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2 14: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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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10
当前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不断蔓延，特别是在农村和民办幼儿园表现更为突出，几乎成为幼儿教育的常态。一些早教机构为了经济利益而不切实际宣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上”。导致很多家长的误读、误判，认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就是智力的开发，学习的成绩就是教育的效果。于是产生让孩子快成才，早成才的迫切心理。许多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的心态，把小学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搬进幼儿园，过早让幼儿学习读、写、算和参加各种培训班；以小学生的要求来规范幼儿，他们只注重教育的即时效应。这让我们觉得孩子就像被催熟的果子，提前开花，结果。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发展优势究竟能持续多久？催熟的孩子有多少后劲？幼儿教育“小学化”给儿童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有的影响是隐性的，不易被人们所认识或短时间内没有表现出来，本文主要从幼儿生理、心理和以后的学习几个方面论述幼儿教育“小学化”给儿童带来的隐性危害。
一、对幼儿生理的危害
儿童心理学家格赛尔为我们揭示了幼儿生理发展的方向性。具体说就是：由上而下；由中心向边缘；由粗大动作向精细动作发展。即：头-颈部-躯干-四肢-脚、手。由此可知，手是发育成熟最晚的部位，幼儿的手难以从事精细的活动。以写字为例，由于手部骨骼的发育不完善，写字时必须要用力，极易出现疲劳现象，难以持久下去；幼儿注意的分配很差，注意很难指向不同的对象，写字时座的姿势、握笔的姿势和本子的放置是不可能相互协调的。由于教师和家长关注的是显在的时效性――字是否写对。对笔顺的正确性、发音的准确性及座的姿势等潜在的因素并不关心。
二、对幼儿心理的危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要避免仅仅重视表现技能或艺术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社会性和实际能力的倾向。”家长很重视幼儿智力的开发，智力的核心成分是思维，而幼儿的思维是以动作思维和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要开发幼儿的思维，必须把握问题的关键，而幼儿教育小学化只重视知识的掌握和技巧。”《纲要》中又强调“尤其要避免只重视知识和技能，忽略情感、能的训练。违背了《纲要》的精神，孩子因高强度的学习而少有了天真与快乐；孩子应有的认知过程被严重破坏，导致孩子的“知识消化不良”，许多孩子在疲于学习中抹杀了自己的想像力，长期处在机械读、写、背的学习状态中，束缚了孩子的独立个性的发展。由于忽视了兴趣和情感的培养，幼儿间缺少了尊重与合作，幼儿得不到全面发展，违背了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由于幼儿的神经系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比较脆弱。如果长时间集中注意、记忆，或强迫幼儿像小学生那样学习和做功课，幼儿的就会感到过于吃力，产生厌学心理和畏惧情绪，这样会剥夺幼儿童年的乐趣和游戏的权利，扭曲甚至扼杀幼儿的天性。
三、对幼儿今后学习的危害
“幼儿教育小学化”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就是要让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接受相应的教育内容，这个内容不能超越，也不能滞后。简单地说，就是在什么阶段就学什么知识。对幼儿进行的任何提前教育只会事倍功半，而到适当的年龄进行适当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规律。由于幼儿教师对小学教育的规律并不了解，在教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错误。有些一年级学生出现的写字笔顺错误、拿笔姿势不正确、读音不准确，给小学教师带来很多麻烦。”实践证明：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容易，而改变一个已养成的习惯很难。小学教师常常抱怨，学前教的不正确还不如不教，错（坏）的习惯养成了，老师很难纠正。
由于一些学前班使用的是小学一年级教材，其教学内容和小学一年级是重复的。在幼儿阶段儿童如果学过了小学课本上的知识，他们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不用花多大力气就可以获得好成绩，由于重复教育，使这些儿童养成了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动脑、爱做小动作、死记硬背的等不良习惯，失去了刻苦努力积极探索的良好品质。二、三年级以后，老本吃光了，面对新的学习内容，将很难适应，结果学习成绩下降甚至学习跟不上的情况都会出现。
可见，“幼儿教育小学化”带来的后果是，幼儿老师辛苦地教，教错了，小学老师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纠正；教对了，学生学习不专心、不求甚解，怕吃苦的不良习惯就养成了，这真是出力不讨好。
作为幼教工作者， 我深切的体会到幼儿园小学化的根本原因是学前教育专业化水平不高的体现，加之我国的考试制度和一些早教机构不切实际的宣传，重点在农村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难点是家长错误教育观念的转变。写此文章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政府应加强幼儿园管理，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通过宣传，普及幼儿教育的科学方法，让人们以终身学习、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待学前教育，而不是看孩子究竟能够学会多少字词，也不是看孩子能够写几十个还是几百个字，会做多少算术题，而是帮助儿童在人生的最初阶段学会学习，掌握自主学习的基本技能。教育家卢梭曾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愿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就像大自然中的蝴蝶一样，无拘无束，自由成长。
参考文献
[1]王振宇.幼儿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
