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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2.173
[中图分类号]F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2-0-01
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改革是国家统计局为全面、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好地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和民生政策的需要，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重制定提供基础数据而制定的一个新的调查体系和调查方案。这项改革是涉及指标体系建立、调查方法改进、调查方式创新、调查样本重选的一项重大工程。该项调查改革工作自2012年底开展至今，经历了住户样本抽样、绘制小区图、入户摸底、选定记账户、试记账、正式记账等多个环节。笔者作为一名从事住户调查工作多年的统计人员，再本文中主要探讨目前一体化住户调查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 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改革目前存在的问题
1.1 住户综合素质差，配合意识不高，导致调查难度大
在一体化改革的实际调查工作中发现，由于调查的指标涉及到家庭及个人信息、住房、收支隐私等情况，住户对统计调查普遍抱有排斥心理，虽然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耐心讲解，让住户打消顾虑，如实填写收支情况，但采集到的数据准确性和可信性依然不强。另外，农村点调查户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居多，家中大多是老人、儿童留守，在每月编码录入账本时发现，账本登记常常是“五花八门”，漏记账、混堆记账、合帐比比皆是。一遍一遍上门访户，收效仍然甚微，甚至会引起居民的不耐烦，工作开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2 辅助调查员工作积极性不高
辅助调查员在实际调查工作中起着上传下达、答疑解惑的作用，是连接统计调查员和记账户的桥梁和纽带。辅调员大多是基层乡镇的统计和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熟悉辖区情况，便于开展调查工作。但实际工作中发现，这些辅调员工作积极性并不高，并不能很好地传达一些注意事项，甚至有些地方存在共性问题多次要求仍不整改的情况。
1.3 程序繁琐、数据处理难度大
城乡一体化调查改革统一使用IHAPS程序，录入方式虽然简单方便，但汇总起来相当麻烦，数据处理参数中除计算一体化新口径外还要分别计算农村点和城镇点的老口径，录入后的数据文件要分城镇和农村口径再进行单独计算，最后再合并到一体化新口径中，过程繁琐，处理起来耗时耗力。另外，数据审核程序不完善，不利于及时发现录入中存在的问题。
1.4 数据评估制度不能很好反映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弊端
河南省漯河市对各县区城镇、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评估参考了各省辖市的收入评估标准，从理论上看，做到了尽可能全面、客观。但从实际上来看，这个评估标准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居民的实际收入生活状况。如城镇居民评估标准中在岗职工工资、财政支出两项与城镇居民实际关联并不多，国家所抽选的样本户中普通打工工人占多数，享受财政供给的人员仅是极少数。农村居民评估标准以人均出售农产品、人均肉类产量来作为评估可支配收入的参考标准也不科学。
2 对一体化调查改革工作的建议
2.1 从思想上重视，从经费上支持
一体化调查改革工作开展的好，能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各层次居民生活质量，能更好地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和民生政策的需要，更能为GDP和CPI权重制定提供基础数据，所以各级领导应从思想上充分意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并在经费保障上予以倾斜，使调查改革顺利开展。
2.2 加强样本管理，提高样本代表性
第一，调整样本点数量，使样本点覆盖各个乡镇办，确保宏观数据的真实性，为辖区各乡镇居民收入生活情况提供可靠依据。第二，对样本户进行动态管理，坚决换掉不愿意当记账户、不配合记账工作或对记账工作敷衍了事的记账户，长期保留配合程度好、记账质量高的记账户。应根据实际情况轮换记账户，而不受国家轮换率的限制。
2.3 多方学习，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一体化
目前的一体化调查从表面看采用合并调查的形式，但在上报方式上依然采用分口径上报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二元”结构。因此国家还应多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统计经验，尽快摸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体化调查方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调查。
2.4 尽快摸索出适用于一体化调查的便捷程序
现有的数据处理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相当麻烦，增加基层调查人员的工作量，国家相关部门要尽快摸索出一套能更好地服务于一体化调查的便捷程序。
2.5 完善数据评估办法，建立统计调查诚信体系
1.1乡镇企业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理解和总结不同，所以给出的定义也不同。笔者认为乡镇企业是指主要依靠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的投资，员工主要是农民及乡镇人员，并在乡镇范围内从事生产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重视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乡镇企业的概念，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促进其发展，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
1.2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乡镇企业的收入在农村经济总值中占据很大比重，这表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乡镇企业的推动；其次，乡镇企业目前的发展状况良好，经营和管理方面都在进行不断改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的乡镇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乡镇企业必须要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以便更好地促进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3乡镇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机遇方面，我国越来越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与相关部门不断增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意识，因此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以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大量的农民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挑战方面，农民意识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机遇，创建了大量的乡镇企业，但是多数乡镇企业集中于一个区域，使其面临激烈的竞争，部分农民则愿意进入条件更好的城市打工，导致目前很多乡镇企业依然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
1.4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
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是善于抓住机遇的乡镇企业，会不断扩大其发展规模，因为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会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使其逐渐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方向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难度加大，企业必须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并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乡镇企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二是其他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机会，将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发展。这部分由于管理不善和盈利能力不足，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研发能力不足，仍延续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模式发展。
2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1提高农村经济总值
乡镇企业有别于传统的城市企业，对农村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对促进农村经济总值的提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了，解放了很多农村劳动力，使其到乡镇企业中参加工作，但这个阶段中的乡镇企业刚刚成立，所以对农村经济总值起到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改革开放十年后，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更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推动了乡镇企业向前发展。深化改革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企业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相较于城市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暴露了诸多弊端，很多企业开始意识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因此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总值的提高，仍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2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项目】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关于我市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问题研究”（项目编码：TJGL12-01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121-3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满足城乡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完善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实现“居者有其屋”目标的核心工作。现阶段，中国保障房建设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加大保障房的增量供给，满足保障房的现实需求。但相对而言，对于被保障人从保障房体系当中退出问题的关注程度还较低，相关政策也尚待完善。退出机制的运转不畅导致存量保障房良性周转效率低下，资源再配置体系失灵，间接加大了对于保障房增量供给的过度依赖和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完善中国保障房退出政策是缓解保障房供需矛盾，节约社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
一、现有保障房退出模式
现阶段，中国保障房体系主要由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三部分组成，相关的退出政策主要体现在2007年颁布实施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2004年颁布实施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2012年颁布实施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之中。
