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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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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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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后的社区已成为一种新的社区模式。与城市社区相比，其在要素构成、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如何科学有效治理这类社区，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课题。河南省新郑市以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契机，以党建先行为切入点，围绕加强“村改居”后社区治理，进行了三个方面探索实践。
第一，健全架构，探索过渡型组织体系。“村改居”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首先要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河南省新郑市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整合的原则，将全市293个行政村规划为52个新型社区。根据社区建设和发展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一是建立社区党总支；二是建立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接受社区党总支领导和指导，分设社区建管、社区事务、产业发展、综合治理、文体工作、调解6个部门，分别负责职责范围内具体事务；三是建立居民监督理事会，接受社区党总支领导，负责监督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党委政府决议和社区工程监理、财务监管、政务公开等工作。在工作人员配备上，Y合新型社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等，配强工作力量。一是配强社区党总支力量；二是配强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力量；三是配强居民监督理事会力量。
第二，搭建平台，探索网格化治理模式。一方面，搭建网格平台。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片区，在乡镇为一级网格基础上，社区设为二级网格，片区设为三级网格，由社区党总支书记兼任二级网格长，由包村干部担任三级网格长。根据居民以楼栋为单位居住的情况，建立楼栋长制度，每栋楼选出一名楼栋长，把网格管理链条延伸到楼栋，形成了以二级网格为主体，三级网格、楼栋网格为支撑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建立网格化管理推动工作落实机制。建立楼栋长活动记录台账，对社区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给予响应，并采取合理解决措施；三级网格长每日汇总各楼栋矛盾问题，并建立问题台账、民情分析和问题上报机制；社区二级网格作为社区治理总枢纽，将收集问题按类别分解到各个部门，限期办结并跟踪督查，定期组织职能部门下沉人员销号处理，疑难问题上报乡镇一级网格协调解决。
第三，完善机制，探索大党建运行格局。河南省新郑市把党建工作作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牢固树立大党建工作理念，着力构建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工作格局，把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融为一体，通过健全完善党建制度推动社区治理任务落实和治理水平提升。一是建立完善民主科学决策制度，根据各级网格权责范围，明确不同事项的决策权和审核权；二是建立完善矛盾调解化解制度，社区积极整合各级网格长、民调、司法等职能部门下派力量，实行“1+3+1”（1个社区配备1个“法律明白人”、3名人民调解员、1名法律工作者）矛盾化解模式，实现矛盾排查调处上报常态化、规范化；三是建立完善便民服务工作制度，围绕便民利民，完善服务制度，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举措；四是建立完善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制度。
责编/肖晗题 美编/于珊
一、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巩固平安社区创建成果，在新的一年里，更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切实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已任，努力做好治安防范工作。
二、认真开展各项活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发挥居民在社会治安管理和维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强化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拟每月出一期宣传专刊，并及时传达四防信息和相关的知识。提高居民的道德素养，增强居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治安防范意识，形成维护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同时通过协管员、社区保安员、社区信息员，向社区居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平安社区的重要意义和要求，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提高广大居民参与平安社区建设的自觉性。
三、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重点抓好预防，注意排查化解不安定因素，防止矛盾激化，促使不安定因素和群体性闹事苗头化解在萌芽状态。努力预防和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同时要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对辖区居民、外来务工流动人口进行法制教育，不断增强居民的法制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共建平安社区的自觉性。
四、突出工作重点，努力落实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要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做好吸毒人员戒毒帮教工作，坚持每季度对戒毒人员进行一次尿检。继续做好练习者的转化工作，每月进行一次家访，并做好随访记录;加强学校及周边的治安管理，净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有针对性地对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2、配合公安派出所、街道综治办抓好有物业小区的技防工程建设，充分发挥安装在小区内的探头作用，并做好监控管理工作。加强小区内的治安防范。
3、经常组织安全检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特别注意火灾隐患的排查，最大限度地防止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群死群伤事故。每周坚持一次对重点店面、公共娱乐场所、液化气网点、销售、贮藏烟花爆竹的经销点、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单位、木屋毗连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实施跟踪、督促、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大力加强消防安全防范宣传力度，增强居民自我防范意识，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率。
4、对辖区内的单位、楼院、物业、公共娱乐场所实行自防自治，利用这些单位已建立的门卫、保安队伍以及探头、红外线监控器、闭路监控等技防资源，形成人防、物防、技防并举的自防自治防控网络，实施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
5、加强社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保证群防群治经费专款专用，争取多征收群防群治经费，保证群防群治队伍建设落到实处，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奖惩激励机制，提高社区整体防范水平，维护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6、加强社区的人口管理，健全相应的工作信息台账，做好相关会议的记录;进一步健全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的管理机制，对出租户、外来人员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开展治安混乱区域和突出治安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
