会阻碍两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作为国际贸易的晴雨表和指向标，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将影响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
而低碳经济下，全球气候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演变成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欧盟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大的外交政策，并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施压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改原布什政府的政策，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并成为领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既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又由于经济发展必将增加能源消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这场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各国争论最多的是，谁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实际上，低碳经济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重组争夺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领导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
然而，中国的崛起和“高碳经济”与之形成了对应关系。由于中国在最近的30年里是以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不断崛起的，并且伴随着能源的高消耗，使得中国成为“低碳经济”中西方各国争论的指向矛头。
中国如不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问题的协商谈判中，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取得有利于我国的一席地位，我们将面临的不仅是碳关税和其他碳壁垒，还可能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恶化，进而给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严重阻碍。
（二）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正面影响
1.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化，减轻环境和能源压力
“低碳经济”的兴起将引起国际社会向“低碳消费文化”发展，以及各国积极实施各种“碳关税”“碳准入”等措施。这将会使众多“高碳”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低碳产品”而更加注重节能减排问题，将其作为其经营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并努力使企业向低碳企业发展。也就是说“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外力也会反过来促使国内企业不断进行转型升级，节能减排。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作用，从而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化，减轻国内的能源和环境压力。
2.推动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增强出口竞争力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较大的冲击，但同时，它也对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国际消费者环保节能意识的提高和各进口国对碳排放要求的日益严格，我国一些“低碳”出口产品开始在国际上走俏。以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为例，由于符合环保节能的时尚，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随着中国政府践行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碳减排”承诺和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中国汽车产业将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拥有后发优势，而且也能够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拥有占先优势。“低碳经济”的兴起给我国低碳产业出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该对这些产业给予更多力度支持，促使出口产品低碳化，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
3.碳交易或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新领域
所谓“碳交易”，是指碳排放权交易，即在量化了各个国家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体系，买卖碳排放量配额，企业减少碳排放量，其减排指标可在国际市场出售，其他企业则可以买进碳排放量配额。而实质是，一方面让生产企业为了将本企业得到的碳排放配额出售获利，从而采取更清洁的技术和生产能源；另一方面，碳排放量较大的企业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为了节省购买碳排放配额的资金，而选择其他可替代的清洁能源，从而使社会总的碳排放量降低。目前，碳交易有三种主要形式：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 ET）。
碳交易是低碳经济下，世界各国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取的市场机制。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导和介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者强制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而碳交易则能够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碳交易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为国际贸易的新领域，是未来低碳经济的“制高点”，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美国堪萨斯州的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做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近年来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中国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市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正积极参与碳交易。例如，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随着国际社会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碳交易的大力兴起，碳交易将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新领域，为我国带来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四、我国出口贸易应对低碳经济的措施
（一）创造有利的贸易环境
1.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利于我国的机制
WTO应该成为低碳经济下我国防止和抵制西方国家“碳关税”和其他碳壁垒的机制。中国要始终坚持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和“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碳关税”和碳排放问题上的沟通、协商和谈判，反对各种碳壁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将气候问题和“碳关税”作为不同领域的问题分别加以解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时机和发展空间，使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此外，面对其他国家强行实施的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措施，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瑞典等国的措施，在国内开征“碳税”，即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收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为从WTO框架来看，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做法。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又是可采用的。如果中国自己先征收“碳税”，就可以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西方经济大国的碳壁垒意图。故而，我国可尽快开征碳税以防范中国产品出口将面临的全球性惩罚性碳关税的要挟，减少我国与其他贸易国的贸易摩擦。
2.实施积极的“环境外交”战略
低碳经济下，中国应该进行外交战略的转变，即变被动的“环境外交”为主动的“环境外交”。
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及双边合作，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从而为我国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要积极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向世界提出碳自主减排的承诺，为我国低碳之路的发展争取了主动权。
其次，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参照标准，给某些企图通过“碳壁垒”进行贸易保护的进口国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应当积极联合各个国家，推动和参与制定合理的国际碳排放量参照标准，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再者，我国应与国际社会积极协作，加强同各国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为国际社会低碳化、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国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国际气候变化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识别和分析新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的博弈和制衡关系，以及其对中国整体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定位的影响，从而识别并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3.企业自身加强国际贸易规则的学习，抵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在国际社会低碳化的进程中，出口企业要提防某些打着“绿色主义”口号的国家通过制定各种“碳壁垒”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了解各国法律法规，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熟知国际贸易法规，变被动为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二）积极响应“低碳经济”，推行绿色贸易
1.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促进产业低碳化
从企业自身来说，出口企业应当树立良好的绿色环保意识和长远的发展目光，积极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转型与升级。企业应当重视技术改造与技术革新，加大研发的投入，开发拥有自主产权、具特征化和品牌化的产品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
从国家层面上，政府应该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给予较大的力度支持和引导，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技术，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逐步改变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现状，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制度，限制高碳产品的出口，促使企业节能减排，增强出口竞争力。
2.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创造服务贸易新增长点
一方面，由于我国出口产业中，“高碳”产业居多，比如加工产业、造纸业、化工业和钢铁业等，为了应对碳关税等贸易壁垒，我国应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力度，使竞争优势向低碳产业集中，增加低碳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低碳经济下，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为服务贸易注入更多的高科技含量，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使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从规模到水平上都得到根本的提升。
3.积极响应国际低碳化号召，推行出口行业能源结构改革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这就加重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产品的“高碳”特征。因此，我国要推动出口产业低碳化，就要推动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大力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等新能源，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加强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与国际合作。这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成为我国积极响应国际低碳化号召，实行“绿色贸易”最有效的低碳路径。
（三）建立拥有话语权的碳交易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我国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市场。但是，由于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我国缺乏话语权。例如，CDM项目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形式。2008年中国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但是，由于我国缺乏与国际碳市场二级市场直接交易的平台，我国这些核证减排量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发达国家，从而使国外的交易机构获得暴利，而我国沦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的工具。
因此，低碳经济下，我国要建立拥有中国话语权的碳市场体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交易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调动全社会发展和利用清洁能源的积极性，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以最低的成本降低我国碳排放量，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以高附加值的清洁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参考文献】
[1]杨志龙，李奇璘.对我国出口贸易模式的分析和思考[J].北方经济，2009（5）：60-62.
