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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跟文化进步息息相关。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是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强调 “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凸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疆八次党代会上，张春贤书记提出坚持现代文化为引领，其目标指向就是要以先进文化引领整个新疆的社会进步。因此，深刻理解现代文化的本质并明确其在现实语境下总体要求对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这两大历史任务有基础性意义。
一、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
从文化的概念来看，对文化的定义集中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艺术学等学科。最著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即：“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内在的一种复合整体。”①可以说，泰勒对文化的定义更侧重精神因素。美国文化理论家克鲁柯亨和克洛伯在1963年考察了当时已有的160多种文化定义后提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②中国文化学家刘梦溪则认为宽泛使用的文化定义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在墨西哥专门讨论文化提出：“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外，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④对文化的定义虽然很多，但大体上还是能读出共同点的。从一些著名的文化学者和国际组织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就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按照其共享价值观构建并实践的整体生活方式。价值观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二、现代文化是包容性文化
现代文化的内涵主要是：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现代信仰、现代宗教观念、现代艺术。⑤它们共同熔铸了一种现代价值观。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核心和终极目标是塑造现代人。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现代文化体现并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凝练概括了现代文化的本质，制约和规范现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具有提升现代文化发挥作用的功能。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基础，可以向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提供价值资源。⑥
在新疆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区域性发展的“三化”战略选择语境中，“现代文化”具有特殊含义。“现代文化”泛指以工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民主与科学意识的文化结构体系。但它决不是指产生于近现代工业文明、以西方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观念文化，而是强调的文化的现代性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最新文化成果。虽然现代文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非西方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同时，从区域性现实出发，还须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因此，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现代文化，在总体上的本质含义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以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发展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内核，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一切外国最新优秀文化成果为思想资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⑦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相反应当将其纳入我们的现代文化体系。同时，我们也不是把产生于现代的思想文化与产生于古代的传统文化置于对立位置，而是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当前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战略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核心价值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现代文化应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现代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完成向现代意识形态的全面转型，而任何社会的转型都将伴随着原来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转型。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已经摆在人们面前，市场经济体制已是无法回避的选择，它要求把人的主体性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强调在社会发展中人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强调个人的价值、权利、尊严，尊重个性、尊重人的创造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现代文化是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文化产生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又与之部分叠加并存。同时，现代文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文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结晶，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文化的现代跃升。现代文化的提出有利于团结引领更广大的各族各界、不同团体和信教群众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并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