7、做好工作：对重点上诉人员实行监控，发现苗头及时耐心劝访并尽己所能帮其解决问题;主动深入社区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对排查出的问题和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上访事件的发生。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关键是要狠抓落实，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争取较好地完成计划要求。
2016年社区综合治理工作计划二
20XX年社区城市管理工作以十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在黄桷坪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在街道城管办的具体指导下,大力开展卫生社区的创建活动,实施预防控制四害工作,创建健康家园,营造健康环境,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群众文化卫生素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此，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制定20XX年工作计划如下：
一、做好环境卫生及健康教育方面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节日及宣传日，组织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宣传活动，提高辖区群众爱护环境的意识。
二、健全各种制度，以创建和谐合格社区为标准，完善各种资料。
三、成立社区环境卫生监督队，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对辖区内的环境卫生加强检查督促，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辖区的环境卫生，增强群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继续坚持评比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力度，进一步加强清洁工和保洁人员的管理，落实责任，定岗定人，定楼院，努力做到社区内环境优美，绿化良好。
五、定期出刊有关爱国卫生，健康教育、城管卫生的板报，利用各楼幢宣传栏张贴各时期中心任务的标语，造成宣传声势，提高居民群众的爱国卫生意识。
六、利用元旦、春节、五一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期间广泛组织辖区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利用爱卫日、世界无烟日、全国爱牙日等各种时期，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身心健康的文娱、体育等健身活动。
七、认真做好春、秋两季的灭鼠活动，按期完成鼠药的发放。
八、调整充实健康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开展社区居民群众健康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基层社区如何实行优化治理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居民委员会模式碰到了各种困难和难题，尤其是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成为重点。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实现所有社区居民共同治理的最大化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集体合作方式。集体合作是完成协作治理的关键环节。无论什么时代的公共治理，要想实现一种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目标，就必须在与治理密切相关的主体客体关系上达到一种和谐共赢的状态。只有主客体对象的融合与合力才能确保治理方案的有效实施以及各种要素的力量的最大化发挥。集体合作正是这样的关系。
集体合作是通往协作治理的必经之途。集体合作能够在公共协商获取了充分信息、问题磋商、议题商订和方案抉择之后予以展开。集体合作是决策执行环节的重要条件。即使经过多重反复商议的决策如果没有公众的集体合作仍然不能够保证它按照公共的利益要求来执行下去。集体合作包含了社区中的公民、责任委托的代议者和专业服务人员，必须是多重力量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成功。集体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争论，而是具体项目的执行，所以集体合作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相关团体提供各种条件支持，帮助政策项目的顺利执行。集体合作常常是在微观层次的社区中展开，它切近每个公民，成为公民认知政治民主性与合法性，体验政治价值的直观经验。集体合作也是对公民认识能力和参与政治能力水平的检验，不具备良好参与能力的人也不具有合作能力，反过来，没有较好合作能力的人也不具有较好的政治参与能力。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地方和社区的民主水平显然需要大力提高。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城市急剧扩张中，对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管理作了规划与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义乌城区之外的一些街道及乡镇并没有实现社区化管理或者在农村社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确实的让农村社区服务于民，研究义乌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社区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选择大多数村民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村干部，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各类事务，规范各种行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方向，也是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义乌农村自治实施中发现很多问题。（1）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实践滞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参政议政积极性不足造成如：竞选的条件、规则、选票的制作程序做没能做到完全公开公正；唱票和计票的规则、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开、透明。对村委会选举中贿选、补选的处罚没有落到实处，对罢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2）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尚未理顺。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晰，乡镇政府行政控制与村委会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乡镇政府把村委误作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过多干预村民自治。（3）农民政治意识薄弱。一方面农民对权利迷信、盲从。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关注度，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评价不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监督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2、农村社区没能给村民带来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解体，新的生活方式还未健全的前提下，乡民各顾各，乡村日益变得一盘散沙，农村社区认同感不强。农村不再是老树、黄昏、昏鸦，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 统一的建造经营理，村村专业街，到处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们过往的记忆都被“农村社区建设取而代之”。农民很难融入到新的乡村生活中，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富裕了，人心却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体赋予的安全保障。