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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设计顺畅的教学流程是有效教学的基础。教学流程包括本课有几个教学环节，每个环节有什么活动，解决什么任务，达到何种意图，各环节间有何内在联系等。教师要特别注意各环节间的逻辑。清晰流畅的教学流程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本课设计了两条线索。从历史内在逻辑来看，第一部分介绍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主要是商业现象；第二部分着眼于商业现象背后的政策，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第三部分透过商业看商人，力图发掘传统商业文化的精华。这条线可归纳为从商业现象到商业政策再到商业文化，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从学习过程来看，第一部分由于教科书的表述琐碎，教师指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分别探究春秋、唐朝、宋朝和明清的商业发展状况，梳理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括其特点，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知识基础。第二部分通过聚焦个案，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因素，以达到体验探究、反思历史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力图从枯燥的商业史中发掘出人性与人文，还原商人的真实形象，达到清晰认识、传承文化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情感基础。本课通过内外双线的安排，层次清晰，意图明确，为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
由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必然是早期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商业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把华夏文明简单概括为农业文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华夏文明客观情况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催生的商业城市，两汉时期的西安、洛阳等都城代表了世界商业城市的最高水平，唐宋以后的苏州、成都、扬州等地方城市的商业繁华，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西方商业发达国家的任何城市。扬州是中国古代地方商业城市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对古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生产活动、特点的分析，对于探寻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全面而客观地切近华夏文明的多元化本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扬州地区及城市商业生产活动
古扬州地区商业生产活动发达，是古代扬州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背景。扬州地区自古“俗好商贾”，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商业人文景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古代江淮地区“俗尚商贾，不事农业”，这是古代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文明的基础。
《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称：“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另据杜佑《通典》的扬州卷《风俗》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扬州好商贾、不事农桑的生产结构特点，并非是该地区农业耕作不发达，恰恰相反，扬州地区拥有极为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据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的考察：龙虬庄遗址从第8层至第4层都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而从第8层至第4层栽培稻则从原始型向成熟型发展，这说明龙虬庄文化发展的1000余年间稻作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江淮东部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稻作农业贯穿整个江淮东部的新石器时代。
扬州地区俗好商贾的地域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达的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一方面，相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商贾行为无疑是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活动，本地发达农业提供的足够数量的剩余粮食，是商贾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历史文献也表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另一方面，学者童恩正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表明，唯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促进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扬州地区稻谷栽培农业，不仅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保证人口增加和定居得以实现的营养，这是扬州商贾活动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古扬州城市正处于中国商业活动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地域。
一方面，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中指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城邑的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城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日深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春秋之商业，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为黄河流域之商业，第二期为扬子江流域之商业，故其时强国之势，亦由北而趋南”，即春秋初期，中国古代商业以北方黄河流域最为发达，这和学界长期坚持的北方黄河文明在早期最为发达，而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晚期，中国商业活动的繁荣出现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情况，“吴、越皆扼扬子江之口者，故其势渐强，然而所谓春秋之趋势，由北而趋南者，盖由黄河趋扬子江，又由扬子江上流趋于扬子江下流，岂非随商业之趋向而进行乎?”也就是说，中国商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北方发展在前，南方发展在后，具体而言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扬子江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春秋末期正是扬州城市的发生期，在地理区域上，扬州位于吴越国统治的扬子江下游，因此，可以推测扬州城市原始形态就具备了良好的商业活动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此后扬州城市商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扬州地区所属国家盛衰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上看，扬州地区应该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
扬州城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后来被越国灭掉，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仅仅依靠政治阴谋和穷兵黩武是不全面的。
据王孝通先生观点，“越之兴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由勾践卧薪尝胆之功，实系计然经营实业之力。”“吴、越之兴亡，率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按照这种说法，越国灭掉吴国，与越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相关，而越国经济又以商业活动最为突出，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鼻祖级人物，一个是王孝通先生所说的计然，另一个则是人人皆知的范蠡。前者“尝南游于越”“长于牟利”，后者更是充满商业经营智慧，被尊称为陶朱公，民间则常常称之为财神爷。从越国商业经济发达乃至消灭吴国的情况来看，扬州城在属于越国期间，受到越国商业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四、古扬州城市的商业文明，早在吴王刘濞时代的盐业生产活动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但是，扬州在汉初吴王刘濞时期，盐业发达已经著名国内倒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而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则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 成为天下之首。”对于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其带来的巨大财富，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通过分析“七国之乱”的原因，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由此可以证明吴王刘濞时代，利用盐业积累的财富使国力富强。扬州作为吴国的都城，其商业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早在扬州城市的原始形态时期，不仅具备充分的商业发展的条件，而且，在原始形态的末期以盐业为标志，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内容。