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当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仍有一些可作为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的精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绝不可少。
二是知行合一观。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对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解放思想重在实践、开拓进取重在行动的要求，完全一致。
三是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鄙视贪婪的物欲。“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仍然非常可贵。
四是爱国主义精神。自古以来人皆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五是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与现代化所需要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完全吻合。
六是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这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仍然不可缺少。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引领民众提升素质中，注意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主要有：缺乏民主精神，法制观念淡薄，商品意识差，守旧意识严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要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和弘扬新疆精神与新疆效率，引领民众摆脱落后思想意识的羁绊，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四、用现代文化奠定新疆发展的坚实基础
新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成份众多、文化多元化，教育不发达，总体文化程度低；信教群众多，一些地区宗教氛围浓厚，非法宗教活动时有发生，极端宗教意识对社会发展形成不利影响。新疆长期面临意识形态领域“西化”、“分化”的渗透和“”的破坏，社会稳定压力巨大。要从总体上解决好这些问题，除了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发展外，必须改变陈旧思维和行为模式，在深刻理解现代文化的本质的基础上，坚持现代先进文化的引领。为此，需从以下角度着眼：
1.用整体主义凝聚群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整体主义精神：维护国家社会整体；维护家庭整体；人类大同世界等。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着这种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而言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使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休戚与共，繁衍生息，彼此交融。因此，要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和深化新疆人民的四个高度认同，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政治立场，奠定新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因此，党委政府要号召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把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上升到切切实实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2.用发展理念吸引群众。发展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永恒追求，我们需要不断发展，我们有能力不断发展，只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创造性就能创造出社会新的价值，个人也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我利益和价值。发展不是政府一方之事，它是全体民众之事，发展成果不是为政府独享，而是由全体民众分享。因此，各地党委政府要不断用强烈的发展意识和美好的发展愿景，调动新疆人民支持、拥护并积极参与“三化”建设的发展内动力，奠定新疆人民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思想基础。
3.用现代知识武装群众。现代文化注重知识技术，知识技术是强大的生产力。新疆许多民众生活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跟知识的匮乏、信息的落后有非常大的关系。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必然被现代社会所淘汰。因此，不管是谁，能不能永远沉浸在虚无缥缈的世界里，不能幻想一切都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基本物质需求的获得或者更高层次上生活的改善，都需要自己积极行动，融入现代社会。社会不断进步，作为社会中的人也要不断进步，因此全社会一方面要鼓励所有的人积极主动，同时又要想方设法普及现代教育、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方法等，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知识结构、现代技能，奠定创业、创新、创造的能力基础。
4.用新疆精神鼓舞群众。新疆有自然之美，自然之美给我们带来了物质利益财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种精神财富。新疆人不同于其它地区的人，他们面临着特殊的内外环境，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面临着更多的坎坷，只有拥有和一种精神才能顺利地跨越它。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在新疆大地上如胡杨、如红柳、如雪松一样挺立这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因此，今后我们要倡导并发扬爱国、感恩、开放、包容、创新、奋斗的新疆精神，奠定新疆人民以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基础，不断鼓舞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学院政治学部）
项目基金：本文是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课题《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问题调查研究》（13HZKT34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英] 泰勒：《文化之定义》，载庄锡昌等编：《多元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99-100页。
②转引自刘志友：《解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新疆经济报，2011年8月5日。
③刘梦溪：《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载刘梦溪的博客。http：///
④ 转自程庆会等《文化的自觉与自觉的文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246-01