经济适用房的主要保障对象是家庭收入符合当地政府划定的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且无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当地政府规定住房困难标准的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后，购房人将拥有经济适用房的有限产权。一般情况下，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经济适用房的现行退出模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政府回购，主要针对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后又购买其他住房的购房人，以及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并补齐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购房人；其二，购房人拥有完全产权，主要针对按照政府所确定标准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后的购房人。现行经济适用房退出路径如图1所示。
廉租房的主要保障对象是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的最低收入家庭，其保障方式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享受廉租房保障的承租人不拥有房屋的产权。《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了六种住房保障机构收回廉租房的行为，可归纳为三种退出模式：其一，超出收入标准退出，即因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不再享受廉租房政策；其二，居住面积超出标准退出，即因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导致的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住房标准不再享受廉租房政策；其三，违规退出，即因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未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不再享受廉租房政策。现行廉租房退出路径如图2所示。
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是经济能力高于廉租房但低于经济适用房的家庭，以及在当地稳定就业并达到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与廉租房相似，公共租赁住房的承租人也不拥有房屋的产权。公共租赁住房现有三种退出模式：其一，以其他形式获得住房退出，主要包括租赁期内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性住房或者租赁期内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其二，期满解约退出，即租期届满不在申请或者因收入水平增加不再符合续租条件的承租人；其三，违规退出，即因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及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而退出。现行公共租赁住房退出路径如图3所示。
二、保障房退出政策的现存问题
（一）“鼓励性”退出条款导致“奖懒罚勤”。保障性住房是主要针对生活困难的低收入群体的临时性住房保障措施，政策的根本还是应当鼓励被保障人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收入退出保障房体系，实现保障房的存量循环。现行政策制定了相应的“鼓励性”退出条款，如《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和《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分别规定了被保障人购买其他住房之后，政府有权回购经济适用房，或要求承租人腾退公共租赁住房。《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也对家庭收入超标家庭须退出廉租房保障做出了详尽规定。但是，现行“鼓励性”退出条款最终将导致被保障人行为上的“逆向选择”，客观上产生“奖懒罚勤”的作用。也就是说，被保障人努力程度越高，退出福利保障的可能性就越高，其努力程度与自身实际被保障程度成反比。现行政策可能导致两个结果：被保障人要么放弃努力使自己长期停留在保障房福利体系之内，要么隐瞒真实收入或其他房产，免于退出保障房福利体系。
（二）“惩罚性”退出条款未能规避“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的乙方（通常为人）利用其信息优势采取契约的甲方（通常为委托人）无法观测或监督的行动，导致甲方利益损失的现象。“道德风险”是行为人基于逐利动机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动。在存在“道德风险”时，即使均衡是存在的，行为结果对于社会也是无效率的。为了避免被保障人“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现行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政策都明确规定了“惩罚性”退出条款，经济适用房政策也将违规出租等行为明确界定为违规。但关键问题是，即使被保障人的违规行为可被观测和监督，但如果其成本超出住房保障机构能够通过阻止被保障人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那么，政府也完全可能基于成本考虑放弃监督行为。例如，2011年中国之声相关报道显示，北京市部分小区有将近7成经济适用房被出租，租赁双方仅仅过签订租住双方协议便可完成经济适用房出租行为。由于根本无需北京市建委备案，政府相关部门也就无从监管，只能任由被保障人“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造成住房保障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一种较好的情况，住房保障机构能够通过监管发现被保障人的违规行为并迫使其退出保障体系，大量资源也会浪费在监管和后续诉讼过程中。因此，现行保障房所规定的违规退出模式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是较难实现的。
（三）退出标准规定不明引致“租值耗散”。“租值耗散”是指本来具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安排不明，导致其价值下降并引起社会福利损失的经济现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保障房制度的本质是对资产进行的价格管制。其中，经济适用房是对房屋售价的管制，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是对房屋租金的管制。因此，经济适用房购置价格必然低于市场出清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均衡价格与管制价格之差就形成了经济适用房的“非专有收入”。同理，廉租房或公共租赁住房的实付租金必然也低于市场出清条件下的均衡租金，二者之差就形成了廉租房或公共租赁住房的“非专有收入”。现行保障房退出政策试图对这部分“非专有收入”进行明晰界定，如《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规定了对于购买期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被保障人须按照政府所定的标准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须补足的价差标准如何界定并未形成统一标准。北京市和天津市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退出条款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的，出售时应当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上海市的退出条款规定：“原住房保障机构可以行使回购权，回购价格按照相同地段、质量的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确定，原住房保障机构决定不予回购的，房地产权利人方可向他人转让”。关键问题是，房屋价格具有不可比较性，即使是相同地段的住房由于朝向、楼层等方面的差异也是“一房一价”。因此，保障房退出时间点上的“普通商品住房”参照标准如何选择，“一定比例”以多少为合适等关键问题都难以清晰划定。当事双方必然都想对这部分“非专有收入”进行争夺：被保障人必然采用寻租等行为期望尽可能低估参照标的价格以占有更多“非专有收入”；住房保障机构如果没有被寻租，也必然期望高估参照标的以保障自身权益。其结果将引致租值消散，进而产生福利损耗。
三、多元化退出模式的改革构想
保障房退出政策现存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特殊的产权属性。制度经济学观点认为，即使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也只有在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力才能有效发挥。一旦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公共物品问题），或部分被其他产权主体所占有（外部性问题），资源的配置机制就会失灵。正如前文分析，被保障人对经济适用房仅拥有部分产权，剩余产权归属住房保障机构，且剩余产权的购买金额尚缺乏统一度量标准，从而为寻租行为的出现提供了空间。租赁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被保障人对承租住房无任何产权，基于逐利的行为动机自然倾向于对于承租住房的过度甚至损害性使用。并且，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考虑，住房保障机构也很难做到对被保障人行为的完全监管。因此，问题的解决可从产权视角着手，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保障房退出模式实现保障房产权的合理让渡，最终实现住房保障机构与被保障人之间关系上的激励相容。
（一）经济适用房多元化退出模式的改革构想。经济适用房退出模式改革的基本构想是在将经济适用房产权进行等额划分基础上，以经济适用房建设开发成本为最低产权支付点，通过容许被保障人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根据自身实际通过逐步购买房屋剩余产权形式，实现经济适用房产权由住房保障机构到被保障人的逐步让渡。被保障人拥有完全产权后，经济适用房性质自动转化为普通商品房，可自由上市流通。
例如，某套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开发成本为T，开发当期同地段商品房的售价为S，必然存在S>T。以m（如1万元）作为产权分割基准，则该套经济适用房的产权被分割为■等份。被保障人至少需要支付该房屋的建设开发成本T，才能够获得房屋的居住权。当然，被保障人亦可支付一个大于的购买价格T′（T≤T′≤S），T′越大，被保障人拥有的产权份额就越高。对于一个首次支付购房款的经济适用房被保障人，剩余的■部分产权归属住房保障机构所有，此时的经济适用房不能流通。被保障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分期付款方式在不同的时间期限内购买剩余产权，每年支付金额越高，获取完全产权的时间就越短。
如图4所示，线①表示被保障人初始支付了一个高于经济适用房建设开发成本的房款，并且之后每年支付一个较高的分期付款金额，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完全产权。线②意味着被保障人支付了一个与线①一样的初始房款，但之后每年支付一个较低的分期付款金额，将在稍长的时间内获得完全产权。线③意味着被保障人选择在支付初始房款之后延迟t年开始支付剩余房款，将在更长的时间内才能获得完全产权。线④意味着被保障人仅支付了最低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开发成本，并延迟t年开始分期支付剩余房款购买剩余产权，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完全产权。线⑤意味着被保障人仅选择支付最低的建设开发成本T，并不再支付剩余房款，将不能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完全产权，也就不能转化为商品住房进行流转。
被保障人可依据自身实际，自由选择经济适用房完全产权获取方式。同时，由于完全产权价值在购房之初已明确，且通过产权分割和被保障人自身选择将产权关系在被保障人和住房保障机构之间予以清晰界定，因退出标准规定不明导致的“租值消散”问题可有效解决。同时，住房保障机构获取的经济适用房产权让渡收益可作为新建保障房的资金来源，间接实现了存量资源的有效流转。
（二）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多元化退出模式的改革构想。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政策改革的基本构想是设计多元化租金支付模式，解决房屋供需双方由于激励不相容而产生的“奖懒罚勤”和“道德风险”问题。具体来讲，对于生活确实困难且未来亦无改善可能的被保障人，将继续维持原有廉租房政策。除特殊原因，其租赁的廉租房将不产生退出问题。对于具有一定现期或即期支付能力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被保障人，可借鉴融资租赁模式，设计多元化的租金支付标准和退出模式供被保障人选择。被保障人选择的支付租金越高，其获得租住住房完全产权的年限也就越短。