二、古扬州城市商业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农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经商则与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相违背，公开言利的功利观念尤其违背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因此，从商还是务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方式，而被赋予了道德价值意义。
扬州城市原始形态时期，商业活动相当发达，较早凸显了言商重利的社会风尚，并在道德观念上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与传统伦理教义中重农抑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这既是商业生产结构形成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扬州都市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的差异所在。这正是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第一个重要特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虽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主观目的在于军事运输，但是，邗城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军事城市，相反，邗沟在沟通南北运河水道之后，使扬州成为国内日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扬州城市商业文明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在这一地区农业相当发达，有了足够的粮食剩余可以满足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供应之后，才会在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从地理资源条件上讲，邗城阶段的扬州，是非常适合这种城市发生模式的。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1.2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3.1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3.2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18-01
《花间集》是词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晚唐五代文人词的总集,共收录了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作。纵然前人大师以及当今学者对花间词各执一词，但对于花间在词史中的地位，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灭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样说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书目中这段话概括了词史中的几次重要转折，对花间词的地位做出了中肯的定位。此文不在于论花间的地位及词体是否宫体，而在于分析花间词产生的原因，试从时代背景这个角度来解读花间词产生的必然性。
一、政治环境的改变
当代学者黎冬梅就指出:“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和政权密切相连。士人追求功业的昂扬奋发的精神是与皇权的盛衰成败息息相关的……饱经离乱之苦的文人,即使有忠君之心,也无法力挽狂澜。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士人与皇权政治疏离,把注意力转向图存和明哲保身的狭小天地。”盛唐文风多昂扬，不拘小节，抒写心意往往有一泄千里之感，所以七言古诗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则进入了乱世时期，仅五十年间就出现五姓十三国，其动荡的社会使得文人心态发生转变。对于这点的转变，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阐述过:“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这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己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对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晚唐五代的文人面临的是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外忧内患空有抱国之心却无力回天。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美好，使得文人们转而追求官能方面的娱乐。追求官能上的娱乐这一特点奠定了词的基调，是“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二、自然环境与商业经济的发达――天然屏障与后天资源
花间集收录的十八家词人多居住于西蜀，后称之为西蜀词人。西蜀处于四川盆地当中，易守难攻，其山脉为之建立了天然的防卫屏障。任乃强先生在书中曾说“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浙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极优越的自然环境，无亢旱、无卑湿、无水潦、无霜雪的地理优势使得西蜀很早就孕育了农耕文明，使当地人民自给自足，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安逸。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又使西蜀较少动荡，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会太频繁。
古代商业经济的繁荣自然离不开水运这个有利条件。早在隋朝时期，大运河的开凿便已经令西蜀的政权中心成都获得了“扬一益二”的中心城市地位,商铺林立，熙熙攘攘，而到了晚唐五代以后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之成为经济中心。
三、君臣好饮宴，歌舞之习气
一种文体的推广如若是从上至下的方式，得到君王的推崇，其传播速度及范围自是要更加快捷与宽广的。现今的考古发现，西蜀之地多歌舞伎陶俑等出土文物，这说明西蜀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而就现今流传下来的花间词中皆不缺乏饮酒作乐之场面，上至君主，下至臣子。《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中记载，前蜀后主王衍 “自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而后蜀君王则是“还宴怡神庭，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髻为乐，夹脸连额，渥以朱粉，曰‘醉妆’，国人皆效之”。这则文献中的最后五字“国人皆效之”可见，因君主的推崇，而上至文人士人，下至平民蚁民，都会竭力于效仿，臣子为搏君主欢心，平民引以为时尚。前后蜀的君主热衷于饮宴，歌舞，臣子文人岂有不投其所好之理。
四、结语
一、引言
当前社会的经济形势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管理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经济实践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有着一定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解决了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为今后的经济形势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提出是融合了众多学科知识所诞生的结果，为国际经济形势的良好发展和世界经济市场秩序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作用，对我国的经济活动发展来说，现代经济管理理念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国际竞争优势，弥补企业在发展经验上的不足，为今后从事经济活动提供更多的重要参考价值。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分析
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熏陶，自人类文明建立以来商业活动就在不断发展，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中，深受统治阶级制度的影响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同样父系氏族社会环境也使得传统经济管理有着浓厚的家族背景，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套特有经济管理思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伦理价值的经济管理思想。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十分强调伦理道德，政治文化制度的发展践行了贵贱有序等道德理念，一些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同样体现在经济管理上，基于这样的伦理价值经济管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十分注重道德约束，要求经济活动的分配，消费及经济活动等都需要符合伦理道德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十分注重诚信经营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中国人时刻恪守着诚信的理念，在从事商品交易和分配时能够做到诚实守信，诚信也被看作商人经商时的基本态度。重农抑商的经济管理思想。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生产大国，古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统治阶级推行重农抑商的观点确保有足够劳动力可以用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这样的思想行为确保了经济活动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了过多人从事商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建设，农业生产是古代社会的生存立足之本，如果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放在手工业等行业上，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短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重农抑商经济管理思想的诞生就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经济管理相对平衡，确保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如果缺乏对手工业和农业平衡的控制，将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发展失衡，过多的劳动资源投入到手工业的发展中，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家国同构的经济管理思想。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都有着十分深厚的家族背景这正是由于我国独有家国同构的经济管理思想所决定的，受到父系社会和尊卑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都有着深厚的家族特点，为了更好的推动商业的管理和发展，家族企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族规用以规范管理，在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了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一般来说，家族的最长者有着最高级别的管理和控制权。富有家族气息的商业经营，成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众多具有家族特色的企业，为我国商业经济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
