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0 08: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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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基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种优惠购机的补贴政策推动下，我国各地区在农业机械的购买力以及农业机械的购买品种，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更加能够注重因地制宜的购买和配置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农业机械，有效的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未来发展，找到适合农机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
1以“农机富民工程”为主纲，明确农机化发展目标
当前我国在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农机富民工程”的开展对于帮助农村地区优化农机装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能力，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的提高，农业整体增产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农机富民工程”的开展更多的是为了提高农民农业整体经营收入，确定农业发展目标，完成党和国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提出的六大任务，提高未来农业产业在社会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促进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装备结构的完善，这将是农机化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方向。
2加强和完善农机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进程，提升农机服务质量和水平
2.1做好农机化技术培训与普及工作
农机化技术是多层次负责技术，不仅需要在农机化设备的研发和推广上投入大量精力，同时也需要做好农机化技术的培训以及普及工作，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需要改变传统的观念，需要采用现代化甚至是超前化的培训思路，要从多渠道，多角度入手，不仅要培训农民具有农机化机械的使用能力，同时还需要对于农民的农业发展需求进行技术培训，要围绕农业发展，农机化技术的提高进行重点培训，将农机化使用技术全面普及，让农民真正掌握先进的农机化技术，从而通过农机化设备的使用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增值，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带领农民走向富裕，才能够更好的激发农民对于农机化设备置办的积极性，才能够在市场经济中提高农机化设备的发展前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2农机服务市场化、社会化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机服务也需要走出农村，走向市场，需要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考验，才能够保证农机服务的良性发展，农民和市场的需求本身就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所以农机服务本身也应该走出政府扶持，迎接市场的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农机服务体系的多元化建设，提高农机服务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
3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双重作用
政府在农机行业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对于农机行业的整体了解来帮助农民置办相关的农机化设备，引进农机化相关人才，建立农机设备使用规范等，同时也可以跟市场机制进行双重作用，开拓市场，形成更加优良高校的服务和有序良好的组织结构，促进农机行业跟农民的整体收益提高，生产的农机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提高，为营造一个更加崭新的农机未来提供基本的保障。
4发挥后发优势，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
在市场经济引导下，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硬道理，而对于农业产业而言，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农机未来发展需要在了解和研究我国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之后制定更加科学高效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要根据每个地区制定相应的发展模式，要学会借鉴国内外优秀的农业发展经验，加强政府和市场对于农机行业发展的支持和引导，加到在农村地区农机化设备和技术的投入，要将农民跟农机行业有效的结合起来，推动农机化的未来发展和创新，缩小跟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差距，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和提高。
5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策略，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和农产品机械化
《报告》中预测，未来10年中国谷物播种面积将保持总体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2024年，预计中国稻谷、小麦、玉米总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3.6亿亩以上，产量将达到5.8亿吨，总消费量预计为6亿吨。展望期内，中国谷物将保持合理自给率，稻谷、小麦两个口粮品种口粮消费自给有余，能够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
根据《报告》预测，未来10年，中国谷物、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继续稳步发展。
与之相对应，我国主要农产品消费也将保持较快增长。展望期内，大米消费年均增长0.3%，小麦消费年均增长0.6%，玉米消费年均增长3.1%，2024年预计达到2.65亿吨。蔬菜、水果、禽蛋、奶制品、水产品等的消费需求都呈增加态势。其中饲料工业已跨过快速增长期，进入成熟期，“饱和式增长”将成为未来10年中国饲料市场的主基调。
《报告》认为，中国农业未来面临着食物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农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等有利条件，也面临着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日益突出、农业生产结构优化不够和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等重大挑战。总体来看，未来10年，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步发展，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将稳步增强，国内农产品市场供需将保持总体平衡。
