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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一、性别差异和外语教学的关系
性别差异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的教育论的普及，人们越来越重视学生学习的心理因素。有意识地针对课堂上的不同性别特征，施以不同的教学手段，使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课堂练习中得到了相应的能力训练，并发展了有利于学习的性别特征，达到了两性相长，互学互利，共同提高班级学习成绩的良好效果。
二、外语课堂上性别特征的体现和分析
学生通过参与课堂活动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和言行特征，所以课堂既是体现性别差异的场所，又是塑造性别差异的场所。外语课堂教学尤其体现出性别差异。首先，人们对于外语学习就持有一种性别偏见，认为女生学习外语的能力强于男生；其次，从事外语教师队伍中女性占多数，这对学生的性别塑造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使得课堂教学方式趋于女性化。-随着现代外语教学的重点由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成为外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而课堂谈话就是一项最主要的训练形式。认清课堂上的性别特征和差异，成功地组织好课堂谈话，让男女生在谈话中发挥其性格的积极一面，有针对性地训练不同性别的学生的语言技能，是提高班级学生整体学习成绩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要弄清课堂谈话的性质。课堂谈话通常采用教师指导下的全班或小组讨论或者是分角色对话练习等，属于公开演讲。这类形式比较适应男生，而女生则由于天生羞涩，多数保持沉默，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导致了男生在谈话中大胆、主动、争当主角，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因此得到了较多的练习机会，而女生则相应地失去了许多练习的机会。
其次，这种课堂谈话遵循协作的会话原则，这正是女性的语言特征之一。而且教师在组织谈话的过程中不时发出小声应和，以鼓励谈话的继续，这也是女性语言特征的体现。这种“协作”原则强调意见一致，采取种种措施以保证谈话的顺利进行，如轮流讲话，不打断对方，认真听取别人意见等，这些措施看起来很民主，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只有女生单方面的“协从”、“合作”，才得以保证谈话的顺利进行。而且，由于男生主动好强，占据了主角地位，并且时常伴有“插嘴”等破坏，所以这种看似民主的全班或小组讨论形式实际上变成了对女生学习机会的一种剥夺。
另外，教师在组织课堂谈话的过程中，似乎总是给予男生以更多的重视，如所选的课堂谈话的主题通常是围绕男生的兴趣，所采用的形式也是颇具竞争性的男生易于接受的举手发言、公开讲话等。在这样的竞争中，男生总是踊跃举手以争得说话的机会，而女生只是在老师的目光注意到她时才举手，这种被动怯弱的性别特征使她们失去了许多练习机会，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由于女性的缺乏自信使她们自动放弃了说话的机会。教师在课堂上较多地和男生进行目光交流，尤其是在问题决策时，较多地期望从男生那里得到答案，显示出对男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信任，却很少让女生参与问题的决策，只是让她们做些简单的机械性、识记性练习，这种层次不同的偏向型练习导致了女生在应用外语的能力方面越来越薄弱，同时也使得她们在班级讨论中失去了决策的主动权，只能处于协从的边缘地位。
或许女孩学习语言知识的能力较男孩强，学会说话比男孩早，但应用语言的能力、说话的技能不一定比男孩强，因为前者依赖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而语言技能的获得则依赖后天的学习。外语是后天学习和先天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好比一台功能先进的机器.如果长期搁置不用，照样会运转不灵。所以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女孩学习语言的能力强于男孩，就忽视了女孩在语言技能方面的训练。课堂上应有意识地让女孩积极参与问题设计的情景对话，有意识地训练她们运用外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要只停留在感受语言和记忆语言的初级学习阶段。再者，在课堂教学组织过程中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会收到不同的教学效果。比如同样是课堂谈话，如果把男女生放在一组与单独把女生放在一组相比，其效果大不一样。在混合性别的谈话中，容易出现男生抢先，女生落后的机会不均现象，也容易出现一味由男生争当主角而产生的男生主导女生服从的单性协从现象。而如果指定让女生或是不善言辞的同学来担任谈话中的主角，这样她们就会有较多的练习机会，并能从中获得一种自信，学会用外语进行交际，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也会有显著的提高。在外语课堂上，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打破沉默，积极踊跃地去争取说话的机会，参与课堂活动，都会从中得到锻炼.不管在是自信心还是说话的技能方面。因此，作为教师，要竭力打破课堂上性别的束缚.尽量给男女生创造均等的发言机会，对于女生或不善言辞的同学发言应给予鼓励和支持，这样才能达到互学互助，共同提高的教学目的。
三、结论
课堂是学习语言的场所，也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场所；学生在课堂的语言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语言特征，逐渐形成不同的性别模式；教师的性别观念通过课堂交流对学生的性别塑造产生一定的外在影响，另外，教师结构的女性化使得整个课堂教学趋于女性化。这些都对课堂的学习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教师要尽量抛开一切不利于课堂学习的世俗观念和性别偏见，积极探索一条适合两性特征的教学途径。这里不是要消除课堂上的性别差异而是要根据性别差异，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矫正性的练习，如设计一些不同角色的情景对话，让男女生在特定的角色扮演中去发展积极的性格。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58-02
国际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教育部确定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经济学类专业八门核心课程之一。当前，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大多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探讨国际经济学内容和体系创新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教学现状与问题
国际经济活动决定了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传统国际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微观领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宏观领域的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多层次性、教材选用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考核方式的灵活性等方面。但目前的教学大多仍然采用以讲授为主，辅之以课堂练习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模式。近年来学生反馈回来的信息仍然多是“国际经济学难学”。主要原因在于：①内容太多。包括微观的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的国际金融部分。②对数学知识和图形分析有较高的要求。国际经济学中大量采用了数学模型和图形分析的方式，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理知识和抽象的看图分析能力。③理论太虚。国际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发展差别很大，无法跟当前的具体实际进行好的结合。④扩招形成的大班无法形成师生互动，学生普遍缺乏课堂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1]。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求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启发诱导、结合最新案例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从而使学生乐学、爱学、会学。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内容创新
