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0 14: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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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在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已经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和10%时，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国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为6. 96%时，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时，人均GDP也仅为3000美元。闭因此，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齐齐哈尔市的GDP更是在全国平均值以下，齐齐哈尔市2000年老龄人口达到5. 6%时人均GDP为590美元，2003年时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预计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年均增长速度可达到3. 28 %，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 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进人老龄行列。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 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 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总量仍然高达3.18亿。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高峰时期，这个即将持续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保持在40%~50%，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从现在到2030年这20多年时间，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是我们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利时机。我们应该正确面对并及时把握这个机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
1.老龄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将愈显突出
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龄老人将保持在8000一90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 ~30%。齐齐哈尔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大约为3万人，占总人口数的0. 54%，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预计2020年时齐齐哈尔市大约将有9万高龄老人，占全部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的12%，比2000年时要多出6万人左右。
2.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虽然明显下降，但由于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时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因此，我国虽然已进人了老年型社会，但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优势将在21世纪20~50年代逐渐消失，届时我国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等问题。齐齐哈尔市2000年15~34岁人口比重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所下降，35~44岁人口比重为18. 50% ，45~59岁人口比重为16. 65%。这些人将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随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也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短缺问题。
3.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随着我国高龄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将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负担的加重，很难对老人照顾周到，也很难使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势必导致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4.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
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着人口老龄化，但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准备和保障功能还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养老保障的负担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3 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长期照顾老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导致的长期失能与残障而需要长期医疗护理。2005年我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数量为1 270万人，2020年将超过2 000万人，2050年将达到3 800万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规模将更加庞大。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 ~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制度建设才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老年人随着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龄组。据统计，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在职人员的3~5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已经占到了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齐齐哈尔市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也已经接近医疗保险费用总支出的2/3，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医疗保障费用的需求将更加突出。
5.人口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行，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消失，我国将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届时老年人的抚养问题将不断加剧，200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5. 6个老年人，预计2025年抚养29. 46人，2050年抚养48. 49人，这将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以齐齐哈尔市为例，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间提高了2.05个百分点，这比国家同期增长速度还高出0. 35个百分点。根据预测，到2020年，齐齐哈尔市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17.9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社会负担系数将进一步加大。
