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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经济竞争力影响因素
影响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海洋资源禀赋、技术进步、海洋科技人才、区域经济、政府制度文化、政策环境等。根据波特钻石模型的理论，结合海洋经济的自身特点和实际，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技术影响力、资源影响力、市场影响力、经济实力影响力和政策制度影响力。不同影响力的共同作用能够对海洋经济竞争力产生根本性和结构性的变化。技术影响力主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科学技术水平、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和进行技术创新的组织制度。政策制度影响力主要从海洋产业组织、政策环境、制度文化等方面展现。
2.1技术影响力
在世界沿海国家大力支持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今天，海洋竞争的本质已从海洋资源的竞争，转变为海洋技术的竞争。据有关专家统计，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正是随着海洋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应用，推动了新兴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壮大，促使海洋产业从传统海洋经济阶段向知识海洋经济阶段的转变。例如浙江省的海洋矿业、海洋电力业、海洋工程业均是在21世纪才起步发展起来的。同时，高科技的应用使海洋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得到了不断改造，由于海洋生物、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开发、环境工程和资源管理等技术在苗种培育、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开发应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方式发生战略性改变，形成了海水增养殖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高新技术支撑下发展的海洋服务业必将迅速成为新的海洋经济支柱产业。沿海国家或地区海洋科学技术的竞争，归结到底还是海洋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海洋科技人才的年龄构成、身体素质、思想观念、科学和技术素养等，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形成。海洋科学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应用都必须以人才为载体，而能够真正培育海洋科技人才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就要有完善的、协同的组织制度作为培育科技人才的摇篮。技术影响力是提升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而这种影响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下，通过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的组织制度共同协同才能实现。
2.2资源影响力
海洋拥有丰富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间资源和海洋景观资源。正是基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了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而随着海洋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就需更深层次，由此产生了海洋油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科研教育服务业。随着经济全球化，沿海地区对海洋资源的直接依赖程度不断减弱，但是海洋资源仍然是海洋经济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根本。一个地区或国家海洋资源的丰裕程度是决定着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容量和基础的关键。
2.3市场影响力
在经济层面上，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反应在市场需求上。竞争力所反映出的是比较优势。若某一海洋产业在区域之间或国家直接的比较中地位最高，则社会对该区域的海洋资源及其产品和服务需求就最大，其所在的市场份额就高，市场占有率有就大，则表示该区域的海洋经济产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而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在海洋经济体系中所处的海洋地理位置、周边国家和地区格局等也影响区域市场的容量。随着交通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区位的影响逐渐弱化，但优越的区位可以提高海洋资源流向的影响力。市场影响力最终反映出海洋资源及其产业和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反映出该海洋产业可持续的竞争力，是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动力和源泉。
2.4经济实力影响力
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经济实力对该国家或地区在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非常重要。沿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决定着该区域在海洋经济领域的投融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通过资本的投入来体现。无论是海洋人才的培养、海洋产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海洋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都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没有资本的投入，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海洋科学技术研发都无从谈起。因此，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是该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和准备。
2.5政策制度影响力
一个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政策能够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一个地区能够在国家的海洋战略和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海洋资源，制定适宜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把资本投入海洋科技研发、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引进等项目上，促进主导海洋产业群的形成，从而提高海洋经济竞争力。海洋企业在国家和地区海洋发展战略政策的引导下，制定企业发展方向，结合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提供有竞争力的海洋产品与服务。适宜的政策制度最终会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建立鼓励海洋科技人才进行技术研发创新的制度，最终影响海洋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一个沿海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是该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可持续提升的根本。技术、资源、市场、资本都需要政策制度的引导，才能实现优化配置，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3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海洋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研究是对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探讨。要构建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首先要确定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反映经济竞争力的指标通常由经济总量及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3个方面来体现。经济总量及增长主要从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来衡量，既要选取总量指标，又要选取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与区域大小有关，但可反映一个区域的总体实力；人均指标与区域大小无关，可消除因为区域大小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反映该区域人均的经济水平。而经济结构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第三产业。海洋经济竞争力就是利用一系列指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数学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得出的能全面反映海洋经济基础、海洋经济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的综合性指标。海洋经济竞争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包括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海洋科技等诸多子系统竞争力之总和。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则仅仅指除去海洋科技、海洋环境、社会发展、区域经济等因子之后的海洋经济实力与海洋经济的资源推动力，它主要体现在所有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的经济竞争力之总和上。本文所研究的海洋经济竞争力主要指狭义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根据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设定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4个方面，分别为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4个要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是由这4个要素综合分析评价。每个要素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状况。
（1）海洋经济总量是反映海洋经济水平和动态的宏观数量指标，评价海洋经济总量的指标主要包括海洋经济总产值、海洋经济增加值、海洋经济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海洋经济总量是从宏观层面定量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强弱。这些指标有共同的特性，即数值越大越能体现海洋经济竞争力的高低。当然海洋经济总量不是孤立的，其受到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是各个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的汇总。而海洋经济推动力则直接决定着潜在的海洋经济总量水平。另外，单一的海洋经济总量在体现海洋经济竞争力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因为经济总量指标一般是绝对数，尽管一个小国或地区的海洋经济总量水平比不上一个大国或地区，但其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相对指标并不一定比大国或地区弱。所以在应用海洋经济总量分析海洋经济竞争力时要充分考虑其相对水平。
（2）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是从各个产业的围观角度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定量描述。主要海洋产业指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电力、海洋船舶业、海水利用业等。这些海洋产业基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的各个主导产业，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竞争力主要看其主导产业的发展水平。海洋货物运输量、海洋产业生产总值、海洋渔业收入、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等指标可以较好反映主要海洋产业发展状况。各个海洋产业的具体发展水平指标能很好地体现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内部具体实力状况，能反映其海洋经济的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对海洋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具体的微观描述。
（3）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海洋经济结构是海洋部门的经济结构，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海洋经济结构也是海洋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海洋经济结构是从质的角度对海洋经济的一个描述。标志着海洋产业由传统的海洋产业向现代海洋产业的转变。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总值的比重、海洋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海洋产业从业总人数的比重等指标较好地反映海洋经济结构的状况。海洋经济结构与海洋经济总量是紧密相连的，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变。
