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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进，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贵定县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强势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加之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不少布、苗传统文化渐渐失去生存环境，渐行渐远，许多非遗老艺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布、苗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尽管有的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非遗名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护，至今仍游离于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保护之外，直接影响其知名度和“身价”的提升，尚未成为知识产权等法律认可的“知名品牌”。
1 贵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处苗岭北坡、黔中腹地的贵定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县近三十万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壮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约占了总人口数的一半。而贵定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各族儿女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往来、文化沉积、文化融合，在欢庆丰收、庆贺太平、祈福纳财、欢呼盛世之时，都喜好用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情感。
贵定县布依族、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长期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名录苗族《鼓龙鼓虎-长衫龙》，被列为第四类民间舞蹈，属4l项民间舞蹈之一，排列序号为126Ⅲ-23苗族芦笙舞；省级非遗代表名录海葩苗《芦笙长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州级非遗代表名录《月子汤》；《引思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定县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灿烂历史的经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宝，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文化名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文化品牌。
2 传承与保护措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定县布、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笔者认为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挖掘抢救为主，传承保护并重”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和抓实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优先考虑列入非遗名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传承保护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为非遗相关部门抓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要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采取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对非遗进行开发，在开发中加以保护。
2.2继续对布依、苗族传统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县布依、苗族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挖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对新发现的非遗名录或过去的名录拾遗补缺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细心整理，鉴别真伪，同时加强对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档案数据库。
2.3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提高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导，专家学者、群众参与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建立贵定特色非遗精品网站、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及把非遗工作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
2.4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落实好非遗教育的整体规划，大力培训非遗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非遗活动，促进对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充分利用贵定师院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非遗工作。其三大力推进非遗名录进校园工作，把非遗名录作为贵定地区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非遗名录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四是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为授予荣誉称号，给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非遗人才的热潮，使非遗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5加大对“非遗”的开发和利用
发掘一个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发扬光大，长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难，如“云雾系列贡茶”、“益肝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市场的观念去应对工作的挑战，去探索新的机制，使这些非遗文化品牌的发掘和保护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这些非遗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与此同时对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鼓龙鼓虎-长衫龙》等非遗品牌，则应与旅游精品景点（如“金海雪山”）的深度开发相结合，依托旅游市场带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遗民间工艺品、纪念品，逐步壮大非遗民间工艺品加工业，努力增加“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使非遗文化品牌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3 小结
总之，为了能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定县应健全组织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等，同时，还不断的加强资金政策扶持，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各区镇也安排专门的保护经费并制定保护规划。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现象、艺术模式空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氛围。
参考文献：
一、引言
得益于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古徽州孕育了个性鲜明的徽文化，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传统民俗活动和节日等都十分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和本身的特性，随着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本文从古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近况入手，深刻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摧残”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保护措施，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难题是发展和谐社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中国文明。
二、现状概述
（一）古村落的存续受到威胁
古徽州的村落具有聚集性，主要集中于黄山市的三区四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和宣城市的绩溪。这些村落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具象，具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参考价值。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快餐文化”悄然盛行，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新型旅游热点，再加上略显生硬的新农村规划，古村落的存续正逐渐受到威胁，它的核心价值也在逐渐消弭。另一方面，现代人秉承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有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便把其中的重要建筑构件倒卖到外地，或者缺乏保护意识的村民随意变卖精美的装饰，古村落丢失其完整性。同时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很多古村落已不复原貌。
（二）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现象
建设性破坏是指为了构建新城市，只关注短暂的利益而不惜破坏原本的历史遗存，而保护性破坏则是表面上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违规拆除、造假等，古徽州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类似问题。过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比如古民居。这些民居由于缺乏资金进行固定整修以及历史性老化，很多都已经无法修复，无序的翻新修建也破坏了原有的古风貌。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无形中给其带来了开发性破坏。