[2]张向晨.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J].WTO经济导刊，2009（12）：87-88.
[3]王双.“低碳经济”——开启绿色增长新时代[J].时代经贸，2009（153）：24-29.
[4]徐瑞娥.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9（66）：34-40.
[5]徐冬青.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与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12-16.
[6]杨圣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J].时代经贸，2009（153）：16-23
[7]周芳.浅析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科技信息，2009：356-357
[8]徐驰.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J].技术监督教育学刊，2009（1）：75-80.
1、前言
所谓的低碳校园，就是基于低碳、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和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遵循教育教学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为原则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推行低碳理念。倡导低碳学习、生活、工作方式，着力建设生态化、数字化、人性化的和谐校园，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2、建设低碳校园的基本思路
2.1合理校园规模
目前，闽江学院校园占地168.49公顷（合2527亩），校舍建筑面积约49.97万平方米。如此大的占地规模应该怎样合理的规划，成为本次低碳校园设计的重中之重。
校园占地规模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校园内重要活动方式是课余间大部分学生进行步行活动，并且一日多次。一般来说，大学课间休息时间在10分钟左右，按照正常的大学生活动规律来规划校园，则校园的中心教学区合理的活动半径为5分钟的步行距离。从生活区到教学区则不宜超过10分钟的步行距离。由此换算，校园中心与教学区的合理半径约为R=5分钟X80米/分钟=400米，生活区到教学区的步行距离大约为R=10分钟X80米/分钟=800米。当然，这些数据只是一些理论上的依据。要想规划出一个低碳校园，还必须根据院校性质、所在区域、地形特点、合理的建筑密度、每个学生的建筑面积等因素进行规划。
根据以上理论，将校园规划成一个以环形为主的形状是最为合理的。经过对闽江学院俯视图的调查研究，发现院本部教学区，生活区，行政区大体呈环状分布，但是存在一点很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生活3区的位置建设在环形之外，这样就十分不利于生活3区的学生的校园生活。
2.2便捷的交通线
在低碳校园规划中，为了减少校园内汽车尾气的排放，应多用便捷的交通线。采用中心式或者环形的线路可以有效的促进步行交通。在本次闽江学院的低碳规划中，可以在校园内设定多个自行车子租借点，采用饭卡刷卡制，以减少学生日常在校内对汽车或摩托车的依赖，这样就减少了对能源的依赖。有效的减少碳的排放，达到低碳规划的目的。同时在道路设计方面，建设以步行为主的道路系统，覆盖到每个校区。
在高校校园道路系统的规划中，应注意几个规划原则：1、舒适性原则；2、便捷性原则；3、安全性原则。在舒适性上，道路与环境相结合，特别是步行道路需特别注重周边环境绿化。而便捷性则是要考虑机动车沿外环行驶，就近停靠出入口。最后的安全性原则，对于学生密集的高校尤为重要，中央教学区域管理需要充分重视安全按照分离的人员和车辆。基于上述道路规划原则、低碳设计的闽江大学校园路采取汽车道和人行道分离的形式，汽车道在外，人行道在环路之中，这样可以减少车辆与学生的接触，降低安全隐患。
2.3绿化系统的调节
绿化系统可以调节空气，美化环境，是低碳校园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瑞士苏黎世大学lrchel新校区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Lrchel新校区选址位于lrchel park大块中，拥有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新校区在设计上重视保护和发展原有的生态系统，在建设中尽可能地保留了自然的水系、山貌、湿地和树林。在建筑上，采取校园建筑组团与山体相间的布局，这种校园建筑组团局部想自然山体开放的形式，使原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交错尽可能地发挥边缘效应，校园景观与原有自然景观有机地融合，形成山、水、建筑一体化的校园空间格局，从而达到低碳的目的。
闽江学院位于旗山脚下，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给了校区充足的资本。本小组认为闽江学院的绿化系统规划可以将校园内规划成多层次的园林景观，将水体、绿地、生态廊道等融入校区，并强调保育和生态元素。在建筑物内外进行大量绿化，在建筑物见提供连廊和林荫步道，借此营造清幽秀气和具有文化品位的与人环境。植物本身就是低碳生活的开始。大片的草坪、优美高大的树木和极具观赏价值的花坛都可以成为现代校园必不可少的植物绿化，带给师生生机勃勃的精神享受。
2.4从建筑学角度打造低碳校园
