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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眉山作为四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市，研究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很大的实际意义。因此如何可持续、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了最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对眉山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及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促进眉山经济协调、高速发展。眉山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新型工业化经济优势，如何在实施工业化规划中，保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眉山经济的发展现状
四川眉山，是占地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的地级市。眉山经济实力与经济基础薄弱，撤地建市只有十年历史，经济总量与企业规模都较小。2009年末，全市GDP只有465亿元，居全省第13位。由于眉山是新建地区，多数企业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影响小，重产品经营，轻资本经营。同时眉山紧靠成都，交通便利，地处全省经济最活跃的成都平原经济区，有利于融入成都，求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落后是眉山经济落后的根本症结所在，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是投入的不足。眉山市要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这两大难题。对于正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眉山来说，大投入才能有大产出。近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招商引资是借助外力，加大投入最经济、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可是在大规模招商引资的同时，东部许多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大举向西部进军，实行产业的转移。虽然在一方面为当地创造了高额的税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市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可是另外一方面在这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以环境的危害为代价的，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应该根据资源条件，地区区位和发展潜力，在充分发挥各地区特色与优势，保护好和引导好各地区加快积极性的前提下，加快工业的发展。
三、调查总结及建议
2012年是“十二五”的关键，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注重环境的保护，将低碳路线进行到底。同时按照“融入成都、一体发展”的总体思路，加强与成都的交流合作。在农业，工业，服务与交通等各个方面认真开活动，在低碳背景下的。推动眉山经济全面的协调发展。
(一)大力发展低碳农业
眉山作为农业大市，在平衡发展经济的同时，根据地区特色大力发展低碳农业。通过农业与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安全和人类健康的最终目标。
1、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通过水资源的时空调节，充分利用自然降水，可以修蓄水池，将雨季多余的水储存起来，在旱季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对自来水的依赖程度。高效利用灌溉水，提高灌溉技术，有效利用水资源，从而产生最大的生产效益。
2、结合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开发和建立低碳农业生产体系
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农民进行有关技术指导和培训，改变传统的育种观念，利用现代化的方式，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循环经济，农业资源综合利用，建立严格的农产品生产的质量和监测体系，加强农产品生产质量管理，提高市场竞争力。
3、以基地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
围绕拳头产品和优势农产品，进一步调整结构、提升品质、作响品牌，继续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产业基地建设。积极推广“龙头企业+养殖小区+适度规模养殖户”的养殖模式，强力推进西部乳产业基地建设，奶牛规模养殖率提高到65％以上。进一步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养知名品牌。
(二)大力发展低碳化工业
1、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协调，培育区域经济
眉山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资金和人才匮乏，区位不占优势导致对外开放程度较低。1999年，眉山的生产总值为114.37亿元，人均3377元，比全省人均低1073元，比成都平原经济区人均低5645元，比全国人均低3168元。在同类的西部城市中处于后位，虽然近几年经济增长较快，可都是粗放型增长，导致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突出。另外，眉山的特色产业也存在盲目仿效和无序竞争，资源的开发无法形成整合效应，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尖锐。
2、发展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新能源产业是低碳经济的最高形式。眉山资源丰富，钙芒硝储量十分丰富，目前元明粉年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青衣江水能储量较大，以坡为代表的三苏文化以及彭祖长寿养生文化等源远流长，旅游资源点多面广，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三)大力发展低碳服务业
旅游资源点多面广，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按照“一山二滩三文化”的发展思路，打好“东坡牌”，深度挖掘以坡为代表的三苏文化和彭祖长寿养生文化等源远流长，抓好瓦屋山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大力发展面向成都市场的休闲度假旅游，加强文化娱乐业管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改进旅游开发策略，加强与乐山、成都等周边地区的区域协作，搞好旅游招商引资，加大旅游促销力度。
参考文献：
[1]郭强主编，《节约型社会》，[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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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编，《2008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西部大开发区域政策效应评估》，[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 008
[6]任力《低碳经济与中国可持续发展》，[N]社会科学家，2009
“尽管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到过于意外，但是，我们还是要恭喜这两家公司”，负责这项调查的北京BMS企业顾问公司的首席分析员严洁说，“我们在做这项调查时没有给受访者任何提示，可微软公司还是得到了三分之一北京人的认同，而海尔公司的得分率更是超过了四成。”
这项调查同时显示，善于在媒体出新闻的公司获得了公众的追捧，每10个被调查者中有5人是依赖新闻和企业专题报道而知晓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这一结果极具参考价值：善用新闻公关，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树立是最为重要的手段。图一：国内著名企业排名从左至右分别为：海尔 联想 长虹 首钢 方正 四通 上海大众 康佳 TCL 一汽图二：国际著名企业排名从左至右分别为：微软 松下 可口可乐 摩托罗拉 通用 IBM 丰田 奔驰 麦当劳 索尼
“IT”和“美国”——品牌时尚概念
BMS公司的这项对北京市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是于三月份完成的。这项调查经过严格的样本选择，可代表北京城八区的市民。在有效回收的731份问卷中，有308位（42．1％）受访人把海尔当成他们心中最知名的三个国内品牌之一，另有224（30．6％）人认定微软是国外品牌中的三巨头之一。
在调查结果中，BMS公司的分析人员发现，北京人对高科技企业特别是IT企业更为偏爱。在国内品牌的前十名中，中关村著名的“四（通）方（正）联（想）”同时入选，联想更是紧随海尔成为国内品牌的第二；家电行业的品牌成为知名品牌中最大的一个方阵，同时有海尔、长虹（第三）、康佳（第八）、TCL王牌（第九）4家公司入选；另外三个名额留给了北京最大的企业首钢（第四）和中国两个最大的汽车企业上海大众（第七）和一汽（第十）。在国际品牌方面情况有所类似，IT业品牌最受关注，入选企业包括微软、摩托罗拉（第四）、IBM（第六）；电器行业入选的有松下（第二）、索尼（第十）；汽车成为国外品牌中另一个大阵营，同时有通用汽车（第五）、丰田汽车（第七）和奔驰汽车（第八）入选，这与目前流行的消费潮流紧密相关；而十佳中的另外两个入选名额则留给了可口可乐（第三）和麦当劳（第九）。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人对本地品牌较为偏爱，北京本地的品牌有四个（详见图一）。
对国外品牌，北京人明显偏爱美国品牌，其中一半品牌是美国货（见图二），这与十年前对日本品牌的偏爱形成强烈反差。
年轻人——品牌之希望
BMS公司这项对北京人心目中知名品牌的调查提供了一组对企业形象运作极为有用的数据，品牌知名度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的影响力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企业形象的前景。“毫无疑问，微软和联想等IT行业的巨头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他企业”，BMS公司的首席分析员严洁说，“类似于首钢这样的企业，明显地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降低而品牌认知度也降低的趋势。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很可能正在被人遗忘。”
