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8 17:42:02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城市社区特征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7-0150-04
[作者简介]银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营管理；
南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营管理、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陕西杨凌712100）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扩展问题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对城市空间扩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而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研究不足。
西安处于中国西部，关中平原中部，土地总面积为1010万公顷。南依秦岭，北临渭河，海拔约为400米。该地区现辖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等9区及蓝田县、周至县、户县、高陵县4县。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西安建设用地扩展也在逐步加快，矛盾日益显露。本文以西安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特征，探讨主要的影响因素，揭示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机制，对提高西安市土地管理决策水平和土地持续利用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时间特征分析
（一）扩展规模分析
城市用地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载体，城市用地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90年西安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38km2，2010年则增加到327km2，是1990年的2.37倍。在这20年间，1993-1996年，1997-1998年，1999-2002年建设用地规模变化较小，原因是这几段时期内，城市扩张主要为内涵式，在原有建成区的基础上进行了存量土地的挖掘，提高了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但是从2003年开始，建设用地的规模开始大幅度增加，尤其是2004、2006和2010年最为明显，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17.7km2，30km2和44km2，呈现出外延式的扩展模式，其增长趋势如图1。
（二）扩展速度与强度分析
建设用地扩展速度表示单位时间内土地面积变化的幅度，用于表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总体规模和趋势，其公式为：AGA：（UJMn+i-UJMi）/n。AGA表示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UJMn+i，UJMi表示n+i和i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n表示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建设用地扩展强度用于比较不同时期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强弱和快慢，表达式为I=（UJMmn+i-uJMi）/nUJMi×100%，其中UJMn+i，UJMi为n+i年和i年城市建成区面积，n指以年为单位的时间。
从年均扩展速度来看，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张分为3个阶段：低速扩展阶段，即1990-1995年，此阶段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面积为10km2，增长速度为每年2.0km2：稳定扩展阶段，即1995-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时期，此阶段城市用地增长了39km2和43.71km2，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8km2和8.6km2；快速扩展阶段，为2005-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了96.29km2，年均增长速度为19km2。从扩展强度来看，西安市在1990-1995年城市扩展较弱，扩展强度只有1.4%，而在1995-2000年，2000-2005年扩展强度有所提高，分别为5.3%和4.6%。虽然在2000-2005年这段时期，扩展强度有所下降，但是2005-2010年，又重新提高到了8.24%。
（三）扩展弹性分析
国内外一些学者常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弹性系数来判断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合理性。该系数一般的表述为：R（t）=UJM（t）/Pop（t），UJM（t）表示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速度，Pop（t）表示非农业人口年均增长速度。
依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对中国历年城市化过程的分析结果，将弹性系数定为1.12比较合适。从数据分析来看，这四个时期的情况如下：1990-1995年扩展弹性系数为0.7，表明这段时期里西安市建设用地供应比较紧张，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2000-2005年这段时期内，弹性系数接近1.12，为1.04，这段时间建设用地扩展和非农人口的增长速度之间处于较为合理的状态；1995-2000年，2005-2010年这两段时期内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过快，数值较高，分别为1.57和1.99，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从这20年总体来看，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系数为1.50，说明西安市建设用地过快扩展，建设用地扩展与非农人口增长存在不合理的情况。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低速扩展、稳定扩展和快速扩展三个阶段。表1为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特征情况。
二、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力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人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测算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力的适宜指标。本文在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非农业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调整变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市化率作为研究变量，通过对它们进一步的统计描述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发现它们与建设用地规模的关系。具体指标如表2：
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统计年鉴。其中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指市辖区的城市建成区。建成区面积、第二和三产业产值、城市化率、非农业人口数量等1990-2010年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
（一）建设用地扩展单因素分析
1.人口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城市非农业人口数量是决定建设用地需求量的直接因素。西安市非农业人口从1990年的195.9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74.6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5万人；城镇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0.37提高到2010年的0.48。快速的非农人口增长刺激了土地需求，尤其是住宅、交通和基础设施等用地需求。通过对1990-2010年全市非农业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规模的相关性分析，两者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7和0.94。可见，人口因素是判定建设用地扩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2.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经济发展是刺激建设用地扩展的根本动力。一方面提高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刺激改善居住出行条件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建设投资的增加。这两方面综合作用，推动了建设用地的扩展。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西安市的人均GDP从1990年的1880元增加到2010年4万多元，固定资产投资从19.88亿元提高到2910亿元，增长趋势与建设用地扩展趋势大致相同。通过对西安市人均GDP与建设用地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这两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了0.97，而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相关性则达到了0.93。
3.产业结构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产业的发展水平与结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状况的综合反映，而各类产业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空间。随着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农业用地腾出部分来满足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农业用地减少，而建设用地增加。1990-2010年间，西安市三产业结构从11.96∶43.05∶44.99调整为4.05∶42.02∶53.92，可以看到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拟合建设用地面积与二三产业比值发现，二者相关系数为0.61。即产业结构与建设用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3为通过EVIEWS7.2统计软件计算的各因素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通过以上分析得出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与所选取的各个指标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二）建设用地扩展多因素分析
1.模型的构建及变量界定。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建设用地的扩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上述观点只是分析了各个因素与建设用地之间单独的关系。而实际上，建设用地扩展是受到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将各个因素之间的计量关系可以表示为：
UJMi=C+β1EDPi+β2POPi+β3INDSi+β4FAIi+β5ULIi+ε
其中：C为常数项，β1-β5为各变量回归系数，UJMi代表着西安市第i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EDPi、POPi、INDSi、FAIi、ULIi分别表示西安市第i年的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产业结构调整状况、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和城市化率，εi表示残差。
其中，产业结构调整状况由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值表示，城市化率由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此外，对人均GDP进行了调整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实际人均GDP=人均GDP（当年价）*100/CPI价格指数。（以1989年为100）；
为了使分析更具有实际意义，尽可能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处理后的变量为lnUJM，lnEDP，lnPOP，INDS，lnFAI，lnULI。最后数据分析采用的是EVIEWS7.2统计软件。
2.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计量分析结果。运用逐步回归法对西安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五个指标中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化率由于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模型中剩余的三个影响因子的t值都具有显著性，显著水平都在95%以上，调整后的R2为0.985，F值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这表明模型拟合度较高，说明1990-2010年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因素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解释力非常强。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都起到了明显的正向作用，呈现两高一低的特征，其中经济增长与非农业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622和0.727，产业结构的调整回归系数只有0.471。
综上，基于对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的分析，城市人口对建设用地的扩展最为明显，与实际情况符合，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建设用地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经济发展对于西安市的建设用地扩展作用同样重要。随着西安市经济发展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的速度将越来越快，规模将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虽然不是很显著，但是仍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三、结论
1.从整体规模来看，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集聚和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西安建设用地的扩展是必然结果。建设用地规模从1990年138km2增加到2010年的327km2，是1990年的2.37倍。同时，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从扩展的强度和速度来看，1990-2010年，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90-1995年处于低速扩展阶段，1995-2005年则处于稳中有升的阶段，2005年以后开始进入高速扩展时期。
3.从扩展的弹性来看，西安市在过去的20年综合弹性指数为1.50，表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三个阶段中，除了1990-1995年弹性指数低于合理系数1.12外，其他几个阶段都比较高，尤其是2005-2010年，弹性指数高达1.99。因此，西安市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降低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扩张方式转变，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
4.从驱动因素来看，在理论上与建设用地扩展都相关的五个指标中只有经济发展、非农业人口与产业结构调整对西安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三者以影响程度排序为非农业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海龙，蒋建军。解修平，等.近25年来西安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研究[J].资源科学，2006，（4）.
[2]蒲光昕，李玲琴，柏家平，等.西宁市城市用地时空扩展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1，（4）.
[3]吴文倩，曹明明.快速城市化条件下的西安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J].水土保持通报，2008，（4）.
[4]李景宜，袁宁娟，屈康庆.陕西省城市用地空间扩展分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8，（4）.
[5]穆江霞.西安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变化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7，（4）.
[6]张琰婧.成都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11.
[7]林目轩，师迎春，陈秧分，等.长沙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特征[J].2007，（2）.