6.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增强，这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据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可消费资金约达3 000一4 000亿元，预计2020年老年人潜在市场购买力约为14 000亿元，2050年可达50 000亿元。有经济学者预测，未来十大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场。
四、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社会承受力
未来30年，我国少儿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总负担系数较低，但劳动力资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加。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随着“人口红利期”过后，社会抚养比上升的“人口亏损”期将会接踵而来。如果我国的经济得不到较快发展，社会将不堪重负。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段关键的准备期，积极调动劳动力资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国力，以利补亏，为迎接老龄高峰的到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健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没有涉及全民，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以国家养老金为基础、职业养老金是主导、个人养老金为补充的做法，强化社会保险金的收缴力度，完善养老金发放制度，由社会保障机构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要激励各类企业为职工缴纳保险，提高个人参加养老保险计划的积极性，同时要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养老保障、经济贫困的老年人，要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帮助，也可以将其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产业养老保险公司，以房作价人股，再按照股份领取养老金。在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我们要逐步形成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龄社会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
3.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严峻的，我们要加快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激励数量众多的集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扩大参保面，同时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补充功能，将贫困老人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医疗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4.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是以家庭养老为传统的国家，加之我国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没有健全，使得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但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逐步弱化，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形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街道办事处可以组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务服务，也可以开设老年人食堂、健身娱乐活动场所和心理咨询诊疗室，从物质和精神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时，要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建立不同档次、不同时间段的养老院、托老所等养老机构。逐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主体、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5.加强老龄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养老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劳动力资源短缺;老龄产业
我国在1999年已经进人了老龄化社会，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不可低估的态势。从现在开始，提前准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和对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21世纪初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200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 97%，同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约为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亚洲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起步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 6%，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 0%，齐齐哈尔市老年人口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为5. 6% ;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齐齐哈尔市的老年人口比例为7. 2%。虽然齐齐哈尔市人口老龄化较全国起步晚，但增长速度比全国快。预计到2010年时齐齐哈尔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到9. 1 %，到2020年时将达到14. 3%。
3.区域间人口老龄化进程差异较大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预计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间，在2005年进人老龄化社会。