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各种职能的不断增加，校园建筑类型由简单趋向复杂。而在建筑材料的使用方面，减少化石能源，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成为现代低碳校园建筑的核心。目前闽江学院的对于建筑的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方面的能源对碳的排放量很大。对于这些问题，在欧洲这些年流行的“被动节能的建筑”可以在几乎不利用人工能源的基础上，使室内能源供应达到人类正常生活需要。本小组在对这次低碳规划时认为，在建造校园建筑是可以通过完成以下几种技术来实现低碳建筑：
1、墙体的节能技术，我们用的是类似夹心层的方法，将保温材料夹于外墙与内墙之间，而内外墙的材料可以使用混凝土空心砖，这样可以不仅可以减低建造成本，还能更好的保温，隔音。
2、门和窗户的节能技术，使用双绝缘玻璃钢化窗户，中空的够着，会改善保温隔热，达到节能的效果。
3、屋顶太阳能技术，可以将屋顶建造成太阳能板，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使之转化成其他需要的能源。
其实，还有许多的低碳技术可以利用在建筑当中，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应注意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总之，在建筑上不仅要体现其美观，也要体现出其实用性和功能性。
2.5从节能角度打造低碳校园
在一所现代性高校中，节能对于减少碳的排放也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许多高校的教学楼，宿舍楼都装上了空调，闽江学院也不例外。11年开始，闽江学院内所有的教室都装上了空调，宿舍楼空调的安装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这对于学生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喜事，但是对于环境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国内空调所用的氟里昂是一种含有氯元素的化学物。氯元素是会破坏地球上空15到25公里的臭氧层，从而使更多的太阳光紫外线照射到地球上，危害人体的健康，由于氟里昂在化学分解过程中会生成大量的温室气体，如CO2等，造成地球的温度不断上升。可以说空调的安装对于低碳校园的建设影响巨大。对于这点，在这次闽江学院的低碳规划中，本小组设计出了一套方案：在校本部与爱恩校区之间建设一个空调中心，在空调中心放置一座“冰山”，每当晚上用电低峰时，就用电冷却找找冰，然后供第二天冷气的使用。将管道中的水循环到空调中心不断被降温后在送回到宿舍或者教室，这是一种非常节能的降温方式。
在节能方面，空调的影响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本次规划中，在校区北部最角落的位置建设一个能源转化中心。这个能源转化中心我们赋予许多强大的功能，比如雨水回收系统；太阳能转化系统；水源热泵技术等。特别是雨水回收系统，众所周知，闽江学院地处冲积扇地区，低洼地带，在下雨是就有充分的水资源。我们可以对校园的地下管道进行修建，使之雨水会经管道流到中心的蓄水池中，在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生物处理，将雨水转化为日常生活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如此一来就可以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做到低碳校园。
2.6从管理角度构建低碳校园
从管理学角度去构建一个低碳校园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
1、校园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校园不能独立于社会，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校园的规划和发展应立足于当地经济与资源条件，形成校园文化和周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互补，各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与利用，协调发展。在校园建设中，应重视弱电工程建设，运 用网络加强校园与社会的联系，让校园以互联网为基础，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伸，实现与社会信息共享，最终实现数字化教学、数字化资源管理等。
2、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节约用电和耗材是建立低碳校园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教育学生避免无必要的电脑长期运行，打印纸尽量双面打印等细节。
3、资源共享，减少重复建设。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可利用空间是最大的，如何做到上街大学城各高校间图书馆更方便的借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3、结语
“低碳经济”是当今世界正在兴起的一种发展方式。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量的大国之一，在未来的一段较长的时期，要将其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同时作为新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重要内容之一。我国高校应积极作出响应，在高校低碳规划建设中，要积极主动引入“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节约型校园，在高校校园里让“低碳”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1]淮建峰.低碳化校园设计.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8）：196.