另外，义乌外来人口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人生观、风俗习惯等都与本村农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农村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新进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约、规范对农民的约束和影响能力下降，农民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强下降，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崇尚实用主义，顾“小家”忘“大家”，农村社区已经没有以前淳朴特质；反而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发挥社区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设后，人们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的作风。依靠农业收入也转变成了租金收入，闲余时间越来越多，社区管理人员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与指导作用，导致村民部分村庄改造后，村民仍然过着“耕地种菜”的纯农民生活，绿化带里种菜，车库里养鸡，耕具随处放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有碍于整体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社区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对于社区化管理存在观念偏差，不愿交物业管理费用，认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也制约了农村社区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4、农村社区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上级有关部门办一项活动，盲目下达农村社区治理任务，他们明确要求制度上墙，新成立的组织更是要“挂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为了迎合上级各部门的要求，部分社区也只能“热衷于”制度上墙、挂牌子等表面文章，钱花费不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级管理为主，自己的主动参与很不适合时宜，对很多公共性事务采取不闻不问、也从不干涉。对于政府这边而言，如何治理社区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政策，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经镇农村社区治理，首要问题是对社区进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据各社区的特点，发展自己有利的项目，来带动群众致富。
三、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1、不断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是中央提出的新要求。在社区自治过程中要不断优化运行机制，使社区自治适合社区的实际，逐步建立社区内民间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健全村企与村民之间的协商机制，即通过政府指导和协调。一般而言，只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人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农村社区治理最终才能达到善治。例如：社区民主选举过程中，以居民自治为核心，要规范居委会民主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不能只讲口号，做做表面文章，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2、要围绕农村社区文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等建设，以增强居民以社区为家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让居民觉得有一种归属感。搬经镇通过社区品牌的建设，提出“一村一品”，也采取和利用送戏下乡等文艺汇演?矸岣蝗褐诘木?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农村文明道德新风尚，努力满足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需要，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其中，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感受到社区治理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而不仅仅是党委政和居委会的事情。
3、首先明确功能定位、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村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的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地方政府将用人权利、工作经费按工作业量下放到各社区；进一步加强社区共建机制建设，做到把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作为社区共建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其次优化农村社区生活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村庄集镇规划，保护农村社区的自然环境，维护农村社区生活环境，努力保持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促进人与自然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另外建立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通过影视、广播、戏剧等形式传播政治文化思想，提升农民的政治素养，积极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努力建立农村就业指导与服务，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使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4、随着义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对农村社区管理方式和治理机制也提出了新要求，各级党委也需要深化认识，把统筹配套改革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建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构建在社区党的组织领导下，以地区、乡政府管理为基础、居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建立起农村社区管理绩效评估的机制，将农村社区治理纳入到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并且考核结果与村干部报酬直接挂钩。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形成区县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各镇负责、社区主导、群众参与的良好格局，合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问题导向原则。针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从改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入手，进一步强化治安基层基础工作。
综合治理原则。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条块结合原则，整合资源、综合施策，合力解决社会治安存在的普遍问题、难点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科技支撑原则。坚持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拓展信息网络技术应用广度和深度，整合现有综治信息资源，加强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化工作水平。
