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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几年来，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兴，其中不乏有关学科理论的探讨。然而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上，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史念海、郭声波、安介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则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勿容置疑，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问题，探讨其学科属性以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对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内容，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都没有区别，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则是不妥当的。
一、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提法及其学科属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尽管前人在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证和民族的分布及其变迁问题，但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很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阐述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他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发表诸多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时，史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将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其后，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周伟洲先生将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以各区域民族分布为纲，论述各族的来源、发展状况、经济特点，以及他们与邻近各族的关系，包括各族分合、演变、融合的历史，并与今天我国现有民族联系起来”，“以地理因素为纲，综合阐述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的学科。
郭声波先生给历史民族地理学以较为严谨的定义，他指出：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空间分布、时空演变以及有关要素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的辅助学科。”
安介生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以及研究任务作了较为完善的阐述，他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民族地理学应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时期出现的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分布、各主要民族迁徙与促使这种迁徙的原因及演变趋势等。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①确定各个时期的民族分布图，即确定当时主要的民族区域范围；②分析各个时期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势、气候、水文、灾变等，社会因素有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变迁引发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综合上面几位学者所述，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民族及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分布、发展、演变及其与诸多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它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笔者以为，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并视之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学科的属性，应根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来决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把某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下，因此其学科性质的阐明往往出于判明其与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之中”。与历史民族地理学最为相关的学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学。关于民族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分册)作了较为精到的解释，将民族地理学定义为：“研究民族和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的一门科学，它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是一门边缘学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民族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研究内容为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民族地理学涉及到民族学和地理学，它当然是介于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但这样定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虽然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它并不研究所有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内容，而是研究一个或多个民族实体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等属于人文地理现象。所以说，民族地理学应当属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从时间角度来分，正如地理学包括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一样，民族地理学包括现代民族地理研究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两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民族实体，但从时限上看，它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实体，不研究现代的民族实体；从内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地理现象或与地理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是合理的。进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其核心是人地关系，而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为正是众多的人，构成了一个个民族实体。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约的同时也会对，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响，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实体形成与演变的原因，总结规律，也就是说在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为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实体的形成、分布、演变等人文现象服务的。因此，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地理学中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逻辑的(目前学界看法较为一致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参见下图)。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说法持有异义，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那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及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学科性质的阐述。黄盛璋先生在《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是把它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的。……民族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民的民族类别、地域差异、源流变迁及期规律的科学”。李并成先生赞同黄盛璋先生的观点，并指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探讨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何以产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体是如何适应并利用、改造当地的自然环境的，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础如何?民族和民族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础又是如何?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如何，对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朱圣钟先生认为：“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为民族实体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个地理现象既包括与民族实体相关的人文现象，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正因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存在一定区别，所以民族历史地理学应该被视为一门新兴学科。”