[8]葛春叶.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力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一、城市建设用地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到2011年已突破50%），城市用地扩展是城镇化在空间上表现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也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目前，中、西部城市的用地扩展速度和蔓延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下阶段全国城市建设用地将呈现三个趋势，第一是总量控制，指标分解，政策引导；第二是集约使用，严格控制，重在村镇；第三是提高效率，杜绝圈地，弱化规模扩张。
二、朔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基本情况
朔州市中心城区城区现状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北同蒲铁路西北侧的七里河两岸，基本上南、北岸各占一半。此外，在中心城区周边散落分布有一些村庄，包括西北部的上团堡、下团堡等与东、南环路周边祝家庄、太平窑、西辛庄等。
从2011年现状数据用地构成看，朔州市中心城区各类建设用地的人均指标偏大，其主要是因为土地的粗狂使用造成的，尤其是人均居住用地面积过大，超过国标要求。同时，各类用地的布局也存在问题，公服与商服设施集约度较底，具有较高品质的服务设施与用地空间缺失，未形成分级、按区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标准。
二、朔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存在问题
1、两个“先天阻碍”
（1）河流与大型交通设施对城市整体发展的阻碍
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与经济水平的影响，在上个世纪朔州建成区的范围基本上一直是盘禺于七里河以南恢河往北区域，之后随着开发路、张辽路的贯通，三座跨河大桥拉大了城市发展的骨架。但是，因跨河发展起步晚的原因，两河周边地区城市建设遗留问题较多，两岸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仅有的三座桥梁联系，公共设施与交通设施协同建设滞后，理想的城市整体发展模式一直未能形成。
同时，因大型交通设施山西省南北交通主干铁路――北同蒲线的分割，城市向东发展受到限制。就现状用地分析来看，铁路对城市扩展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南城区（朔城区）“被动”向西、向南发展，其城市中心的区位受城市 “错位”扩张的影响，略显偏西，由此也带来如交通等一系列的城市问题。
（2）多头体制对城市融合发展的阻碍
因历史的原因，朔州市在1989年成立省辖市后，中心城区一直以来基本上以七里河为界南北分治，朔州市在北、朔城区位南，各自为“阵”。其中朔城区所在的南城区受朔黄铁路、同蒲铁路制约，向西发展成为必然；七里河以北的市区即北城区受河道制约，一直向北发展。同时，由于开发区的独立的管理体制及其历史遗留的平朔生活区等诸多问题，使得整个主城区用地发展难以统筹考量，城市用地发展方向多头并举、轻重难辨成为规划建设行政体制的真实写照。
城市用地结构在三区之间的分布也不均匀。朔城区居住用地占其总面积的70%之多，而市区公共设施用地则远高于朔城区，同时开发区的工业用地比例却高达85%以上，产业用地比例远高于市区和朔城区。
综上，两方面的制约影响，使得城市缺乏整体发展的动力机制，各种用地之间、片区之间的有机联系、交融发展不够，极大的弱化了城市用地的高效、集约扩展。
2、一个“大幅超标”
作为近今年才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县城烙印”下的城市建设用地使用仍较为粗矿，人均建设用地面超过115m2的国家标准，对于国家控制建设用地开发，节约人均占地面积的政策导向大为不符。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国情，根据国务院最新土地规划，随后十五年我国年均减少耕地面积不能超过200万亩，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分配到每个城市的可建设用地可以忽略不记。在这种情况下，朔州市主城区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合理制定是下一步城市科学发展、有机增长的重要手段。因此，现状存在的人均用地规模过大的问题，将是下阶段城市发展需要重点研究与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3、两个“利用不足”
（1）对两河的水体、绿化自然景观用地缺少挖掘
作为贯穿朔州市中心城区的两条水系，是为城市注入生命的重要自然廊道，然而由于缺少整体开发与利用，两河及其周边用地的利用度不高，对于它们承载的景观价值与文化形象挖掘不够，使其发挥的生态效益、景观效益与土地经济效益大大弱化。
（2）对现有存量土地利用度不够，存在空心白地现象
朔州市近几年城市用地扩展迅速，但主要以水平方向的蔓延扩展为主，相应的土地利用效率并不高。据2011年统计，中心城区已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60%，未利用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40%，土地后备资源相对较丰富，有很大的可利用空间，由此导致地价偏低，造成了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盲目利用。土地利用效率与全省其他地级城市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必须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使城市用地扩展向内涵增强式转变。
三、朔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扩展特征
1、时间特征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朔州市中心城区城市用地总体上是逐年扩大的，但是有很强的时间差异性，在扩展速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波荡渐进”的特征。
在朔州建市前，主要建设用地为北同蒲铁路、大运路与七里河、恢河“两路两河”围合而成，是以原朔县县城为主要核心，依托旧城（古城）向东、向北呈扩张的模式，在鄯阳街形成新的城市中心，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是缓慢的、渐进式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及其生活区的建设，人口急剧聚集，尤其是1990年七里河大桥的建设，使得朔州市摆脱七里河地理空间的限制，快速跨河向北发展，并形成以开发区路与平朔生活区为增长极的“北城区”，这一阶段城市规模集聚增大，用地空间快速扩张，基本奠定了朔州市现有的城市格局；但随后至本世纪初的近10多年中，因为煤炭市场的不景气，朔州市经济水平处于较为平缓增长期，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速度放缓；而近几年跟随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经济开发区、富甲工业园区的建设，城市建设又一次迅猛提速，北城区北部、南城区西部、开发区、恢河以南等区域呈现出多头并进的趋势，城市骨架进一步拉大，以外环道路围合形成的主城区格局逐步显现，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迎来了第二波的加速扩张时期。
2、空间特征
采用空间信息叠加的方法，在同一张图上把不同时期城市土地利用图叠加起来，可以反映城市扩展的变动情况，并进行历史演变空间分析。现将具有代表性的1983年、1990年、2002年与2011年的城市土地利用图叠加，得到了1983-2011年的城市用地变化过程，从中可以清楚直观的看到朔州市中心城区城市用地扩展的空间主要呈现出以下时空特征：
（1）用地扩展方向从“南重北轻”转为“南北均衡。
因为城市的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相应的用地扩展也具有突出的阶段性：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受北同蒲铁路与七里河的制约，城市扩展区是以旧城（古城）为主向北延伸，形成以鄯阳街为中心的拓展区，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也主要布置在鄯阳街两侧；之后随着平朔生活区的建设，城市沿着开发区路通过七里河大桥向北发展，尤其是设立省辖市的朔州市区形成第一次城市空间转向北部的跳跃式拓展，“一城两区”格局以南为主由此形成，但是北城区的城市职能地位较为尴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速度缓慢。进入21世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对于城市整体空间的调整具有重大拉动作用，使得七里河北部成为明显的城市扩展区域。
（2）用地扩展模式由轴向蔓延扩散为主向集团式多中心辐射扩展演变。
由于过去城市发展对城市道路及两侧配套服务设施等依托性较强，朔州主城区用地空间呈现以鄯阳街、府前街、开发区路等为轴线的空间特征明显，通过对比主城区2002年底与2011年底现状建成区，可以看出城市用地呈现出多中心、多方向的分布式扩展态势，尤其以开发区、新市区（北城区中心）、富甲工业园区为核心的城市新型功能片区逐步形成。
（3）用地扩展重心处于摇摆之中以致三区（南城区、北城区、开发区）发展各自为阵，有量无质。
20世纪80年代前，城市的主要发展力量都集中在七里河南部的朔城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道路的建设、平朔生活区的入驻使得七里河北部的第三产业逐步壮大，规模快速增大。但是因为体制的原因，二者以七里河为界南北分治，各自为政。南城区缺乏与北城区多方面对接的动力机制，反而向其西侧寻求发展空间，极大的消减了城市集中建设发展的力度；北城区因开发区管辖区划的原因以及平朔生活区的制约，建设速度与空间扩展也较为缓慢，主城区整体空间显现出大而不精的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陈群元，喻定权.我国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长沙市为例[J].规划师. 2007，（07）
[2]郭月婷，廖和平，彭征.中国城市空间拓展研究动态[J].地理科学进展. 2009，（03）
[3]马明.黄山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拓展研究[D].安徽建筑工业学院.2010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86-02
近年来，城市中各种应急事件屡见不鲜，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猝不及防，一方面是群体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城市应急事件存在复杂性、多样性特征，由于大量突l事件源于基层或社区组织，对于一系列的预警、防范，相关政府部门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理，以至于为突发事件的处理效率、处理成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
（一）强化应急准备针对性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可促进社区对周围环境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开展科学有效分析，经由实施科学有针对性的应急知识宣传教育，组织应急培训、演习等活动，以强化城市社区应急预警防范能力。
（二）确保第一时间应急响应
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与突发事件可否及时有序处理存在密切联系。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政府组织的相关援救队伍到达事发地前，城市社区可先期开展应对工作，第一时间对各项信息开展采集、传递，及时组织事发地周边居民开展自救互救，实现对事态发展的有效控制，进而尽可能降低人身财产损失。
（三）促进重建措施高效实施
突发事件引发后，灾后重建是应急管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由于灾后恢复工作牵涉诸多方面内容，再加上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倘若所有事宜均要政府一手操办，无疑会延缓重建计划进程。积极参与重建计划是城市社区的职责所在，以城市社区为单位开展物资援助、心理疏导，可迅速将应对政策落实到个人，促进重建措施高效实施，极大限度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3]