重心下移原则。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搭建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落实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责任务，基层服务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20__年，科学规划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建设，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加强，严密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社会治安满意度和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20__年底前，平安__建设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稳步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本形成，流动人口、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和关怀帮扶体系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大调解”体系完善。
2016年底前，平安__建设深入开展，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系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基层服务管理水平提升，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一）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1.集中部署开展反恐防暴工作。按照市统一部署要求，调整领导小组及成员，组建专门工作力量，配备制式武器和防暴装备，在全区车站、码头、景区、饭店、集贸市场、大型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武装巡逻，力争做到暴力恐怖案件“零发案”。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区维稳办、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2.严厉打击刑事违法犯罪。针对入室盗窃、扒窃拎包、“两抢”、盗窃车内财物、电信诈骗等多发性违法犯罪，深入开展“压发案、打现行”等专项行动，毫不动摇地推进严打斗争，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进一步降低刑事犯罪发案率，提高群众安全感。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
完成时限：20__年10月底
3.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组织开展治安重点区域、复杂场所、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整治“黄赌毒”和打击犯罪工作，对排查出的突出治安问题整治率达到100%。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1月底
4.做好大型活动安保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要求，积极做好全市系列重大活动、全区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重要敏感时期全区社会和谐稳定。
责任单位：区综治办、区维稳办、公安__分局、区局、交警__大队、交警四方大队，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5.推进视频监控“天网”工程建设。全面整合、维护原__、四方两区的视频监控系统，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实现对全区主要干道、重点要害部位的全覆盖。
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公安__分局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中旬
6.加快社区警务室建设。筑牢“守土有责”意识，扎实推进社区警务室规范化建设，按照市要求打造5个社区警务示范派出所和__个示范社区，进一步推动基层警力下沉。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7.加强社区安全防范。推动社区安全防范分级分类治理，深入组织开展“无命案街道和无刑事案件社区”综治主题创建活动，不断提高社会治安满意度和人民群众安全感。
责任单位：区综治办、公安__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8.创新社会治安防范社会动员机制。发展壮大专业化的治安联防队伍，大力发展保安队伍、社区辅警队伍和治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员等群防群治队伍，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量，提高见巡率，增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规范见义勇为协会、治安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增强基层治安防范能力。责任单位：区综治办、公安__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二）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9.完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按照上级部署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居住证制度，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0.推进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集工作。进一步整合社区民警、综治、计生、劳动等多平台资源和力量，提高流动人口信息采集水平，互联网采集流动人口信息达到采集总量60%以上。
责任单位：公安__分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三）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11.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完善调处机制，定期组织开展排查调处活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员，组织开展不间断的排查活动，定期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调度会议，全区矛盾纠纷调解率达到95%以上。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局、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2.加强联动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规范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民事审判衔接联动工作制度，推动设立驻法院（法庭）人民调解室，提高调解水平，增强工作效能。完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联动工作机制。指导推动在各公安派出所、交警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建立联合调解室，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公安__分局、交警__大队、交警四方大队、区综治办，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3.健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网络、人员队伍、工作制度、基础保障建设，再培育推广1-2个以资深人民调解员命名的“品牌化”调解室。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1月底
14.加强司法工作室建设。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向社区延伸，在全区各社区深化社区司法工作室建设，推进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1月底
（四）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帮扶
15.推动社区矫正机构建设。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管理服务中心建设，搭建平台，强化工作措施，完善管理服务功能。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6.强化重点人员管理措施。利用社区服刑人员电子定位系统，对重点人员实行电子定位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再犯罪率控制在0.06%以内。
责任单位：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7.规范社区矫正工作。落实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监督管理、教育帮扶、档案管理“四个规范”，加强基层干部培训，基层司法所长业务技能、心理知识培训率达到100%，进一步提高基层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8.深化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整合资源，创新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刑释解教人员社区就业援助（安置）活动，