国际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和体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并导致不同的教学效果。虽然国内的国际经济学教材按照惯例都会进行定期修订再版，但仍然无法及时跟上国际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目前，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如下创新：
1.重新梳理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微观部分，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分类，按照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脉络进行系统化教学。重点学习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适当介绍新贸易理论。宏观部分，合并汇率与汇率决定理论为一章，并把国际收支的调节理论分析系统化。
2.根据国际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和世界与中国的现实环境更新教学内容。引入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品内分工理论等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较新理论，把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引入教学内容。此外，国际经济学教学中尝试用最新理论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领域的新实践，将理论知识和当前经济形势相结合。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方法创新
如何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动手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创新的兴趣和欲望，是国际经济学教学的重要目标。其中，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是大学生最需要提升的两大基本能力。
1.开放式教学。传统教学中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因大班上课会导致教学效果不好，这是扩招后无法回避的问题[2]。由于长久以来教学体系从方案设计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均较为封闭，学生在课堂上面对一本教材，听教师从头讲到尾，缺乏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缺乏思考锻炼的机会。这固然因为多数专业课实行大班教学有了一些条件的限制，却并不能成为封闭性教学体系继续存在的理由。从学生反馈的情况来看，封闭性教学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孤立性和教学内容的封闭性，教学方法上也不能体现教学中应有的交互性。在教学中，一般侧重国际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对某些经济事件的分析，缺少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教学过程中，理论的产生背景、内涵与发展固然是教学的主要部分，但如果理论不能为现实服务，则经济理论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纯粹教授理论却不联系现实成为理论教学最大的失误。从内容和体系上来看，由于教材难以及时更新，恪守教材固有的体系和内容难免和现实产生一定的背离。特别是由于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需要理论的及时更新和动态发展，用于解释新的经济现实。教学模式侧重教师的讲授，缺少学生的参与，缺乏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自主发现”和“自主探究”式学习以及学习中的合作。这种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评价标准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不感兴趣，课堂教学气氛沉闷，学生主要是接受性学习而非创新性学习。学生只学了基本的经济理论，容易墨守陈规，片面接受了现有的理论、经验，在以后面临新的经济现实时却无法深入分析。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感觉无法下手，不知如何收集资料，更难以把新的经济动向与政策变化与写作主题相结合，这些事实无不显示了以往经济学教学中的问题。目前，我们在国际经济学教学的开放教学方式革新通过多年的实践教学和反馈，试图对开放式教学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①“案例-分析-课件-讲解-总结”教学。该环节所有的程序都由学生完成。老师先确定一个案例讨论的题目或方向，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去寻找案例，进行分析，制作课件，担当讲解。教师只负责把一个班级划分为若干组，每组3～6人，由学生自由组队，规定每组的讲解时间在5～10分钟左右。案例一般要求紧扣国际经济学实际，基本按照“看历史，想未来”的思路进行分析，对案例要求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尽可能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鼓励大胆想象未来的趋势，提出自己的建议，得出有逻辑性的结论。做好课件，每次上课由一组进行讲解，老师进行总结。这一模式有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查阅资料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②开辟“知识—理论—实际”课堂。在传统的“情境导入—教师讲授—自主学习—讨论—练习巩固—考核评价”基础上，开辟“知识—理论—实际”课堂，以问题、案例、视频等多情景导入，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知识点的讲解，梳理出其理论基础，找寻出对实际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从而形成知识、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完美结合，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理论运用能力。
2.层次化教学。层次化教学是指根据不同授课对象实施分层教学。由于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由各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很强逻辑关系的学科，且教材中包含了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数学推导和图表说明，这使得一些基础稍差和要求不高的学生对国际经济感到难学或畏学。因而，我们在实践中针对不同需求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式。①了解学生差异，确定不同的学习主体，在教学中，应该考虑到学生存在的巨大差异。首先学生来源有差异，大多数高校都是多层次本科招生并存，这其中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其次，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也有差异。最后，学生对国际经济学的学习目的有差异：有的是扩展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有的是对国际经济理论有兴趣，希望能够继续深造；有的纯粹是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基于此，在教学中应该根据学生层次的差异性进行层次化教学。②按照学生需求的多元性进行分层教学、分层考核，根据学生需求的差异，对学生进行分层，我们在实践中，大体把学生分为专业学术型、专业应用型、专业基础型三大类，并分别制定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按照大纲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教学，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分层教学的难点是如何考核。首先，我们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大体而言，将作业分为三类：A类为提高深化型作业，这类作业一般对理论分析要求比较高、其对象是有较好基础的专业学术型学生。通过这些作业，能够使得该类学生在练习、思考和探索中发展提高。B类理论应用型作业，该类作业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其对象为普通学生。通过该类作业，能够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C类为提高加强型作业，其对象为部分基础较差学生。通过该类作业，能够使得学生掌握基本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不指定哪类学生做哪类作业，而是给学生自由选择权。从而形成学生在教学实际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需求的动态变化在三个层次中自由活动，但总体原则是鼓励学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教师根据学生学习的动态结果，及时鼓励和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学习，并最终满足各自的学习需求，使得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在学习中有收获。考核方面，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考试方法只侧重于考核学生识记效果，以期末和平时加权得出最终成绩。这会导致学生平时不努力，考前强化背诵以求通过考试。最终的结果是学生学了一堆死的知识，考试一结束，死的知识又还给了老师，不能形成活的思维，不能利用所学知识解释、解决问题。在实践中结合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将课堂和网络表现纳入平时成绩中。