二、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工作方案设计
全面城市社区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引入先进科技理念、成功发展经验逐步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为进一步促进社区应急管理有序开展，可以自以下相关策略着手：
（一）调整城市社区与政府的关系
众所周知，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处理中占据着核心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应急管理存在复杂性、时效性特征，使得政府还要扮演促进者、协调者的角色。如今我们一方面已经认识到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所具备的优势，一方面又顾及丧失对城市社区的控制力，使得对城市社区管理依旧保有一种矛盾心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能否有序进行，并不取决于政府权力的大小，或是政府指令的权威性，政府应当更新思路，依托新型管理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力量的优化整合，这也是政府的最终责任和工作目的。
地方政府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和合作关系，对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开展管理保护，为每一社会主体提供充足的参与空间。[4]面对不断发展转变的社会环境，政府务必要优化运行模式。鉴于此，我们应当明确认识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尤其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性。首先，政府应当开展好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指导工作，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指明发展方向，对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义务予以充分明确，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进程。其次，政府应赋予基层社区以权力和责任，引导城市社区开展自主创新。最后，积极引导城市社区参与突发事件预案的讨论和应对措施制定，进而提高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实用性。
（二）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近年来，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众多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中得到广泛推广，而在我国则依旧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国传统应急管理系统注重系统的稳定性以及系统原则的延续性。新形势下，应急管理特征发生了极大转变，由此很大限度上提升了应急管理的难度。
作为一种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前提的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应急管理中可实现对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民间组织的优化整合，促进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功能得以有效凸显。在组织结构方面，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的偏平化、弹性化的组织结构可取代以往官僚制组织机构中僵化式和机械式的层级模式；在权力构成方面，除去政府部门之外，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企事业单位均具有管理的权力及义务；在决策机制方面，依托集权、民主相互结合的手段，在社区应急规划、法规建立、政策制定等阶段，主张民主参与第一、强制第二，从而强化决策规划的科学可靠性。在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建立过程中，应当秉承公共危机治理理念，提高对资源、信息各方共享的重视度，积极吸引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区居民，开展群防群治。
（三）城市社区参与城市应急管理保障体系建设
（1）强化城市社区应急文化建设。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高低，受其是否具备良好的应急管理文化、素质很大程度影响。应当加强对城市社区居民的危机教育，推行不同形式的危机教育。其中，政府可借助电视、报纸、互联网平台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城市社区可定期组织应急知识宣传、座谈讨论活动。同时应当开展应急演习活动，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情况，城市社区、街道办应积极组织该地区针对其易发的突发事件进行预防、演习活动，从而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2）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强化对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应当强化在卫生、消防、抗震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应加大补贴，从而减轻城市社区的经济负担。另外，对于城市社区应急设施的建设，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引导当地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共同参与。
（四）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法制建设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
（1）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有序开展提供科学可靠的制度环境。现阶段，我国即便已出台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特定规范的突发事件防治法规及相关紧急预案，然而该项法律法规针对次生灾害的防治、灾害造成的连锁反应等相关工作未做针对性立法，同时各种应急预案在时效性、预见性等方面依旧存在极大的缺失。[5]基本法相关内容的制定、完善迫在眉睫。
（2）依托部T法的修订，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每一主体相互间的协同效应。借助法律的形式促进突发事件下权责调适机制的有序运转，对每一组织乃至个人在应急管理中的权力、义务予以明确，实现对他们的有效监督、约束。
（五）强化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单一主体力量极为有限，这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显得特别明显。因此，城市社区应当对自身蕴藏的资源开展优化整合，推进应急管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统一协调，强化队伍建设，积极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除去社区组织、上级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的专业队伍以外，还应当强化社区居民、物业公司人员、辖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组成的非专业性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有序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的协同管理、指挥，构建健全的培训教育制度，强化对应急管理队伍的基础知识、技能培训，开展实地演练，切实执行组织绩效评估，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队伍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应当强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对人员进行妥善安排，保证优势功能的有效发挥。依据规范流程对志愿者进行招募、资格认证、培训考核等，提高城市社区志愿者队伍的综合素质。在应急管理期间，对志愿者队伍给予指导、帮助，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六）开展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与评估
科学完备的应急管理评估，可对全面应急管理过程有效性开展检测、反馈，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经验总结、提供发展依据，改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应急管理全面环节开展的评估应当包括：突发事件引发前脆弱性及风险源评估与预警、突发事件引发时实时检测与快速评估、突发事件引发后损失与能力评估等内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是对城市社区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实时评估、事后评估，是从资源设置、应急设计等多个方面，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全面阶段开展能力评估。经由能力评估，可获取针对应急组织自身、应急行动及项目水平的评估结论，进而为提高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提供有力依据。城市社区可自主或者邀请第三方组织对自身应急管理能力开展评估。首先，要对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主体、内容予以确定，然后，应用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建立科学完备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体系，结合评估模型，开展好模型数据分析，从而获取能力评估结论。城市社区应当提高对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的重视，对应急管理每一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行科学的措施，积极促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结语总而言之，城市社区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是社区居民生活、生产安全的重要前提，是城市社区安全、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公共事件频发且导致严重损失的一大原因是全社会安全意识不足，城市社区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缺失，城市社区安全基础差。因此，政府务必要不断钻研、总结经验，清楚认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内涵，全面分析城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特点与优势以及提升城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的意义，结合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积极促进社区应急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推动城市社区的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岳静.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理论建设，2013，13（6）：96-98.
