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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1]，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的规定有违法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如果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经批准可以在合作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要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方法可以有三种：（1）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2）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执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其他方式是指允许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而使该企业资产减少的，外国合作者必须提供由中国境内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出具的相应金额的担保函，保证合作企业的偿债能力。上述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如果中外合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能要求合营方承担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责任。有限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中方合作者也要因此和外国合作者一样承担债务责任，不尽合理；（2）以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违反《企业财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形式，它首先转移到产品成本或经营成本中，然后通过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而获得补偿，以保证企业的资本维持，提走固定资产折旧会违反资本维持原则；（3）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用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出具保函不可行，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具保函需要有反担保，如果由中外合作企业出具反担保，上述担保就没有意义，而且出具保函时，保函的受益人还没有产生；（4）境外合作方提前收回投资以中方合作方取得合作企业清算时的剩余资产为前提貌似公平，实则对中方合作者不利。虽然合作合同约定剩余资产归中方合作者，但如果届时合作企业清算债务后没有剩余资产，这个约定就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即使清算时合作企业有剩余资产，但这些资产通常都是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使用多年后的残值很低，甚至是应当淘汰的机器设备，同样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
二、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协调的路径
统一的法律体系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体系是慎密的逻辑体系，法律冲突只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法域之间，在同一法域内产生法律冲突，就意味着法律调整的必要。上述冲突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冲突，实际上是我国企业法律体系的冲突。我国已经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是半壁江山，在根本上解决这类冲突已经成为必要。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并和主体存在相关性的有意识演化过程。[2]
首先是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将外商投资法律统一于由公司法律制度、合伙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构成的企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构成的趋向已经明朗：企业将分为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三种法律形态，并分别由《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法》分别调整。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法律分类的一般标准。由于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企业分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涵盖性，它被许多学者视为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定企业形态，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3]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共同价值。[4]尽管在我国企业法领域还存在不合理的二元立法体系，即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体系，还存在以往按照所有制标准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体系，我们还面临着将以往的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的企业立法体系融入现代企业立法体系的繁重任务，但是，这种融入只是时间问题。所有制只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应该是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应当是企业产权组合的方式。就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协调而言，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次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责任、资本制度、组织结构、分配制度必须适用《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的补充，是外资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是准入领域、批准程序、股权比例、保护措施、优惠待遇等。另外，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分割为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也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先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则许多是相同的，分别立法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人为的切割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
其次是企业法律形态的统一，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融入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这三种企业法律形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是说明企业的资本来源，不能用来表述企业的法律形态。但我国长期来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视为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在工商登记中也是独立的企业类型。笔者认为，现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公司法》管辖。中外合作企业则应当区别对待：股权型合营和契约型合营的标准在于合营企业有无注册资本，合作经营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公司；没有注册资本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合伙企业。我国原《合伙法》只承认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不承认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根据修改后的《合伙法》第2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以，将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中外合作企业纳入合伙法的管辖，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我国的《合伙法》只能管辖境内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不能管辖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合伙，还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的外商独资企业，就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并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但又规定不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主体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国籍的限制。而现在却存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情况：我国的自然人单独成立的企业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业主须承担连带责任；境外和外国的自然人在我国的单独成立的企业可以是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上将其纳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数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就是合伙企业。
根据2006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企业类型，这是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表明我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实现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但是，该《规定》又规定，公司登记机构在“有限责任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合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外国自然人独资”、“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台港澳合资”、“台港澳法人独资”、“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等字样，在“股份有限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未上市”、“中外合资，上市”、“外商合资，未上市”、“外商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台港澳合资，未上市”、“台港澳合资，上市”等字样。另外还可以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A股并购”、“A股并购25%或以上”等字样。这一规定的不足是其仍然排除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可能性，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和统一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构成的企业法律体系和立法宗旨相悖的。据路透社报道，我国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允许外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⑤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是完全可能的。自1994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如《票据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担保法》、《保险法》、《合同法》、《仲裁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等。
三、统一企业法制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则
企业法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中外合资企业的某些特殊规定。
首先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份的可转让性是公司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以公司的资本为信用基础，股东的人身关系比较松散，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股份的转让通常会有一些限制，通常表现为需要拥有半数股份以上股东的同意和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当股东向原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原股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受让股份，要么同意这样的转让。所以，即便在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份依然具有可转让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则有严格限制，除了其他合营方的优先购买权外，合营一方转让股份，必须取得其他合营方的同意。笔者认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的一般规定，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更加明显的人合性，其关于股权转让的特别限制是合理的。人合公司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凡公司之经济活动，着重在股东个人条件者，为人合公司。此种公司，其信用基础在人——股东，公司是否能获得债权人之信用，不在公司财产之多少，需视股东个人信用如何而定。人合公司有以下特点：（1）合伙性明显，无限公司本质上很像合伙；（2）股东地位转移困难，因为人合公司注重股东的个人条件；（3）企业经营和企业所有合一，在人合公司中，企业的所有人就是企业经营人，即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6]笔者同时认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上的特别限制并没有否定股权的可转让性，因为合营各方之间的相互转让还是自由的，合营一方经其他合营方同意向第三人转让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其次是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机关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现代公司的法人机关是依法行使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的总称。它们分别是行使决策权的股东会、行使经营权的董事会和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7]法人具有自身的组织体，这个组织的意志是不同于团体中个人的意志，而且法人意旨是由法人机关来实现的。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董事会，没有股东会和监事会。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其合理性。这种治理结构并没有妨碍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会成为决策机构，而经营权主要由其聘任的总经理行使。董事会实际上也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权表现为对经理的监督和在董事会中合营各方的权利制衡。确实，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中，合营各方是通过其委派的董事表达其意志的；和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决策权有所不同，董事会的决策取决于董事人数比例，而不是股份比例，董事人数只能大至反映股权比例，不能精确反映股权比例。笔者认为，这两种决策程序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其仍然体现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简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而且，我国《公司法》也为建立灵活的法人治理结构预留了足够灵活的空间。如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用执行董事取代董事会，可以用监事取代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中可以不设股东会，其职能由董事会行使，其监督机构也不是内设的，而是外派机构。