据介绍，农业展望是研究和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农产品市场供需形势变化，并通过释放市场信号引导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活动的重要调控手段，是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做法。
对此，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建立以重要农产品市场运行核心数据监测、分析预警、信息和生产经营者信息服务为重点的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制度。
《报告》称未来10年，中国农业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单产水平提高将成为主要增产因素，农业产业链将进一步拓展延伸；粮棉油糖肉蛋奶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继续稳步发展，农产品市场供需继续保持平衡态势，“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目标能够实现；农产品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产品价格在成本推动下总体呈温和上涨态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国内外农业互动融合明显增强。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全国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却是全国人口的一半。因此，要发展国家经济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管理好农业经济，然而农村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要想保持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就必须突破农业经济发展这一“瓶颈”。针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对新农村经济发展的设想，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期望能达到与整体经济水平同步提升的水平。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
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依旧是小面积耕地作业，即便是相邻的两片土地，都会因为在种植时间不一致或者耕地地势的高矮差异产生不一样的种植物。不仅如此，在后期的培育和收割过程中更能产生巨大的差异，比如灌溉、施肥。离水源近一些的就能得到更充沛的营养，相反，耕地高一些，距离水源远一些的可能因为不方便而得不到那么多的灌溉和施肥。所以，在农田作业的过程中，最后的收割物总是会显得参差不齐，这也会导致农产品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差异。尽管有些地方被大量承包，但是却因为“短期效应”的影响，让承包人也不愿意投入资金来改善分割地不同的现状，仅仅只是在其他农业方面最到了统一。
除了少数地区实施了用小型农机具耕作外，其它大部分地区都是靠人工种植，因此并没有实现全面性机械化，即使政府已经对农民进行了在农业上的经济性补贴，而使他们自己全身而退，不再接管农民的产业问题，从而使整个农田作业机械化不高。比如在生产稻谷作业的过程中，在水田的翻耕和谷子的收割都用到了机械，但是水稻插秧却仍然是人工。目前，全国机械插秧普及率大约28%，虽然还有待长进，但是农田作业技术相对以前的技术还是有所提高的。
因为土地养护的不到位和人工培育的不便捷，使农作物产量会很难提高到国民期待值。农业技术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因为物资条件、环境因素、人文素质的影响，尤其是小农业经济的“瓶颈”效应，致使大多农田作业还停留在检验期，农作物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不能得到有效提升。有的村镇对农业发展非常有先见之明，从选中到培育到收割等各个环节都有专业人士来进行指导，甚至还会印发传单、广播宣传来对农民进行专业引领，但是农民的人文素质层次不齐，领会的能力也各不一样，特别是农民是经营自己的小块土地，拥有非常大的自主管理权，所以他们不太听上级给与的建议而是依靠自己多年来的经验来进行管理。有的农民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过多地使用农药和激素肥料造成产品不仅没有提高质量甚至会造成人身的健康威胁。农田专业也因此不能很好地的推广和普及，不能及时有效地养护农田并限制了农田质量和产量的发展。
农户对农田的管理非常的随意，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尽管农地主要是分为水田和旱地两类，但是实际选择播种品种的面还是很广的，比如，适合旱地的农作物就有芝麻、玉米、黄瓜、花生、辣椒等，适合水田的农作物有油菜、水稻、经济作物等，而且大多数都是有季节性差别的。因为农作物是按户分散经营，各种市场信息不能很好地传达给农户，所以在产销连接不紧密的情况下，很容易致使有的农产品供大于求，而被迫使作物的价格下降，从而让农民的收入降低；而有的农产品却是供不应求，让极少产出的农作物变得抢手，虽然产物的稀有会使之价格上涨，但是产量的稀少并不会给农户带来多大的效益。所以农民应该及时清楚市场的需求再来进行选择性的农作物耕种。
二、农村经济发展远景及其协同发展
在中国，有一些人在城市商业化的进程中积累了财富，而仅仅靠收税来限制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也依旧难以改变中国贫富差距大的国情。所以，为了更好平衡中国经济发展，就应该着重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创新，首先是政府注资。也就是除了农地以外的股权由政府机构来投资，资金全部由乡村政府来承担。这种模式就是让政府机构招聘经营管理层来监督资金的运转，来确保农田会有增值的空间。其次是集体股权。意思就是将全部吸收农民股份，按照乡村人口的劳动力来折股计算，每一股的价格可以参考当地的实际经营。这种模式让农民参与其中，充分的调动了民户参与的积极性，因为是农民的参与，所以在所有制的形式和产权的分配上也不会有异议。
另一方面，可以在小城市中建立农产品加工厂，让农民作为工人，将部分农村人口转到中小城镇工作。可以在中小城镇规划房产来解决这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农业人口流动与农民身份的把控一定要井然有序，农村人口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耕种，一部分人会留在中小镇成为农民技工。他们可以在中小镇和农村交接的地方开发农民产业区，让一部分农民在专业指导下继续生产农作物，并将产品加工和产品生产前的一系列操作都与中小镇的工作进行合作，使得这部分产品的价值增值部分转移到乡镇村民，促使农产品的接个更接近其价值，缩小城乡差距。
目前，有的农村地区将以前分散居住的村民分布整合到一个地方集中居中，农房的样式统一且格调符合当地村民居住风格，整齐且宽敞就类似城市里的街道小区，非常便于管理。当人口转到了集中区域，对于以前留下的房屋，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房屋可以进行评估后购入，购入之后可以进行一定的修缮和改造，最终可以建设成“农家乐”或“乡村别墅”。甚至部分改造完成的房屋可以进行出售或出租，因为乡村更好的空气和开阔的视野，会吸引更多的城市消费者。