（4）海洋经济推动力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力因素与重要推动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海洋资源要素，盐田生产面积、海水养殖面积等能够较好地反映海洋资源要素的状况；另一个是各种经济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有科技、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中海洋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海洋产业人均总产值等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要素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海洋经济推动力一方面决定着未来的海洋产业经济产出和海洋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代表着一国或一个地区海洋经济潜在的实力。综上所述，海洋经济总量、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结构和海洋经济推动力4类要素都是海洋经济综合实力的体现，四者相互联系，共同形成了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2动态比较优势的阐述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也都暗含了比较动态优势的思想,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动态比较优势。
2.1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构成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技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中,用技术和传统投入两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算出技术创新导致80%的经济增长。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指出技术(知识)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般性技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专业性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使生产函数收益递增,带来市场不完全竞争〔2〕。可见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强调单要素的重要性。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紧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四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为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国某种稀缺资源,使传统比较优势对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离了现实经济的
发展。例如塑料、光导纤维、合成橡胶替代传统材料铜、铁、锌,经过对本国劳动力的培训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务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和陶瓷制业虽然拥有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工艺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致使产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冲淡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国都属于初加工阶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过程都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纺织品总产值为551亿美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同一产业,日本和美国的总产值却达到了730亿美元、840亿美元;同期服装业产值,我国为176亿美元,日本为275亿美元,美国为486亿美元。我国该产业进出口大致平衡,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不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同一产业的横向贸易,而是属于同一产业间的垂直贸易〔3〕。
2.2要素结构比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效应”,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劣势,有助于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使本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从表1、表2中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对照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内生或外力引起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分别是美国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别是美国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时我们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得到缩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别程度随时间是变化的。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动,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980年以来一直有增大的趋势,2002年已经达到了91.23%;制成品内部出口结构中出现了不均衡增长现象,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和偏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在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技术这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和开发却是不够的,这很可能与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有关系。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程序化发展,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差异的诸多区域,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同一种产业的价值链中要求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
一类为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产业。这类产品开发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作为后盾,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国家和邻近国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阶段,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该产品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当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规格都完全标准化,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该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从要素的可组合性角度来看,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这就是跨国公司早期的在华投资战略。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当前，加快促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优化和升级，把我国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把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是摆在国家战略地位的重要发展问题，关乎社会建设进程，关系民生，是我国能否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发展目标的关键问题。经济发展是目标，教育发展是保障，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偏废。就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而言，更是如此，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地方高校的举办与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和人才培养规格导向，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二者互动协作，循环提升，相互推动，环环相扣。
一、区域经济：为地方高校发展支持和人才规格导向
地方高校的举办与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力的提高为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资基础。地方高等教育的举办需要相当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需要大量的持续投入。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经济越发达，教育也就越发达，教育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从河南省来看，除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为省部共建高校外，其余近70余所高校均为地方高校，高等教育水平整体不高，属教育大省。相较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教育大省（市）、教育强省（市），无论在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上均欠发展，这一方固然是国家政策和教育发展历史影响，也主要的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从广东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来看这种关系更为明显，经济先发展，教育后赶上，广东的高等教育虽说传统名校少，但是后起发展比较突出，广东在全国第一个建立大学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就当前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当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这是教育的外部发展规律。
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工作，人才培养也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引导。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教学内容的更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直接影响高校的人才培养的定位和教学内容。高等教育的职能是人才培养、科研和服务社会，三者是内在统一的，人才培养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科研是创新知识，为了更好的培养人才和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社会要通过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途径实现。作为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高校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而盲目发展，必须将地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落实了人才培养工作中，落实到科研活动中，真正担负起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是受经济发展环境制约的，什么时候高校适应了地方经济的需求，人才培养工作就会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办学目的得到实现，什么时候高校偏离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高校的人才培养活动就会受到质疑，毕业生就会大量的找不到工作，造成结构性失业。
二、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知识和人才资源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和前提。地方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就是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显示，东南沿海省市是我国经济发展快、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同时也是高等学校比较密集，人口综合素质高的地区。当地高校为他们培养了大量的各方面人才，高等教育也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更直接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对地方经济的支持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进行：