例如，保障机构以S的金额收购某套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对于生活确实困难的被保障人可选择支付最低租金H，H大致相当于当前廉租房或公共租赁住房的一般租金。此时，被保障人将不能获得承租住房的任何产权。对于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被保障人，亦可选择高于H的租金L，其可在第■年获得房屋的完全产权。该被保障人如果选择支付租金nH（n>1），则其可提前■年获得承租住房的完全产权。
多元化的租金支付模式使得被保障人自身利益与承租住房的使用行为紧密结合，即可缓解被保障人因产权不明导致的“道德风险”，也可减少现有退出政策所引致的“奖懒罚勤”现象。同时，由于多元化退出模式下住房保障机构收取的租金高于现行政策租金收益，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保障房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本质上讲，多元化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支付和多元化的经济适用房购买模式都是以激励相容为目标，以明确房屋产权为手段的保障房退出模式的改革。在完善房屋的折旧、资金的时间成本、多元化退出模式之间的转换等细节工作的基础上，辅之以其他相关政策配合，可有效提高保障房退出效率，进一步实现存量资源的优化利用。
【参考文献】
在央视有部热播的电视《乡村爱情》，让许多人体验了久违的乡村情结，其中那种淳朴的亲情、乡情、友情、爱情，无不让人感动莫名。乡村的情单纯、朴素、简单，却又浓的化不开。当我们在艰难困苦中锤炼幸福，酝酿甜蜜的时候，那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种甜蜜。但村支书和像刘小蒙、刘一水的村民，他们头脑中的新农村愿景仍是围绕着“致富”这一目标来进行的。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当下进行新农村建设主要的和终极的目标。在此目标之下，如何吸引外来投资、如何开发乡村致富资源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思路。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育的扶持和发展则被定位于以加大经济投入来改善办学条件和保障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关键是，现有的乡村教育竟遗忘了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乡村的人文教育。
相比于城市而言，乡村社会处于一种极度微妙的弱势地位。因此，乡村改革似乎成了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其结果便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被彻底改变，取而代之的将是种种现代技术产物以及整体移植过来的现念。乡村教育的改革上也同样如此，全盘的城市化。然而，事实表明，这种颠覆性的改革存在的弊病实在太多太多。
“乡土”之根，我认为便是乡土文化。如今，乡土文化被破坏、流失。乡村物质文化是指以乡村物质形式作为意义的符号载体，如通过乡村的自然风光和建筑风格以及农作方式体现出来的文化。乡村规范文化在实体上由乡村的行为方式、制度或社群构成，具体表现为乡村社会的习俗、舆论和文化观念等。村乡表现文化是指通过乡村语言、信号、图像、色彩、音调和姿势等体现出的文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城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乡村文化的破坏与流失，使乡村教育处于精神荒芜的境地，乡村教育急需精神食粮的抚慰，而在城市文化的巨大吸引与充斥下，乡村教育不得不融入到其体系中，接受城市取向的教育设计。
作为乡村教育基本要素的乡村教师要“活”在乡村、“活”在农民之中。《乡村爱情》中的小学校长皮长山，就是典型的代表。乡村教师对于乡村生活不仅仅是教书匠，它能动员和发动农民，塑造一个新的农村精神乡村教师在乡土文化的选择、传播与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乡村教师是人文重建的唯一的有“生命力”的因素，保护和培养优秀的乡村教师，努力构建以乡村教师为主导的村落文化型共同体，充分发挥乡村教师在乡村的知识核心作用。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88-03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1]，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3]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其中就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主动体认。与公务员和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在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了生活中的贫穷者和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95.7%的乡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其中91%的30岁以下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3.2%的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不满意’；1.1%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一般满意’”[4]。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在“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道德旗子指挥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最忠实的“安贫乐道”的守卫者。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3.制度文化的冲突
从现实情况看，对乡村教师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制度文化。它突出表现为国家为了加强对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影响而推行的政策、管理体制等国家权力因素。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与国家权力下沉和上移的矛盾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我国的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乡绅而不是皇帝是乡土社会的主宰。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乡村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的国家”[5]。国家从资格认证、任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教师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乡村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系，并渐渐在制度上与乡村社会疏离。不过，最近十几年，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上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在管理体制上，将乡村学校管理从以村为主上移到以县为主，这从经费等方面确实能保障乡村教育的运行。不过，由于权力的上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乡村学校出现管理空白，比如县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城镇学校上，无暇顾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同时，村里对学校也不承担管理责任。其二，国家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民进中央在2012年召开的“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6]。优点姑且不论，“撤点并校”的不为人知的危害就是加速了农村的解体和乡土文化的凋零，并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作为乡土文化最后的守夜人，乡村教师面临的只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的文化图景。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7]。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8]。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9]。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4.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
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或者文化人身份的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济世情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不但要了解教书育人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要关心专业领域以外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要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0]。据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地走出课堂，融入乡村，参与改造乡村生活，利用校园、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现有资源为乡村服务，进行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乡村教师可以凝聚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帮助树立乡村文化的权威格局。这对于营造乡村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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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休闲著称的省份，蜀地“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安逸闲适是孕育出中国第一家农家乐的沃土。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农民增收的有效渠道、农业发展的强力助推、农村建设的推进手段，已经成为四川全省如期实现脱贫目标、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化统筹城乡改革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已成长为四川享誉全国的一张亮丽名片。
四川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中国之最
四川是全国乡村旅游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也是发展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强省。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四川结合农业大省的优势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起步时间最早
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的农科村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花卉苗木是当地传统的优势产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村民便利用自家川派盆景、苗圃的优势吸引市民前来吃农家饭、赏农家景、住农家屋、享农家乐、购农家物，成为最早的“农家乐”雏形。每当周末或节假日，各地游客便络绎不绝来到乡村，体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家生活，在乡土之间收获那份独特的自在与悠然。以此为发端，四川多元化乡村旅游形态风起云涌般发展，迅速成为在乡村旅游上引领全国的发展典范。
发展规模最大
