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1 10:56:2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而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我国怎样发展低碳经济，如何改变经济转型、如何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的学者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一、实行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方面
金乐琴（2009）低碳经济的中国化是要强调发展与减排的结合，通过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减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实现低碳目的。提出我们要结合自身国情认识低碳经济。首先要承认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国自身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
冯之浚（2009）认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都需要发展低碳经济，而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关系，综合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不仅为了因对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是为了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
岳瑞锋，朱永杰（2010）在1990-2007 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类分析一文中，以能源碳排放的总量和份额为排放数量指标，以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为排放效率指标，利用1990-2007 年间各省域的化石能源消费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表明以GDP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全面的，如果将碳排放等环境指标反映进去，往往经济强省都是建立在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我国主要的GDP 份额和大部分人口仍然处于“高排”的发展模式。因此我国急需发展低碳经济。
许涤龙，欧阳胜银（2010）运用低碳经济统计评价体系的构建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很多指标数值都超出临界范围，反映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国在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呈阶梯式分布，以东部沿海发展最好。
庄贵阳（2010）认为在发展中寻求减排、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我国化解国际压力且结合国情的双赢选择。虽然，我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很大难度，需要跨越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从内部需求和外部驱动两个方面论证中国经济需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并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和潜力进行了研究。
二、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
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2006）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模型，以能源结构、效率和经济发展作为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字型。
邹博（2011）通过选取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结果证明，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向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呈U型关系，最后分析了我国如何控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
三、实现低碳经济的途径
鲍健强（2008）认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而正因为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最后提出了我国多层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方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低碳工业；四是建设低碳城市；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
郭印，王敏洁（2009）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社会呈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不断转变，国际碳排放协议不断完善等趋势。从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作为切入点，介绍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总结出了我国多层面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包括加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优化能源结构，限制高碳产业市场准入等方法。
任奔，凌芳（2009）从国际上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入手，结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提出了包括强制性法规标准，经济激励措施和发展碳交易等政策措施。同时介绍了国际上的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技术和炭捕存技术。
刘传江（2010）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中国低碳道路的选择一文中首先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和进程，认为低碳经济是人类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一种可持续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的制约或影响，从发展态势和规律上理解低碳经济的四个层面，达到从高碳经济向零碳经济转型。此外，还提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要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确定发展目标聚力关键技术、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我国政府承诺：以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基础，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削减40%～45%。在此形势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中部地区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中部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大，碳排放是促进中部崛起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约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类福祉必然带来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绩效，实现高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带来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之间的绩效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目前，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关联起来进行碳排放经济绩效分析开始成为低碳经济研究的热点。从已有研究来看，一些关于碳排放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复钩问题[2，3]，主要着眼于经济视角，表征的是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经济产出，即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或碳排放的经济效应[4，5]。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人类福祉视角的碳排放绩效问题。诸大建等指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难以全面刻划碳排放绩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门槛效应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度量仅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而非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6]。显然，基于福祉导向进行碳排放绩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设下更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命题。在这一方面，王圣云对中部六省人文发展（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进行了定量评价和比较研究[7]。诸大建等基于经济社会福利视角提出了碳排放绩效衡量指标，并对二十国集团进行了实证分析[8]。谌伟等基于福利视角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应进行了评价，并对中、美、英三国进行了比较分析[9]。综上可知，尽管关于福祉视角的碳绩效研究在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论方面，主要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界定、评价模型构建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证方面，对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部地区进行碳排放绩效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将首先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图解分析基础上，基于福祉导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视角，提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和内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类福祉的计算公式，构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测评模型；再对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和时空比较分析；最后应用LMDI分解法对中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效应进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概念框架与图解分析
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人类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将受到碳排放的约束[10]。碳排放绩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作者之见，经济发展的去碳化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从福祉导向来重新界定碳排放绩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过程则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即福祉趋向最大化，碳排放趋向最小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用人类福祉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的比值来表示。图1中，横轴表示人类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类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类福祉。纵轴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从A到B，碳排放指标值不变，人类福祉从HW0到HWT。从A到C，人类福祉指标值不变，碳排放从CE0到CET。将AB称为福祉增长过程，AC称为去碳化过程，图中阴影部分即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升区域。
1.2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指标与模型构建
目前，较好的福祉测评指标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经济福利指数）[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发展指数）[13]。其中，人文发展指数（HDI）是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的衡量人类福祉最简明、最著名的指数，由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综合而成[13]。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人文发展指数是人均意义上的指标，为了保持统一，碳排放指标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总量采用户籍人口数。
碳排放量计算则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8类，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气。根据燃烧的燃料数量以及碳排放系数来进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数计算公式为：碳排放系数=氧化率×含碳量×低位发热量。各种类型燃料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出各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与各种燃料的消费量相乘即可计算出各种燃料的碳排放量[5]。