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19.开展帮扶救助活动。联合团区委、妇联、区关工委等部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帮扶救助活动，解除服刑人员后顾之忧。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团区委、区妇联、区关工委，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中旬
20.开展“阳光起航”青少年爱心帮教工作。以教育矫正和帮教服务为重点，积极推进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关爱服务和犯罪预防工作。
责任单位：团区委、区司法局、公安__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20__年12月底
（一）统筹社会力量资源。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化工作机制，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发挥社区培育社会协同主体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研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计划，安排专人负责，加大资金以及后勤保障力度，从人、财、物等多方面对工作给予支持和保障，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策略与走向
至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本质就是要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及社会管理的相应职能进行完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政府在行政管理以及相应的政府自身管理的过程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就以上所面临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改革。
（一）促进民间组织的良好快速发展
对于我国社区建设以及管理来说，民间组织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体，同时也当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应当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扶持。首先，应当转变认识，意识到民间社会组织在整个社区管理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要对其加大培育力度以及扶持的力度，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提供相应的保障条件等等，鼓励其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中来，再次，要加强对社区民间组织的管理与监督工作，引导这些组织能够进一步良好健康的发展，探讨社区民间组织的备案管理制度，进一步引导这些组织进行规范化的运作，引导组织的自律建设，加强组织活动的监督力度。
（二）明晰社区居委会的职责
当前我国居委会在管理工作中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在对居委会进行改革的时候，其关键性的重要环节并不是其组织应当依照什么样的模式以及原则进行相关的设计，而是能不能为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提供更加通常的渠道以及方式，能否在居民与政府之间起到良好的纽带作用，对于政府部门可以就居委会所承担的职责进行相应的分类，要是属于自治范围的职责就由居委会自己进行负责，要是属于行政范围内的事务就由政府签订相关协议，进行行政，就现阶段的发展状况来说，居委会可以承担相应部门的行政职责来提升进行自我治理的能力。
（三）加强培养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
对于社区的建设与管理而言必须要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要是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工作就是无本之木。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中所有的重要问题就是居民社区活动参与程度比较低，没有较高的公民意识，所以说，要加强对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培养，要有相应的制度与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设与管理中来，为了使得社区的居民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与管理钟来，增强社区居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还应当由社区居民分担一定的责任，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社区居民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意识，要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近年来，全区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斗争和集中统一行动，***分局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和破案绝对数连续多年保持全市领先地位。各政法部门也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盗窃、抢劫等多发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了一批犯罪分子，有效遏制了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保证了**区社会治安的良好状况。
二、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区市委、区综合执法大队和区教育局等部门通力协作，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彻底拆除了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各种违章建筑，取缔了校园周边各种无证小商贩和摊点，加强了对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饮食店的监督管理，有效地保证了中小学生和幼儿的人身安全。交管河西支队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学校活动，深入全区中小学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举行“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我们承诺不跨护栏”签名活动，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交警们坚持对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停车、占路摆卖等交通违法行为给予专项治理，实现了重大交通事故大幅下降的目标。
**区政府以预防为主，全面提升全区治安防范水平。区委领导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加强防范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治本之策，因此，一直把加强治安防范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首先，全区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在各街道社区配备社区民警担任居委会副主任职务，以更好地做好居民区的防范工作。与此同时，区政府还在全区老居民区推行准物业管理，对列入区政府综合整修改造的社区，由房管部门转制的物业公司实施了准物业管理，实行了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民警“四位一体”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物业小区的管理水平。为解决商业繁华地区的治安问题，区综治委在推行了“区域治安联防”工作机制，整合了区域内的治安力量，加大了巡控力度，强化了技防手段，刑事和治安案件大幅下降，群众购物、休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区还建立了平安**区志愿者队伍，共招募***人，使之成为***区群防群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三、做好教育服务工作，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
近年来，***区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使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等综合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消除了**区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截止2011年底，***区完善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四级帮教组织网络，各个街道社区每年都开展“真情帮教、关爱温暖浪子心”活动,为生活确有困难,就业需要帮助的帮教对象及时提供救助解困工作，为生活困难的刑释解教人员送去生活必需品，发放一次性困难救助金。