一、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古典文化时期的视觉文化。古典文化时期的视觉文化是传统而淳朴的，尽管在更久远的远古时期，原始绘画领域的一些视觉文化看上去有些抽象，但绘画者的意图却是明晰的而简单的，他们用一些抽象的几何纹样来表示复杂的事物，这些几何象形的纹样成为矛盾的复杂体，带上了抽象的形态和具体的内容。古典文化后期，绘画及雕塑艺术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古代希腊的雕塑作品上，不仅仅静态的作品一再被表达，连动态的作品也被雕塑家所凝结，刹那间的动态被描述得唯妙唯肖。但无论古典时期还是更早的远古，视觉文化都是具体的，承载的是浅层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过于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现代文化时期的视觉文化。到了现代文化时期，以绘画为主的视觉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演变。对于绘画艺术来说，它的技法更加纯熟，绘画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几种典型的绘画分类方式形成，不论是按内容，按表现形式，还是按笔墨用法，这样完善的分类方式足以表达当时人们对绘画理论及技巧的完善总结。
到了现代文化的后期，欧洲绘画艺术向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当时欧洲的焦点透视方法在绘画中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事物被原封不动的呈现出来，高超的技法甚至可以在一定距离内以假乱真。当某一技术发达到相当程度时，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停滞不前，这一现象大多数发生在科学技术领域。二是朝相反的方向继续发展，这便是现代文化时期欧洲绘画艺术的走向。
（三）后现代文化时期的视觉文化。后现代文化中的视觉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其特色――多元化。多元化本身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除了多元化以外，我们熟悉的后现代文化词汇还有拼接、非中心等一系列纷杂的概念。视觉文化秉承了这些概念的特色，首先从内容上来分析，后现代时期的视觉文化主题是模糊不定的，更无法用言语讲述清楚；其次，从形式上来看，视觉文化的表现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主体不明确，甚至根本没有主体，组成模式及构架也界限不明，抽象画成为占据后现代画派市场的主导力量，不规则的建筑群和雕塑作品也成为后现代艺术家们所崇尚的风格。
后现代文化时期，网络技术和计算机媒体的飞速发展为视觉文化增添了崭新的活力，视觉文化第一次有了互动性和参与性，不再是过去的一元式、线性模式的“创作-欣赏-反馈”，有了新媒体，创作作品、欣赏过程和反馈结果可以及时生成，而创作者的身份也不再单一，他们有可能来自于大众，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任何没有受到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群。视觉文化不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它开始和大众融合，成为真正的生活中的视觉。这样一来，视觉文化的概念就随着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模糊性，它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这一定义需要包括生动的内涵和准确的外延，是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可以叫做视觉文化，是不是所有被称为视觉文化的东西又必须都具有意义，视觉文化的载体会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导致内容上的混杂，一切都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
二、现代视觉文化的呈现方式
（一）音乐电视――MV。首先是MV这种新型艺术样式的出现。MV起源于英国，最初是一种广告宣传方式，英国的唱片公司为了对歌手的唱片进行宣传而增加销售量，发明了MV这种艺术样式，在电视上进行播放，其结果导致歌手的唱片销售量大为增加。以此为目的的MV创作最初的样式是以形式为主体，以内容为依托，一幅幅画面是快速切换的，是舞动的歌手，具有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到了后期，MV开始有了具有实质内容意义的画面，画面是叙事性的，其叙事性的本质削弱了音乐本身的表现力。
这两种MV的画面表现方式，都无疑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偏向于听觉文化的后现代时期，视觉文化已然能够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它聪明而巧妙地找到了依托，然后逐渐独立起来。
（二）影视艺术。其次是影视艺术的出现，尤其是电视艺术。在电视艺术中，电视散文、纪录片、影视剧等都有充分的画面作为依托，这样，画面本身和声音一同构成了影视文化的完整性。在影视剧中，声音表现为台词，台词的发出必须要画面作为下一个动作线的原动力，动作毕竟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三）新媒体。最后是新媒体的出现，如电脑的出现及一些在线视频。在用于交流的空间领域中，话筒和摄像头让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变成零，声音与图像共同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交流实体，视觉文化使交流本身变得更生动。
三、结论
后现代文化语境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文化审美的宽泛性，表现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被模糊，艺术与非艺术、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对立被消解。在20世纪西方文坛上，《魔戒》造就了一场旋风，其作者托尔金也成为一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托尔金与《魔戒》代表了20世纪文坛上多元而一体的现象，即“学者”与“小说家”的同一，“学术”与“虚构”的同一。《魔戒》在艺术上、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中文化商品运作的典型特征，即 “畅销”与“经典”的同一。《魔戒》所代表的多元而一体的现象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后现代文化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意味，突破狭义文化的界限而扩张到无所不包的地步。
一
托尔金的学术生涯和文学创作与他所钟爱的语言与哲学不可分割。作家生前是中古语言文学研究者、语言学教授。作为一个专业的语言学者，他并不像多数语言学家那样对语言进行抽象思辨或实证的科学性的研究，他更感兴趣的是语言美学。在给W.H.Auden的信中他承认，他对“语言形式有一种敏感，它像色彩和音乐一样打动着我的情感。”他强调创造的源泉是语言，认为语言及与之关联的神话传说是不可分割的，语言赋予了故事“内在的连贯，语言风格上的统一和历史感的幻觉”。可以说，中古语言是他的故事的直接来源。古老的词语不断激发着他的心灵和想象，起到了构建作用，使他创造了一部他自己的“神话体系”，一部独一无二的个人的神话体系。这些文字的形式大于意义，它们让古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他的神话中得到了感性的复活，让现代读者感觉到强烈的神秘感和辽远的历史感。托尔金的成功很好地诠释了后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多元而一体的现象：他不仅是学者，也是小说家，其作品不仅畅销，也是当代文学经典；他不仅会研究，而且更会虚构；最关键的是，其作品颠覆了关于小说的定义，一方面似乎是回到更为古老、自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似乎是向前突飞猛进，拓展了小说的技巧。