[2]孙向阳.呵护童心：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惩罚性教育是指对个体或集体的不良行为、错误行为予以否定和批评，目的在于制止该种行为的再次发生。这是一种与奖励教育截然相反的德育教育方法，有利于使学生减少受罚行为的动机，用强制性手段使学生分辨是非善恶，直至其改正受罚行为。然而，在实际的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不善于把握惩罚性教育的最佳尺度，不仅给学生的身体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对学生健全心理、人格、性格的形成极为不利。
一、小学体育“惩罚性教育”概述
惩罚性教育是教育者为了达到教育目的，维护校规校纪而对受教育个体或群体的不恰当行为所采用的剥夺式或否定性的教育手段。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会因为学生扰乱课堂教学秩序而对其实施惩罚性教育。惩罚性教育手段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轻度类惩罚性教育，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罚走、罚跳、罚坐、罚站、罚冻、罚晒、罚蹲等惩罚事项；其二，中重度类惩罚性教育，让学生在较长时间或半节课内完成接近于学生运动极限的惩罚事项，如连续罚跑步、罚往返跳、罚做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等，或被教师强制性停课，勒令学生写检讨做深刻自我反省；其三，重度类惩罚性教育，教师对学生实施变本加厉的体罚或变相体罚，使学生的身体或心理受到严重创伤，如使用训斥、威胁、殴打、谩骂、恐吓、侮辱等不正当教育方式。
二、小学体育“惩罚性教育”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
（一）造成学生心理伤害
小学生的身体正处于发育时期，在接受惩罚性教育时很容易受到伤害。尤其是部分教师在使用中重度或重度惩罚措施时，忽略学生身体运动的极限而一味地施加体罚，易造成学生生理上的损伤。如果这种损伤不可治愈，就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样只会使学生对生活、学习等失去兴趣而产生逆反心理。有些学生在接受惩罚性教育后觉得颜面无光，逐渐形成自卑、胆怯、压抑的性格。
（二）影响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小学体育教育的目标是通过锻炼使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并使其逐步形成健康的人格。然而，由于惩罚性教育措施的实施，极易使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严重受挫，妨碍了学生良好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从而影响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会出现厌学情绪，甚至对教师和学校产生抵触情绪，不但难以实现教师实施惩罚性教育预期得到的教育效果，而且会适得其反，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在自认为得不到教师尊重和重视时，极易受不良外因的引诱步入歧途。
（三）导致学生形成不健康心理
教师经常实施惩罚性教育，会使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处处提心吊胆、谨小慎微，惧怕因自身不正当的行为而遭受惩罚。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小学生活泼、好动、思维活跃的天性，甚至可能形成自卑、孤僻、冷漠、自闭等不健康心理。
三、解决建议
（一）惩罚性教育与尊重关爱相结合
惩罚性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改正过错，促进其健康成长。所以，体育教师在实施惩罚性教育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体验，将对学生的尊重和关爱始终贯穿于惩罚性教育的全过程之中，让学生体会到教师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注，从而引导学生深刻意识到教师对自己实施惩罚的真正意图。由于一些学生在接受惩罚后，会产生畏惧、痛苦、羞愧、不安等不良情绪，就需要教师首先与学生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感基础，在实施惩罚后要及时给予学生呵护和关爱，使学生增强对教师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并下定改正错误行为的决心。
（二）惩罚性教育与谨慎适度相结合
惩罚性教育既会产生积极作用，又会产生危害性极强的负面作用，如果体育教师使用不当，就极有可能使学生充满敌意，使负面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教师在实施惩罚性教育时应采用谨慎的态度，将惩罚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避免采取过激、恶意、变态的惩罚手段伤害学生的身心。同时，教师在实施惩罚性教育时应坚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原则，根据不同学生所具备的心理素质、性格特点、顽劣程度和错误行为等方面的差异采取不同力度和方式的惩罚。
（三）惩罚性教育要平等、公正
体育教师应营造一个平等、公正的惩罚性教育实施环境，不应以学生的家庭背景的好坏和学习成绩的优劣为评判标准实施惩罚措施，以此避免学生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产生抵触情绪，对教师甚至是学生心存不满。教师还应在学生犯错时，立即实施惩罚性教育，而不应事后再进行惩罚，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对错误行为和正确行为的认知，起到引导教育的良好效果。
（四）尽量减少或避免实施惩罚性教育
惩罚性教育虽然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惩罚的威慑力会随着惩罚次数的增多而减弱，并且易对学生造成身心上的危害，因此教师应尽量减少使用惩罚的次数。为了达到改正学生缺点和错误行为的教育目的，教师可以多运用赏识教育的方法，既有利于营造师生和谐的教学氛围，又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让学生认识到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是健康和快乐。
总而言之，惩罚性教育是一把双刃剑，若使用得当则会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从而起到督促学生养成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增强学生责任感等积极作用；若用之不慎，则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小学体育教师应当尽量避免采用惩罚性教育，或是通过运用合理、适度的惩罚手段使惩罚性教育发挥积极作用，保证体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冉玉霞.学校教育中的惩罚与学生发展――从教师不敢惩罚现象说起［J］.华东师范大学，2010.