（三）地方保护意识淡薄，保护人员缺乏专业知识
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利用，轻深入研究；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重一时举措，轻长期规划。根据走访古民居群众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对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对我们有何意义，怎样保护都不甚了解，并且在认识上存在很大误区，在态度上表现出随意性，认为是过时、守旧，甚至丑陋的文化留存方式，这给当地政府部门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内部困难。其次，保护人员缺乏专业的保护知识，很多派遣的保护者都是业余人员，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受到了侵害，也不能及时察觉。
（四）一些口头传授或者手工技术由于缺乏市场正逐渐失传
现如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失传、后继无人的困境，比如古徽州的砖雕、木雕，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精致性、耗时性，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去学习，同时已有的传承人因为缺乏市场保护，传承环境十分艰辛，因此离开文化原生地到大城市找工作，这些技术就极有可能最终失传。
三、保护措施
（一）进一步提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战略高度
尽管国家已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但还未达到一个应有的战略高度，国家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不是放任自流或者任其随市场发展，要进一步明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深刻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限和内涵应给予肯定，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具有科学性和标准性。同时提高群众的地方保护意识，多开展相关活动，使人们更加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二）将保护和旅游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在保护的同时传播文化
保护和传播文化最好的方式是与旅游经济和生态经济相结合，突出旅游文化营销，既能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又能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文化，使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古徽州的剪纸、木雕可以实施产业化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拓宽销售范围。这需要进一步开拓创新，在汲取古徽州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新血液”相融合，开发新的旅游产品。
（三）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创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机制现在已经接近验收成效的尾声，出台保护政策更是重中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保护与开发并重，在保持徽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保护，建立共管机制。同时要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市场氛围，促进职业传承。
（四）打造高素质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建设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如果人才队伍不能与保护措施相匹配，依然不能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作用。定期开展培训活动并进行绩效考核，建立奖惩机制，严厉打击有倒卖行为的人员。进一步发掘和培养有精湛知识以及热爱工作的基层保护人员，经常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活动，走科学保护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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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正如冯骥才委员所言，由于相关法律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有法无力”始终成为我国非遗保护的软肋。
非遗保护“有法无力”固然与立法的滞后有关，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非遗保护的巨大需求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
据了解，我国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1216项，地方各级政府确定的非遗保护项目更是不胜枚举。非遗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每种非遗保护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各级政府往往却只能投入有限的资源，导致非遗无法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性和经济性的双重性质，这决定了它有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重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非遗的保护同样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它的保护应当兼顾公法和“私法”。特别是在公法保护不尽到位、立法存在滞后的现实情况下，笔者认为，对非遗保护不妨多些“私人订制”。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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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原州区开展“非遗保护”已经20年，20世纪80年代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凭着一腔热情搞成了民间文学三项集成：《固原民间故事》、《六盘山花儿两千首》、《固原民间剪纸》。但时至今日，本区非遗保护已经落在全区之后。
1.1 思想解放不够，不能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非遗保护。除经济不发达之外，思想观念应该是最大的问题。从全国来说，“非遗保护”做的最好的就是江浙地区，人家经济发达是一个方面，思想观念的解放更为重要。原州区经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思想观念要跟上，有多大的力量办多大的事情，总比只喊口号不做实事强得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非遗保护”，将“非遗保护”作为弘扬本区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作为利区利民的文化惠民政策，以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非遗”保护工作，促进本区文化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落实工作不够，不能用实际行动支持非遗保护。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由于保护工作刚刚开始，政府资金投入机制尚未形成，需要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和重视，应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这足以说明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要。原州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要摒弃只对“非遗”做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抓一抓的观念与工作作风。要从心底里认识“非遗”的保护与整个原州区城市建设的文化内在脉络联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积极地用实际行动支持“非遗保护”，这是进行对“非遗”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在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名片的现代，通过保护“非遗”，把“非遗”中的传统风俗与现实生活、文化创新积极灵活地融通，才能以本区的“非遗”文化特色为依据，为创建和谐城市奠定文化根基。
1.3 “普”而不“保”，“保”而不“实”。“非遗保护”是普查在先保护在后，没有前期的普查很难说保护是有效的。因为保护的目的是发现了“非遗”的价值，是要让她传承下去的。原州区目前“非遗保护”是零乱的，没有章法的。大多数的非遗项目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普查而没有进入保护阶段，有的保护项目也是不扎实的。“非遗保护”是保护其生命力、创造力、所处环境以及项目整体定位，这样才能保护好一个有价值的非遗产物。当然，这也和目前本区非遗保护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有关系。我们需要在不断提高保护人员技术水平的同时，能够全面扎实的进行普查和保护，这样保护才不会流于形式，不会失去原有的意义。
1.4 吃老本导致欠账越积越多。原州区非遗保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固原民间故事》、《六盘山花儿两千首》等民间文学集成。他们已经成为本区的文化名片。但这已是20多年前的成果，时至今日，本区鲜见能拿得出手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错过了就连还得机会都没有，就会成为永久的遗憾。