最后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存续期限的特殊性。永久存续是公司的又一基本特征。相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公司强调的是资本的联合，因此，股东转让股份、死亡或破产都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公司可以存续到股东决定解散公司。[8]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则通常有经营期限。我国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经营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1990年《合资法》修改时已经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作不同的规定。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所以，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关于合营期限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根据1990年《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服务性行业、土地开发或经营房地产行业、资源勘探开发行业、国家限制投资行业等，必须规定经营期限，其他行业可以不约定经营期限。现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办理，改变了原来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现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通常是为了特定的项目和特定的目的成立的，其有一定的经营期限是合理的。
注释:
[1]参见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顾自安：《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见《法学时评网》2005年12月15日。
[3]漆多俊：《市场经济企业立法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贺航洲：《论法律移植与经济法制建设》，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5]李佩瑜编译：《中国拟出台新规允许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合伙企业》，参见路透社中文网2009年9月3日。
2011年是国家“六五”普法工作第一年，如何切实提升普法工作实效，是广大企业法律工作者要面临的课题。笔者认为，法制宣传工作与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其自身规律可循，企业法制宣传工作也具有差异性、渐进性、实效性的规律特点。只有正确认识、把握和遵循这些规律，并依此开展各项法制宣传工作，才能实现企业法制宣传工作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工作效果才能“事半功倍”。
1法律宣传工作具有差异性的特点
由于企业法制宣传工作的受众不同，其受教育程度、职责岗位、对企业事务的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和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法制宣传工作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依据该规律，法制宣传工作的重点是要了解企业各个受众对法制宣传工作的需求有哪些？应改变法制宣传工作“一锅煮”的现象，因人、因职施教，以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性。例如：将法制宣传工作内容列入企业领导中心组学习内容，重点讲解企业当前外部竞争和业务拓展、企业法人治理、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企业劳动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内容，为企业领导的决策提供法律支撑服务；针对企业中层领导干部尤其是相关业务部门，重点是宣传《合同法》、《反不当竞争法》等相关内容；针对职能部门重点宣传《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等相关内容；针对企业一般员工重点宣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内容；针对新入职员工主要结合企业情况等内容开展各项法律的宣传。只有依据法制宣传针对受众体现差异性，“想企业受众之所想”，才能牢牢把握企业法制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实现普法面最大化、最佳化的效果。
2法律宣传工作具有渐进性的特点
普法工作是一项改变人思维及办事方式的系统工程，目的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其本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思想变革。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具体工作中，要克服急躁的工作作风，坚持普法工作和法律实践工作相结合，以渐进的方式取得成效。具体而言，就是要从三个方面将普法工作与法律实践工作相结合开展工作：
一是普法和法律服务工作相结合，围绕法律实践服务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开展法律实践服务中找准企业普法工作方向，才能使普法和法律工作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如：某企业花费2年多时间在某本地网开展一项基于固网变革的技术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技术成果。2005年，该企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企业随后提出了专利复审请求，2011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维持驳回决定，该技术就此丧失了获得专利权的资格。其申请失败的原因在于企业没有在研发合同中约定保密条款，员工保密意识不强，合作研发单位中的一名技术人员将相关研发成果的整套技术资料泄露给了不相关的第三方，直接导致该技术发明专利申报的失败。通过对该失败案例的宣传和讨论，对企业相关领导、职能部门人员和员工触动极大，这位失败的“老师”给企业全体员工上了一堂很好的知识产权普法课，大家印象深刻。
二是普法和处理企业法律纠纷等法律实践活动和工作相结合。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可能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法律纠纷，通过开展各项企业法律纠纷的处理工作，使原本“干巴巴”的法律条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正面或反面教材。例如：专利人范某告某企业的“小秘书”侵犯了其发明专利，企业收到法院传票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相关专利无效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宣告专利权无效，企业将无效宣告决定书提交某市中院，原告撤诉。通过处理该法律纠纷，使领导和相关部门深刻领会了相关法规和条文，也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是企业法制宣传工作应紧密贴近企业业务中心工作。在法律宣传工作中，应牢固树立服务企业经营中心工作的思路，为他们做好各项法律咨询和服务工作，如:企业每年都会开展相关的应收账款回款工作，企业法制宣传工作应适时地贴近该项工作，与相关业务部门“打成一片”，积极参与到工作中去，急他们所急，见缝插针地开展相关《国有资产法》、《合同法》、《物权法》知识宣传、普及工作，使相关法律条款真正深入人心。
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法律主体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法律风险不等于违法风险，但所有导致法律风险的行为都具有不规范性。也就是说，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并不是一定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因为该行为的不规范性或不完整性，使得企业遭受损失。
一、法治思维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基本理念
什么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企业在作出决策、解决问题时，如果以法治思维作为理念指导，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涉事项进行综合分析和推理判断，形成对所涉事项合法性判断以及如何达到合乎法律规定的目的和效果，对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具有事前防范、消除隐患的重要作用。
运用法治思维防范企业法律风险至少应注意三大程序：
（一）审批程序
企业的设立、增减资本、产权变动、重大投资、企业并购等事项需要按照规定履行行为立项、审计评估、清产核资、审批备案等手续，不能为企业发展埋下重大法律隐患。
（二）内部决策程序
我国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于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这就需要各机关按规定程序在职责范围内行使职权，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
（三）利益相关者告知程序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含了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客户等等，企业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在有些情况下有告知义务，如果不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甚至诉讼风险。
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既不要侵权也不要被侵权。在创造利润、创造价值的同时，应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以危害社会、侵害他人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利润。
二、企业法律风险源的辨识
企业法律风险可能造成企业经营损失，其根源和状态表现为一定的风险载体和潜在隐患。一般而言，评价法律风险的大小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可以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经受风险的频繁程度及产生的负面后果三个维度来综合判断，并以此对法律风险实施分级排序管理（比如对高度风险采取制度控制、监督检查、应急预案等多重措施），必要时，评审企业控制措施是否可使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笔者建议下列法律风险应充分辨识并重点防控：
（一）公司设立中的法律风险
在公司创立过程中，发起人是否对拟设立的公司进行了充分的法律设计，是否对设立过程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计划，是否完全履行了所设立企业的义务，以及发起人本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拟设立公司能否具有一个合法、规范、良好的设立过程。
（二）合同法律风险
在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的确定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利益有可能遭到损害。
（三）企业并购法律风险
重组并购涉及《公司法》、《合同法 》、《反垄断法 》、《企业国有资产法 》以及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且操作复杂，对社会影响较大，潜在的法律风险较高。
（四）重大经营决策行为的法律风险
企业的重大投资、战略转型、资本运作、重大购销、担保等重大经营决策行为，由于涉及的企业利益重大，法律关系复杂，且很多领域专业性很强，对企业而言潜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五）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知识产权是蕴涵创造力和智慧结晶的成果，其客体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规定。许多国企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关注知识产权的深入保护，从法律风险的解决成本看，避免他人侵权比事后索赔更为经济。
（六）劳动用工风险
在我国，与劳动用工有关的主要是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和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人力资源管理，从招聘、面试、录用、使用、签订劳动合同、员工的待遇问题直至员工离职这一系列流程中，都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国企如有不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劳动纠纷，造成不良影响。
（七）国企税收法律风险
国企的涉税行为因为未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国企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或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表现为国企涉税行为影响纳税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结果就是国企多交了税或少交了税，或者因为涉税行为而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一）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模式选择