最后要想提高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就是要重视九年义务教育，虽然由于“收入效应”的影响会致使农村的教育水平始终达不到大中城市。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师资力量的薄弱，致使哪怕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城市里的学生已经能熟练的操作电脑，甚至说流利的英语，而农村里的孩子却连电脑长什么样，英语怎么发音都不知道。因此有良好的经济的发展才会会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才会整体提高村民的人文素质，同时，经济条件的好转才会吸引更多的城市教师走向农村，才会使中国的教育程度得到全面的改善。
要保障农村经济模式更好的开展，就需要加强和创新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商业化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的技术改进；科技发明不断让更多的新机器用在耕地上，从而带动农业机械化；交通运输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农产业的基础建设；第三产业的配套服务更好的提升了农场环境的服务环境。所谓没有整体的互动就不会有整体的效应，要想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就要在协同的策略上去实现发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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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泽州县基本情况
泽州县地处河南和山西的交界处，南与济源、沁阳、博爱、焦作交界，北与高平、界碑岭相邻，东连陵川，西接沁水。总面积约2023km2，其中，耕地、粮田面积分别占73.6、57.27万亩，而有效灌溉面积约占15.36万亩。全县共包括17个乡，辖行政村634个，自然村1136个，总人口约53.1万，农村人口占35.4万。泽州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分布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递增，山区较平原和丘陵更多，南部多于北中部。
2 泽州县节水灌溉现状
2.1 水资源总量 泽州县河流纵横，主要包括沁河、丹河流域，前者支流主要包括长河、龙湾河、白水河、范河、犁川河等；后者支流包括东丹河、巴公河及东大河，干流多为南北流向，支流多为东西流向。泽州县水资源总量约3.54亿m3，其中，地下水资源总量约2.54亿m3，川径流量3.37亿m3，其中，重复资源约占2.37亿m3，可开发水资源1.11亿m3。
2.2 节水灌溉技术
2.2.1 渠道防渗 防渗材料主要采用的是混凝土、砌石及复合土工膜等。根据《渠道防渗技术规范》，结合泽州县灌区具体情况，采用了砌石防渗及混凝土防渗等技术。渠道防渗技术有效减少了灌溉过程中水的损失，极大提高了渠道水的利用系数，在农业节水灌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2.2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 在灌溉时采用低压管道能够有效减少蒸发及渗漏损失，因此，此技术也是泽州县农业节水灌溉的主要推广技术，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及泽州县具体情况，重点对管件、连接及机泵进行了选择。通过将管网首部枢纽设置于同管道埋深相平齐，将机井房建设为半地下式，不仅减少了水头的损失，还降低了年运行费用。
2.2.3 灌水技术 漫灌是最常见的传统灌溉方式，为了得到节水的目的，必须对灌水方式进行改进。根据泽州县具体情况，主要应用的是喷灌、微灌等灌水技术。喷灌不仅省水省工，而且不受地形限制，占耕地少，灌水较均匀。泽州县重点对半固定及全移动管道式喷灌技术进行了推广和应用。微灌通过管道同灌水器相连，将植物所需水分以小流量均匀输送至根部，因而节水效率最高。但由于其投资较高，因而主要应用与果树、花卉及温室蔬菜的种植中。
2.3 节水灌溉水平 泽州县灌溉设施共1387眼，有效灌溉面积可达15.36万亩。其中，任庄水库中型灌区1处，有效灌溉面积1.19万亩；机电井334眼，有效灌溉面积6.28万亩；小型机灌站135座，有效灌溉面积4.09万亩；小型水利工程917处，有效灌溉面积3.8万亩，其中，清水池630处，有效灌溉面积0.61万亩；一小型水库9座，小二型水库22座，有效灌溉面积1.14万亩；塘坝19座，有效灌溉面积0.3万亩；小型引水闸248处，有效灌溉面积1.75万亩。节水达标面积10.67万亩，其中渠灌0.3万亩，管道输水2.7万亩、喷灌7.3万亩，微灌溉0.37万亩。
2.4 节水灌溉存在的问题
2.4.1 灌溉设施使用率低
2.4.2 农业结构有待调整
2.4.3 管理体制不到位，缺乏参与式用水协会
2.4.4 农民节水意识薄弱 有些丰水区农民对于节水灌溉不以为然，认为喷灌水少，习惯大水漫灌；全县普遍缺乏节水灌溉试验站，无法科学指导大家造时灌溉，以实现增产增收。
3 泽州县农业节水灌溉的未来发展方向
3.1 发展思路 根据泽州县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水利灌溉的需求情况，同时，充分考虑到各种气候变化、季节因素等对节水灌溉的影响，加快水利设施建设，不断扩大节水灌溉的规模和面积，逐步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提高。
3.2 发展目标 到2015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6.66万亩，节水达标面积达到14.77万亩，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7，“十二五”期间净增水地1.3万亩，其中雨水积蓄补灌面积0.8万亩，改善水地6.6万亩，净增节水面积3.4万亩；到2020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7.76万亩，节水达标面积达到15.86万亩，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8。
3.3 发展方向 根据全县节水灌溉现状，划分重点建设区域，进一步加快节水灌溉管理机制的改革，单村单水源工程和跨村一水多用工程应区分管理，后者应设站专人管理，落实编制。
1.1水权转让实施状况
口前黄河流域水权转让实施的是农业节水水权转让，通过工业企业投资灌区干、支、斗渠衬砌，节约出来的取水权用于水权转让。水权转让均是按照“点对点”的水权转让模式来实施的，即用水企业出资对一定规模的渠道进行节水改造投资，节约出来的水量供用水企业使用。这种水权转让模式的优点是一个工业项口的水权转让对应一定规模的节水改造工程，便于水权转让的监督管理，缺点是由于节水改造项口分散、工程进度差异大等，因此总体节水效果欠佳。
1.2灌区节水改造状况
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通过国家投资、水权转让投资、地方投资、国土资源整理投资等方式对灌区实施了大规模节水改造，达到了很好的节水改造效果。以宁夏为例，宁夏灌区干渠衬砌率高达60 %，支、斗渠衬砌率高达40%，渠道灌溉水利用系数由2003年的0.350提高到2015年的0.511。国家投资灌区节水改造节约出来的取水权能否用于水权转让以及如何转让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3土地利用调整状况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发生了很大变化，未利用土地减少，生态及建设用地增多，必然导致区域用水总量和用水结构的变化。以宁夏为例，根据遥感数据综合分析，2000-2015年宁夏土地利用转移特征明显，最为显著的是未利用土地向草地和耕地转变、草地向耕地转变、未利用土地向湖泊水域转变，以及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近十多年来宁夏耕地面积增加10%左右、建设用地增加30%左右，其中银川市建设用地增加幅度达到60%，水库、湖泊和坑塘面积增加36%左右。根据《黄河水资源公报》统计分析，2009-2013年和2002-2006年两个时段相比，宁夏黄河平均年总用水量减少3.52亿耐，其中农业用水量减少4.71亿msm、生态环境用水量增加0.%亿3m，其他行业用水大体上持平。用水量统计数据基本上反映了宁夏土地利用流转对区域用水总量和用水结构带来的影响。