幼儿园法律知识讲座稿
作家柳青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我们作为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老师，在小朋友的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既是别人小孩的老师，也作为自己小孩的家长，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走好每一步，帮助他们学会分析，学会辩别，学会拒绝，学会自我保护，否则一旦触犯法律，法律是无情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
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人数和比重逐年递增，案件性质涉及盗窃、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抢劫、、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等，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影响，自身缺乏抑制力，但很大程度跟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关的。我们幼儿园的教育也是很关键的。
刚讲的比较严重的涉及到犯罪的的情况，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小孩在幼儿园受伤或者伤害到别人怎么处理，有什么依据。小孩子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前的规定是10周岁，因为现在小孩的心智成熟的较早，把这个年龄缩小了）8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还有成年人也有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精神病人。那么，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就需要人，小孩父母理所当然的就是小孩的法定人，监护人。在小孩受伤时，家长作为监护人去为小孩维护权益，在小孩伤害别人或者损害他人财物时，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对于在学校的小孩，基本一天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学校，难免会发生一些碰擦。作为学校来讲，肯定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万一发生了，学校是要否承担责任，有什么依据呢，主要的法条依据就是《侵权责任法》38条和39条。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这两条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深层次的理解是相差很大的，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学校受伤，学校应承担无过错推定的赔偿责任，除非学校能证明其尽到的教育、管理职责。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8周岁以上的小孩在学校受伤，并不当然的由学校承担赔偿责任，而是在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8条执行。
今天主要给各位老师讲了《侵权责任法》中幼儿园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希望我们老师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及义务，避免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那么“德国制造”的神话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最为关键的一点还是决策者和全体员工的责任感。责任是一种职责，一种义务，一种使命。由责任而产生的完成使命、履行职责的精神力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教育者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能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曾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商人与一个德国人在莱茵河畔散步，正好看到有个小孩在那边钓鱼，这个小孩有两根鱼竿。德国有规定，钓鱼时一人只能有一根鱼竿。他走过去问：“你怎么有两根鱼竿？”小孩马上回答：“我只有一根，另外一根是我朋友的。”“你朋友到哪里去了？”“他去上洗手间。”说着，另外一个小孩就过来了。德国人一看，一人一根鱼竿正好。“有执照吗？”德国人钓鱼要有执照的。因为钓鱼，你要学习怎么钓。两个小孩都有执照。后来他又问：“有带尺吗？”在德国钓鱼不带尺，就好像打高尔夫球不带球杆一样。小孩说：“有！”他们规定是7寸以下放回河里，7寸以上可以放在竹筐里。中国商人事后问：“那么巧，碰到你儿子了？”“不是。”“你朋友的小孩？”“不认识。”“不认识？”德国人解释说：“在德国，每个小孩都是我的子女。”
这就是随时随地的教育，每一个人都是教育者。教育首先是一种责任。这是德意志民族对教育的理解，也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教育价值观：必须规范人的行为，每一个人都有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它体现着一种高度负责的执行文化。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都会有自我完善人格、修身养性的需求和必要。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每一位教职员工都应该有主动育人的意识、主动育人的行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教育学生的责任和义务。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的角色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还应该承担起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学生思想道德的责任。要从课堂入手，在课堂教学中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在学科教学中挖掘教育资源，在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班主任及科任教师要以崇高的人格魅力、文明儒雅的言行举止去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我们知道，人的思想觉悟非一天可以提高，行为习惯非一日可以养成。在培养过程中，要允许学生犯错，允许学生出现反复，因为有的学生的坏习惯是要经过长期的反复，才能彻底改变的。当然，我们还要教育学生敢于面对错误，虚心接受批评，这样才能树立坚定的信心。
培养良好习惯，要抓住几个关键时期。幼儿园、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都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时期，新组建一个班级和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时期。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时期抓得好，就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组织学生制定班规；要在班上树立正气，教育学生有是非观念，有荣辱观；要教育学生学会承受挫折，学会包容他人，有爱心和感恩之心；要教育学生讲诚信，考试不作弊。