1.纵向集中模式。也叫派驻制，在此模式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由企业班子成员、企业法律顾问、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公司总部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领导公司法律事务机构工作。其分、子公司法律机构由总公司总部统一设立，法律机构负责人员由总部委派。分、子公司法律事务机构直接向总公司法律事务机构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
2.横向分散模式。在此模式下，由于具体业务流程和管理方式不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讲求实效。企业的每一业务领域以及分、子公司都分别配有法律顾问，法律顾问直接受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或分、子公司总经理领导，而不是受总法律顾问或总部法律事务机构的直接领导。
3.纵横结合模式或 “网络 ”模式。在此模式下，公司总部和其分、子公司各自设立独立的法律部门，分、子公司法律部门既对分、子公司总裁负责，同时也对公司总部负责。目前，省属监管企业大都采取这种模式。
（二）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点
法律风险成因复杂，应坚持“以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将法律风险防范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全过程。企业管理者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做到 “决策先问法，违法不决策 ”，具体可采取以下重点措施：
1.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体系
建立一套合法、实用、规范的企业规章制度，使人们有所遵循，工作有程序，办事有标准，从人治走向法治，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企业应在对外投资、产权交易、企业改制、融资担保等重大决策上建立一套可行完备的法律论证制度， 强制推行重大决策法律论证程序， 避免重大决策失误。同时，一个企业制度的出台， 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 确保企业规章制度的规范性、实用性。
2.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组织体系
企业建立完善的法律风险组织体系是搞好企业法制工作，保证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组织保障。建立诉讼风险管理组织， 确立诉讼风险预警体系。企业应逐步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领导、总法律顾问牵头、法律部门与业务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风险防范组织模式和工作机制，从而保证企业的研发生产、基础管理、对外投资、合同交易、市场拓展、劳动用工等各项活动都能严格依法运作。
3.把依法治企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依法治企是加强企业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培育企业合规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法治文化建设，能进一步促进企业树立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进一步提高依法经营管理的水平和依法维护权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能力。这方面，我们的企业有成功的案例。
4.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工作流程。企业可根据法律风险防范的基本环节，建立快捷、有效的工作流程。定期评估法律风险，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方案，实行动态管理：第一，广泛收集相关法律风险信息；第二，清理排查法律风险点；第三，对法律风险定期进行评估；第四，分类处理法律风险；第五，总结效果。
5.加强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管理工作
（1）建立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预警机制，实行动态监控，定期对企业系统内发生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进行会诊，分析发案原因和趋势，提出有效应对措施。
（2）加快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深入分析案件发生的政策历史背景，加强与司法机关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探索案件解决的有效途径。
（3）落实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责任追究制度，对疏于法律风险防范、发生重大法律纠纷案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必须按照相关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课程培养目标的改革
过去的经济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偏重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开拓分析问题的思路。不太注重学生学以致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大学数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印象就是纯理论，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意识到这门课程在其会计职业生涯中起到的作用。因此要改革，首先就要从改革课程目标入手，突出课程的特色，让学生认识到课程的作用。课改后将原课程名称更换为《经济法应用》，课程目标也从原来单一的知识目标拓展为了若干子目标。包括了专业知识目标、职业能力目标和职业素养目标三个部分。旨在改变传统学科研究的课程培养目标和内容体系，构建以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出发点，瞄准社会职业岗位群的实际需要，以职业能力训练为基础，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既有较强针对性，又有较强适应性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同时营造自主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的兴趣。
二、课程内容的改革
打破原有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以项目驱动教学，将知识重新整合。力求突出课程的实践性。具体而言，选择以下项目实施教学。
（一）经济法知识认知。包括法律基础知识认知、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的大体学习。
（二）企业法。包括非法人企业和法人企业的申办和运作过程中纠纷的解决。
（三）破产法。学习企业破产清算的具体程序和操作。
（四）合同法。包括如何订立一份经济合同，合同纠纷的解决。
（五）劳动合同法。包括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争议的解决。
（六）知识产权法。包括商标权和专利权的申请。
（七）市场运行相关法律本文由收集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学习。
（八）证券法。包括证券发行与认购条件的学习。
不难发现重构的课程内容以讲授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和市场主体行为规则为重点。其原因是会计专业的学生将来主要工作在各企业单位，从事财经类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向学生讲清楚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特点，以及在会计事务所的学生可能接触到破产清算的项目，我们必须让其学会破产清算的程序和基本操作流程。考虑到学生自主创业的需求，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法律的基本内容也应重点介绍。合同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也应作为教学重点。上述法律制度既是各种会计类、经济类职业资格考试中的重点内容，也是工作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法律知识。
三、教学手段的改革
高职高专的教育观念必须从以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以知识传授为主线转变为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在教法上要体现高职高专的特点，摆脱纯粹理论教学的桎梏，以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教学方法改革的重点。具体而言：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以案例教学为实践教学的主要方法。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向学生传授一些法律理论外，重点是要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如何填写独资企业开办申报书、如何起草和签订合同、如何进行破产清算等。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经济法的实用性和与会计工作的关联性。同时，采用模块教学模式依托立体化教材，以传统纸质教材为基础，统合多媒体、多形态、多层次的教学资源，包括教师实训指导书、电子教案、试题库等部分。其不同于传统教材之处，在于它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并发挥其优势，形成媒体间的互动，强调多种媒体的一体化教学设计，解决了课堂外教学的难题，适应了高职高专实践教学多、学生在校外时间长的特点。
[作者简介]王慧（1981- ），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及经济法。（江苏 徐州 21000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1-0140-02
一、引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创业教育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行。我国高校把鼓励创业作为政策取向，学习国外高校的先进做法，采取措施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业人才，设立大学生创业项目基金，开设创业类课程，开办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据统计，211高校中，80.4%的大学有鼓励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65.4%设立了学生创业基金鼓励学生创业，还有很多高校开办了创新创业学院（创业学院）。创业学院通过系统全面的创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创业精神、坚强的创业心理品质的复合型人才。创业教育课程是创业学院的核心，但当前创业学院所开设的创业课程水平和层次参差不齐，有的创业学院设置了“创业学”“创业团队训练”，引进国外的KAB、YBC等项目，有的学院只是将“管理学”“营销策划”等工商管理类课程移植到创业教育课程中，缺乏系统科学的创业教育理念和体系，缺少对创业者风险意识的教育，更缺少对创业者法律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严重制约了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通过对徐州高校大学生创业情况调查显示，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认为创业中会遇到法律难题的占50.35%，“有所了解”和“根本不了解”创办企业的法律程序的占65.84%，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设置系统的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的占78.01%；已创业的大学生中85.89%遇到了开办企业和经营方面的法律困境，由于欠缺法律意识导致创业失败的占41.63%。这表明，实践中创业者欠缺法律知识问题非常突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加强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的创新性改革，使学生能在法律框架内依法创业，使其健康发展。
二、构建系统化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必要性
当前社会的发展不断呈现法律化的趋势，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每个领域，创业也是一个法律行为，从法律上讲，大学生创业是指大学生作为创业主体，利用其现有的控制资源和自身能力，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找创业机会，通过自主创办经营实体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大学生一旦开始创业，即使是设立一家规模很小的企业，也会涉及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高校创业学院应当加强对大学生系统化的创业法律教育，培养大学生创业法律素质能力，切实提高大学生依法创业的意识，降低创业法律风险，促进大学生和谐创业。
（一）强化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理性教育，是大学生树立正确创业价值理念的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公民具有法治的精神，即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支持，养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等方面的纠纷的习惯和意识。大学生作为时代先锋，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应当遵守法律、信仰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创业。创业法律教育的重要环节就是培养创业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理性，在整体授课过程中，应该灌输给学生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即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以培植同学们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为核心，缔造具有良好法律素质的公民。
（二）强化大学生法律知识教育，为大学生建造创业法律风险的“防火墙”
《汤姆森商法教程》开篇即指出：“那些踏入商业世界的人会发现他们要服从数不清的法律和政府规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创业活动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是健康理性的。在大学生创业前，应掌握与创业相关的法律知识，根据法律规定作出正确、合理的法律决定。然而，据调查，当前高校对非法律专业创业学生的法律教育，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部分选修课，在课改后“法律基础”课程压缩为6学时，难以满足创业大学生法律知识的需要。创业学院应当设立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必需的企业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竞争法、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知识，保证创业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通过创业法律知识的强化，大学生创业前就已降低了企业法律风险，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事前救济”。