【关键词】 抑郁症;老年人;社会支持;比较研究
老年期抑郁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是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老化过程中心理和生理的变化共同作用构成易感因素，而社会环境因素起到“扳机”作用，促使老年期抑郁症的发生〔1〕。诱发老年期抑郁症发生的社会、精神因素主要有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缺失等〔2～7〕。在我国由于有传统的家庭模式以及老年人具有的良好家庭支持系统，负性生活事件的致病作用不如西方国家明显。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家庭结构与模式的转变，我国老年人将面临着更多的精神挫折和冲击，这一趋势不容忽视。加深对社会支持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指导老年人建立和利用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保持身心健康，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为加强老年期抑郁症的社区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本文在安徽省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及痴呆症队列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城乡社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特征的差异及社会支持呈现的新特点，探讨城乡社区社会支持对老年期抑郁症影响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和研究人群 在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及痴呆症队列研究基础上，分析了2008年的随访资料。研究现场位于安徽省颍上县迪沟镇和合肥市庐阳区。本次随访对象是城市社区基线调查的1 186名老年人(2001年，年龄≥65周岁，在当地居住5年及以上，基线实际调查1 736人，排除整体拆迁550人)和农村社区1 600名老年人(2003年，年龄≥60周岁，在当地居住5年及以上)。本研究对上述2 786名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得到2 304份资料(包括死亡601人)，应答率为82.7%;失访482人，有效的生存资料为1 757份;其中城市社区667份，农村社区1 090份。
1.2 调查工具、诊断工具及调查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病例筛查及危险因素调查工具以及调查方法详见《合肥市城市社区老年期抑郁症卫生服务研究概述》〔8〕。
1.3 统计学分析 用Epi Data4.0软件对调查表数据进行双录入实时校验，以保证资料录入的准确性。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单向有序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计算各变量比值比(OR)和95%可信区间(CI)，采取前向逐步法(LR)，变量进入值采用0.05，变量剔除值采用0.10。
2 结 果
2.1 城乡社区被试老人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实际调查到1 757名老年人，其中城市社区667人，占37.96%;农村社区1 090人，占62.04%。城市社区老年人平均年龄(78.49±5.04)岁，农村社区(74.24±6.72)岁。城乡社区被试老人性别、婚姻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乡社区被试老人的年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城市社区被试老人的文化程度以高中(专)为主(26.1%)，农村社区以文盲为主(8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见表1。
2.2 城乡社区被试老人社会支持情况 本研究从10个方面研究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特征：居住模式、担心子女、最近亲人距离、健在兄弟姐妹居住距离、与亲人联系情况、与朋友联系情况、与邻居联系情况、获得帮助情况、对获得帮助的满意情况及与父母关系融洽情况。担心子女、获得帮助、对帮助的满意情况及与父母关系4个方面的城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农村社区独居老年人的比例高于城市社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农村社区73.0%的被试老人其最近亲人居住在同村/同街道，城市社区这一比例为22.0%，城市社区以居住在同县/市(51.2%)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农村社区被试老人的健在兄弟姐妹较多居住在同村/街道(28.7%)，城市社区较多居住在省外(2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农村社区被试老人每天联系或每周联系2～3次的比例为：57.9%(与亲人)、76.9%(与朋友)和76.1%(与邻居)，城市社区此比例分别为36.6%、50.2%和42.6%;城乡社区被试老人与亲人、朋友、邻居联系的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
2.3 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与社会支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次调查的城市社区老年人中，GMSAGECAT计算机诊断系统诊断为抑郁症24例，患病率为3.59%;农村社区67例，患病率为6.15%。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引入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等12个变量进行校正后，城市社区老年人患老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有独居、担心子女和每月与朋友联系1次(P=0.00，或P=0.02);农村社区为担心子女、从不与亲人联系、每月与邻居联系1次(P=0.02，或P=0.00)，见表3。表1 城乡社区被试老人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表2 城乡社区被试老人社会支持情况表3 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与社会支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 论
3.1 城乡社区被试老人社会支持特征比较 本研究发现，农村社区独居老人的比例要高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被试老人与亲人、朋友、邻居的联系较城市社区被试老人频繁;从最近亲人居住距离与兄弟姐妹居住距离分析，遭遇突发事件时，农村社区被试老人较城市社区被试老人容易获得来自亲人的支持。一方面可能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城市社区，大部分被试老人(51.2%)的最近亲人居住在同县/市，而农村社区大部分(73.0%)被试老人的最近亲人居住在同村/街道;城市社区27.8%的被试老人的健在兄弟姐妹居住在省外，而农村社区只有3.8%。另一方面可能受亲属数量影响：农村老人的孩子和兄弟姐妹的数量较城市老人多。最后，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出现较多独居老人。
3.2 城乡社区老年期抑郁症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比较 表3说明，社会支持的几个因子中，城乡社区被试老人患抑郁症的共同危险因素有担心子女。城市社区担心子女的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是不担心子女的4.55倍，农村是2.73倍。城市社区老人较农村社区老人更担心自己的子女问题，可能是由于农村社区老人的小孩许多都无固定的工作，职业、岗位机动性比较大，因此反而没有城市老人那么担心。浙江的一项调查也支持本研究的观点，城市老人最担心的是子女和社会环境问题，而农村老人最担心的是个人养老问题〔9〕。
亲人、朋友和邻居在城乡老人的社会关系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同，对患老年期抑郁症的影响也不同。城市社区每月与朋友交流1次的被试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是每天交流的21.02倍(校正后)。农村社区从不与亲人交流的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是每天交流的7.59倍;每月与邻居交流1次的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是每天交流的13.55倍。在城市社区，首先由于工作经历、文化程度等因素，老人有同事、战友、同学等人际关系，晚年有较为固定的朋友;其次，由于城市的初级社会群体趋向衰落，邻里、街坊等地缘群体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密〔10〕;最后，由于亲人居住距离较远，城市老人更容易获得朋友提供的社会支持。在农村社区，由于地缘关系(邻里关系、同乡关系等)和血缘关系的相互渗透，人们局限于较小的地缘范围，流动性较小， 很容易获得来自亲人和邻居提供的社会支持。
城市社区独居老人患抑郁症的危险是非独居老人的10.60倍，提示城市社区独居老人是高危人群。农村老人独居的比例虽然高于城市老人，但农村独居老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亲人和邻居的支持。
对于社会支持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很长时间。研究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一方面为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11，12〕。本研究发现，建设和谐社区、打造和谐邻里关系，正如古语所说“远亲不如近邻”，对减少老年期抑郁症的发生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 红，周 铌，左俊英，等.老年期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进展〔J〕.老年医学与保健，2005;11(3):1846.
2 马岁岁，秦 侠，陈若陵，等.负性生活事件与老年期抑郁症发病率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3):202.
3 李 凌，李占江，徐应军，等. 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危险因素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27(16):16013.
4 范振国，陈加美，卢胜利，等.湖州市城区老年期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老年医学，1994;13(2):735.
5 Cho KL.Effect of Tai Chi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st Chinese older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J〕. Med Sport Sci，2008;52:14654.
6 Cheng Y.Social support plays a role in depress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a crosssection study in a Chinese cohort〔J〕. 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2008;14(1)：435.
7 Yen WJ，Lundeen 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aning of caregiving，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evel of depression of Taiwanese caregivers of mentally ill patients〔J〕. Int J Psychiatr Nurs Res，2006;12(1)：137892.
8 胡 志，徐晓超，秦 侠，等.合肥市城市社区老年抑郁症卫生服务研究概述〔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4;18(4):268.
9 浙江老人现状：大多生活富裕精神孤独〔EB/OL〕.cnss.cn/txpt/gtgz/zx/200704/t20070423_120357.html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6-0038-04
Abstract:
The city community s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established "the person, the community, the sports, the natur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new idea. This article in discusses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cept under the frame, propos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should consider the material sports environment, the non- material sports environment and the inhabitant sports behavior and so on three aspects mutual functions and affect such viewpoint, in view of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propos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difference and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orts three property, namely "society property,, the region and the paragenesis", elaborat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ntent, and proposed th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pattern and the different type city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concrete measure.
Key words: city; community sports; ecology community sports; construction
随着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激增、自然生态恶化等现象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用生态体育可持续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思考和解决城市社区体育建设问题。他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社区体育建设作了大量深入和详细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建设的思想,对城市社区体育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3]。迄今关于对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是城市社区体育建设中，愈来愈重要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城市社区体育生态建设研究在我国较为滞后,这就使得有必要对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进行研究,通过对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研究来了解如何实现城市社区体育的生态化。