2 农业节水水权交易未来发展总体思路构建
根据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已经大规模实施的实际情况，建议农业节水水权交易的推进按照“总体节水、分割转让”的思路展开。“总体节水”就是灌区节水改造工程按照统一规划、政府筹措资金整体实施，突出节水的整体效果，达到政府通过节水改造工程建设回收原有农业用户水权的口的;“分割转让”就是按照受让方用水需求，对灌区节水量、投资等进行分割转让。近年来灌区节水改造的大规模实施，已经为“总体节水”奠定良好基础;“分割转让”主要是对某一确定灌区进行合理的可转让水量评估，并构建水权交易的有关政策和制度。
这一思路具有可转让水量评估简单明确、可操作性较强的特点，并且已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内蒙古鄂尔多斯二期水权转让、跨盟市水权交易等均采用这种模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第一步，对水权出让选定区域开展全面论证，提出节水量和投资等指标，取得有关部门的整体批复;第二步，政府通过财政投资、融资等方式对水权出让区进行节水改造工程建设投资，水权出让区域节水改造工程统一规划、整体实施、集中节水;第三步，政府回收水权，通过政府配置、挂牌交易等方式确定受让方，完善水权交易和取水许可有关手续。“总体节水、分割转让”改变了过去水权转让的“点对点”模式，赋予了政府在水权转让中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能够促进水权交易的实施。
在“总体节水、分割转让”的思路下，未来农业节水水权交易应改变口前政府主导的方式，向水市场的方向发展，政府在水市场中主要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通过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减少信息不畅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并减少市场风险、价格垄断和水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3农业节水水权交易的组织实施托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来组建，管理人员包括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灌区管理部门以及用水户协会等。政府机构主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水权转让后取水许可证的变更及水权交易协议的备案来实现。咨询评估机构是独立于市场管理机构与市场主体的第三方机构，主要对水权出让方及受让方进人市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评估。
3 农业节水水权交易组织体系
3.1组织体系
未来农业节水水权交易应放到水市场中来实施，因此需要对水市场的组织体系进行构建。水市场组织体系是指水市场的组织机构、组织形式、管理机构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包括水市场主体、咨询评估机构、市场管理者以及政府机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t。
3.2运行程序
所谓处方农业，是指“农场主在购买化肥农药之前，必须请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根据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的程度，结合用地规模，开出施用化肥、农药的处方。农场主按处方购买一定数量的化肥、农药”。该农业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药、化肥的滥用，促进了农业区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处方农业的起源
处方农业起源于美国明尼苏达州，该州是美国著名的小麦带，也是世界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了提高小麦产量与规模，该州大量施用杀虫剂、除草剂及各种氮肥、磷肥、钾肥，该州的小麦产量由二战前占全美的提高到，牧草的生产规模也空前扩大。但20世纪60年代，由于长期施用农药与化肥，土壤板结，肥力迅速下降，河水中含氮量提高到了二战前的20倍，导致密西西比河严重富营养化，危及美国人口的饮水与水生生物的安全。
二、处方农业的发展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明尼苏达州农学院相关研究人员提出给土壤实施“缺啥补啥”（The lack of what repair what）的新型施肥观点，并大力推广生物肥料苜蓿的种植范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大批农业技术人员走遍该州的2万多个农场，采集地块的土壤样本，在专业的实验室里对各个样本进行理化分析，经过两年努力，最终形成了全州的不同地块的近1500万份土壤信息。在相关研究部门的协作下，生产出具有该州特色的生态复合肥，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农场主们很快掌握了新型施肥技术要点。经过几年努力，该州及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壤有机物含量基本达到二战前的水平，农业区的地表水污染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到2005年，美国农业部已经对全美82%的农场进行土壤采样，使用农田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农田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避免了人工施肥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该国的农业生产经验对我国农业生产具有现实的示范
意义。
三、我国实施处方农业的紧迫性
我国人多地少，中低产田多，稳产高产耕地少，随着国内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耕地面积有日益缩小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与化肥的高强度投入是相关的。下表是1978年与2013年的相关数据：
从表格中看出，在这35年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有所缩小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增长为原来的2倍，而化肥施用量增加为原来的7倍。
如果纵向比较，相关数据更令我们不安：有数据表明我国占有全球7%的耕地，化肥的总产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以上，而我国水稻单产跟日本差不多，但是氮肥用量是日本的3倍、韩国的2倍。农业大量施肥导致全国农田pH下降了0.5个单位，我国有近50%以上的耕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酸化。大量化肥随着地表水的流失，导致内河水体严重富营养化，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三级以上支流的河水已经完全失去饮水价值。河水N、P、K等营养成分过多，还直接导致水草丛生。
可喜的是，我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认识到了过度施用化肥带来的危害，处方农业已经在我国许多地区进行试点，如江西、陕西、江苏、广东等农业大省在2008年就开始建立测土施肥示范区，努力提高我国化肥使用效率、减少化肥污染、保障农产品安全，在一定区域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举。
四、我国实施处方农业的具有措施