4.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寿命在延长，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这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老龄化己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老年人是疾病的高发人群，现有的临床流行病学资料己证明，在相同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高龄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高龄人群具有“三最”特点:即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实现“老有所医，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理应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鉴于此，笔者从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谈谈中医药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强盛作出了卓越贡献。老龄化社会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医疗保障方面面临如下挑战: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残疾率高、老年人医疗费用消耗大、病残弱老人的基本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不成比例、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对而言，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一是中医药学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对老年人慢性病具有个体针对性极强的治疗，同时注重整体调护，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应用中医药养生保健和中医药预防医学知识，中医“治未病”是祖国医学在为全人类保障健康方面始终重视的研究领域，从《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中医治未病的记载，加之目前我国大力鼓励开展中医治未病工程，这必将为提高老年人预防保健、自身养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三是中医药资源较为丰富，同时药材价格和诊疗费用相对较低，可以极大地缓解老年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起到积极的作用;四是全国各省几乎都有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大批的中医药人才，这些中医药学子能够普及到医院、卫生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平衡我国卫生资源与卫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资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2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2. 1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的养生保健教育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中医药这座宝库中，与当前老龄化社会和大众日常保健关系密切的内容，是养生方面的知识。养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乐之门，懂得养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龄化社会对整个国家的全面及深层次影响是相当大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要满足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卫生保健的需求，面对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伤残率和最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的“三最”特点，目前培养的中医药学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医师，他们毕业后走上医疗卫生岗位，要面对更大基数和更复杂的老年人“三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九五”攻关项目的资料表明，达到同样的健康标准所需保健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用的比例为1: 8. 3 :100，即如果在预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钱，将来就可以在治疗上少支出8. 3元和可以节约开支100元钱的抢救费用[2]，故而需要重视预防工作，将预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医药治未病工程，将极大地减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因此，在中医药教育中要高度重视养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2. 2在中医药教育中重视对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教育
摘要：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是一种原因未明、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是近年的研究热点。为深入开展ad防治的研究，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结合ad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就中医药防治ad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中应注重科学地选择和应用权威的ad临床诊断标准；选择多因素复合动物模型；注意ad的肾虚本质特征和病因病机特点；注意观察指标特异性、敏感性和稳定性的综合考虑，强调功能整合水平观察指标的评价；充分认识中药复方的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优势，开展严格的随机盲法对照临床试验。
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主要包括65岁或以前老年前期起病的早发型（early-onset）和65岁以后老年期起病的晚发型（late-onset）。近年的研究证实这两个类型的临床表现和神经病理学特征均无本质区别，所以现在广大研究者已逐渐接受统一称为老年性痴呆或阿尔茨海默病。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包括ad在内的痴呆已经同心脑血管疾病成为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美国波士顿东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指出，痴呆病人占该地区85岁以上人群近50%［1］。由于ad等认知功能障碍类疾病患者常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表现为生活不能自理，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卫生问题和经济负担。1989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每年中风的医疗费用为250亿，但痴呆的费用却高达800亿［2］，可见痴呆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之重。我国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远非人们所想象的低，上海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5岁、65岁以上痴呆的患病率分别为2.57%（ad为1.5%，血管性痴呆为0.74%）和4.61%（ad为2.9%，血管性痴呆为1.26%）［3］。我们在对广州市城区7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患病率的调查中，发现7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的患病率为8.9%，其中ad为7.49%，血管性痴呆为1.16%（待发表）。预计我国现阶段老年期痴呆的患者大约为300～400万。
ad是一种原因未明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德国医生aloisalzheimer于1906年首先报告。其主要的病理特征是脑内出现大量老年斑（senileplaque，sp）、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tangles，nft）、淀粉样蛋白沉积以及神经元空泡变性和大量丧失。由于ad病理变化的复杂性，尽管世界各国在寻找ad有效治疗药物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成果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医药在延缓衰老以及衰老相关疾病的防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潜在的优势和广阔的开发前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未雨绸缪，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对ad防治的研究，挖掘中医药的优势，寻找确切有效的防治方法，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以最大程度减少痴呆类疾病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此仅就中医药防治ad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结合ad现代研究进展谈谈自己的看法。