（一）人才培养
高校通过合理设置专业，不断改进教学内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培养大量合格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人力资源。由于经济的快发发展是社会各系统合力共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各方面、各系统人才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不但需要高精尖的科研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还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
（二）科研活动
高校聚集了大量高素质研究人员和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问题、社会制度改革等都需要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支持。近年来，各地也都十分重视发挥高校的科研资源，吸收高校科研人员作为政府的参事和技术骨干。高校也通过技术成果转让和积极参与地方课题研究，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另外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跟企业合作，校企联合，学校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进行合作，这是目前学校和地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结合方式，也是最有效的结合方式。
（三）通过文化作用
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文化氛围，当前招商引资和吸引外资都离不开环境的改善，环境中文化环境更为重要，一个地方的文化软实力上不去，经济发展就没有后劲，吸引投资的力量就不大。高校是产生知识和传播文明的摇篮和重要基地，一个地方高校越发达对当地的社会影响越大，地方经济发展就越有后劲，也越增加吸引力。高校通过自身的文化传承和知识创造、创新，来影响地方文化环境建设，影响社会制度改进，影响文明进程，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高校教育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直接现实的表现在学生消费力方面。我国1999年扩招就基于拉动内需，吸引教育消费的基本观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高等教育的需求拉动。目前，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力逐步提升，据调查显示，一个内地经济水平一般地区的大学生生活费600元左右，加上电话费、网络、交通等各种消费，恐怕还有高。有研究表明，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月收入3000元）资助一个大学生就举步维艰，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学生消费也不断提高。农村大学生几乎要花掉所有家庭收入。大量学生和大批教职工的消费能力也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三、互动与协作：教育和经济实现良性发展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加强教育与经济的结合，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协作关系，实现“互补”、“双赢”的基础，这一关系的实现无论是对深化高教领域的改革还是对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良好关系的建立和实现无缝对接，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转贴于
（一）政府将教育发展纳入经济发展规划
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高校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高校的建设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对经济发展进行预测，人才需求预测是重要方面，要充分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结构的需求。社会整体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要有科学预测。要把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社会建设跟学校的学科发展结合起来，尤其是高新企业的发展要充分考虑高校的技术力量和研发能力。
（二）加大政策和财政支持
地方政府要切实认识到高校的地位和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政策扶植和财政支持。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地方政府给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自由有序的发展，让高校按教育规律办事办学。在投入上，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到学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让学校有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教学设施和教学条件建设得到持续的提升。可以通过办学经费的拨付、专项建设项目的资助、科研项目资助等途径进行必要的资金投入。
（三）高校持续进行教学改革
高校要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在人才培养方面，作为地方高校要合理进行定位，明确人才培养工作的服务面向，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要深化改革，持续调整，不断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反映到教学工作中。高校首先要做好社会调研，对人才需求进行预测，保持教育的超前性。其次要不断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将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并保持一个动态调整。第三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持续进行课程改革，走素质教育之路，把学生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最后，学校要建立严密的质量监控体系，将质量作为最根本保障，注重特色。高校在教学工作中要紧紧围绕学生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适时调整培养方向，不断推荐教育教学改革，为地方社会培养大批高素质有用人才。
（四）高校科研工作面向地方发展
高校的科研工作要针对地方经济发展，按照行业发展情况确定学科发展方向，引导科研人员在科研选题和项目申报方面更注重与地方政府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和课题。真正将科研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和企业技术革新改造上，加强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对接。走产学研道路，推进校企合作，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地方政府或项目单位、个人建立企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五）建立地方和高校互动机制
高校和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要建立联动机制，以互通信息，协作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具体措施有：
1、高校建立毕业生联谊制度和跟踪制度，定期邀请毕业生到校座谈，了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保持信息畅通，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掌握及时信息。
2、高校学生实习要进行改革，以采取定岗实习为主，特殊专业的要建立相应机制，让学生到生产一线，提高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
0 引言
所谓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指的是因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其他与之相关产业而聚集而成的城市。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人文素质方面，煤炭资源型城市都与一般的工业城市不同，所以在城市经济与社会文化知识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1 煤炭资源型城市制定动态发展战略的意义
内涵式产业链延伸、外延式产业链延伸和复合模式等发展战略是以往文献中研究煤炭资源型城市所得出的传统结论；当然转型模式也曾经有学者提出过，其从优化产业结构、节能降耗和资源转型等方向来探讨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笔者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阶段性发展都没有在以上文献中出现，只是一味的考虑被动的选择战略，鉴于此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划分了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时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而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而且同时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状况、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和区位优势等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对相关的支持性政策进行了制定。
2 煤炭资源型城市战略选择的生命进程图
如图1所示，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战略选择的生命进程图，并明晰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四项原则，即遵循协调性、发挥比较优势、尽早转型和战略动态演进。从创新角度来看，煤炭战略选择生命进程图比现有的静态战略制定具有下面几个优势：
（1）从目标定位和可行性发展路径两方面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指导。
（2）在进行战略评价的过程中参考了多种属性，并在流程图思想的基础上对战略定位进行了区分。
（3）从发展目标和关键战略路径角度来选择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和支持性政策。
（4）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煤炭资源型城市类型，并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研究和选择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路径。
（5）从创新的角度结合发展目标、路径和政策导向来制定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
3 动态战略体系的构成
无为战略：与兴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同，其目标是建立可移动城镇或者远距离通勤，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无为战略。在开采煤炭资源的初期适合采用无需太大投资成本与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无为战略，但是这需要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煤炭资源开采和运输等多种因素来决定。
绿色战略：我国目前的国情是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资源供需矛盾等两大难题，基于这个前提延伸出了绿色的发展道路，即绿色战略，该战略实施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应该处于幼年期。因为只有将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增长保持稳定，进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
延伸战略：延伸战略所适用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长期，在这个阶段，煤炭的开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种战略就是以此为前提延展煤炭产业链，通过深加工技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深化、升级价值链等方式来对煤炭下游产业进行构建。在最早进行转型的时期，延伸战略应该对煤炭产业的前后关联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洁净煤技术来转化煤炭，其途径主要有煤炭向发电转化、，煤炭向高耗能产业转化和煤炭向煤化工转化。同时还要综合分析来培育煤炭的替代产业来对煤炭产业在城市中的竞争力进行强化，不仅优化了经济系统，还优化了社会子系统和城市人口素质，当然这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支持，比如说在煤炭资源型城市中的煤炭开采权方面出台相应的机制来实现市场化出让，分离开主要的国有煤炭企业和次要的企业。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煤炭产业，在资源配置、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而且企业仍未感觉到市场的竞争压力还在进行着内部保护，为了能够从商业和就行机会的强化方面改观城市现状，就必须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延伸煤炭产业链和企业的配套业务。