（三）强化大学生用法能力培养，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创业的实效性
在了解创业法律知识的前提下，要使得大学生学会用法，真正地做到知法、守法、懂法、用法。
1.大学生依法从事创业活动，将企业运营中的各项活动纳入法制轨道，能够有效地规避企业风险。在2011年召开的中国企业权益保护高峰论坛上，法学家李建伟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9年，而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则长达40年，企业面临多种法律风险，民营企业家欠缺法律意识则是企业“短命”不可忽视的内在根源。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创业者规范行为、提升竞争力。一方面做到不违法经营，在法律的框架内从事投资、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经营者的权利，保护自身权益，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法律风险，实现企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2.大学生创业时需要运用法律，依法妥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对徐州三所高校大学生进行《大学生自主创业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问卷调查》中，关于“在创业中遇到法律问题采取何种解决方式”的问题，选择向律师求助的占63.83%，因为“解决纠纷成本过高”而放弃权利的占37.59%。由此可见，创业大学生多数情况下不知道如何自己解决法律问题，而是选择向律师求助，这种“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救济，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法律程序的教育，指导他们如果发生矛盾和纠纷，应具有积极搜集证据的法律意识，并且寻求最稳妥的、解决争议的手段。
三、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创业学院是全面推进高校创业教育的有效载体，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全面创新创业教育的重担，应当构建系统化、操作性强的创业法律教育教学体系，为大学生创业降低法律风险。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属于创业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以应用为特点，因此课程的设置注重实务性教学，使学生在学习法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掌握分析解决创业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应当注意教学形式、教学手段及教学师资队伍的改革，更好地为大学生创业服务。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应由“创业法律理论”和“创业法律实务”两大部分组成。
（一）创业法律理论课程
创业是一个动态过程，根据创业每个阶段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可以将创业法律理论课程划分为：创业准备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创业经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解决纠纷相关法律制度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
1.创业筹备阶段相关法律制度。（1）企业融资法律制度。大学生在创业初会遇到融资和企业形式选择两大问题。在创业融资方面，需要为大学生设置《物权法》《担保法》等关于融资借贷的基本法律规定，同时教授国家为鼓励大学生创业出台的特别法律规定，比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在创业辅导和服务、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支持技术创新等项工作中用于扶持的事项等。（2）创业企业法律形式。我国企业法规定，投资者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愿选择企业形式，根据我国已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大学生创业者可选择的企业形式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根据法律规定，不同的企业形态对于最低注册资本、投资人承担责任的要求不同，如《合伙企业法》没有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3万元，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元。创业者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企业形式，按照法定程序完成企业的注册登记。
2.创业经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大学生在创业经营中会与不同相对人发生社会关系，根据相对人的性质不同可分为两种社会关系，一种是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另一种是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行政管理关系主要由经济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包括《税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此类法律主要调整行政主体在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用于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商事关系主要由商法调整，包括《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等，此类法律主要是调整经营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要求经营者在“平等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公序良俗原则”的指导下从事商品交易，依法经营，使企业在法制轨道上运转。
3.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制度。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创业者在创业之初，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重视社会公共利益。在对大学生创业者进行法律教育过程中，要通过《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介绍，使创业者在未来经营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责任视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推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4.创业纠纷解决法律制度。创业中，解决创业者与相对人、第三人产生的纠纷，涉及程序法律规定。在课程体系中，应当详细介绍《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中规定的具体诉讼程序，培养学生的法律程序意识。
（二）创业法律实务
创业能力是一种实践性很强、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创造性特征的、以智力为核心的特殊能力，是一种自我谋职的能力，是一种把自己或他人的市场创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要想使学生掌握创业实战知识，仅有理论的学习是不够的，创业法律教育应当注重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在实践教学方面，第一，要开设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法学教育中较为有效的教学方法，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要有丰富翔实的案例作支撑，才能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二，要开办法律实务讲座。定期聘请具有较强法律实务能力的企业法律顾问、律师为大学生开设讲座，教授学生如何制定企业的法律文件包括各类合同，如何做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商事务管理，以及如何仲裁诉讼等方面的法律实务。第三，要开办创业项目法律指导。对大学生创业基金项目进行具体的法律指导，解决大学生在创业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提高创业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总之，创业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创业大学生应当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这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基础。创业学院应当发挥载体作用，完善创业法律教育课程，完善教学体系，帮助大学生树立创业法律素养和法律认知，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创业人才素质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步子不断加快，加上整个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如今我国各类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飞快成长，更多的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茶叶企业也是中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也愈加突出，但是茶叶企业的发展历史大部分都较短，在发展过程中，对法律风险的防控也较为淡漠。
1大部分茶叶企业法律意识淡漠的原因
1.1茶叶企业对法律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事实上，多数茶叶对法律的作用认知，存在局限性或者是认识错误。尽管我国已经建国近70年，但是，法律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都停留在执政、统治领域，经济领域的法律并不成熟。且在经济活动中运用的不多，特别是茶叶企业，由于其经营方式、产品种类比较单一，一般都是凭信任来进行业务往来，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很少用到法律。所以，茶叶企业对法律和政策的理解，往往认为是统治者的事情，而非企业维权的工具。所以，大部分茶叶企业并不关心法律的、实施及法条的变化等等，对法律和企业的关系上漠不关心。
1.2相当数量的茶叶企业不懂法律，不会运用法律
然而，当法律问题发生后，或者其权益受到侵犯时，大部分茶叶企业更愿意采取上访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愿意采取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误区，这就造成了茶叶企业很多时候明明有理，明明可以通过法律来追回损失，但是，由于其不愿意通过诉讼来解决，致使其错失维权良机，造成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1.3潜意识里不愿意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权益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屈死不告状”，对于茶叶企业来说，由于其客户源比较固定，彼此间的依赖心理极强，特别是在买方市场当中，由于怕诉诸法律后，影响自身在客户心中的形象，甚至怕得罪下游客户，而更加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在这种心理作用下，茶叶企业更加不愿意诉诸法院，而被迫忍气吞声，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组织，长此以往，茶叶企业无法形成较强的法律意识。
2茶叶企业法律观念淡漠的表现及危害
目前，大部分茶叶企业都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律意识淡漠现象，这是由于其内部组织结构或法人治理结构所造成的，由于茶叶企业的形成往往来自于茶农或者茶商，很少有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士或者有较强法律意识的专业人士，企业的法人或者管理团队的法律意识也就决定了茶叶企业的法律意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而是由众多的外部条件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茶叶企业在遭遇法律纠纷时，由于立法不够完备，或者执法存在偏差等问题的存在，更进一步加剧了茶叶企业法律意识淡漠现象。茶叶企业法律意识淡漠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点：
2.1企业创立阶段就缺乏法律意识
多数茶叶企业受自身经营规模的影响，无法对企业的创立进行完整的法律设计。再则，由于合作初期，大部分发起人都高度信任，再加上自身法律意识不强，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企业的初期设计上就出现了法律盲区，导致企业在创立阶段就存在很多的法律问题。企业创立之后，又因为实际控制人往往有些私心杂念，往往做出侵犯其他发起人权益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再比如有些发起人不能履行发起人义务，使得其他发起人面临着法律风险。
2.2茶叶企业缺乏法律应用经验
茶叶企业在合同签订、条款设置、技术规范、履约保障等方面较多地存在法律观念淡漠现象。商务合同的签署一般是在地位相等的两个当事人或多个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一种契约，是双方或者各方设立、变更、终止法律关系的纸质文书。合同签订后，对于各方来讲就有了很强的法律效力，但是，由于个别茶叶企业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或者由于当事人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时，或者为急于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会模糊法律概念。在合同商谈、条款设置等方面就不可能处于公平、冷静的立场，不可能作到完美无缺，就会被他人所利用，然后就会使得合同变成一种危险的陷阱，这样就会由于一份合同而将整个企业置于非常不利的状态，甚至会成为企业倒闭破产的诱因。所以，在合同条文的约定时，茶叶企业应当具有冷静、清醒的头脑，避免这样的法律风险发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个规模较小的茶叶企业与另一个商家签订了一份价值几百万元的合同之后，这份合同对于这家茶叶企业来讲，具有决定生死的作用，一旦正常履约，那么这家茶叶企业可以从中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润。然而，合同签订之后，在履行的过程中，另一家企业没有切实的履行合同义务，造成这个茶叶企业很大的亏损，被迫到法院，然而，在审理过程中才发现，与这个茶叶企业签约的是一家没有履约能力的公司，其资产总额根本无法与造成的损失相对应，同时，由于合同的条款设置有着较大的漏洞，造成这份合同基本没有履行的可能，因而，这个茶叶企业尽管在情理上占理，但是在法律上却无法得到保护。
2.3茶叶企业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