2 原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2.1 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步伐。原州区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应该加快非遗保护的步伐，把已经有的非遗作品在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把已经确立需要保护的抓紧实施，不要错过保护时间；把还没有挖掘整理出来的，加快挖掘整理，不要让其消失在我们的手里。政府、宣传以及文化部门要积极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健康有益的传统文化活动，以增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居民的竞争力和凝聚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存续发展和弘扬，从而振奋本区民族精神，增加原州区文化软实力，维护本区历史文化多样性，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2.2 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和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除了收集整理保存那些文字、实物以及数字影像资料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教育手段使之在个体、群体、区域或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要注重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培养和资助，他们是非遗保护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没有了他们也就没有了“非遗”存在的意义。所以要做好对他们的一些有必要的培训和资助，让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享受到他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尊重被保护者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和特殊情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通常是指非遗项目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要注重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的纯朴性、真实性、完整性及传承性，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形态的产品，以便于保存、保护的方式。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这些项目有些有一定的经费保护，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来说，经费保护只是保护环节中的一环，要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久的进行下去，让这些独具鞍山特色的宝贵的遗产世代相传，就要注重非遗资源的生产性保护，让非遗项目活起来。在对鞍山的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注重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力的不断提升，是进行生产性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鞍山的非遗项目如岫岩农民画、岫岩剪纸、海城馅饼等这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自身的价值、文化内涵等都是依靠生产工艺的环节来展现的。人们要想感受这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的魅力，主要是通过它们的技艺生产出来的产品来实现的，像岫岩农民画、剪纸、海城馅饼等传统美术、技艺类非遗项目，只有将技术物态化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展示自身魅力。因此，对它们的保护与传承也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开展这类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它们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这一重要性质，不断提升传承能力，这是开展此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鼓励支持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恢复技艺的生产，是实现活态传承的根本
同其他地区一样，鞍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的开展，首先要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积极恢复生产，实现真正的活态传承。像岫岩剪纸、岫岩玉雕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它们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有技艺的人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没有了这些技艺的传承人，实物产品无从产生，生产性保护也无从谈起。所以要鼓励具备技艺的传承人动起来，恢复生产技艺，将自身的技艺通过手中的物品实现，并将技艺通过带徒等方式加以传承，实现活态持续传承机制。
当然对于鞍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也要“因项目而异”，不能操之过急，搞一刀切。对于适合生产性保护的濒危代表性项目，像岫岩县流传近400年的岫岩满族民间刺绣、流传已有300余年之久的岫岩皮影等项目，因为无人传承，面临即将消失的危险。对于这样的非遗项目我们要首先采取抢救与扶持措施，整理、保存、保护相关资料，使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展示历史的印记，鲜活人们的眼球，并逐步引导其恢复生产，而不能上来便开展生产性保护；对那些有市场潜力的但生产力量分散的代表性项目，像岫岩农民画、海城馅饼等项目我们要鼓励采取整合等模式恢复其生产。
三、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是鞍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根本
处理好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关系，这不仅是鞍山地区也是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不断在探讨、实践的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实际的开发利用中要谨慎处理。一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鼓励各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发展，多手段全方位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同时也为开发人文旅游景观、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活起来，成为活的文化记忆，达到‘自己养活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原则，开发要以保护为前提，要服从保护工作的需要。非遗工作者要明确开发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涵，而是要去开发市场，让非遗的内涵为更多人理解。所以我们的开发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项目本身。
四、具有强烈的自觉传承保护意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区别于其他保护形式的标志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企业和个人，必须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具有高度的自觉传承保护的意识。国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企业、单位根据自身条件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室）和传习所，同时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相关保护设施的建设。近年来，鞍山地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企业、单位都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了规范的传习基地。鞍山的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取得突破。
在近年来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岫岩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县非遗保护中心，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非遗博物馆，从组织、硬件设施上奠定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在保护工作中，他们积极探索实践一些符合本县非遗项目特点和规律的保护方式和手段，特别是对岫岩玉雕素活工艺采取了生产性方式保护，鼓励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使这些非遗项目得到活态的传承和有效保护。
鞍山地区部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了“自我造血”的功能，生命活力不断提高，令人振奋。
今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从推进阶段向突破阶段转型的关键年头，承前启后。笔者作为基层非遗保护的一名工作者，站在新的起点、新的时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目前非遗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去突破、去解决、去落实。比如：非遗的规划编制问题、数据库问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展示场馆建设问题、后续保护问题、深度挖掘问题、运行机制问题、开发利用问题、机构编制问题、非遗生态问题、新农村非遗保护问题，以及乡镇站所、村两委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广大非遗工作者逐一认真地去分析、去思考。为此，笔者就如何实现非遗保护工作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着手做好规划编制
规划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依据，是保障非遗资源有序发展、科学传承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根据国遗项目“八个一”要求，对国家级和省级名录分门别类地编制中长期保护规划。同时，要着手调研和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规划》以10年为期限，以“非遗法”、“省非遗保护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以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为重点，以保护、保存、传承、传播为主要任务，以政府主导、服务、保障为主要条件和手段，对非遗资源后续保护、深度挖掘、开发利用、活态传承、文化生态等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保证非遗资源能够依法保护、依法管理、依法利用，使其真正成为提升软实力、增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资源。
二、着手提升硬件设施
各地经济基础不尽相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也有所不同。而非遗展厅、非遗传习所、非教学基地等硬件设施，对发展和传承非遗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建成多层次的，能够代表各地形象的，能够促进各地项目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此外，各地要充分利用村级文化俱乐部、村级文化礼堂、村文化活动室等途径，积极开辟非遗场馆建设的新路子。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可以试行村级非遗传承展演展示馆建设，探索村级层面非遗保护的新措施、新方法和新模式。
