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1 14:39:2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金融危机理论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由2007年2月13日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发展，到2008年末，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寻求政府支持，欧元区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英美、中国等国家通胀率纷纷大幅下降，通缩威胁开始席卷全球，欧美、中国等制造业均衰退，此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带来的巨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和监管者站在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但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认识还莫衷一是，这也给予我们再认识新形势下金融危机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
2007年2月13日美国抵押贷款风险开始浮出水面，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美最大次级房贷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减少放贷，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盈利预警，由此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而从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危机的爆发、危机的深化直到危机的全球化。
2008 年1 月中旬至2008年7月，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金融企业纷纷出现巨额损失。为减缓投资者的恐慌情绪，防止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扩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实施了总额达168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在元月下旬的一周之内两次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125个百分点；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建立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保险基金，并向房屋所有者再提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助；英国将诺森罗克银行收归国有，并动用500亿英镑的政府债券，调换商业银行持有的抵押资产，以帮助银行业复苏；欧洲央行表示，以4.00%的固定利率，通过一天期吸收流动性的操作从市场回笼资金235亿欧元资金。
2008 年7 月至今，危机不断恶化并迅速地向全球蔓延，不仅股票市场反应强烈，许多非美元货币开始大幅贬值，投资者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在这一阶段，次贷危机转为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洲尤为突出，不仅股票市场大幅下跌，欧洲的货币兑美元汇率也大幅下挫，冰岛克朗的贬值尤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迅速紧张和恶化，除了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外，东欧国家也遭遇到了危机的冲击，股价大跌、货币贬值、银行信贷紧缩是其金融危机发生的典型特征。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理论看法
分析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全过程后我们发现，已有的金融危机理论对目前的金融危机不能提供较好的理论依据和支持，原因在于以往的金融危机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金融危机发生后进行梳理而形成的理论框架。而目前，针对当前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众多专家学者立场各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过度滥用金融创新
这一观点认为，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创新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滥用。在金融创新的旗帜下，金融衍生品泛滥无度，与经济本体发生了重大偏离。创新的红利被拿走了，创新的风险却留给了市场。过度金融化、过度证券化、过度全球化给社会经济种下了一个个无法割舍的毒瘤，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却只能是政府和纳税人。次贷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投行甚至华尔街的毁灭，也给整个世界的金融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修复的重大灾难，这种灾难的最直接承受者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世界。
（二）过度放松金融监管
这一观点认为，在自由市场、自由金融的“华盛顿共识”下，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大大放松了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而金融机构本身就天然存在着规避监管的动力与手段，这两种因素与美联储连续27次降息导致利率大幅走低从而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泛滥且找不到资金出路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次贷产品等金融创新有了内在的动力与源泉，并形成了无法考量也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风险源。在危机发生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它所隐含的巨大风险，以至于最终酿成了世纪性金融大海啸。
（三）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观点认为，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储蓄率一直在8%-10%左右，进入90年代后期，美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至2005年首次成为负数，2006年达到-1%，花明天的钱来过今天的日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本身就导致金融体系的严重脆弱，再加上金融系统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就使得危机的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并逐波蔓延，以至最终危及到了实体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
三、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到演变为性的金融危机过程来看，要全面、正确和理论性地认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原因，探索次贷危机下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要求我们对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形成机理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
由于累积多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在2000年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拯救美国经济，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从2000年5月开始连续11次降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6.5%下降至2003年6月的1%。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按揭贷款额度不断上升，次按规模不断扩大，次级债的发行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规模。
随着次贷市场的飞速扩大，自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大，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至5.25%。而17次边续加息所带来后果是，自2006年7月起美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负增长，抵押品价值下降，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住房市场大幅降温。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下降的房价使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债务违约开始出现并上升，不少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因此陷入严重财务困难，甚至破产。当这些贷款变成坏账时，危机爆发了。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美国金融界不断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其中一项就是次级债务。美国银行为了扩大业务，没有对借款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把资金贷给还款能力很低的人购买房产，致使银行资产的风险急剧放大。随着在房产价格的不断攀升，房产升值，借款人在无力偿还原有贷款的情况下可以以现有房产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再抵押来获得周转资金，导致了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不断吸引投资者进行投机活动；其次是投资银行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eep）这种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放大投机收益。而当房地产出现不景气现象时，就出现了严重的违约风险，信贷泡沫破灭，于是就产生了次级贷款危机，进而发展到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产生的理论再认识