茶叶企业在合并重组、企业融资、银行信贷甚至在民间供货过程中法律意识淡漠。当前，企业为做大做强，普遍存在着兼并、重组，合作融资等需求，而茶叶企业也在相互重组，同时，为了补充企业的资金，茶叶企业也会大量的采取融资、借贷等手段来获得资金，但是，在企业的重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的公司法、税收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和相关的国家政策，特别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重组并购，则更为复杂，而茶叶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对上述复杂的操作程序往往不很了解，因此，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落入某一方设置的法律陷阱当中，这对于茶叶企业来讲，可能其风险是致命的。同时，由于茶叶企业规模一般来讲较小，资金相对不足的问题可能一直都比较突出，需要不断的来通过各种渠道来进行融资，可有时又往往难以达到资本市场融资的资格，那么，在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的情况下，被迫通过民间借贷、集资等方式来补充资金，甚至要借高利贷，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时，就可能将企业推入绝境，有时候有的茶叶企业为了获得贷款，甚至编造假的文件等，而茶叶企业的经营者可能认为这只是一份文件而已，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触犯了法律，成了金融诈骗罪犯，这仍是法律意识淡漠的危害。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就会把企业推向犯罪。
2.4茶叶企业在人力资源、劳动保护等方面也存在法律风险
《劳动法》实施以来，从法律层面对劳动者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这是我国法制进步的主要象征之一。然而，从整个劳动保护法的层面上来看，突出的是对劳动者的保护，而对用人单位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弱，这也是目前颇有争议的一项内容。作为茶叶企业来讲，劳动者的权益需要保护，而企业的权益也同样不能忽视。目前，很多茶叶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劳动法》对企业造成的潜在风险。由于不懂得法律风险，在操作中不可避免的要有不遵守法律的行为发生，这些都会给茶叶企业带来劳动纠纷，例如随意承诺、滥用权利、薪酬制度不合理等，一是容易受到劳动部门的行政处罚，二是容易被劳动者索赔，三是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特别要引起茶叶企业的高度重视。
3茶叶企业法律困境的解决途径
3.1强化企业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企业上下的法制观念
企业的法律风险，往往取决于经营者本身，同时，公司上下容易步入法律误区的相关人员，都应该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使企业形成一种有效的法律保护土壤之中，避免在决策、商务、融资等相关事项中进入法律盲区，减少企业的经济损失。
3.2建立和完善依法治企的管理体系
以修订相应的规章制度为重要内容。企业的法律事务，较多的是合同的签订、修订、补充、履行等，在合同当中，应当对很多法律问题进行涵盖，同时，茶叶企业也应当针对自身的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等加入整理，纳入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对企业的规章制度加以修订完善，使企业能够合法经营和发展。
3.3完善法律机制建设和实际应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公司的劳动人事制度，避免进入劳动者保护的一些误区之中。在员工招聘、使用当中，要依照法律规定，完善相关的劳动合同、劳动保护等手续，建立相关的保密制度，签订保密合同，由于用工事实的存在，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就会被人利用，造成追偿损失，这对企业来讲是很危险。只有完善手续，才能避免处于被动局面。
3.4建立自身的法律人员队伍，或者充分利用相关的法律资源
目前，很多企业都有了自身的法律人员，而茶叶企业由于规模较小，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大部分并没有设置法律人士，因此，对于有条件的，要建立法律人员队伍，没有条件的，也要想办法聘请相关的法律顾问，从而为企业保驾护航。
4结语
综上，对于茶叶企业，和法律打交道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运营中如果没有法律意识，就会步入法律困境，只有真正的建立法制意识，才能让法律成为企业的保护神，企业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随着其在经济活动中更多的参与法律事务，更多的发生企民关系、合同签订、合同履约、金融往来等业务的同时，其法律风险、困境等已经严重制约了茶叶企业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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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公司，各国立法及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表述。我国公司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只是在各种有关条款中揭示了公司的一些本质特征。据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定义：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从事经济活动并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传统公司法以此为基础，严格规定公司设立时的最低发起人为两人以上，而且规定在公司成立后股东人数减少到法定下限就构成公司解散的原因。然而，在公司法人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公司形式——一人公司。一人公司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公司法制度的一些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且超越了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单个主体的个人人格。本文拟从两者的差异对其展开论述。
一、在历史及世界范围内对一人公司的考察
对一人公司法人的考察应该把它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公司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上来进行“无论是政治上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一人公司，又称独资公司，系指股东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或所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出现，实际上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投资者为追求一种有限责任的利益，将其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结果。在17世纪初，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大大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股份有限公司仅限于大企业的适用，这样就把许多中小企业排斥在有限责任之外，而中小企业承担着更大的风险。19世纪初，有限责任公司的问世解决了许多中小企业的有限责任问题，但是一人投资设立的中小企业仍被排斥在有限责任的范围之外。⑴19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个人资本力量加强，个人出资者为了使自己在出资失败时能把损失范围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迫切需要解决有限责任的问题。此时各种规避法律的行为相继出现，尽管各国公司法都对设立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作了限制，但实际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却不可避免。
其中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1897年英国的“萨洛姆诉萨洛母有限公司”的判例。此例标志着一人公司在法律上的确立：
萨洛姆公司有七位股东,分别为萨洛姆及妻子和五个儿子。公司董事由萨洛姆及其两个儿子担任。公司成立后,萨洛姆把他拥有的一家鞋店作价38782英镑卖给该公司。公司付给萨洛姆现金8782英镑,另10000英镑作为公司欠萨洛姆的欠款,由公司发行给萨洛姆10000英镑有担保的公司债,其余则作为萨洛姆认购公司的股份的价款。公司实际上发行了20007股,萨洛姆自己持有20001股,另六股由其家属各持一股以符合英国公司法必须七位发起人的规定。公司成立一年后被迫解散,经清算,公司债务超过公司资产7773英镑,这样若萨洛姆的10000英镑债权获得清偿,则其他没有担保的公司债权人将无法获得任何清偿。无担保的债权人声称,萨洛姆与该公司实质上为一个人。因此,公司不可能欠萨洛姆1万英镑债券,公司的财产应用于清偿欠萨洛姆以外的债权人的债券。初级法院认为,该公司只是萨洛姆的人,故萨洛姆应赔偿损失。但这一判决被上议院驳回。上议院认为,该公司一经注册,就成了一个与萨洛姆没有关系的独立的人。作为这样的债权人,他有权比无担保的债权人优先得到偿付。萨洛姆终于取得了公司仅能付出的6千英镑,其他债权人则分文未得。⑵
这个案例在客观上以判例的形式确认了一人公司在英国的合法性，只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去设立公司，该公司即取得法人人格，不管公司的控股权在实质上是一个还是少数股东占有，因此实质上意义的一人公司已不可避免。判例说明投资者可以采用挂名股东的方式规避法律，尽管此类公司有着多种机构，实质上，公司的挂名股东和这些机构纯属虚名而已，公司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完全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控制。自萨案开始，一人公司法人由事实上的存在走上立法的道路。上述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承认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典型案例。最早以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应是1925年的列士敦支堡制定的《自然人和公司法》。⑶
从西方各国的立法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一般都经历了从各国公司法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到逐步承认存续中的一人公司（有些国家规定成立后的公司一旦其所有资本集中到一人手中时，就构成公司解散的理由）一直到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不同的只是各国的具体规定有所区别而已。从世界范围内看，完全禁止一人公司的国家为数并不多，而完全肯定或附条件的承认者居多数，有的国家如列士敦支堡、德国、日本、加拿大不仅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些国家比如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只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有限公司；有的国家比如奥地利、瑞士等禁止设立原生型一人公司，但是并不否认继发型一人公司。⑷
二、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人制度的冲击
按传统公司法人理论，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一类民事权利主体，指按照法定程序设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法人的本质有两点，一是社团性，二是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就是：法人者，团体也，独立人格也。⑸按传统公司法理论，公司的独立人格是以股东与公司在财产、运营上的分离为前提的，而且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是以法人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当这种分离原则被贯彻执行，就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形成一层面纱使得债权人不能越过法人直接相股东追究任何责任，股东就可理所当然的享受有限责任而免受公司债权人的直接追索，但是一人公司的股东集中于一人身上时，即公司的股东只有一名时，许多确保贯彻分离原则的许多规定，诸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董事忠实义务责任，信息公开制度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股东与公司很难真正的分离，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难以保障，此时，一人公司的独立责任很可能会失去基础，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人公司的规制问题。
事实上法人独立责任的形成完全源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驱动，公司独立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核心内容。承认一人股东在一人公司中的有限责任正是一人公司受广大投资者欢迎的原因，让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一人公司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一人公司最大的两个特点是股东单一和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其含义有2种，一是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一个股东，另一个是实质意义上的掌握公司最多股本和最大控制力的公司。所谓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相对于承认一人公司的国家而言，只有国家承认一人公司时才会有形式意义上的公司，即股东人数只有一人，全部股份或出资额
均由其控制。公司在设立时，公司章程记载或公司登记股东就为一人。例外情况是公司设立时股东虽然不止一人，但在公司存续期间，公司的全部资本或股份转到一个股东手中。这两种情况常被学者称为原生型一人公司和继发型一人公司。⑹上述只是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实质意义上，一人公司有着另一表现形式，即：公司的股东为多数人，但实质上公司的股份为一人所控制（真正股东），其余的股东只是为了使公司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或为配合真正股东的目的而充任挂名股东。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实质意义上的公司均持肯定态度。英国的萨洛姆判例便是有力的证明。如果国家承认形式意义上的公司和一人公司的存续，那么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无任何意义。因此，法学界对一人公司的讨论多是针对形式意义上的公司的讨论。
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法强调公司的社团性，社团性也就成了一人公司法人格争论之焦点，所以现代公司制度自成立之初便有着鲜明的社团性的特点。随着公司法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现实中的公司形态呈现着多样性。各国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从否定到肯定的历史发展趋势不仅使公司的社团性受到公然挑战，也使传统公司法理论的法人性受到极大的冲击。