1.国家加强相关法规、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农业的发展必须在国家意志下进行规范与管控，从而避免市场竞争带来的盲目性。中国农资网2014年5月5日消息称，我国最严谨农药残留国标将于2014年8月1日起开始施行《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2），新标准比以往更加严谨、严格，基本与国际标准接轨。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农药残留国家限量标准达到3650项之多，新标为284种（类）食品农产品规定了多种农药的残留限量标准。
政府部门要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区域农业产值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施处方农业要有大量的资金与人力投入，而且不能在短时间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为区域农业发展提高可靠的政策、资金、技术保障。
2.推广农业技术，培养新生代农民
摒弃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把处方农业这一农业生产理念与方式根植于新生代农民农业经营中，让他们能严格把握施肥施药时降水、温度、土壤湿度（水深）等关键农业要素，提高化肥、农药有效性，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举。
3.吸收民间资本，扩大地块生产规模，实现农场经营
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在尝试实施小型地块流转，改变一垄地分属几户人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现状，为大规模推广处方农业的发展提供可能。
处方农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近几十年，其农业区的经济、生态的持续发展的意义十分明显，在该技术基础上，这些国家还辅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有机肥生产、污水再利用等措施，把处方农业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针对一定的生物靶标开发合理的分子设计的新型化学农药：如以（乙酰乳酸合成酶）为靶标的超高效除草剂，乙酰乳酸合成酶能抑制生物支链氨基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等）的合成。三唑并嘧啶环类、磺酰脲类、嘧啶（硫）醚类除草剂等属于这一类作用机理的农药。
开发使植物能产生免疫诱导机制的新农药，植物抗毒素类杀菌剂，如类黄酮类植物抗毒素。
当前化学农药开发的热点是杂环化合物，尤其是含氮原子的杂环化合物。在世界农药专利中，大约有％是杂环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的优点是对温血动物毒性低；对鸟类、鱼类比较安全；药效好，特别是对蚜虫、飞虱、叶蝉、蓟马等个体小和繁殖力强的害虫防效好；用量少，一般防治用量为克公顷在环境中易于降解；有些还有促进作物生长的作用。
生物与生物源农药的开发，即用于防治病、虫、草害等有害生物的生物体本身及源于生物并可作为“农药”的各种生物活性物质。
生物源农药：进展最快的是木霉类和粘带霉类。它们对立枯病、猝倒病、菌核病引起的病害防效比较突出。
动物源农药：主要用于害虫的防治，包括：动物毒素，如蜘蛛毒素、黄蜂毒素、沙蚕毒素等。昆虫激素，如蜕皮激素、保幼激素等。它们具有调节昆虫生长发育的功能。昆虫信息素又称昆虫外激素，具有引诱、刺激、抑制、控制昆虫摄食或产卵等功能。农用抗菌素，如具有杀螨作用的浏阳霉素、华光霉素、多沙霉素等，具有防真菌病害的武夷霉素、多米霉素、多抗霉素，具有防细菌病害的中生霉素、新植霉素，防病毒的宁南霉素等。最具代表性的是阿维菌素。
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
记者：您眼里的新农人是如何定义的？
郭晓鸣：新农人是相对于户籍意义上的传统农民而言的，新农人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新农人是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新的农业投资经营人，他们来自城市和异乡，租地务农为生，把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广义的新农人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具有较高的农业种养技术技能和经营农业的能力，规模化地从事现代种养业。他们既可以是城里人，也可以是返乡农民工，更可能是来自农村内部的种养大户。
新农人的基本特质是他们的身份与户籍无关，职业是经营现代农业，他们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投资者、经营者、服务者，他们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的出现将改变传统农业小、散、多、弱的先天不足，带动农业向信息化、市场化、现代化迈进。
记者：可见，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那么新农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郭晓鸣：党的十以来，政策环境变化更加利好，农业产业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加速期。基于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现实需求，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向规模化发展的需求，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技术日益广泛进入农业领域，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群体。
新农人带动新农业发展
记者：您曾经带领专业调研队伍深入三个县进行了新农人的专题样本调研，调研表明新农人的构成比例如何？
郭晓鸣：调研表明，70%以上的新农人是以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为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些人当中，有种粮大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打工返乡的农民工、当地农技员等，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本地，本土性和稳定性俱强，他们是固守农业的乡土精英，这些留下来的人，将成为中国未来农业发展最可靠的主力军。
调查中的新农人，还有20%―30%是纯粹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积极变化，表明在农村要素继续向城市流动的同时，以人为主的城市要素也在由城向乡逆向转移，这是前所未有的，城乡要素流动呈现了开放式、多元化的特点。
除了人口流动开放性增大的特点外，调查显示，新农人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比传统农民60岁以上是大大降低了。同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更高，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甚至有20%左右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个结果更有现实意义，表明人们普遍担忧的“谁来种地”的问题并不是无解之难题，随着新农人源源不断地产生或进入，“谁来种地”的问题将可能逐步迎刃而解。