构建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模型见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衡量单位碳排放所获得的人类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为人类福祉指数；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PGDP（Per capita GDP）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为人均碳排放量。可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即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乘积。
1.3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驱动效应：分解方法与模型构建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该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据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E0和CEPET。从基期到T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为总效应HCEP，由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EPHWeff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CEPEeff两部分组成，见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 （3）
CEPEeff=■・Ln（■） （4）
若EPHWeff、CEPEeff为正值，表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促使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增加，称为增量效应，表现为驱动效应；反之，称为减量效应，表现为抑制效应。
1.4 数据来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的中部六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历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因为1990年和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并不是采用现行取对数的方法来调节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进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对数方法对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数重新进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为了使指标数据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数据选取年份和HDI数据保持统一，分别选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数据。
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
2.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呈现倒U型，在1999年达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基本上一直呈现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的格局。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为5.2倍，可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图2）。从图2可见，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省际绝对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过程。但总体而言，其省际差距是扩大的。
2.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
从图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其省际差距趋向缩小。1990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处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开始加快。
2.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
从图4来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其省际差距整体缩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极差为1.91，2008年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这种格局和趋势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特征较为相似，表明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河南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从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分解与测度
3.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驱动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抑制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且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减量效应到1995年～1999年变为增量效应，最为明显。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其中湖南的减量效应最为明显，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减量效应比1990年～1995年整体有所减弱，唯有河南减量效应仍较严重，表明河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抑制效应较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呈增量效应，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兼为抑制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正值，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为增量效应，起驱动作用。其中，河南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显；山西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显著（表2）。
3.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波动较大，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较为相似，但幅度较之略小。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经济福祉绩效效应的叠合，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换言之，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主要由其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的（表2）。
4 结论和讨论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达到峰值，但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单位碳排放量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为明显，但中部地区提高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仍然任重道远。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中部地区经济福祉绩效的省际差距整体在缩小。中部地区在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的过程中竞争十分激烈，表明经济发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整体缩小。中部地区人类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这一趋势在2005年后有所趋缓。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应转为减量效应，即由驱动效应转为抑制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则经历了“减量效应-增量效应-减量效应”的波动变化，即由抑制效应到驱动效应再到抑制效应的动态变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开始由减量效应转为增量效应，即由抑制效应变为驱动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起到了驱动作用。
第四，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现阶段主要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相似。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与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叠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
第五，中部地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耗较大，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较大。本研究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及其效应进行时空演变定量分析，对于指导和促进中部六省节能减排、产业优化升级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参考价值。在碳减排目标与碳排放空间的双重约束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未来导向下，提高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文发展与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高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与碳排放的逐步脱钩，将是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潘家华，庄贵阳，陈迎. 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M]. 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6-8.
[2] 赵一平，孙启宏，段宁.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响应关系研究：基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理论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2006（3）： 128-134.
[3] 孙耀华，李忠民. 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87-92.
[4] 何建坤，苏明山.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09（10）：42-47.
[5] 潘家华，张丽峰. 我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5）：49-50.
[6] 诸大建，刘国平. 碳排放的人文发展绩效指标与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5）：73-79.
[7] 王圣云. 中部地区人文发展的生态效率评价[J]. 经济地理，2011，31（5）：827-832.
[8] 诸大建，刘国平. 基于碳排放的中国人文发展效应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11（4）：29-34.
[9] 谌伟，诸大建.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低么：基于福利视角的国际比较[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56-62.
[10] 王圣云. 福祉地理学：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20.
[11] 赫尔曼・E・戴利.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0-128.
[12] Osberg L， Sharp A.. An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for selected OECD countrie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2，48（3）： 291-316.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附录.
[14] Ang B. W. The LMDI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J]. Energy Policy， 2005，33（7）： 867-871.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碳排放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会使得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从而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保证农业经济得到增长，并且减少碳的排放是最重要的发展策略。
一、碳排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碳排放计算方法
碳排放量的计算主要从化学的角度来进行，其中的主要参数是二氧化碳。根据它产生的化学原理，可以进行碳排放量的计算。一般来说在计算中需要结合我国在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要在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来思考。在计算中，需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辅助，对碳排放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究和分析。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碳排放测算法和弹性分析法。第一种方法的计算对象是碳排放量，主要依据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原则，具体的计算公式是：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转化为CO2的系数44/12。第二种方法主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弹性情况来进行等级的计算，具体通过如下公式来进行计算：碳排放量的GDP弹性=CO2排放量变化的百分比/GDP变化的百分比。