对现代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大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在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实践中，通过对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进行总结，总结出了一套新的农业生产中的管理体系和模式。农业经济管理的稳定有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在经济管理体系中，农业经济管理系成了传统的中庸思想，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应当结合不同区域的季节气候和农业生产变化，根据不同的生产环境来进行农作物的调整，妥善的安排农业生产。根据不同区域投资环境和农业气候的不同，对农作物的选取进行针对性的改变，例如小麦等农作物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水稻则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气候水文条件和土壤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只有能够尊重不同地区的自然规律，才能够使得农业生产得到妥善的安排，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稳步提升和发展。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中庸思想对现代农业形成指导，当前农业经济管理更加科学和规范，讲究如何利用土壤和水文环境选择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农作物。同样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也在现代农业的经济管理中得到了体现，当前我国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创新，为今后农业的发展道路奠定基础和方向。对现代金融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现代金融业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常常会面临供求关系调整的问题，为了避免供求关系出现失衡，相关机构和组织需要制定科学缜密的管理方案和规划制度，来对金融过程进行统一有序的安排。这一金融管理过程，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该管理过程也可以被视作是货币的使用管理活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货币市场的稳定只有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于完善货币的统一管理，帮助统治阶级更好维持社会稳定。在当代金融业经济管理实践中，依旧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管理经验进行借鉴，对货币市场统一调控，严格遵守相关法律，防止金融市场出现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来确保经济市场活动稳定。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概括，总结。这些经济管理思想融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可以为现代企业经济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支撑，现在企业经营生产可以从传统经营思想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减少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所造成的管理行为偏差。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能够从中吸取优秀管理理念进行改革和发展，家国同构经济管理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企业通过构建一种自上而下金字塔管理模式，来加强对于企业内部管理，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企业管理环境，更好帮助企业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当面临较为复杂困难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企业应当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对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企业管理发展建议，为提升现代企业管理水平而努力。看到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也很好地继承了传统经济管理活动的优点和传统，不断对当前经济管理模式进行优化和改进，制度不断完善和优化有助于企业效益不断提升，帮助企业在经济上获取更多的效益。
四、结语
现代企业经济管理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通过对传统经济管理理念继承和发扬，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实践取得到了进步，也对当前企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经济管理发展和进步源自于不断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借鉴，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应当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以更加长远眼光去面对现代经济发展形势和环境，提出更加现代化和合理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刘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4(05).
追溯徽商衰败根源
腐败的政治文化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明也来到中国。屡战屡败的结果，强烈震撼了清朝统治阶级，其中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学习西方文明和技术，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革思想。但统治阶级引进西学、西技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制约西方列强，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一旦引入的东西危及其自身权力，则立即被打入另册。
中国封建社会是漫长的农耕社会，封建正统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历来重农轻商。这种政治体制不但不保护商业，反而杀鸡取卵，肆意摧残，并造成频繁出现的毁灭一切、玉石俱焚的战乱，给予蓬勃发展的民族商业文明的继承传播以致命打击。同时，西方列强恃仗铁舰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挤压了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正处于现代资本文明萌芽阶段的商业文明传播蒙受重大损失。
官贾儒一体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为生存和竞争考虑，徽商贾仕结合，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因而具备官贾儒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
也许正是徽商和晋商在这方面的不同，才为徽商日后埋下另一种伏笔。有人甚至认为，曾创造出老“文房四宝”的徽商之所以在新“文房四宝”面前毫无作为，是它的基因里对财富的创造有另外的理解。
农本观念和乡土观念
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明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所特有的极度欠缺的生产工艺，使得他们带有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并在此观念引导下，始终没能树立起西方资本商业文明中效能的观念，甚至，相当一部分始终没能培植出对现代资本商业文明的忠心，导致资本始终不能社会化。
在封建王朝重重禁令、处处干扰的大环境下，徽商发展受困，到一定阶段他们就不愿、也不能把所获得的财富积累用来像西方资本文明那样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向儒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狭隘思想，“广营宅、置田园”购买土地当地主，再培育子弟读书从政。
在徽商初创阶段，他们的足迹遍及岭南塞北，饱尝寒暑之劳，频历风波之险。可一旦富足了，富者巨贾们却大肆挥霍浪费，过着帝王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即使上代以俭为训，而其后辈则恃仗父辈们留下的金山银山，建造豪宅，斗富比阔，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影响到再生产的扩大，造成商业资本的匮乏，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思想浓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保守和排外
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徽州社会普遍发生的观念变革促成了徽州社会与徽州人思想意识的大解放，于此营造出来的开放的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最终帮助徽商克服了徽州地域强大而坚固的地理阻隔力，他们发现并利用徽州四通八达的水网，成功走出徽州，并凭借着开放文明的优势，实现了由地域性商帮向全国性商帮的跨越。