3.倡导创新型教学。创新型教学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教师的研究性教学；其二，学生的创新性学习。在遵循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应当建立一种鼓励授课教师将最新的科研成果纳入教学的激励机制，以便实现科研与教学的结合。研究性教学，需要适当给予教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促进教师主导地位，发挥教师潜力。通过研究性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师整体教学能力，更有利于提高本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素养。定期聘请权威国际经济学专家为学生授课或举办讲座等形式也是实现研究性教学的一个好的补充途经。
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创新性学习。国际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其内容本身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前，很多国际经济问题本身就缺乏权威的解释，这为学生的创新性学习提供了一片沃土。当然，这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和提升。我们在实践中，提供了国际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并进行深度挖掘，逐步培养学生对学术和理论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李娜.论《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操作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实践与科研.2011，（6）：8-11.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经济学基础实践性教学，让学生深入领会和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掌握需求、供给与价格理论、弹性原理；理解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领会生产、成本理论；理解厂商均衡理论、生产要素的分配理论；理解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掌握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货币需求、供给与利率的决定理论；理解IS—LM模型；领会财政、货币政策的种类及其手段。促进学生对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框架，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能够正确领会和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和基本规律，能够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分析，具备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
1.总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有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了解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理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解决的问题，熟悉经济学基本概念，了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2）教学内容。稀缺性与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产品，各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如何生产？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需求和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需求与供给的含义及规律；理解市场均衡价格原理，掌握价格分析方法；了解弹性的含义，掌握简单的弹性计算。（2）教学内容。需求：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购买能力且愿意购买该商品的数量。供给：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出售能力且愿意出售该种商品的数量。均衡价格；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3.偏好与效用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消费者的偏好；知道完全替代品、完全互补品、厌恶品、中性商品；了解效用的概念；理解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掌握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掌握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欲望与效用；边际效用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
4.厂商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生产函数的概念；了解单一可变生产要素条件下的产量变化规律；理解生产的合理区域；掌握两种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生产与生产函数；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厂商均衡理论。
5.成本与收益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成本的含义；了解短期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的关系；掌握短期成本的简单计算；了解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区别；理解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2）教学内容。成本的含义；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6.市场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四种市场结构类型及其特点；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理解完全垄断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垄断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2）教学内容。市场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7.要素收入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生产要素需求的特点；了解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决定；了结洛伦斯曲线的含义；掌握基尼系数的计算。（2）教学内容。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8.市场失灵与政府垄断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掌握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标准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掌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原则。（2）教学内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的对策；政府失灵论。