1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内涵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是指生态健康的社区,是一个能促使居民身心健康,提供居民优质生活,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体育文化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区。城市生态社区体育不仅要求社区中人的体育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更强调人、生物和环境的共同行动或活动。从理论上讲,城市生态社区体育意味着生态城市中以社区中人的体育生活选择与体育生活生态过程为主导，以社区体育中人―生物―环境这一生态链网为物质基础,以社区体育中人的生态伦理、情感、思维、行为意识、知识的形、质、象、式、景、态相融合的新型体育社区。根据这一内涵,考虑到各种因素的独立作用和内在联系性,我们认为, 体育物质环境、体育非物质环境和居民的体育活动,构成了城市生态社区体育作为一个开放式生态系统的整体。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而言体育物质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体育因素的总体。对于城市生态社区体育而言, 体育物质环境因素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社区体育所处地域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和社区地域所处的城市人工环境条件。社区体育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工环境则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建造起来的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具体表现; 体育非物质环境主要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体育活动中形成和产生的体育法律制度、体育文化传统和体育科学技术等非物质的意识形态等。这些体育非物质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人类社会体育的秩序,规范了人的体育行为,陶治了人的性情,提高了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城市社区体育中的各种活动即居民体育活动。居民体育活动与体育环境的关系,可归纳为“适应、认识、改造、恢复、保护和共生”这样一个过程。居民在社区体育中进行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一起对社区体育的整体质量及可持续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城市生态社区体育中, 体育物质环境决定了居民的体育生活方式,决定了居民体育生活的质量,同时决定了居民体育生活的未来。而相对应的体育制度、管理和居民的参与,则是城市社区体育能良好健康运行的基本保障。城市居民的各种体育活动、生态体育意识等，则是实施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主观决定因素。
城市社区体育主要指在城市中以社区为单位，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对象，社区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基础，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群众体育活动[3]。城市社区体育是由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体育生活共同体。它是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体育群体和体育组织,根据一套体育行业规则和制度结合而成的体育活动群体,是一个地域群体体育活动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反映了城市社区的地域性和社群性的特征。而城市生态社区体育作为城市生态体育的基本功能单元之一,是以体育的生态功能为主旨,体现了城市社区体育中各种组成因素和社区体育本身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互协调,这里称之为共生性。因此,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具有地域性、社群性、共生性三大特征。它是由体育物质环境、体育非物质环境和居民体育活动共同构成的一个开放式生态系统的整体:第一,它是一个尊重社区体育的自然环境,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的场所。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必须体现地域的特点,充分适应和利用周围的环境并与之相协调,使体育活动场地具有可持续性。第二,它是一个合理的、有效利用体育资源的聚落。它要求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提高体育资源的利用率。第三,它是一个为居民提供优质体育生活的场所,要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和对体育生活方式的尊重,同时也表示居民的健身活活、体育人口和体育文化生活达到了良好的水平。第四,社区体育中的各种组成要素构成一个开放的健康运转的生态系统,并与外部环境有能量、物质的交流和循环,而这种交流和循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育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旧城区的社区体育环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人体育活动的要求,而原来阻隔城市之间的农村区域逐渐城市化,并将各城市联通成呈网络型的城市群,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日显突出,在社区体育的演变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历史悠久的老城市面临城市版图不断扩大所带来的郊区城市化的问题,同时一些新兴城市面临现代化与传统村镇在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2）居住的郊区化推动了大量的在原来郊区农用地上开发新的房地产楼盘,小则几十公顷,大则几百公顷的社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新的城市社区体育;（3）由于城市经济和居民体育活动的发展,很多城市传统的旧的街区或社区面临着更新和重建,而一些旧城区的工业地块也因为功能置换而出现新的社区体育建设。因此,本文在研究建设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过程中,按照社区体育的特征(地域性、社群性和共生性)去划分,将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边缘社区体育建设,是指城市边缘村落在城市化过程中变成的新的城市社区体育的建设;第二，.新建社区体育建设,是指房地产成片开发新建起来的生态社区体育建设;3.旧城社区体育建设,是指在城市社区体育中形成时间较长的街道所构成的生态社区体育建设。这三种最常见的城市社区体育建设, 从地域性、社群性和共生性三方面考虑,各有不同的生态特征，见表1。
2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内涵、基本模式和措施
2.1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内涵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目标是强化社区体育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地的作用,加强社区体育的自我组织及自我调控能力,合理高效地利用物质能源与信息,提高生活质量的环境水准,充分适应社会体育再发展的需要,最终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体育生活最优环境的人类居住地。
2.1.1 社群性、地域性和共生性的特征
社群性和地域性是传统城市社区体育的主要特征。对于城市生态社区体育,我们加上了“共生性”作为城市生态社区体育与传统城市社区体育的主要区别。这种共生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社区体育范围内各种要素的共生,二是城市社区体育本身与其外部环境的共生。城市社区体育范围内的各种要素,包括了物质体育环境、非物质体育环境和居民体育活动,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作用及相互联系,在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中能促进人与体育、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在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中,必须将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充分认识到三者的联系,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第一,对城市社区体育场地的熟知,是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前提。平常我们所说的尊重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然条件和气候的作用,用最少的消耗和对环境最小的影响去创造舒适的城市社区体育人工健身环境,实际上是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物质体育环境是城市社区体育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否则会阻碍甚至破坏城市社区体育的进步和发展。物质体育环境的变化,促使城市社区体育不断地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制定相适应的体育制度和产生相适应的体育文化。城市社区的建设与自然相结合,是实现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基本前提。第二,物质人工环境的建设,是构建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关键所在。城市社区体育的物质人工环境的建设决定了社区居民的体育活动景观。建立人与体育、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共处,安全、舒适和高品质的健身生活区,是城市生态社区体育追求的目标。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首先取决于我们将建设什么样的物质人工环境。城市社区体育的物质人工环境,主要包括体育场地、体育场馆和基础体育设施等，适当技术的应用,能使人工环境的生态更加高效和环保。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物质人工环境建设要求做到:充分尊重体育场地的自然和文化特性;因地制宜,适应气候;按生命的程式去设计和安排各种人工景观;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机动车的要求;社区体育的物质应少一点输入输出,多一点循环利用,强调其自给自足性;尽量使用清洁能源,减少能耗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提高体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使社区体育的运作对区内和区外的体育环境影响减到最少。第三,城市社区体育的非物质体育环境是建设生态社区体育的重要内容。非物质体育环境更多地依赖长时间的培育,而非短期的建设,运行良好的非物质体育环境对于一个生态健康的城市社区而言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其形成意味着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良性发展。城市社区体育非物质体育环境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社区体育建设的作用,而各构成要素则是这个有机系统的组成物,相互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非物质体育环境所涉及的项目比物质体育环境更广泛,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境界等有形或无形的内容。第四,居民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生态意识是城市生态社区体育能否实施的决定因素。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活动导致物质自然环境的改变,为政治、法律制度及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也为科学和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泛的途径。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态意识,是行为的规范、行动的指南,对体育环境的影响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社区体育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既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同时又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共生共荣的一体关系。首先,城市生态社区体育作为一个开放的健康运转的体育生态系统,它与其外部环境进行着能量、物质的交流和循环。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其次,城市社区体育范围内的生态健康是以不影响社区体育范围外的生态健康为前提的。体育生态学认为, 是体育--环境--人三者之间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支撑体育发展的主要的是体育环境因素。体育的生存和发展,不应以破坏和牺牲其它自然环境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系统是城市生态复杂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区体育的生态健康不能以牺牲其区外的环境、损害区外的生态健康为代价。这体现了生态整体性的思想。因此,在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中,整体性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2.1.2 自然体育―利用层次,社会体育―功能层次,体育文化―意识层次
我们可以把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可以理解为自然体育―利用层次,该层次是社区居民健身活动的自发层次,是城市社区体育生态活动不断开拓和竞争平衡的过程,最终达到地尽其能、物尽其用。随着城市社区体育活动的加剧,城市社区与自然环境的时、空矛盾日益突出,引起人们对改善城市社区体育关系、增强社会体育整体功能的强烈愿望,这就是第二层次,即社会体育―功能层次。第三层次,即体育文化―意识层次,旨在研究人的体育生态意识,变外在控制为内在调节,变自发为自觉的行为。因此,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必须从第一层次发展到第二、第三层次上,将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生态学、体育环境学、体育地理学、体育行为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结合进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中,变过去单纯的物质性的建设方式为社会体育需求、体育经济与自然体育融合的综合性建设方式。
2.1.3 个人、家庭(组织)、地方政府三种作用主体
个人在社区体育中的作用,往往需要通过家庭或组织的形式具体地反映和表现出来。社区体育的社群性决定了当每个人要在社区体育建设中发挥作用时,首先应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其意见和建议才可能得到重视,才能在社区体育建设的范围内得以有效的实施。而通过家庭或组织,则可以将具体的个人的建议和意愿,给予充分的表达和体现,并且以某利益团体的身份反映出来。地方政府对社区体育建设的作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公众参与和自治的意识,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规范指导和监督实施。应该说,为了使三种主体充分协调地发挥其作用,提倡公众参与和居民自治是最有效的方式。
2.2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基本模式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不管是边缘社区、新建社区或旧城社区,首先要明确问题和目标,对社区体育的现状条件,包括体育物质环境、体育非物质环境和居民体育健身活动等内容,进行测评分析并进行预测,然后设计出不同的规划去满足未来的条件,将所作的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估,最后选择其中之一进行深化至可操作层面,然后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要进行跟综的监测和评估,不断给予调控。
2.3 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措施
具体来说，对于不同的城市社区体育类型，可以提出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建设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见表2。
3 结束语
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新要求，首次写入大会报告，表明中国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城市社区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确立了“人、社区、体育、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区体育新理念，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为城市生态社区体育发展的科学化、网络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全民健身计划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城市生态社区体育的建设，使生态体育面向每一个市民，从而促进了城市生态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发展的进程，增强国民体质，使人类实现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丰降，宋杰.基于WSR思想的城市社区体育空间建设研究［J］.体育科学，2006，26（6）：43-46.
［2］ 宋杰,孙庆祝.城市社区体育健身环境评价体系的构建［J］.中国体育科技，2005，（4）：99-102.