记者：从我们调查采访来看，新农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跨界，都是从不同的行业过来的。带着新的模式、新的资金、新的人才来到农村，经过创业，很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新的产业。随着新农人这个群体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您觉得它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郭晓鸣：新农人代表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新农人是一个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新常态，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合理的，并且也是积极的。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新农人的出现，构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的新的人力资源。这将从根本上优化中国农村内部创业和就业结构，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同时，我们也需要厘清两种重要认识：
一是不能笼统地用户籍来定义新农人。二是不能以新农人排斥传统农民。尽管老龄农业有明显局限性，但仍有其存在空间，新农人不可能完全取代老农民，在政策层面，应该给予老龄农民应有的政策支持。
给新农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多阳光雨露
记者：您提到政策支持，那么未来对于新农人这个群体该如何发展，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郭晓鸣：四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消除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新农人不断涌现，这表明城乡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消失，各种要素流动更加频繁，各种进入壁垒也更加松动。因此，应该取消对城里人进入农村从事农业的政策限制，让他们能够同等享受发展农业的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新农人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是有缺陷的，应当据此提供更多的针对性培训，应设立农业培训基金，精准锁定对象，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培训效率。
第三，突出支持政策重点。新农人从事的规模化现代种养业，生产性基础设施、融资和保险、社会化服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瓶颈，应瞄准其主要政策需求，给予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一、农产品对外贸易在调整中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农业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贸易额增长迅速,农产品出口市场实现多元化,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外资农产品出口企业增多。
1.农产品贸易额增长迅速
改革开放30年来,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济合作趋势,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了三次改革,不同阶段的改革,天津市农产品贸易额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1)计划和市场双重管理的贸易顺差阶段(1979年～1991年)
1979年～1991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实行计划和市场双重管理,即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重新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鼓励出口;在全行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逐步运用价格、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外贸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
1979年～1991年天津市农产品贸易主要以出口为主,农产品出口贸易成为天津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之一。该阶段天津市农产品出口实行出口收购制。主要有三条途径。第一,天津市郊县外贸出口收购制。1979年～1985年天津市郊县外贸收购值以每年平均35%的幅度增速发展,1985年以后,增长幅度平均达到43.5%,1990年外贸收购值达到16.955亿元,比1985年增长6倍,占全市外贸出口收购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11.4%提高的40%;第二,乡镇出口企业收购制,乡镇出口生产企业由1979年的162家增加到1989年1079价,出口产值由0.68亿元增加到32.83亿元;第三,农副产品出口基地收购制,1987年天津市建立12个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1988年又开发了两个,1989年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产品总产值4亿多元,供应出口值2.79亿元。至1990年农副产品供应出口值达到5.74亿元。
(2)“复关”和“入世”准备的稳步发展阶段(1992年～2001年)
1992年～2001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围绕“复关”和“入世”加快了天津农产品贸易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从事特定农产品贸易企业数量和类型。特别是入世准备时期,天津农产品出口贸易获得较稳定地发展。1997年～2001年天津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由1997年的66159万美元下降到2001点的61776万美元,年均变化幅度为1.77%;进口额由1997年的32592万美元下降到23693万美元,年均变化幅度为9.39%;出口额由1996年的37273万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38073万美元,年均变化幅度为0.43%。
(3)“入世”后的全面开放快速增长阶段(2002年～至今)
入世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利用“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的实现为起点,以全面推进“三步走”战略和五大战略举措为动力,充分利用滨海新区的服务辐射功能,更加重视天津农业的发展,加大农业的资金、技术投入,使天津市农产品竞争力得到提高,贸易额快速增长。如表1所示,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进出口总额增幅高于全国。入世以来天津农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稳步增长,由2002年的6.99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7.4亿美元,年均增幅为31.9%。其中,2003年的增长幅度为54%,是入世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2004年～2007年,天津市农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增幅分别为19.20%、25.23%和33.99%,分别高于全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增幅,2004年～2007年全国的增幅分别为9.32%、12.87%和23.12%。