综合黄盛璋、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概念的定义，尽管表述有所不同，详略有所差异，但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以研究历史时期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学科。我们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在笔者看来，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与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分布”与“回族在元代的形成与分布”有什么两样?这两种名称都是合适的，但历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历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等这样的称谓符合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一贯的传统，因此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学更合适一些。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学，倒还无关紧要，但学科属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第一部分，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已论证了将历史民族地理学界定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的合理性，而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又没有区别，因此不能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将其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是不妥当的。
三、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虽然赞成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但他没有给出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依据。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讨论，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当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二是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是中国学术传统；三是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在此，黄盛璋先生也没有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对比，进而指出二者的差异。显然，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钟先生在阐述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时，将它与历史民族地理学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应该说，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提法，也多少受到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影响，以至于目前还有许多人将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混淆为同一概念，而其实民族历史地理学源于历史民族地理学却有着与历史民族地理学不同的内涵，在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虽也论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但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它与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即是说，既把民族作为人文地理现象进行研究，同时也把它作为自然地理现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作用机制，总结规律，为当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信息。
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但实际上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时也包括自然的研究，还包括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划归为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同时也会限制民族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曲靖师范学院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zdkc2014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K901
探究式教学是学生围绕一定的问题、文本或材料，在教师的支持下，自主寻求或自主构建答案、意义、理解信息的活动或过程。人文地理学涉及内容的广泛性、社会性、综合性、区域性、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为探究式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以“文化现象综合体——文化景观”为例，运用探究式教学法进行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的基本情况
中国人文地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并逐步发展壮大以来，教材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各种论著得到出版，出现了像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金其铭和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赵荣、王恩涌等主编的《人文地理学》、陈慧琳主编《人文地理学》等。本课程为学生选订的是赵荣、王恩涌等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该教材由北京大学牵头，联合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作者共同编写，内容系统、完整，曾获得2002年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被许多院校地理科学专业选用为教材，更是许多大学研究生考试的指定参考书。
（二）本节内容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節内容是《文化与人文地理学》这一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门课程的总论部分与人文事项的空间表征——文化区、文化的时间现象——文化的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文化各特质之间的协调并列为五大人文地理学研究主题，为后面即将在分论部分学习的农业景观、城市景观、语言景观、宗教景观等内容打下基础。其内容主要为文化景观的概念及特性，文化景观与环境的关系，安排有2课时的理论学习。学好这部分知识，对于学生了解文化景观多样性以及人类活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开发自然环境的观念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教学目标分析
基于本节内容在教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教学实践中，我将结合教学大纲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如下三维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教师讲解，结合实例分析，理解文化景观的定义、了解文化景观的特性；通过实例分析文化景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后续的实践课程中组织开展以“麒麟区广场地名景观调查分析”为题的调查活动，初步了解麒麟区广场地名的差异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分析实际材料和查阅相关资料，掌握分析材料的方法；通过分析不同地区文化景观之间的差异，将所学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掌握运用所学地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学生通过学习文化景观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可能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危害人类自身。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体会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小组合作探究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体会合作学习的意义与探究学习的乐趣，获得成功的体验。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分析
1.教学重点
本节内容的重点是：文化景观的特性、文化景观是自然环境的折射物以及文化景观对环境的改造。
【设计意图】对文化景观的定义及特性的学习，是进行后面内容学习的基础；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关系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怎样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相当高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将其定为本节课的重点。
2.教学难点
本节内容的难点是：“同类景观异型与单一景观多义”这一特性、文化景观反映自然的局限性以及文化景观对环境改造后对当地的影响。
【设计意图】由于本知识点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要求较高。所以基于学生总结能力相对有限的特点，我将它们确定为本节课的难点。
二、学情分析
1.已有知识和经验
地理科学专业文理学生兼收，理科学生相关基础非常薄弱，大部分文科学生虽然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已经具备相关内容的基础知识，但是对知识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分析综合问题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2.学习方法和技巧
通过前面的学习，学生已具备基本的查阅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本节课的内容更深入，学生还是有一定的认知难度。在“文化景观的特性”以及“文化景观反映自然的局限性”这部分内容中，语言较为抽象，需教师引领讲解，更需结合案例分析，用多媒体进行展示，将其具体化、形象化。