（二）基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碳排放计算方法
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来说，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到碳排放的计算，例如发展农业经济时所需要的基础工程建设和能源消耗等等，这些都是碳排放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对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时，要分别对每一个阶段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原理是：T碳排放量＝A所消耗的资源数量×B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过对每一个阶段的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和求和，就可以得到农业经济在它的发展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主客观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计算过程要灵活进行调整。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的建造会对建筑材料产生消耗，建筑材料在生产的时候，在开采、运输和生产环节所消耗的其它资源都是碳排放产生的地方。在建材的生产阶段，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碳排放因子指的是消耗以单位的质量的物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量。在这个计算中，涉及到各种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对于这个数值来说，不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因子是固定的，对于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其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且计算还会涉及到回收系数。各建筑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如表1所示。实际上在农业经济发展的环节当中，很多人会忽略了建筑在其中的碳排放状况，但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并非是单纯和农业相关，它需要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来进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忽略这些环节的碳排放状况。农业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大量农作物的运输，运输需要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会产生能源的消耗，最终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不同运输方式的单位耗能和碳排放系数是不一样的，具体如表2所示。由于不同的农作物在不同的环境下所涉及的运输距离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具体的计算中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我国碳排放的现状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
经济增长必须会产生能源消耗，这就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别是碳的排放，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造成比较大的威胁的。从近几年来我国的排放量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的碳排放量增长率是在全面增长，因此，这需要我国不断地加强碳排放的治理工作。近些年来人们对他开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经济增长进行追求的时候会对自然环境出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这样的破坏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现象，人们就会对低碳经济进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势，也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形势。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途径的确定需要对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对生活方式进行改变，并且尽可能地发展一些可再生的能源技术。除此之外，我国还要切实地发挥政府本身的职能作用，通过改革提供它们的管理水平。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来说，它的出发点是为了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但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市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和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和国家的发展也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低碳经济的模式，这样子，我们能够从多个方面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从而为低碳文明的基础提供帮助。我构建作用，使得我们在创建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二者能够和谐共同发展。
三、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背景下的发展策略
基于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在能源消费的过程当中，碳排放的数量是不断的，随着煤炭的碳排放量迅速升高而在增大。因此我们要想对碳排放量的增大进行控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加强。首先，要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推动。当前，我国是处在一个工业化的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把压力转接到环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要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根源上入手，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我国要加快技术的创新，加强技术对于研发投入力度和研究力度，确保在碳排放的控制方面有着良好的技术支持，可以从过程中减少碳的排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具体来说，我国应该在增加洁净的能源上入手。我国的主要能源来源于煤炭的燃烧，而煤炭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成为了碳排放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想控制碳的排放量，就应该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这一个开发利用来对我国的能源结构进行改变，最终从根源上控制碳排放。最后，我国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不能对碳排放处理问题和农业经济问题进行一刀切，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促进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一般来说，这样的平衡点寻找是需要不断摸索的，应该结合具体的实证分析关系进行探寻，避免出现过于极端或不契合实际需求的情况。
四、结语
总的来说，碳排放和经济的增长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并且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关系会有一定的差别。我国应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明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产业规模和结构的调整，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清洁技术的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得到协调的发展，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帮助，切实提高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
参考文献：
[1]李国志,李宗植,周明.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04).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近30年来，全球各地温度不断上升，冬天不冷，夏天过热，已成为众多人的共识。据有关数据统计，20世纪地球升温约为0.5度。在20世纪，最热的年份是在1995年，而其余11个最热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众多，但来自工业界的大量数据表明：人类快速工业化，使得人类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也许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的原因。预计到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1.32倍，到2025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为了人类将来更好的发展，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努力发展低碳经济。
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强省―广东省，其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否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正是本文思考的切入点。本文结合广东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远景分析，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广东省2000年至2015年低碳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广东低碳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献综述
低碳经济由英国学者率先提出，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人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服务。低碳经济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象征，是一种清洁经济和环保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合理追求，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一种理性权衡，同时也是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理性认识，是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
中国低碳经济比较晚，中国学者从2003年5月份开始提出要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从以往的文献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区域分方法对各地碳排放进行测算；二是对各地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三是对区域未来碳排放进行预测。2008年，李俊峰、马玲娟介绍了丹麦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并从宏观层面上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建议，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如何减少碳排放？二是如何开展国际合作？三是具体的措施和目标。①中国著名低碳经济学家张坤民先生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要抓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要大胆创新，并付诸实践；二是经济体制层面，要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时开发新能源，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积极引导低碳消费。②2005年，庄贵阳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有着重大意义，其意义在于改变我国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剧烈矛盾，促进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在《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一书中，主要研讨了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对人类的影响及今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提出要在“不同时段、选择、推广、应用有不同技术和实施不同政策措施，为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途径和路线”。③2014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在《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中，从城市层面分析了我国低碳城市的能源发展战略及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④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省份的特别少，研究广东省低碳经济的更少，笔者整理了一下，研究广东低碳经济的主要有：2010年，周月鹏采用区域差异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广东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2012年，张武英、徐伟嘉、刘永红从广东省经济发展入手，定性分析了广东省能源消费及能源构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2012年，尚少梅、乔梦梦利用LPCC计算方法对广东省1990年～2010年碳排放量进行了系统测试，分析碳排放量对广东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⑤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学者研究低碳经济的侧重点，主要在于排放目标、排放内容、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但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前到底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短期均衡还是长期均衡？这种均衡具有多大的依存度？以往文献研究极少，也极少实证分析。本文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初步构建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证明广东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这种正相关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因此，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当前，中国经济在一带一路的大发展框架之下，正从以前的生产制造型向服务经济型转变，而中国低碳经济产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重要的发展周期。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开放前沿的经济强省，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具有市场创新和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省份之一。但广东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三大瓶颈。据有关数据统计，广东省1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费为代价的。