从理论上看，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即是美国经济得以取得飞速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混乱之源，更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根源；加上金融深化还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从而使得在没有审慎监管下金融深化的负面作用更加放大。
一是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是当前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理论根源。自由放任的经济金融理论认为，应鼓励金融创新和经济虚拟化，倡导利率汇率自由化，减少或者放弃金融规管，实行向大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经济政策等政策。通过运用该理论，在不断推动实体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动荡不安。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
二是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们研究后发现，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理论存一个前提条件，即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和自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加上市场主体刻意隐瞒金融交易信息，使得信息约束推动作用，从而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深化理论一般会强调政府应放松金融管制，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监管与金融市场自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即不具有同时性和同步性，而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
当前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在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其存在的缺陷，加上监管机构没有适时进行金融审慎性监管，对纷繁复杂的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及其载体听之任之，从而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致力于拓宽自己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其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蔓延至全世界。同时，金融危机也会由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蔓延，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阐明了虚拟资本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经济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动态性的分析，对信用做出了双重性评价。同时介绍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全过程，并且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
二、《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资本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以及复苏四个阶段。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大多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总结出――“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段话中的“特种危机”，就是独立的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自身内部的紊乱。
综上，《资本论》中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经济危机的征兆发生的金融危机，另一类则是独立产生的发生于银行、交易所的金融危机。
三、《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产生解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本质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机理论
由《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依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于是信用制度引发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使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拉紧从而达到极端，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内在矛盾借由危机的形式爆发。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动，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银行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单纯性投机出现。这样，生产脱离市场而迅速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再生产的过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危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会有效，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三）《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
所谓虚拟资本，是本来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一定收入虚构出来的资本。“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将表现为一个不一定是由这个资本本身产生的资本的利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解释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分离，作为生产之外出现了虚拟市场――资本市场就出现了。虚拟资本的价值运动独立于现实资本，其价值并不随着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从虚拟资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虚拟资本货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对立的严峻程度很容易超过一般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础。”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从而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个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资本论》中有关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
由马克思对于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分析，信用危机的存在，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加强金融监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与有效的经济政策。
监管措施方面，应当注重监管手段的科学合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监管并非管制，对于金融的过度束缚无疑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不仅要科学、合理，还要适度。
（二）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
虚拟资本在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虚拟资本的双重作用，在推进和支持虚拟资本的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从而更好地利用虚拟资本，创造更大的收益。
具体来讲，首先应当规范股票、期货等的市场交易秩序，以保证金融交易的有序进行。第二，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的金融工具及金融衍生品，科学预测其发展前景，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的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04）.