9.总需求与总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总需求函数，宏观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了解需求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总供给曲线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2）教学内容。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函数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与LM曲线的含义；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是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
10.失业与通货膨胀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通货膨胀的含义和类型；了解失业的含义和类型；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了解菲利普斯曲线。（2）教学内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含义和类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
11.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经济增长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成因。（2）教学内容。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周期的含义和成因；增长核算方程；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12.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财政政策目标；了解财政政策的运用；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了解货币政策的运用；资本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2）教学内容。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自动稳定与斟酌使用，财政思想的演变，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财政政策方向，赤字与公债，西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模式。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货币政策其作用的其他途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债券价格与市场利息的关系。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证券的交易与价格，证券投资收益及风险。金融衍生品市场：期货交易，垫头交易，期权交易，双向期权。
13.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有关倾销的基本知识；政府调节国际经济往来的措施。（2）教学内容。国际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不足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货币体系的演进。倾销的含义，倾销的特征，反倾销的措施，倾销的确定。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外汇市场干预，关税。
参考文献：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作者简介：霍爱英（1975-），女，山东德州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7-0078-03
《国际经济学》课程是主要研究国际商品流动、国际要素流动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收支、汇率决定理论、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效果，涉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宏观经济学等的综合叉学科。课程担负着由理论到实践、由基础到专业的桥梁作用。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课程,随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了这一行列。在《国际经济学》课程的设置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或英国等接轨的步伐不断加快。
我们开设《国际经济学》、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实务》3门课程，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传统课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学》3门课程重复雷同，导致师生共同“炒冷饭”的尴尬局面。因此，《国际经济学》课程应该定位于专业基础课程。
一、《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的定位
《国际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中可以定位于双语教学。
1、《国际经济学》课程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第一，推动“双语教学”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适应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教高字[2001] 4号)中就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贸易、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2003年国家教育部又在提出加强大学本科教学的12项措施中明确要求各高校在3年内开设5%－10%的双语课程,并引进原版教材，提高师资水平。2005年1月,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文件中再一次明确提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的要求。
第二，推动“双语教学”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推动专业建设完善的要求
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一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水平，至今仍旧和国外高校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校存在较大差距。而普通高等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教学可以将双语教学作为切入点，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将《国际经济学》课程引入到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设置中，充分利用和借鉴国外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积极整合自身的教育资源。
2、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第一，符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模式呈现的主要特点为:将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基础――英语的学习放在了尤为突出的位置,要求学生能够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并且在毕业时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和至少一项国际商务英语考试。从毕业生择业意向和工作表现来看,具备良好英语水平和技能的学生就业率明显较高。双语教学能最大程度满足上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定位,使学生能够真正做到学英语、用英语。
第二，师资力量和学生英语水平基本适应双语教学的需要。当前，许多高校在聘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新教师时，普遍要求应聘教师具有良好的英语表达水平和能力，能够进行双语教学，同时，许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加入高校教师队伍增加了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储备。此外，许多高校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依托合作方学校为双语教学锻炼和培养师资。同时,我国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在最近几年也有了明显提高。选择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大部分较之其他专业的学生英语水平明显较好，同时良好的英语水平本身就成为评定该专业学生是否达到专业培养要求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无论是专业院系还是学生自身均很重视。