作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试点省份，广东担负着全国发展低碳产业体系、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模式的重任。 目前，《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试点方案》已经制定。广东全力发展低碳技术、低碳产品、低碳设备和低碳服务业，并在全国率先制定低碳行业的新标准。在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上，广东把绿色环保、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2015年，在广东低碳经济高峰论坛上，广东省发改委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和建设生态文明相结合，把发展低碳经济与当前扩大内需相结合。广东将推动低碳产业扩张，并在一些领域和行业引领国内乃至国际的发展。
广东省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关系分析
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研究模型。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及其方法，协整理论对解释经济现象是否平稳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可能就是非平稳序列，但是，通过对这些经济变量本身的不同组合，得出的结果有可能是平稳序列，且有可能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我们称之为协整方程 。因此，在现实中，只要存在2个或2个以上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只要他们之间的某种线型组合是平稳的，则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他们存在协整关系及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研究广东低碳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数据是2000年到2015年的数据。为方便起见，我们对所涉及的数据取对数，取对数比较直观，得出的数据便于分析，使变量组合从长期来看线性化，同时也可降低异方差对数据的不同程度影响，下面对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分别取对数如下：lnc、lne和lngdp，其中，lnc为碳排放指标，lne为能源消费排放指标，lngdp为经济增长指标。
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简记为ECM）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在1978年提出的，因此被称之为DHSY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若变量序列之间是协整的，则其产生的误差为均衡误差，主要结论如下：
Δlngdpt=β0+β1ΔlnCt+（β2-1）ECMt-1+εt
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lnE的误差修正模型。
Δlngdpt=β0+β1ΔlnEt+（β2-1）ECMt-1+εt
均衡误差修正模型主要用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动态平衡。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考察变量X是否是变量Y产生的原因，然后通过引入变量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变量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X是Y的Granger原因，此时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还要考虑Y是否是X的Granger原因。其中滞后阶数按照Akaike信息准则（AIC）来选取；
以GDP和碳排放为例，我们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对上式中的（i=1，2，……m）=0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如果拒绝（i=1，2，……m）=0的原假设，则拒绝“lnE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原因”的假设，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同样对（i=1，2，……m）=0进行检验，如果拒绝 （i=1，2，……m）=0的原假设，则拒绝“lnE不是引起lngdp变化的原因”的假设，从而得出lnE是引起lngdp的Granger原因。
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数据来源方面，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有关学者研究的数据进行整理，所采用的数据为2000年～2015年共16年数据，碳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均以万吨计，GDP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其次，lngdp和lnC，lngdp和lnE进行相关性分析方面，根据以上的数据，测算lngdp和lnC的相关数据为0.9645，lngdp和lnE的相关数据为0.9786，这两个数据充分表明lngdp和lnC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lngdp和lnE也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第三，lngdp、lnC、lnE误差修正模型方面，由Granger定理明确表明，两个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Δlngdpt=0.626+0.2753ΔlnC C0.0237ecmt-1+εt
lngdp和lnE
lngdp=0.2482lnE+0.8953lngdpt-1-0.1624lnEt-1+0.8465
（3.47） （29.64） （-2.71） （4.21）
R2= 0.9978 F= 7483.96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gdpt=0.8455+0.2366ΔlnE C 0.134ecmt-1+εt
由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可知，广东省GDP每变动1%，碳排放将同方向变动0.2753%，同理，广东省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同方向变动0.248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从长期来说，能够促进GDP的增长，也就是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GDP贡献，从长期来说很大。
lngdp、lnC、lnE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lngdp和lnC、lngdp和lnE，都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我们再进一步思考，GDP的增长会引起碳排放的增加还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需要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去进一步研究。
结果如下：
根据以上的结果，在10%的置信度下，广东省的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并不是GDP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广东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结论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两者存在着高度正相关；第二，广东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短期均衡关系，而且也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第三，广东省GDP增加是碳排放、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因此，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是广东省低碳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
当前，广东经济面临前追后赶的局面，如何促进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向低碳经济转型，实现广东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笔者建议，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向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型，以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动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大力发展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努力推进低碳革命；二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别是第二产业转型。第二产业比重大，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最大，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原，要加快发展电气、电子等产业，要从资源导向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过渡，对重要产业，特别是冶金、水泥、建筑、化工等高能耗行业中，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升级，推动广东省低碳工业发展。三是大力发展新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对煤碳和石油等消费较高的能源，要高效发展，清洁利用；四是规划碳排放权的确立和分配，建立健全碳排放市场，健全和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五是完善政府监管水平，将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调整相结合，在燃气普化率、城市绿化率、废物处理率、轻轨交通等方面下功夫，实现有机，生态、高效，引导全社会资源有序、合理流动；六是加强市民环保意识，在节约水电、冰箱使用、低碳餐馆、低碳出行等方面大力宣传，使低碳生活方式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生活习惯和自觉行为，引导民众合理使用各种能源。
总而言之，广东省应通过产业升级、技术研发、政府监管等多方面的努力，促进低碳经济的稳步发展，努力实现广东省低碳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作者为广州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注释】
①邹晓蓉：“广东省碳排放与贸易隐含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
②王赣华：“中国首批低碳试点省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研究”，《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70页。
关键词：低碳经济 产权理论 碳排放权
“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近几年来，如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当前，学者从产权理论角度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交易障碍的排除上。国内最早用产权理论分析低碳经济的是天博士（2007），他对碳排放权的特征进行了界定，认为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强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议。张国丰（2010）通过对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要从初始配额分配制度、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方面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张鹏（2010）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论述了知识产权制度应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上对低碳技术创新给以回应。然而，还没有学者从产权理论的视角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相关理论概述
（一）外部性理论
产权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一般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如果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使他人成本增加或收益减少，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使他人成本减少或收益增加，就称为正外部性。外部性会影响社会的资源配置，外部性的存在是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外部性内在化。福利经济学派的庇古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提出采用征税的方式促进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产权经济学派的科斯从市场角度提出通过产权的界定和市场交易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产权理论