多元而一体的现象不仅见于托尔金，在另外一些作家身上同样能看到：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约翰・巴斯、戴维・洛奇以及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都在学术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取得了文学上的成功，都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潮中保持了清醒和睿智。一方面，他们开创或吸收了种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用元叙事、互文性、戏仿、拼贴、伪造等创造了一个文本狂欢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沉溺干文本游戏之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的作品有着哲理性和批判性。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小说家的学者和作为学者的小说家。作为小说家的学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虽非体系精严的理论大师，但见解却都有独到之处。多有专门的著作问世，作为学者的小说家，他们都在具体的创作中自觉运用理论观念，具有浓厚的学院气息。他们的小说批评理论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基础，也有对创作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和抽象升华的批评实践为依托，同时还有塑造感性形象的创作实践作为一种尝试和印证，从而超越了一般学院派批评抽象、晦涩、过度阐释的局限，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他们的理论和小说自成一体、别具一格，最终重新定义了“小说”。更具体的讲，他们将昔日文学作品中的大量片断以花样无穷的方式植入文本，在一种拓扑的原则下使小说本身不仅是novel和fiction，而成了无所不包的literature本身。譬如：《魔戒》的雅俗共赏使它成为不折不扣的经典，但这样一部在大众文化里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品，却一直面对毁誉参半的命运。在学术界，对托尔金的态度是将其文学作品边缘化，采取“含混的沉默，或策略的拒绝”的态度。造成这样的反差和学术界的回避的重要原因是文学评论界很难在文类上对其做出统一的界定，因而在评判上失去了一个既定的标准，造成批评话语的缺失。《魔戒》既不属于罗曼司，也不是魔幻传奇，更不能简单定义为散文史诗。我们不能以其中任何一种为作品打标签。它是一部纯想象的、非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与现代社会没有直接联系的另类“历史”。因而不是现代文学常见的小说样式――它有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复杂的结构、它构筑了另一个小宇宙，有自己的时空和生物圈，有自己的神话体系，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诗、神话和传奇的共存。正因为《魔戒》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既定的评判模式，对其艺术特质的讨论不能囿于当代评论的传统策略。事实上，正是这种难以定义、不可名状的特性使托尔金的创作呈现出新颖的特质。
整体上讲，上述作家都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者，而是由批评家转向思想写作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因为开拓了人类的视野而具有认识论的价值。托尔金的“神话体系”建构，博尔赫斯对“时间”的思考，纳博科夫对“模拟之谜”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承认后现代不确定性特征的同时呼唤着更为开放的、多元的、自由的文学创作。
二
在20世纪取得文学成功的作品，一般都来自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即实现“畅销”与“经典”的同一。后现代语境中艺术媒体、审美观念、传播媒介、发行渠道、读者趣味的改变，使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美国著名的后现论家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表现为空前的文化扩张，文化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消失。一切文化因素，无论是高雅与否，在全球化语境中，在新的生产媒介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后现代特质――切都成了“深度丢失”的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从过去的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魔戒》在艺术上、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充分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中文化商品运作的典型特征。50年代《魔戒》出版后，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比如奥登和爱德蒙・威尔逊――纷纷撰文评介，大加赞扬。1965年平装本问世后，十个月间销售了25万册，继而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广泛发行，一时间压倒了戈尔丁和塞林格，成为英美文坛和大学校园最受推崇的作家，读者建立了“托尔金协会”，学术界对其象征主义和互文性的研究如火如荼，热潮持续到70年代。再加上近年来作品借助影像技术走向大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文化上的冲击。耗资2.7亿美元改编的电影《魔戒三部曲》震撼影坛，累计票房过亿，最后一部《王者归来》独 获11项奥斯卡大奖。
1.1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正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后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打破了我国文学创作的思维定势。后现代文学使得我国专家学者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构建国际文学关系的标准。包括中国文学界在失去了创作中心和准则以后，与全世界的人民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全球文学界的态势形成多元化发展，但是多元化发展又集合成一个流派。这些发展实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由平的文化交流。第二点，现代文学主义提倡“自我为中心”，而后现代文学主义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后现代文学摘掉了现代文学的虚假的面具。后现代文学的“语言为中心”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的本身的含义，要增强语言的能指性，淡化语言的所指性。
在中国众多后作品中，如《宿命》《边缘》等均符合后现代文学作品的思想特征。这些文学作品受到了后现代文学思潮的严重影响，其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学完全颠覆，无时不刻体现反传统的叛逆思潮。第三点，随着后现代文学的潜移默化，中国文学逐渐趋向于大众化。一些更为新颖、构词更加大胆的语言出现在了人们生活中，因为后现代文学的没有理想就是一切创作的最高境界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文学作家的作品趋于平凡化，作家群体开始消散，在其作品中人们看不到追捧和拥戴，正所谓后现代文学“零度”创作的象征。同时，中国文学界也开始出现多种风格的文学风格，比如新状态小说、新都市小说、新写实小说等。