第二,农产品出口规模与天津小农业地位相符。2002年～2007年天津市农产品出口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1.9%左右,其中2003年最高,达到2.26%,在全国位居11名左右,与农业主产区相比,天津农产品出口规模与天津小农业的地位是相符的。
第三、天津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年均增幅小于全国增幅。2004年以来,在全国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的环境下,天津农产品贸易逆差额也呈逐年增加趋势,逆差额由2004年4.7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54亿美元,年均增幅为40.5%,其中,最高年份2007年增幅为80%,但仍低于全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年均82%的增幅。
数据来源:商务部农产品贸易月度统计报告
2.农产品出口市场实现多元化
入世前,天津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以亚洲为主、欧美市场为辅。其中出口规模较大的两家公司,一是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出口市场主要构成为:亚洲77.32%,欧洲6.38%,美国3.9%。1997年出口市场主要构成为:亚洲82.5%,欧洲8.9%,美国4.3%;二是中粮天津粮油进出口公司,1996年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构成为:亚洲45.77%,美国16.06%。入世后天津农产品出口市场走多元化道路,2005年、2006年天津农产品出口市场有147个国家,主要销往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其中亚洲与美洲之和分别占当年天津市农产品出口市场的49.05%和45.76%。
3.农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
“十五”以来,天津市积极实施科技兴贸、科技兴农和品牌战略,农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1979年～1991年天津农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主要是以粮油为主的初级农副产品或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简单加工品;1992年～2001年农产品出口品种逐渐增多;2002年以后,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主要以绿色蔬菜水果、油籽油料、食用蔬菜、未梳棉花、坚果、肉类食品等为主的多样化农产品以及加工品。如2005年天津市出口农产品51953万美元,其中绿色蔬菜水果、油籽油料、食用蔬菜、杂项食品和其他动物食品分别占18.27%、14.49%、14.20%、8.9%和6.2%。
4.外资农产品出口企业增多
1991年天津农村出口创汇企业中外资企业仅占创汇总额的9.6%,入世后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加大,特别是2004年新《对外贸易法》的实施,天津市外资农产品出口企业逐渐增多,由2003年的164家增加到2005年的212家,分别占当年农产品出口创汇的46.1%和43.81%。
二、农业利用外资步伐加快
由于农业的高风险和弱质性的固有特点,加上国家对农业领域严格的宏观调控。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很少,1979―1990年天津市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只有729万美元,外商及港澳台商已签订农业领域投资合同仅10个项目。1991年～2000年天津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2395万美元,是“六五”和“七五”农业利用外资额的3.28倍,年均递增32%,1991年～2000年底,外商及港澳台商已签订农业领域投资合同73个项目,相当于是“六五”、“七五”期间的7倍。
2001年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速度高于全市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速度。2001年～2006年天津市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5534万美元,是入世前的1.78倍,年均递增35.43%,超过“十五”期间3.43%,“十五”期间,全市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额的年均增幅为32%。2001年～2006年底,外商及港澳台商已签订农业领域投资合同60个项目。
按照天津市委确定的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和建设沿海都市型农业的发展要求,天津发展外向型农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还存在不足之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天津农产品将与世界农产品在同一个平台竞争,农产品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全国竞争力的强弱上,更重要体现为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关系着农产品商品价值能否顺利实现和提高。2002年～2005年,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01、-0.11、
-0.35和-0.36。该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指标均表明,天津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且有下降的趋势,成为天津农业“走出去”的一个薄弱环节。
三、天津发展外向型农业的现实基础
1.农业结构得到优化
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前提下,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加大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力度。畜牧业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22.3%增加到2006年的41.6%,渔业比重由1990年的9.7%增高到2006年的15.5%,全部养殖业比重由1990年的32%增高到2006年的57.1%,在种植业内部,粮食比重下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加,粮经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由1990年的9:2调整到2006年的3:2。主导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渔业养殖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休闲渔业发展方兴未艾,特色农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都市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