阿尔钦将产权定义为：“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其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他强调的产权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规定了每个人对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一行为准则，若有违反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体现了产权在维护人们对资产的排他性权威。经济学家科斯指出庇古税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弊端，认为通过惩罚的方式并不能实现社会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在产权明晰且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私人之间达成的契约或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照样可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对大气资源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产权分配、拍卖等方式为没有市场的大气资源建立起市场，让价格机制来调节大气资源的供需是实现环境污染外部性内在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其中，产权的清晰界定和交易成本的尽量降低成为推进大气资源市场化的关键。
产权制度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产权制度具有激励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产权功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能够对碳排放权制度的形成产生作用。激励约束功能主要通过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来实现，明晰的产权具有排他性的功能，形成了财产的私有化，为产权交易提供了前提。产权的保护约束了人们对排他性产权的侵犯，激励了人们对碳排放权的取得与占有；技术创新具有外溢效应，创新主体就要求将技术创新的外部效益进行外部性内部化。产权保护制度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保障了技术创新主体的利益；在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的前提下，碳排放权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产权从低效率人的手中转移到高效率的人手中，这体现了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如图1所示。
（一）碳排放权形成的原因分析
碳排放权是“发生在人类保护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为顺利完成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而形成排放配额的交易行为”。碳排放权的形成是为了保护大气环境不再恶化的必然结果。随着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增多，大气环境逐步恶化，大气环境的容量在逐步缩小，大气资源成了稀缺资源。如2图所示，大气是公共资源，体现了公众利益，由于大气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了有价商品，某些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又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企业收益成正比关系。因此，排放二氧化碳能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在没有对个体行为进行约束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尽可能多的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从而造成大气环境的破坏，侵占了公众利益，甚至造成“公地悲剧”。因此，为了维护大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个人对公众利益的无限制侵害，就要通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使用权的限定对私人行为进行约束。要对碳排放量进行初始分配，就要对大气环境容量进行一个衡量。碳排放权的计量要以大气环境的总体容量为依据，通过对大气容量的衡量，将其量化成可计量的碳排放权，再将碳排放权按一定规则分配给个体或者组织使用。
（二）碳排放权的权利主客体关系分析
碳排放权的权利构成分为碳排放权的主体与客体，产权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国家是产权的代表，企业或其他组织是产权的使用者，产权的客体则是大气资源（见图3）。大气环境的产权属于人类共同所有，在一个国家内部，碳排放权的主体应该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碳排放的所有权。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产权进行管理和调控，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是碳排放权的代表，国家享有分配权，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将使用权分配给每一个经济实体。每个经济实体在获得国家分配的碳排放权的使用权的同时，也具有对碳排放权的收益权。也就是允许有富余碳排放权的企业或组织对碳排放的使用权进行自愿的交易，其目的在于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当企业的使用量超过初始分配额时，企业就要通过碳权交易市场进行购买碳排放权；当企业的使用量低于初始分配额时，可以将剩余部分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留作企业资产的一部分。
（三）低碳经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低碳经济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中介机构。政府通过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各项政策及其配套设施来引导社会低碳化发展，促进低碳能源的开发，提高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政府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企业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企业通过引进低碳技术、更改产品生产工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实现低碳生产。公众对低碳经济的认识程度，决定了其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公众行为和消费方式的低碳化，不仅能给企业的低碳生产带来动力，而且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低碳化发展。公众参与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低碳经济能否尽快落实和快速发展。中介包括各种环保组织、各类交易机构、高校学术团体等，他们为政府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为碳排放权提供交易平台，对低碳经济的落实起到桥梁的作用。政府、企业、公众、中介四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见图4）。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五力模型”
根据产权理论，本文认为将大气公共资源的碳排放权进行私有化后，通过引入市场交易制度，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可以促进碳排放权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此可以建立一个以产权明晰为前提，市场交易为基础，公众参与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关键，产权保护为保障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型（见图5）。
产权明晰就是指必须将碳排放权能够准确的分配到每一个经济个体中，并能就碳排放量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与核算。同时，要明确碳排放权的主体、客体以及产权代表之间的权利关系，明确碳排放权的使用权、收益权、占有权、转让权的流动原则和流动方式。产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碳排放权只有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的交易，才能激发人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产权交易制度必须处理好市场交易的价格问题，保证市场价格能够放映市场的供需状况，并能够采用一系列措施来维护交易价格的稳定，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和权力寻租的行为。
公众是低碳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公众能否正确认识低碳经济发展的意义，改变原有高碳生活消费方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产权制度可以通过设置合理的利益机制来引导公众积极主动参与低碳经济的发展。公众参与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是本身直接进行低碳减排行为，也可以通过投资方式支持低碳事业的发展。公众的广泛参与，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更好的促进低碳经济在社会上遍地开花，生根结果。技术创新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产权制度通过产权保护制度能够较好的促进低碳技术创新。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行节能减排，而实现节能减排需要依靠能源结构的调整，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新能源的开发、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高碳的生产、消费方式。技术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机制，国家应培养相应的人才并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研发，建立技术研发的支持体系。
产权保护制度明确了产权的取得程序，以及行使产权的原则方法和保护范围，是其他各个要素落实的根本保证。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清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才能对违背制度的行为给以相应的惩罚，才能更好的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利益。低碳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科学的产权制度，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努力。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3）
2.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杨浩.现代企业理论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12-04
一、引言
城市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世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能源消费迅猛增加，工业污染迅速蔓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中，气候变暖居首位，而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尤其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为主。近200年来，世界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同步上升，目前二者均有加速的趋势。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化水平在5%左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280ppm左右（ppm是气体浓度单位，表示百万分之一），到了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二氧化碳浓度值上升到了383ppm，而其危险临界值为385 ppm，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也比工业革命时期升高了0.74℃［1］。
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耗迅猛增长，使得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逐年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2］。然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不断快速推进，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量还将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我国碳减排面临的国际压力将会日益增加。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缓解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徐国泉等运用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定量分析了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指出经济发展拉动我国碳排放呈指数增长，而能源强度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倒“U”形［3］。王锋对1995-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均GDP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驱动因素［5］。何吉多关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协整分析表明，我国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且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对当前碳排放偏离均衡水平的调整力度较大［5］。日本学者Yoichi Kaya于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Kaya恒等式，指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人口等因素存在联系［6］。Duro和Padilla认为Kaya因素中引起不同国家碳排放差异的重要因素为人均收入、能源消费碳强度和能源强度［7］。林伯强等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分解，认为1978-2008年对中国碳排放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和城市化水平［8］。