1.2后现代文学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任何影响都不是绝对的正面影响，因为突如起来的后现代文学思潮，让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极端主义现象的产生。首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为达到一种纯客观写作角度，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遏制，完全强调客观写作手法，这些就造成了中国原本存在的文学形态，使众多流派作家变得盲目跟风，失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韵味和特色;其次，后现代的特色即消散一切凝聚物质，化整为零。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流文学失去了文学深度，使文学的整体形态趋于散乱不规、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最终导致文学变得肤浅单薄。对此，中国应理性对待，进行客观批判和学习。
2后现代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的原因
后现代文学思想是在中国的之后产生的，当时的中国思想刚刚开始改革，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应而来。后现代文学思潮虽然较晚进入中国，但是却在短期内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文学对当时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原因。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了多年，在大革命之后，瞬间得到了一种释放，中国国人急需得到一种新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追求。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让中国看到了与自身不同的世界文化，于是在文学上中国也开始探索打破闭关传统的文学道路。西方后现代的世界影响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后现代文学现象的产生。强烈冲击的后现代主义使得中国各方面发展都突飞猛进。中国文学则在这些方面里面影响最深刻，这些少不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的潜移默化。一场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大大拉近，后现代文学作品使得我国传统文学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后现代文学的严重影响，中国文学作品流派开始模糊，没有了传统化的定义，将精英文学作品开始平凡化，这些现在都说明了中国文学正在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可以以“吃人的礼教”为切入，进行讨论，这一内容的批判，与文学革命中的人的思想相呼应，形成新的文化风潮，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虽然之后很多人都会这一文学理念撰写文章，给鲁迅的思想加上了特有的颜色，但却与文学革命革命的一些理念相背离。
一、对“听将令”、“曲笔”的分析
鲁迅在很多文章中，都表述自己的思想，并把思想转化成逻辑，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小说集《呐喊》中的《自序》，文字表达的思想和其他的自述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缩小了文本裂p，同时又具有复杂性和特异性。
1.“听将令”
鲁迅在《自序》中，阐述了“呐喊”的动机就是“听将令”，认为它是“遵命文学”，也就是说会加以约束，即让自己的启蒙思想符合社会的文学主流，个人立场和社会一致。而鲁迅在文字阐述中虽然遵从这一观点，但实际行动却与观点不符，会从社会中疏离出去，从局外人的角度分析。《狂人日记》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鲁迅从狂人的角度，分析了当时历史的倒退以及人们思想的庸俗，接着又表明了社会会建立新的秩序，在新的社会秩序下让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这个观念与之前持有的“听将令”互为冲突，批判力度削弱，自我反思减少，让“曲笔”失去了直白的表达。
2.“曲笔”
上述内容的分析，是为了表明鲁迅思想具有的启蒙意义，以及持有的观念与实际的行为，虽然这些内容知识深层次的意识，但仍具有批判力量。如果以此为引题，引出“曲笔”则会与以下理解：
首先，鲁迅行为上的回避有别于当时其他文学家的思想，因此，了解行为背后其内心的心理，或是行为特定的指向，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启蒙观念具有的特异性，进而找到鲁迅思想与文学革命之间的联系，确定主题。
其次，鲁迅质疑的根本是，当时的启蒙理论会用承诺的方式与未来建立联系，没有着眼于眼前，提出“现在的梦”，让“曲笔”与“将令”不再互相对应，有新的定义。之后引用了这一观点，加入到“新思潮”中，检验这一理论是否被文学革命接受，促进文学革命的进行。
最后，鲁迅对“国粹”的理解也是“曲笔”的一项分析，他指出了文本语序不当的错误，然后文字表述呈现出了自己的想法，加以纠正，讨论的是如何在现实中重建。
综合“听将令”和“曲笔”两点的论述，鲁迅认为启蒙者不要居高不下，而是要把自己作为启蒙的对象，重新审视自己，从现实的角度改变自身的思想，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拯救。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
文学革命的进行，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这种现代文学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鲁迅早期发表了很多文言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早期思想，这些思想与上述表示的思想相近，从中可以分析出，鲁迅是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加上新思想。而鲁迅启蒙思想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包括两方面，即“物质”与“众数”。
1.“物质”
鲁迅对“物质”的理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了科学的理念，比如《科学史教篇》等，让科学知识变成一种精神，没有单一的从知识的角度分析，而是让考虑上升到一个高度，把科学作为价值观，与人生观放到等同的位置，健全人们的人格。
2.“众数”
“众数”的讨论，可以从民主与精神文明的角度展开分析。《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对多种事物进行了讨论，即科学、文学、道德、宗教等，强调了精神文明，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客观分析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利与弊，从而纠正人们错误的认识，正确理解精神文明。
鲁迅对“民主”的分析依然会从弊端着手，讨论了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对人们和社会的影响，突出了对“人”的分析，提出民主思想不是统一的，而是根据个人的差异有不同的倾向和侧重点，让“人”主动思考。
综合对“众数”、“民主”的分析，即鲁迅提出“个人”的思想，发展个人主义，这一点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广泛体现。
三、结语