二、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难题与源由
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主要面临建设发展不均、投入不足、法规缺乏、居民参与意识薄弱四方面问题。首先，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不够均衡。中小城市的地方领导对社区建设认识不足，个别社区建设长期滞后。中小城市的社区建设规模大小不一，新建社区基础薄弱，资源条件较差。城市社区建设进展速度有快有慢，城市化进程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进展速度。其次，中小城市社区投入普遍不足。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而中小城市政府对于城市社区建设不够重视。中小城市政府主要重视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目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总体资金投入不足，社区工作开展难度很大。再次，中小城市对于社区建设的法规缺乏。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缺乏配套措施和监督机制,社区建设工作开展没有法律依据。中小城市社区居民与社区发展目标未能有效整合,社区居民只关心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结果在社区建设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政府和社区热中的却不是居民希望的,甚至两者时常尖锐冲突”而这些问题，由于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法规缺乏，社区也无力去解决，从而影响社区建设发展。最后，中小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社区居民的广泛自愿的参与和介入,包括社会参与、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仍停留政府主导位置。中小城市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被边缘化,社区非自治组织,这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
一、城市社区教育管理改革的基本原则
城市社区教育管理的对象是社区居民，以人为本原则就是强调社区教育管理要从社区居民的利益出发，居民利益是所有城市社区教育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归宿。在新时期，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人员在改革管理工作时务必严格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用真心、真情、真诚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群众。城市社区教育管理的目标应是走千家、进万户，采取实际行动深入居民群众中，多看、多问、多思考、多研究，了解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为社区居民解惑、解难，从而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从本质上发挥出纽带作用。同时，城市社区居民教育管理人员要及时处理、化解各种纠纷、矛盾，倾听居民诉求，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努力改变陈旧的社区教育管理行为，打造符合社区特征的社区教育管理模式，更好地完成城市社区教育管理的任务。
二、促进城市社区教育管理改革的措施
1.建立良好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体制
一是将城市各个社区的教育管理机构有机联系起来，统一号令，发挥出机构发展城市社区教育事业的整体作用。二是健全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人员的管理制度。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门中分管城市社区教育的人员；政府机构部门负责管理城市社区教育的人员，包括区、街道、居委会等内部相关人员；专门的城市社区教育管理机构，也就是社区教育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三是构建新的城市社区教育管理网络，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分别是市级、区级人民政府，市、区、街道办事处管理城市社区教育，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则组成四级管理网络，把居民委员会摆在管理网络的中心位置，真正把城市社区教育管理工作全面落到实处。
2.尽快建立完善的参与及合作秩序
一是树立服务意识，因为服务精神是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主体开展工作的主要支持力量，实际上管理主体很难通过参与公益性事业获得利益，其关键在于分担公共责任，只有树立起公共利益优先的意识，才能主动、自觉地参与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事业。二是建立健全权力约束机制，坚持弘扬法治精神，依法明确城市社区教育的各个管理主体的责任、权利、义务，通过立法约束其行为，同时加强监管，用权力约束权力，促使各个管理主体相互监督、制衡，并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以便提升城市社区教育管理的服务质量。三是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开展城市社区教育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协调的过程，调配资源，协调各个管理主体，协调主客体矛盾等，所以建立稳定的、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对促进城市社区教育管理改革非常重要。可建立完善的联席会议制度，由相关部门负责定期交流城市社区教育计划；也可专门成立协调组织，依托第三方的力量加强相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还可建立网络化的办公制度，公开政务，避免重复沟通某一信息，提高城市社区教育管理效率。
3.整合城市社区各种教育管理资源
一是以社区居民为主，组建城市社区教育队伍，加大社区宣传教育力度，鼓励城市社区内的各个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服务社区发展，尤其是部分专家学者、具备行业技能的社区居民、离退休干部等，打造一支能力强、素质高、专兼职结合的城市社区教育队伍，同时鼓励社区居民主动接受社区教育，活跃社区学习氛围，有效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二是整合城市社区的组织资源，尽可能形成社区教育管理合力。社区应大力倡导区域内学校、社会团体、文化机构等共同开展社区教育管理工作，将各类资源最大限度地向社区开放，使社区成员获得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场所，推动社区教育管理的有序、高效M行。
在中国的发展及转型时期，改革城市社区教育管理尤为关键，只有准确把握并严格遵循促进城市社区教育管理改革的基本原则，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才能助力城市社区教育管理事业的发展，为建设和谐稳定的城市社区以及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支撑。
地域传统文化是体现空间范围的一种文化类型，主要表现在语言、饮食、婚丧礼俗、民风民俗、节庆、信仰与民居等方面。是地域范围内的民众在一定的时期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地域传统文化以其鲜明的地域性与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众多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在联系居民沟通、社区参与与提升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观等方面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地域间人口流动加剧，浙江绍兴作为千年古城，其地域传统文化建设的步伐已经明显跟不上时展的速度，目前正面临着地域传统文化认识弱化，居民参与度低，传统文化建设乏力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如何将地域传统文化融于社区文化建设之中，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地域传统文化与社区文化建设
（一）地域传统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先生指出：“社区建设是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高尚精神文明的过程，也将是社区居民共同营造一个和睦成风、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美好生活环境的过程。”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社区建设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内容。社区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主要通过社区居民不同的文化载体来呈现，而不同的社区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地域特征与传统特色。浙江省绍兴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根据社区居民的自身特点，选择居民们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类型，构建本社区的特色文化。因此，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应因地制宜地体现本土特征。而能体现本土文化特征的来源恰恰是地域传统文化。地域传统文化是一种根基文化与传承文化，是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通过世世代代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绍兴作为千年文化古城，其独有的水文化、桥文化、酒文化、名人文化等等都体现出了绍兴人民的独特的气质与秉性。而这些沉淀下来的经典文化是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因此，社区文化建设离不开“地域传统文化”。在绍兴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融于地域传统文化，培植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观，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地域传统文化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1.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影响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念。地域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空间特征的文化类型，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同时具有约束性与继承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到影响与调节的作用。绍兴地域文化中的典型文化特色如鉴湖文化、名人文化、纺织文化、黄酒文化及民俗文化等，这些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与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绍兴人的日常生活行为，统一着绍兴人的价值理念，规范着绍兴人的传统秉性。这种传统文化作为持久性的特征，对构建和谐、民主、向上的社区起到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2.熏陶社区居民的思想，调节居民的精神生活。绍兴历史悠久，地域传统文化内容非常广泛。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同时还拥有“江南风情看绍兴、江南古城看绍兴、江南文化看绍兴”的美誉。这是绍兴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绍兴文化的魅力之源。在绍兴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应大力挖掘以鲁迅为代表的名人文化，以越都为代表的古越文化，以黄酒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以越剧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兰亭为代表的书法文化，以乌篷船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来打响绍兴城市社区文化的品牌建设。这些地域传统文化内容涉及到学识、品德、技能、文化、精神多个方面，这些良好的文化教育资源在社区文化中有意或无意的渗透，对社区居民起到很好的榜样、教育作用。3.激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绍兴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从大禹治水、兰亭序、造酒工艺、纺织工艺到书法节、黄酒节、大禹祭祀节等等，每一个节日与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绍兴民俗乌篷船、打花鼓、唱大戏、猜谜语等等都是绍兴地域各种传统文化传递、表演的重要载体与舞台，社区通过多种形式活动的开展，不仅能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热情，还能很好地提升社区居民的审美观与鉴赏力。久而久之，社区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也会培养起来。
二、绍兴城市社区地域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绍兴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积累，但在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通过查阅资料、走访、问卷调查，实地了解了绍兴城市社区地域传统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地域文化认识弱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与城镇化进程速度的加剧，现代思维观念与传统文化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对地域传统文化中的观念、节日、民俗等诸多内容出现遗忘与淡漠的现象。在课题组的实际调查中关于绍兴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时，其中不了解的占27%，不太了解的占38%，一般了解的27.75%，了解的占7.25%；当问到您是通过哪些途径了解绍兴地域传统文化时，通过学习了解的占23.5%；听别人讲述了解的占38.2%；通过网络媒体了解的占30.75%；通过相关活动了解的占15.72%。从实地调查的总体情况来分析，绍兴城市社区居民对地域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不尽人意。从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老年人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整体情况比中青年人要好，而在参与问卷调查与访谈过程中最不了解的是中小学生。这说明绍兴民众对地域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2.地域传统文化参与度低。对绍兴地域传统文化参与程度的考查，笔者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与活动开展实地走访两个方面来了解。在城市居民参与娱乐文化活动的问卷调查中，选择跳广场舞的占32.5%，选择看电视娱乐节目的占58.73%，选择其他活动的占8.77%。这说明绍兴城市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内容单一，质量有待提高。在问到你参加过的绍兴地域传统文化的活动时，选择参加过越剧、绍剧、莲花落的占2.82%，参加过大禹祭祀活动的占1.83%，选择参加过兰亭书法节的占3.2%，参加过黄酒节的占2.1%。这些最能凝聚居民的地方代表性文化活动本应该成为民众联络情感、增加凝聚力的桥梁与平台，但每年举行的这些活动实际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居民偶尔参与，很多都是迫于任务与形式，实际主动参与的少之又少。3.地域传统文化建设缺乏长期有效性。地域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实际调查与访谈来看，绍兴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从整体上缺乏长期性的规划，而实际开展的文化活动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政府层面来看，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仍不够完善，特别是文化建设人才的严重缺乏，地域传统文化建设后继无人，文化断层情况严重；从社区层面来看，实际有效的文化建设活动开展不多，现有文化活动的开展无法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从居民方面来看，文化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在于地域传统文化建设缺乏长远性的规划，相应的文化建设配套建设跟不上，文化建设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立竿见影，自然地域传统文化建设的效果就不尽人意。