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主要包括65岁或以前老年前期起病的早发型(early-onset)和65岁以后老年期起病的晚发型(late-onset)。近年的研究证实这两个类型的临床表现和神经病理学特征均无本质区别，所以现在广大研究者已逐渐接受统一称为老年性痴呆或阿尔茨海默病。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包括AD在内的痴呆已经同心脑血管疾病成为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美国波士顿东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指出，痴呆病人占该地区85岁以上人群近50%［1］。由于AD等认知功能障碍类疾病患者常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表现为生活不能自理，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卫生问题和经济负担。1989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每年中风的医疗费用为250亿，但痴呆的费用却高达800亿［2］，可见痴呆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之重。我国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远非人们所想象的低，上海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5岁、65岁以上痴呆的患病率分别为2.57%(AD为1.5%，血管性痴呆为0.74%)和4.61%(AD为2.9%，血管性痴呆为1.26%)［3］。我们在对广州市城区7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患病率的调查中，发现7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的患病率为8.9%，其中AD为7.49%，血管性痴呆为1.16%(待发表)。预计我国现阶段老年期痴呆的患者大约为300～400万。
AD是一种原因未明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德国医生AloisAlzheimer于1906年首先报告。其主要的病理特征是脑内出现大量老年斑(senileplaque,SP)、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tangles,NFT)、淀粉样蛋白沉积以及神经元空泡变性和大量丧失。由于AD病理变化的复杂性，尽管世界各国在寻找AD有效治疗药物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成果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医药在延缓衰老以及衰老相关疾病的防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潜在的优势和广阔的开发前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未雨绸缪，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对AD防治的研究，挖掘中医药的优势，寻找确切有效的防治方法，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以最大程度减少痴呆类疾病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此仅就中医药防治AD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结合AD现代研究进展谈谈自己的看法。
1临床诊断的问题
在过去的许多有关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中，临床诊断方面的问题较多。AD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病史、临床表现和神经心理测试以及实验室的检查，同时排除可能引起痴呆的其他脑部和全身性疾病。而确定性的诊断只有组织病理学才能作出。
摘要：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AD)是一种原因未明、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是近年的研究热点。为深入开展AD防治的研究，寻找有效的防治方法，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结合AD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就中医药防治AD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中医药防治AD的研究中应注重科学地选择和应用权威的AD临床诊断标准；选择多因素复合动物模型；注意AD的肾虚本质特征和病因病机特点；注意观察指标特异性、敏感性和稳定性的综合考虑，强调功能整合水平观察指标的评价；充分认识中药复方的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优势，开展严格的随机盲法对照临床试验。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现在每年还以3.2％的速度增长。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到2020年将达到两亿五千万，中国每100人中就有17个老年人。面对人口老龄化，地勘行业离退休职工服务工作应该以人为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终”为目标，切实做好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工作。从地勘行业实际状况和工作特点出发，改进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质量和生活水平。下面就谈谈自己的肤浅看法。
一、地勘行业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的难点
随着地勘行业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增长，行业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对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人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必须健全离退休职工管理工作机构，配齐配强与其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要切实把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人员的培养工作纳入干部队伍的整体规划，关心管理服务工作人员的成长进步，真正做到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督促他们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服务离退休同志的本领。
1.配套服务设施难以满足离退休职工的需要
许多地勘行业离退休人员反映，他们在艰苦奋斗了大半生，为地勘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现在退休在家，生活单调、孤单，与原单位联系较少。有的生活在异地子女家，更是与原单位割断了联系，觉得在精神上空虚。离退休职工组织活动开展不起来，与没有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有很大关系，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广大离退休职工的需要。
2.离退休职工居住分散，管理服务难度大