总而言之，鲁迅思想和文学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鲁迅思想中的启蒙思想是促进文学革命展开的基石，它要求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处于同等的位置，并关注个人的发展，注重民主、平等和自由，尊重个人差异，让“人”主动思考，促进文学改革的进行，让启蒙思想成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二、现代文化是形象设计必不可少的思考路径
在现代社会，经济大繁荣，社会文化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并且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丰富化、概念化、快速化的“四化”特点。现代文化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定义，如果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话，那么所有非传统文化都可称之为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一方面是社会中新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色彩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和发扬，这也是现代文化重要的文化形态。现代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背后代表的是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成为了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念，比如时尚文化。我们可以通过对时尚文化的研究和理解，在形象设计实践中很自然地运用到时尚的文化元素和时尚化的设计理念。时尚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尚，是在特定时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预认为后来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简单地说，时尚就是“时间”与“崇尚”的相加。在这个极简化的意义上，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生活。时尚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衣着打扮、饮食、行为、居住、甚至情感表达与思考方式等。时尚的触角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一般来说，时尚带给人的是一种愉悦的心情和优雅、纯粹与不凡感受，赋予人们不同的气质和神韵，能体现不凡的生活品位，精致、展露个性。人类对时尚的追求，促进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无论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当人们不断地去追求时尚、向往时尚、演绎时尚、创造时尚时，这种思维和行为成为了整体社会的一种风潮，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社会就形成了时尚主义和时尚文化。一些设计师以捕捉时尚文化和流行趋势见长，能够将日韩的动漫卡通艺术设计风格运用到形象设计当中，以炫目的色彩、简洁的线条、个性化的造型形成独特的设计手法。这种设计思想和手法迎合了当下人们崇尚个性、突出另类、回归童真的心理需求，因此在具体的商业形象设计实践中能够赢得客户和消费者的认同与共鸣。一名优秀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就是对现代文化的细致揣摩和深入感受，以便能够找到最佳的形象设计思考路径，在具体的形象设计实践中得心应手，出类拔萃。
近年来对民族文献的概念上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其一，“民族地方文献指与一个民族地区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其二，“指一个民族地区过去和现在出版的图书资料总汇”。从以上所述的概念中不难看出，在对民族文献概念理解上，没有根据民族特点来把握民族文献真正含义，而多数把《辞海》中对文献的解释“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亦指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用公式的方法进行机械的运用，即形成地方加文献，民族加地方再加文献，最后构成民族地方文献概念。这样不根据民族文献实质、特点所作出的概念是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我国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的生存和繁衍，都与世代流传于各民族中的文献有着直接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上是极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彝族、傣族、朝鲜族、蒙古族等都有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出现了许多能够反映本民族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较为完整的民族文献，这些民族文献代代相传成为民族的精粹，促进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但是，在我国众多民族中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占的比例不大，各个民族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使民族文献的形式、载体、范围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当认真地把民族地区的文献类型、形式等各个方面的特征进行分析后，就会发现民族文献的概念不能局限于《辞海》对文献的解释及图书馆界对地方文献的一般理解之中。确定民族文献概念时，首先应该在“民族”上作理解。民族的概念和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是民族共同体而言。狭义的民族目前比较肯定的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从斯大林民族定义可以得出，作为一个民族来讲必须要具备四个特征才能构成民族。从民族构成的共同地域特征中，也能够清楚地说明，民族本身的定义已经具备有文献收集工作的地方性特点。目前，对于民族文献的概念，图书馆界一般的提法是：“民族地方文献”，这种提法容易造成“民族加文献再加地方的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在悠久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这种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局面的形成对于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一再强调“重视文献收集工作的地方性”是完全一致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已经完全具备收集文献工作“地方范围”这一先决条件。作为一个公共图书馆藏书建设上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系统完整地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收集文献资料，必须着重在“地方性”问题上下功夫，在着眼于“地方”二字基础上，严格确定文献收集的“地方范围”。而一个民族地区图书馆，本身已经具有文献收集工作的地方范围这一先决条件。在确定文献收集工作时应该着重是在“民族”上下功夫，这样才能使藏书具有民族特色。也就是说“民族地方文献”一词中“民族加地方”的提法显得重复，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民族文献”，而不是“民族地方文献”。