三、绍兴地域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地域传统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而长期的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联合行动，如何使得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绍兴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效结合，需要政府主导、社区策划、民众参与等多方式、多手段进行，这也必将成为社区文化建设重点关注的问题。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地域文化的认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地域传统资源，首先，要意识到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须要加大社区文化建设的宣传力度，使得领导干部与社区居民意识到：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特别是建立在以社区居民为基础的地域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地域传统文化是培养社区居民共同归属感的源头与起点，地域传统文化是社区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社区居民相互交流与促进情感的纽带。其次，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绍兴地域传统文化，让民众意识到地域传统文化在城市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三，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文艺宣传画册、地域传统文化专业人士宣讲等多种方式，并让这些形式活动的开展成为一种常态，深入到社区居民生活之中。这种形式循环反复，久而久之，社区民众的地域传统文化的意识就会逐渐地形成。2.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文艺演出、娱乐健身、读书看报、休闲交流的场所的设计要符合社区居民的喜好与地方特色。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社区文化人才结构，特别是充分挖掘地域传统文化专长人才，建立兼职与专职相结合的社区人才队伍。有条件的与地方高校联系，建立校企合作，尽可能地挖掘文化人才。最后，要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文化活动，文化活动的形式要多样，内容尽量丰富，同时要充分挖掘地域传统文化，将民众们熟悉的、喜闻乐见的文化采用多样的形式进行传递与表达。只有在思想上重视，设施上过硬，形式上多样，内容上丰富的社区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热度与激情。通过多手段、多样式，让地域传统文化扎根于民众，不断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3.建立长效机制，将地域文化建设融于社区文化建设之中。社区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需要从政府制度支持、文化设施硬件完善、社区实际操作完善等多方面进行配合。首先，政府要建立完善的相关社区文化建设的制度，并能定期投入文化建设资金，保证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其次，以制度的形式规定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作为一种常态。在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以社区居民共同熟悉的传统文化为起点，培育与发展社区居民的共同归属感。这是建立社区文化发展长效机制的重中之重。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多样性。社区居民年龄、性别、身份、职业不同，对文化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以社区居民共享为基础，拓宽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拓宽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必须建立在共享与喜好的基础之上。为此，社区可以充分挖掘社区的显性资源与隐形资源。显性资源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等，有些资源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能够很好地激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社区的隐形资源是指社区居民职业、身份不同，他们自身所隐含的文化资源也不尽相同，将这些资源充分挖掘，与居民共同分享，以提高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李茂松 单位: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唐濛等.浙江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可见目前对城市社区的在我国的具体所指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大多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就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只有少数人认为城市社区应该指居委会所辖区域。在我们思考社区的定位时，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提出社区的概念，为什么要倡导社区建设，显然社区概念在我国的提出是有明确的背景和用意的，那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由由计划转向市场，计划经济破产，政府不再拥有支配所有社会资源的能力了，但政府承担的职能仍然是全能式的，在此状况下，政府不堪重负，社区概念的提出与社区建设的倡导就是政府想将自己担负的过多的职能还给社会，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明白了这样的背景与用意，我们再来定位社区就明晰多了。我认为在我国开展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城市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所辖区域而非定位于“街区”。城市社区的具体定位问题不仅涉及社区的性质问题，更牵涉到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的主体问题，从而影响甚至决定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乃至最终的成败。
“社区”这一概念几经转译，至1955年就达94中之多，人们难以对其达成一致意见，但其核心所指还是明白无误的大家基本公认的：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相互依存的自发性的地域共同体。其主要特征有：民间性、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等。居委会所辖区域刚好在理论上符合社区的性质：居委会在理论上是居民普遍参与的自治组织，非官方组织，居民由于日常生活聚居的原因，对所生活的居民区有某种自发的认同感，居民间也有一种相互的情感依赖。将城市社区定位为居委会所辖区域就使居委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社区建设主体，而居委会本来就是法定的自治组织，刚好契合。
而如果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区”，则街道办事处必然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直接的最主要的主体，但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或不设区的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它是代表政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监管与制控职能的（当然也还有服务职能），以它为主要主体的城市社区建设能否实现社区建设的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民间性等目标和特征实在不容乐观。有人认为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区可以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发挥行政推动作用加速社区建设。行政推动历来为我们崇拜，行政推动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必不可少，尤其是在社区建设刚起步时更是如此，但这种建设社区的方式极有可能会建设出“行政社区”即行政推动主导的模式因带有传统操作方式的色彩而极可能在实际工作中把社区重新变成一个行政化了的“大单位”从而影响政府的职能转换，使政府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重新增加。而我们的城市社区建设本意就是要推动社会自治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建设“行政社区”的思路与社区建设的逻辑背向而驰。也就是说以行政推动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主导模式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社区建设启动后行政力量如何退出，它退出后又用什么力量再来推动城市社区的建设继续进行，又用什么力量推动行政力量在城市社区自治领域的退出？而这样的退出又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同时这种退出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过程，因此前此阶段的行政推动并未能真正开启实质意义上社区建设之路。因此将社区定位于街区，即使社区建设能够进行，但其在过程中又不得不解决如何走出“行政社区”的困境，这就与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本意相悖。而将社区定位于居委会（或者是适当调整后的居委会）所辖的区域相对而言就不会遇到此类困境。
二、社区组织的复位
解决了城市社区的定位后还必须解决社区组织的复位问题。这里所说的社区组织主要是指以居民委员会为主导的社区自治组织也就是非盈利成员组织，其区别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非盈利公益组织。所谓复位也就是让其回复其原来的位置，扮演其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
目前应该着力加以解决的就是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居委会这一社区的主导自治机构变成了基层政府的腿，在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甚至全然丧失了自治的特征。（在调查中大部分居委会成员认为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在实际上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居委会日常工作中的70%左右来自街道办事处）当然居委会的行政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和当前体制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承认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决不能推演出容忍之、纵容之甚或发展之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基层社会永远只会处于国家的强行政控制之中，何谈社区建设。社区建设的本意就是要使基层社会摆脱国家的强控制走向自治之路。
1．体现以人为本。社区建设应坚持自愿选择、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以社区居民参与为核心，突出社区的自治性，满足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实现的需要，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为个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区氛围，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把关怀、方便、爱护带给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尊严和幸福作为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打破等级制，实现网络化。在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下，中国各类组织的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系统纳入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系统，形成了等级化的层次结构，弱化了其本应具有的独立的意志、利益和目标。而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应该界定政府的权限，提高社区的自治程度，突出各类社区组织对社区管理的参与，增加管理主体之间的联系。
3．立足中国国情实现自治，体现公民社会和治理的时展趋势。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外国模式。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街道和居委会的具体情况，以便于与原有的管理体制接轨。二要重视自治性的提高和中介组织的参与管理，实现居民参与社会的现实需要，体现公民社会和政府由“统治”向“治理”转变的发展趋势。
4．确立社区管理主体，理顺政社关系，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在新的模式中，政府已不是社区管理的主体，至少不再是惟一的主体，相对于传统模式来说，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将大大缩小。政府管理的方式手段也将发生变化，社会力量不断增长，朝“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模式的设想
扩大社区规模、完善社区功能、形成特色社区，是加强社区管理机构建设，强化管理职能，实现现代化社区管理的前提条件。应从结构和功能上对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构建新型的运行体系。
1．扩大社区规模庑善社区功能突出社区特色。针对城市社区划分过细、功能不全且“弱化”的现实，改革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要合并现有的城市社区，使之成为规模较大、功能结构更合理的“大社区”。大社区的划分，应充分考虑到土地面积与地理结构、建筑面积与人口数量、配套设施与服务功能等诸多因素。新建社区要适应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适应城市发展战略的具体要求，规模以原社区的4倍～5倍为好。(2)大社区应具备较为完善的管理与服务功能，一般包括：治安、饮食、卫生、体育、娱乐、宣传、文化、交通、通讯、邮政、休闲等。(3)大社区应形成各自的特色。社区特色的构建可根据居民的种族、宗教、文化、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职业、地域以及物业的档次、风格等因素，划分为安居房住宅区、金融业住宅区、个私经营者住宅区等各具特色的社区，进而设计、实行不同的管理与服务，提高社区管理的效益与水平。