一.发动机氧传感器的类型
汽车发动机燃油喷射系统采用的氧传感器分为二氧化锆（zrO2）式和二氧化钛（TiO2）式两种类型。而常见的氧传感器又有单引线、双引线和三根引线之分，单引线的为氧化锆式氧传感器；双引线的为氧化钛式氧传感器；三根引线的为加热型氧化锆式氧传感器，原则上三种引线方式的氧传感器是不能替代使用的。其中应用最多的是氧化锆式氧传感器。
二.发动机氧传感器的构造
二氧化锆型氧传感器由二氧化锆管、起电极作用的衬套以及防止二氧化锆管损坏和导入汽车的带孔护罩等构成如图1所示。
三.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干电池相似，传感器中的氧化锆元素起类似电解液的作用，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高温和铂催化），利用氧化锆骨外两侧的氧浓度差，产生电位差，且浓度差越大，电位差越大。大气中氧的含量为21%，浓混合气燃烧后的废气实际上不含氧，稀混合气燃烧后生成的废气或因缺火产生的废气中含有较多的氧，但仍比大气中的氧少得多。在排气高温作用下氧气发生分离，由于锆管内侧氧离子浓度高，外侧氧在两个表面电极有氧浓度差，氧离子就从浓度高的一侧向低的一侧流动，从而产生电动势，所以二氧化锆传感器实际为一种容量较小的化学电池，也称氧浓度差电池。 当混合气稀，空燃比大时，排气中的氧含量高，传感器元件内、外侧氧浓度差小，氧化锆元件内、外侧两电极之间产生的电压很低，当混合气浓时，排气中几乎没有氧传感器内、外侧氧浓度差很大。内、外侧电极之间产生的电压高（约1V）。在理论空燃比附近，氧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值有一突变。二氧化锆管内外涂有铂起催化作用，能使排气中氧气与一氧化碳、碳化氢等发生反应，减少排气中氧含量，使外侧铂表面的氧几乎不存在，提高了传感器的灵敏度。 氧传感器的输出特性与排气温度有关，二氧化锆式氧传感器的工作温度在300℃以上。当排气温度低于一定值约时，氧传感器的输出特性不稳定，因此氧传感器一般都安装在排气温度较高的位置。为此，有些车上海装有排气温度传感器，当排气温度传感器的信号达到一定值后，控制单元才根据氧传感器的信号进行空燃比反馈修正。其特点是抗铅；较少依赖于排气温度；起动后迅速进入闭环控制。
四.氧传感器的常见故障
（一）氧传感器中毒
氧传感器中毒是经常出现的且较难防治的一种故障，尤其是经常使用含铅汽油的汽车，即使是新的氧传感器，也只能工作几千公里。如果只是轻微的铅中毒，接着使用一箱不含铅的汽油，就能消除氧传感器表面的铅，使其恢复正常工作。但往往由于过高的排气温度，而使铅侵入其内部，阻碍了氧离子的扩散，使氧传感器失效，这时就只能更换了。
（二）积碳
由于发动机燃烧不好，在氧传感器表面形成积碳，或氧传感器内部进入了油污或尘埃等沉积物，会阻碍或阻塞外部空气进入氧传感器内部，使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失准，ECU不能及时地修正空燃比。产生积碳，主要表现为油耗上升，排放浓度明显增加。此时，若将沉积物清除，就会恢复正常工作。
（三）氧传感器陶瓷碎裂
氧传感器的陶瓷硬而脆，用硬物敲击或用强烈气流吹洗，都可能使其碎裂而失效。因此，处理时要特别小心，发现问题及时更换。
（四）加热器电阻丝烧断
对于加热型氧传感器，如果加热器电阻丝烧蚀，就很难使传感器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而失去作用。
（五）氧传感器内部线路断脱
内部线路有虚焊 松脱或者断路。找一个新的氧传感器进行检测，如果故障消失则是氧传感器的毛病，反之，则是线路的问题，需更换线路。
五.氧传感器的检修
（一）分工况检测
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指ECU 导线侧连接器端子对地的电压）应当符合下面的要求――a.点火开关位于ON 位置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V；b.发动机冷机怠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V；c.发动机预热后怠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 V～1.0V；d.发动机预热后加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5 V～1.0V；e.发动机预热后减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 V～0.4V。
（二）灵敏度检测
起动发动机，让发动机以2500 r/min 的转速运转3min，使氧传感器达到工作温度。发动机继续以2500r/min 的转速运转，同时测量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如果信号电压在0.1 V～1.0V 之间波动的次数为10 s 内大于8 次，说明氧传感器的灵敏度正常。否则，应当更换氧传感器。
（三）模拟检测
拔下一根发动机的真空软管，模拟混合气变稀，若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下降到0.1 V～0.3V；堵住空气滤清器的进气口，模拟混合气变浓，若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上升到0.8 V～1.0V，说明氧传感器工作正常。如果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不发生上述变化，说明氧传感器有故障，应该予以更换。
六.氧传感器故障的案例
（一）案例
（1）故障现象
一辆丰田LEXUS LS400轿车，已经跑了10万多公里，车主反映车子加速没有以前顺畅，松油门时怠速有轻微的振动，发动机故障灯时亮时不亮，油耗也明显增加。
（2）故障的诊断
读取故障码，故障代码显示为混合气过浓或过稀，从而得到大概的故障部位在进气系统、燃油供给系统、点火系统。可能的主要故障部件为空气流量计、水温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油压调节器、点线圈、高压线、火花塞及氧传感器。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进行检测，推断故障所在因为空气流量计、水温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都有一个确定的故障码，如有问题，都会被控制单元记录下来，会有故障码读出，根据故障自诊断情况，这些部件都没有故障代码，基本可以确定上诉部件没有故障。而氧传感器是受其它因素影响较多的元件，应该先检测其它的元件，最后检查氧传感器。检发现其余元件没有损坏，问题则出在氧传感器上。
（3）故障的检修
根据电路图，断开发动机ECU与氧传感器的联接，对氧传感器进行检测，测量左右两边的主氧传感器加热元件的电阻，都在5.1～6.3Ω之间，没有问题，接着测量ECU端子HTL和HTR对搭铁的电压在9～14V之间，也没有问题。只有检查氧传感器的工作情况了。按要求装好拆下的拆下的部件，起动发动机，并热车到正常的工作温度，连接诊断插座上的E1和TE1端子，用万用表的正极表棒连接到插座的VF1和VF2端子，负极表棒连接到E1，高怠速（2500r/min）运转2分钟以加热氧传感器，然后将发动机速保持在2500r/min。分别计算电表在0～5V之间的波动次数（正常应在每10秒内波动8次左右），测得的波动次数为零。始终保持在0V，问题可能是氧传感器信号问题。再测量端子OX1、OX2端子跟E1之间的电压在0.5V以下，只有0.1～0.2V（正常应在0.5V以上），这就说明氧传感器不工作，问题终于找到了。由于氧传感器不能正常地把信号反馈给发动机ECU，不能对喷油器的喷油肪宽进行控制和修正，产生混合气过稀、过浓现象，导致出现了前诉问题。最后更换2个氧传感器和火花塞后，试车故障再也没有出现。
七.汽车氧传感器的发展趋势
中国开创性地提出了“新型汽车氧传感器产业” 及替代品产业概念，在此基础上，从四个维度即“以人为本”、“科技创新”、“环境友好”和“面向未来”准确地界定了“新型汽车氧传感器产业” 及替代产品的内涵。根据“新型汽车氧传感器产业” 及替代品的评价体系和量化指标体系，从全新的角度对中国汽车氧传感器产业发展进行了推演和精准预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行政区划和四大都市圈的汽车氧传感器产业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银行信贷猛增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逐步实施的带动下,随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了整个2009年前半年。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纪录高达9.59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速高达34%。其中,1月、2月、3月、6月为贷款新增的高峰期,四个月新增贷款合计为6.14万亿元,占总新增贷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业银行的巨量信贷投放改善了全社会及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助推了企业生产的企稳回暖,提升了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程度。银行信贷资金在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拉动了国内GDP的增长。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拉动占比为80%。毫无疑问,银行杠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以量补价难以遏制利润增速下滑
由于执行反危机的降息政策,银行整体息差水平比2008年显著缩小。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净息差为2.21%,较上年下降0.49 个百分点;中国内地外币业务净息差为1.44%,较上年下降1.45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币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降了1.89和2.1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收窄。基准利率下调对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利率水平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币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为1.24%,较上年下降1.68个百分点。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为1.50%,较上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外币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利率震荡走低。2009年,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英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个月美元LIBOR为0.43%,较上年末下降1.32个百分点,六个月EURIBOR为0.99%,较上年末下降1.9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显著,贷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贷款基准利率快速下调,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贷款结构欠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占比达到23%。虽然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弥补贴现对贷款收益率的影响。三是市场流动性充裕,机构间竞争更趋激烈,贷款定价水平达到历史低位。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净利差刚性收窄,银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以努力实现银行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的增长。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资本利润率16.2%,资产利润率0.9%,利润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撑盈利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信贷规模接近34%的增速扩张。从各大银行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到,银行以量补价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润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入统计数据的17家银行中,工行、中行、华夏、深发展、兴业、民生、浙商、渤海这8家银行2009年资产利润率较2008年获得提升,广发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从全行业来看,净利润增速从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补价难以遏制住利润下滑。