3.个性发展和群体提高
在之前内容的教学中，我一直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认真讲解各节知识，学生对本门课程已经有一定认可，学习动力较好。但20101611、20101612两个班合班上课，共108人，人数多，大部分同学爱学习、勤思考、主动积极，但有一小部分同学注意力不够集中，两极分化大。上课压力较大，需要更加用心。
三、教法和学法分析
（一）教法分析
由于本门课程为理论课，我主要以讲授法为主进行教学；另外，学生已经有一定的相关基础，学习兴趣可能较低，需要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结合本节教材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启发式问答法及实例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讲解各知识点。在积极与学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生动形象、脉络清晰地讲解知识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学法分析
基于本节大部分知识与地理实际联系紧密且对今后学习意义重大的特点，我主张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与探究式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授之以渔，从而学生可以在巩固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学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
四、参与式教学思想指导下的教学程序设计
根据以上理念，结合本课的特点，我设计了以下五个教学环节：
（一）趣味导入，激发兴趣
我将配合图片提出“云南十八怪，鸡蛋用草串着卖，蚂蚱能做下酒菜”以及“陕西十大怪，面条像裤带，房子半边盖”这两句俗语，并指出类似的俗语还有许多，引导学生思考什么是文化景观并对文化景观的多样性进行分析，然后指出环境对不同文化景观的影响，介绍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于文化景观形成的重要性。
【设计意图】由于学生层次不同，并且人们普遍对于比较有趣的问题更容易投入，因此以这样的导入激发学生对本课知识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引出今天的新课。
（二）深入浅出，学习提高
1.相关知识，多种见解
导入新内容后，在讲解文化景观的定义时列出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中国地理学家李旭旦、赵世瑜对文化景观的经典定义。讲解完文化景观特性后向同学们交代是我结合资料的整理的内容，其他学者还有不同见解，此外，具体文化景观有不同之处。
【設计意图】大学生不同于中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主张照本宣科，也不主张一个问题只给一个答案。导出内容讲授基本知识点后便要指导学生自己深入探索，寻找不同答案，进行综述得出自己的见解。
2.精彩展示，学生参与
讲解完文化景观的定义、类别、研究内容后，请班里准备充分、主动积极的同学上讲台用演示文稿展示他们所收集的某一类文化景观的内容。此前在他们准备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指导。
【设计意图】本内容难度不大，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学生的参与度，让主动认真、积极参与的学生起到示范作用，扩展同学们的视野。
3.分清难易，明确重点，区别对待
如上表所示，在教学过程中我将划分知识点的难易程度，重点与否，对重难点精心设计，深入讲解，对简单知识及非重点则一笔带过。
【设计意图】大学生的理解能力已经有所提升，并且在中学阶段已经有一定基础；另外，教学课时有限，不宜在简单或者不需要深入掌握的问题上花费过多时间，使得学生倦怠并耽误了后续课程的教学。
4.着眼运用，实例分析
文化景观对环境的改造及改造后对当地环境的长远影响知识既是本节内容的教学重点，又是理解难点，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我将充分利用它与事例之间的联系进行讲解。
首先我将会简介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造成的污染等情况从而引出文化景观也可以影响环境，再而进一步引出文化景观对自然有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然后举出都江堰这一文化景观顺应了自然规律从而产生正面影响和阿斯旺大坝违背了自然规律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例子来引导学生实际分析和了解文化景观对自然的正负作用，从而使学生更加生动形象地学习文化景观对环境的改造并且明白改造后对当地环境的长远影响，以达到突破难点的目的。在突破难点后，我将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举例说明我们身边的文化景观对自然环境的长远影响。以此，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理论知识分析实际情境的方法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设计意图】本节课的目标不只是学习知识，更需要学生学会分析问题，此为教学环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达到教学目标的重要步骤。
（三）合作探究，提高能力
学习过基本概念，并且分析了案例后，我会布置一个调查任务，题目为《麒麟区广场地名文化景观调查分析》，请同学们先思考其框架，进行前期准备，在后续的实践课中调查分析。
【设计意图】开展实践活动，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参与社会的能力。因为课时、精力、资源有限，没有安排大范围的调查，只是选择麒麟区作为调查区域，对广场地名文化景观进行调查分析。
（四）课堂总结，课后延伸
在课程的最后，我会带领同学们一起总结本课程内容中的知识点，布置一个读图题目让同学们分析，并且列出参考书目请同学们课后阅读，书写读书笔记。
【设计意图】地图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从图中提取有效信息进行分析推理归纳，是新课程倡导的理念，是必备的一项地理能力，也是学生今后走向工作的一项重要能力。此外，对大学生的要求不能仅限于课本，必须结合课程内容，在课外进行深入的学习。
五、板书设计.
本内容采用的是纲目式板书，其优点是提纲挈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重难点突出，有利于学生明确本节课内容的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儒德.探究学习与课堂教学[M]. 北京：人们教育出版社，2005：10-17.
[2]王国梁.高校人文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0（7）：51-54
[3]苏 哲.文化景观的构成———地理概念的教学案例[J].教学探索2007（1）： 42-43
[4]刘云刚，王丰龙.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03）
一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①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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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的理论基础。①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②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③。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⑤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⑥。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⑦，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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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②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③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
④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⑥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⑦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①，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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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②(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二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⑤。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⑥。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⑧，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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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⑤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
⑥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⑧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①，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②。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③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⑤“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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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
②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
④《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5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第62页。