人类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热点之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经济大省，一直是高能耗、高碳排放区，魏一鸣指出，2005年山东省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全国首位［9］。同时，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2010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为40.04%，正处于诺瑟姆曲线划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中的中期加速发展阶段［10］。虽然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我国49.95%的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是相差较远。研究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不仅对于把握山东省碳减排政策、城市化发展战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整体状况也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对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山东省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协整分析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对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1）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协整方程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弹性系数为1.7120，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量将同步增长1.7120%，这说明城市化是导致山东省碳排放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02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05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温室气体排放受到更多重视，畜禽污染排放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据研究，全球养殖业中畜禽粪便甲烷排放总量约2 000万－3 000万t/a，占已知人为甲烷年排放总量的5.5%－8%，占农业甲烷气体年排放的12% ［1］。根据FAO报告《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中的数据显示，每年由牛、羊、骆驼、马、猪和家禽排放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N2O）约65%，甲烷（CH4）约37% ［2-3］，而氧化亚氮和甲烷的“增温效率”分别是二氧化碳的310倍和21倍［4］。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呼吁大力发展低碳养殖，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畜禽养殖碳排放量的脱钩发展。因此，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畜禽养殖碳排放的关系成为低碳养殖研究领域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深入研究该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国内外学者采用Gene Grossman 和 Alan Krueger［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理论研究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6-8］，其研究过程中多数以工业污染排放量为研究对象。国内对农业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农业化学品投入和畜禽排泄物［9-10］，而对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翔实的文献尚不多见。
因此，本文构建畜禽养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验证我国畜禽养殖业碳排放的EKC形状，并分析其内在原因，以期为制定我国畜禽低碳养殖政策和改善低碳养殖环境提供依据。
1畜禽养殖业碳排放的EKC验证
1.1碳排放量测算方法
畜禽养殖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于畜禽肠道发酵，以及家畜粪肥处理过程引起的CH4和N2O的排放［11］；而畜禽养殖碳减排主要依靠对利用畜禽粪肥发酵生成的沼气的利用。因此，畜禽养殖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如下：
Qemi=Qpro-Quse（1）
Qpro=Qf+Qm（2）
式(2)中：Qemi表示畜禽养殖碳排放量；Qpro表示畜禽养殖碳产生量；Quse表示沼气利用而减少的碳排放量（按照沼气替代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Qf表示畜禽肠道发酵甲烷排放量（IPCC（2006）畜禽肠道发酵CH4排放量的测算公式）；Qm表示畜禽粪便管理系统碳排放量［12］畜禽粪便碳减排潜力的计算方式）。畜禽饲养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畜牧业统计年鉴》。碳排放量计算所需参数来源于IPCC［13-14］，其中沼气热值本文参照文献推荐值采用20 934 kJ/m3。
田素妍等：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1.2模型设定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设定如下对数线性模型进行畜禽养殖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
C=c+αlny+b(lny)2+μ（3）
式(3)中：C为人均畜禽养殖碳排放量，y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a、b、c为模型估计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公式（3）回归结果可以判断模型的几种可能的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正U型曲线关系；如果a≠0，b＝0，则为直线关系。
根据公式（3）的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EKC的转折点为：
y*=-a′2b（4）
1.3模型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0.0软件进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畜禽养殖碳排放回归结果
Tab.1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livestock carbon emissions
项目
Items东部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8. 027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8- 0040- 02
1 引 言
近200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中国碳排放的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隐性经济， 又称灰色经济， 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包括所有创造价值但未被列入国家经济核算的经济活动。隐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生活贫困人员获得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隐性经济的大量存在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也影响了社会公平、增加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那么，随着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碳排放量的增大，隐性经济和碳排放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否会引起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之后在其基础上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并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判断隐性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
2 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分析
2.1 隐性经济的规模
度量隐性经济规模的方法通常可分为直接法与间接方法。直接法基于个人收集或企业未来申报收入等直接信息来进行计算。间接方法则根据在官方宏观经济统计资料中留下的痕迹来确定隐性经济规模，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和支出差异法、官方统计和实际劳动力差异法、货币交易法与货币需求法、结构方程模型法或者MIMIC法等。
2.2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2．2.2 数据收集、估算与整理
本文对中国总的碳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式中，E为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F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强度；Si为i类能源在总能源所占的比重。这里Fi的取值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2003。
2.2．2 因素分析
本文中，Fi是固定的，即影响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主要为能源结构变化、能源效率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变化。
图1表示1998-2007年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总体在不断增加，虽然，1998-1999年期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其后又快速增长。特别是2000年以来，其数值猛增，2002年年增长率接近10 ％，而2003年和2004年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5 ％。造成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是不断增大的，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基本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
2.2．3 模型建立
由上述分析，我们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碳排放分解因素的模型，即建立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模型。我们估计隐性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型方程为：
Hesize＝f（Structure，Efficiency，Growth）；
对其199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稳定性分析，发现Structure与Efficiency不能通过检验，说明隐性经济规模和Structure与Efficiency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故我们将Structure与Efficiency这两个指标剔除，对上述模型进行修正并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其方程为：
ln Hesize=ln Growth+ε2
从实证结果分析得知，隐性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国内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也将继续增加，同时，由于隐性经济规模对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所以说目前为止，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先是通过借鉴杨灿明 等（2010）的隐性经济规模指标，然后通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详细阐述中国人均碳排放与碳排放分解的三因素之间关系，最后建立隐性经济规模与三因素的计量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隐性经济规模还没有通过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这两种抑制因素来提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进而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形。但是隐性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明显，隐性经济规模每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2．3％，表明中国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所以我们要严格限制隐性经济规模的增加，严厉打击隐性经济犯罪，完善税制、加强稽查，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后就是加强廉政政策、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Johan Albrecht， Delphine Fnaocors， Koen Schoors． A Shapley Decomposi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Without Residuals［J］ ． Energy Policy，2002，30（9）：727-736.
［2］B W Ang，F Q Zhang，K H Choi． Factorizing Change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rough Decomposition ［J］．Energy，1998，23（6）：489-495.
［3］杨灿明，孙群力．中国各地区隐性经济的规模、原因和影响［J］．经济研究，2010（4）.
［4］李金昌，徐蔼婷.未被观测经济估算方法新探［J］.统计研究，2005（11）.