明代中期及至清代康、乾年间，徽商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又使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并促成徽商走向鼎盛时期。然而，变化就在此时悄无声息地发生了。随着古玩、字画、典籍、诗文等文化精品伴随着金银财富一起滚雪球般地流向徽商家园时，徽商与徽州社会便以为占尽了天下的先进文明，其自得感与自大狂同步膨胀了起来，“有徽州而有无天下”的感觉，使徽商重新返回窄小的心理家园。随之，徽州文化的开放性渐渐式微，徽州社会也重新复归封闭状态。
应该指出，徽商征服天下的行程并未改变徽州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当徽州文化的开放性式微后，盘亘环峙的群峰峻岭又重新凸显了徽州的封闭。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的经营韬略，在海外资本不可阻挡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走向土崩瓦解的巨变中，最终促使有着数百年辉煌史的徽州商帮被淘汰出局。
以商附官
在我国商业文明的演绎过程中，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一体化灰色文化情结，也是我国封建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文明现象。官商情结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商业文明的突出现象，原本就与平等、自由、竞争的现代商业文明不相适宜，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存在、传播，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关键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人治体制，造成了商人寻求通过攀缘封建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而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来参与商业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融合。这也是导致封建政治腐败和社会昏暗的一大根源。
徽商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因而绝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仍然只停留在流通领域。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徽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商业文明传播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简单诚信
中国传统的儒家诚信观念，虽然把“诚”提到“天道”的高度（孟子曰：“诚者，天之道”），把“信”提到“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的高度，但是由于其产生的年代属于中国的封建时期，加之这一时期农业经济文明的显著特点，儒家诚信观念自然也就归属于中古农本社会的诚信范畴，是仅限于一定范围内（家族和“熟人社会”）的局限性文明，这种局限性是由封建农本经济社会现实中家庭合作关系的历史性质决定的。
而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经营理念。其赖以生存的“诚信为本”商业信条，强调的是封建等级程序的不可侵犯性，极力把诚信关系限定在固定的纲常伦理范围，因而禁锢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交往，剥夺了人与人的平等竞争关系，也阻碍了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交换关系主要是在本土社会或亲情关系之中进行，难以发生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现代诚信观念本质区别于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之处在于，后者只知对熟人讲诚信，而不知对陌生人讲诚信；前者则要求对任何其他人都讲诚信，这意味着现代诚信观念是基于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念。这种平等观念是与现代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等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了现代商业文明中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价值观，也就决不会有现代诚信观念。
“人治”和资本的消散
在我国商业文明的演绎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式经营管理是我国封建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家族式经营也是封建商帮从事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化解风险、开拓市场有重要作用，但是徽州商人长期固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处于不利地位。
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还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转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资方面代代相继，从而严重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虽然沿海地区有一些大商人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产业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毕竟只是极少数。
可见，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徽商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转变关头丧失了发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以史为鉴
徽商的成功在于以智慧和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业资本，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明的激励机制和商业道德，但是，它的失败同样也在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固有的缺陷和狭隘，加之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以怀旧的心态评价徽商，也不能不加区别地提出弘扬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扬精华。
徽商在长期艰辛创业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融东方儒家文化、徽人意志品德为一体的独特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风格，这就是“徽商精神”。“徽商精神”涵盖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尊儒亦儒的求知精神、诚实守信的敬业精神和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等等。它既蕴含了现代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融合了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和优秀品格，是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微观铸塑，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徽商精神
真正的“徽商精神”应该是先生概括的“徽骆驼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就是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磨，他们在商业竞争中“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从而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徽商商业道德
“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其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受中国传统文明的影响，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有良好的商业道德。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
重教兴学
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聘师课子、或者亲自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往开来新徽商
在沉寂了100多年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徽商以崭新的姿态重登中国商界舞台。在古老的徽商传统与新时代经济碰撞下，一大批“新徽商”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崛起，活跃在海内外商坛，凭借深厚的商业文明底蕴，创造出海螺、丰原、比亚迪、雨润等一大批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不少品牌市场占有率甚至位居亚洲乃至世界的前列，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五百强企业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中有数十位安徽人。
安徽是资源大省，不但物质资源丰富，人力资源也很丰富，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其地理位置和资源都表明安徽有巨大的发展机会。但是， 事实却是安徽已经远远落后于江浙沪及其他近邻的省份。现在长三角很多重大决策和重大工程如建设高速公路、打造快速铁路，都是密切配合，而面对相对落后及办事效率低下的兄弟省份安徽，他们似乎都不屑于与之合作。
长三角现在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扩张，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扩容已成刻不容缓之势，而其自身矿产资源、能源、基础工业等已十分匮乏，至此，安徽省内有些城市提出加入长三角经济区，以求依托宏观经济大气候，发展地方经济小气候。但是长三角这个“富人俱乐部”始终把贫穷的安徽排斥在外。这究竟是为什么？
会计作为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会计思想发展的梳理有助于对中国会计规律的了解与掌握，进而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会计建设服务。从我国的会计思想发展状况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