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金融危机成因和传染途径的关注。本次金融危机的特点在于全球投资者恐慌心理下的金融资产抛售导致了危机的跨国传染。正因为如此,本文对危机传染理论中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理论模型进行系统评述,并对其发展进行展望,以期对本次金融危机跨国传染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理论发展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传染原因和途径已经开始探讨。按照Dornbusch,Park and Claessens(2000)的观点,金融危机的传染可以划分为“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关联的危机传染”和“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两种不同的途径。[1](177-197)前者是指一国发生的
危机恶化了另一国的宏观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他国危机的发生。其传染渠道主要有贸易关联、竞争性贬值和金融关联等。而后者则包含了所有无法以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解释的危机传染,其核心是经济中的多重均衡以及投资者基于理性预期的资产组合调整的自实现过程。
(一)早期金融危机传染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金融危机传染理论的初期研究中,学术界更多地关注了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关联的传染途径的研究,提出了基于贸易关联、竞争性贬值、金融关联和共同的政策冲击等渠道在内的危机传染途径。
贸易关联的传染途径认为,一国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有可能恶化与其存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国家的贸易条件,导致其出口下降。当投资者预期到这一影响时,会抽走对贸易关联国的投资,或对该国的货币进行投机性攻击,从而导致贸易关联国危机的发生。竞争性贬值传染途径强调的是一国的货币贬值有可能降低与其有贸易关联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从而给这些国家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特别是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一国发生危机后,如果投资者预期到其他国家将会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策略,则会出售他们持有的这些国家的资产,收回贷款并拒绝短期贷款的展期,从而导致这些国家资产价格波动和资本外流。金融关联渠道强调了金融中介全球范围的资金借贷活动对危机传染的影响。共同的政策冲击渠道理论认为,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商品价格的变化等全球性原因,有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的货币危机或资本的流进流出。
(二)早期危机传染理论面临的挑战
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关联的危机传染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生的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泰国货币危机在同一地区或宏观经济基本面相似国家间的危机传染给予了较好地解释,但对于危机在宏观经济基本面联系薄弱的国家间传染的解释却显得无能为力。如亚洲金融危机向俄罗斯和拉美等国,以及俄罗斯债务危机向美国和拉美等国的传染。同时,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资本流动以及投资者资产组合调整对各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意识到,如果在现有的危机传染理论中不考虑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则现有的理论可能无法解释新的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和途径。基于上述危机传染理论面临的挑战,许多学者就一国危机对投资者预期和资产组合调整的影响因素和途径进行了研究,进而形成了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理论。
二、基于投资者行为的金融危机传染途径及其代表性模型
尽管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理论强调了金融危机冲击对投资者心理预期和资产调整行为的影响。但不同学者对危机冲击影响投资者预期和投资行为变化的途径以及投资者资产组合调整的过程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危机传染途径和渠道理论。
(一)信息约束下的投资者羊群效应
该理论认为,在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的不同信息拥有者在金融市场遭遇不利冲击时,有可能同时朝着同一方向调整其持有的各类资产组合,导致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行为,并在不同市场间产生溢出效应,从而造成危机的传染。
Calvo and Mendoza(2000)在假定投资者面临不完全信息和卖空约束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投资者全球资产组合分散投资的均值方差模型,分析了证券市场全球化中投资者搜集和处理信息成本的变化对危机传染的影响。[2](79-113)在他们的模型中,代表性投资者在进行资产组合选择时,必须权衡收集国别信息的成本和收益,而这种收集信息的成本又与投资者资产分散的国家数量(即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有关。在多重均衡中,当市场上出现有利于某一组合的消息时,所有投资者都会选择相同的资产组合调整行为,从而产生羊群效应。投资者的资产在不同市场间分散的程度越高,多重均衡中投资者羊群效应的范围也越大,因此,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会导致投资者的羊群效应,从而加剧危机的传染。
Kodres and Pritsker(2002)在一个有关资产定价的多资产理性预期模型中分析了投资者跨市场套期保值的资产组合调整对金融危机传染的影响。[3](769-800)认为当金融市场参与者遭受来自于某一国的风险冲击时,投资者在其他国家市场调整其资产组合对宏观风险暴露的行为将使危机传染到国外。这种危机传染的程度与一国资产价值受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的程度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正相关。
Yuan(2005)通过构建一个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和借贷约束对危机形成和传染的影响。[4](378-411)在Yuan(2005)的模型中,知情投资者在交易之前能够获得资产收益的相关信息,不知情投资者根据知情投资者显示的信号来推测资产的价格并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部分知情投资者受借贷约束的制约,而且,该借贷约束是资产价格的函数,资产价格越低,知情投资者利用外部融资投资风险资产所受的约束就越严重。在此假定下,如果来自基本面的某一负面冲击使得资产价格下降,则知情投资者就会受到借贷约束,他们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也就不是有效信息。其结果是,随着资产价格的下降,资产价格中噪声的成分越多,价格作为信息的有效性就越低,不知情投资者也就更难区分知情投资者的资产出售究竟是出于流动性需要的出售还是基于信息的出售,也就不愿购买任何来自于知情投资者出售的资产。当不知情投资者从下降的资产价格中推测知情投资者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时,他们就会追随知情投资者,选择出售资产,从而加剧资产价格的下跌,并产生弯折的风险资产需求。而这种弯折的风险资产需求又会产生反馈效应,导致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进而紧缩知情交易者的借贷约束,如此反复,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
(二)财富效应传染途径
财富效应理论关注的是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变化对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财富水平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变化。该理论认为,在投资者持有多种资产组合时,某一资产价格的下降会给投资者带来收入和替代两种效应。在通常情况下,替代效应会大于收入效应,此时,投资者会增加资产的持有并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但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此时,投资者会通过变现的方式减少其风险资产头寸,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和价格的不稳定。
Xiong(2001)在一个连续时间均衡模型中分析了短期套利交易者的交易策略对资产价格波动和市场流动性的影响。[5](247-292)模型假定金融市场上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者。即噪声交易者、长期交易者和趋同交易者(convergence trader)(短期交易者)。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采取均值反转(mean-reversion)的随机交易策略,并由此产生市场供给的冲击;趋同交易者根据噪声交易者均值反转策略提供的机会在市场上套利;长期交易者采取的是长期价值投资策略,他们是市场风险资产的主要需求者。在假定趋同交易者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对数效用函数的情况下,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市场基本面冲击将给趋同交易者带来损失,这种财富效应将使趋同交易者在市场上放大这种冲击。
在Xiong(2001)的基础上,Kyle and Xiong(2001)通过构建一个两种风险资产、三类不同交易者的连续时间模型,分析了趋同交易者的财富效应的溢出效应。[6](1401-1440)与Xiong (2001)不同的是,Kyle and Xiong(2001)的模型中有两个风险资产。这为他们分析趋同交易者的财富效应对危机在两个资产价格间的传染提供了可能。与Xiong (2001)的结论相同,他们认为,当来自于噪声交易者的噪声交易冲击对趋同交易者的财富影响中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趋同交易者就会减持风险资产,加剧资产价格之间波动的关联性,并导致市场流动性短缺。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就是危机传染之时。