第三，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能够适应双语教学的需要。2000年以后，各著名学校如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还有高等教育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单位引进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主要参考报刊和相关网站：《金融时报》、《国际商报》、省略； 省略； htttp://省略等，都适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
此外，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提高，经贸往来的各种活动，也为《国际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案例，为开展适应本土教学的案例教学法提供了素材。
第四，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的普及适应双语教学的需要。多媒体教学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利用现有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资源，由任课教师自行设计制作全英文的教学课件是保证课程教学成功的客观条件。
二、《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
1、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时间安排
根据教学计划，我们将国际经济学的双语教学时间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并在以后的学习中选择合适的专业课程连续安排双语教学。大学英语一般开两年，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相当一部分学生英语已达到了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学生普遍有着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畏难情绪；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2、选用国外优秀的教材
在教材上，目前本课程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国际经济学》双语教材，原书由Robert J. Carbaugh著，原毅军改编，是国内《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最广泛使用的教材。该教材体系清晰，在讲述国际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注重案例讨论及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此外，该教材内容同比国内教材而言较为简单，便于学生接受。
3、充分发挥课件在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充分利用现有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制作了教学课件。课件由任课教师自行设计制作，全部采用英语。这既有利于给学生制造全英语环境；也可避免因教师对个别单词发音不准带来的不利影响。
4、主要采用保持式与参与法两种教学方法
鉴于师资水平的瓶颈制约，我们基本采用了保持式双语教学方法，这种方法的特征在于平衡使用两种教学语言，采用全英文教材、板书与多媒体课件，主要运用母语讲授，较适宜具有大学英语四级至六级水平左右的学生。此外，《国际经济学》双语课程教学效果的优劣还取决于学生的参与性，即要求学生在课前一定要提前围绕教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预习，并在课堂上组织讨论，让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经济学等相关知识共同寻找出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所谓的参与法。
5、全英文闭卷考试
期末采用闭卷全英文考试,考试成绩占70%。考试的题型主要有专业术语定义、经济理论简要分析、国际经济学曲线的画图及分析。全英文考试基本反映了学生用英文对国际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掌握,反映出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效果。
三、《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的反思
《国际经济学》课程与国际接轨十分紧密,非常适合双语教学。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思索。
1、师资是《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成败的第一因素
作为高校从事教学多年的一线教师，切身体会到作为教学的主体――教师业务水平的高低几乎成为影响教学效果的第一因素。双语教学作为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双语教学要求教师不仅应具备系统的、扎实的、广博的、精深的专业知识,还应具备充分的语言水准,要求教师能用外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国内高校的一般做法是有较好外语基础的专业教师或者外语专业教师从事双语教学。由此导致的矛盾是,专业教师专业知识雄厚,理论体系完善,但外语基础较薄弱,听说能力明显不足,满足不了双语教学对语言水平的要求,甚至会对学生的外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而外语教师外语表达能力很强,但缺乏系统的专业知识支撑,由此可能导致学生专业知识把握不好,这种结果也背离了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
《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实践的结果，学生掌握了《国际经济学》课程基本内容。但是，只可谓师生“阅读”了一本英文原版教材，学生的读、写能力有所提高，思维模式有所训练，但学生的听、说能力提高不明显。
2、学生的积极参与是《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成败的第二因素
强求教师吸引每一名学生的视听，保证每一名学生能够听懂、学会，那么，就必须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只有“参与法”落到实处才能够使《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出成绩，否则，教师唱“独角戏”的尴尬，必将最终导致双语教学流于一种追时髦的形式。
3、多媒体网络教学设备的配置是《国际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成败的第三因素
多媒体教学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际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课程的设置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或英国等接轨的步伐不断加快。教材的选用除可选国内引进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还有国内学者编著的“国际经济学”基本上是模仿目前国外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材。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学”在研究国际贸易发生原因时,还重视研究金融关系,研究地区经济、经济全球化问题等,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区域经济、经济全球化等问题综合起来研究,更加接近实际,视野更加开阔。这必然导致《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需要依赖网络连接国内外相关信息，《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是不可能“闭门造车”的。
4、完善双语教学的保护制度是双语教学成败的第四因素
双语教学是教育现代化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没有对能否用外语进行课堂教学进行明确规定，因此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快制定双语教学法或者条例，让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有法可依。双语教学目前的实践或许并不太成熟，双语教学作为新生事物是需要扶植的。在这块试验田中如果初期没有相应制度保护，必然导致教师没有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徐松.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6,(06).