观察国内品牌的前三名会发现，他们在50岁以下的三个年龄组中的影响力都高于各自平均值，海尔和联想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更是高出平均值6到8个百分点。而首钢的情况刚好相反，它的影响力只是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高于平均值，其他三个年龄组的认知情况都低于平均值。另一个让人感到有些悲哀的企业是四通，它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低于平均值，而只有30到50岁的人更多地记得它，相信这与它身为改革先锋，但却在近年的商战中逐渐落伍有关。
在国内、国际二十个品牌中，分别有7个和6个品牌在18到29岁年龄组中得到了最多人的拥戴（见表一、表二），而且，微软和联想分别成为超出平均比例的最大赢家。分析员认为这与IT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着密切关系。调查同时显示，通用汽车、丰田汽车和奔驰汽车品牌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30到50岁的两个年龄组中，这显然是由汽车这种消费品的消费特点所决定的。
“我们相信年轻人将最终决定企业的未来，特别是品牌形象的未来”，严洁说，“我们对那些在年轻人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品牌寄予了更大的希望。”
调查数据同时指出，无论国内品牌还是国际品牌，其认知度与受教育程度高低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品牌的认知越多。另外，总体来说，男性比女性更有品牌认知的意识，特别在IT业和汽车业的品牌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树品牌——新闻更有力
令分析人员颇感惊讶的是，此次调查显示，北京人更多地是从新闻报道中建立了对公司和品牌的信任和喜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出新闻的公司，其品牌认知度越高。北京人对国内品牌认知的手段基本上是新闻 报道（57％）、看公司的广告（46％）、感受和口传（28％），而了解国外品牌的此三种手段的比例分别为47％，43％，24％。这种情况人们也许都有感性的体会，过去的几年中，海尔、微软、联想等公司频频在新闻报道中亮相。
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美国通用汽车。这家跨国公司五年前在中国几乎没有销售产品，但由于其在上海最新的别克项目投资额巨大及在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中的地位异常重要，而在中国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新闻效应，从而迅速成为北京人心目中的重要品牌。
国内的例子当推方正。作为国内电脑整机制造商，它的市场占有率情况落后于电脑第二大制造商金长城，但这家公司却爆出了很多重要新闻，无论是在证券市场上收购上海延中实业，还是率先在行业内引入香港CEO，都引起了公众的关心，特别是这家公司去年内部高层人动与联想公司的“柳（传志）倪（光南）之争”并称国内IT业最重大的新闻。
BMS公司对调查数据所做的交叉分析还表明，在通过广告手段建立自己对国内品牌的认知的人群中，有七成还要再通过新闻报道加以印证；而当人们通过新闻或公司专题报道了解一家公司和它的品牌后，则有近44％的人对公司所做的广告不再看重。这个数据进一步表明，新闻和相关的报道对公众的影响力要远高于广告。赵力表一不同年龄段北京人对国内最著名品牌认同比例
一、考察地情况及总体印象
北京市大兴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距中心城区约50公里，14个镇，527个自然村，农业人口32万，耕地面积57.86万亩，生猪60万头，肉羊62.4万只。去年农业总产值达42.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040元，蔬菜、瓜类种植面积29.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其中保护地约9.1万亩，占北京市设施农业总面积的61.3%。我们参观了庞各庄的老宋瓜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以种植西瓜为主，集科研开发，试验示范，观光采摘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沿庞各庄到魏善庄13公里的瓜乡大道，一幢幢高标准大棚成方连片，犹如海泽。考察所到之处，感到大兴区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他们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效，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
印象之一，科技含量高，农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大兴区庞各庄老宋瓜趣园，种植的天鹅葫芦、香炉南瓜、造型西瓜、五指茄子等各种观赏性瓜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看。大棚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施肥等一系列作物生长要素全部采用数字化、程控化的先进设施、设备和技术。它将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优势，将农业产品优势转化为农业品牌优势，进而形成为经济优势，园区整体以文化树形象，以情结聚人气，以科技为动力，以效益为目的，营造了和谐环境的农业科技乐园。
印象之二，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目前，大兴区有保护地约9.1万亩，主要种植西瓜、甘薯、葡萄、鲜花等为主要品种，平均每年扩大设施农业生产面积1.5万亩左右，且不断创( ）新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形成北京南部设施农业的产业带，在“十一五”期间要达到15万亩。我们考察的产业基地规模都在万亩以上，而且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
二、参观后的几点启示
这次考察仅用半天的时间，虽说是走马观花，但感到收获多、感受深、压力大，回顾我县中棚建设，近两年来，虽在发展设施农业上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大兴区发展设施农业相差太远，可以说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虽说我们有许多的环境条件比不上北京市大兴区，地理环境比不上，大兴区背靠首都，财力雄厚，投资的力度比我们大，科研院校多，技术支持的力度大，如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推广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大，这是无可非议。但北京市大兴区发展设施农业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一）循序渐近，稳步推进。北京市大兴区发展设施农业从1984年起，北京市搞“菜篮子”工程，财政出资每亩设施保护地补贴200元，从原来的800亩增加到1.4万亩。农民算了一笔帐，1亩地种粮食收入640元左右，常年种蔬菜每亩收入2300元左右，一亩大棚收入在6000—8000元，1亩温室收入在1万元左右。1994年市区政府对温室大棚每亩补贴4万元，钢架大棚每亩补贴8000元，节水滴灌每亩补贴600元，当年建起100亩温室和钢架大棚；政府对新建温室每亩补贴5000元，钢架大棚每亩补贴元，新增了2.7万亩；政府又提高了补贴标准，温室每亩补贴6000元，钢架大棚每亩补贴3000元，当年新增1.4万亩；大兴区搞现代农业建设，到现在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初具规模，整整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且在发展设施农业也遇到好多困难和问题。我们后山地区发展设施农业，特别是搞中棚建设符合后山地区的实际首先改变了后山地区广种薄、十年九旱、无霜期短等自然条件的环境限制，通过人工改变作物的生长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而且是后山农业的发展方向，要积极稳妥的逐步推进。
（二）创新模式，灵活经营。设施农业的发展属现代农业的范畴，要在经营的模式上创新体制，灵活经营，一种是在政府统一规划和专业人员指导下实行统一种植，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总的要求是我们选择水源充沛，交通方便，农民积极性相对较高的乡镇去推行，规划中要做到集中连片，以便统一进行技术指导服务，实行规模化生产，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另一种经营方式，企业或个人可以租凭农民耕地，农民作为产业工人，可以在企业打工挣钱，农民即不承担风险，还可以挣钱，还能学到许多种植管理上的新东西，得到启发后，从现在“让”，变为将来的“我要干”，有利于设施农业的推广。
（三）认准目标扎实工作。设施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就是我们所说的用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农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北京市大兴区从1984年起步，现在发展到高效农业、休闲农业、 旅游观光农业，为我们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方向。我们从庞各庄到魏善庄参观的农业观光带可以看到，道路两旁一望无际的大棚，整齐的太阳能路灯、垂柳和花草相映衬，呈现出一派田园风光景色，真正体会到农业带来的风趣和快乐。实话讲庞各庄老宋瓜王和魏善庄的园设施和技术设备我们一时做不到，但他们的经营对我们思考是深刻的，在发展设施农业方面市县共建的机制值得借鉴。充分发挥市科技、科研院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作用，积极采用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不断增加我县中棚种植的科技含量和示范效益。
三、几点建议
__县作为呼市地区设施农业项目的示范点，责任重大，任务重大，结合参观北京大兴区介绍的做法，提出以下建议：
（一）搞好规划。各乡镇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编制短、中、长期的农业发展规划，包括农民教育等一系列规划，按照发展规划，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扎扎实实推进中棚的建设。
一、基本概况