三、着手培育人才队伍
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人和民间艺人队伍，二是非遗保护和管理队伍。各地党委、政府或文化部门应该及时出台《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非遗中心、非遗馆的人员结构，落实对传承人保护、再传人培养政策和扶持措施。同时，每年举办一期由全县各乡镇文化员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从乡镇一级层面对非遗保护知识进行同步更新，以加强对乡镇一级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在村一级层面，应该将重点加强对乡土文化人才等非遗保护队伍和非遗特色表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这批队伍在村级非遗保护工作的引领作用。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100—6
引言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活态文化，不仅蕴涵着华夏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更承载了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由此前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强烈冲击，依靠口授身传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精湛的传统技艺濒临灭绝；大量极为珍贵的实物与资料遭到严重破坏；滥用滥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经常发生。同时，由于没有完全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运行机理，对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主体、客体、载体、路径等方面含混不清、认识模糊，因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机理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实务工作中，有两个主体，即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传承人掌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呈多元化，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商界人士以及一般民众。其中各级政府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主体，没有政府的主导，非遗的保护工作必将寸步难行，同时学术界如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的参与对非遗的保护也起到积极作用，他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和政策研究，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保证。此外，新闻界、社会团体、商界及民众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参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广泛舆论和资金支持，这也符合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应该遵循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原则。总之，多元化的保护主体能综合运用其行政、经济、媒体、专业技术等资源，在政策、融资、舆论、法律以及学术等各个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支撑。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客体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非遗传承的对象和非遗保护的对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象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即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是指非遗的传承对象和非遗传承人，二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同等重要，有效地保护非遗传承人实际上也是在保护非遗的传承对象，在实务中往往由于忽视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而最终导致非遗传承对象的灭绝，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巨大损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最大区别在于传承的载体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人为载体，具体来说是各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该族群全体^们，是满足广大人们大众需要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大众性。非遗是传承人对精神文化的延续和传递，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传承，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传承过程是人与人的精神交流，即口述、身体示范、观念及心理积淀等形式进行的。因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被称为“人类活财富”、“人类活珍宝”。非物质文化是以“活的形态”出现，与人本身是密不可分，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或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智慧与情感的活的载体，是活态的文化财富。_旦这种活的载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便失去了传承渠道，其传承链便发生断裂，依附于人身上的这种非物质文化就随之消失。
二、非遗普查与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存活、流传民间文化的需要，是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丰富历史档案馆藏，建立特色档案的需要。”所以，对非遗档案科学地开发利用，有助于非遗的传承传播，我们要改变传统对待非遗的态度，积极地“走向田野”，开展非遗普查活动并对普查结果建立合理完善的档案管理机制，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顺利进行。一方面，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非遗普查活动科学有序地进行。如果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我们只重视非遗普查工作，发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重视将收集到的这些珍贵资料进行档案化管理，非遗普查工作就会陷入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最终影响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只有将非遗普查过程中收集到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分类整理，建立科学化档案管理机制，将这些能够反映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技艺以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方式保存下来，才能更新非遗保护的工作人员的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进行非遗普查工作。另一方面，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还有利于非遗普查结果长久稳定地传承下去。“档案是固化的历史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活态遗存，两者具有紧密的时空联系和本质联系。”非遗档案是非遗的有形载体，它系统记录非遗普查的内容，确保非遗普查结果传承下去。许多原本已经濒临消亡的非遗，通过文献记载或录音录像等档案资料，能够重新生动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留住非遗的影像和记忆，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它的传承脉络，对非遗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发扬。
三、山西省非遗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成就与问题
（一）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取得的成就
为确保非遗普查过程中获得的珍贵的文字、图片、录像、录音等档案资料能够很好地得以保存，山西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已经进入到“数字化”时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遗资源数据库系统。2006年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自行开发了非遗数据库普查管理系统软件，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传文字、图片、录像、录音等各种资料，实现全面、真实的记录，并依此建立系统、完善的非遗档案；2008年正式开通“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网站，它是山西非遗保护专业性门户网站，使全省非遗保护拥有了一个重要的网络平台，这使得征集和建立非遗档案及相关资料的工作由非遗保护中心统一保存和管理，而且该网站的建立也使非遗的申报工作实现数字化。如今项目申报、普查管理、专家评审、传承人、保护经费管理等子系统已构成了山西非遗保护数据库体系。2012年又颁布《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提出建立科学化档案管理的要求。第九条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确认、记录，并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同时还确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为非遗项目的保护单位，履行收集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建档等职责。可见，山西省政府已对这项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倡导下，社会各界积极地投身到非遗档案建设的事业之中。
（二）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科学化档案管理的意识淡薄