1我国古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会计的产生首先来自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最初的生产生活中，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并且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政策是重农轻商，商业活动一直是未受重视。判断会计思想出现的标志是会计循环体系是否逐渐形成。在中国先秦时期（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文字叙述式的会计思想均已出现，标志着会计思想已经出现。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它同时也是中国会计思想产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从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到会计报告的整个会计循环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此时，理财思想和审计思想也已经开始。这些都说明会计思想已经确立。
首先产生的是单式记账法。秦汉南北朝时期，随着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单式会计思想逐步确立起来。会计凭证开始逐步规范，会计账簿也进入到序时流水账时期，会计报告从单纯的文字叙述（文字叙述式）进入到数据与文字结合的阶段（定式简明式）。单式记账的早期形态是文字叙述，是指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记账，所以其又被Q为叙述式会计记账法，这种会计记录一般用字较多，没有一定的规则，它的记账符号也不固定。单式记账的成熟形态是定式简明式，是指会计的记录使用固定的记账格式和记账符号，对资金运动的记账要求简单明了。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发展迅速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单式记账思想已进入定式简明式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会计思想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单式记账思想不仅得到广泛使用，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
唐宋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地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增长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商业金融机构也同15世纪意大利沿海城市金融业的状况类似。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商业逐渐繁荣。以前的单式记账法已经不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复式记账思想的萌芽。会计凭证逐步多样化和规范化，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会计体系数码字（即壹贰叁拾伍陆柒捌玖拾）就是在这个时期创造的。至宋代，以财政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的体制已经取代由曹魏以来至唐时期的比部审计。
中国的复式记账思想是从中国明朝开始产生的。明朝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举债经营思想的这种现代化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尤其在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发展到明清时期，完备的封建审计体制已经形成。政府的审计功能主要由督察院、户部等机构来完成，各自具有一定的审计权限。
2我国近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也使得会计中心的地位在西方国家中确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生产过剩，西方国家的产品向中国流通，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会计也多少带有西方会计的内容。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中国近代会计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改变生产工具为特点的革命，在这场革命当中，生产力发生了巨大进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特别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由此建立起来，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国家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和印度开始向西方学习，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会计体系。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先进的会计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使得企业组织形态不再是单一的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了。前后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后期。但我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会计思想仍停留在过去。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电力技术为主导，电器工业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深入系统的对自然界的研究开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兴学科。这场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科技革命将为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近代的工商业也在不断地成长，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这也使得中国开始考虑会计如何去适应这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中国会计学者们主张把西方会计中的优点结合到中式收付记账薄中，形成特有的会计体系，这样既保留了中国特色，也融入了新的内容。
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社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剩余生产能力必然会流入中国。西方近代（复式记账）会计思想的传入不仅具备可能，而且已经变成现实。但中国的会计思想家在消化和吸收西方近代会计思想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改造和创新。其具有代表性的有：
蔡锡勇的创新体现在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账簿的名称和组织进行了改造-即“有收必有存，收存必相等”的原则。
潘序伦则对会计科目与账户、会计估价基础的判别以及会计报表的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梁润身创建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个我们沿用至今的会计等式和增减记账法。
杨汝梅在当时就已经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应是商誉、专利权、特许权等具有相同性质资产的名称。
杨瑞六认为以成本利润为核算基础的财务制度是近代企业的核心基础。
3中国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的会计制度发展是以借鉴和学习苏联模式为特点的。1949-1957年是以学习为主，1958-1978年是以创新为主。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国的会计界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性的，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马卡洛夫的《社会主义会计务实》的讲话描绘了带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要求会计思想与社会经济环境保持一致。
随着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入，会计理论界认为会计不仅具有阶级性还具有技术性。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会计思想的研究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杨纪琬和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和以葛家澍和余续缨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会计思想。杨时展、郭道扬教授的会计控制系统论，其思想来源于西方会计。指出了信息系统说的片面性，说明了信息系统的控制作用。20世纪50-70年代的会计工具论，由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被会计学界抛弃。
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会计思想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与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体制相关。会计是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记录和反映，因此会计的发展也必然和中国社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会计不仅一种计量和监督的手段，更是一种经济管理的思想。会计发展史作为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对我国当今的会计发展现状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把握会计思想发展的脉络、预测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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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新民，刘钟声.中国会计热点问题[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4.