（一）调查采取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方式进行，问卷分个人问卷和企业问卷两种。在全市各种经济类型单位中以1％的比例抽取1100家和5000名职工。另外还选取了100家个体工商户和200名女雇工。调查共发放企业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73份，有效率为89.4％；发放职工问卷52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4977份，有效率为95.7％。
（二）本次调查内容分为六个方面：女职工就业保障（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工会组织的建立）、一般女职工劳动保护（包括经期保护、避免从事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劳动、避免从事有毒有害劳动、健康检查）、孕期劳动保护产期劳动保护、哺乳期劳动保护和女职工卫生设施。这次调查的内容是1988年以来最全面的一次。
（三）经济类型构成
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女职工人数较为集中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司制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机关团体单位等。调查的1073家企业中，扣除没有法人代码的非个体经营户后，为895家单位。
被调查的1073家单位共有职工223991人，其中有女职1115245人，占51.5％。
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执行的基本情况
（一）76％以上的女职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也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基本保证。
从调查的企业卷来看，职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为180177人，占全部职工的80.4％，其中女职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为94902人，占全部女职工的82.4％，略高于全部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从个人问卷来看，4977名女工，已签劳动合同的占76.7％。
（二）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情况
在被调查的单位中，822家单位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占全部单位的76.6％，其中692家单位还在工会组织中建立了女工组织，占64.5％；在建立工会组织的822家单位中，有468家单位的工会组织代表女职工与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占56.9％；而且有449家单位还在集体合同中写进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占签订集体合同单位的95.9％。从本次调查的个人卷来看，女职工所在单位一般均有工会组织和女职工组织。
（三）对《女职工禁忌劳动规定》的执行情况
从调查的个人问卷的总体情况来看，各单位对《女职工禁忌劳动规定》的执行情况很好，90％以上的单位均遵守不安排女职工从事四级劳动、井下作业、有毒有害工作，以及一切不适合妇女经期承担的高空、低温、冷水和三级强劳工作。未安排不适合的劳动和四级体力劳动，占被调查人数的99.0％；未安排有毒有害工作的禁忌岗位工作的女职工占被调查人数的97.0％。
（四）对女职工的孕、产期保护情况
孕期保护是女职工特殊保护最重要的环节。为了母婴健康，大部分单位对怀孕7个月以上女职工及时调整适宜的工作，不安排其加班或从事夜班劳动。从总体上看，约有94.8％的怀孕女职工能够定期进行产前检查。被调查女职工产前检查计人劳动时间者占73.4％，在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工作的被调查女职工有80％的人产前检查列入劳动时间。
从对企业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单位能执行90天产假的规定。从不同的经济类型来看，在被调查的8种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中，集体经济企业、公司制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机关事业单位享受90天产假的产后女职工比例均在95％以上。
（五）女职工健康检查和妇科检查的情况
在被调查单位中，68.4％的企业能够定期对女职工进行健康检查，其中77.4％的单位能在1—2年检查一次，17.4％的单位能在2-3年检查一次，其余单位则要在3年以上才能检查一次。另外，能对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检查的单位有711家，占66.3％，其中1-2年能检查一次的占72.0％，2-3年能检查一次的占17.9％，其余单位则只能在3年以上的时间检查一次。
三、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建立和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存在明显差异
调查显示，建立和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 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工会的80.2％，未建立的74.0％）、是否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建立工会的74.32％，未建立的56.7％）、定期妇科检查（建立工会的73.7％，未建立的46.1％）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说明建立工会组织，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而是否建立工会组织又与单位的经济类型密切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比例是最低的，不足10％和20％，其次是私营企业。而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伤害的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单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讲，外商投资企业如果是跨国公司，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尊重所在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懂得合法经营。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中的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这是
造成工会组织不健全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些单位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不易管理，又缺乏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观念，也是原因之一。再有就是一些单位规模较小，变化较大，经常处于频繁的转产、重组或关闭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原因。
（二）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中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较大差异
调查显示，不同经济类型的单位在维护女职工劳动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
在将女职工劳动权益写进集体合同方面，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9％）、外商投资企业（4.8％）比重极低，私营企业也不高，最高的是国有经济单位；在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和妇科检查方面，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执行得最差，特别是定期妇科检查，这些单位的比重只有国有经济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一半以下。个体工商户对女职工的妇科检查和两年以内妇科常见病检查率不到50％；在妇科检查费用的报销方面，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报销比例最低，只有20％左右，外商投资企业不予报销。
（三）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缺乏
调查显示，在女职工卫生设施的保障上，各经济类型单位均不高。这主要与单位人员的规模有关。在被调查的全部单位中，有345家单位有女职工卫生设施，占32.2％，而在221家女职工大于100人的单位中，有72个单位有女职工卫生设施，占32.6％，在852家女职工小于100人的单位中，有273个单位有女职工卫生设施，占32.0％。虽然比重很接近，但是应该说，大于100人单位的问题更严重。因为根据1993年《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女职工在100人以上的单位，应逐步建立女职工卫生室……”，法规已经公布8年多了，被调查的女职工在100人以上的这些单位，仍然有三分之二没有执行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在一些企业女职工“四期”保护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1、在经期保护上，本次调查只设立了“经期是否从事高空、低温、冷水及三级以上体力劳动强度劳动的人数”，就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来看，总体上存在的问题并不严重，但差别最为明显的是在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之间，在国有经济、公司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比例分别是0.05％、0.04％、0.05％，而在外商投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这一比例高达6.9％和0.66％，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2、在孕期保护上，总体上约有94.8％的怀孕女职工能够定期进行产期检查，但在孕期检查费用的报销上问题比较突出。不同经济类型的单位，差别很大。国有经济单位孕期检查费100％报销，比重最高，私营企业的比重最低，而外商投资企业中是根本不存在全部报销的。在不予报销的单位中，以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最高，达到82.4％；从被调查女职工产前检查计人劳动时间的情况来看，尚有26.6％未计人劳动时间。公司制企业，港澳台商企业以及个体商业户工作的被调查女职工，产前检查计入劳动时间的比例更低，未算作劳动时间者占50％以上。