(三)资产组合分散下的自实现(Self-fulfilling)危机传染
在第二代金融危机的“自实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Goldstein and Pauzner(2004)通过构建一个相同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完全独立的两个国家进行分散化投资的模型,分析了投资组合分散下的自实现危机传染的形成机制。[7](151-183)在他们的模型中,投资者持有基本面相互独立的两个国家的资产,投资者可以选择将资产持有到期或以固定的收益支付提前赎回。若持有到期,其收益是投资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投资者数量的增函数。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是否发生将取决于投资者对其他投资者行为的推测。
Goldstein and Pauzner(2004)假定投资者并不拥有国家2基本面状况的共同知识,但在国家2基本面经济状况实现后能够获得有关国家2基本面的噪声信号,因为每个投资者对国家2的信息有各自的来源和理解,而国家2的信息也是国家1的基本面和投资者行动结果的反应函数,因此投资者对国家2的信念及行动是国家2的基本面和国家1的结果的函数。模型结果显示,国家1的结果决定了一个阈值,当国家2的基本面状况低于这个阈值时,投资者才会选择提前撤出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当国家1出现投资者提前撤资时,会使得在国家2的这一阈值上升,从而使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增加。
(四)注意力配置(attention allocation)效应
在经典经济学模型中,假设经济主体的认知是瞬时和无代价完成的,然而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都需要足够时间,所以个体必需在不同的信息间进行取舍,有些信息会被重点关注,而另一些则不能被注意到(理性不注意),这样就形成了有限注意力配置的问题。Mondria(2006)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两个独立的风险资产和多个理性不注意的人模型,分析了投资者信息处理能力约束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提出了金融危机传染的投资者注意力配置传染途径。[8][9]
在Mondria(2006)的模型中,用两个基本面相互独立的国家或地区的股价指数来代表两种独立的风险资产,每个投资者都通过收集两个市场上的信息来尽可能地减少自身投资组合的不确定性,但他们都受到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所以,他们必须在两个资产间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先根据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形成个人信号,在对注意力进行配置之后,通过贝叶斯更新后的个人信号和价格信息来形成关于资产收益的后期信念,并重新选择最优的资产组合。当发生金融危机的地区吸引了更多的注意时,由于此消彼长的缘故,后期信念中关于其它地区市场的部分就变得模糊,不确定性增加,这会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促使他们清算持有的所有风险资产头寸,从而减少市场流动性,增加价格波动,使危机传染到其它市场上。因此,当一国或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时,关于此危机的报道和传闻会急剧增加,这类信息很容易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于是投资者会对自己有限的注意力进行重新分配,更多地关注发生危机的金融市场,从而导致世界其他市场股票价格的内生性波动和下降。
三、结论与展望
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理论从信息约束下的羊群效应、财富效应、资产分散下的投资者自我实现和有限注意力配置等方面对金融危机的传染原因和途径进行了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债务危机的传染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丰富和发展了现有的危机传导机制理论。
但是,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危机传染理论尚处于发展之中,面对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传染的复杂性,该理论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加以拓展。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金融监管中信息披露机制的加强,各国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已大为减弱,在此背景下,基于信息约束的理性投资者的羊群效应行为在危机传染中是否仍发挥着作用,显然值得探讨;其次,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来看,危机前高度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和投资者的过度风险追求、危机后投资者的过度恐慌是导致本次危机形成和传染的原因之一,如何在现有的危机传染理论中加入这些因素,使其能够对本次危机的快速跨国传染给予合理地解释,也是该理论面临的挑战之一;最后,由于该理论涉及投资者预期和信心问题,现有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数理模型的刻画和数据模拟分析的基础之上,如何构建合理的实证研究方法和选择恰当的投资者预期和信心的变量来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检验也是该理论面临的挑战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1]Dornbusch, R., Y. C. Park and S. Claessens, 2000, Contagion: Understanding How It Spreads[M],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5(2), August.
[2]Calvo, G., and E. Mendoza, 2000, Rational Conta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ies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
[3]Kodres, L. E., and M. Pritsker, 2002, 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J], Journal of Finance 57.
[4]Yuan, Kathy, 2005, Asymmetric Price Movements and Borrowing Constraints: a 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 Model of Crisis, Contagion, and Confusion[J], Journal of Finance 60.
[5]Xiong, W., 2001, Convergence Trading with Wealth Effects: an Amplification Mechanism in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2.
[6]Kyle, A. S., and W. Xiong, 2001, Contagion as a Wealth Effect[J], Journal of Finance 56.
[7]Goldstein, I. and A Pauzner, 2004, Contagion of Self-fulfilling Financial Crises due to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J], Journal of Finance Theory 119.
[8]Mondria, J., 2006a, Financial Contagion and Attention Allocation,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9]Mondria, J. 2006b, Empirical Evidence of Financial Contagion through Attention Real-location,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vestor Behavior-based Contagion of Financial Crisis: A Literature Review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 ，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 ，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主权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李琦，金鸿章，林德明.复杂系统的脆性模型及分析方法[J].系统工程，2005 (1).
[2]张奇.金融风险论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D].东北财经大学，2002．
[3]钱学森，于景元.为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 (3)．
[4]成思危.复杂科学与系统工程[J].管理科学学报，1999 (2)．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 ，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 ，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
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主权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
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李琦，金鸿章，林德明.复杂系统的脆性模型及分析方法[j].系统工程，2005 (1).