优越的发展基础以及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是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有力助推。2016年，四川乡村旅游总收入已达到2015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26%，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规模效益稳居全国第一。三十多年的发展，四川已有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经营单位3.1万家，带动全省1034万名农民就业增收；建成设施完善、服务水平高、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能力强的休闲农庄1987个，建成乡村旅游景区（点）4531个，农业主题公园200个；打造出4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13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4个示范点，64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748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乡（镇）村，3653家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28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11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数据来源：《四川旅游年鉴（2016卷）》，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年），31个省级乡村旅游强县、16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乡镇、60个省级乡村旅游精品村寨（数据来源：《四川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四川省人民政府，2017年）；构建起多点多极、体系完善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参与农户最广泛
区别于主要依托外来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四川省乡村旅游最为突出的特点则是坚持以农民为实施主体和利益主体，使当地农户最广泛地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自发源之初，四川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服务便始终以本地农民为主要供给者。村民根据家庭资源禀赋优势，可选择经营规模不等的“农家乐”、“农庄”、乡村客栈等综合性接待机构，也可选择开餐馆、旅游产品商店，跑运输等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当地农户通过自主经营、加入合作社、进入农业企业务工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就业与生计问题，发展的积极性显著提升。近年来，返乡农民通过务工、自主创业等形式参与经营乡村旅游的人数也呈显著上升趋势。
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最强
四川乡村旅游的发展充分依托各地丰富的农业产业资源，根据各地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结合农业自然景观、乡村生活方式、乡土民俗文化等因地制宜打造。这种发展方式避免了简单复制移植城市旅游模式，并且通过拓展r业的多种功能，发挥出“农旅结合”的联动作用，有力推动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有效实现乡村旅游的产业带动作用。成都市龙泉区万亩观光果园、雅安市名山区万亩观光茶园、成都市郫都区农科村均是依托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乡村旅游可带动各类农产品的本地消费，促进特色经济作物在产地的销售；同时，农业产业基地的“景区化”也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政府规划引领作用最突出
四川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将其作为促进消费、带动投资、扩大就业及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在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中，政府的规划引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略布局方面，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始终将其纳入全省发展战略总体部署，并结合多项农村重大改革统筹规划。结合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四川现已形成了成都天府农家、川羌风情、川东北苏区新貌、川南古村古镇和攀西阳光生态五大乡村旅游发展板块。在发展规划方面，制定《四川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四川省乡村旅游提升行动计划（2014-2017年）》指导产业发展；在旅游扶贫中，成立了全省旅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编制了《四川省“十三五”旅游扶贫专项规划》和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四大片区旅游扶贫专项规划。在综合协调方面，省级政府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产业推进；并制定行业标准、行业发展指导意见等文件规范引导产业发展。
四川乡村旅游发展成效显著
四川乡村旅游的发展经过多年积淀，近年来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全省农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之一。在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目标上，乡村旅游成效极其显著。
有效带动就业，农民收入增加富起来
旅游业具有产业链长、服务涉及面广等特点，是第三产业中拉动就业的重要力量。四川全省现有10万户乡村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服务。全省5万余个行政村中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致富的村超过5000个，占全省乡村总数的10%，带动1000余万名农民直接和间接受益。从收入总量来看，2016年农民从旅游发展中得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5.3元，占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4%，同比增长12.6%，比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的增速高3.3个百分点。从事乡村旅游业的农户人均纯收入15322.9元，同比增长13.5%，比全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高36.8%（数据来源：根据《2016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公布数据计算）。显著的增收效果使乡村旅游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农村发展条件好起来
四川省的乡村旅游通过带动城市居民在农村本地的消费，一方面，有效激活了农村地区土地、房屋、人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外来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业者、以及游客的流动也显著促进城市地区人力、资金、技术、文化要素向农村地区的输入，有效改善其发展的要素环境。同时，为支撑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四川各级政府向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投入大量交通、电力、供水、通讯、医疗、卫生等项目，显著提升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公共服务配套，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发展条件。
改善生活环境，农村人居环境美起来
发展乡村旅游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有效方式。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整洁的村容村貌是吸引游客、留住游客的必要条件。乡村旅游的繁荣之下，四川众多村镇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个地区将乡村旅游与农房改造相结合，房屋外观体现本地民俗文化，如藏家新寨、彝家新村、巴山新居等各有特色；房屋内部功能也按照旅游接待的需求而设计。持续多年的垃圾治理、“五改三建”等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已经使农村“脏乱差”的情况发生明显改变，打造出见得到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也体验得到洁净的生活环境，过得上现代文明生活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打造优质文化产品，传统乡村文化传下来
四川作为古蜀之地，拥有众多历史悠久、保存良好的古镇、古村以及绵竹年画、彝族漆器、瓷胎竹编、蜀绣蜀锦等多项享誉国内外的民间工艺品。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传统文化技艺和乡土文化深度挖掘并广泛传播最为有效的途径。以绵竹年画为例，它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将年画产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融合打造“年画村”，一方面，带动当地农户经营旅游接待，并结合农房改造，用年画装点农房墙壁、户墙等各种景观；另一方面，开发多个主题的年画系列产品，并建立年画展示销售中心、开办年画传习所和培训教室。目前，绵竹年画村专业从业人员达1000余人，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乡村旅游在带动当地发展的同时，也使珍贵的年画技艺得以传承和弘扬。
实施旅游扶贫，贫困人群日子富起来
旅游扶贫是四川省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四大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区、高原藏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有大量贫困村适合发展乡村旅游。“十二五”以来，四川省已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通过旅游脱贫人数达60万以上。2016年共有448个贫困村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脱贫摘帽，占退出贫困村总数的19.2%；199个贫困村创建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9个贫困县创建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区，有效带动区域内贫困群众的生计发展，并提升区域的综合发展能力。到2020年，四川省将扶持约6000个贫困村开展乡村旅游，力争每个重点村乡村旅游年经营收入达到100万元，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惠及全省20%的贫困人口。
四川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
四川乡村旅游经历了自发发展、规模发展、规范发展、跨越发展等不同发展阶段，不仅已经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目标，而且探索出了如下极具借鉴和推广价值的成功经验：
乡村旅游必须与农村重大改革相互联动
乡村旅游作为四川省新兴的经济增长点，日益成为众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交汇点。四川省将乡村旅游与统筹城乡、新农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农村多项重大改革紧密结合，通过“农旅”融合、产业互动，将乡村旅游的发展嵌入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进程。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进一步助推各项改革的实施。在乡村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政府高度重视发挥乡村旅游在农村各项发展中的统筹作用，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以乡村旅游为发展核心进行新村建设规划、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产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村集体资产改革等多项工作。