3、在产期保护上，突出问题是不同经济类型单位怀孕女职工在产假期间享受工资标准的情况上差别比较明显。主要在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只有24.2％的怀孕女职工能享受100％的原工资，而在外商投资企业，根本无此待遇；在这两类单位中，还有15—17％的怀孕女职工只能享受最低工资以下的待遇。
4、在哺乳期保护上，在全部调查单位中，三年内怀孕的女职工只有58.2％的人哺乳时间有保证，比例是相当低的。
（五）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要求和运用范围已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
主要表现在：经期、产期、哺乳期的工资标准及相关报销标准和当前工资制度不相适应，各单位难以准确执行。例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第四条“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这里的基本工资伸缩性很大，在企业自主确定工资的情况下，要给予新的、具体的说明。
（六）国有企业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的一些项目上不如其它类型的企业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国有企业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各方面一定比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做得好，但本次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在一些项目上不如其他类型的企业。国有企业在避免女职工接触有毒有害工作岗位方面、在女职工卫生设施的建设和卫生用品发放方面、在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方面、以及在产假工资100％发放方面等都出现一些问题。由此说明，有关部门也应当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四、建议
针对上述调查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监督和执行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涉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条款较多，主要集中在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犯京市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中。从这次调查情况看，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的情况比较普遍。
在《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直接涉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条款主要集中在第3—11条中，而调查显示，其中违反第4—10条的情况都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这说明我们的检查、监督力度不够。为此，建议各相关部门应建立一项定期联合检查、监督的制度。定期检查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的落实情况，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使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实现规范化管理。同时，要采取措施，让广大女职工参与到法律的监督执行中去，充分利用现有法律维护职工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尽快出台职工生育保险制度
目前，我市五大社会保险体系中的四项保险制度相继出台。为保障女职工的特殊权益不受侵犯，解决女职工孕、产、哺乳期内遇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建议北京市尽快出台生育保险制度。对女职工的生育价值实行社会补偿，将原来的生育“企业保险”变为“社会保险”。这样既体现新形势下政府对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又有利于女职工生育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同时对促进和保护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立法，修改和补充女职。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
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已经颁布实施14年了，“北京市的实施办法”也已经颁布实施了13年。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许多是原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涉及的。原有的女职工保护条款局限于对女职工的生理保护，而对社会保护未涉及到，这就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产充和完善。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北京市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有待从以下方面加以修改和补充：一是某些内容有待补充和细化；二是检查、监督要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对于违反者如何进行处理或处罚，及其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缺乏罚则，难以有效地制止违法行为，应补充具体的条款；四是对于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卓有成效的单位和主要领导者给予奖励。建议组织专门的人员进行研究、讨论，拿出补充、修改的详细方案，供有关部门参考。
（四）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加强工会组织建设
如前所述，在被调查的1073家单位中，有180家（16.8％）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它们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言人，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将很难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调查数据显示，建立和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在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对于建立工会组织的问题，一些经验可以借鉴。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针对高新技术企业人员流动率较高的特点，组织跨行业、单位的工会，由管委会直接管理。这个办法可以在工会组织比较薄弱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加以推广。有了跨行业、单位的工会组织，就可以在保护职工利益、特别是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发挥监督、检查、督促的作用。
（五）加强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
本次调查显示，职工对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的了解程度不高，在女职工中知道《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占46.8％，知道《劳动法》的占20.7％，知道《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占14.6％，知道《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占14.4％，知道《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的仅占8％。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对最为普及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了解也不到被调查者的半数。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北京市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北京市劳动保护监察条例》、《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等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企业法人和经营者的教育，不断提高其法律意识，增强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主动性，使企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更加规范化。同时，加强对女职工的宣传教育，使其学法、懂法，增强依法自我保护的能力。建议采取举办讲座、咨询服务、知识竞赛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谱及法律知识。
参考文献：
1、《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7月21日[82]国务院今第9号）；
2、《北京市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40号令）；
3《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1993年11月26日）（卫妇发[1993]第11号）；
4、《北京市劳动保护监察条例》（1987年9月25日）；
5、《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劳动部劳安字（1990）2号文件）；
志愿服务的北京范儿
被质疑志愿服务动机?肯定遇到过!曾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席的元方告诉记者，上大学时就有人质疑她是为了加学分，工作后参与志愿服务被人说是好出风头，但真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听到我的经历都会说，好赞!