在传统公司社团性理论的支持下，多个股东投资主体的存在使公司的产权多元化。随着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为调整公司内部多元化的产权之间的利益关系，传统公司在其内部治理结构上采取并基本上形成了“股东会——董事——监事会”三会并力的形态。而一人公司内部股东和董事常常两位一体，治理结构较为简单和灵活，与建立在产权多元化基础上的传统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吻合。一人公司的产权单一，股东大会已失去存在的基础，股东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就可以直接相外界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人股东兼任公司董事，掌握公司经营管理权，势必会对公司的独立法人性及股东有限责任产生挑战。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有限责任建立在分离原则的基础之上，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以把出资交于公司，脱离其控制和支配为前提的。但在一人公司里，股东极易成为公司资产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人。一人公司最具有诱惑力的是其有限责任原则，想要其承认有限责任，则需首先承认其独立法人性，使公司法人与股东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在学术界有着股份社团说、潜在社团说、特别财产论等支持一人公司学说，⑺笔者认为特别财产论说最具有说服力，它认为法人资格是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单纯化、明确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种法技术。此种学说认为公司是从一般财产（股东个人财产）分离出来的特定营业财产所构成，不受其成员人数多少左右，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这就将法人资格的重点从“人的构成”转移到了“物的构成”。一人公司虽不具有固有的法人格，但应对结合在一人公司股东身上的公司财产作为特别财产给予法律上的认可，承认一人公司是一个能承担责任在法律上独立的单位，即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特别财产论说逐渐成为当前对一人公司法人格最有支持力的学说。
三、我国立法现状及对一人公司立法的几点启示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顺应公司制度的发展要求，不同程度的对公司法作出修改或承认原生型一人公司或继受型一人公司。但我国的公司立法规定，除国有独资企业以外的公司必须有2个或2个以上的股东组成，禁止设立一人公司；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一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禁止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我国的公司法律对一人公司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法》等法律规范中。《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出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法第18条的规定表明法律允许一人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禁止由一人设立，但《公司法》规定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其全部投资或部分投资，并且没有将“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作为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因此，公司的其他股东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另一个股东而形成一人公司的情况完全可能出现。⑻这意味着法律允许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外资企业法》以及其《实施细则》中规定外国投资者包括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独资公司。其组织形式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法》规定投资各方可以向其中的一方转让自己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或财产份额，这样受让了其他各方投资的投资者就成了公司的唯一股东，该企业成了一人公司。
上述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状况是很不利于我国公司制度的完善的，也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有的立法对外商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投资者与境内非国有投资者区别对待，是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精神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在当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我国面临一个公平的WTO规则，这更需要我国对公司法加以完善，建立一个合理、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我国现有对一人公司的有关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广泛存在，在实践中有关实质股东与挂名股东之间的饿纠纷也是常常出现。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顺应世界各国公司立法的潮流，在允许一人公司的前提下，严格规范其设立条件，趋利弊害，促进公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人公司是在传统的公司法人制度基础上的发展，用传统的公司法框架体系是难以对其进行规范的，若仅仅以一人公司法人是公司制度的例外来解释一人公司现象说明了理论范式的虚弱。一人公司法人对传统公司法人理论以“社团性”为核心的范式体系的挑战，不可避免的预示着公司制度的变革。⑼对于我国而言，最好的选择应是大胆借鉴西方国家关于一人公司法人的理论，对一人公司法人作出专门的法律规制，在承认一人公司的基础上，笔者拟提出如下建议：
1、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律只允许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的存在，笔者认为，公司法律应允许企业法人和自然人设立一人公司，若不允许企业法人设立全资子公司会导致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只允许国有企业设立一人公司不符合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使企业不能享有平等的投资权，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也不断的投资国有独资公司，使国有资产比其他资产有更多的优势权利，不利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使一些国内公司先到境外投资设立公司，再以具备外国国籍的公司之名义回国投资，其目的是为了享受优惠。这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对于自然人也应给予公平待遇，如果禁止设立一人公司，一些人出于利益的驱使，，会以多个挂名股东的方式设立实质上的一人公司，不用完善的法律规范来调整，无论多少个股东投资设立公司都有可能会损害债权人和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由于一人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对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如果一人公司再行设立一人公司，则原公司的股东很可能会越过子公司对其所设立的公司实施控制，因此法律应禁止一人公司设立另一个一人公司。另外，投资主体在设立一人公司时，不得设立多个一人公司。因为投资者有可能在公司间实施关联交易、回避合同义务或转移财产侵占财产，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⑽
2、应导入最低资本金制度，严格资本充实和维持制度。⑾公司的对外责任能力直接取决于公司资本的多少。对于一人公司来说，最低资金的多少对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显得格外重要。我认为法律可作如下规定：设立一人公司必须在登记时投入能保障公司一般债权人利的一定数量的资金，否则不予以登记成立。根据需要单一股东最好应提供一定的担保，否则登记
对一人公司法人的考察应该把它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公司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上来进行“无论是政治上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一人公司，又称独资公司，系指股东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或所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出现，实际上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投资者为追求一种有限责任的利益，将其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结果。在17世纪初，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大大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股份有限公司仅限于大企业的适用，这样就把许多中小企业排斥在有限责任之外，而中小企业承担着更大的风险。19世纪初，有限责任公司的问世解决了许多中小企业的有限责任问题，但是一人投资设立的中小企业仍被排斥在有限责任的范围之外。⑴19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个人资本力量加强，个人出资者为了使自己在出资失败时能把损失范围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迫切需要解决有限责任的问题。此时各种规避法律的行为相继出现，尽管各国公司法都对设立公司的最低股东人数作了限制，但实际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却不可避免。
其中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1897年英国的“萨洛姆诉萨洛母有限公司”的判例。此例标志着一人公司在法律上的确立：
萨洛姆公司有七位股东，分别为萨洛姆及妻子和五个儿子。公司董事由萨洛姆及其两个儿子担任。公司成立后，萨洛姆把他拥有的一家鞋店作价38782英镑卖给该公司。公司付给萨洛姆现金8782英镑，另10000英镑作为公司欠萨洛姆的欠款，由公司发行给萨洛姆10000英镑有担保的公司债，其余则作为萨洛姆认购公司的股份的价款。公司实际上发行了20007股，萨洛姆自己持有20001股，另六股由其家属各持一股以符合英国公司法必须七位发起人的规定。公司成立一年后被迫解散，经清算，公司债务超过公司资产7773英镑，这样若萨洛姆的10000英镑债权获得清偿，则其他没有担保的公司债权人将无法获得任何清偿。无担保的债权人声称，萨洛姆与该公司实质上为一个人。因此，公司不可能欠萨洛姆1万英镑债券，公司的财产应用于清偿欠萨洛姆以外的债权人的债券。初级法院认为，该公司只是萨洛姆的人，故萨洛姆应赔偿损失。但这一判决被上议院驳回。上议院认为，该公司一经注册，就成了一个与萨洛姆没有关系的独立的人。作为这样的债权人，他有权比无担保的债权人优先得到偿付。萨洛姆终于取得了公司仅能付出的6千英镑，其他债权人则分文未得。⑵这个案例在客观上以判例的形式确认了一人公司在英国的合法性，只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去设立公司，该公司即取得法人人格，不管公司的控股权在实质上是一个还是少数股东占有，因此实质上意义的一人公司已不可避免。判例说明投资者可以采用挂名股东的方式规避法律，尽管此类公司有着多种机构，实质上，公司的挂名股东和这些机构纯属虚名而已，公司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完全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控制。自萨案开始，一人公司法人由事实上的存在走上立法的道路。上述案例一直被认为是承认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典型案例。最早以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应是1925年的列士敦支堡制定的《自然人和公司法》。⑶从西方各国的立法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一般都经历了从各国公司法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到逐步承认存续中的一人公司（有些国家规定成立后的公司一旦其所有资本集中到一人手中时，就构成公司解散的理由）一直到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不同的只是各国的具体规定有所区别而已。从世界范围内看，完全禁止一人公司的国家为数并不多，而完全肯定或附条件的承认者居多数，有的国家如列士敦支堡、德国、日本、加拿大不仅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些国家比如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只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有限公司；有的国家比如奥地利、瑞士等禁止设立原生型一人公司，但是并不否认继发型一人公司。⑷
二、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人制度的冲击
按传统公司法人理论，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一类民事权利主体，指按照法定程序设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法人的本质有两点，一是社团性，二是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就是：法人者，团体也，独立人格也。⑸按传统公司法理论，公司的独立人格是以股东与公司在财产、运营上的分离为前提的，而且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是以法人独立人格为前提的当这种分离原则被贯彻执行，就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形成一层面纱使得债权人不能越过法人直接相股东追究任何责任，股东就可理所当然的享受有限责任而免受公司债权人的直接追索，但是一人公司的股东集中于一人身上时，即公司的股东只有一名时，许多确保贯彻分离原则的许多规定，诸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董事忠实义务责任，信息公开制度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股东与公司很难真正的分离，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难以保障，此时，一人公司的独立责任很可能会失去基础，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人公司的规制问题。
事实上法人独立责任的形成完全源于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驱动，公司独立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核心内容。承认一人股东在一人公司中的有限责任正是一人公司受广大投资者欢迎的原因，让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一人公司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一人公司最大的两个特点是股东单一和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一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其含义有2种，一是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一个股东，另一个是实质意义上的掌握公司最多股本和最大控制力的公司。所谓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是相对于承认一人公司的国家而言，只有国家承认一人公司时才会有形式意义上的公司，即股东人数只有一人，全部股份或出资额均由其控制。公司在设立时，公司章程记载或公司登记股东就为一人。例外情况是公司设立时股东虽然不止一人，但在公司存续期间，公司的全部资本或股份转到一个股东手中。这两种情况常被学者称为原生型一人公司和继发型一人公司。⑹上述只是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实质意义上，一人公司有着另一表现形式，即：公司的股东为多数人，但实质上公司的股份为一人所控制（真正股东），其余的股东只是为了使公司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或为配合真正股东的目的而充任挂名股东。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实质意义上的公司均持肯定态度。英国的萨洛姆判例便是有力的证明。如果国家承认形式意义上的公司和一人公司的存续，那么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无任何意义。因此，法学界对一人公司的讨论多是针对形式意义上的公司的讨论。