⑥《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⑦《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②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④。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
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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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
②《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06—107页。
③《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第171—172页。
④《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11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页。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②，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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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页。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转贴于 三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④。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⑤。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⑥，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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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谭其骧《历中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第1—26页。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⑤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⑥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页)。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 (载《史林》1995年第1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页)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20—157页)、《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①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②，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探讨③，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⑤。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⑦。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⑧，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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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页。
②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为例》，“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④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⑤(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第95页。
⑥《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第232页。
⑦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26页。
⑧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①。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②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③。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④、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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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②《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第8页。
③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④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品评“广东人》，1995年lo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放谈“东北人”》，1995年lo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①。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②。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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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第725页。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第1—41页)。
②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③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页。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④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一、美国AP课程的相关概况
美国AP课程的全称是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中文一般翻译为美国大学先修课程或美国大学进阶先修课程。它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提供的在高中阶段进行授课的大学课程，它相当于大学低年级水平的课程，美国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可以选修这些课程，在完成学业以后申请参加AP考试，考试合格以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上大学以后这些学分会得到学校的认可，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降低大学教育成本、缩短大学的教育时间。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的大学承认AP学分并将其作为入学的参考标准。
二、美国AP人文地理课程的相关概况
（一）AP人文地理课程概述
AP人文地理作为AP课程项目课程之一，其中的AP人文地理课程是为了满足高中生能够在高中阶段学习相当于大学初级的人文地理课程的需要。学习时间根据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学习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大约为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
（二）AP人文地理课程的特点
根据以上对AP人文地理课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AP人文地理课程强调经济理论和模型，并且注重培养学生在城市发展、工业化和城市规划中运用经济理论和模型的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空间概念和景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组织及其环境后果；要求学生与教师一起共同探讨这些议题，且能将所学地理基础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
（三）AP人文地理课程的目标
根据美国1994年颁布的《国家地理标准》，学生要想顺利完成这门功课，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课程目标：（1）思考并使用地图和空间数据；（2）认识并解释不同尺度地理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3）辨识并解释不同空间尺度的模式与过程之间的关系；（4）定义区域并评估区域化进程；（5）描述并分析不同地区的变化联系。
（四）AP人文地理课程的内容设置
关于AP人文地理课程学习还没有指定的人文地理学教材，只是提供一些参考教材由教师和学生自由选择，教师可以根据自己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来选择教材。AP人文地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地理的本质与前景；文化模式与进程；政治组织的空间；农业和农村土地使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城市和城市土地使用。
（五）AP人文地理课程的评价方式
美国AP人文地理课程考试分为两个部分：选择题和自由回答。选择题一般是从五个答案中选一个正确答案，不像国内的四选一或者多选，一般是75个选择题，做题时间为60分钟；自由回答问题部分一共是三道题，做题时间为75分钟；考试内容以一些当代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为主，答题标准没有严格的规定，也不需要任何的答题技巧。选择题和自由回答题的考试分值各占50%，经过评分计算，从1分到5分换算成“不合格”、“可合格”、“合格”、“好”、“非常好”五个等级。一般需要4分以上才可以免修大学第一年的地理基础课程。
三、AP人文地理课程对我国高中地理课程的启示
（一）构建我国高中地理先修课程体系
我国从2007年在北京市开始尝试AP课程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推进普通高中的课程改革，力求在青少年中培养一批优秀拔尖人才。尝试从高中阶段开始培养一批现代化发展急需的创新型人才。通过几年的尝试实验，发现成效还可以。因此，构建我国大学地理先修课程体系，做好高中阶段与大学阶段地理学习的衔接对于学生的发展很有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地理学科的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