自力更生转移战略：该战略是通过构建全新的产业群来代替煤炭产业，当然这需要前期煤炭产业给与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甚至需要外部力量给与各方面的支撑来保证新型产业群有能力来转移原有煤炭产业的开发人员，煤炭产业的转型是自力更生转移战略的发展目标，它是为了能够强化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保证城市的长远发展。其主要有新建、收购、兼并、参股和入股等进入新兴产业的几种发展途径。而对于新兴产业的选择，其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第一产业和高科技、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城市文化科技事业和财政方面给与政策方面的支持。
多元复合战略：延伸战略结合自力更生转移战略进行综合发展的战略就是多元复合战略，构建综合性城市是该战略的发展目标。单一的产业策略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城市发展的，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延伸煤炭产业链，以此为基础来构建第三产业等新兴产业群，进而降低城市对于煤炭产业的依赖性，通过具有质量的城市化手段来优化产业结构。对城市所处区域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充分的了解城市中具备怎样的工业加工和服务条件，进而选择恰当的产业途径来实现城市产业的多元化，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提升一个层次，以更好的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特区战略：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选择自由特区战略，其中一种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熟期，但是在区位和人口方面都不具有优势，在产业结构中不具备转型条件，而且缺少高水平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就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衰退期，且缺少高水平经济子系统和人口基数较小。无论是个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这样的城市中都难以实行，所以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行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金都要来自于政府，可以说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而在产业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于成本最为敏感，且能够解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比较适合该类城市。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给与支持，比如说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提供资金来培训失业人员；构建保证金制度来完成矿区的关闭；通过税收、财政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进行引资；通过相关措施来增加土地的复垦量。
政府补贴战略：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选择政府补贴战略，其中一种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熟期，只是在区位和人口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产业结构中不具备转型条件；第二种就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衰退期，在公共投资、个人投资和产业投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且人口基础较大。
根据不同的状况，自力更生转移战略或者复合战略经过调整和转变即可成为扩张战略或者维持战略。
4 结论
笔者在文章中通过全生命周期进程图阐述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动态发展战略，分析和研究了城市发展战略应该根据煤炭资源型城市所处区域和所具有的资源禀赋进行制定。同时分战略发展目标和政府的支持性政策两方面进行了战略选择的解析。但是，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全生命周期战略进程图中有三个属性没有明确的区分，这是不完美的地方，还有就是需要其他学者根据此体系来制定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确定权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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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度评价指标
1.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指标
GDP贡献率。用其衡量商贸流通业对地区GDP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分为绝对贡献率和相对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较高，沿海、西南地区呈逐年增长态势，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经济发展；贡献率；地区比较
中图分类号：F26文献标识码：A
绝对GDP贡献率=[SX（]流通业增加值[]GDP[SX）]
边际GDP贡献率=[SX（]流通业增加值增量[]GDP增量[SX）]
就业贡献率。用其衡量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就业人数占地区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来表示，分为绝对就业贡献率和相对就业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绝对就业贡献率=[SX（]流通业就业人员数[]就业人员总数[SX）]
相对就业贡献=[SX（]流通业就业人员数增量[]就业人员总数增量[SX）]
纳税贡献率。用其衡量商贸流通业对地区税收的贡献，可用单位流通业GDP的税收额表示，分为绝对纳税贡献率和相对纳税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
绝对纳税贡献率=[SX（]流通业税收额[]流通业增加值[SX）]
相对纳税贡献率=[SX（]流通业税收额增量[]流通业增加值增量[SX）]
资本贡献率。用其衡量流通业对区域资本形成的贡献，可用地区资本增加量与流通业增加值增量的比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资本贡献率=[SX（]资本增量[]流通业增加值增量[SX）]
（注：资本增量用流通业各行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表示）。
2.对地区经济结构优化的贡献度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系数。用其衡量流通业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可用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产业结构优化系数=[SX（]流通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SX）]
开放度贡献率。用其衡量流通业对地区开放度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进出口总额占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地区开放度贡献率=[SX（]流通业进出口额[]进出口总额[SX）]
城市化贡献率。用其衡量流通业对地区城市化的贡献大小，可用流通业吸纳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城市化贡献率=[SX（]流通业吸纳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就业总人数[SX）]
（二）数据及变量说明
1.流通业的外延界定。流通业所涉行业较多，学界对流通业的界定尚未形成一致，但普遍认为其范畴应包含商流和物流。本文沿用我国商务部《流通产业改革发展纲要》的基本分类，并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分类，将流通产业的范围界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三大类，各指标流通业数据即为上述三类产业的归并。
2.研究区域划分。本文采用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提出的经济区域的划分方式，具体为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海南），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黄河中游地区（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东北地区（黑龙江、辽宁、吉林），西南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鉴于数据不可得原因，本研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除税收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之外，本文中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1.GDP贡献。由表1可知三大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对GDP的绝对贡献最大，各年均值分别达到了1806%、1754%和1716%；黄河中游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紧随其后，商贸流通业对GDP的绝对贡献率年均值分别为1687%、1636%、1561%和1519%；商贸流通业对GDP绝对贡献率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仅为1405%，这一结论符合产业发展现实。我国沿海地区为经济发达省份，其商贸流通业也较发达，无论从市场数量还是交易规模上看均高于其他地区，流通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高不足为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西北地区，由于市场发育落后、市场制度不健全，导致流通业对地区GDP的贡献度较低。具体来看，2004-2012年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绝对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南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各年数据比较平稳、波动不大，其余地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长江中游地区流通业对GDP的绝对贡献率由2004年的172%下降到2012年的最低141%，平均降幅为64%，西北地区平均降幅达到了57%。这一结果2.就业贡献。由表3和图1可知对当地就业绝对贡献较大的地区依次是南部沿海、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各年平均值分别为1191%、1064%、939%；接下来是黄河中游地区（892%）、东北地区（821%）；长江中游、西南和西北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绝对贡献较小，分别只有798%、790%和763%。对各地区指标进行动态分析，可以看出三大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就业绝对贡献近5年来表现出稳中有增的态势，尤其是南部沿海地区逐年小幅稳定增长；黄河中游、西南、东北地区2008-2012年间表现出先降后升的锯齿型波动，但是振幅不大；长江中游地区表现出小幅下降态势，从2008年的839%下降到2012年的726%；与长江中游地区相反，西北地区则表现出逐年的小幅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725%上升到2012年的818%。
考察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如图2，由于采用了变量的增量比（一阶差分比），负值表示后期的变量值小于前一期。边际就业贡献的各年平均值表示每新增百人就业中被流通业所吸纳的比例。可以看出与绝对贡献不同，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南部沿海地区（1789%）、西北地区（1387%）、北部沿海地区（136%），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低的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地区（871%）、东部沿海地区（866%）和长江中游地区（402%）。与绝对贡献各地区变化平稳或小幅变动不同，各地区进行动态比较后不难发现边际就业贡献率各区域都表现出较大幅度的起伏波动。除了东部沿海地区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中流通业吸纳的比例逐年上升外，其余地区各年有增有减、振幅较大。长江中游地区2008年和东北地区2012年的负值表明流通业就业人数较前一年有所减少。此种状况说明每年各地区流通业吸收的新增就业人数不稳定，流通业的就业稳定器作用尚未发挥。
反映出近年来除个别沿海发达省（市）流通业发展高于当地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外，多数地区流通业发展落后于当地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体现为占GDP比重的下降，流通业没有跑赢GDP）。