[2]张奇.金融风险论体制转轨时期金融风险形成机理与金融稳定机制[d].东北财经大学，2002．
[3]钱学森，于景元.为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 (3)．
[4]成思危.复杂科学与系统工程[j].管理科学学报，1999 (2)．
一、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研究现状
1978年11月，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了全球第一份石油期货——取暖油(Heating oil)期货交易。经过30年的发展，石油期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目前世界主要的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新加坡期货市场(SPM)和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我国的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和印度大宗商品交易所(MCX)在国际燃料油定价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石油期货市场作为国际基准油定价的载体，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一直以来，石油期货市场的研究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也是石油金融问题的核心之一。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信息传递效应和套期保值理论三个方面。
(一)石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价格发现过程(Price Discovery)是指在一个市场中，新信息以随机方式产生，投资人观察到信息后，通过交易行为将信息反映到资产价格的过程。期货市场针对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是期货市场的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之一，没有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和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功能就无法实现。
石油市场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结论不一。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是有效率的，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作用。Bopp & Sitzer(1987)认为取暖油期货市场是其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者。Gulen(1998)证明WTI期货价格是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Serletis & Banack(1990)使用NYMEX的2个月到期的原油、汽油和取暖油期货价格和与之对应的现货价格日交易数据，研究石油期货市场效率问题，证明这三个品种的石油期货具有价格发现作用。Schwartz & Szakmary(1994)采用协整理论研究原油、取暖油和无铅汽油三个石油期货品种的套利和价格发现作用，其结论是期货市场引导现货市场。Silvapulle & Moosa(1999)采用WTI日交易数据，研究原油期货和现货市场的线性和非线性因果关系，WTI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并且它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WTI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对新的信息的反应是同步的。Ripple & Moosa(2005)运用G-S(Garbade-Silber，1983)模型检验原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功能，得出期货价格的引导作用大于现货价格，具有60％的价格发现作用。Gulen(1999)采用1987-1997年的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石油期货市场，他认为1994-1996年国际石油价格市场更加趋于一致。也有部分研究认为石油期货市场不具有价格发现功能。Quan(1992)采用两阶段测试研究石油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认为原油期货不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在石油价格市场中由现货价格引导期货价格。Moosa & Al-Loughani(1994)用协整的方法研究了WTI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月度数据，发现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预测既不是无偏也不是有效的。
(二)石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研究
套期保值(Hedge或Hedging)亦称套头交易或对冲，原意是指减少或绑定风险。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是指通过买卖期货合约，以消除现货或预期持有现货的价格风险。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是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石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理论，是指公司通过对同一种石油商品在石油期货市场上建立与现货市场部位相反的头寸，以规避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石油期货套期保值研究主要集中在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和套期保值效果的评价两个方面。
1.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比率的研究。套期保值比率(Hedge Ratio)是指期货合约总价值与现货价值的比例，反映了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头寸间盈利与亏损的匹配和相关度。估算最佳套期保值比率(OHR)一直是金融工程理论研究的重要和前沿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许多确定方法。自凯恩斯(1923)提出简单的1∶1套期保值比后，Ederington(1979)提出了JSE方法，Adler & Dumas(1984)提出了Adler-Dumas方法，Herbst & Kare，et al.(1990)提出了HKM方法，等等。
石油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将金融工程领域成熟的理论模型结合石油经济实际情况，应用于石油金融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分析。如Ederington(1979)的JSE模型是将现货价格的变化对期货价格的变化进行回归，即ΔS[，t]=γ[，0]+γ[，1]ΔF[，t]+μ[，t]，μt～iid(0，δ)。其中，ΔS[，t]表示在套期保值期内，现货价格的变动，ΔF[，t]表示相应的期货价格变动，γ[，1]为最优套期保值比率。JSE模型假设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保持长期稳定和价格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但Wilson & Aggarwal(1996)研究表明石油期货合约常常因突发事件发生无条件波动，在1984-1992年期间，OPEC政策变化、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恶劣的天气环境改变等都导致三次石油市场异常波动，因此不适合采用JSE模型确定石油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Hamilton(1989)，Krolzig(1999)，Sarno & Valente(2000)认为MRS(Markov Regime Switching)模型在解释相关关系方面优于JSE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Alizadeh & Nomikos et al.(2008)将MRS-GARCH模型应用于NYMEX石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比率的确定，连接了非均衡问题和石油价格高低波动机制的不确定性，在减少组合投资风险方面取得了效果。
2.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效果的研究。世界航空运输业利用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比较普遍，新加坡航空公司(SIA)每年将其航空煤油需求量的60％进行了保值，新西兰航空公司煤油的保值比例为40％，澳大利亚航空公司(Qantas)的保值比例为50％。石油期货套期保值效果的理论研究对象主要是航空油料，Rao(1999)研究了美国主要的十家航空公司使用取暖油期货合约对航空燃料价格风险进行套期保值是否减少1988-1997年的税前季度收益的波动。研究结果说明，套期保值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航油价格上涨时，当航空公司因为进行了套期保值，可能在航油价格下降时增加机会成本。航油套期保值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航空公司的长期利润。此外，研究还指出套期保值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期货合约和选择套期保值交易的时间。Claessens(1995)认为转移短期石油价格波动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短期和稍长期的石油期货进行套期保值。Horsnell(1996)研究了原油期货套期保值的效果，对仿真的方法和传统的度量方法做了比较。