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山西各级文化管理等部门过多地重视非遗项目的申报，忽略了非遗档案的抢救与保护，特别是县级以下，其建档意识还没形成，建档工作不及时甚至不建档，使得很多地区的非遗没有相关的文献、音频、图像资料，即使有也是零星地散存在各地，收集的档案资料不完整、不系统，流失现象严重。而且各部门之间缺乏紧密地团结合作，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没有及时给予准确的指导，重复征集、征集不全面、记录形式单一等问题凸显出来。在乡村中，由于缺少非遗知识的普及，人们认识不到档案资料的重要性，使得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非遗档案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些问题都使得山西非遗档案保护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2.科学化档案管理的队伍不健全
非遗档案化保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的工作内容包括全面普查非遗项目、广泛收集非遗资料、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记录非遗的原貌、建立完整的非遗档案和数据库以及科学的管理、保护、开发利用非遗档案，它涉及到的学科门类十分繁杂，需要各部门和具备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知识人才。目前，山西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仍处于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地位、没有明确的规划指引、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的状态、始终处于边缘地带”。非遗档案管理的整体文化队伍建设参差不齐，专职从事非遗档案式保护的人员较少，专业知识匮乏，与非遗专业性的要求差距较大。在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的过程中，高校参与度还比较低，需要政府部门更加积极地倡导，推进这项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3.科学化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山西非遗档案管理在资金投入和使用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由于山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支持力度参差不齐，大笔资金投入后，由于分散到各地区、各项目上，使资金显得不够，具体统计数字也不得而知，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还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其次，由于各地官员素质高低有差异，许多经费下拨之后没有切实有效地运用在保护非遗及其档案资料上，成为制约非遗档案管理的一大瓶颈；再次，由于资金投入和运用不合理，许多非遗工作人员所具备的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专业程度不够，降低了资金的使用率，严重影响这项工作的开展；同时监管部门在非遗经费的使用过程中监管不力，国家、省市级财政部门将资金下拨后，没有充分履行职责，使得经费浪费严重，大笔资金流失，这都值得引起各部门的注意，及时解决非遗档案管理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四、山西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改进措施
（一）强化非遗建档意识，壮大对其保护的队伍
各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扩大非遗档案化保护的主体单位的范围，加强档案馆、群艺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且充分调动山西各高校、专家学者和民众的积极性，使社会各界力量在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各尽其责。第一，政府要重视与各级档案馆的合作，依托其专业技术、设施和管理团队，让其充分发挥有序管理档案，合理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档案等独特优势。第二，发挥各地群艺馆的主角作用，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非遗相关资料；加强后续的保存管理工作，对一手档案资料进行专门维护，防止文献化的档案资料老化，减缓其损坏速度。第三，发挥各级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优势。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常存有文献、图片或金石类的非遗档案,为珍贵资料和实物档案的修复、抢救提供保证，在非遗科学化档案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其优势。第四，重视各高校、专家学者和民众的参与。山西非遗内容丰富，需要不同学科的人才加入到保护它们的行列中，这就需要山西乃至全国各高校和专家学者们的支持。加强与山西各高校的联系，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是壮大非遗保护人才队伍的有效措施。此外，人民也是保护非遗档案的重要力量，是当之无愧的非遗档案保护与管理的主体。
（二）完善非遗档案资料的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
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完善非遗普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各地区成立非遗普查小组，设立专职的普查人员，并对普查人员进行分组，每组负责一个地区的非遗调查工作。在非遗档案的收集过程中要制定具体的、切实有效的普查、收集计划，在山西省内展开拉网式普查，不遗漏每个村镇、民间艺人、非遗项目等线索，同时坚持把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手段结合起来，广泛收集“非遗”档案资料。为了保证非遗档案资料的完整性，档案的归档工作也尤为重要，是实现对档案资料有效整理的重要步骤。山西省档案馆对非遗档案保护名录项目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归档范围包括项目现状调查文件材料、项目自身状况文件材料、重要传承人文件材料、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这样就形成一个包括非遗项目档案、非遗传承人档案以及非遗“申遗”报告档案在内的完整档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当前,它却日趋危亡需要更多人关心和参与保护。加强大学生非遗教育对保护非遗具有战略意义,但目前其教育现状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探讨,亟待形成一个系统、科学、高效的教育模式。加强高校非遗教育研究,促进其快速发展,已成为当前非遗保护以及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上述任务,对大学生非遗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教育模式的探索是必需的。
一、研究方法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部分高校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其对象为河南省具有代表性的六所高校: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信阳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科技学院。其中前三所高校为一组,后三所为一组。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1.从统计结果来看,男女比率为42.67%和57.33%,性别比率基本平衡,且通过对比问卷发现性别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认识影响不大,在教育途径探究上性别因素给予适当考虑即可。
2.问卷中有关对非遗及其保护的了解程度问题中,选择了解一些的比率分别为76%和72%,可见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没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仍需指出的是,当代高校大学生的非遗保护意识相对较强,但仍存在一定比例的无所谓的认识者。可见,部分大学生人文素质有滑坡现象, 缺乏一定的对传统文化素养甚至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冷漠的态度。当前,大学生存在着人文知识匮乏,知识结构单一,人文精神缺失,精神生活单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和谐理念、奋斗精神、人格追求以及理想情怀,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巨大感召力。加强对大学生这方面的教育,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在有关非遗保护途径和措施的意见和建议的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加强自身学习,倡导社会、政府等各方面采取措施,表达了他们乐于配合,期待能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这也为我们探究新的教育方法和途径提供必要前提。
3.关于大学生非遗知识获取途径的调查结果为网络媒体――41.73%,书刊、报纸――38%,广播电视――10%,公共宣传――10.27%。可见,大学生了解非遗知识的渠道是多样化的,尤其是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其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更加现代化。同时,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关注生动鲜活而有特色的宣传、保护途径。当今课堂教学多采用多媒体上课,只能呈现平面图像,无法像参观博物馆那样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和可操作性。针对学生阶段性学习特点,建议学校组建非遗中心、民俗文化收藏博物馆等,收藏来自各地民间的文物和艺术品,以利于非遗保护的课堂教学。
4.通过对六所院校所划分的两组间问卷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理工类院校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稍逊于文科类院校,对于保护措施的选择也存在差异。因此,学校开展非遗教育要根据自身实际,教育方案的制定和活动的开展都应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三、调查结果启示及探索
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果分析,针对问卷所反映出的大学生非遗教育现状及问题,结合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传承基地之一的河南师范大学的保护和实践实例我们做出如下探索:
(一)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健全文化育人新机制。
保护研究中心可以是由音乐、美术、历史等多个学院教师组成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综合应用性研究平台。中心以引导在校师生对非物质文化积极开展非遗研究并进行遗产抢救和保护服务为宗旨。同时,以保护中心为依托,筹建非遗知识宣传网站,利用网络资源覆盖面积广,跨时空等特点实行高效、新颖的知识学习新途径。
(二)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构筑学术性学生社团建设模式。