让元方感到骄傲的时刻通常出现在假期回老家，留在家乡的同学听她说起志愿服务经历时会点赞，但觉得不是一路人。甚至有同学在听她说喜欢做公益时回了句你手真巧。他以为是做工艺品啊，这在北京绝不会发生，感觉志愿服务挺普及的，因为它代表着北京范儿!
元方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参与过志愿服务，她曾和大学宿舍同学利用寒暑假去西部支教，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成为鸟巢的一名志愿者，用微笑共同打造了北京名片。根据团北京市委对3.5万多名在京青年调研数据显示，在问及你最希望参加哪些活动时，选择志愿公益活动位于前列;在问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方面，选择同意的占79.8%;在问到是否认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时，选择同意的占76.7%。
调研分析认为，首都青年高度认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高度接受和认可志愿服务活动。这大概就是让黎肖乐觉得骄傲的北京范儿吧。
志愿服务遵从内心驱动
在很多对志愿服务持观望态度的人看来，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非易事。究其原因，有人认为做志愿者是有钱有权的人才做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针对北京青年志愿者的调研恰恰与以上结论相反。
非得是有权的人才能参与志愿服务吗?数据表明，工作职务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其中办事人员占26.9%，专业技术人员占22.3%，一线工作人员占18.8%，单位负责人仅有3.7%。
调查显示，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收入和职位不高。这与西方国家志愿者普遍有闲、有钱的情况有明显差异。
对于青年志愿者的非京籍青年所占比例，调研发现非京籍青年占34.1%。调研分析认为，志愿服务是外地青年融入北京、认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加强青年志愿者工作是推动社会融入、组织重构的有效途径。推动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融合，对于构建新型的青年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志愿者学历整体较高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志愿者王英姿细细梳理了一下自己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怀念青春时，绝对不能不提志愿服务。
真正参与志愿服务是在王英姿读大学时。去四川达州宣汉县支教，还成功举办了一台关爱留守儿童的晚会。大学里连续3年都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本科毕业后加入研究生支教团，重返宣汉支教。这些志愿服务经历被她形容为到了80岁想起依然会微笑的事。
不管你来这个学校之前是否了解志愿服务，一进大学，最大的社团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周围会有一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你也会受到感染啊。王英姿告诉记者，在她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志愿服务经历是每个同学的必修课。
志愿者的参与经历大多是从中学和大学本科阶段开始，课题组分析认为，学校阶段是培养志愿服务意识、发展注册志愿者队伍的关键时期。从另一角度也说明，针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的青年，志愿工作的力度和覆盖面还有待加强。
像王英姿这样读了研究生依然对志愿服务抱有热情的青年群体不在少数。在调研中发现，拥有本科(含双学位)学历的占56.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14.4%，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84.7%，青年志愿者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做志愿者不只是为点赞
调研组在问到参与的志愿服务涉及哪些领域时，全体受访者中有47%选择社区服务，有41%选择环境保护，39.1%选择大型赛会。调研组分析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领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多元化特点。社区、环保、大型赛会等三类志愿服务参与率较高，这与北京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在志愿服务培训形式方面，选择为所有岗位的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理念为主的通用培训的占32.9%，选择针对具体志愿服务岗位进行岗位培训的占30.8%。调研发现，由于培训力度直接影响志愿者服务效果，广大青年志愿者对培训的需求反映强烈，亟须掌握助老、助残等方面专业技能，进而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
北镇市位于辽宁省西部，历史文化璀璨，自然环境优异，是中华大地上民间祈福文化传统最为深厚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北镇市委员政府着力将以“歪脖老母”为中心的深厚的民间祈福和乡土崇拜传统，升华为以“祈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休闲产业，以“祈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休闲产业新格局，以“祈福圣地”为定位进行新型城市经营，打造“旅游祈福度假胜地”，突出综合资源特色，拓展外向型发展舞台，带动传统产业以及休闲地等新兴旅游关联产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沿医巫闾山纵贯全市的旅游产业聚集区以及“立足辽吉黑，拓展环渤海，辐射东北亚”的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格局。
一、北镇旅游业发展现状
医巫闾山风景区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风格独特，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6处，市县级100多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重点名胜风景区。近五年来，累计投资4亿元开发了大芦花、五佛洞、天仙观、灵山寺4个景区，完成建设项目200余个，相继完成多项新景区开发和老景区扩建工程。医巫闾山风景区晋升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医巫闾山和北镇庙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全面启动。2009年全市旅游直接收入实现1.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接待外来游客317万人次。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正在逐步成为北镇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新兴支柱产业。
二、北镇旅游业具有的独特优势
1.独特的区位优势
北镇市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辽西走廊的东北部，医巫闾山的东麓，东与省会城市沈阳相毗邻，西连英雄的城市锦州，南接素有北方鱼米之乡，拥有红海滩奇景的石油城盘锦，北通煤都阜新，沈山铁路、沟海铁路、京哈公路贯穿全境，京沈高速公路、秦沈高速公路沿境通过，是连接辽西和辽中的咽喉要地。是辽河平原的屏障，山海关外之要冲。最近新修通车的阜新到盘锦的高速公路由北镇城东穿城而过，使北镇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犹如为北镇旅游经济的发展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
2.祈福文化的独特吸引
北镇医巫闾山最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是其独特的镇山文化，而北镇镇山文化的本质又在于其内涵极为丰富、涉及各种信仰、遍布各个阶层、影响多个朝代、潜移默化多个民族并传承千年的中华祈福文化。祈福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福”字，具体表现为其千年传承、融合多种信仰的上至皇家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祈福文化特色。
三、存在的问题
1.统一宣传的体制还有待逐步完善
近几年来，我市对旅游业的投资超过2亿元，包括政府投入和私人资本投资。政府的投入主要是间接性的投入，包括修环山旅游路，广告宣传等间接性投入。而由于各个景区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十大景区当中，有四家景区属于民营性质的运作，各景区为了本景区的利益，宣传方式不同，宣传口号各异，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形象定位，造成了旅游市场对我市旅游业整体形象的感知度和认知度还比较模糊，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协调。
2.旅游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