（二）拓展我国高中地理课程的内容
跟美国AP课程相比我国地理课程内容的选择侧重于生对基础性知识的掌握，课程内容涉及面比较窄。那么，一方面可以将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增加一些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加强案例分析学习，寻找一种符合高中生认知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地理课程蕴含着全球化的特征，课程内容的选择也要体现这一特点。
（三）完善我国高中地理课程目标
美国AP人文地理课程内容和要求来看，它强调学生对地理核心概念和原理的掌握；注重学生对地图和空间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强调学生要有独立思维，并且能对某一具体案例进行批判性的辩述；同时强调联系生活实践，贴近现实生活。因此，课程目标的设置在加强学生掌握地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学生对地理学相关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上，培养学生利用所学地理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优化我国高中人文地理课程的评价方式
我国高中地理课程往往侧重于考察学生对基础性知识的掌握，忽略实际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和过程，因此可以尝试适当减少考试中客观题的权重，可以仿效美国运用材料或者图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AP人文地理课程考试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学习、收集和处理信息和合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学生对材料或者图表分析的方法来考核学生。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即使两个学生的观点完全不同，只要学生能够言之有理、自圆其说，他们也能获得很高的分学。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模仿美国的AP课程，而是结合我国高中地理教学实际，学习AP课程的长处的同时，使之发展成符合我国人文地理课程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学正式增设世界遗产这一课程，随后多所高校均开设此课程。此后，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对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在教育领域中，世界文化遗产的功能以及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源于对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遗产来讲，综合性较强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其与多门学科存在联系，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与旅游产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对旅游教育这一学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学科中，对世界遗产在学科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弱。就世界遗产这一素材而言，其与世界接轨，其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将直接影响部分学科是否发生改变。
就整体以及个体的世界遗产、空间分布以及景观特征来讲，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分析两者的内容以及广泛性来讲，两者同样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就世界遗产来讲，按照定义，在地理研究领域中，世界遗产是极端性非常强的研究内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评选世界遗产时，需要全球最为权威的部门以及最权威的专家进行考证，然后给予批准获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遗产相似内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与世界遗产相互结合，进行教育的开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相似的知识为基础对人文地理在教学中世界遗产的作用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具体探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提高学者对世界遗产的重视程度。
一、世界遗产在人文方面的表现
1、文化景观、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将世界遗产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自然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就后者来讲，其主要涵盖建筑群、遗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世界遗产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与《公约》中的相关标准相符合，那么就称其为双重标准。
为了将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和谐凸显出来，世界文化遗产增设了“文化景观”。就本质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涵盖绝大部分文化景观，剩余的则为双重遗产。换而言之，文化景观是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了双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观将会被重新列出。就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来讲，大部分属于文化遗产。在2012年之前，963项世界文化遗产中，涵盖28项双重遗产，725项文化遗产。
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里不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联合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讲， 其涵盖的内容同样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二、人文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遗产组成的阐述
在2011年，《世界遗产与年轻人》出版之后，国内出现多个有关的书目，主要有《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学》等多个书目。这些书目的出刊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中学所学的《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的科目，为学生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对以上著作进行总体归纳发现，他们在内容框架方面主要涵盖概述、分类的介绍、具体的例子、如何保护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概述。就概述内容而言，其主要涵盖《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来源以及本书大致内容的介绍。
分类以及举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将世界遗产进行类型的划分，并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介绍，主要包括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等类型。
介绍及举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内容进行具体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案例。
保护以及利用的具体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世界遗产当前所遇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利用进行具体分析。就世界文化遗产来讲，物质类的遗产类型主要涵盖皇宫、广场、园林、当代都市、乡村等多个方面。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头传说的，也包括社会风俗、表演艺术、传统手艺等方面的内容。
2、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对象具有互相涵盖的性质
【正文】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一、前言
体育地理学是一门横跨体育学与地理学的新兴学科，在具有所有学科门类通性的同时，也有着其学科本身的个性。研究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于提升体育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概述体育地理学着手本课题的研究。[1]
二、体育地理学概述
1.体育地理学的概念
体育和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体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到现在为止体育地理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之一，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竞技方面，对于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这两个研究领域还处在一个不够深刻的层面。
2.体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
体育地理学是体育学、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综合性的学科之一。根据地理学和体育学本身固有的待殊的性质，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所以，体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性，它具有一定的面积、形状、范围或界限，其内部的特定性质或功能相对一致而有别于外部邻区。区域性是体育地理学与其他体育科学区别的根本点。休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体育科学交叉的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又属于社会科学。起源于地理学和体育学的体育地理学从诞生之时就具有学科综合性特征。[2]
3.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