大学生社团组织在大学生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大学生自发组织的,以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结合起来的团体。成立以公益性为基本标准,以保护、研究和传承非遗为宗旨的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可以更有效的在高校宣传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协会会员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课余时间学习不同的非遗项目,培养优秀传承人。
以河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自成立以来,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学习和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征文、研讨、调研等活动促进学生对非遗的了解和思考,邀请民间艺人展示剪纸、木版年画等绝技。以非物质文化保护协会为依托开展的各项非遗保护活动在校园内掀起了师生关注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
(三)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探索校园文化建设崭新模式 。
学校可以以6月13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举办“保护文化遗产活动周”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图片展览、戏剧表演艺术家专场讲座、保护文化遗产签名活动等多种形式,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知识。同时,邀请民间艺人或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辟艺术家大讲堂,在增强高校师生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的修养、形成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同时,使其进一步了非遗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自觉承担起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的责任。
(四)扎实推进社会实践活动,深度挖掘实践育人功能。
组织学生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进行调研,通过实地走访、个例调查、统计对比、录音采声、实地摄像记录等多种形式进行非物质文化的宣传、保护工作。同时,将这些传承基地定为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长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研和保护。
以河南师范大学为例,组织非遗保护调研服务团开展社会实践,对具有地域语言差异性的戏曲资料尤其是残破手抄剧本进行录入整理,利用现代科技对年代久远的珍贵唱本进行保存;身体力行学唱戏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访老艺人,搜集相关信息,建立艺人档案。他们的实践活动受到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在线以及河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参加暑期实践的师生还曾参与中央电视台 “百科探秘”栏目策划拍摄专题片《巨鞭起舞》、《糖人奇缘》、《小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五)推进大学生科技学术活动,形成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引导、支持和组织学生多渠道开展以非遗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增强高校学生对非遗的关注度。引导学生以参加有关非遗的科技学术活动,在推进非遗保护进程的过程中,还能增强他们对非遗保护的理性认识。
河南师范大学师生积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组,完成相关研究项目三十多项,其中包括国家级项目4项,录制民间艺术音像资料上万分钟,收集整理民间戏曲剧本一百多本,形成了科研创新研究与非遗保护和教育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良性发展局面。
(六)设置非遗课堂教育课程,夯实理论学习基础。
目前,高校课堂上鲜有非遗教育类的课程,从事非遗教育与研究的师资队伍也严重匮乏,非遗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编写等问题都是需要给以充分考虑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非遗保护工程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对非遗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促进高校人文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结合,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吴立岗主编:《教学的原理、模式和活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我国农村非遗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更是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而非遗产业化正是新农村建设中开发保护非遗，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非遗产业化是指由政府主导、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引向市场参与竞争，借助市场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通过“产业化”经营而达到“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的保护。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非遗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产业化的前提，非遗产业化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升华。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对非遗生产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遗产业化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促进农村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国的文化生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非遗以其最传统的方式保留在农村，它是深厚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直接来源。农村文化的内容种类繁多，其中属于非遗的包括各类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民间戏剧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这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是本民族本地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历史渊源、生存环境等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非遗同时具有商品属性，只要通过合理挖掘其价值，使其成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就能实现它的商品价值，进而推动该地域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并使这一特色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当今社会创新性地使用了“文化经济”的概念，即由文化与经济融合催生，两者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以经济为依托的新文化形态，或者说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式。非遗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的产业化可以促进文化体系的进步，形成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发展新平台，有利于文化内涵的提升，加强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非遗产业化有助于非遗生产性保护
非遗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发展与传承。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市场已成为非遗最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要实现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市场化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①以生产促保护，将非遗融入日常生产生活，这有利于保持它们的生机与活力，为非遗拥有更广阔的市场提供了可能。要有效保护非遗的传承就必须使该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产业化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与非遗得以存续和发展的规模前提是可以有机契合的，走产业化道路，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传承方式转变为按照市场运作的经济形式，并统一规范、整合资源、形成规模、产生利润。只有这样，非遗才能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并找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道路。产业化也为一些政府资金所未涉及的非遗项目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可能。
（三）非遗产业化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与创新
非遗产业化，使人们对它们的前景有了很好的展望，从而保持着高涨的传承积极性，这种创新性的保护方式为非遗的保护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促进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就业，促进文化消费，将非遗的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非遗产业化是符合非遗发展特定规律的。当然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并不是保护非遗一成不变，时代在变迁，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在变换，要想非遗永葆青春，必须赋予其时代内涵。适当地使用现代技艺，融入时尚元素，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去满足当代的市场需求，才能为文化的传承铺设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要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务必要明白：保护传统手工艺不等于盲目排斥机械化，否定创新。对非遗的保护关键是对传统核心技艺的保护，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机械化并不被排斥。