(三)石油期货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称为市场间信息传递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共同信息和私有信息的溢出(Fleming & Kirby，et al.，1998)。共同信息溢出是指影响着各个市场的信息，当共同信息产生时，它同时影响着各个市场的预期，从而使得各市场都可能产生波动，即市场波动的同源性。私有信息溢出是指某一个市场的信息通过跨市投资者的投资交易，从而在另一个市场产生了信息作用。
许多学者已对NYMEX和IPE两个石油金融市场间的信息传递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Tse & Booth(1997)使用协整系统检验了纽约燃料油期货市场和伦敦汽油期货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作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回归和信息共享分析表明纽约燃料油期货市场是引导市场。Girma & Paulson(1999)发现原油、燃料油、无铅汽油价格序列之间存在一定协整关系，在原油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价格基差是稳定的，可以用移动平均模型来测量基差大小。Brunetti & Gilbert(2000)采用FIGARCH研究了IPE和NYMEX之间的波动率协整关系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波动率的溢出方向是从NYMEX到IPE，NYMEX占支配地位。Lin & Tamvakis(2001)研究了NYMEX和IPE两个市场原油期货合约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他们认为IPE早盘开盘价格受前两个交易的NYMEX收盘价格信息影响，NYMEX是国际原油价格市场的主导者，IPE午盘交易受到NYMEX日交易的影响，市场间溢出效应显著。Hammoudeh & Li等(2003)通过分析NYMEX WTI原油价格、汽油价格、燃料油价格以及鹿特丹和新加坡等国际石油市场之间的价格传递性，认为NYMEX汽油市场具有主导作用。在国际汽油现货市场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美国市场与鹿特丹市场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国际汽油价格市场没有引导者，但是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在三个市场间相互传递。Lin & Tamvakis(2004)利用ACD模型比较了IPE与NYMEX的信息溢出，研究认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由NYMEX所主导，NYMEX WTI的期货价格反应速度相对于IPE布伦特原油价格更快，且前者对后者期货合约价格有重要影响。Hammoudeh & Li(2004)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改变NYMEX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主导地位，其他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价格趋同于NYMEX。
转贴于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对全球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信息传递效应和套期保值理论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未来石油期货市场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拐点时期的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变化、OPEC和IEA的市场干预政策的出台、美元汇率的变动等突发事件发生对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效率产生的影响。(2)研究产生石油价格波动信息溢出的原因。从共同信息溢出和私有信息溢出的角度，区分产生石油金融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的原因，深入了解信息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和内在机理。(3)研究石油价格波动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根据石油价格上涨、下跌等阶段分别检验石油期货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石油价格变动是否对其他石油金融市场产生非对称影响。
二、石油价格波动规律及预测研究现状
从石油工业兴起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世界石油工业和国际石油价格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国际油价长期处于1～2美元/桶的超低水平。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到1985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OPEC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与西方国家进行斗争，国际油价出现了暴涨行情，从1978年的13美元/桶涨到1979年的29美元/桶，1980年达到了36美元/桶。从1986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到1999年，石油市场基本处于供大于求的形势，产油国与石油消费国双方对油价的态度趋向一致，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20美元/桶附近。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石油需求的猛增以及国际投机资本在国际原油市场的投机活动，推动了国际油价新一轮的暴涨。2008年，国际油价一度上涨到历史最高点140美元/桶。国际油价的波动规律及预测一直是石油金融理论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诸多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这里我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
(一)采用古典经济学的石油价格波动定性研究
Hotelling发表的《可耗竭资源经济学》(1931)标志着资源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能源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中他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理论求取石油价格最优路径，将资源当作一种埋藏在地下的资产，目标是如何寻找一种最优的定价方法使得净现值最大。这种模型得出的最优价结论是资源价格增长率与贴现值相等，即如果资源所有者开采资源资本所得的收益增长率低于利率，就偏向于把资源埋藏在地下；如果高于利率，则偏向于开采，以期得到更高的净现值。Hotelling模型认为资源市场的定价不仅受到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的影响，更受到市场结构、开采成本和交通等交易成本的影响。
Salant(1976)从市场结构出发，通过研究OPEC成员国和非OPEC成员国以及各消费国之间的动态博弈结构，分析石油市场价格趋势。他用纳什-古诺(Nash-Cournot)模型分析世界石油市场的结构。如果资源禀赋相同，非卡特尔将在不受任何约束条件下追求高利润，从而率先耗尽资源，但非卡特尔得到的贴现后利润率将会大于卡特尔成员。这种方法虽能解释石油市场的博弈关系，在长期趋势分析上与Hotelling模型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它并不适用于石油价格走势的定量分析。
沿着Hotelling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通过设定石油市场的不同结构和参与主体的不同行为优化的理论模型，引进相关参数来预测石油价格变动趋势。如Yang(2002)等考察了OPEC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以及相关的需求弹性，研究了原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特征。Ye & Zyren(2005)根据石油储备、产量、进口量和石油需求等因素建立了每月原油现货价格预测模型，等等。
(二)采用传统时间序列计量方法的石油价格波动研究
石油价格波动的定量研究中常采用的计量模型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条件异方差(ARCH)系列模型和Granger协整理论等。Morana(2001)采用了GARCH半参数估计的方法，对Brent原油价格进行短期预测。Luis & Gil-Alana(2001)认为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价格波动具有“长记忆性”，价格序列远距离观测值间有较明显的相关性。David & Moya(2003)采用ARMA模型对Brent石油现货价格进行预测研究。冯春山等(2003)利用ARCH模型研究了阿拉伯轻油价格的波动性，结果表明油价的波动既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又存在集聚性。Radchenko(2005)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GARCH模型等研究了WTI原油价格波动对汽油价格的不对称响应程度，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石油价格时间序列在上涨和下跌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在运行机制，采用一般的时间序列模型无法描述不同阶段的波动特征，一些文献在计量模型上进行了改进。Fong & See(2002)通过观测原油价格在各子阶段的切换概率，研究石油价格序列结构变化规律，建立了原油期货价格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odel， MRS)。