北镇市旅游业国内客源市场结构主要局限于锦州、沈阳及辽宁省相邻的东北三省地区，旅游消费水平比较低，来我市旅游的客人人均消费水平也相应的低。不仅如此，在旅游消费结构方面，由于旅游目的单一，旅游路途短，形成以一日游为主的消费方式，来北镇的游客长途交通费占的比重小，游览及住宿的花费较少。这就清晰的反映出我市的游客市场的近域性特征，住宿、餐饮、购物的人均消费水平很低，形成不了高档次、大规模的旅游配套产业发展态势。根据国家的相关数据，全国旅游业人均消费支出为350元每人次，北镇目前还远不到这一标准。北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虽近几年来发展迅速，对地区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的带动作用已凸显，但进一步提升还有明显的局限性。在《北镇市旅游发展总体策划》中就指出这一问题：从北镇旅游的发展现状来看，尽管成绩显著，但是总体来看，北镇旅游仍处于旅游发展的初期，产业成熟度还较低，大旅游格局还未形成。
3.各旅游区项目特色不鲜明
来北镇游客有半数以上是到青岩寺祈福为主的，由于青岩寺景区的成功经营，产生了示范效应，其它景区有跟风模仿的趋势。休闲、疗养、购物等其他类型游客比重严重不足，资源优势没有被挖掘出来，特色品牌没有塑造出来，多元的旅游产品没有开发出来。这就薄露出目前我市多元化旅游产品和市场开发相对不足的现实。
4.旅游业同其他产业发展联系得还不够紧密
同旅游业发展发达的地区相比，北镇市的旅游业对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开发建设等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明显，产业关联度较低，如当地土特产品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水馅包子、青岩干红葡萄酒、北镇鸭梨的生产加工行业带动作用不足，对旅游工艺品销售的促进作用也不够明显，与旅游相关联的产业没有做大做强。
5.旅游市场经营秩序还需加强
在景区开发审批、农家院规范管理、旅游商品市场管理等方面，某些时候和个别领域做的还不够到位，还需要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加以规范，进一步加大旅游管理的工作力度。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1.加大政府主导力度，推进旅游业快速发展
旅游业关联度高，综合性强，需要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北镇旅游的发展现状来看，尽管成绩显著，但是总体来看，北镇的旅游仍然处于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产业成熟的大旅游格局尚未形成。同时，由于北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推动产业发展的市场力量还比较薄弱，这就需要北镇政府担负起推动旅游发展的重任，坚定不移的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实现北镇旅游的新一轮大发展。
2.强化组织和体制保障
组织和体制是基础保障。要成立北镇旅游发展的专项领导小组，并制定相应的工作程序；不断完善旅游管理体制，如建立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成立旅游文化局等；还要充分发挥旅游协会的作用，如旅行社协会、景区景点协会、乡村旅游协会等。
3.要切实加强旅游建设项目的审批和监管
北镇的历史古迹丰富，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县级150余处，除以开发和正在开发的风景区外，还有很多有开发价值的景区。按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产业开发审批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北镇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旅游景区建设项目评审和审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中关于项目审批的条款，北镇市政府对旅游开发项目、旅游公路两侧级及景区周边建设项目都做出了明确要求，未经例会审批就擅自建设的责任人和对违规建设行为制止不力的责任人，市监察局要严肃追究责任。旅游稽查大队要加大对景区建设项目的监督和巡查力度，发现未批先建、不按审批建设的项目，要勒令拆除，情节严重的，还要依法严肃处理。
4.要加强旅游行业的管理
鼓励并指导景区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基础设施、发展配套产业等措施，争创A级景区，对成功创建AAA级以上的景区给予奖励。各景区要制定对本地旅行社的优惠政策，鼓励并规范本地旅行社发展，发挥对接作用。加强对导游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导游水平，实现持证上岗。建设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导游专业队伍，打造成北镇旅游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
5.要加大对旅游业发展的鼓励扶持力度
调整对旅游业发展的奖励办法，实行单独下达任务、单独考核、单独表彰，奖金发放重点要向景区和开发建设单位倾斜，奖金主要由是财政列支。鼓励投资较大的景区开发项目和配套产业项目，鼓励采摘园的发展，鼓励创建省级农家院、创建A级景区和创建星级酒店。
作者简介 钱志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陆妍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1.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先后颁布了《小学德育纲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小学德育的重要内容。各地根据新时期、新时代的新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等，加强对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
文献分析发现，社会各界对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多是以教师的主观意愿为出发点，缺少对小学爱国教育的主体—小学生的调查和分析，忽略受教育者本身的主观情感因素。由于小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是在教育的影响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通过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不断矛盾统一的过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小学生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态度，对其未来的爱国主义行为有奠基作用。
对于小学生而言，外界教育在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形成上的影响是否会使得不同学生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还都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本研究通过自设信效度较高的问卷，抽样调查了北京市部分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现状，为如何更有效地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数据参考。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中年级开始，儿童能够比较独立、有根据而又明确地论证一些比较复杂的判断。”“小学儿童在四、五年级期间对道德准则的理解才可能达到初步本质概括的水平。”[1]由于六年级毕业班不便“打搅”、五年级有学业抽测不能“分心”，本研究抽样四年级小学生，若发现问题后，尚有两年的教育补救时间。考虑到研究的覆盖面和代表性，本研究选择性抽样了北京市的一所市级示范小学（A）、有延安红色传统教育的某小学（B）和某城区普通小学（C）三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调研。从每所学校的四年级分别随机抽取了两个班作为研究对象，共266人，共发放问卷266份，回收有效问卷248份，有效回收率93.2%。
2.2 研究工具信效度
在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政策性文件基础上，研究者总结出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态度包括活动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活动的内容、活动的评价、活动的效果等五方面。问卷共24小题，其中认知、形式、内容、效果各5题，评价4题，问题形式包括判断、填空、选择等。
2.2.1 信度分析
同质性信度：通过计算问卷的同质性信度来检验其信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5。
2.2.2 效度分析
研究采用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检验结构效度。从表1可以看出，本问卷的各维度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反映了问卷所要测查的内容。符合良好问卷结构的要求（维度与总测验的相关在0.30～0.80之间，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10～0.60之间）。
2.3 数据统计
调查数据运用EXCEL2003、SPSS17.0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被调查小学生的基本情况
以往研究显示，小学生的学业水平与外界环境存在很大的关系，就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其态度主要由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学校教育两个因素决定，同时其自身的性别和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态度产生了影响。所以本研究假设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态度与父母是否为党员、学校情况和学生性别三种因素相关。结果见表2。
3.2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态度的各维度情况分析