乡村旅游发展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
四川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始终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各地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充分尊重农民发展意愿和主体地位，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户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参与乡村旅游产业链各个环节。同时在推进乡村旅游发展中还十分注重强化农民主体组织化建设。农民的组织化能有效解决单个经营户规模小、实力弱、发展水平低的问题，促进乡村旅游向规模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201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的指导意见》，通过将分散的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引导有参与意愿但经营能力、自有资源不足的农户通过闲置房屋、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出资入股合作社，获取财产性收入，分享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红利，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
政府部门应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从四川实践看，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应重点着眼于顶层设计。条件成熟地区可在各级政府设立旅游发展委员会，通过推进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产业良性发展。同时，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地对产业发展谋篇布局。并且，政府还应重视行业标准化建设，提高乡村旅游发展的规范化程度。2009年起，四川省首次制定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h、乡、村的评定标准，并编制《四川省旅游标准化发展规划（2011-2015）》。2015年，政府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推出新的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包括《四川省乡村旅游强县（市、区）、特色（乡、镇）和精品村寨的检查验收标准（试行）》《四川省农家乐和乡村酒店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修订）》和《四川省乡村旅游特色业态评定标准（试行）》），有效促进全省乡村旅游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此外，政府也应积极组织节庆活动造势。节庆尤其适合集中呈现乡土生活，传播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宣传推广的良机。近年来，四川省持续举办“四川乡村文化旅游节（四季版）”、“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四川美丽田园欢乐游”等多项大型乡村旅游活动，各地也在多个传统节日举办灯会、庙会、文化表演等节庆活动，做到每季、每月活动不断，为吸引客源、聚集人气、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旅游应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带动作用
四川省政府坚持将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灾后重建、藏（彝）区富民安康工程等工作深度结合，成功扶持了一批贫困村、受灾村走上“旅游脱贫”、“旅游重建”的道路。例如，阿坝州汶川县在“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将旅游作为全县产业发展首位，几年内将多个受灾的工业小镇培育成知名的乡村旅游小城，有效带动当地村民的生计发展。在精准扶贫方面，四川省政府近年持续加大贫困地区旅游投入，每年安排70%省级旅游发展资金投入“四大连片特困地区”等扶贫重点区域的旅游项目，并将旅游扶贫作为全省17个扶贫专项之一，为贫困村旅游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
四川乡村旅游需要实现新的跨越发展
“乡村”承载着人们的乡愁，寄托着人们渴望远离市井，置身田园的向往。四川乡村旅游的繁盛发展，无疑为全国打造色彩斑斓、诗意栖居的“桃花源”提供了重要借鉴，但随着乡村旅游逐步从单一休闲向深度体验，从简单粗放向精细品质，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从单一产业向多产业联动转变，四川乡村旅游也面临同质化严重，特色化不足；文创化程度较低；产业链条较短等制约，亟需提质增效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四川未来乡村旅游的跨越发展应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重点突破：
一是加快乡村旅游业态创新。不同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谋划应注重独特性、文化性和人性化，以市场为导向培育新型产品业态。抓住乡村旅游从“观光式旅游”过渡为“度假式深度体验游”的契机，大力发展民宿旅游。结合“双创”改革，积极扶持返乡农民、返乡大学生及青年创业者参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二是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各环节融入“互联网+”思维。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深入推进乡村旅游营销推广、旅游服务、客户管理、行业监管等信息化建设。借势农村电商，加快特色旅游周边产品的研发，完善乡村旅游产品线上、线下销售网络建设，着力推进“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
三是进一步强化旅游扶贫作为脱贫攻坚主力军的重要地位。整合资源，重点突破，用“绣花功夫”精准实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示范点建设、产品开发等重大工程，为乡村旅游更有效地发挥脱贫增收功能提供基础性支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乡村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乡村旅游最大的发展难题是结构性问题，调整优化供给结构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我国乡村旅游中高端人才比例低，既懂经营又懂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乡村旅游需求井喷，传统中低端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过剩，高品质乡村旅游产品严重缺乏，供需矛盾突出。道路、停车场、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备不足。食品卫生安全、住宿安全等措施要求得不到全面有效保证。一系列现象都充分表明了乡村旅游现阶段有效供给不能满足乡村游客需求，供需失衡。供给侧结构不平衡已成为制约我国乡村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加强乡村旅游业供给侧改革，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是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与改革的主要任务。在政府的引导下，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调整乡村旅游供给结构，补齐短板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将有力推动乡村旅游在更高水平上健康发展。
二、当前中国乡村旅游面临的主要问题
1.乡村旅游人才缺乏
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从业者。从业者素质高低，决定了乡村旅游能否健康发展。现阶段旅游人才缺乏，供给不足。一是部分乡村中青年流失严重。如江西省婺源县旅游经济发展很好，但发展不平衡，该县排前村仅有几家农家乐，村干部有意带领村民往乡村旅游发展，但是村里很多青壮年都外出城市发展了，留守中青年很少，年轻人力量不足。二是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多是未经培训的留守人员，受教育程度影响普通素质较为低下，缺乏从业基本知识和技能。既懂经营管理又谙熟乡村文化的复合型从业人才奇缺。
2.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
发展乡村旅游须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以及源远流长的劳作方式都可以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资源。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盲目跟风开发乡村旅游，同质化现象突出。目前，许多中国乡村旅游项目在开发前没有进行科学的规划，具有很强的盲目性，致使重复建设严重，项目整体建设水平低下。低层次的产品结构严重阻碍了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3.原生态遭破坏，环保意识差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原生态的人文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然而在乡村旅游开发与经营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在进行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时，随意建造停车场、乡村旅馆，砍树木、拆古屋、填水塘，不少乡村旅游地失去原有生态魅力，优美的自然环境也遭到破坏。有的地方则盲目追求时尚化，传统民族文化被舞台化、商品化与庸俗化，乡村自然景观的原真性遭受严重破坏。最主要原因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差。新形势下乡村旅游发展所需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思想理念没有完全植入乡村旅游发展中。
4.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同样也适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如道路、停车场到了旅游旺季时拥挤不堪；旅馆里没有网络、景区信号弱；游客购买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却无法邮寄，物流发展跟不上。湖北荆州彭墩乡村旅游景区，距市区约20公里，既无公交车通市区，也无的士达市区，游客出入需中间人联络，既费时又费钱，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这只是众多乡村旅游景区的一个缩影。
5.安全问题较突出
在安全问题上，我国乡村旅游也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安全意识淡薄。在住宿上，不少农家房间配备简易木房门，防盗措施不到位，游客被盗现象时有发生。在餐?上，工作人员卫生意识不强，在食物制作过程中，不注意卫生，同时用餐环境较差，苍蝇乱飞，甚至造成食物中毒。如2016年8月份，天津日报曾报道，37名游客到蓟州区的农家院游玩，次日回到市区后，有23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低烧等症状，医院认定是食用不健康食物引发。
6.管理缺失，监管不到位
我国乡村旅游管理缺失、监管不到位的现象也很突出。不少地方都存在着农户无证经营“农家乐”及其他乡村旅游项目的现象。2016年4月份，南方日报曾报道，政府多个部门联合行动对马峦山及金龟社区的多家农家乐开展整治，共检查了“九寨沟”、“滑哥”等6家农家乐，结果大跌眼镜，除“九寨沟”已办理相关营业执照外，其余5家农家乐均属无证经营。除了无证经营以外，乡村旅游景区垃圾乱放，河流不洁，植被破坏等现象也很突出。
三、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1.培养乡村旅游人才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才供给至关重要，乡村旅游产品转型需要人才支撑。人才资源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第一资源，乡村旅游要持续、稳定发展，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就必须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一方面，政府与职业院校合作，培养适应乡村旅游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鼓励毕业生回农村发展，并给予政策上的激励与支持。另一方面，对原有乡村旅游普通从业者开展不定期培训，提升基本素质与技能，而对于乡村旅游带头人则带到国内外各地参观学习乡村旅游先进发展管理经验，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