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家庭、学校、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和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以看得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必须重视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
凡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发展人的智力和体力的活动，都是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应当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狭义的家庭教育，按照传统的说法，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
二、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隐性教育因素
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影响因素有多种多样，而隐性教育因素容易被忽略，父母会觉得这些因素不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事实上家庭中的这些隐性因素会对孩子产生深刻的影响。
1.让孩子从主动做家务中得到教育
在我们的意识中只有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才是接受教育，很多父母会替子女做一切可以替他们做的事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书学习，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也能受到教育。
现代家庭教育的先驱陈鹤琴，主张家长应该让孩子做点家务劳动，凡孩子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父母不可替代。他围绕“怎样可以使小孩子的经验格外充分些”时，提出“凡小孩子能够自己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替他代做”的原则。他认为替小孩子做事情，弊端有三：（1）剥夺小孩子肌肉发展的机会。（2）养成小孩子懒怠性质。（3）养成小孩子不识时务，不知劳者的性质。而小孩子自己做事，好处有四：（1）可以发展他的肌肉。（2）可以养成他勤俭的品质。（3）可以使小孩子知道做事的不易和世务的艰难。（4）可以养成独立的精神。他呼吁“替他去做既有三害，叫他自己做既有四利，所以我希望做父母的，凡小孩子能做的事情都让小孩子自己去做吧。”.
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能学会并锻炼劳动技能，思想品德和个性气质的也能得到锻炼，德、智、体、美也能得到和谐发展，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学到书本所学不到的知识。这种亲身实践的劳动技能教育会带给他们更深刻的印象及影响，能够将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能够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
2.家庭成员的结构，对孩子产生的教育影响
家庭中的三角关系，即爸爸、妈妈、孩子三者之间构成的相互关系。在社会的压力下，父母都外出工作，孩子的家庭教育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留守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留守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完整的爱，在成人后变得对人和事比较冷漠，不能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念。父母的爱和陪伴，是孩子感受社会最基本的体验，但这种亲子关系的培养往往并未被家长看作是对孩子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教育。
除此之外，人们主观的变化更容易导致家庭结构发生裂变。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子女相比同龄的孩子缺少父爱或母爱，会对心理造成极不利的影响，难免会产生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由于孩子们的心理受到创伤，更加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和消极情绪。许多孩子在成人以后更会形成消极的婚姻观念，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自己的婚姻，而这些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无法改变的。
3.父母的日常行为
孩子具有强烈的模仿他人行为的倾向。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他们是孩子最早模仿的对象，而且父母在孩子心目中越是重要、权威性越强，孩子模仿得越起劲。父母会经常大骂或孩子长期受到父母打骂，孩子就会模仿父母的惩罚，学会粗暴、打斗、残酷，并在社会上按照父母的这种示范来攻击别人。父母往往忽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对孩子产生影响，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日常行为表现也会成为对孩子的一种教育。
三、结语
家庭中存在的主要教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抚养―依赖的关系，故父母在家庭教育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子女一般都要听从父母的教育。家庭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父母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子女会受何种的家庭教育的影响。要让孩子接受完整的家庭教育，家长需要变知识型教育为能力型教育，让孩子学会并喜欢做家务；父母要正确处理好双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和子女的关系；父母要重视自己的日常行为，要尽量有积极正面的行为表现，不要忽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这些隐性因素教育。同时家长应该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了解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掌握正确的教育观点与方式，给孩子一个合理健康的家庭教育。
【参考文献】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将实现我国小学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如何搞好养成教育，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关系到课改的成败，也将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传统的基础教育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虽然也常常提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但现实生活中往往把德育也看作是有关知识的传授过程。德育确实离不开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但是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实际上离不开行为习惯的养成。《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重视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把养成教育渗透到学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养成教育形成于习惯，道德形成才不会变成一句空话。