3.2.1 父母是否为党员的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的态度现状
从表3可以看出，在对父母党员数为影响因素的分析下，三所小学在五个维度的平均（总分2分）分都很接近，父母是否为党员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认知、形式、内容、效果、评价等五项维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学生的父母党员身份没有影响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态度，这也说明学生父母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尚未充分利用。
3.2.2 不同学校类型的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的态度现状
根据表4看出，三所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开展情况都不错，特别是在活动认知、活动形式、活动评价和活动效果方面锻炼和培养了学生，但是三所小学都需要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革，针对活动开展的效果也要进行监督和巩固。
表4还说明，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在活动的内容、形式和认知等三项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活动的效果和评价两个维度上存在极其显著性的差异；某示范校的总平均分在其中偏低，说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亟待加强。
3.2.3 不同性别的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的态度现状
从表5可以看出，小学中的男生和女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认知、形式、内容、评价和效果的态度现状差异不大，没有呈现出明显差异性。
3.3 学生最喜爱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形式调查结果
从图1可以看出，在给出的10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形式中，学生在选择上有一定的差别，各维度按选择人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夏令营、影视传播、故事会、主题班会、参观访问、专家讲座、课堂学科渗透、家庭教育、社区服务、专门教材。
夏令营、影视传播、故事会、主题班会等活动形式深受学生欢迎，说明小学生偏爱形式灵活、富有乐趣的活动。尽管专门教材、专家讲座、学科课堂渗透、参观访问等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但是学生的心理接纳率不高。
4.研究讨论与建议
4.1 北京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态度的现状
4.1.1 北京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态度的整体现状
本研究发现，北京小学生整体的爱国主义素养较高，三所小学四年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整体参与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以上，其态度也是积极端正的，学习效果较明显。
4.1.2 北京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态度的具体现状
三所小学四年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态度在父母是否为党员和自身性别上没有差异，只在学校类型中存在差异；学校类型的差异又着重体现在效果和评价方面；此研究结论与以往陈丽鸿和杨刚[2]的研究结果类似，其主张符合学校校情的具有实效性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和活动。但值得关注的是，红色传统教育校并未显著差异于其他学校，甚至红色传统教育校和市级示范校的某些方面得分还不如普通小学。
4.2 北京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2.1 父母是否为党员的因素分析
本研究表明这三所小学的四年级学生的父母党员身份和数量并没有影响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态度，这个结果与研究初期的假设有一定出入，看来父母在小学生的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投入精力不够，小学生主要通过学校途径获取和吸收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和能力。本研究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今后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要注意关注父母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潜在力量，充分调动父母的积极性，挖掘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资源。该结论与朱桂莲[3]的不谋而合，她提出爱国主义教育要重视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合力作用，共同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4.2.2 学校类型的因素分析
不同的学校类型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大，特别是在活动的效果和评价方面显示出了统计学上的极其显著差异，且传统校和示范校不如普通校，这应引起传统校的警觉、示范校的反思。
从多数学生更愿意参与灵活性强、趣味性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调查结果来看，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形式亟待创新，增加趣味性和灵活性强的春秋游、影视传播、故事会、主题班会等，让同学们产生较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缩短其心理预期。一些学者也都同样提出要充分尊重儿童，寓教于乐，利用多种形式和结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4.2.3 学生性别的因素分析
在测评过程中，对于小学四年级的男生女生，调查出的结果几乎一样，差别很细微，这个结果不仅表明我们的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对每个学生都是公平的，没有性别差异，还说明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情感萌芽时期，还没有出现分化现象，正是大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的关键时期。
5.结论
北京市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态度是良好的，作为学校德育核心问题的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值得关注和投入。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复杂的教育现象和艰巨的教育任务，离不开学校、父母和学生自身的相互作用，在关注党员父母、学校类型、学校活动和学生性别中，也许能寻找促使学校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途径和方法。
建议一，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到德育的首要内容和为人底线的高度，切实予以重视，以培养千千万万个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议二，学校充分利用家庭教育资源，引导家长从教孩子珍爱生命、热爱家庭入手，逐步过渡到热爱家乡、关爱社会、敬爱祖国的层面上来；建议三，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要多样化，尤其是增加一些小学生喜闻乐见的直观活动，如组织春游、秋游引导孩子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同时，学会关注家乡变化、感受祖国进步，增进爱国情感。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4-0089-21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社会生态的复苏，各种传统宗教在中国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复兴。其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与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最引人注目。而揆诸中国基督宗教之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影响基督宗教在中国之传播与发展态势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政教关系。然而，政教关系既是自变量，亦是因变量。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的大学生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与非宗教运动，就曾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政府对基督宗教的政策和举措，从而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而又长久的影响。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基督宗教快速发展的现代语境中，作为中国首善之地的北京市的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便因大学生与基督宗教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而颇具调查和研究之价值。这是因为，尽管学术界对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莫衷一是，似乎仍可假定，“稳定的态度、重要的态度、容易提取的态度、由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人们很确定的态度、在认知与情感上有很高一致性的态度，是最能预测行为的态度。”换言之，态度对行为的重要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有大学生对宗教的态度在中国的巨大示范性，决定了关注基督宗教在中国之发展态势的各方人士，不能不关注一下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的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们在2011年4月至6月间就此问题在北京市做了一次抽样调查。