对区域内的乡村旅游进行整体规划，提高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质量，加大对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投入，坚持特色化发展，挖掘文化特色与内涵。注重乡村文化的挖掘，有蕴含丰厚文化底蕴的旅游产品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引导稀缺的旅游产品要素配置到市场发展前景好、游客需求量大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上来，深入挖掘乡村旅游元素和内涵。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田园旅游等旅游新产品，依托乡村的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资源优势，开发建设高水平农庄、乡村养老机构等旅游精品，以加大对新型旅游产品的开发。
3.增强环保意识，保护原生态
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也是稳定旅游供给侧的关键因素。开发乡村旅游应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政府部门一方面要从思想观念入手，制定带有惩罚性的规章条例，对盲目开发、过度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给予制约，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严厉的经济惩罚；另一方面也要培养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环保意识，使他们在开发乡村旅游时，注重保护好乡村原有民俗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融合到产品开发中，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让游客参与乡村旅游?r不仅感受到乡村的绿色还有乡村的特色文化。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旅游的魅力，离不开高水平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作为引导者，要积极争取项目支持，投入充足资金，建成公厕、引导标识牌、景区游步道、观景长廊、栈道、文化墙、休闲广场、旅游观光道、乡村宾馆等，加大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及网络，建造能够满足节假日需求的停车场。开设邮政代办点，鼓励设立物流公司，以便游客将土特产品寄回家乡。
5.定期安全培训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008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产能过剩，旅游业由于其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我国乡村地区地域广阔，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急剧增加。目前，旅游产品结构已不适应旅游市场结构，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实现农村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目标。从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来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助力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大目标，而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可以从多个方面助力新农村建设。
1.1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可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为了提高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旅游产品供给质量，需要大力开发新产品新业态。例如，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在开发新产品新业态时，可以结合本地实际，采用国家农业公园形式、休闲农场/休闲牧场形式等形式。乡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兴起，必然要求那些适合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服务于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要求大力发展旅游购物，并通过乡村旅游的宣传作用，带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以农村品加工和运输服务为重点的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三大产业相的互促进，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1.2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农民的收入增加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乡村旅游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供给侧改革体现在旅游产品、基础设施、旅游地产、旅游购物、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而带动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就业岗位，让农民“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户挣钱”，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村生产要素深入配置到乡村旅游的各个环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居民就业量和就业层次，增加了农民收入。
1.3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住环境
“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乡村旅游的发展必须要有便捷的交通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整洁的村容村貌，等等。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道路交通、环境卫生、通讯设施、客房条件、餐饮条件、景区照明等基础设施条件不容乐观。这些地区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旅游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地方政府加大了对乡村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乡村地区更加重视环境卫生的整治工作，安排专人负责环卫工作。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参与旅游厕所管理大行动，对原有的旅游厕所进行了升级改造，有的地区还出资兴建了一批高等级的旅游厕所。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新农村建设加速旅游供给侧改革
2.1 新农村建设为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中央不但减免了农业税，而且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这客观上为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资金支持。农民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乡村旅游，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旅游产品供给质量。
乡村基础设施建资金投入的增加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解决乡村地区的交通不便问题，特别是偏远山村和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交通问题。新农村建设提出，要实现三通工程（“乡通油路”、“村村通水泥（油）路”和“村村通客车”），并提出要把建设资金更多投向农村地区，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解决了乡村地区的交通问题，提高乡村旅游资源的可进入性，才能保证游客“进得来、散得开、出得去”，才能保证游客有好的旅游体验，并通过口碑效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保证客源源源不断。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许多农村地区安装了高质量的路灯设施和有线电视，兴建了一批体育健身设施，开办了农家文化大院，改善了乡村卫生室的医疗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客观上加速了旅游供给侧改革。
中央对传统村落保护进行财政支持。住建部、国家旅游局等七部门联合通知，将全国共750个中国传统村落列入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各地要利用好中央下拨的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保护性修缮、建筑防灾减灾、环境综合整治，以及污水垃圾等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整体保护和改善传统村落的历史遗存和人居环境，把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2.2 新农村建设改善了乡村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提高了旅游产品供给质量
原始古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人文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而新农村建设改善了乡村人文景观和生态环境，提高了旅游产品供给质量。首先，新农村建设对村庄进行总体规划和环境治理，改善了道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其次，新农村建设，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而且为乡村旅游提供了科技支持。例如，利用现代技术保护传统古村落、改善农村自然环境，利用新技术开发的农业公园、休闲农场、乡村营地、乡村庄园、乡村博物馆、高科技农园、乡村民宿、文化创意农园等乡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丰富了乡村旅游人文景观资源，增强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2.3 新农村建设为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人才支持
新农村建设，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首先，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书费，免费提供营养餐，提高农村学校的师资水平，改善办学条件。其次，中职教育为农村学生提供生活补贴，为农村学生提供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再次，选拔一批有培养潜力的农民接受专项培训，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比如，2016年4月，信阳市市委组织部和市旅游局联合举办了的信阳市乡村旅游扶贫人才培训班，提高了学员的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成效。最后，开办农村文化大院，给农民提供自学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机会，开办电子阅览室，让农民学会利用网络学习文化知识。农民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主体。通过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为乡村旅游发展和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人才支持。
参考文献
[1]亚太景观（香港）设计有限公司官方微博[Z].
[2]宋晓虹.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对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考[ ].贵州农业科学，2008，36（1）：168172.