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法强调公司的社团性，社团性也就成了一人公司法人格争论之焦点，所以现代公司制度自成立之初便有着鲜明的社团性的特点。随着公司法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现实中的公司形态呈现着多样性。各国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从否定到肯定的历史发展趋势不仅使公司的社团性受到公然挑战，也使传统公司法理论的法人性受到极大的冲击。
在传统公司社团性理论的支持下，多个股东投资主体的存在使公司的产权多元化。随着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为调整公司内部多元化的产权之间的利益关系，传统公司在其内部治理结构上采取并基本上形成了“股东会-董事-监事会”三会并力的形态。而一人公司内部股东和董事常常两位一体，治理结构较为简单和灵活，与建立在产权多元化基础上的传统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吻合。一人公司的产权单一，股东大会已失去存在的基础，股东无需通过股东大会就可以直接相外界表达。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人股东兼任公司董事，掌握公司经营管理权，势必会对公司的独立法人性及股东有限责任产生挑战。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有限责任建立在分离原则的基础之上，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以把出资交于公司，脱离其控制和支配为前提的。但在一人公司里，股东极易成为公司资产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人。一人公司最具有诱惑力的是其有限责任原则，想要其承认有限责任，则需首先承认其独立法人性，使公司法人与股东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在学术界有着股份社团说、潜在社团说、特别财产论等支持一人公司学说，⑺笔者认为特别财产论说最具有说服力，它认为法人资格是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单纯化、明确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种法技术。此种学说认为公司是从一般财产（股东个人财产）分离出来的特定营业财产所构成，不受其成员人数多少左右，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这就将法人资格的重点从“人的构成”转移到了“物的构成”。一人公司虽不具有固有的法人格，但应对结合在一人公司股东身上的公司财产作为特别财产给予法律上的认可，承认一人公司是一个能承担责任在法律上独立的单位，即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特别财产论说逐渐成为当前对一人公司法人格最有支持力的学说。
三、我国立法现状及对一人公司立法的几点启示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顺应公司制度的发展要求，不同程度的对公司法作出修改或承认原生型一人公司或继受型一人公司。但我国的公司立法规定，除国有独资企业以外的公司必须有2个或2个以上的股东组成，禁止设立一人公司；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一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禁止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我国的公司法律对一人公司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司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法》等法律规范中。 《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两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出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法第18条的规定表明法律允许一人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禁止由一人设立，但《公司法》规定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其全部投资或部分投资，并且没有将“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作为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因此，公司的其他股东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另一个股东而形成一人公司的情况完全可能出现。⑻这意味着法律允许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外资企业法》以及其《实施细则》中规定外国投资者包括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独资公司。其组织形式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法》规定投资各方可以向其中的一方转让自己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或财产份额，这样受让了其他各方投资的投资者就成了公司的唯一股东，该企业成了一人公司。
上述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状况是很不利于我国公司制度的完善的，也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有的立法对外商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投资者与境内非国有投资者区别对待，是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精神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在当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我国面临一个公平的WTO规则，这更需要我国对公司法加以完善，建立一个合理、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我国现有对一人公司的有关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广泛存在，在实践中有关实质股东与挂名股东之间的饿纠纷也是常常出现。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顺应世界各国公司立法的潮流，在允许一人公司的前提下，严格规范其设立条件，趋利弊害，促进公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人公司是在传统的公司法人制度基础上的发展，用传统的公司法框架体系是难以对其进行规范的，若仅仅以一人公司法人是公司制度的例外来解释一人公司现象说明了理论范式的虚弱。一人公司法人对传统公司法人理论以“社团性”为核心的范式体系的挑战，不可避免的预示着公司制度的变革。⑼对于我国而言，最好的选择应是大胆借鉴西方国家关于一人公司法人的理论，对一人公司法人作出专门的法律规制，在承认一人公司的基础上，笔者拟提出如下建议：
【关键词】涉诉法律事务、数字化管理
[Key Words] litigation legal affairs digital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G63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法治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社会形态的快速转变，企业法律事务管理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新课题之一。科技领域：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企业竞争的日益激烈，新科技、新知识的快速更迭更加突出知识产权对企业至关重要性，商业秘密成为企业立足激烈市场竞争的秘密武器；人力资源领域：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劳动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风潮，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冲击和挑战，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法律事务的不断增多。共享集团在经过改制之后，企业成功渡过金融危机，已迈上了高速发展的行车道，在实践工作中，公司高度重视企业法律工作，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把依法治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涉诉法律事务规范管理，保证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涉诉法律事务规范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预防法律风险，保证企业平稳有序发展
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的因素包括科学技术发展、人才队伍建设、质量品质保障、风险控制等，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或者落后都会导致企业发展停滞不前。风险控制是检验一个成熟企业健康发展的标准之一，其中法律风险控制是其中的重点，法律风险隐藏在企业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技术、人员、质量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产生相应法律问题，预防法律风险的产生是保证企业平稳有序发展的前提。实现公司涉诉法律事务的规范管理，将有效完善公司法律风险控制体系，实现公司法律资源的整合，稳定企业人员思想动态，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维护企业以及职工的利益，从源头上控制涉诉法律案件的发生，保证企业平稳有序的发展。
（二）对外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
企业拥有的资源优势来自于国家所有企业组织的集合规模和优势，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具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地位和作用。法律调整的对象在于解决社会各种关系存在的矛盾，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就会产生相应的法律问题，从而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不利于社会良好形象的塑造。对于法律事务的规范管理，将有利于企业内部良好发展氛围的营造，同时企业的良好外部形象也会得到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会不断的增强。
三、公司涉诉法律事务管理难度增大
（一）诉讼存在原告和被告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首先从企业角度出发，随着共享集团公司的不断壮大，子公司数量逐渐增多，目前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已达14家，公司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人员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的增加，如企业实习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等，矛盾产生的概率也在提高，法律案件自然也会随之增多。从集团公司改制至今，法律案件逐年增多（表一），其中涉诉案件类型也呈现多样化：商业秘密保护、竞业限制，劳动争议纠纷、历史遗留经济纠纷等。
从劳动者或者相对方角度来讲，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条款以及政策对于诉讼成本的不断调整，诉讼成本由以前的按标的收取诉讼费改为劳动争议案件零诉讼成本、一审劳动争议诉讼成本10元，这样必然会导致个体的诉讼随意性提高，企业一次次的坐上被告席，诉讼成本自然也在不断攀升。
审判机关理应是依法判案，但出于中国的国情考虑以及人为因素的干涉，审判机关在个案中会考虑种种原因而将企业作为承担责任的首选方，在很多人看来，个体劳动者是弱者，企业是强者，但是如今的现实却是：企业与劳动者同样成为弱者。
表一：2005年至2010年 共享集团涉诉法律案件增长图
（二）企业法治环境不断变化，在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以及法律本身所负有的特征大背景下，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导向性明显，部分政策更加倾向于对于劳动者的保护，企业对于法规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与司法机关存在的偏差为企业增加了一定的法律负担。
（三）信息化加快促生新观念，随着时代信息化突飞猛进，网络的普及，劳动者会从更多的渠道去维护自身权益，全民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同时，80后90后成为新时期劳动者的主体，新主体的思想变化以及职业道德下降不断冲击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员流动性大、就业观念转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企业法律成本不断的增加。
（四）新事物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转变认识，去理解适应后执行，如果学习和认识滞后就会对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共享集团信息中心下设法律顾问室全面协调集团及各子公司法律事务的推进，各子公司人力资源专管员、公司外聘法律顾问、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合开展相关工作。虽然公司人员组织机构已比较成熟，但具体办事人员人手不足、业务素质不高、法律关键节点认识不足、办事方法不到位直接影响到法律事务的办理效率和效果。在实践工作中，具体办案人员由于对于诉讼时效把握的不到位给后续工作开展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类似的问题给法律事务规范管理也增加了难度。
（五）管理难度不断的增大，导致公司涉诉法律事务不断的增多，对公司正常生产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具体办案人员更多的时间负责应付各类诉讼，没有足够的时间创新管理完成工作，更多工作时间在疲于应付；2、管理不到位出现恶性循环，由于一起案件的败诉引发更多的诉讼；3、公司人员离职率增高，员工思想状态不稳定，影响正常工作开展；4、公司内外部环境遭到破坏，影响公司人才引进，市场拓展等，企业社会形象也无法得到提高。
四、公司涉诉法律规范管理采取措施
08年至今，公司通过教育培训、规范工作流程、加强内外部沟通等方式对涉诉法律事务进行规范管理，集团及各子公司新增涉诉案件明显下降，管理水平也有一定提高。
（一）教育培训：首先，通过对共享企业文化的宣贯，使更多的员工认同集团公司价值观念、经营理念、行为准则和企业精神。在培训方面，公司每年定期组织各类法律培训以及各类专业知识培训，培训人员从管理层到短期合同工，使得员工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以及作业指导书，很好的规范了企业各类经营活动。同时，组织法律事务人员参加各类外部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具体人员的业务素质。