经过多方努力，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四、搞好综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这项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乐祥和，是一项最实际的惠民工程，宣传、引导群众关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全民防控体系，这也是搞好综治工作的社会基础。同时，在区委其他工作举措中，如，对违法青少年的“挽救工程”、对社区矫正以及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使党的教育、挽救政策深入人心，极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使***区的综治工作跨上新水平，**区在工作中通过坚持创新，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创新工作中，除了管理体制、工作机制的创新外，区委还进行了载体创新、形式创新、活动创新，使***区综治工作向基层、向单位甚至向广大市民的心灵深处延伸，从而形成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在这方面，基层单位积累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如，天塔街把“平安建设”和各项工作相结合的做法、越秀路街设置调解站的经验、公安河西分局对轻微违法青少年的“挽救工程”、解放南路物流区的治安自治联防等，这些经验对推动全区综治工作上水平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全区通过建立居委会、警务室、流动人口管理站、调委会、物业管理站“五位一体”的社区治安管理和警民联动工作机制，有效的加强了社区治安防控，实施小区亮化、建治安岗亭、巡逻值更、安装防护栏、安装电子监控设施等“安居工程”，有效控制了入室盗窃等多发财案件的发生。
【关键词】社区阶层化； 社会管理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其变迁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分化和居住空间分离，社区的空间和内部构成要素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正处在重构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下，探讨社区社会管理的新机制对引导社区良性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基本涵义及其表现
说起城市社区阶层化的概念，目前大多数人还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今天我国大城市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富人区”、“白领小区”、“高档社区”现象，相信人们并不陌生。虽然在我国城市中出现这种现象已有多年，但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至今还没有统一和确切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做一个初步界定：所谓城市社区阶层化，指的是由内部异质性高的原生态社区向内部同质性高本文由收集整理的阶层型社区转化，最终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或单元。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2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社区阶层化的普遍性事实，但它预示或代表着一种趋势，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2.1 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次的人群将进一步分化成若干层次。收入的阶层化虽然并不必然导致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但它肯定是是前提。
2.2 城市商品房价格进一步分化。未来城市住宅建设肯定会扬弃今天这样千楼一面、百区一面的格局，无论是住房本身还是居住环境，都将实现彻底的分化，以满足对住房的各种层次的需求。尽管目前国家在采取各种政策和办法限制别墅区的开发，鼓励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住宅品格以及和品格相适应的价格的分化是必然的。
2.3 社区的分化将更加明晰。目前我国城市的居民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除了一些特殊社区外（比如某些权力单位的家属区、个别的所谓高档居住区），大多数居民区的品格其实并无质的差别。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住房的面积和质量上。但未来的社区将会出现质量和品位的高度分化，不仅住宅的品格不同，而且小区的设施、管理、文化氛围将大有差别，真正的社区阶层分化而不是住宅阶层分化将出现。
3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首先，有利于社区管理。相同阶层的居民必然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相互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这对于社区管理是一件好事。今天的社区，由于大多数处在过渡阶段，给社区管理工作造成一些困难。比如，社区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层次高的人不屑于参加，层次低的人没有能力参加。许多事常常因为众口难调而无法举办。而阶层化的社区就可多少避免这类问题。
其次，有利于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今天的社区，由于成员的异质性，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求，社区服务业很普遍但层次低，专业化程度差，所有的社区服务大同小异，小而全，一些居民的特殊需求无法在社区得到满足，而同时一些有特色的服务因为居民分散、效益低下而无法开展。如果形成阶层化的社区，这类情形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趋势一旦得到快速发展，对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社区服务主要侧重于无偿和微偿的福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等民政对象，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今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众对物质、精神生活需求还将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社区服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对象和范围、扩展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第三，有利于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近些年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不可谓不尽心，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一方面经费不得不“撒胡椒面”，一方面对社区的指导缺乏针对性，导致本来应该是高度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上下一般粗，左右一样大。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社区居民没有分化有关。社区阶层化后，这类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有的社区可以放手使其实现高度自治自管，有的社区则需要重点扶持，大力投入；有的社区重点抓好扶贫济困，有的则鼓励引导社区文化。
然而，城市社区阶层化可能给社会管理带来的困扰也不可轻视。主要包括：
第一，新社区的建设难题。阶层性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似点多但相关性并不强，社区成员是“一盘散沙”，缺乏传统社区建立在业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那种有机联系和紧密关系，因此，尽管社区的物质条件和人员素质不低，但社区活动不一定就容易搞。地位越高的阶层越不热心社区活动，这个“规律”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所以，本文前面所说的“有利于社区管理”并不是绝对的，在社区意识的培养、社区活动的参与等方面，阶层性社区将面临新的问题。