根据体育地理学的特性，体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对自然环境和对人文环境的研究两大类。自然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体育活动的主体要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活动项目符合当地的，校本的课程资源。如：南北方的气候条件差异，地理环境差异等不同的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体育发展的制约性，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依赖于生存环境，影响人们的人文环境的研究主要是活动的项目与当地的民族、民间的非物质文化相结合，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发展和传播。不同的地区的人文环境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人文精神丰富，有些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保留的很好，这就有利于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开发人文环境资源作为体育课程的项目选择。
三、体育人文与地理环境的研究
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与地理环境的发展相联系，甚至其依赖地理环境的程度远大于其他文化形态。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一种，当然也深深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质，民族文化又深深地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体育运动的风格、美学观、价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着这个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
目前，关于体育人文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也是体育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郑勤在2012年从文化学的角度，通过地理环境与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的关系研究，探究世界体育文化空间布局的特点及其原因所在，研究认为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着运动项目的产生、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及对体育文化空间扩散具有一定的直接影响。王秋娥从现代体育与人文环境之间进行了相关讨论，认为体育与人文环境有着本质和逻辑上的联系，一方面人文环境是现代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它以内化、同化和默化等多种形式制约人们对体育本体价值的认识水平，进而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另一方面现代体育的发展是人文环境优化和净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丰富人文环境内涵最生动最直观的媒介之一。段文彬等以地理视角观察体育文化，对我国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从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地势和地形条件、水域条件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人体体格、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差异上探讨了体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朱梅新等就新疆传统体育的人文地理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新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新疆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与发展的，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草原体育文化；而绿洲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产生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则呈现出各区不同的特征。[3]
四、体育地理信息系统功能及构建过程
该功能主要用于获取体育原始数据，保证体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在内容与空间上的完整性、数值逻辑一致性与正确性等。一般而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建设占整个系统建设投资的70%或更多，并且，这种比例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因此，信息共享与自动化数据输入成为体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随着扫描技术的应用与改进，实现扫描数据的自动化编辑与处理将是体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获取研究的主要技术关键。我国体育数据库的建立工作还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区域性的数据整理工作目前还仅限于部分领域，如体育场地、体育人口等等。例如，国家体育场地设施普查可以得到城市体育场的整体情况，但是，在城市中的具置、交通、住宿、饮食等基本相关信息却基本不再统计之列。因此，今后应考虑建立科学、规范的数据统计体系，编辑数据也要充分考虑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2.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是指将获取的原始数据按照地理信息系统的要求进行的各种转化。初步的体育统计数据处理主要包括原始数据的格式化、转换、概括。数据的格式化是指不同数据结构的数据间变换，数据结构是指数据组织方式，在GIS中数据表示方式主要有栅格数据、矢量数据及栅格矢量混合数据。数据概括包括数据平滑、特征集结等。目前，地理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概括功能极弱，与制图综合的要求还有很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发展。
3.数据存储与组织这是一个数据集成的过程，也是建立体育地理信息系统的关键步骤，涉及到体育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组织。在体育地理数据组织与管理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融合为一体。初步研究认为，可将二者分开存储，再通过公共项（如编码）来连接。这种组织方法的最大缺点是数据的定义与数据操作相分离。目前，诸如面向对象数据库的设计都在努力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五、结束语
通过对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体育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以其学科特点为基础，深入研究该门学科的精髓。有关人员应该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体育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构建出最为优化的学科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尽管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但仍可推测学术界与政界对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更为客观、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则相对带有较多的文化内涵[5]。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countryside”并没有带有英国那种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邻近城市中心的乡村地区,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见,“乡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是,许多生活在乡村里的人自称为“按照乡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针对城市与乡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对国土或行政区进行城市、乡村的划分显得尤为必要。新世纪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9]:①描述性定义;②社会文化定义;③视乡村为一地理区域(locality);④视乡村为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现。Woods认为以第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8]。新世纪以来,有关“乡村”定义的进展仍集中在第四种方法层面,但是却越来越超越社会结构主义的约束。例如,有的明确使用“表现”(performance)这一术语,包括规定了一系列从阶段性事件到反复重复的日常惯例来定义乡村[10];有的揭示了农业展览会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向大量非农游客展示农业的机会[11];也有通过诗歌和民俗音乐来展现对乡村的理解与定义[12-13]。Woods认为,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这一理论创新,往往是与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城乡区别难辨的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而生[14]。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16];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7-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外围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24];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17,24-25],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4]。首先,是用“城市地区”(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来考察城市外围和边缘区,城市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地区”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带”但延及邻近乡村地区的空间交互作用场所[26]。其次,北美乡村地理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城市远郊”(exurban)这一术语来定位其在城乡结合部及更远的社区的研究工作,“城市远郊”通常用来指代城市外围区,特别是当专门用来描述由于来自城镇的迁入(通常是为了舒适的目的)和相关的发展而转变的乡村地区时,该术语非常贴切。