[3]张文等.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效益、问题及对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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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小戏是一个约定俗称的概念，所谓地方，指戏曲的流行区域；所谓小，指其相对于“昆、高、皮、乱”而言，没有那么严谨的表演体系和众多纷呈的剧本。其通常在民间歌舞或者民间说唱曲种的基础上，由“以叙事体为主、代言体为辅”向“以代言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转变，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角色以“一丑一旦”为主，或加一小生，常称之为“二小戏”或“三小戏”。
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性质决定了乡村文化与地方小戏是一种同文化的性质，或者说是一种伴生的关系。地方小戏建立于区域乡村文化的基础之上，为区域乡村文化的传播、强化和凝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区域乡村文化则对地方小戏在观众欣赏层面上予以相同的审美心理，使之发展、壮大，流传至更广泛的区域。
与此同时，区域乡村文化因为其区域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地方小戏的发展和流传。此时，地方小戏必然要扬弃自身的某些特点，以便更好地适应观众的审美。戏曲史之谓“弋阳腔”者，尽因其擅此道，“改调歌之”、“错用乡语”，故其流传于大江南北，落地生根开花，蔚为大观。然同时也必须看到，共性与个性的扬弃与流行区域关系密切，欲流传广泛，需消解个性，流传范围小者，个性突出。
阳新采茶戏隶属于地方小戏之范畴。幸甚，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湖北省重点扶持保留剧种。
追溯源流，阳新采茶戏于地方采茶歌舞之基础上发展而起，至迟，清朝中期，已经搬上舞台，现有清晰传代史十一代约两百余年，其传承关系十分明确。20世纪80年代达到最盛，据调查，当时阳新县有剧团200余个，传统戏本达100台，被誉为湖北省的“戏窝子”，有民谚述此景：“阳新龙燕，四十八郾，抱起枕头一撂肩，茶戏爱看一夜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国戏曲团体的不景气，阳新采茶戏也逐渐走向没落。据新闻报道，“阳新县采茶剧团是全省现存的惟一一家专业采茶剧团。被誉为鄂东南山区‘不败的山茶花’的阳新采茶戏剧团，也曾一度陷入“凋零”的境地，一年演不了几台戏。‘我们的精神食粮储备已经不多了！’目睹着采茶戏日渐萎缩的势头，李家高（笔者按：阳新采茶戏传承人）无比忧虑。据了解，阳新县采茶剧团现有在职演职人员四五十名，目前当家演员大多是1995年毕业于（湖北）省艺校的。由于经费不足，服装、背景更新慢、色彩陈旧，大戏已很难排演”。
二、以往研究之基础
目前，学界对阳新采茶戏的研究很少。1964年，湖北艺术学院杨匡民、程国权、熊永良等专家召集采茶戏知名艺人谈会冰、刘应锡、成传福等集中完成阳新采茶戏传统音乐的调查、挖掘、整理和记谱工作，对阳新采茶戏进行改革，“以南河采茶戏为母体，改革阳新采茶戏；整理加工采茶戏音乐，纯击乐伴奏改文武场并举，文场引入管弦乐器，武场吸收京剧、汉剧部分锣鼓经；朝阳河流域方言道白改‘汉话’道白；吸收京剧某些表演程式，革除唱多做少的旧传统”。1965年阳新采茶剧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次主要是阳新采茶戏进行实践性的改造，使之“大戏化”，较少进行理论的研究。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全国文化系统进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撰工作，由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戏曲研究所负责实施，对阳新采茶戏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整理和初步的理论研究工作，出版有油印资料《湖北戏曲音乐集成・阳新采茶戏卷》（1985年，咸宁地区文化局、阳新县文化局、阳新县采茶剧团编）。该资料对于阳新采茶戏在当时的资料整理方面比较细致，而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深入。自此之后，阳新采茶戏鲜有学者问津，各类学术报刊上也未见其一鳞半爪。
直到2000年，在乡村文化研究的冲击下，阳新采茶戏研究开始悄然升温，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如《90年代阳新采茶戏民营职业剧团现状调查》（2002年）、《80年代以来阳新采茶戏观众群的变化》（2004年）、《阳新采茶戏的传播学研究》（湖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内部出版物，2005年）、《扶植民营阳新采茶戏演出团体，占领乡村文化阵地》（2008年、政协提案）等，这些成果在一定的文化意识的指导下完成，但探讨不够深入，多为描述现状。
总体而言，学界对阳新采茶戏的研究较少关注，对乡村文化与阳新采茶戏的关系研究、互动研究更是乏善可陈。
三、研究架构的设想
从乡村文化角度的研究，实质上是立足于阳新采茶戏流行区域，以文化的观点去解构阳新采茶戏，即将阳新采茶戏看作是在阳新乡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村民的生活、娱乐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能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观照。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笔者综合从传播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作出以下构想。
1.以阳新采茶戏传播的角度分析
戏曲的传播涉及到三个方面：施众（戏曲班社及从业者）、受众（戏曲观众）、传播机制（演剧体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需要分析：
①阳新采茶戏的班社及从业者的构成，包括1949年之前、“戏改”时期、时期、改革开放之后等几个时期，班社及从业者的社会身份是否有变化、如何变化等问题；
②阳新采茶戏的观众群体的构成及变化；
③在阳新采茶戏班社及从业者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变化之后，对从业者和观众群体及群体思想的影响，在戏曲观众受到戏改、改革开放经济生活的冲击、文化思潮及现代多种媒体形式的冲击之后，从业者和观众群体做出的文化的选择；
④演剧体制的改变对阳新采茶戏演剧的影响，对于乡村文化的影响；
⑤阳新采茶戏演唱语音的改变显示出国家行政和民间艺术之间的博弈；
⑥在阳新采茶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开展，给予其演出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发生展的新机遇。
2.以行为理论的分析
①戏剧团体的生存状态对于阳新采茶戏传播的影响。
建国之前的班主制、建国以后逐步推进的“戏曲改革”、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世纪的新农村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保护等文化政策影响着阳新采茶戏剧团的生存状态，即经历了民办、公办、公民混办、政府扶植等多种状态。生存状态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从业者的构成，也改变了采茶戏的剧目以及演剧体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乡村的原有的文化娱乐结构和方式，必然也对阳新采茶戏的音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致使其改变。
②国家行政对于阳新采茶戏的影响。
自1949年始的在中央文艺精神的指导下，阳新采茶戏剧团作为政府的喉舌，在改变戏剧内容的同时也对采茶戏的音乐进行改革，这两种改变有力地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的文化娱乐，改变了阳新采茶戏作为纯粹的娱乐性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现在，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活动的日益繁荣，影响力开始逐步减弱。本世纪伊始，政府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政策对阳新采茶戏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国家行政如何通过阳新采茶戏发挥作用，地方文化监管部门的各项政策与在阳新采茶戏演剧中的引导、鼓励甚至强制的作用，对于戏曲作品的创新、发展的影响，对于具有本土性的新农村先进文化的影响。
③民办职业、非职业剧团、国有剧团三者之间在人员组成、管理体制、演剧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之异同，以及其对于乡村娱乐文化之影响等。
1949年之前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是阳新采茶戏发展和演剧的多元繁荣期，民办职业和非职业剧团的出现、演出机会的增多，剧目的传统化以及一些民办职业剧团的媚俗化等等，从表面上看是剧团适应乡村文化娱乐的需求而做出的自身调整，实质上这些变化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在当前形势下，在鼓励民办职业和非职业剧团的同时，如何在乡村中建立具有传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功能的阳新采茶戏，既不过度涉入，又能适时指导提高民间剧团的演出质量。
四、结语
阳新采茶戏作为地方小戏，由其反映的乡村民众的观念和行为及其在乡村文化中的反应，阳新采茶戏对其所做的内适性调整和二者之间的互动，此应当为从乡村文化角度对阳新采茶戏进行研究的重点。