第二，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社区的阶层化形成封闭的阶层意识和社区意识，在阶层间发生冲突时，为了阶层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这不仅强化了这种封闭，同时也加大了认同性整合的难度。封闭的阶层及社区意识的形成又给不同阶层成员贴上了该阶层及社区的标签，使阶层间交往难度加大，阶层间的隔离又强化了这种封闭的阶层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各个大社会圈的近似平等会抑制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阻碍这些阶层的整合”，“各社会阶层间的空间隔离会增强不平等对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交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社会整合愈加困难。
4 应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阶层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趋势，它给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带来诸多挑战。我们既要认识到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和政府以政策力量来控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顺应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发的同时也保证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这样才能防止住宅市场对弱势群体微妙或公然的歧视，确保根据居民的经济收人层次确定不同模式的住宅生产和消费。对高收入者按市场价供应商品房，不限住房的规格和面积数量；对中上等收人阶层供应微利、无利住房；对中等收人的工薪阶层，供应有一定补贴的解困房；而对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廉价房的弱势阶层，供应一定数量的住宅，以低于成本的租金租赁居住，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
第二，要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防止市场为迎合高收入阶层所谓对品位、环境等方面的追求而对城市稀缺资源的侵占和蚕食，以免引发各阶层间的不满和对立；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这样做，不仅仅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考虑，也是从社会后果考虑。在目前我国城市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放任住宅领域的两极化，存在着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其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力量在社区空间中相互博弈、相互作用构成网络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走向社区善治的过程。城市社区的日益发展及社区主体的日趋成长，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社区资源的整合，还是社区功能的日益完善，都要求社区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合作。
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
合作主义也被称为统合主义、法团主义或社团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由施密特(Pilippe C Schmitter)系统概括的。合作主义是“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在合作主义的视野中，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协商、合作的逻辑关系。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必须有一个规范的模式和框架，以及时地将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纳入政府的体系，另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由居民到公民的成长是一个自主性、参与性、权利性增强的过程，因此培育公民社会是一个培养公民自主性、参与性、权利性的过程。从政治层面上看，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基层民主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也构成了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公众参与与社区治理的实现过程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相互博弈过程。从现代民主的发展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来看，协商合作是现代社区发展的逻辑视野。
从我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社区治理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变为博弈与互惠的理性取向关系。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治理实质上成为一种利益主体间的集体博弈与选择过程，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在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应是在相关利益主体(即社区治理主体)间合作网络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基础上，以社区参与为社区治理的结构性驱动力，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形成，塑造一种新的多中心社区治理秩序。
同时，社区治理的核心对象是社区公共事务，这也是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结构源于社区公共事务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区公共事务是公共产品的组合，是涉及多个家庭和多个组织的共同需求，是个体需求的集合。社会公共事务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利关系，实质上这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博弈，这就需要建立一种集体选择机制来解决个体需求的表达与整合问题。同时，治理社区公共事务需要各相关利益主体贡献资源、分摊成本、共享利益，这也需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效用尽可能最大化。
现行社区治理结构分析
构建或确立一种新的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模式，首先必须在理论上确立政府、市场和(社会)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模式亦是如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种分类，按其强弱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四种模式:“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强社会”。所谓“强政府”，就是强调“国家至上论”，认为政府行政权力应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万能政府”。所谓“强社会”，是强调“社会至上论”，认为“管得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其典型特征是社会充分自治。