二、当前我国农村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农村非遗保护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的双重威胁。不少青年人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缺乏热情，民间文化后继乏人，非遗很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而失传。目前，农村非遗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一）认识不到位，缺乏非遗生产性保护意识
当前，宣传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很大，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保护的宣传还有些不够。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对于新农村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在理解上一定程度存在“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庄建设”的偏差。一些地方官员对农村非遗的保护重视不够，而且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其旅游开发价值上，忽视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难以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片面追求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重开发利用，轻抢救保护。
（二）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法规、政策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当前我国关于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健全，与农村非遗保护的紧迫需求不一致。我国农村非遗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如何通过立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个标准的确立都有一定的难度。没有明确确立农村非遗保护标准，不到位的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影响了农村非遗有效的生产性保护。
（三）管理力量薄弱，专业人才匮乏，非遗开发不足
当前，许多农村尚未建立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非遗保护工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难以正常有序地开展。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村落，村民委员会难以承担依法管理的职责。同时，非遗生产性保护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实际上现有的专业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随着老艺人相继离世，一些口传身授的民间非遗未能传承。目前农村缺少创意设计人才也是非遗传承创新的一大瓶颈。非遗产业化因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许多有市场潜力的非遗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
（四）注重非遗产业化的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
非遗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为一些厂家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他们往往过分地追求眼前的商业利益而违背了产品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精神，偷换了文化精髓，使之失去原生性。长此以往的发展，会起到“脱胎换骨”的作用，这就剥夺了后代一睹这种非遗原有风采的机会。始于经济角度的开发容易导致对非遗的误读。从产业化角度开发利用非遗资源，能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从具体实践来看，开发商往往对非遗生产性保护认识不深，热衷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略了非遗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目前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多以经济为导向，忽略了生态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文化旅游业难于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保持非遗的完整性，尊重历史，在发展的同时保证它们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肤浅地只注重眼前利益，自私地剥夺了后代领略非遗风采的机会。
（五）目光过多地停留在经济潜力较大的非遗项目
走规模化道路的产业化经济将零散学习，私相授受的民间技艺按市场化模式进行运作，完成自我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开发商在利益的主导下，往往只对潜在经济价值高的非遗项目感兴趣，使得那些经济价值相对较小的项目失去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但是从非遗自身的角度来讲，它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这种忽视正在无形地将部分非遗推向消亡边缘。
三、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创新的宁波经验
我国农村非遗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生产性保护措施。非遗生产性保护就是在保护非遗核心技艺和核心意蕴不变前提下，将非遗资源转化为产品，既传承又创新，推动非遗产业化，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保护。我国于2006年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农村文化产业就是农民依据市场需求，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商品的一种现代生产。农村文化产业的主要行业包括乡村旅游产业、手工文化产业、园艺产业、地方土特产业等。目前，我国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取得了卓越成绩，因为其具体的艺术产品形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已通过生产性方式进行保护，除了对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农民也在保护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以宁波为例，介绍宁波在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传承创新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
（一）打造“三位一体”的非遗宁波传承模式，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
宁波创新非遗传承模式，200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三位一体”模式：做到非遗项目、项目传承人、传承（传播）基地三联合；创建非遗展示馆，做到政府、企业、个人三联建；加强生产性保护，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三联动。这为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土壤，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非遗的生存空间，非常有利于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和生产性保护，对非遗传承创新具有探索性的意义。“近年来，宁波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创新实践，积累经验，探索规律，‘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推出3年多来，全市建立了市级以上传承性、传播性‘三位一体’项目208个，有21项非遗列入国家级名录，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被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三位一体’建设，大大激发了传承人和学校、企业、旅行社、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保护积极性，使一批濒临消逝的非遗项目重获新生，实现了大部分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三金一嵌’传统工艺全部与市场接轨，恢复传统生产；奉化布龙、宁海耍牙、宁波走书、甬剧、木偶摔跤、犴舞、北仑造趺、渔民号子、奉化吹打等众多非遗项目，或走出国门展示风采，或进入校园培育传人，或登上舞台成为精品……”[1]宁波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农村一些有群众基础和社会需求的非遗项目，采取传承核心技艺、创新非遗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方式进行生产性保护，增强非遗项目的造血功能，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二）首创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宁波市全国首创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挂钩，这一做法在2009年出台的《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②传承基地与传承人挂钩，既可以给传承人搭建平台，解决传承对象难以物色、场地等问题，又可以使传承人在传承基地专心传授技艺，从而使非遗得以传承和弘扬。如宁波拥有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在那里，人们既能参观“静态”的藏品陈列，又能看到一条龙的生产过程，看到“活态”的传承。位于鄞州区横溪镇的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就很好的使传承基地和传承人相结合。工人作为传承人在其中向游人展示朱金漆木雕的技艺，艺术馆又给工人提供一个展示其技艺的舞台，同时还可以使游客真实地感受到朱金漆木雕的技艺，有益于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包括朱金漆木雕、金银彩绣等在内的不少生产型传承基地，把厂房和艺术馆结合起来，既有静态的藏品陈列，又通过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转化为工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活态传承。这些传承基地还集聚、培养了一大批传统工艺技师和工人，使传统工艺薪火不息，活力永续。”[2]另外，宁波为了扩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将一些容易普及且趣味性强的非遗请进校园。如“金银彩绣”“宁波走书”“泥金彩漆”“鱼拓画”等技艺主要是把学校作为传承基地，请传承人到学校讲课，介绍这些技艺，学生将这些技艺作为选修课进行修读。这些非遗技艺传承者可以从学生中物色新的传承人，学生毕业后到基地从事非遗生产工作，使技艺不断延续下去。