一、选择生动的历史细节，展现历史智慧，激发学生兴趣
历史教学设计离不开材料的运用，而历史材料纷繁复杂，在选择材料应用于教学时，除了注意真实性、符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外，细节叙述也很重要，叶小兵教授说过历史细节“可以使已经逝去了的历史重现出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原状，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真实”。作为一种信息，“细节有一种活的属性，这在信息传递时最容易被接受，又不容易被遗忘”，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简单的叙述和结论性的语言，难以给学生留下印象，而生动的细节描述，能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考，就如在设计初中一年级第七课“秦帝国的兴亡”一章中“楚汉战争”一目的教学时，可选择的材料很多，但结合教学目标和初中学生对历史人物的兴趣，本课的重点在于探讨秦帝国的兴亡，抓住“秦之所以亡”和“汉之所以兴”都与“民心的向背”有重大关系这一共同特点，结合中学生的认识特点，把叙述细节放在突出刘邦、项羽两个人物间的对比上，在讲课时，从历史记载中选择了最能反映两人之间显著差异的材料，尤其是两人的出身、教养和军事才能以及军事战绩，在讲述了“刘邦百败于项羽”但最终却战胜项羽取得帝位的故事后，提问学生“为什么刘邦在教养、军事才能等方面都不如项羽，却能最终战胜项羽呢？”，以此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翻阅课本，找出课本中刘邦“约法三章”和善于使用人才的相关叙述，作为论据，得出刘邦最终胜利的原因在于“积极争取民心”，在教学中运用特殊细节的叙述，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认识历史。
二、利用现代信息网络资源和技术创设情境，培养学生历史思维
学生在历史学习上“距离感”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由于历史事件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可重复性，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让我们享有了空前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材料呈现方式。我们可借助多媒体幻灯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将文字材料与视频、图片有机结合，造成视觉听觉冲击，以图文并茂和图文互证的方式，将具体生动的历史形象呈现在学生面前，打造形象直观的历史情境来激发兴趣，培养历史思维。
首先，通过将文字材料与视频、图片有机结合，揭示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彼此联系，启迪学生学会“从整体上思考认识历史”。在高一历史“美国的扩展”一节中，我设计用文字材料在多媒体上呈现“林肯简历”后，将“林肯生活经历中出生地点、少年时代生活的地点、青年时代的地点”在电子图片的“美国地图”上用动画方式呈现，学生们很快看出了林肯家族由东向西的迁徙路线，并进而设问“像林肯家族这样的迁徙是不是孤立的现象？”，引导学生阅读课文，了解到林肯家族的迁徙并非孤立的现象，他和他的家族的迁徙之路正是体现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林肯是这一时代事件的参与者，这种借助多媒体才能呈现的“图文互证”方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的思维以启迪，从而认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另外，在讲述“秦帝国兴亡”一课时，我设计了多媒体动画，将与秦帝国兴亡有关的三个时间用有色线段逐一呈现，将时间可视化，利用视觉的冲击，在让学生感受到秦帝国兴亡的巨大反差同时，增强了学生的时间感和对帝国灭亡原因的探究兴趣。
其次，利用网络丰富资源，结合时事热点创设情境，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现实性。现代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搜寻和传播变得更加快捷，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现实热点来搭建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一课的教学中，恰逢美国爆发校园枪击案，我在教学导入时，没有采取常见的导入法，而是直接展示我从网络中获得的关于“校园枪击案”的新闻信息和搜集的关于美国公民拥有枪支的数量达到了平均每人2支的水平的现实背景材料，随后便设问“美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几乎家家有枪的呢？”，由此导入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背景“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通过这样的导入设计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让学生感到了历史对今天社会的影响。在讲授“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生活”一课的“交子”一目时，我用古代货币和现代货币比较，让学生从两张相隔千年的货币中寻找相同点，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便找出了使用范围、面值、防伪标记等共同点，在感受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掌握了有关交子的基本知识。
三、设计任务，引导学生在探究中体验历史规律，启迪历史智慧
何成刚教授认为，要感受历史的智慧，即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信仰、动机和意图等，并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把学生引入到历史情境中，以任务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来引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交易、市场与上层组织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直至现在西方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把经济的专业化和分工当作“交易—货币—市场”发展的产物。从而分工、交易与市场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经济人类学的巨匠波拉尼指出，交易、货币与市场在本质上各有其独立的起源。以交易为例，波拉尼将其分为互酬式交易、再分配式交易和市场交易这三种形式。所谓“互酬”，是在以血缘及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作为义务而发生的“赠与”关系，在现存的所有原始部落中几乎都存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性赠与交换。应该看到，这种交换是先于剩余产品交换而出现的，它具有的“礼仪价值”只能归因于文化与习俗。再分配式交易往往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性权力中心和其全体成员之间，在非洲的达荷美王国，在每年举行的贡租大祭中，各村村民携带财物来到王宫前，在种种礼仪行为中将这些财物献给国王，国王则按照惯例把作为返还礼品的报酬分赐每一个人（注：（日）栗本慎一郎（1979）《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只有第三种方式，市场交换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所流行的交易方式，即通过匿名市场上的“自我调节系统”——价格机制来予以引导的交易。
与波拉尼的观点相得益彰的是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对“市场兴起”问题的研究。希克斯指出，先于交易经济与市场经济出现的是指令经济与习俗经济，这两者的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部落时期。部落的生产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习俗（巫师是很重要的组织者），而其防御功能则依赖于指令（通过酋长）来执行。我们看到，波拉尼的“互酬”与“再分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俗经济的体现。希克斯进一步指出，在部落转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出于征税需要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导致了需求的集中，从而产生专业化分工（尤指技艺上的），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古埃及的手工艺人和我国东周时期专为天子“礼乐征伐”而服务的匠户。为王室服务的工匠是最早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者，因而分工也是先于市场而出现的。