表2提供了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各年对GDP的边际贡献率，总体上依然是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边际贡献最大，各年均值分别达到了2003%、1961%、1705%；其次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分别为1653%、1570%；与绝对贡献率不同，黄河中游、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边际贡献率低水平接近，分别为1393%、1324%和1314%。具体来看，2005-2012年间①三大沿海地区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即2005-2007年先下降，从2008年开始较大幅度上升，2011年以来有所下降；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除在2009年指标数值出现较大程度增长外，其余年份波动不大，并表现出稳中有增态势。黄河中游地区除2009出现异常低指标值外，其余年份较为平稳，2012年有较大增长。2009年多个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边际贡献率均出现了较大的增长②，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时滞效应。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2008年主动出击，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商贸流通业在此番政策调整中获得了较快发展。
3纳税贡献。表4显示了各地区商贸流通业的纳税贡献率，就宏观税负（绝对贡献）而言，东部沿海地区最高（各年平均2348%），其次是西北地区（各年平均2269%）、北部沿海地区（各年平均1816%）、西南地区（各年平均1797%），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比较低，分别为139%、1335%、119%和1044%。从变化趋势看（图3），三大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在2008-2012年间变化比较平稳；西北、西南、东北地区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上升最快，2012年在经济区中西北地区的宏观税负最高，达到了2544%。尽管西北地区经济总量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在经济区中是最低的，但是流通业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平均每百元流通业产出要缴纳2269元税收）却高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仅次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与其他地区多元的所有制形式，西北地区商贸流通业仍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而无法享受到税收减免等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从而使得其承担的税负较重。
就边际税负（边际贡献）而言，西北地区最高（平均达到了3234%），接下来依次是西南地区（2174%）、东部沿海地区（2067%）、长江中游地区（1551%）、北部沿海地区（1319%）；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南部沿海地区较低，分别为1285%、1033%和984%。从变化趋势看（图4），西北、西南、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2010年是一个高峰，此后逐年下降；长江中游地区流通业的边际税负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前三年逐年上升，2012年开始下降。边际税负表示每新增百元的流通业产出中需要缴纳的税收占比，上述结果表明流通业宏观税负较高的地区边际税负也较高，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比如西北、西南地区）流通业的税收贡献度要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4资本贡献率。资本贡献率是增加一单位流通业增加值所需要的资本增量，体现了流通业的资本利用效率。从平均水平来看，由表5可以看出东北地区、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对资本的利用率较高，北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比较低。从变化趋势看（图5），除南部沿海地区逐年上升外，其余地区各年波动比较大。其中，西北、长江中游呈先升后降的“锯齿状”波动，东部沿海、东北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北部沿海、西南地区除个别年份外变化较为平稳，西北地区变动振幅最大，从最低的2005年022到最高的2009年1012。
开放度与城市化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表7所示），就商贸流通业对城市化的贡献率而言，各地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城市化的贡献水平普遍不高，最高的北部沿海地区平均值只有13%，最低的西北地区各年均值只有87%。从具体变化趋势看，除三大沿海地区各年表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外，其他地区都表现为小幅下降态势。就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开放度的贡献率而言，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开放的贡献率列前三位，接下来依次是东北地区、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这一结果表明越是开放度高的地区商贸流通业企业的进出动也越频繁（南部沿海是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地区，2012年指标值上升到375%，原始数据显示这一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业的对外进出口额有了大幅上涨，这很可能得益于我国“丝路经济带”建设和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从具体变化趋势看，三大沿海、西南地区呈逐年增长态势，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东北地区除2010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逐渐上升。
三、结论与研究启示
本文运用2004-2012年相关数据，对我国经济区商贸流通业的经济发展贡献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商贸流通业增长对地区GDP的贡献）越高；经济越欠发达的地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低；三大沿海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对GDP的贡献率呈稳中有增态势，而其他地区变化不一。
2.从绝对份额上看，就业贡献率指标显示三大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就业贡献最高，且各年变化表现出稳中有增态势，长江中游、西南和西北地区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绝对贡献较小。从边际份额上看，商贸流通业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南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对就业的边际贡献率较低的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各地区边际就业贡献率都表现出较大幅度的起伏波动。
3.就宏观税负而言，纳税贡献率指标显示最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西南地区居于其次，指标数值比较低的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从变化趋势看，三大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变化比较平稳，西北、西南、东北地区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上升最快。就边际税负而言，西北地区最高，接下来依次是西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北部沿海地区，该项指标数值比较低的地区有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
4.资本贡献率指标显示东北地区、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对资本的利用率较高，北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比较低。从变化趋势看，除南部沿海地区逐年上升外，其余地区各年波动比较大。
5. 商贸流通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率各地区相差不大，贡献率较大的分别是黄河中游、东北、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从具体变化趋势看，各地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城市化的贡献水平普遍不高，除三大沿海地区各年表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外，其他地区都表现为小幅下降态势，开放度越高的地区流通业对开放度的贡献率也越高。从具体变化趋势看，三大沿海、西南地区呈逐年增长态势，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东北地区除2010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逐渐上升。
本文的研究启示：
1.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是提高其经济贡献度，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途径。在理论上，经济越发达、商贸流通业自身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流通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高，这一逻辑在本文中得到了验证。
2.加大对西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流通业发展的税收扶持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北、西南等欠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业的税收贡献率整体较高，这一局面的形成既与欠发达地区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有关，也与当前我国的产业空间布局有关。目前，我国产业空间布局呈现出南北分界的特点，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部分制造业生产，该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流向全国；西北、西南地区等欠发达地区主要供应初级农产品和能源矿产等原材料，所需工业制成品大部分需要购自区外。因此，西北、西南地区流通行业发展较快，相应的各项税收（比如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也增长较快。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这对未来需求的增长将产生严重制约。所以，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提高对这些地区商贸流通业的扶持力度，适度减免一些税收。
3.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需从商贸流通领域实现突破。一是对传统集镇进行升级改造，拓宽农村居民购买商品的渠道；二是充分发挥各类批发市场的作用，加快批发市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城郊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周边增建货物运输站点；三是在城乡结合部构建新型城镇接合点，发展与新型城镇接合点相适宜的商业。
注释：
①变量进行差分后损失一年数据，故从2004年开始。
②原始数据显示山西是一个例外，山西省2009年流通业增加值比2008年减少了1871亿元，从而拉低了黄河中游地区的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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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1研究模型构建与变量
由于湖北省1990－2000年的证券市场数据无法获得，所以我们计算金融发展指标主要是考虑金融机构存款数量，而且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们选取湖北省金融发展指标以所有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与GDP之比表示是合理的，用FIR表示：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性质以及构建模型的需要我们在模型中采用LnFIR这一变量表示；同时我们选取湖北省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LnGDP表示。对LnGDP、LnFIR进行动态计量分析。
2数据选取与处理
我们的数据均来自1991－2011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同期的《湖北省统计年鉴》并进行了相关整理。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目前最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最后通过建立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实证过程均通过Eview6．0软件操作实现。金融本身是经济的一个部门，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在湖北省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关系，针对这一点我们建立两向量VAR模型如下：lnGDPt和LnFIRt分别表示当年湖北省经济增长和金融相关比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建立该模型后就可以做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研究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冲击形态、冲击方向、冲击时间等。
3实证检验