地勘行业离退休老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四面八方调入的，离休和退休后，有的住在边远贫困山区，有的返回了农村或与子女住在其它城市，居住分散给离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带来一定的难度。居住在乡下和边远地区的退休职工，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有待改善，买米买菜，就医都不方便，有的就近看了病，医药费一时难以报销，有的居住条件简陋，有的子女就业仍未解决，有的子女下岗了也靠老人的养老金生活。
3.地勘行业离退休职工上升趋势，企业压力大
地勘行业离退休职工比例还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离退休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离退休职工对在职职工实际上己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二、加强地勘行业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的措施
1.更新观念，重视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
离退休工作的政策性强，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创新思路对于做好离退休工作至关重要。要破除旧的思维观念，树立超前意识，拓宽创新工作思路空间和领域。要善于采取长远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把离退休职工管理纳入企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思考。
2.强化管理，充分发挥离退休职工的人力资源
地勘行业主要领导亲自过问离退休职工的养老情况。分管领导具体承担责任，健全组织机构，设立离退休科，承担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建起和完善职工活动中心，为老同志提供了活动场所。离退休工作是弘扬传统美德、展示思想境界、彰显奉献精神、践行服务宗旨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岗位。
3.采取措施，提高离退休管理干部的自身素质
地勘行业根据离退休管理干部的特点，举办业务培训，使专职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服务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以服务离退休职工为己任，以保持离退休职工队伍稳定为目标，热情服务，始终保持着团结协作、争创一流的良好状态。充分认识做好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对深化改革、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大局的重要作用，有的放矢地做好离退休管理服务工作。
4.改革医疗保健制度，体现社会制度优越性
医疗体制改革后，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医疗保健制度。定期对离退休职工进行一次身体素质状况检查，设立老年健康状况档案，对疑难病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减少老年人的痛苦。在职工医院设置专门老年家庭病床，为离退休提供优质服务。
姚贝娜生前作为宣传大使在乳腺癌防治活动上演唱励志歌曲。
谈癌色变没必要
“这几天很多小姑娘到中心来看病。”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中心主任张瑾说，影视明星陈晓旭在2007 年因乳腺癌病逝后，也曾短期内出现年轻就诊者明显增加的现象。“大家关注乳腺癌防治是好事，但也不必过于恐慌。”
姚贝娜的前主治医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中心曹迎明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姚贝娜的情况十分特殊，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恐慌。采访中，也有专家分析说，姚贝娜病情迅速恶化也可能与她病情发现时已较晚，发病年龄轻复发概率高，术后未及时定期复查，出现转移后没有积极治疗等多方面因素有关。“乳腺癌并不可怕，早期乳腺癌如果得到规范治疗，10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 以上，死亡率甚至低于糖尿病和高血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王靖说，乳腺癌属于治疗效果相对较好的癌症，虽然我国城市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已居于恶性肿瘤发病率首位，但死亡率比其他癌症低。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大部分乳腺癌患者都可以长期存活，2 期～ 3 期乳腺癌患者10年生存率也达60%，即使是晚期复发转移，靶向药物等新治疗手段也能帮助部分患者有效延长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乳腺癌是早期发现可以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乳腺癌早期治疗相对简单，费用较低，应用能改善生活质量的诊疗技术机会多，比如可以保乳、前哨淋巴结活检避免腋窝清扫等，不仅能够帮助延长存活时间，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主任医师卫燕博士介绍，美国癌症学会的《2015 年癌症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女性罹患的各类恶性肿瘤中，虽然乳腺癌发病人数遥遥领先，比位居第二的肺癌高出一倍多，但是乳腺癌死亡人数仅为肺癌的约一半。
“有的人因家族中有一个乳腺癌病人而惶惶不可终日，这完全没有必要。”卫燕说，乳腺癌患者中有遗传背景的仅占5% ～ 10%，是否有家族史需要从发病性别、发病年龄、亲属级别等多个层面考虑。乳腺有结节也不必过于紧张，绝大多数乳腺结节是良性的，与乳腺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另外，乳腺癌也并不都是以结节形式出现的。
卫燕说，早期乳腺癌是可治愈的，复发转移后虽然已不可治愈，但是也需要治疗。治疗目的是减轻病人相关症状，减缓疾病进程，维持或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即使是从出现复发转移后的生存情况看，复发转移的乳腺癌经过适度正规抗肿瘤治疗，生存期依然是可以按年而非按月计算的。欧洲的研究数据显示，初次发现的晚期（即4 期）乳腺癌患者5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26%，这甚至比有的癌种总体的5 年生存率都要高，因此乳腺癌复发转移后，还是可以通过积极适度的治疗，争取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较长的生存时间。
科普需要精致与温情
姚贝娜去世后，微信朋友圈很快被各种乳腺癌防治健康科普文章刷屏，其中不乏“恐吓式”的文章。对此，一位医生在微信中感慨说：“时下网络科普文章中，相当部分是粗制滥造的抄袭拼凑，并常常配以骇人听闻或悲情四溢的标题。真正的健康科普，是心态和信仰的表达，需要精致与温情。”“做任何事情，度的把握很重要。
科普的目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在遭遇疾病的情况下冷静应对，与医生一起进行‘灾后重建’，为自己或家人创造新的希望，营造新的生活氛围，而不是让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卫燕对此也深有同感，“媒体需要告诉大家，乳腺癌虽然在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中位居前列，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会得病；有些乳腺癌的危险因素是可以通过努力去降低的，了解得癌后该做什么，这就够了。现在有些媒体上宣传的内容对于没有医学知识的群众来说理解起来有困难，有些人云里雾里、一知半解就会更加紧张，媒体要把信息科学地传递出来，不要为了博眼球而言过其实。”
采访中，多位专家强调，健康科普需要客观、公正，危言耸听不可取，而以偏概全的健康科普也会误导公众对疾病的认知，不规范甚至不科学的健康科普会给公众带来更大的伤害。
“有时媒体总希望我们能谈谈吃哪种食物能防癌，我的回答可能让媒体朋友失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金晶说，健康饮食可以预防癌症，但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饮食遵循新鲜、均衡的原则即可，但癌症发生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控烟、保持体重、积极锻炼身体，腰围和体重下降，定期体检等可以明显降低肿瘤发生几率。此外，癌症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都很重要。