由于碳排放受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各主要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析未来中国的碳排放趋势,并选择合理的温室气体减排途径。据徐玉高等[3]分析中国1970—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中国20多年来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占总量的94%以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变化和GDP的增长呈显著相关(R2=0·9581)。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与中国刚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并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相关。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增加,投资的增加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引起对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随之增加;其次,由于经济的增长,人均GDP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对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环境破坏,使得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
但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会引起技术、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演进,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时期减少。张雷[4]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导致国家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减缓,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则导致国家碳排放水平下降,两者结构多元化的演进最终促使国家发展完成从高碳燃料为主向低碳为主的转变。因此,为研究中国未来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出发,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2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的原因
2·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着眼于短期经济总量的增长,重视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结果是对资源、环境形成无形的巨大压力。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可以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成就,但经济结构并未取得明显改进,工业所占比重约为40%~50%,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仅占33%,服务业比重低于巴西约20%,并低于发达国家约35%~40%(图4)。因此,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这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并一度强调重工业发展战略不无关系,而重工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目前仍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要走漫长的道路,未来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还很大。
2·2能源结构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必需的能源看,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未改变。2001年,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洁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气等所占比重不超过11%[5]。计算表明,单位标准煤炭燃烧产生的CO2是等标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标量天然气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较大,故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国家。从能源利用效率看,虽然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了GDP翻两番、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但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碳排放量,中国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3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不转变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且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未来还要持续增长,将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般来说,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EKC曲线),说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恶化会得到遏止并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6]。但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本质上是人们的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且受人们的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尚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地区增长不平衡,满足基本发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经济增长远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的阈值点,碳排放还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分析各国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钱振为[7]探讨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时期,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难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单位能源产生GDP的空间并不大,说明未来碳排放量还将继续增长。
据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估计,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Kuznets曲线关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们接受转折点远远高于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Kuznets曲线,那么经济发展达到转折点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间。尽管1997年后中国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要达到Kuznets曲线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阶段,仍然有一段距离。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条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是衡量减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0]。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国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强度为1·56kg碳/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国的6倍,日本的16倍[11]。这与中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水平还比较低下不无关系,而中国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会得到改进,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投资和能源消耗的现状会得到改善,在改进人们消费偏好的基础上,选择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径,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强度总体上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形成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平均年增长率为4·3%,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6%,能源消费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在此期间,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基本未变。因此,1980—2000年,中国GDP的CO2排放强度平均年下降率为5·6%[12]。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未来中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阶段,对能源、交通的需求还很大,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的空间还比较大。
3结论
制度创新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其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低碳经济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现行的制度环境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是优化发展低碳经济制度环境的核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指经济主体的所从事的各项经济活动会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但不为这种影响进行补偿或者得到补偿。发展低碳类型的经济主体，其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正效应，即社会受益大于企业收益，企业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相反，高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社会成本高于企业成本，社会承担了治理环境的大部分成本，而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补偿不足，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无疑制约了更多的经济主体参与到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解决其外部性问题。
从外部性的解决途径来看，要使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获得补偿，使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就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营造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AHP分析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但现行制度存在许多制约和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中，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进行层次分析，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路径。
（一）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图1 影响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
（二）构建判断矩阵
1.创新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的判断矩阵
评价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水平，主要从政府的宏观干预制度、产业发展政策、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进行综合分析，利用AHP层次分析软件，对影响影响因素进行两两比较，以此判断甘肃省建设和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其影响是最主要的。
经过比较，低碳经济制度创新的判断矩阵λmax=5.2402，对应于λmax的正规化的特征向量为：
通过对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因素的分析，说明低碳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2.决策层判断矩阵
3.一致性检验
前述计算的理想消费水平的最大特征值：λmax=5.1667，
查表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从而可检验矩阵一致性：
理想消费水平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4.层次总排序
经过对判断矩阵的比较，创新碳排放制度的权重为0.4315，为4项措施中权重最大。其他各项措施的权重排序如下：
路径 P1 P2 P3 P4
权重 0.1574 0.0833 0.4315 0.3278排序 3 4 1 2
计算结果表明，甘肃省发展低碳经济在制度创新上要先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其次要积极创新产业政策；第三，政府部门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和帮助；最后建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
三、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
（一）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排放交易制度是建立在科斯提出的排污权交易基础之上的。碳排放交易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交易的标的物，通过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和制定污染企业的碳排放量，允许企业将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转售与碳排放超出配额的企业，以减轻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甘肃，逐步建立碳排放制度可以减轻高耗能企业的负外部性，有效地敦促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调整企业的生产工艺，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二）调整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明显。甘肃省是西北老工业基地之一，“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现状使得甘肃省经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因此，要实现低碳化的经济发展，调整甘肃省的产业政策，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是极为必要的。首先，对于省内“三高两低”的高污染企业，实行“关、转、并”，加大对现有高耗能企业的设备改造，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特别是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有效降低高碳对环境的污染；其次，通过在省内投资建设一批低碳产业园区，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投资目标，通过对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和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效降低低碳排放，并对全省碳排放形成示范效应。
（三）建立完善的行政干预制度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是协调和指导，通过税收、补贴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干预全省生产企业的碳排放。首先，建立健全财政补贴制度，对于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以保护生产者继续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对于高耗能、高污染型的生产企业，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对其生产进行调控和指导；对于产生正外部性的低碳企业，政府可以在设备折旧、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给予企业优惠政策。