银行资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补充资本压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使得部分资本状况一般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指标方面下滑明显,接近监管底线。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各银行的贷存款比例处于高位,大部分银行接近75%的监管上限,小部分银行比如中信、光大、深发展、民生已经超出监管范围之外,分别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贷投放使得各银行资本消耗严重、未来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在对17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各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农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别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27%和5.06%,接近监管红线;而渤海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发行规模2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发行规模100亿元。其中发行量最大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发行量占到了77.10%。建设银行2009年分别于2月、8月、12月发行三期次级债,合计发行规模800亿元,是2009年发行债券规模最高的商业银行。
由于银监会于200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余额不得超过其核心资本的20%的规定,并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以7月1日为红线的“新老划断”方式扣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的需求量,使得商业银行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补充资本,包括二级市场配售、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压力仍然很大,纷纷宣布了筹集新资本以充实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表1)。上市银行增发无疑会成为2010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然而,上市银行增发仍然蕴含着风险。就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资金紧张,而是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因为,2009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开发商,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很难牢固。因此,大规模的融资完成以后,银行能否给实体经济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银行继续按照现在的经营思路,继续把信贷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开发商,那么,融资不仅不能化解银行的风险,反而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监管政策收紧,银行疲于应付
伴随着银行贷款的高速投放,为防范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结构以及新业务开拓等方面,银监会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了监管力度,以防潜在风险,特别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资本新规具体包括:将资本充足率达到10%作为审批商业银行新业务、新机构准入及提升监管评级时的硬性指标要求;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行为有所限制;对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进行更严格的限定。在将次级债计入该银行附属资本的过程中,将2009年7月1日定为标准时点,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将银行交叉持有的新发行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等。上述监管新规,将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硬性约束限制的程度,并将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银监会监管收紧对于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银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升。从各大行2009年年报可以看到,17家银行中除了农行和中信没有达标之外,其余全部达到了15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4.1%,比年初上升2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资本监管加强外,贷款新规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面临着经营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中国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业界被统称为贷款新规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都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这些新规的出台,在帮助银行实行贷款全流程管理、规范贷款操作行为、防范潜在信用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更新、管理措施跟进、目标客户维护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初衷在于通过加强贷款支付的管理,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减少贷款挪用风险,避免银行贷款进入股市、楼市而非实体经济领域。而大客户的接受度不高,这给银行维护客户关系、推进《办法》的实施带来了困扰。银行试图通过用流动资金贷款代替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化整为零的变通方法也在《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风险分析
存款活期化,贷款中长期化,错配风险集聚
存款活期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活跃和经济的企稳回升,存款进一步活期化的趋势明显。从储蓄存款的定、活期结构来看,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额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额。说明储蓄存款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性风险加大。
新增贷款长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资结构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票据融资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与前期相比,显示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对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构成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7月贷款构成中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达到了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达到3.41倍,新增贷款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因为绝大部分中长期贷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支持宏观经济持续回升,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必须得以保证,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流错配风险。
从中长期贷款的部门流向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多地集中在了企业部门。目前,企业部门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占76.2%,从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观察企业和居民消费两个部类中长期贷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费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了绝对的份额,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仍高达88%。居民消费性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其比重如此之高与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达有关,但居民消费性贷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上,实际上大大压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其次,企业部门的贷款快速的向中长期贷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购置等,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中时,会有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企业部门贷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长期贷款实际上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集中。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投向不同行业的比重发现,中长期贷款集中配置在制造业、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这五大行业所占的中长期贷款比重分别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长期贷款的94.8%。如果将交通运输、电力和水的生产以及水利算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话,这部分中长期贷款占到总的中长期贷款的45.6%。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这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中国银行体系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过快,与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时,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都系统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制约了下一年度中长期贷款份额的上升空间。反思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模式的风险。