从加强和推进社区建设的目标来看，应该是“强社会”;但从实际社区建设的推进过程和经验来看，特别是在初期阶段，应该是“强政府”。从我国社区建设的推进过程来看，我国现行的社区治理结构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与强大的政府相比，还相当弱小，人们所追求的强社会所依赖的市民社会，没有真正形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政府虽经历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政府权力的回缩力度过小，没有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更多的权力空间。从理论上说，在“强社会”的表象特征中，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从我国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来看，“强社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从社区的自主权来看，当前，社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难以与政府形成有效的协商合作。社区的自主权主要包括社区的财权、用人权和事权。一个充分自治的社区，必然是对自己的事务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能动用社区财力进行社区各方面的建设。现实中，社区的财权依靠于政府，包括各种建设经费、办公经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等都来源于政府。政府对每个社区经费的划拨具有自由裁量权，因而社区建设的状况与前景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在用人权上，社区所拥有的自主权限也十分有限。政府一般掌握着用人权，以保证其各项方针政策得以在社区顺利实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由政府直接任命社区工作人员的情况。在社区的事权上，社区承担了大量来自政府的职能，而对于自身的事务反倒无暇顾及。这种情况导致了社区居民与居委会是法定的，而政府与居委会却形成了实际的，这种双重极易导致政出多门、令出多门等现象，从而形成委托—困境，最终出现居委会缺位。
构建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推行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后，虽然各地区进行了治理模式的多方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政府仍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居委会的力量仍旧较为薄弱，社区成员参与主动性差。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随之不断进行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社区多元主体的发展和社区自治性的成长，这为社区治理协商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一)改革城市管理体制
我国社区建设是从改革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管理体制入手的，体制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社区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创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从目前的改革模式来看，主要是弱化模式，即弱化街道办事处的职能，通过扩大社区居委会规模，健全社区居委会的职能，以此做大、做强社区。这种模式虽然在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但从理论上看，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特征，即基于协商合作的逻辑。
基于目前各地的社区建设实践和各地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本文建议的改革思路是:
第一，弱化直至取消街道办事处的存在，在社区内设立社区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履行本社区内的行政管理与服务职能，承接现行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同时将现在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行政性职能转接过来。第二，实施“一社区一党工委”的政策，将现行的街道党工委改为社区党工委。社区党工委是社区内多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同时取代社区内原有的其他党的组织，如社区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第三，保留社区内现有的社区居委会组织和社区成员代表会议。这两个组织应该成为社区居民权益的保护性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法律程序框架内，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由全体有选举权的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是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由其产生，对其负责。经过这样的组织和制度设计后，社区里有社区党工委、社区行政事务服务中心、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以及其它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民间组织。
(二)明确社区组织的职能
首先，要对社区事务进行明确划分，主要分为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私人事务，凡是可以通过市场来提供的私人产品，应该通过市场来调节，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社区居委会自己创办的便民服务点，可以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由个体或者私营企业来经营，同时由社区居委会负责监督。其次，将社区公共事务进一步细分为社区行政事务、社区邻里事务、社区组织事务。凡是属于由行政执法主体提供的公共产品，必须由相应的行政部门来独立承担;凡是可以通过社区居民民间组织来解决的邻里事务，可以让各种社区民间组织通过自我服务的方式加以解决;凡是涉及到居民权利的社区组织事务，均由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明晰各组织的职能，有利于推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功能分化，这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也为构建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实现社区建设由外源型行政推动向内生型自治发展的关键，也是协商合作逻辑下社区治理模式发展的本义所在。为此，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实践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积极推进社区自治。
首先，加强对社区居民的思想培育，树立社区意识;培育各类社区组织的社区意识，逐步建立健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其次，强化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将社区居民的利益与社区事务紧密相联，能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这样，可以真正实现居民回归社会的目标。再次，开辟多种民主渠道，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要大力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要在社区内开展民主评议活动，提高社区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的信任感。
结论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推行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后，虽然各地区进行了治理模式的多方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并不理想，表现为政府仍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居委会的力量仍旧较为薄弱，社区成员参与主动性差。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随之不断进行着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社区多元主体的发展和社区自治性的成长，这为社区治理协商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将从国家主导型向国家与社会合作型转变。在政府与社会的协商合作中，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过渡，社会权力逐渐扩大，社会的自治能力得到增强。在协商合作的逻辑视角下，在城市社区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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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