［2］ 姜新海.关于我国高校“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反思［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06).
［3］ 张英.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与思考［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7,(04).
［4］ 曾伟、郑汉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语教学研究与思考 ――以《国际经济学》双语教学为例［J］.双语学习,2007,(07).
The Posi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our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Subject
Huo Aiying
我刚回国接受的第一个给香港某大学在大陆开设的MBA课程,就是用它的教材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今天回想起十年前围绕他教材的内容和学生一起展开的一场场讨论,以及在他的教材内容的启发下拓展的一个个中国经济的案例分析,至今还历历在目。虽然大师今天已仙逝,但是,他对经济学深邃的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永远会感染和他一样充满着对经济学的热爱的一批批年轻的学子。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样后来获得诺奖的金融工学旗手罗伯特C.莫顿就是因为看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和相关的论文,才决定改变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奠定数学研究方向,跟着麻省理工大学的导师萨缪尔森去一起去开创具有无限想象空间和潜力无穷的期权定价理论。
萨翁不仅通过他世界级的经济学教材在感染一代代具有经济学天才并愿意为经济学付诸终生努力的年轻学子,而且还以他伯乐识千里马的眼光带出了一个个成果享誉学界的精英。当莫顿向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顶级名校的提交的研究生入学申请,都因为他的学术背景而遭到拒绝后,正是萨翁以他自己扎实的数学基础认可了莫顿从事期权定价理论的研究能力,把他招进了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班,并接受他这样一个没有经济学科班背景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助手。而且,在日后手把手地带他的过程中,让莫顿很快地在期权定价领域有了卓越的见识和成果,用萨翁自己的话说“他后来成为了我的老师”。每每想起这段话都让我对萨翁宽大的胸怀和教学相长的育人理念而感动不已。
萨翁爱才和学术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他经济学泰斗级的世界地位。他曾担任美国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经济学会的会长。1947年获得经济学学术定位最高的克拉克奖,1970年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因为他1947年出版的专著《经济学分析的基础》让世人知道数学解析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所以,1969年创立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就是想以此对他把经济学带向科学的卓越贡献给予最高的评价。
萨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其宽广,有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福利经济学、资本理论、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理论、人口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也有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偏重数理方法的贡献,正因为他研究的覆盖面如此广泛,才能写出世代相传的经典的经济学教材。
体现在新古典的价格理论领域,是他首先建立了消费者理论中的偏好特征,把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严谨的理论构建,从而使需求理论变得十分清晰和简练,为以后这个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另外,线性规划的动态体系的分析工具成功地在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从而使马歇尔短期和长期的比较静态分析形成了一套更为严谨的体系。还有他的最终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不受消费需求影响的观点为一个当时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分析方法――产业联关分析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的商品价格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论证打开了国际贸易要素价格均等假说的研究方向。他的金融资产选择理论为资产价格随机特征的分析指明了方向。
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乘数理论和加速度理论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