（三）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创新发展
有人说生产性保护是非遗的“自我造血”，非遗传承基地走产业化之路，促进非遗不断产生新鲜血液，笔者认为这是对该类保护措施最贴切的解说。以宁波市鄞州区的非遗项目金银彩绣为代表，看看它是怎么实现自我造血的。当裘群珠得知从事金银彩绣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技术的传承面临着莫大的困境时，她主动出击，筹资成立了宁波金银彩绣公司，为金银彩绣文化设立了一个关键的传承基地，使金银彩绣不只是停留在展品的行列。在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发、生产家居软装饰品，宗教用品和艺术收藏品以及提供度身定制、纯手工制作高档服饰的服务，将中国元素融入精品当中，以文化引领时尚，打造高端非遗产品。尤其是家居软装饰品以及以钱包、服饰为代表的生活用品的推出，紧随艺术品生活化，日用品艺术化的发展目标，使文化根植于生活，深入到群众，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通过生产扩大了金银彩绣的影响力，展现其特有的魅力，金银彩绣生活品的推出，完成文化与生活的紧密结合，生活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生活，是保持金银彩绣健康发展的基础，巧妙地完成了非遗的自我造血。金银彩绣公司还巧妙地结合目前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出了相关的服饰与汽车坐垫等产品，为非遗的创新推广再添一翼。
（四）开展文化旅游，促进非遗保护，提高非遗品牌知名度
文化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本身具有传承、发展和保护非遗的功能。文化旅游业是非遗产业化的重要途径，它的发展有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全面展现非遗风采，赋予非遗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给予它们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沃土，为其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实践证明，非遗保护得越好，其利用价值也越大，旅游业和其他产业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宁海县把国家级非遗“十里红妆”打造成博物馆，成为知名的旅游文化品牌。另外，根据笔者指导学生对宁波市鄞州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在收回的286份问卷中，有237位接受调查的对象对开发民俗旅游这项非遗的市场化措施颇感兴趣（表1），所以通过这种为大家所接受的形式来发扬非遗是很明智的举措。以鄞州区的“梁祝传说”非遗为例，非遗对发展旅游经济有着积极作用。梁祝文化公园是全国唯一的爱情主题公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规划和开发深入挖掘了梁祝文化的内涵，巧妙运用梁祝文化资源的独特性、稀缺性、产业优势和国内外的影响力，打造“东方爱情圣地，国际浪漫之都”。梁祝文化产业园的设立，突破了文化观光的消费层面，将梁祝传说渗透到旅游活动中，挖掘旅游项目的历史内涵，提升其文化品位，不仅使旅游过程更加丰富多彩，也增添了梁祝传说这一非遗的魅力，更有利于梁祝文化的传播和非遗品牌的塑造。可见，将非遗渗透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在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品、策划旅游项目、宣传旅游形象时会更有说服力，也可以使旅游资源产生整合效应，塑造个性鲜明的旅游品牌，借助旅游业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对新农村建设中非遗的开发利用要以文化遗产观为指导，遵循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规律，非遗产业化开发要适度。对非遗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要保护传承，又要创新发展。通过总结和归纳宁波市农村非遗传承创新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农村非遗保护的现状，提出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传承和创新的几点对策。
（一）充分利用传媒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农村非遗宣传力度
现代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传媒，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87%的人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传媒方式来了解非遗的，所以充分利用媒体手段对非遗的保护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需要实现文字、图像、视频、实地活动开展等多种样式的综合形式，建立起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用现代科技诠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强劲的生命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在文化、传媒与大众三者之间编织牢固的网络，达到理想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是实现非遗产业化的重要基础。
（二）完善农村非遗产业化的法律保障与管理机制
法律保障是开展农村非遗保护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村非遗保护法律的缺失，对农村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因此，要尽快出台有关指导农村非遗保护的政策，使农村非遗产业化有据可依。在继续推动地方法规建设的同时，规范地方非遗保护工作。完善管理机制，不断督促基层工作。政府对非遗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认可程度，只有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对非遗的保护力度，设置相应机构，委任专人负责，建立权、责、利考核机制，严格监控非遗保护的每个环节。避免出现个别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非遗原有的精神内涵，必要时进行干预。
（三）完善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机制，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今后需要进一步改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机制，比如通过建设相关制度保护农村非遗项目以及传承人、建设农村非遗保护基地、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建设非遗展示馆与非遗博物馆等方式，更好地促进农村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另外全国性与地方性的非遗博览会，也可以成为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果集中展示区，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如今，还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扩大农村非遗的影响，如把互联网打造成为农村非遗销售与传播的主渠道之一。
（四）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
著名社会学家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一重要思想，他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找到本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地，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而民族文化自觉后的具体行动就是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我国广大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农村非遗保护的坚实力量。因此通过加大农村地区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健全农民的相关教育制度，可以提高农民群体对于农村非遗保护的整体素质。并且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使农民深刻认识到保护非遗对他们自身的重要意义，从而培养他们自觉保护非遗的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主动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
（五）通过非遗教育，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培养
非遗是植根于民族民间的活态文化，它依靠传承主体而存在。为了促使农村非遗传承人更多地投入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政府给予主要传承人一定资助，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培养非遗传承人方面，除了设立奖励制度外，还鼓励有志青年把传统的生活方式、祖传的技能不断延续下去。此外，通过积极搭建农村非遗的生产、交流平台，充分挖掘农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潜力，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非遗教育。针对目前国民对于保护非遗意识薄弱的情况，我们应当加强教育与宣传力度，认真做好非遗教育普及工作，与学校联手，进行宣传教育，免费传授相关非遗技艺。
（六）合理开发与活态传承相结合
农村非遗保护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合理开发使它能够活态传承下去。农村非遗只有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才具有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宁波市鄞州区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就是建设生态博物馆群。这种博物馆群的主要模式是使非遗在其所属的环境中完整地被保护起来并传承下去，同时结合非遗的产业开发，既解决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提高了传承人和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
作者:鲍展斌 黄亚男 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①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2〕4号。
②宁波市政府《宁波市非遗传承基地管理办法》，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