在研究中，还应当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实证主义为理论指导，采用多学科交叉渗透、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音乐学、戏剧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尤其需要重视深入实地考查采风，进行田野作业，收集历史文献和影音资料，获得第一手资料，结合、比较阳新地区和其他地区地方采茶戏与乡村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唯此，方能真正的研究阳新采茶戏与乡村文化之关系，从而真正了解、解析阳新采茶戏。
参考文献：
［1］辛秀、长溪著《大调曲子初探》，河南戏曲工作室，1983年4月，第16页。
［2］《阳新县志・文艺》，新华出版社，1993年。
［3］参考自省略/HTML/2006-11-
“旅游扶贫的主要形式就是乡村旅游”。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说，旅游参与扶贫，有助于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让贫困人群富起来，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让贫困人群的素质高起来，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让贫困地区的环境好起来。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民经历了三次创业历程，发展乡镇企业是第一次创业，特点是离土不离乡；外出打工是第二次创业，离土又离乡；发展乡村旅游是第三次创业，不离土也不离乡。而今，旅游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活跃，在吃住行游购娱等价值链环节有促进创业就业的广阔舞台。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乡村旅游以农耕文化为卖点，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乡村建筑及民间手工艺等释放出的独特魅力，可慰藉久居都市者深藏心底的乡愁。旅游业可为乡村带来富裕生活，也能为乡村看世界打开一扇窗。
乡村旅游的价值在于创造产业渠道，展示久藏深山的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自然山水，挖掘乡村人文的市场价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其根脉在乡村，乡村先辈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积淀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以精神为根、文化为魂，乡村旅游才不至于沦落到空有其表的大拆大建、粗制滥造。
发展乡村旅游，首先是尊重乡村风土人情的本来面貌，注重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对乡村文化应加强保护、适度开发、强化监管，避免“千村一面”，须留住村寨文脉、传统生态，切勿“鼓了腰包、穷了文化”。重视独特文化的传承保护，才有持久挖掘其经济价值的可能。
其次是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培育村民旅游服务意识。旅游业是以服务为支撑的第三产业，没有服务就不会有旅游。特别在乡村，必须用周到的服务来弥补基础条件不完善的缺憾，这需要有效的系统培训，政府在其中要充分发挥组织、引导作用。
第三是尊重市场选择，完善软硬件设施建设，创新产品供给。有路可走、有景可观、有食可餐、有屋可住、有网可连、有物可购、有情可寄的乡村旅游，才有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景点的选择与建设，需注重乡村文化体验，比如在“家庭农院”中体验耕作与收获，可把游客留下来。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1.038
在当今各类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各类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表现就是随着城市扩张，乡村迅速发展，中国乡村地区那些传统建筑濒临灭亡，也就是说它们在大拆大建中逐渐被现代化、国际化的建筑所取代并走向落寞。要想改善这种情况，根据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利用艺术手段介入乡村建筑的未来发展甚至当前的调整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1为何需要艺术来扭转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
在当今这个注重人文发展的社会里，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不再满足于周遭单一的环境，而希望能从身边其他的文化中获取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恰好建筑又是人们一天中相处时间最长的，所以建筑艺术文化的创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乡村的发展毕竟不同于城市，城市拥有更多高楼大厦和办公室工作等元素，具有更多的现代化元素，而虽然很多乡村正处于发展期，但它毕竟没有城市那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相对高昂的生活费，所以艺术介入的空间会更大。另外，在一些依靠修复或重建传统乡村建筑来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比起缺乏个性、流于形式的仿古建筑，带有艺术气息的传统乡村建筑会更吸引年轻的游客，同时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乡村建筑的文化价值，让其在尊重原有村落和居民的地域性时，也能保留和发扬其差异性和个体性。
2如何通过艺术扭转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
2.1艺术技术相结合
要想改善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状况，首先应该在尊重原有乡村建筑建筑模式的基础上利用现当代最新最好的技术对其进行修复，就像计算机需要有过硬的硬件支撑相应的软件，要利用艺术手段改善传统乡村建筑的现状，就得先有稳固而不是摇摇欲坠的传统民居和民宅，否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2.2艺术地联系生活
乡村建筑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滋养下发展的，而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目睹了城市中日趋激烈的竞争，而为了赶上城市的发展，乡村建筑屡屡遭到破坏和毁损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己的个性，艺术的手段虽然可以弥补这个个性化的丧失，但依然得注意联系生活实际。
让乡村建筑艺术地联系生活目前有两种方式的建议：第一，在乡村建筑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与现代生活关联性较强的部分进行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并通过艺术带给现代人更多的亲切感；第二，在乡村文化继承下来的部分如民族传统节日中艺术化地融入现代人的文化习惯。
2.3东方式乡村建筑
全球化大环境下，即使是乡村建筑的改革也往往会借鉴西方如美国的乡村建筑模式，但西方式的风格毕竟与东方人的传统习惯不相匹配，而艺术介入乡村，可以带进更多的东方元素，有利于建构更适合东方人生活方式的乡村建筑模式。通过艺术介入乡村建筑的修建，一方面是为了不要再盲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各类文化，而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新的乡村建筑修复系统，一方面是为了从国际化、现代化手中恢复那个体现着人文关怀和宽厚仁德的乡村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建设新的现代中国乡村。
3艺术拯救落寞的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发展前景
既要确保满足村民的生活期待，又要适当结合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个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高要求，利用艺术手段无疑是传统建筑修建系统改革的一大趋势。根据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发展现状可知它急需新的、有效的手段对建筑的修复模式和方式等进行革新，而艺术在当今时代有极强的表现能力和应用范围，且随着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发展、精神需求的进一步扩张，艺术的使用领域和范围只会越来越广，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艺术性乡村建筑实际上是有着极好的发展前景的。
此外，一般来说，乡村建筑是具有乡土气息的，而这种乡土气息会让村民感到亲切，吸引有归根情绪的游客，所以也常是旅游业主打的特色之一，但在水泥、沥青遍布的环境下，这种气息已经越来越难以感受到了，但艺术可以帮助乡村建筑深化它的乡土气息，提升它的内涵，使得乡村建筑不仅仅修复了外在更修复了内在。
4结语
面对中国传统乡村建筑的落寞，使用艺术手段提升乡村建筑的内涵增加它的现代价值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但要注意的是，在利用艺术手段改善乡村建筑落寞状况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使用其他手段来巩固这一效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