(三)采用非线性动力学的石油价格波动研究
传统的时间序列计量预测模型试图对石油价格波动做精确的定量分析。这些方法对于短期定量预测石油价格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石油市场经常受到各种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且初始数据的扰动在中长期预测过程中将会造成很大的误差。20世纪末期，基于混沌和分形理论以及多主体经济仿真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石油价格波动及预测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突破。
非线性动力学方法将石油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动力学系统考虑，用分形、混沌等复杂性理论将其数量化，寻找其内在的规律并进行价格预测。Lichtenberg & Ujihara(1988)采用非线性蛛网模型发现美国原油价格存在低维混沌结构。Adrangi et al.(2001)研究了从20世纪80年代(1986-1991)的NYMEX原油、取暖油和无铅汽油期货价格的低维度混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石油价格序列中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与混沌现象并非完全一致。Jose & Myriamet et al.(2002)运用重标极差Hurst指数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市场的多重分形特征，研究表明原油市场存在长程记忆性，协相关分析表明原油价格系统Hurst指数存在多重分形结构，两个特征时间度量存在季节效应，原油市场仅一定期间内符合随机漫步假设。Jose & Myriamet等(2003)利用Zipf分析方法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动力学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原油价格动力学行为主要由投机商和消费者的行为所控制。Serletis & Andreadis(2004)利用分形理论对WTI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进行了动力学分析。
根据上述文献研究的现状回顾，以混沌和分形为主体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依然是未来石油价格波动和预测问题的主要研究方向，具体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石油价格序列的分形特征研究。金融市场理论假设是金融研究与石油价格预测的前提，目前石油价格收益率时间序列研究主要还集中在传统金融市场理论假设下，即投资者理性假设、有效资本市场假设(EMH)和价格随机游走假设。鉴于Fama的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的不完美性，Peters(1996)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设(Fractal Market Hypothesis，FMH)。石油价格系统是否也具有分形特征，是研究石油价格波动规律的前提，也是石油价格波动理论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之一。(2)石油价格系统的记忆性研究。现有文献针对石油价格系统对历史信息是否具有长期记忆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石油价格系统的持久性、记忆性及非周期循环长度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掌握石油价格系统波动规律。(3)石油价格复杂性规律的优化研究。在以往的石油价格复杂性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如在混沌特征量的确定和混沌存在性判断上，引入Cao算法、BDS检验方法、小数据量算法等，进一步深入研究石油价格的混沌特征。
三、石油美元理论研究现状
石油美元(Petrodollars)，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即OPEC成员国石油出口的美元收入加上其他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全部外汇收入，扣除进口必要的商品和劳务开支以及私人单方面转移净额后所余下的外汇。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主要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因此也把产油国出口石油和相关技术所得的全部外汇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石油出口国的真实石油收入在2005年就接近8000亿美元，大大高于2002年的3300亿美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1998年至2005年，OPEC国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额外石油出口收益超过了13000亿美元。考虑到OPEC国家的边际进口倾向仅有40％左右，本国金融系统又欠发达，再加上非OPEC产油国的石油美元盈余，国际资本市场上由此增加近万亿石油美元的资金。巨额石油美元资金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石油美元流向直接影响全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关系。
诸多学者(Smolyar，2006；Kearney，2008)认为石油美元的流向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的经常性项目流出阶段到后期的资本性项目流出阶段：第一阶段：经常性项目流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石油出口国用获得的石油出口收入增加进口，通过进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支持国内消费和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1973年到1981年期间，OPEC成员国石油出口收入边际进口倾向由0.14增加到0.42，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由0.08增加到0.25，俄罗斯由0.77增加到1.08。
第二阶段：资本性项目流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美元的流向主要是以资本性项目为主，即石油出口国用获得的石油出口收入购买外国资产、增持外汇储备、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等。1974-1976年和1979-1981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各石油输出国对高油价导致的财富剧增缺少投资经验，他们把大部分石油美元投入了美国国债市场和为数不多的几家国际银行。1998年以后，石油美元在投资方式上有了重大改变，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趋于多样化，从原来单一的存款于国际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进行再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组合投资、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持有外汇资产等方式，IMF的相关研究表明，第一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各石油输出国主要持有的是储备资产和国外银行的存款。从1999年开始，OPEC各国的组合投资的比例上升到了28％，外汇储备的比例上升到了19％，而投资于国外银行的资金由1978-1982年的58％下降到了47％。 未来石油美元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研究石油美元环流(Petrodollars Recycling)。石油进口国家大量利用欧洲银行贷款来弥补因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贸易收支逆差，石油美元在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之间不断循环，形成了石油美元环流。针对石油美元环流的形成机理、石油美元环流的流向路径、石油美元环流的结果等相关研究对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研究石油美元与中国经济。“9·11事件”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快、市场容量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社会政局稳定的特点，成了中东投资者多元化投资战略的重要选择之一。中东石油美元已经逐渐转向中国市场，包括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企业股权、石油化工等。因此，石油美元投资与中国经济相关问题的研究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热点。(3)研究“后石油美元”时代的经济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美元储备。但21世纪以来，国际油价无节制上涨，美元持续贬值，世界范围内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去美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2008年初，伊朗提出在石油交易中完全停止使用美元结算。因此，研究中国如何面对未来“后石油美元”时代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四、石油汇率理论研究现状
石油汇率(Petroleum Exchange Rates)，是指石油价格与汇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石油作为与金融联系最为密切的基础性能源，其价格的变动牵动着全球经济的脉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国贸易日益频繁，汇率问题也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诸多研究表明，石油价格和汇率之间并非是独立的，石油价格与汇率的变化息息相关。