（1）ADF单位根检验，见表1。根据以上检验结果，LnGDP、LnFIR是非平稳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变化序列变得平稳，但变换后的序列仅仅是各变量增量间的相互关系，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化为平稳序列建立的时间序列模型不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因此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我们采用EG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知lnGDP、ln－FI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由回归方程各参数知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若变量lnG－DP、lnFIR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对模型（3）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判断回归估计模型能否表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由模型（1）得残差：由表2可知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统计量为－4．0417，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3．8573，说明残差e序列没有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LnFIR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模型1是对LnGDP，LnFIR长期均衡关系的数学描述，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的平稳序列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检验三组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一组是LnGDP与LnFIR，分别代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第二组是DLnGDP与DLnFIR，分别代表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变化水平。第三组是DDLnGDP与DDLnFIR，分别代表滞后二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变化水平。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变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变化水平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无论从存量上还是流量上，金融发展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效率不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从滞后一期二期来看，湖北省经济增长对本省的金融发展尚不具有因果关系，说明湖北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存在很长的滞后性，短期内不显著。（4）VAR模型、IRF图与方差分解分析。由于LnGDP，LnFIR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故可建立VAR模型，在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时，首先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合理的滞后期。经过试算，由下表可见，在进行LnGDP、LnFIR指标建立VAR模型中，应该选取滞后2期为最佳滞后期。从方程中可以看出，金融深化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变化影响显著，在滞后一期弹性就达85％，且方向为正，之后两期也分别达到了41％和39％，充分体现了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
在VAR模型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绘制脉冲响应函数图（ImpulseResponseFunction），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ξt（被称为“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图是LnFIR对一个标准新息的的响应情况。脉冲响应函数显示湖北省经济增速变化量对金融发展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强烈的反映，滞后一期后产出增加5．1个百分点，在滞后七期更是达到了最高点9．3个百分点。
进一步对lnGDP进行方差分解，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进而了解各随机扰动项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如图2所示，从第四期开始方差分解的结果就逐渐趋于稳定，LnFIR对LnGDP预测误差项的贡献程度达到了20％左右，进一步验证了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一、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现状
当前由于网络信息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单位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和管理者之间的竞争，这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经济学家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单位的高级管理者，人力资源经济学家对单位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和经营具有咨询和决策的作用。在经济与信息技术高度结合的背景之下，单位的工作模式得以不断简化，各个领域的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优化利用，这些都需要对人力资源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人力资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明确自己的专业价值的重要性，他们的环境和自己的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正常情况下应及时学习新知识，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职业观念和责任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二、新经济形势下人力资源经济师的职业定位
(一)单位经济发展的建议者
人力资源经济师通常都是单位中的高级管理者，他们对于单位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可谓是了如指掌，职工适合哪方面工作，具有那方面的突出能力，这些都是人力资源的本职工作之一。单位经营期间，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说是单位决策者与普通职工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与职工之间的交流极为频繁，了解职工在工作中的各种诉求，可以及时的将一些合理的诉求反馈给单位决策者，然后让决策者结合单位发展现状，制定更加合理的人才管理战略，为单位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单位经济发展方向的执行者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经济师其统筹着整个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他们不仅仅是单位发展的建议者，同时其还是单位经济发展的执行者。在单位经营中其是多项工作的执行者，在执行工作中，其需要征询和统计单位各个部门职工的意见，然后结合单位实际发展现状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单位的发展建设，解决单位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单位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三、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的发展动态
(一)宏观出发，总览调控全局
关键词:时序立体数据表 全局主成分分析 雷达图
在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中,三峡库区被称为“渝东北翼”,它包括11个区县,幅员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41.1%;2007年末常住人口847.0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0.01%(重庆统计年鉴2008),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农业人口多,投入产出偏低,贫困人口集中,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短板”, 因此分析研究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动态发展状况,对破解发展失衡,搞好城乡统筹,协调区域发展,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张婕、苏维词,2009;冯维波、彭丽,2009)。本文应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样本的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三峡库区的实际和特点,本文选取12个指标作为变量来刻画,它们是: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4: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5:地方财政收入(万元);X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8: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X9: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个);X10: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11: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元);X12:人口城镇化率。
(二)样本的选取
变量确定后,选取2003年、2005年、2007年三峡库区所包括的万州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共11个区县的12个指标值的动态数据为样本(重庆统计年鉴2008、2006、2004),构成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时序立体数据表。
(三)研究方法
对已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子空间,该子空间保证了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进而对整个系统进行比较和评估,解决了采用横截面数据,不能动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弥补了采用单一统计指标分析问题,无法全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的缺陷。这种分析方法就是全局主成分分析,然后用雷达图的方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给以更直观、更清楚的刻画。
实证分析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对上述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公因子,提取立体表的绝大部分信息,从而对样本进行分析、评价。
1.多重共线性检验。调用SPSS的“Data Reduction”中的“Factor”过程进行主成分分析(张文彤,2002),计算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并对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行KMO检验和巴列特球度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见表1。
2.主成分分析。以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80%为原则提取主成分,在SPSS软件中计算结果为提取前三个主成
分Z1,Z2,Z3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65%,分析过程从略;其中Z1贡献率是66.04%,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Z2贡献率是11.72%,是从人均经济占有量方面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Z3贡献率是9.90%,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卫生因子;这样用三个主成分就能反映原始变量的87.65。
由SPSS软件计算所得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构成三个主成分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各区县的主成分得分(略),它们从三个方面综合反映了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但是单独使用某个主成分,并不能对各区县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做出综合评价,因此本文以Z1,Z2,Z3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和构成衡量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Y=0.6604Z1+0.1172Z2+0.0990Z3并计算Y值,如表2所示。