法院认为，北京御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御生堂”商标，与北京寿春堂医药保健品公司签订协议，生产御生堂肠清茶和御生堂宫廷减肥茶，并与北京御生堂保健品有限公司共同销售的行为，侵犯了御生堂公司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三家公司应当共同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依法判决三家公司赔偿御生堂公司人民币500万元及其他诉讼相关费用。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发现，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在人类财富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什么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民事主体对特定智力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其基本特征是：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有地域限制和期限的权利，其客体是不具有物质形态的智力成果。知识产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我国《民法通则》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民事权利予以规定。根据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知识产权的范围主要包括著作权（又称版权）和邻接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号权等。
知识产权可继承
随着财产形态的变化以及知识产权本身所具有的财产权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知识产权也是可以通过继承来流转的。我国《继承法》第3条第6款规定了“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属于遗产的范围。虽然此处仅仅规定了著作权与专利权，但是从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继承权的立法精神来看，实际上应包括各种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主要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权是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后三项权利不可以继承，而发表权原则上由作者行使，但是如果作者生前未行使发表权，则在作者死后发表权有继承人继承。著作财产权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控制作品的使用并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这一权利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是可以为继承人继承的。
专利申请权可以被继承，其继承人可以依法提交专利申请，但此时应当提交由公证机关签发的当事人是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证明文件；专利权可以继承，若专利权人在专利权的有效期内死亡，则财产权由继承人继承。由于专利权的取得须经登记，因此继承人要凭借继承权证书到专利局办理继承专利继承登记。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商标专用权的继承应当由继承人凭借继承权证书到国家商标局办理商标专用权继承登记。对于期满后的续展权依法也应由继承人享有。
知识产权投资入股
知识产权资本化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知识资本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资本化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我国《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企业法律制度中。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决定其作为投资手段比用有形财产投资更具复杂性。
首先，根据我国修改的《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所以，以知识产权作为投资入股是法律允许的，但作为知识产权的投资入股应当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
第一，确定性。所谓确定性必须客观明确、特定化，不得随意变动。第二，价值物的现存性。一般认为，现物出资的标的物应该是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价值物，那些将来生产出来的物就不具有适格性。第三，价值的可评估性。无论以何种形式的现物出资，都必须对标的物进行评估、作价，并统一折算为单位货币。第四，可独立转让性。这是出资人履行给付义务的必要条件，即出资人应对该出资物享有独立支配的权力，而限制转让之物不能作为出资标的物。第五，有益性。也就是说作为现物出资的标的物应为公司事业所需要的、具有实益的价值物。
(一)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素养
1.大学生必须诚实守信。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法制经济。大学毕业生无论在国内创业,还是在国际上发展,都必须遵守交易规则,依法办事。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商法中的“帝王条款”,它对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公平进行具有普遍控制作用。在商事法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交易行为当事人应尊重交易习惯,依诚实信用的方法而为交易活动,以维持公平[2]。事实上,当今市场经济已进入诚信时代,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诚信日益成为企业的立足之本与发展源泉。因此,诚实守信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品质[3]。大学生一旦涉足创业领域,就要具有职业道德。有的大学生创业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商业信用,如稍有不满就肆意毁约,结果造成两败俱伤,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直接导致他上了业界的“黑名单”。可见,大学生既然选择了创业之路,就要遵守这一行的规范。刚入行,更应把信用放在第一位,以此赢得客户的信赖,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企业得到长久的发展[4]。
2.大学生创业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要正确处理好合作与竞争、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离不开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法律意识本质上强调的是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自觉地运用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原理来有效地化解矛盾,促成和谐,支持创业。
3.大学生创业必须具备法律修养。大学生处于青年期,心理发育快而又未完全成熟,心理脆弱起伏大、易冲动、自我控制能力与承受力较差、人生阅历浅、做事欠考虑,但创业复杂,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易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而法律修养能有效防止创业者冲动、激愤,理性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挫折。
(二)法律知识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知识
创业知识主要指与创业相关的理论、政策、法规及必备的专业知识。其中法律知识在大学生创业的全过程都必不可少。企业创办之时,大学生首先要了解创办企业的类型和程序,因此必须具备较全面的市场主体法,如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基本知识;企业创办后,要生存要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从事各种各样的民商事活动,要面对各种竞争,要融通资金,要抵御和化解各种风险,这就要求创业者必须有较全面的市场主体行为法,如民法、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保险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另外,大学生创业时还要具有基本的规范市场管理秩序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在一项研究调查中,当大学生被问及“您是否了解创办企业的相关程序”时,84.94%的学生选择“几乎不了解”和“根本不了解”[5]。这表明,实践中创业者基本法律知识欠缺问题非常突出。
(三)法律能力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能力
创业法律教育不仅要使创业者知法、守法、懂法,还要使其学会用法。只有学会了用法,大学生的创业之路才能越走越稳。
1.大学生创业时需要有较强的法律政策掌控力。近年来,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融资、开业、税收、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诸多方面。对立志创业的大学生来说,只有了解这些政策,才能走好创业的第一步[6]174。但实践中许多创业者根本不知道或知道但不知如何利用这些优惠政策,法律政策掌控力不强。
2.大学生创业时需要运用法律知识防范、抵御并化解各种风险。大学生创业必会遭遇各种风险,其中也包括各种法律风险,如何利用法律和政策来防范风险、抵御风险、化解风险,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实践表明,很多大学生在创业前很少认真了解与创业相关的法律内容;或者虽有所了解,在实践中的众多环节上却忽视法律,不懂得运用法律,在风险和利益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以赌博意识、投机心理和冒险行为替性的法律思维,以致造成一些惨痛的教训[6]173;或者在遭遇风险时束手无策,使创业夭折。
3.大学生创业时需要运用法律,依法妥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与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等关系人发生矛盾和纠纷,协商和解、调解都不失为解决争议的好方法,而仲裁和诉讼则是解决商事纠纷的有效手段。因此,有必要对诉讼法、仲裁法等程序法有基本的了解,并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大学生创业教育、创业法律教育及其课程体系设置现状
(一)创业教育及其课程体系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还停留在搞一些与创业有关的活动阶段,主要局限于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创办、经营商业企业或科技公司以及组织创业竞赛活动等操作层面上,这种意义上的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往往把大多数学生排斥在创业教育之外。有的高校虽有毕业生创业指导中心,但也仅仅停留在创业团队创业过程的扶植上,如鼓励学生自办公司、开展创业计划竞赛等,这对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会有一定帮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创业教育,我们发现物质条件保障固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洞悉学科前沿的优秀师资队伍、作为知识载体和传播媒介的优秀教材[7]这三个方面的软件设施,且必须首先构建课程体系。西方国家的大学非常重视创业教育系列课程设置问题。如美国大多数院校都将创业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因而具有完整且成系统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体系。在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的开设还处于探索期。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来看,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了创业教育、创造学课程,再辅之以零散的创业管理、商业计划书、企业家精神、科技创业等课程,且这些课程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没有将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之中,导致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基础知识学习的脱节。尽管有些学者正致力于创业教育课程设计的研究与探索,但尚未形成一套权威的完整的课程体系。
(二)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严重缺乏
我国各高校都针对本科生开设有法律基础课以及一些专业选修课,如经济法、合同法等,但都是学位课程,不是专门针对创业教育开设的,对培养创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提高创业者的法律能力,远远不够。已有的创业课程体系设置研究成果中,从建议开设的课程体系看,也没有将法律教育及相关课程设置提到应有的地位,少有提及法律类课程设置的。如有学者提出创业课程的设置应分为学科渗透课、必修课、选修课三种情况。而这三种课程中仅在选修课中提及设置“公司法与合同法”[8]。没有将法律课程作为一个体系,作为创业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科学规划和设置,从而导致创业法律教育缺失。
三、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及其课程体系的建构
创业法律教育的培养体系应建立在完善的课程体系上,注重创新和实践。创业法律知识是一个内容庞大的体系,也是一门专业知识。如何将创业法律知识及能力培养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创业人才的培养体系中,课程体系是核心。因此,必须充分了解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体系设置的特点,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系统、合理的课程体系。
(一)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1.针对性原则。即操作和实施的目标就是使创业法律教育在规定时间范围内达到预期的结果,培养或塑造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较高的法律修养、较强的法律能力的创业者。
2.相对独立性和配套性原则。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与目前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体系相比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但与此同时,法律教育课程也要与其他课程相配套,而不能孤立地开设,应与其他创业教育课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的体系。
3.知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原则。创业法律教育的课程首先是要求在校生对法律知识有较为全面的理解,让其具备法律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类活动及活动项目,使受教育者在活动中形成和产生各种外显的操作行为和动作,从而作用于内部身心,并使之发生预期变化的特定课程组织方式。4.多样性原则。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的综合性、活动性必然要求课程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也就是选择性和弹性。
(二)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基于以上创业法律教育及其课程体系建构应遵循的原则,创业法律教育的课程体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