另外，还应该着眼于民族文献形式、载体与发达地区的差异性来确定民族文献的概念。由于民族地区的多种历史因素，造成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民族文献的载体、形式、文种、出版等方面都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集民族文献时不能局限于出版物及成册的资料之中。民族文献是一个民族历史和各种专业史以及凡是能够说明一个民族产生、发展的用不同载体、形式记录下来的史料和现代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是用文字或图象记录下来的各种文献都应属于民族文献的收集范畴。民族文献所记录的一个民族产生、发展历史以及对某一事物的描写与探讨，作为民族文献本身都具有重复使用价值。民族文献只要具备了“民族性”及“重复使用”两个条件，无论其载体、形式、文种如何都应该属于民族文献的概念之中。
最后，还应该明确民族文献不仅包括能反映本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史料，还包括一个民族现在及将来的现代文献资料。目前许多民族地区把民族文献的概念，理解成为民族史料的同义词。作为民族文献来说，其本身的涵义及外延是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小的范围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献的外延也在逐步扩大，由史料到现代文献扩展、延伸。也就是说，只要在一个民族区域之内无论是史料或现代文献，都应该属于民族文献范畴。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给民族文献下这样的定义：民族文献指“不受载体、形式、出版方式限制的，能反映一个民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等方面，具有重复性使用价值的历史和现代文献”。
（二）
民族文献内容及其丰富，形式、文种多种多样。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族文献资料，但是由于民族文献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特征，收集民族文献工作时将出现与某些相关部门之间的矛盾。突出的表现是：民族地区图书馆与博物馆、文物部门之间以及档案馆之间的矛盾；民族文献收藏者本人与图书馆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充分发挥民族文献的作用已经成为目前民族文献收集工作的关键性问题。
收集民族文献类型中与博物馆、档案馆、文物部门之间的矛盾。民族文献的类型一般可以分为图片、资料、书籍三大类型。图片，一般来说包括各种图、照片、碑刻、拓片及一切用文字、图形记载的文献。这种类型的文献特点是品种杂、数量少、它对于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博物馆、档案馆以及相关部门都很重视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作为民族文献本身的类型上已经跨越了图书、博物、档案三馆的界限，民族文献又同时可以归属于三馆收集的范围。如有关民族地区的碑刻、拓片、图片等都可以归属三馆收集的范围。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这类品种杂、数量少的文献是非常薄弱的、必须要依靠博物馆、文物部门力量，对本地区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调查，有重点、有目的地不断充实、完善。博物馆、文物工作者有条件，有能力深入民间能收集到大量资料，而且十分重视利用实物资料，对于地上或地下的各种文物能够系统进行整理、识别、分析和研究。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八四年以来对大理白族地区碑刻作了普查，复制了大理国时期至民国的碑刻拓片一千多通。在这一千多通的碑刻拓片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记载白族历史的。碑刻拓片中反映大理国时期的有三块，元代有三快，明代120块，其余的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另外，还收集到几十块被推毁破坏的碑刻拓片，这些具有研究价值的碑刻资料从不同角度记载了白族历史、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俗、人口发展等方面内容。碑刻资料中的记载是一般地方史志资料和其它一些史籍中无法找到的。博物馆、文物部门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图书馆靠本身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够采用复制的方式进行收藏。大理州图书馆多年来根据文物部门收集的碑刻拓片，采用照像、放大、扩印的方式收集到有关白族地区碑刻拓片三百多张，在此基础上请有关人员进行分类、分期整理，正确地处理了图书馆与博物、文物部门的关系，也发挥了民族文献的作用。
收集民族文献类型中与博物、档案、文物部门之间矛盾的另一种类型是家谱、族谱。从家、族谱的学术价值看，它具有考证、研究一个民族地区历史、社会生活、经济、人口发展、族别组织，地方婚姻等方面的资料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析研究，实不朽之成盛业也。”可见家谱、族谱的价值。从家谱、族谱的传承保留形式看，目前在多数民族地区大体上可分为口承式、墨爷式、石碑式三种。口承式一般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流行。凡是作为帮助记忆，达到交流思想，反映社会生活作为目的，民族地区图书馆都可以进行收集。由于民族文献的数量有限，文物、博物、档案部门十分重视镌有文字或图形的各种文献的收集。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档案馆近年来收集到十余部白族家族谱。其中，族谱有喜州《赵氏族谱》，阁洞塝《段氏族谱》、剑川《段氏族谱》，鹤庆《鹤庆高氏族谱》、及《太和段氏族谱》、《史域董氏族谱》等；家谱有鹤庆《张氏家谱》，家乘有《云龙董氏家乘》。就其装帧形式来讲有蝴蝶装、经折装、线装，有手抄本、石印本。从年代上看所收集到多数是明初以后重新纂修的。博物馆、档案馆陆续在白族地区收集到的十余部家谱、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人口学、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宗教及民族史料等等方面的内容，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这些家谱、族谱，博物馆、档案馆除了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外图书馆可以通过这些民族文献，迅速地向社会提供和传递信息。各级决策机构，各类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收集到的民族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完成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根据民族文献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特征，图书馆收集家谱、族谱时可以在博物馆、档案馆收集的基础上进行复制、充分发挥利用好民族文献。
（三）
民族文献收集工作中现代资料也应该引起图书馆的重视。由于多数民族地区图书馆普遍存在一种重史料文献轻现代文献、重社会科学文献，轻自然科学文献的思想，收集文献时强调建立民族文献史料库。如何处理好民族文献史料与现代民族文献之间的关系，确实应该引起民族地区图书馆界的重视。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通过“营改增”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一、“营改增”的比较和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业的特点