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我们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这都系统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增长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同时,中国目前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的金融结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过高,中长期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因此,要系统性地降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不够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转变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贷款主体“亲政府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
在贷款向市政建设、公共事业项目集中的同时,贷款主体自2008年末和整个2009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贷款主体向国有大型客户集中,二是2009年以来的新增贷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当前国内信贷业务具有的较高收益能力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各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市场的争夺非常激烈,信贷市场占比仍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地位的核心指标之一。在中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不能错过通过信贷扩张改变竞争地位的机遇。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资平台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和投资热点,所以加大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贷款就成为银行必然的选择。
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国企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向中小客户倾斜,但是出于对规模、成本和资产质量的考虑,大部分商业银行仍把信贷资金向大客户集中。从各大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华夏、广发、深发展、兴业、民生、恒丰、浙商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其中广发在图11中比较显眼,单一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56.43%,全都超过了监管要求,贷款集中性风险较高。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
地方政府过度融资把银行引入风险境地
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形成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09年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超过3000多家融资平台获取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经累计7.38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万亿元,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各行一般贷款余额较大的比例,如图12,2009年末光大银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一般贷款余额的33.1%,兴业银行为29.4%,平台贷款集中度比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冲动下,基本没有考虑本级政府实际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相对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引发各种风险因素。短期来说,由于投资和信贷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难以继续融资,从而导致工程烂尾,进而造成银行的坏账;中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融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一般都有回收期长而且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特点,即项目本身的还款能力相当弱,主要靠财政收入偿还,而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不稳定的,不仅对经济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着房地产市场冷热的影响。此外,极端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近年地方政府较普遍的以财政对借贷进行担保的做法,严格地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成为银行体系信贷质量方面的长期隐患。
多数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25%,兴业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60%,比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会提升银行未来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盈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多为中长期的基建类贷款,而建设周期通常长达2〜3年,因此在随后两年有进一步融资需求,当偿还本金高峰来临时,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对银行业2012〜2014年的盈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在目前7.38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的金额显著上升,2013年达到峰值,为2.3万亿元。假设2013年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3.36%,关注类贷款比率为13.45%,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拨备比例为100%,对关注类贷款拨备比例为5%,则2013年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将分别达到2359亿元和9437亿元。如果商业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在2010〜2012年提前拨备,则需拨备2831亿元,相当于银行业2010〜2012年拨备前利润的6.6%,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影响为7.9%。如果累计超过地方政府偿债率警戒线的还本付息金额全部变为不良贷款的假设,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最大影响为33.1%之间(如表2)。
房地产信贷激增,房地产及与之相连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图14),与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信贷规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自2006年以来银行贷款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平均达到21%)。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到2.5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32%,同比增长29.75%。2009年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5796亿元,占各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的6.02%。2009年房地产开发市场显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状况。与房地产景气度同向发展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住房个贷余额达到4.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91%,同比增长41%;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4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14.5%。
金融过度支持有可能会激化房地产业危机,特别是长期宽松的信贷政策,过低的利率政策会不断刺激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消费性需求。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价上涨,继而出现风险,基本都与银行的进入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房价短期内快速飙升,基本上都是银行金融支持的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和收缩会严重影响房地产资金供应,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房地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储备贷款存在隐性风险。1997〜2009年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快速增长,但土地购置面积一直大于开发面积,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而这些闲置土地大量囤积在部分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第二,销售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面临极大风险,经济繁荣时期销售猛增,一旦经济衰退销量会大幅下滑。以2008年为例,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是销售非常低迷,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全部下降。开发商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减缓,资金链趋于紧张,现金流量情况恶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由于房地产市场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高房价收入比使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违约风险开始上升。