西方学者的分析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在礼仪上都奉有向周天子进行“岁贡”的义务，而周天子也往往会对各诸侯进行赏赐，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互酬式”交易，虽然贡品的价值可以“轻如鸿毛”（《东周列国志》上记载的楚国贡品是十车青茅）。但由于一些大商人经常代行使者的身份，从而伴随着这种交易行为出现了最早的长途贸易（注：“崤之战”里曾描写郑人弦高代国君“犒劳”秦师而智退敌兵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例证。）。再如，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往往采取“庙会”形式（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农村仍不鲜见），它最早的渊源恐怕正是伴随着祭神贡品的交换而生发出来的。大寺庙的“散福”活动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兼具礼仪特征的“再分配”交易呢？希克斯曾指出，与宗教节日相伴的定期贸易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富有农民向“坐商”转变，从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是习俗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条主要途径，这一点在中国也可以得到验证。另一条途径则来源于指令经济，国家的出现使王室和军队的供养必须依赖于税收，从而与征税、军事采购、物资运输相关的大规模交换发展了起来。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商人乌氏踝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的军马供应，他的地位不亚于掌管车驾的国家官员。这是一个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突出例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兴起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欧国家并无明显的不同。在“面对面的市场交换”方面，中国在整个封建时代甚至都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首先是“网点”的密集。战国时期的农村集市已为数不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另据资料估算，战国时已有800——900个城镇；到了汉代，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全国当时分130个郡国，1587个县、道、国、邑，6622个乡，乡村一级都有定期集市，称为市邑，当时的市邑已数以万计。据估算，每方圆100里的范围内就平均有24个乡村集市。布罗代尔指出：“总之，互相联结的，皆受监督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网络布满了并活跃在中国大地”（注：参见，前引书，第21页。）。与乡村集市相平行的还有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据统计，到宋代，全国共有1106县、1644镇，平均每县1.5个镇。这些市镇大部分都具有贸易功能，是综合性的农副手工业产品交易中心。著名的粮市有苏州枫桥、吴江平望、湖州南浔、山西静乐、湖北襄阳、四川新津；棉花和棉布市镇有嘉定新泾、太仓鹤王市、山东夏津等；丝绸市镇则有乌程南浔、吴江盛泽、湖州乌青、嘉兴濮院等。此外还有生产铁器的佛山镇、瓷都景德镇、盐都自贡镇等专业化市镇。其次是市场、店铺的种类繁多。以城市为例，延至唐代，“市坊”一直是城市内的一个专门区域。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唐代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东市内有220行。到了宋代，取消了市坊制，市场散布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东京城内，鱼行、果子行、金银铺、漆器什物铺、花果铺、饭店、酒楼、茶馆、羹店、药铺、马行等各种店铺、市场遍布城内。清代的北京有花市、果子市、粮市、古玩市、米市、羊市、猪市、肉市、油市、布市……数不胜数。再有就是交换商品的种类繁多，除了大宗的粮、盐、布帛、铁器和牲畜之外，市场上还出售人们所需的各种生活消费品。以“食”为例，到汉代时市场上已是“熟食遍列，肴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了，在大城市的市场上有烤小猪肉、韭菜炒鸡蛋、腌羊肉、豆浆、雁肉羹、热米饭等多种食品出售，其丰富程度远胜于西欧（布罗代尔的考察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市场也具有上述特点）。除正式的店铺、市场以外，在城市内还有大量的所谓“引车卖浆”之流——即小摊贩。据统计，清末时期，仅天津摊贩就有一万多户，每户平均八口人，以此为生者就有八万人，甚为可观。与市场的繁荣相适应，出现了各种商人团体与组织，如商帮、商会，还有领受“牙帖”、专门充当中间商的“牙行”（注：以上资料均出自丁长青著《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古代的“初级市场”是相当发达的。但在这一土壤之上，为何未能生长出类似于西方的复杂的商业制度、信用工具，进而引发商业革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布罗代尔的解释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两种市场交换，第一种是“透明”的交换，发生在公开市场之上，我们所熟悉的市集、零售商，近距离贸易是其代表。在买主和卖主之间不时会有中间商出现，但一个中间商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囤积居奇，或违反惯例去市镇外迎堵农民和小商人，贱买贵卖以获利（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作为中间人的“牙纪”所惯用的手段）。与此不同的是发生在私下市场，即布罗代尔所定义的“反向市场”上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交换。流动的商人、上门收购者径入生产者家中，向农民直接购买农产品，甚至预订剪毛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生长着的小麦，一张便条签字就成了合同。这种“不透明”的交易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大批发商的出现。与小商人必须面对竞争不同，大批发商的目的是谋求垄断，小商人日益专业化，而大商人却日益淡化分工。他们经营的是“金钱”，而不再是某种商品。在这种“上层市场”（布罗代尔语）中，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显得更为重要。希克斯指出，几乎所有的商业惯例都产生于商人之间的“内部市场”，大规模的信用展开也只可能发生在大商人之间（如担保、金融中介与保险）。大批发商为控制生产而采用的“先贷制”和“外放制”，其出发点本为谋求商业上的垄断，但一个未预料到的后果却是伴随市场扩展而来的分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商业边际利润递减的情况下，最终促成了包买商向工场主的转变。可见，没有上层市场，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在中国是否存在上层市场呢？应该看到，在大宗商品的长程交易中，曾经出现过富甲天下的盐商、粮商，甚至是大有背景的官商（从汉代的东郭咸阳一直到清代的胡雪岩）。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控制生产的“反向市场”（除部分专卖品之外）。明清时期出现了包买商和外放分工制，出现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这可以看作是“上层市场”出现的表征，但为什么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革命呢？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研究的问题。
城邦、大陆文明与资本主义
顾准曾经指出：西方文明的一般特征是海上文明，而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显著特色（注：参见，顾准著《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希克斯认为，城邦制度是重商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注：希克斯（1969）《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页。）。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第一个城邦阶段，虽然最早的城邦国家，如雅典和科林斯都不是专门的商业城市，但它们多数不能自给自足，而必须严重地依赖于对外交换。雅典要从各地大量输入粮食和木材，同时又大量输出酒类、鱼类，从而商业成为维持城邦生存的重要支柱。最早的商业惯例与制度渊源于城邦之间的交换（希腊商法正是罗马商法的前身）。城邦之间的竞争，城邦统治者对商业的支持，这些都是商业得以扩展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在第二个“城邦”阶段，即中世纪的独立城市时期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黄仁宇曾详尽地考察过威尼斯这个城市国家的例子。威尼斯的突出特点是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功能，“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注：黄仁宇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65页。）。这个城市发明复式簿记、组建“康门达”、监督造船工厂、发放高利贷、与十字军“合股”，以商法代替民法……以政治权力，挟私利之目的，推动商业扩张，是“上层市场”的典型。
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的西欧，自由城市一直是这一“经济世界”的中心，14世纪80年代是威尼斯，1500年前后是安特卫普，1500－1560年是热那亚，17世纪是阿姆斯特丹。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只不过是“上层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黄仁宇指出，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技术”现象，其技术性格可归纳为以下三点：（注：参见，黄仁宇，前引书，第32页。）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得以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监视之域；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而企业活动范围得以超过本身力之能及。最后他画龙点睛地指出：“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制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我们看到，这正是城邦所发挥的作用。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将商业经济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业对政权的逃避阶段，农奴逃亡和自由城市的出现是其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对政权的渗透，货币租的出现是采邑解体，商业经济瓦解封建制的标志；第三个阶段则是政权与商业利益的结盟，诸多相互竞争的小国为筹措军费与财源，纷纷与大财团、大商人达成联盟，政府保护其有效产权，以交换财团的税收和贷款。国家代替城市和商人团体，以政治权力提供支持商业扩张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如民商法、衡平法庭、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中央银行等等，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市场的扩张。