2．科学构建城市社区管理运作体系。城市社区管理新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必须明确社区居民自己建设社区、管理社区，实现居民“自治”和以专业人土进行社区管理与服务，实现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专业化”，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的温馨家园的指导思想，科学地构建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良性循环系统。
3．理顺关系，明确职能，强化服务。(1)理顺居民与业主的关系，以此确定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性质与职能。业主是以财产――物业权来划分的，业主的权利主要是一种经济权，居民是以居住地来划分的，居民的权利主要是其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合理分配政治权与经济权在社区管理机构中的比例份额，从而建立起能代表居民与业主共同利益的社区管理机构――社区管理委员会，代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行使职权(建议取消居民委员会与旧制业主委员会)。(2)依法界定物业管理单位的企业性质，规范运作。由于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一开始就缺乏应有的规范，旧模式下的城市社区管理没有明确界定物业管理单位管理性质，带来了其与社区管理委员会之间的矛盾，逢利则争，遇事则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社区管理的无序与低效。因此，在进行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中，要依法界定物业管理单位的服务性管理企业性质，使其回到经营的专业领域――对物业及其配套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而将社区文化建设、家政服务、治安、拥军优属服务、社会救助服务等功能归位于社区管理委员会，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管理纠纷。(3)分清社区资产关系，疏畅经营与管理渠道。社区的资产大致可分为社区内的城市配套设施和社区管理费两大组成部分。社区内的城市配套设施，主要部分由政府投资建造(在旧城区几乎全由政府投资建造)，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业主；另一部分是开发商投资建造的(在新城区其所占比重更大)，开发商自然是业主；还有一部分设施是由社会慈善机构或社区人士捐资建造，虽然这些捐资者并不一定就成为业主，但在对这些资产进行经营与管理时必须考虑捐资者的“主人翁”地位。社区内这部分资产的财产权归属界线较为明显，社区管理委员会的责任就是将这部分资产管理好，但依据“政企分离”原则，社区管理委员会必须将这部分资产交给可靠的法人或自然人进行经营，而不能自行经营。
4．积极探索社区资源整合的路径，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社区的基础设施是推进社区建设和拓展社区服务的重要载体，是社区管理良好运行的基础物质保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而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对于面广量大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其只是杯水车薪，另外还容易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趋向。笔者认为，可把扩大投资的着力点放在激活、整合社区资源上。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引导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设施向社区开放，让闲置场地、设施为社区所用并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以资金、房产、设备、技术、信息、劳务等形式投入社区服务业，把居委会的自治管理与街道办事处的行政管理、物业公司的专业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责权利明确、协调配合、互相支援、管理到位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另外，社区还可以对服务的受益者或使用者实行服务项目收费，收取服务实际成本金额，如家庭垃圾处理等。而社区管理只需对清洁公司步人社区以及对其社区服务质量进行管理和监督即可，不必管理到每家每户。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城市社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社区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情况下，深入研究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对加快我国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区经济才慢慢从城市社会福利性的区服务中分离出来，它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所以，对社区经济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早就存在，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它。对于社区经济的认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经济就是街居经济。因为，既然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是街道和居委会，那么，社区经济也就是街居经济。二是认为社区经济是指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组合，凡是街道地区范围内的经济，都可以说是社区经济。三是把社区经济作广义上的理解，认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各种经济因素及其活动的总称，包括社区经济管理系统(如工商、税务、金融、物价等)、社区经济部门(如区、街和居委会经济组织、工商业、各种服务行业等)、社区经济活动的项目以及社区经济的活动。
以上三种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社区经济的。它不仅抛弃了社会学中有关“社区”、“社区建设”的特定内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它们都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只对社区经济中的“社区”作空间属性上的理解，而没有把社区经济的内涵表述完整。因为社区经济不只是包括街居经济，还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种观点则把社区经济的外延给扩大了，有无所不包之势;第三种观点更是穷尽经济之涵盖因素，把社区经济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由于这几种偏重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区建设”所拥有的社会学内涵，导致在解释社区经济时显得十分乏力。
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社区经济的内涵呢?本文认为，要界定社区经济，必须先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因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正是针对社区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社区建设”在社会学上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基层社区在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治安、务等各项事业与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把握社区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1.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必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和社区界定范围之内。社区即地域性社会，地域性是社区经济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成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不仅是指其经济主体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劳动力构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动力和主要技术的构成主体。
2.社会性。社会性是社区经济诸特征中最为突出的体现。社区虽然首先是指一种地域性社会，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还带有感情、特殊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不能像其他经济类型那样，一味地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社区经济的社会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区经济不仅要讲究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是广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偿服务，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建设的后劲，而且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质的不断提高。
3.服务性。社区经济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其宗旨是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全面发展服务。所以，并非在社区内的一切经济都是属于社区经济的范畴，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的服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其构成来看，社区经济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二是从其性质来看，社区经济的性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其发展方针是“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社区本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遗补缺的方针，积极发展综合服务事业，这已构成社区经济的主要方面，成为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4.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内容的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房地产、旅游、商业、餐饮、医疗保险、建筑安装、文化教育等产业。二是经济成分多样性。社区经济除了集体经济这个主导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私营、个体、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的一切经济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区经济的一部分。三是经营方式的多样性。社区经济一般规模不大，但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随时调整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竞争，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社区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社区经济目前正处于实践摸索和理论探讨的阶段。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理论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毕竟起步比较晚。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面临着不容回避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
1.资本不充足
(1)社区的纵向联系传统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对社区街居实行襁褓般的束缚的同时，又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这种体制下，社区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条件和动机。在计划经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改革后，社区内的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社区居委会成为自治组织，互动合作关系。但目前有的地方的社区组织，无论思想和行为上都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滞后于形势发展，习惯于依赖政府，过着“等、靠、要”的日子。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些社区组织不是紧抓机遇，而是“瘸子打围坐着喊”，不行动，依赖政府获得“首长项目”以便取得财政保证。
(2)社区的横向关联程度低
城市社区经济发展，要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节约交易成本，获得最大化利润。而从目前城市社区经济的现状看，长期以来倾向于和政府之间的纵向、封闭、传统的联系，而忽视跨社区和产业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产生了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3)社区资金短缺
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但对城市社区来说，资金短缺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奖金投向社区的数量毕竟太少。另一方面，社区自有财力较弱，城区财政仅能维持一般工资支出，是“吃饭”的财政，险些之外，无力担当投资发展经济的(下转109页)
(上接107页)任务，不能成为国有资金投向对象。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光靠政府拔款，主要要靠自身的实力来支撑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经济恰恰是在自有财力上短缺。
2.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建设、管理社区的经验和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以至于我们在着力发展社区经济时出现战略决策的失误，战略重点的失衡，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新的问题。如，以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不恰当的位置，许多城市忽视轻工业，与此相适应，势必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轻视经济效益，重视生产用品而轻视生活用品。受这种发展战略的影响，我们原先的一些社区经济的结构自然地有着“畸重畸轻”的痕迹。许多城市社区超越自身条件的许可范围而贪大而求全，忽视固有的优势而追求自成体系，忽视长期发展战略而追求短期效益，以至生产结构上比较失调。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和利用，生产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消费结构上供不应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技术结构上不能及时更新换代向高层次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极不相称，体现不出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
3.管理不完善
我国城市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纵向的集权式管理机制，虽然也有几次变革，但主要是在调整条条块块的管理权限上做文章，没有跳出以行政部门和行政方法管理企业的圈子，仍然是矛盾重重，根本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城市社区经济的管理也不外乎如此，其主要弊端是:
(1)条块分割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