深受政治生态学的影响,目前很多有关城市远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冲突[17,27-29],以及社会重构和调整[18]。这一模式补充了有关乡村性的混合观点并为捕捉城乡交互作用结果的空间不均衡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城市远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归属阶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再次,法国地理学家们主张颇受争议的观点,即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被殖民的乡村社区抱有双重期望,即同时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样化)和乡村理念(社区、团结、宁静),而在一定范围内用城市的方式和惯例进行彻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结果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城乡二分法的背弃以及对于新社会空间模式的寻求[31]。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并认为:一方面,对由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流及其依存关系为特点的网状空间的认同将导致城乡二分法的终结[32];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不是同质的,将产生多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将模糊城乡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质[21]。乡村性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综合近来乡村地理学的种种新进展,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闲游客、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的,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38]。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研究工作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8]。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着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
地理学主要关注陆地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针对这一复杂系统的不同问题应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本文在思考以往地理学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将地理学研究范式概括为：地理经验科学研究范式、地理实证科学研究范式、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和地理大数据研究范式。对不同地理科学问题应选取不同的范式加以研究，对有些复杂科学问题应采用多种研究范式加以解决。
关键词：
陆地表层系统；经验科学范式；实证科学范式；系统科学范式；大数据范式
1引言
科学研究范式是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是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它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简而言之，研究范式就是科学群体在开展特定的领域研究时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学科是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的产物，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应具备明确的研究对象、基本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体系，地理研究范式则是地理学科与不同哲学思维所结合的产物。地理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主要关注陆地表层环境要素多时空尺度分异规律；既关注自然要素也关注人文要素；既关注空间过程也关注时间过程；既关注局地尺度也关注全球尺度；既关注格局也关注过程和机制。由此不难看出，地理学是一门内容涉猎广泛、问题类型多样的学科。当今地理学处于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状态，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地理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假设和方法论特点，可将地理学研究范式划为经验科学范式、实证科学范式、系统科学范式和大数据研究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各自的数据需求、分析原理、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可综合归纳出如下主要特点：
2地理经验科学研究范式
“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类认识的开端。因此，基于经验的认识是由表观而直接的大量事实的积累而产生。因此，基于经验认识总结的规律缺乏深层次的理论解释。地理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可以追溯到郦道元《水经注》出品的年代。当时的地理学还不具备自然科学的实验特征，以自然和人文现象记述、地方志等特有的文学、历史形态而存在。作为对自然事物、人文现象的描述，通过大量事实的直观感受、累积，总结形成对地理区域的认识。古往今来，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存在着，而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理学的重要学科任务之一是刻画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因此，基于经验科学的地理研究范式具备独特的研究特点。地理经验科学研究范式的内在假设是地理空间绝对的差异性，这是地理分异的基础，也是地理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时地理空间存在相对的近似性，这是地理分区的基础，也为地理学科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多年来，基于经验科学的地理学以刻画区域要素和区域差异为目标，根据大量的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间特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义了地理区域划分的指标体系。在实现上述目标时，基于经验科学的地理学采用野外调查、实地测量、多比例尺制图等方法，所使用的数据种类相对简单，数量相对稀少。从中、宏观尺度上分析了地理区域的时空差异，建立了地理地带性规律和地理区划的规则。考虑到现代地理学发展的需求，基于经验科学的地理学在针对小尺度地理现象的描述与解释方面存在相对的局限性。
3地理实证科学研究范式
“实证”是指通过实际亲历的证明，证据确凿的验证。实证研究是通过实验观测的数据和实际研究的手段来总结一般性结论，并要求这种结论在相同条件下具有可重复性。这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地理客观事实告诉我们，地理区域存在着绝对差异。一个区域的特征、状态、过程和形成机制无法在另外一个区域得到完全的重复验证，这给实证研究理论假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证明其存在，同时证明其存在的本质，实证科学的地理学目的是力求科学准确刻画地理要素的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特征，并探求其动力学解释。但由于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多种多样，其格局、过程及变化机制的解释具有多解性，因此实现其目的的难度非常之大，一般采用动力学和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解决。基于实证的地理学研究范式的理论假设为自然地理要素时空变化过程基本遵守物质能量守恒定律。在此基础上，通过经典物理学的方法刻画地理要素的演变。在刻画人文要素时，其假设人文要素之间、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之间存在固有的本质联系，并选择恰当的统计学方法加以解决。地理实证科学研究范式特征为：通过实验获取相对准确的数据，利用其刻画地理事实过程从而减少偏差；通过动力学、统计学的方法，构建逻辑科学、参数适合的模型，实现模拟结果的真实逼近；在此基础上，实现中观、宏观尺度区域差异和区域联系的本质解释，进而理解地理要素时空演化的动力学驱动过程。
4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不仅是具有层次的有机整体，还是从属于更大系统的组分。地理学关注陆地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研究，这些具有地理空间属性的自然和人文要素可视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它们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属性特征。同时，不同地理尺度的有机整体构成了陆地表层系统的层次结构。从系统的理念出发，研究陆地表层复杂系统的行为特征、演化规律、功能结构是基于系统科学的地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李双成,2013)。从这个意义出发，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目标是刻画地理类型区和地域综合体多要素协同演化规律。这一地理科学研究范式的科学假设为：共存于同一系统中的地理要素具有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协同演化的特征。宏观地理区域时空行为演化特征影响微观区域变化进程；微观区域的特征改变也会传递到宏观区域。当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改变陆地表层系统的整体行为，并导致其原有功能退化。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认识自然和社会地理现象的路径，应用的实验数据种类丰富，采用统计分析、动力分析、模型模拟、要素集成、层次集成等方法才能实现对系统的理解和认识。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着重分析多尺度地理类型和地域综合体的时空变化规律，并探讨整体系统演化的驱动机制，理解系统多重临界状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陆地表层的组成、层次相互反馈的过程。只有对上述事实充分理解才能真正对陆地表层系统、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采取真正有效的调控措施。如今，中国在不同区域面临各种环境问题，要想真正、有效地加以治理，基于系统科学的地理学研究范式认识地表过程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诚然，地理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很重要，但是方法、技术、理论尚不成熟，需要进行长期探索。