从表2看到:2003、2005、2007年综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万州区、开县和垫江县,其中万州区领先优势明显,各项指标也排在前列,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在190亿元以上,是三峡库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忠县的名次发生了位次变化,由2003年的第8名到2005年的第7名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这是由于该县从承接“一圈”,传递“两翼”,建设三峡库区生态经济核心产业带出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与“一圈”全方位对接,借“一圈”发展之势,实施工业强县,实现了全县经济社会在三峡库区率先加快发展。 相反2007年综合得分排第7名的云阳,在2003年和2005年都排在第3名,是由于这几年别的区县抓住机遇得到快速的发展,使得原来基础较好的云阳落后了。
城口县、巫山县、巫溪县综合得分排在最后,这几个县都属于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农业经济成分较大,综合经济实力弱,工业经济比较落后,对GDP贡献较小。
(二)雷达图分析
1.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在综合得分值的基础上,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其步骤如下:首先作一个圆,并把圆周分为11等分;其次,连结圆心和各分点得到11条辐射状的半径,即为11个区县的坐标轴。然后,将各区县2007年的综合得分值映射到相应坐标轴上,再把坐标轴上对应的点依次连接起来,得到11边形,即为平面表示的11维雷达图(见图1)(付、方德英,2007)。它清楚地反映出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姿态”。
2.雷达图分析。从雷达图1看到,闭环上点的位置越靠外,则该区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靠内,则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样雷达图清晰地给出了各个区县在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对比中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在图1中,万州区相应点的位置最靠外,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它在三峡库区的中心地位突出,其综合得分值遥遥领先,与其它区县形成较大的落差;其次是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它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与本区域的万州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缩小差距,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最靠内的是巫溪县、巫山县两个县,其经济发展落后,需要高度关注,加以积极的帮扶,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结论
第一,三峡库区区域经济近年来得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万州区、忠县等区县发展更快,他们在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助推”的作用。
第二,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的统筹性,要加快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的发展,缩小与万州区及主城各区的差距,逐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并且把三峡库区的发展与“一圈”建设统筹协调起来,通过优先发展“一圈”,增强对三峡库区的反哺能力,并加强对三峡库区优势产业发展的扶持,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依据三峡库区的自身特色,充分发挥长江水道大通道优势,增强要素聚散能力,发展通道经济,发展壮大现代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盐气化工、新型材料等支柱产业,形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
这样在重庆市“一圈”“火车头”的带动下,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实现“提速提档”、“做特做优”,尽快达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实现重庆市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婕,苏维词.基于产业集群的万州区产业专型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1)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从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立到现在近十八年间，国家高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始建设与快速发展两个时期。1991~2000年的十年间属于国家高新区的初始建设时期，在此期间高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综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财力的支持，各国家高新区基本上采取了“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的方式。在高新区发展的初期，依靠土地与园区内政策的优惠等措施，高新区形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有效载体，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蓄了力量，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打下了基础。初始建设时期，在梯度推移理论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的高新区抢先一步得到发展，1992年国家在全国兴建高新区时，中、西部地区才有了同样的发展机会。高新区发展初期，国家级高新区呈梯度发展，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经济特区得到优先发展［1］。
从2000年开始，国家高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与政策的优惠对投资者与技术拥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区越来越重视园区内软硬环境的建设，特别是服务环境与创新环境的建设，以吸引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入区。这一阶段高新区发展的核心是对孵化器的建设，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小科技企业的培育；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已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辅助形式，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区发展中的作用，园区内的企业更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尖端人才的引进。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为新时期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仍旧沿袭了初始建设时期的规律，是否有新的发展态势，以及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将国家级高新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性的、跨度较大的研究。本文针对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高新区的增长模式进行分类，在分析各类高新区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得到高新区发展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分解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揭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能力与潜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进行研究可选择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观，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学。本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进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区增长的实证结果，用聚类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分类，然后进一步讨论各类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类方法选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类后，使每类方差最小，对应的测算距离的方法选用欧比米德距离，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参与聚类的变量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所以采用Zscores来消除不同变量的数量级差异，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项详细指标因素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及进行KMO的检验，测试了各项指标是否适合于做因子分析。通过KMO检验后，在因子旋转方法中选择了斜交旋转法，并且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分析的样本是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火炬计划（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网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数据，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能力区划及评估的指标数据库①。该数据库由8个表构成，每个表是一个53*12的矩阵，横行表示53个高新区，纵列表示每个指标变量。纵列除高新区的名称外包括11个指标，顺序依次为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上缴税额、企业平均出口额、企业平均利税额、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和出口产值率。
3.聚类分析
3.1聚类分析过程
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类法进行聚类，聚类的指标选取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和上缴税额等6个指标。以上6个指标基本反映了高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类间距离的测定是聚类中的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先采用Ward’s法进行层次集群分析，将相似的高新区归为一群，并且观察各个群合并时凝聚系数的变化率，如果凝聚系数增量变化率剧增，显示组内误差突增，应停止凝聚程序。由图1、图2可以看出，随着类的不断凝聚，类数目的不断减少，类间距离在逐渐增大。在聚成10类之前，类间距离增大的幅度较小，形成极为“陡峭的山峰”，但到5类之后，类间距离迅速增大，形成极为“平坦的碎石路”。根据类间距离小形成类的相似性大，类间距离大形成类的相似性小的原则［2］，可以找到“山脚”下的“拐点”碎石，即以4类作为确定分类数目的参考②。每类高新区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类分析的结果
根据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个国家高新区如下的动态演化情况及特征：
3.2.1四类高新区的比较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主要是那些发展较成熟、发展速度较快、环境改善效应已不再明显的高新区。这些高新区基本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自身的发展已经度过初期积累的阶段，靠粗放增长的潜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转变增长力式，例如依靠改进投入增长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增长，从而提高增长的质量。第三类高新区属于我国高新区的中等水平。这些高新区应该主要是那些发展一般、发展速度稍高、还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长的高新区。第三类高新区增长主要依赖于当期的投入增长。与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相比，该类具有更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第四类高新区数量最多，说明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2.2龙头位置优势明显且稳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类高新区集中在北京，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深圳等6个城市。其余两年的入选对象也集中在这6个城市，只是数目发生了变化。以上分析说明，上述6个城市的高新区与第三类高新区有着较大差距。第三类高新区短期内还不能够加入或取代以上6个高新区的“龙头”位置。
3.2.3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发展稳定。