一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管理人类有三种办法：一是精神激励，二是强迫就范，三是追求兴趣。对于我们思想品德教育的老师来讲，采取哪一种教育方式，那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因此，多深入研究学生，了解学生，以生为本是做好各项德育工作的前提条件，更是让学生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必要条件。教育离不开艺术，管理离不开科学。从人本主义出发，深入研究我们教育的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让德育工作落到实处，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落实以人为本，促进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一）养成教育必须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新课程要强调学生全面发展，但又要有所特长。所以养成教育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也有全新的内容。这就要求新时期养成教育既要包括正确行为的指导也要包括良好习惯的训练，既要包括行为习惯的培养也包括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的培养。它需要从学生的行为训练入手,综合多种教育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知、情、意、行"，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最终形成良好地行为习惯。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所以不同的学生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才能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材施教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通常来说，我们的老师在班级中更多地是关注优秀学生和后进生，优秀的学生感受到老师赞赏的目光，后进生感受到的是怀疑提醒的眼光。结果，优生不感激老师，因为他们反对这种功利化的不平等的做法；中等生疏远老师，他们用冷漠来抗议老师对他们的忽视；后进生则更加敌视老师，他们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最终结果就是班级班风一团糟，学生很难形成正确良好的行为习惯。所以，教育者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必须一视同仁地尊重和赏识每一位同学，让爱的阳光普照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师生间形成良好的情感互动局面。
（二）养成教育要注重学生的内心需求
有的班主任没有掌握良好地教育方式，为了班级呕心沥血，可学生仍然反感老师，还形成抵触对立的情绪。其原因就是没有顺应学生的身心特点，漠视了学生内心的真正需求。对于教育者来说，要树立学生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的目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生知先生曾这样说到："未来的先生们！请忘记我们的年纪吧，把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小孩子，加入小孩子的队伍吧！我们必须会变成小孩子，才能配做小孩子的先生。"只有把自己当作学生，才能了解学生内心的需求。那么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学生需求的呢？我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做尊重学生的严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指出，被尊重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学生跟老师一样，是一个有感情懂道理的鲜活的人，有特定的活动权利和尊严，有自己的思想和目标归宿。所以他们也有强烈地被尊重的需求。我们在纠正学生错误时，一定不能上纲上线，要让他们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权利，不论武断否定或不加理会，更不能居高临下，反复说教批评。只有尊重了学生人格，尊重他们健康发展的规律，我们的工作才会被他们所接受，故而他们才能形成有正确价值观的行为习惯。
父亲牵着儿子逛商场,按理说是亲爱、亲切、亲和中的好心。这“好心”为什么不仅不能得到儿子的认同,反而事与愿违呢?稍加思考不难发现,这种预设的成人经验式模式,背离了儿童世界里客观与现实的动静变数,以致生成了与预设大相径庭的结果。
故事的转折点是儿子伤心之中或者无奈之下的甩鞋举动。父亲拾鞋必须“蹲下身子”,拾鞋是为了“挽回经济损失”,这些都是常人固有的思维和行为。转折的戏剧性在于父亲拾鞋时“常”中而不常见的视角扩散儿子的体验。这体验使得父亲在惊异之余,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迅速调整自己“格式化”的亲子行为。
“一个优秀的教师,一刻也不应该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孩子。”一个好的教育者,应该拥有一颗童心,敢于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甘愿蹲下身子,真正与孩子视线平等,老老实实与孩子一起观察、活动。这正如陶行知在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创作的社歌中所写:“发现你的小孩,了解你的小孩,解放你的小孩,信仰你的小孩,变成一个小孩。”“发现、了解、解放、信仰”小孩,每天会在孩子身上有新发现,每天会体验到教育成功的愉悦,会迅速步入越来越宽广的诗意般的教育境界。“变成”小孩虽然自己变得矮了一些,但看到了只有孩子才能看到的世界。
把自己变成孩子,会重返孩子的好玩与好奇,会亲历孩子的新异甚至离谱,会惊喜孩子的真诚与友善、可爱与美好,会陡然发现我们的教育有太多值得重新审视的地方。因为自己是“孩子”,我们会用孩子的方式和孩子沟通,用孩子的方式解决孩子的问题;会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的顽皮和淘气,心平气和地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甚至包容孩子的恶作剧。把自己变成孩子,就会尊重孩子的特殊,尊重孩子的选择,尊重孩子的习性,尊重孩子的人格;就会与孩子同心、同行、同乐……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一、建立辅导网络。解决青少年问题，光靠老师力量并不够，若能结合学校辅导人员、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卫生单位心理卫生人员、热心辅导的社会义工组成一个网络，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或服务手册分发的方式，提供各级学校、学生利用。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立法委员洪秀柱首先指出：过去，国人对于“老师”这个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这两句话中，将老师看作是父亲或是仅次于双亲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