5地理大数据研究范式
“大数据”源于信息科学提出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是，从信息领域、商业领域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此介绍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定义“：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捷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目前，大数据广泛应用于商业管理、行业管理以及公共决策等方面。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应用大数据解释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则是一个全新问题。简单利用“小数据”的思维模式应用到大数据研究中是对利用大数据的一种误读。从地理学的研究出发，传统“小数据”的获取是针对不同的地理事实设计的数据采集方法和技术，所获取的数据对地理事实具有较强的指示意义。从数据本身的变化可以直接地理解地理事实的变化特征。大数据则不然，数据产生带有“自发性”，并非针对理解地理事实而设计，数据本身与地理事实相去甚远。大数据是公共财富，用好了事半功倍，用不好谬以千里。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一、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1．跨学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对文学现象中的道德、伦理、思想、宗教、地理、经济等多种社会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并通过比较研究区分审美与艺术形式，使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兴的“生态批评”，即把文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在强调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和全球性视角的同时，认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应具有自己的视野和更客观的角度。正如文学反应的任何一个社会侧面一样，环保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概念，它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蕴含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武汉大学张箭飞教授则以“比较文学之外———略谈风景学的范围和重点”为题阐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间研究(spacestudies)、环境研究或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独立的学科的风景学(landscapestudies)。比较文学的风景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锁定在其与文学、艺术和美学交叠的范围之内。近年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风景的定义、风景引发的诸如文化民族主义、地方感、身份认同、自我意识、人与环境等重大议题曾展开争论。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诸家学说的承继或扬弃关系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确立学术走向。邹建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反思与构建”的发言中，反思了国内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他认为中国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对西方空间批评的翻译和介绍、文学的历史地图描绘、文学中心的地理变迁、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建构:对重要概念术语(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构、地理影像、地理叙事)进行定义，使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框架下来重新梳理文学史，探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可援引其指导其他一些研究。武汉大学张晶通过《山楂树之恋》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响谈到文学通过影视艺术的嫁接、传播及文化的透视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较文学研究应可涉及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中南民族大学尹锐则以“人文地理学与英语后殖民文学的关系”为题提出了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后殖民文学进行结合研究的倡议，他认为后殖民文学在当今是热点，人文主义地理学至少可以从风景与创伤、风景与权力、地理与逃避等三个方面切入研究。
2．比较文学研究实例。除了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与会学者也对自己在本领域所进行的一些实例研究进行了交流。惠州学院外语系汤富华教授首先以“论翻译之颠覆力与重塑力量———重思中国新诗的发生”发言，利用大量文学史料论证了翻译在中国新诗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武汉纺织大学谭燕保教授则以“他者镜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女性书写”为题，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书写方式角度上的表层相似，但深层书写方式的巨大不同。通过对比二者去追溯主体的身份诉求便可明显看出其差异，进而推知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华裔和黑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蒋金运则以“北美华人诗歌中的生态伦理中国想象”为题，通过生态伦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内容的研究透视了北美华人作为主流文化边缘体的心理图式。安徽大学刘云以“《庄子•齐物论》与《盗梦空间》的互文性解读”为题，从互文性视角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梦”的异同，从而昭示了东方文化的务虚和西方文化的务实。武汉纺织大学刘慧则以“生态伦理视域下杨克的悲剧”为题，对奥尼尔戏剧“毛猿”中的珠宝店、皮货店场景、人与猩猩的握手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细节的精心设置显示剧作家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湖北警官学院张友文教授谈了自己对公安文学的研究。武汉大学博士生韦照周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杜雪琴分别关注了“羊皮纸效应”和易卜生创作中的地理诗学问题。
二、比较文学研究原则的坚守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质疑不断。中南民族大学叶绪民教授通过对比较文学学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认比较文学不断吸纳新方法、新角度的创新意识的同时，道出了比较文学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谨防过宽，应注重比较本体及本体的文化角色，在文学流通中去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以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分，本学科应以内部研究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学性这个关键所在。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则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在质疑声中显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应谓之顺理成章。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与研究主体间性、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研究对象主体与研究对象主体间性等方面。这种学科特征决定了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别文学的间性关系、不同诗学的间性关系、文学与文化理论的间性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间性关系。胡亚敏教授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点思考:其一，比较文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应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本学科所受到的理论冲击、文化冲击及与政治的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文化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本学科担负着对强势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应清楚，比较文学应有自己的坚守。应当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既要开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阵地，要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其三，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民族性坚守。当今的中国需要研究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与他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湖北省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中文与外语两支学术队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处中国腹地的包容胸襟。综上所述，此次研讨会不仅关注学科理论构建，也重视具体案例研究。这昭示着，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仅要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更要有自己的学科坚守和发展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