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产均价13224元和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成人的全部年收入来购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购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可能居民房价收入比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价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使得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潜在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脱媒”压力下银行理财产品疯长,资产表外化潜藏风险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对传统的银行经营带来挑战,银行存款减少,分流向资本市场的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面对脱媒的压力,银行不得不寻找新业务途径,而理财业务从2004年上市后就成为各行竞相角逐的市场。2006〜2008年间,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一路上涨,到2009年更达到了7566款,募集资金达到了5万亿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1.88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熟悉、专注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此后,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走低以及资本市场的走强,商业银行纷纷探索新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台进入股票市场、产业投资市场。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将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实业投资。在这种投资路径打通后,理财产品形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新股申购、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及由债券、股票、信托融资等产品组合而成的资产配置产品等。二是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结构性理财产品,实现覆盖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币海外投资的通道,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半径,理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产品。
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稳定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大幅增加,占主导地位。进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紧缩资金流动性的宏观政策让银行“钱包”收紧,加息即通胀预期又让投资者对存款缺乏兴趣,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1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市场的80%左右。在信贷规模紧缩时期,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的变相贷款,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盘活了存量贷款或分流了增量贷款,间接地使信贷规模得以扩大。据了解,多家开发商直接走贷款通道屡屡受阻,很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将资金引到房地产领域。这已成为不少银行贷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开发商曲线获得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
此外,银信合作理财也成为银行间信贷腾挪的手段。2010年对信贷投放节奏控制严格,四个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为3∶3∶2∶2,因此银行必须对信贷投放做好充分计划,比如有哪些信贷马上要发放,有哪些资金可以回收,碰到额度紧张时,就会向总行申请进行信贷资产转移。不过,除了额度控制的因素外,银行还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信贷利率较高,所以一般转移出去的信贷利率会比较低,比如下浮10%,这样银行就可以用腾挪出的信贷额度投向利率较高的信贷。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却因此减少资本要求,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不容忽视的是,一旦理财产品未来出现支付风险,银行就会对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样看似风险低的表外融资立即转为表内,构成商业银行的一大隐形风险。尽管理财产品背后的运作采取银信合作模式,但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其视为银行行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资金而出现问题,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声誉风险。
可以看到,银行理财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突出,部分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一味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管理。例如产品研发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风险适应性原则设计产品,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投资组合,没有运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收益率;在产品销售上,没有进行客户风险偏好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没有准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在风险管理上,没有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测指标并建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理财业务将会随着国内居民财富迅速扩张而产生巨大的需求,也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相符,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与完善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货币、紧信贷下催生债券市场泡沫,银行体系集聚巨大利率风险
“宽货币、紧信贷”是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货币供给较为宽松,人民币贷款则持续收缩;银行资产非贷款化倾向加剧,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货币不进行实质性紧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宏观问题,宽货币、紧信贷下银行体系孕育着巨大的利率风险。
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导致“宽货币”,银行资金面宽裕。外汇占款是我国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根据央行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析货币的投放情况。“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国外资产及国内信贷。负债方则是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通过考察2009年以来“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在国外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则一直上升。如图16,2009年12月,国外净资产占比已经达到82%,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这说明,随着国内信贷收缩,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并相应投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结售汇制度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只要国际收支双顺差稳定扩大,企业、居民不断结售汇,银行就要不断收购外汇资产,发放本币。
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政府通过紧缩信贷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受制于现行的汇率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银行信贷猛增。到下半年,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对于宏观经济的危险性,宏观调控开始转向。
然而,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达到引导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央行票据进行对冲银行过剩流动性,但随着央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冲效果正在不断减弱,而且,庞大的央票发行规模也给人民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发行央行票据外,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锁定银行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始终会有一个上限,在目前已经高达16%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银行业整体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维持在3%左右。另外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或许可以在缓解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信贷投放所能起的影响比较微弱。而且,在目前经济复苏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的大幅升息恐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由以上分析看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实现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和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等银行信贷紧缩手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9年以来,监管当局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资本结构以及计算方法的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其次则是通过窗口指导,对各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从而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