“营改增”前，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以其全部收取得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的余额为营业额，计征营业税。税率为5%（会展业为3%）。“营改增”后，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税率6%。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3%。
从计税依据看，增值税与营业税的最大区别是：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不含“税额”，而计算营业税的营业额含“税额”；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的最大区别是：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得抵扣，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符合规定的可以抵扣。
现代文化创意服务，包括设计服务、商标和著作权转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广告服务和会议展览服务。从行业特点看，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占比较高，对于一般纳税人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来说，完成自己完成的对应的“销售额”（以下简称：自完销售额）时，购进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以下简称：自完进项税额）很少，因购进“自完进项税额”可节约的成本（以下简称：自完节约成本）有限。定义：自完进项税额率=自完进项税额÷自完销售额、自完节约成本率=自完节约成本÷自完销售额。
二、“营改增”的影响
企业都是以追求本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下面就在只考虑主税（营业税或增值税）、附加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分别为：7%、3%、2%）、企业所得税（税率：25%）的情况下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
（一）一般纳税人企业在账面采购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采购服务时对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的影响
同“营改增”前比，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企业盈利能力增幅为：〔5%+（5%-3%）×（7%+3%+2%）×（1-25%）〕=3.93%；一般纳税人服务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幅为：〔5%+自完节约成本率+（5%+自完进项税额率-6%）×（7% + 3%+2%）×（1-25%）〕=（75×自完节约成本率+9×自完进项税额率+3.66）%，同“自完节约成本率”和“自完进项税额率”成正比；所以，“营改增”后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盈利能力都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不含“税额”，而计算营业税的营业额含“税额”和一般纳税人企业进项税可抵扣，所以，在向一般纳税人企业提供服务时一般纳税人服务企业比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企业容易有竞争优势。
（二）采购企业账面采购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营改增”对一般纳税人采购企业的影响
同“营改增”前比，采购小规模纳税人企业服务实际采购成本比账面采购成本下降：3%×（7%+3%+2%）×（1-25%）=0.27%，采购一般纳税人企业服务实际采购成本比账面采购成本下降：6%×（7%+3%+2%）×（1-25%）=0.54%，所以“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企业无论向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企业还是一般纳税人服务企业采购服务实际采购成本都会下降。
（三）分包业务对一般纳税人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的影响
同“营改增”前比，向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分包业务时盈利能力的增幅为：{1-分包率+（1-分包率） ×自完节约成本率-〔6%-分包率×3%-（1-分包率） ×自完进项税额率〕×（7%+3%+2%）-〔1-分包率-（1-分包率）×5%-（1-分包率）×5%×（7%+3%+2%）〕}×（1-25%）=〔75×（1-分包率）×（自完节约成本率+0.12×自完进项税额率）-3.93×分包率+3.66〕%，增幅同“自完节约成本率”和“自完进项税额率”成正比；向一般纳税人企业分包业务时盈利能力的增幅为：{1-分包率+（1-分包率） ×自完节约成本率-〔6%-分包率×6%-（1-分包率） ×自完进项税额率〕×（7%+3%+2%）-〔1-分包率-（1-分包率）×5%-（1-分包率）×5%×（7%+3%+2%）〕}×（1-25%）=〔75×（1-分包率）×（自完节约成本率+0.12×自完进项税额率）-3.66×分包率+3.66〕%，增幅同“自完节约成本率”和“自完进项税额率”成正比，同“分包率”成反比；所以，“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可以分包业务，这主要是因“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符合规定的可以抵扣和同时可以节约成本，所以，进一步说明在向一般纳税人企业提供服务时一般纳税人服务企业比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企业容易有竞争优势。
三、“营改增”后对企业的建议
通过分析，结合行业特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主要向一般纳税人企业提供服务的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可以优先考虑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二是主要向非一般纳税人企业提供服务的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不要急于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要测算、分析“自完节约成本率”和“自完进项税额率”后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三是一般纳税人的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可以以“唯我独尊”为经营策略。企业掌握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业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部分，当行业的“老大”，使企业在竞争中（包括分包业务时）有主导权，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四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现代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可以以“狼群战术”为经营策略。各个企业，各精一业、各专一行、各强一项，在竞争中联合竞争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个体优势实现整体优势。
五是一般纳税人企业采购服务时，尽可能实行“一揽子计划”。尽可能打包采购，以获得总价格的优惠和降低采购成本，实现总利润的提高。
六是非一般纳税人企业采购服务时，可以实行“分散采购”。尽量细化采购项目，各项目分头采购，谁的性价比最实惠，就采购谁的，以降低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