（四）健全碳排放的相关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84-04
低碳经济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国政府2003年公布的《能源白皮书》上，随即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尤其是2008年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一度陷入经济萧条状态，国际能源安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低碳经济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总理明确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从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来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压力。本文通过对涉及低碳经济的各种因素及中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全面研究，使中国寻求到一条能够有效发展的低碳之路。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发展形势
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高碳经济就是碳排放量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两高一低（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的发展模式，高碳经济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渐渐被一些国家所认可，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碳排放强度是指一国（地区）碳排放总量与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反映了该国每增加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要排放碳的数量。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对186个国家的2008年的碳排放情况做了统计，笔者选取了碳排放量位居前列的7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共14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一）各国碳排放强度比较
2008年，样本中的14个国家的碳排放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70%，并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经济规模等方面反映了不同状况，具有代表性（见表1、图1）。
由表1中数据可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强度都远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巴西除外）的碳排放强度也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3），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强度却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乌克兰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而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也是达到了72.2亿吨，跃居世界第1位。这说明发展中国家还处于高耗能、低产出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各国能源消费结构比较
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但不同的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是不同的，其中煤的碳含量最高，其次是天然气，最后是石油。表2列出了14国不同的能源结构。
（三）各国能源强度比较
能源强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门或行业单位产值一定时间内消耗的能源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通常用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来表示，它和能源效率（单位能源消耗所生产的GDP）反相关。能源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表3列出了14国及世界平均能源强度，数值越大说明能源利用效率越低。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2就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进行了比较。
通过图2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基本与能源强度成正比。但也有一些例外，如俄罗斯的能源强度高于中国，而碳排放量却低于中国。这是因为俄罗斯的能源结构优于中国。中国能源结构中主要以碳排放较高的煤炭为主，而俄罗斯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碳排放相对较低的天然气。
（四）国际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选取了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指标验证其与国际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设碳排放强度为Y；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最大，设产业结构中二产所占比重为X1，三产占比为X2；能源强度为X3；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为X4，天然气占比为X5，煤炭占比为X6。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寻找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X5对Y极不显著，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得到结果见表5。
表5显示，Y与变量X3、X4、X6有线性相关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1.014X3+0.144X4+0.218X6
（22.085） （2.819）（5.547）
R2=0.989 F=289.068 D.W=2.33
由模型可以看出，在国际上，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石油消费结构、煤炭消费结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与能源强度的关系。而能源强度又是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由此可见，能源效率是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关键因素，而有很多人认为的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对其影响却不明显。石油和煤炭是各国的主要能源燃料，该模型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煤炭消费结构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石油。
二、低碳经济的国内发展形势
（一）中国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演变过程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高耗能的工业化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低碳经济的低排放、高增长、可持续发展恰好迎合了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要求。中国在降低碳排放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碳排放强度从1981年的30.29下降到2008年的2.25，下降幅度达到92.5%。笔者统计了1995―2008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探求中国碳排放近些年来的趋势（见表6、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中国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速。能源强度虽然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很小，甚至不易观察。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不高。
（二）中国第二产业碳排放演变过程
碳排放也与产业结构相关。一般来说，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最大。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多。中国自1985―2008年第二产业碳排放在总排放中占比总是保持在0.83左右，近年来更是出现上升的趋势。而第二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占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见表7）。
（三）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同样，笔者选取变量碳排放强度为Y，产业结构中二产所占比重为X1，三产占比为X2，能源强度为X3，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为X4，天然气占比为X5，煤炭占比为X6。对中国1995―2008年的数据进行整理，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X5极不显著，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最终结果见表9。
如表9所示，Y与X1、X3有关系，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Y=0.375X1+1.104X3
（6.517）（19.179）
R2=0.972 F=187.766 D.W=2.03
由模型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碳排放强度也与第二产业占比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远低于能源强度。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过国际和国内碳排放影响因素比较，能源强度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当，都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决定性作用，即单位产值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多。这也是国际上纷纷加强对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最直接因素。但国际和国内又有不同之处，影响国际碳排放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能源结构上，特别是煤炭和石油的消费结构，煤炭和石油现在仍是各国的主要能源燃料。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不明显。而国内除了能源强度，影响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二产业占比，第二产业一直是能量消耗最高的产业。能源强度反映的是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能源强度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在中国制度变革和逐步开放的时期，正是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管理进步和技术引进并扩散推动了中国能源强度的持续快速下降。这一下降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经济体制、管理方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与世界逐步接轨融合的过程。因此，从中国能源强度下降过程来看，其前后下降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
能源作为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碳排放。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产出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增加了能源消费，由此产生的碳排放会进一步增加。因此，碳排放强度的走势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希望的是在产出规模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却不断降低，但是它要受制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作用的发挥。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经济发展阶段上述各因素的变化规律都有所不同，在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产出增长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三者的阶段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内含规律，找到一条实现三者协调发展的道路并制定完善的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能源强度的高低受到一国实际经济运行中技术水平的影响，所以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能源的高效利用。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核心对策在于变革生产技术。同时中国也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上有所改进，要不断地降低第二产业比重。
（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二产业占比过高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偏高的主要原因，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目前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而第二产业能源消耗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钢铁等重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科技、高智能的出现，激发了新产业的诞生。因此，中国应该响应时代的号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型工业转变。同时，中国应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中国的发展逐步走向低碳经济道路，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
（二）优化能源结构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一直达70%左右，远高于世界29%的比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煤炭消费的主体，由于煤炭是一次能源中碳排放最高的能源，因此中国近年来的碳排放上升较快。今后，中国应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实现煤炭替代战略的有效手段。
（三）改变贸易结构
中国工业品出口结构中，高耗能的产品所占比重较大，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耗和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较高。因此，调整贸易结构也是中国节能减排的工作重心。调整关税政策、降低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退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工业品的贸易结构，降低隐含碳排放。
参考文献：
［1］朱新春，吴兆雪．低碳经济及其影响因素的多维度比较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0，（5）:1-5．
［2］王永龙．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创新分析［J］．经济学家，2010，（11）:15-20．
［3］王淑新，等．中国低碳经济演进分析:基于能源强度的视角［J］．战略与决策，2010，（9）:25-32．
［4］韩智勇，等．中国能源强度与经济结构变化特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11）:1-6．
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 Carbon Economy
Zhang Ningning1, Tan Bingqing1, Yan Xiaojuan2
（1.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Hebei Saihanba Mechanical Forest, Chengde 0670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