2.科技、综合生产能力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市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国内外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使农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加强了区域综合开发研究、农产品贮藏保鲜和加工技术研究、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研究。在黄瓜育种、蔬菜育种、杂交粳稻育种、生猪育种、农产品保鲜、葡萄加工、渔业工厂化健康养殖等多个学科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蔬菜良种、良种猪、水产种苗、保鲜材料已形成规模优势,疫苗等生物技术产业化已经起步。在农产品保鲜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建立了以微型节能保鲜冷库、MA保鲜膜和绿色保鲜剂相结合的农产品保鲜配套技术体系,配套物化成果已形成产业化,成为国家农产品保鲜中心。在蔬菜良种产业化和种猪产业化方面,天津科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宁河原种猪场已经形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至2005年,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达到130家,其中国家级达到10家。农业高科技产品加上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为天津发展外向型农业,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3.区位优势辐射功能增强
天津市地处渤海之滨,是我国北方地区进入东北亚、走向太平洋的重要门户和对外通道,也是连接我国内陆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亚欧大陆桥的重要起点之一,是京津、西北和华北12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出海口。天津滨海新区充分发挥服务意识、区位优势,向内陆延伸港口功能、与腹地共享自身优势,力促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天津口岸一步步向内地延伸港口功能。目前,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已建成运行,电子口岸与物流信息平台开通运营,“无水港”建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为发展天津外向型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四、发展天津外向型农业的未来展望
1.发展规模型、加工型农业
天津农产品贸易竞争指数(TC)较低,这项国际竞争力指标是与产品的出口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出口额与出口数量和单位产品价值呈正相关。可见,出口规模过小和单位产品附加值较低是造成天津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主要原因。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弱直接影响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促进天津外向型农业的发展出路在于扩大出口规模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目前,天津农产品生产销售仍处于初级阶段,生产规模小、产业层次低、加工能力弱等一系列因素制约了天津农业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形成,另外再加上天津“小农业”的总体特征,使其难以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发展外向型农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整合天津农业资源,增强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专业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天津市应加大对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增强加工产品的技术含量,形成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化、规模化,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2.依托天津口岸,发展特色农业
天津口岸的服务功能和先天的地形、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是天津发展外向型农业特有的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换成竞争优势,在考虑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构建外向型农业产业化体系。引导外资投向天津特色农业和品牌产品生产和加工领域,如天津小站稻、茶淀玫瑰香葡萄、沙窝萝卜、宝坻三辣、大港冬枣等,通过农产品生产专业化发展,形成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实现农产品出口增值,成为农业出口创汇的主打产品;依托天津口岸建立农产品商贸中心、农产品物流和服务产业群;农产品优势产业带与服务产业群等共同构成以上下游产业链为特色的天津农业。同时,还应依托天津区位优势,加快从单纯提供农产品生产的传统农业生产向假日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新的农业方式的转变。
3.加大境外农业投资,开拓国外市场
“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原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2年6月,我国在非洲累计已设立农业投资企业570家,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1亿美元,而天津农业“走出去”起步较晚,到2006年才有了新的尝试。2006年宁河原种猪场通过实施农业部中柬种猪示范项目,输出了种猪、技术、设备,还带动了种猪向朝鲜出口,为天津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输出积累了经验。天津应将更多的领先于全国的较成熟的农业技术,如农产品保鲜配套技术体系等,采用独资、合资或合作方式,在境外进行投资,并给予“走出去”企业政策扶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广泛吸引国内外各种要素参与农业开发和建设,积极开拓国外农产品市场。
4.实施农产品绿色经营,保证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
“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天津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最大壁垒。2006年天津养殖业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7.1%,但由于各种安全指标未完全与国际接轨,2005年～2008年天津鸡肉制品出口额仅占全国鸡肉制品出口额1.85%、1.3%、0.19%和0%;2005年～2008年天津对虾出口额仅占全国对虾出口额的0.11%、0.18%、0.12%和0.03%;2002年以前天津宝坻区大钟庄农场食品厂的鸭肉制品全部出口日本,入世后由于日本苛刻的卫生检疫标准,出口量急剧下滑,最终食品厂被迫关闭。因此,为应对国外市场的“绿色贸易壁垒”,天津市一方面应加强农产品检验检疫和农产品绿色认证工作,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实施农产品绿色经营,保证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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