从地域分布来看，第一、二类高新区共6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占据4个（南京，无锡，苏州，上海）。这说明了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长三角整体呼应上海市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外资的有效引入，给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苏州和无锡两市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生产制造基地，发展特别迅速。由于高新区的带动，美国新闻周刊将苏州市列为全球“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技术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类高新区动态变化背后隐藏着规律。从上面动态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类高新区无论从数目还是对象上看各年的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第四类高新区进行着交换。但是，动态变化的背后也有稳定的个体。长春、成都、大连、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的高新区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终在第三类中，可见这8个城市的高新区发展比较稳定，实力相对较强。另外，惠州、青岛、厦门、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区长期处于第三类中，但是在2007年却滑向了第四类。这是因为2006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开始冲击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危机爆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出口企业，进而影响了该地区高新区的绩效指标。
4.因子分析法对高新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
在对2000~2007年的全国高新区进行聚类分析后，为了从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企业效率等方面更详细、全面地分析高新区的发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选择2004年及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除了与聚类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标密切相关外，还与高新区的经济效益、效率及发展程度都有关联，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选取了更完备的指标体系，包括前述数据库中全部11个指标。
4.1因子评估过程
4.1.1首先对高新区评估体系原始数据求出相关矩阵，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贡献比例值和累计贡献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前面三个因子解释了原有11个变量总方差的96%，另外根据（图3）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根，根据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三个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个因子是合适的。
4.1.2由于原始数据之间的有些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大，因此，进行了斜交旋转，得到了因子载荷矩阵、因子图形矩阵和结构矩阵，如（表3）所示：
从上面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三主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4.1.3计算因子得分
根据（图4）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0.175企业数+0.151工业总产值+0.178营业总收入+0.048出口创汇+0.181净利润+0.190上缴税额-0.041企业平均出口额+0.024企业平均利税额-0.032劳动生产率+0.178市场占有率-0.039出口产值率
F2=-0.176企业数+0.043工业总产值-0.025营业总收入-0.054出口创汇+0.052净利润+0.109上缴税额+0.177企业平均出口额+0.491企业平均利税额-0.392劳动生产率-0.025市场占有率-0.120出口产值率
F3=0.047企业数-0.075工业总产值-0.031营业总收入-0.336出口创汇+0.037净利润+0.138上缴税额-0.276企业平均出口额+0.149企业平均利税额-0.043劳动生产率-0.031市场占有率-0.476出口产值率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各个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这里采用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三个因子的权重分别为0.35，0.33，0.32，于是计算公式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结果分析
因此，根据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
4.2.1关于三类因子得分的解释。根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结果，并且结合三类因子的解释，对这些高新区进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长春、深圳在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贡献，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岛、佛山、厦门、惠州等在该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第三个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在这些指标上较高的高新区有苏州、无锡、上海、深圳、青岛、厦门、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苏州、无锡、威海、珠海、厦门、青岛、天津、中山是国家科技部、外贸部共同认定的我国第一批16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图5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
图62004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数据的综合比较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按照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53个国家级高新区出现了“聚类现象”。即尽管53个国家级高新区因子评估综合得分相差悬殊，但是53个国家级高新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同类中高新区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郑州、太原、大庆、厦门和佛山等6个城市的高新区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区2007年下降的趋势比2004年下降的趋势缓和，说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区通过几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从图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为大连、广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苏州等。这些高新区几乎全部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且2004年排名比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对其他高新区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区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区名次跌落。
5.关于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早期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仍旧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高新区经济实力优势明显，珠三角地区高新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实力下滑，其他地区形成了几个核心的、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为主的结构特征。如西部地区高新区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绵阳这三个高新区为主；东北地区高新区以沈阳、大连、吉林和哈尔滨四个高新区为主。
通过总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导高新区的下一步的发展战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类高新区差距不大，趋同性明显。因此，高新区需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生态链条结构和布局。我国高新区在产业建设上，出现了高度重复的现象，高新区内的产业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区在产业布局上基本趋同，总体体现出以电子信息为主，新材料、生物医药为辅的布局。几乎所有的高新区都把电子装备与信息产业、生物技术项目等列为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产业。高新技术园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扩大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通过对2007年国家高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高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内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内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每个企业都处于生长和创新的“最佳生态位”。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有较高的稳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高新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园区企业类型的多元化，加强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将经济发展规律相似的高新区分成了四类。因此高新区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就可以先判断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鉴其他类型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以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长期处于第一集团即第一、二类国家高新区应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驱动逐步转入功能驱动。政策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不能完全依靠优惠政策，而必须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创新机制，以及高起点、高标准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统以获得长远的发展。长期处于第二集团即第三类高新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比较完善，重点应注重软硬投资环境的综合创建，由注重招商引资、基本建设向注重创新质量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转移，由扩大建设项目向优化创业、创新环境转移。长期处于第四类的高新区，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均较差，经济环境只需取得较小的改善就能产生更大的增长效果。例如从2007年各地区高新区的发展情况看，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绵阳高新区，达到66.8%；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绵阳高新区，为70.7%［4］。可见，此类高新区虽然现阶段经济实力较为落后，但是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其他规模较大的高新区的发展经验，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此类高新区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注释：
①宁波高新区200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变为54个。但是为了数据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数据并没有包含宁波高新区。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类分析碎石图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显示。
参考文献：
［1］屈驳韵，张树斌，李春林.我国高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经济论坛，2003，(20)：84.
［2］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0.
［3］李灿.苏州的探索――杨卫泽市长访谈［J］.决策与信息,2004，(12)：18.
［4］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7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情况［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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