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中心主任张瑾提出，如果公共空间中充斥过多对疾病不科学的说法，会严重干扰公众对疾病的认知。比如乳腺增生会发展为乳腺癌的说法就缺乏科学性，但网络上相关内容的科普文章比比皆是。乳腺增生是乳腺X 线检查中用以描述乳腺腺体密度高低的专业用语，并非临床疾病症状描述用语，乳腺增生只是提示乳腺腺体密度升高，是正常生理现象，并不是疾病表现。
在网络论坛等互动空间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貌似有可信来源、其实并不科学的观点和说法。比如，一位网友在对“化疗是否有用”问题的回答中说：“化疗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了，我咨询我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据他说，化疗对癌症病人没有丝毫帮助，伤害巨大。”跟帖的其他网友中表示赞同者也不在少数。“网络上这些不规范、不科学的癌症防治知识会严重误导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影响他们作出科学、合理的治疗选择。”王靖说。
不要盲目恐惧诊疗的副作用
根据媒体报道， 姚贝娜2014 年7月发现癌细胞转移后并没有接受医生的化疗建议。对此，王靖表示，受人生观、价值观、经济状况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复发转移的乳腺癌患者对治疗方法的选择会有不同，但有的患者是由于对疾病和诊疗方法认识不足，缺乏相关知识，或病急乱投医或盲目恐惧放弃治疗，让人惋惜。专家指出，公众应该正确面对疾病，科学选择诊断和治疗方法，而不是盲目恐惧诊断及治疗手段的副作用。比如，在乳腺癌诊断中，有的患者对穿刺有抵触情绪，以为通过医生的触诊和影像学检查就能确诊，也有患者担心活检穿刺会引起肿瘤细胞扩散。
对此，卫燕坦言，有疑问的病灶究竟是不是恶性，是哪种类型的肿瘤，需要通过组织病理检查才能回答，穿刺活检才是金标准。不同种类肿瘤应该采用不同的针对性更强的治疗方法。所以，穿刺活检对于指导后续治疗非常有意义，而且穿刺活检是乳房表皮局部麻醉后，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并没有太大痛苦。美国梅奥诊所的研究人员最近在超过2000 名患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推翻了“癌组织活检会引起癌症扩散”的言论。今年1 月9 日英国的消化杂志《Gut》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与那些没有接受活检的患者相比，接受活检的患者有更好的预后和更长的生存期。
对于化疗，不少患者都心存恐惧。对此，卫燕解释说，乳腺癌是目前综合治疗最为成功的典范，化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许多新的辅助药物都可以改善恶心、呕吐、白细胞降低等化疗副作用。乳腺癌并非局限在乳腺，而是全身性疾病，研究显示，早期乳腺癌患者骨髓中也会发现肿瘤细胞，这也是术前化疗的理由之一，一方面能够缩小原发病灶，为之后的手术创造条件，也可以清除潜在远处的微小病灶。有的患者患病后四处就医，面对不同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无所适从，也有的患者不采纳医生的建议，自行选择各种偏方验方。卫燕说，治疗选择是医患双方共同做出的决定。通常情况下，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给出两种以上的治疗方式供选择，比如是选择静脉化疗还是选择口服化疗，是选择进口药还是选择国产药等。患者应该在医生给出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而不是超出这个范围。
“治疗指南是通用的，不同医生对指南的理解和解读多少是会有差异的，患者选择自己信赖的医院和医生就可以了。”卫燕说。
患者要学会与狼共舞
“一个生命的逝去值得哀悼，我们能做的是‘以逝者之名，行助人之实’。”姚贝娜病逝后的这几天，作为业内的资深专家，卫燕也接到了众多媒体关于乳腺癌防治的采访邀请。她说，媒体利用各种契机进行乳腺癌防治知识宣传的做法没错，但这还不够，还应该更多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疾病。
在卫燕看来，多年来，媒体的健康宣教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比如报道疾病的致病因素、高危人群、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等，在此基础上，媒体更应该重视对公众的引导，应该把媒体和医务界认为公众应该知道和思考的内容传递给大家。在这方面，媒体和医务界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肿瘤非常特殊，大家一提起都非常紧张，提到医学科普，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如何养生，如何防病，之后想到的可能是如何祛除疾病，但如何看待疾病，恐怕是一个绕不过去而且也不应该回避的话题。”卫燕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比较忌讳谈生老病死，实际上，对于多数人而言，在生命过程中都有可能和疾病不期而遇，甚至可能被疾病“伴随”终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规范治疗，早期乳腺癌10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在这个阶段，疾病属于可治愈的，但不是治疗结束就万事大吉了，乳腺癌术后2 年～ 3 年是复发高峰，5 年～ 10 年后的复发风险依然在3% 左右，按照医嘱坚持随访检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既不能被病魔吓倒，也不能掉以轻心。定期检查如果发现小的远处转移病灶，可以早治疗，避免病情恶化。
“复发转移的患者要学会与狼共舞。”卫燕说，有的患者复发后一味追求用最贵、最新的药物治疗，但对于不可治愈的疾病，这一阶段的治疗目标是病情不发展，用药应相对温和，采用持续低剂量治疗，既要控制病情，也要避免增加过多由治疗带来的痛苦以及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等。
“不要过度惧怕疾病，与你选择的医生一起认真地治疗疾病，持续关注身体的变化，放松心情，适度进行锻炼才是保持健康的硬道理。”卫燕说。
乳腺癌发病年轻化？没证据！年轻歌手姚贝娜去世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我国乳腺癌发病呈现日趋年轻化的严峻态势。对此，专家表示，乳腺癌发病“年轻化”的说法缺乏科学数据支撑，与此相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发病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陈万青主任介绍，对于肿瘤发病年龄特征的评价指标主要采用平均年龄、发病中位年龄为衡量指标。分析全国22 个肿瘤登记地区2000 年～ 201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女性乳腺癌平均发病年龄从54.5 岁上升到55.98 岁，近10 年平均每年增加约0.14 岁。其中，15 岁～ 44 岁年龄段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在近十年中基本保持在20/10 万左右，但45 岁～ 64 岁年龄段的发病率却从2000 年的74/10 万上升到至2010 年的106/10 万；65 岁以上年龄段则从68/10 万上升到93/10 万。因此，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近十年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我国乳腺癌发病的平均年龄在上升，而非下降。
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中心主任张瑾指出，尽管我国乳腺癌整体发病率明显升高，但是35 岁以下年龄段患者在全部年龄段乳腺癌患者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10% ～ 15% 左右，这一年龄段患者的发病率并未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目前，我国乳腺癌发病高峰期仍然是45 岁～ 50 岁，在70 岁～ 75 岁出现第二个小高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防治中心主任医师卫燕认为，不论是美国还是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乳腺癌的发病高峰还是在50 岁左右。与此同时，虽然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在上升、但是死亡率在下降，这意味着无瘤生存人群进一步扩大。大家之所以有乳腺癌发病越来越年轻这种感觉，可能与我国人口绝对数量增多，年轻患者数量也随之增加，人员居住密度大，现代资讯交流沟通更为发达，以及公众对于不同年龄段患者离世的心理感受和关注度不同有关。