宽货币紧信贷下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银行业积聚利率风险。在人民币流动性总体较为宽松、贷款增速受限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非贷款倾向加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加大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把大量资金投资投向国债及央票。以广州银行为例,2009年投资收益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资收益全部来源于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来中国债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赐于“宽货币、紧信贷”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认购率居然达到了两倍。从长远来看,“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资金必然需要寻找出路,债券投资的配置压力很大,造成众多资金积压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收益率节节走低,并且我国市场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趋势。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场化,长期利率又受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使当前国内债券市场风险在价格上得不到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还未充分反映未来的通胀风险,然而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向消费物价的传导使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机会持续上行。并且实际利率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体现为负时,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对银行的资产价格带来影响,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银行业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胀趋势及其背后的利率变化风险将是近期银行业的担忧所在。目前中国债券定价对通胀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体现未来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长期利率飙升带来的冲击有所准备。
2010年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拐点
2010是中国经济转型年,也是银行业转型拐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是银行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银行在高速发展中基本经历着融资、扩张、再融资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对资本消耗甚巨,使得资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后,监管当局对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本的约束也越来越严格,银行将面临更胜以往的资本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资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业务与中间业务,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提高中间业务贡献度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内含价值增长的内在需求。能否通过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进而加快转变以批发性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为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成功实现转型,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选择。
2009年10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外界表示,招商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招行的二次转型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确保风险可控为目标,通过继续推进并深化经营战略调整,促进经营方式向内涵集约化转变,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巩固和发展招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招行提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和非利息收入这三块业务,推进以低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发展业务,扩大低资本风险、高收益业务的规模,并且提高贷款的定价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招商银行“二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招行所独有,而是所有规模扩张中的银行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大型银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的转型,业务增长的动力不是资产业务而是非资产业务、不是批发业务而是零售业务。例如,花旗银行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财富管理三大类,其中零售银行与投行业务起决定作用,利润贡献度占比超过8成。美国银行业务结构包括全球消费与小企业银行业务、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股权投资及其他业务等四大类,其中前两项业务对盈亏起决定作用,利润占比高达70%以上。汇丰银行则形成了个人金融、私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场四大类主营业务。德意志银行则全力发展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个人理财、资产管理、清算交易等新兴金融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几年尽管发展比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利息收入仍然占据全部收入的绝对比重。2009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国银行为19.82%,但是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决定业务经营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营模式与业务经营转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经营转型的市场效率。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以事业部制居多,通过扁平式、矩阵式、网络型等组织形势替代传统的科层组织,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其优点在于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银行业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经营经验,改革“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缩短运营管理层次,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提升组织效率。
目前,国内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这方面的转型,如民生银行对私业务和对公业务已经开始事业部制管理。民生银行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事业部“一级经营、一级管理”的体制,通过实施专业化评审、进行专业化营销和组建专业化团队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事业部制在业务线内部,减少了协调成本,强化了决策和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支持,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和快速反应;在业务线内部有利于产品创新、产品多元化,有利于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于业务线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管理环节,经营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专业化的团队,延伸服务链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构建与业务转型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安全稳健发展,对于银行经营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施业务经营转型时,由于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等出现新的变化,风险控制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和价值的认识,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实现业务经营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转型
面对中小企业市场旺盛的融资需求和大型优质客户市场挤压形势,银行业要逐步转变和淡化传统的“大户”战略,果断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转型。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改变,所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其中隐含着除信贷之外更大的金融业务空间。面对这一基本的经济结构,银行机构应努力发挥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银行应该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可以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与国有大银行相比,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城商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或协作、或独立地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这必将导致产业和金融资源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个潜力难以估量的发展机遇。服务于温室气体减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出现了参与国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财务状况更加复杂等显著变化。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了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低碳行业的收入增长幅度仍然达到了75%,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已经接近2007年全年总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