曾盛极一时的法国香槟集市，北海沿岸的汉萨同盟，还有热那亚的金融交易会，到了18世纪时其职能已完全为遍地开花的商场和证券交易所而代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政权、下层市场和上层市场三者之间的“合辙”。布罗代尔指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的得胜之日”（注：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第43页。），这才是西方的全部秘密。大商人之所以变成了资本家，只不过是因为到十七世纪时商业扩张已达到顶点（以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为标志），时代要求他们必须开辟新的财源。在这种压力下，有了商业革命所建立的金融市场，有了在“专利权”刺激下的科学与技术的结盟，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特征的工业工场自然就成了“资本家”们新的金钱游戏所追逐的猎物，从而产业革命的兴起只是水到渠成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商人大多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今天,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道德缺失和信用危机,损人利己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影响国际形象。因此，挖掘儒商精神的内涵，倡导儒家商业伦理，对现代商业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价值观蕴含的商业伦理思想
1.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人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利”的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惟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2.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儒学的“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成为儒学之核心，《论语》中多次专门提到“仁”,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孟子也说:“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离娄下》)。“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推之于国家、天下。商品交换,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金钱与金钱的交换,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主张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3.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的“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倡导“致中和”, 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 实现“和则众”的目标。把这种“和气”伦理转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气生财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视顾客为上帝,诚实无欺；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注重上下沟通,协调劳资关系。
4.守信重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无妄”；“信”是“诚”的具体表现,即“诚善于身之谓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在中国由来已久。只有以诚待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搞欺诈,就不可能把生意做成。“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它还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稳定、上下相亲、经济秩序良好、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
二、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营中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 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并非是唯一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在现代商业经营实践中，不少品牌特别是中国老字号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有着独特认识,在商业经营中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家喻户晓, 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因此,不少“老字号”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定位于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如: 同仁、聚仁、全聚德等等,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北京以经营书画、篆刻、扇面、笔砚等而著名的老字号“荣宝斋”,则表明该店有发扬光大中华瑰宝之任务。
第三，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事事顺利),宝元通(财运亨通),永安堂(永远平安)等等。传统“老字号”名称用得最多的字是“庆、祥、泰、丰、兴、顺、荣、盛、昌、福”等代表吉祥如意的字词。
第四，注重人文形象。许多商家字号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所定的文化内涵相配合。例如:字号的书写十分讲究,一般都要请社会名流或书法家题写,字体厚重,字划故意加宽加粗。除招牌外,一些著名老字号在店堂内还悬挂宣扬本字号的匾额。还有一些“老字号”除名称之外,还配有对联,以便对字号作进一步的诠释,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顾客对该字号的印象。以中国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商号, 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
三、在现代商业经营中弘扬儒家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商业活动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必须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机制,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功利冲动,就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势下,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呢?
1.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2.倡导儒家“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 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当义、利发生矛盾, 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提倡儒家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3.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商无信不富”，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信誉竞争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4.树立“天人合一、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儒商文化将对人、自然、社会的哲学思考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强调“天人合一”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性等之间的各种关系，注重塑造一种和谐、舒展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摩擦成本，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各种关系, 实现“ 和则众” 的目标，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 管理目标的实现在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作为有理智、有感情的“社会人”,其思想、气质、性格、爱好,千差万别，所以，承认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格, 就成为感化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企业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现代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这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结束语
发扬儒商文化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进行新的思想创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创建现代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