张瑾认为，与欧美国家80/10 万的总发病率相比，我国乳腺癌发病率相对较低，仅为其一半左右，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病人绝对数量多，年轻患者数量也相应较多。目前, 我国乳腺癌标化发病率以每年2.5% 的增幅持续上升，乳腺癌已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因而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其中，年轻患者、绝经期前、正处于社会骨干中坚层的患者更受到关注，明星患者的社会关注度更高。
虽然现有数据还不支持发病年轻化的说法，但是不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感觉年轻患者越来越多。“20 年前，我还是住院医师时，30 岁以下的乳腺癌患者很少见到，但现在年轻患者多了不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金晶说，这也可能与患者总数增加，年轻患者数量随之增加有关。
陈万青表示，研究人员也对这一现象给予高度关注并探索采用一种新的指标，即采用标准人口对各年的年龄别发病率进行调整，去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因素，进而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发病年龄结构的影响。根据这一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平均发病年龄在调整年龄结构后增加并不明显，甚至还略有下降，但下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人群乳腺癌平均发病年龄的上升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所致，但这个新的衡量指标也具有局限性，对于更全面反映疾病发病年龄特点的指标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索。
早期筛查至关重要
陈万青表示，根据我国乳腺癌流行趋势的变化，在防治策略上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如扩腺癌筛查覆盖范围、研发更适合国人特点的筛查手段等。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徐光炜教授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目前，我国“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人群均为35 岁～ 50 岁的女性，但宫颈癌和乳腺癌发病情况不同，后者在老年女性中更为高发，50 岁以上不纳入筛查范围，使得至少一半乳腺癌无法通过筛查发现。
“西方国家普遍将乳腺癌筛查年龄定在40 岁以上。东西方人种存在差异，根据我国现实国情，乳腺癌筛查人群年龄段划分上究竟多大年龄合适，还需要深入研究。”陈万青说。
2014 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了我国2003 年～ 2005 年以人群为基础的癌症生存数据。这一首次覆盖我国城乡全部癌症的生存数据研究报告显示，女性乳腺癌5 年生存率最高，为73%，高居此次统计的26 种癌症榜首，但仍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
“美国女性乳腺癌5 年生存率为90%，澳大利亚为89%，欧洲为82%。乳腺癌筛查，尤其是乳腺钼靶X 线筛查的开展程度不同是造成我国乳腺癌患者生存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之一。”陈万青说，调查同时显示，我国女性乳腺癌的5 年生存率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地区为77.8%，而农村地区仅为55.9%。乳腺癌作为预后较好的癌种，如果及时发现、规范治疗，患者生存率能够大幅提升。
专家指出，在筛查技术上，由于东方女性乳腺腺体更为致密，如果采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乳腺钼靶X 线检查，早期病变容易被乳腺影遮蔽而造成漏诊，需要开发更为适合国情的筛查方法。我国目前将超声检查作为“两癌”筛查工作的初筛手段。研究显示，超声检测的诊断正确率并不逊于X 线摄片，但在我国实践结果不佳，检出率偏低，这主要是因为，超声筛查技术对操作者技术水平的依赖性强，难以进行质量控制。
乳腺癌早期筛查对于乳腺癌的早发现、早治疗至关重要，但对于乳腺癌现行筛查手段的性价比及其效果，业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对此，张瑾表示，乳腺钼靶X 线检查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有经济承担能力的国家普遍采用的乳腺癌筛查手段，在推广乳房X 线筛查的西方国家，女性乳腺癌死亡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5 年生存率稳步提高，最高可达90%。对于其筛查效果有明确的循证，其辐射剂量也不会造成额外损伤。乳腺X 线假阳性率较B 超和乳腺核磁低，属于可阅读可会诊影像学手段，即不同专家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可随时对影响进行阅读和判断，而B 超恰恰是不可重复阅读、不可会诊项目，诊断医生凭借主观判断出具诊断报告。
新常态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的“常”，意味着相对稳定;新常态的“态”，意味着一种区间与状态。“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第一个特征：中高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经济增速“减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一段时期高速增长之后出现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经济总量基数增大、资源环境压力剧增、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原因，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可以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缓，但并不等于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下行轨道。当前，转型压力势必导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稳增长，“又好又远”、“稳中有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第二个特征：优结构。从结构失衡转向结构优化，是新常态的最明显趋势。一是产业结构方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世界产业格局经历重大调整，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低端产业结构难以为继，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主导。二是需求结构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由于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投资能力降低，单纯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务完善，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力量。三是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发达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日趋紧张，推动产业转移领域扩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城镇化提速、农业人口转移缓解了生产和就业难题，区域差距逐渐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者成为“稀缺品”，人口红利优势渐失，而现代服务业对人力资源需求旺盛，劳动力越来越“贵”，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个特征：新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最核心要求。