早期关于石油价格和汇率的研究侧重于模型研究，通过建立石油价格对汇率的冲击模型来研究两者间的关系。Krugman(1981，1983，1987)最早展开此类模型研究，他假设系统中仅有美国、德国和OPEC组织三个成员构成，三者之间相互进行贸易和资产投资。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了三个成员之间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从而需要进行汇率调整以恢复收支均衡。通过建立均衡方程，Krugman研究了每个成员的收支平衡及汇率的动态行为。其结论是一国汇率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该国货币资产在OPEC风险资产中所占的份额α，二是该国出口商品在OPEC进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份额γ，三是从OPEC进口石油的份额σ。其中α和σ是在短期内导致实际汇率波动的因素，而σ和γ则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长期因素。Golub(1983)基于资产组合方式也建立了石油价格和汇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讨论了石油的需求弹性的影响。Golub模型的研究结论与Krugman基本一致。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OPEC国家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
(一)影响金融制度的发挥金融套利这种行为，挣脱了金融制度的束缚，无法发挥出对套利行为监管的作用，无法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进去，对套利行为缺少监管的力度，这样就给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促使金融监管加快改革金融套利这种行为的存在，反映了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不全面、不完善。虽然已经确立了金融监管制度，但是却不能全面的监管金融套利行为，所以金融监管弊端被暴露出来。尽管金融套利行为的某个层面和金融市场发展有联系，可是如果不能做到有效的监控这种行为，将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金融套利行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改革。
二、对金融经济中金融套利行为的思考
(一)金融套利行为已经挣脱了金融管制的约束，金融监管制度也丧失了控制力，以至于瘫痪虽然上级部门已经对监管网络进行了扩大，然而所起到的监管效果却不大，另外，监管工作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这样长时间的投资来用于监管，而没有成效，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
(二)金融套利行为的出现致使金融企业的各项工作开始自由、散漫，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业务范围也开始向国际化拓展，这样就使以往固有的监管制度没有了支撑，所以就开始考虑如何才能使监管制度更新颖。
(三)金融套利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发展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管理者，都必须从金融套利自身的特性出发，并且要预见金融套利行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压力，对待这个问题需要辩证的分析，在强化其优势的同时也要找出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但是如果控制上存在问题，那么也将影响到金融市场秩序。
三、加强和管理好金融套利行为的对策
在市场环境中，金融套利行为始终表现出它的两面性特点，尽管在金融活动中金融套利这种行为是广泛存在的，能够使金融市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然而，这种套利行为却始终是通过一种不均衡的手段来索取利润，一旦管理工作失去控制力，很可能会危害到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为了避免不利因素的困扰，就要加大金融套利行为管理的力度，还要处理好金融市场和金融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稳定金融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以下是笔者的建议，仅供参考：
(一)在金融市场中适当的推行自由化理念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节约更多的成本，并使市场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就需要在金融市场中适当的推行自由化理念，并将鲜活的生命力注入到金融市场中。另外，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运行制度，并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这样才能在根源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二)提升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金融行业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工作，金融人员自身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持续的进行，作为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员，必须加强自身专业的学习，在工作中要善于积累工作经验和方法，利用自身的知识和修养来不断增强自身工作的责任感，提高金融市场的信息化水平，这样才能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地发展。
(三)强化金融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对金融套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就要做好金融市场硬件设施建设，发挥交易网络的技术和作用，同时还要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来对硬件设施进行逐步更新，这样才能将金融市场强有力的技术力量体现出来，才能节约更多的交易时间。
(四)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有效的制度建设能够触动套利者的敏感神经，可以促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发展，进而使资金能够更好的流动，并将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另外，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处理好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规范金融活动，打击违法的金融活动，保障金融市场能够在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五)控制好负面影响要调整好经济结构，有效收集信息，强化管理，对于短期的投资要对其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并监管好资金的流动情况，以避免经济出现泡沫状。同时在经济处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下，给给予高度的重视，避免风险的蔓延。另外，金融套利行为不可以盲目，要利用相关的制度来进行监管，要保证金融制度的清晰、透明，消除负面的影响，以使套利行为向着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美国金融发展趋势。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虽然欧美出台大量的金融刺激政策,但我们认为经济还没有见底,因为作为诱因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见底。美国的次贷违约率和指数率上升到25%和14.34%的历史高位,2009年7月份的指数达到32%。目前还没有止跌的迹象,表明房地产危机还没有见底,还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指标也没有见底。从GDP增速看,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英国、法国再创新低,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储蓄率方面,美国、英国从危机前的零储蓄快速提高到2009年5月份5.7%和5%左右,还有加速提升的趋势。欧美等国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消费信心指数都没有根本的好转,所以我们认为目前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见底?我们判断指标有两个,一个是GDP增长不再下滑,另一个是GDP绝对额不再下降。我们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对金融危机作出两个估计,一个是乐观估计,一个是悲观估计。乐观估计走出谷底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悲观估计假设美国政府不采取任何的救援措施,危机可能要持续2014年才能止跌,但美国已经采取措施,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总体来看,2010年金融危机能否走出谷底,还取决于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政策力度,力度大可以见底,力度不大还会推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