几十年来，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一比较优势，我们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时至今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后备劳动力紧缺程度日趋严重，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当前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下降，资源利用率低，单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从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主导，转向以生产工艺改进、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导，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个特征：多挑战。从隐含风险转向多重挑战，是新常态的最宝贵机遇。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时期，受市场力量、区域差异、全球化影响的巨大冲击，潜在的风险和隐患逐渐显现，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地方债务风险、体制矛盾、产能过剩、动力弱化等挑战复杂交织，钢铁、水泥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不断萎缩。挑战不容忽视，但机遇蕴含其中。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新四化”发展空间巨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实力、有智慧化解“成长的烦恼”。
新常态下经济行稳致远要有新动力
迈入趋势性、不可逆的新常态，必须激发新动力，营造经济增长持久动能。
动力一：改革红利。改革是促发展、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必须释放的重要红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推进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改革从政策推动向法治引领转变，实现经济市场化、增长理性化、社会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标。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着力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资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构建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全民创业，激发市场活力，释放生产潜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动力二：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正在掀起，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能否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关键在于创新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大力集聚、培养、用好创新人才，营造全民创新的浓厚氛围。鼓励和支持企业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同时，要大力培育创新型干部队伍，为全民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软实力与好环境。
动力三：转型发展。新常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新常态的出现，标志着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阶段。因此，大力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应对新常态、激发新动力的关键。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以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推进低端产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产经营链条向高利润区延伸。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决策要有新思维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已经发生了新变化。要改变思维方式，用新思维看待新问题，用新办法化解新旧矛盾。
（一）稳增长首先要稳心态。适应“新常态”，先要有个“好心态”。当前，有的同志还存在“惯性思维”，对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变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对经济运行的波动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简单认为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动作为，缺乏发展信心。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积极发力。一是以积极心对待变化。摒弃“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落回稳，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经济运行保持在科学合理的区间。二是以进取心主动作为。树立主动作为理念，通过工作挤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导致的下滑。通过工作优结构，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转型升级。三是以责任心抓好发展。新常态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谁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抢得先机。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设，做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范、资源环境可持续。
（二）重质量必须要重环保。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没有环保的质量不是高质量。适应新常态，既要走出高速纠结，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红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路径依赖。《人民日报》11月24日报道苏州河治理时说：先污后治，得不偿失。苏州河水由黑臭逐渐变清，是20年来持之以恒科学治理的结果，既可喜可贺，又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保作为项目准入的第一道门槛，宁可发展慢一点，也绝不能牺牲环境破坏生态。
（三）抓发展一定要抓民生。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新常态下，我们可以不必纠结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发展，让更多的发展成果落实到群众身上。速度的底线是保证就业、是保证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们还有不少历史欠账和薄弱环节，人们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住房、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根本所在。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抉择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发展县域经济，更要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适应新常态、探索新路径作为工作新要求、发展新目标，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