我们此次调查的理论旨趣不只是检验贝格尔提出的去世俗化理论的第二个例外论（全球性的精英亚文化仍然是世俗化的），而更多地是为了通过对上述态度的调查回答以下问题：在中国这样非西方的语境中，人为造成的世俗化在社会管制较为宽松、社会生态快速复苏的情势下，在当今大学生群体里，是否已经遇到了限制其无限扩张的去世俗化势力？在无神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面对各种思潮和宗教的挑战的情势中，当宗教市场上出现求过于供的短缺经济态势或意义的稀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人生的意义为何”等终极问题之答案的大学生群体是否还会延续历史的成例（即对基督宗教冷漠、拒斥乃至仇恨），抑或转向其他态度选项（如宽容、被吸引、感兴趣乃至信仰）？大学生中基督徒的信仰状况如何？其中的信徒比例是否高于全国的平均比例？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群体的态度转向？这种转向预示着什么？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我们还想回答以下事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大学究竟只是社会结构及其心智结构再生产的机制，还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关键的参与者，从而逐渐变成知识与意义多元化的场域？
二、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北京市的13所高校，发放了2000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1876份，各个学校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数和设计问卷数如表1。
除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他各个学校的回收率都控制在90%以上，其中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样本数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现场核实的宿舍数进行了细微调整，故比例相差较大。
各个学校受访学生的年级与性别构成情况如下表：
各校受访学生的城乡来源情况如表3。可以看到，整体上而言，北京市高校学生主要来自城市，来自农村与乡镇的学生仅占三成左右。
受访学生的专业分布情况如表4，理工科、法律、经济、管理学学生合起来占高校大学生的多数。
三、北京市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状况
本调查中我们试图通过了解大学生们对超自然力量、灵魂的有无、算命、风水、占卜、星座、命运等的认知，以及对自己生活和学习压力的感知、对未来就业及生活前景是否担忧、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情况、对个人能否把握自己命运的认知、是否经常思索人生意义等问题，以期了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现状。并借以探究，面对处于求过于供的短缺经济态势的宗教市场，寻求“人生的意义为何”等终极问题的大学生选择何种精神或灵性生活，基督宗教是否以及如何成为部分大学生感兴趣乃至信仰的对象。
首先来看北京市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状况。
1.生活满意度与命运控制度
生活满意度是反映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程度的重要指标，生活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个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反应，可能影响到个体向宗教寻求满足的动力与倾向。问卷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命运控制度的整体分布类似，60%的人生活满意度及命运控制度都在7分及以上，表示生活不太满意或者命运控制度很低（低于4分）的人都在5%以内。生活满意度与命运控制度两者之间的相关度一般（R=0.3733），不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两者的相关程度变化较少，这说明生活满意度确实与个体对于自身命运和生活的控制度有一定关系。
综合性的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习成绩排名较好、家庭和睦、在学校朋友较多的学生生活满意度较高。相反，当前生活和学习压力较大的学生生活的满意度较低。与此同时，在对自身命运的控制度上，成绩越好、朋友越多、对人生意义思考较频繁，或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较大功效的学生感觉对命运的控制度较高；感到生活和学习压力较大而相信命运的人自我感觉对于命运的控制度较低。
2.压力感与人际支持
在压力感与意义感方面，四成学生感觉到因生活、学习、未来发展、社会位置而有着较大压力或困惑，三成学生对自己活着的意义表示迷茫。不过，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朋友情况来看，多数大学生都有较多的朋友，仅有小部分人认为自己在学校没有几个好朋友、人际关系状况很糟糕或者必须依靠虚拟的网络交往来给自己支持。
综合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较为贫困、缺少朋友、因为学习之外的原因获得过奖励、经常思考人生意义与目的的学生感到学习与生活压力较大，而家庭和睦、成绩较好的学生压力感较小。
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与价值观定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对人生进行定位和反思的重要时期。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大学生对于人生意义及目标的思考非常频繁。四成人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仅有不到5%的人极少思考这些问题。综合分析表明，相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理工科及社会科学的学生对人生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不那么频繁。此外，成绩较好、生活满意度较高、入党或者相信基督宗教、感觉到生活压力较大的学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人生意义的反思更为频繁。
3.抗压支持的精神来源
面对挫折、压力和疑问，大学生能够求助的资源主要有哪些呢？问卷结果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很少成为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化解意义危机的资源。从大家的回答选项来看，即便实际上所用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上所学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大学生也不会将功劳记在这些课程上。在针对“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我有帮助”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也只有16.4%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或非常赞成。从表8可以看到，将近2/3的人在遇到挫折时会选择非的人生哲学以及科学世界观，还有10%左右的学生选择宗教，宗教比思想政治课上学到的知识更受青睐。当前，思想政治课是高校学生的必修课，并且所占学时不少，学生对这一课程的收获评价不高，容易造成各种心理和意义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市场短缺”局面，可能为其他思想与意义体系（如宗教思想）在学生中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4.周边的宗教氛围与宗教供给
在上述意义供给市场状况下，大学校园的宗教氛围与供给情况如何呢？问卷结果显示，9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周边存在宗教信徒，其中半数大学生报告他们身边有基督徒（含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并且半数以上在校园遇到过基督徒对其进行传教（C6题复测百分比为46.2%）。相比于其他宗教，基督宗教在传教方面最为积极。此外，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宿舍中至少有1个基督徒。这意味着北京市高校的宗教可及性，特别是基督宗教的可及性是非常高的。
从家庭的宗教氛围或环境来看，大学生的父母中有明确的的比较少，其中信佛教的最多，且母亲信佛的比例是父亲信佛的比例的将近两倍。而在基督宗教环境方面，母亲信新教的比例将近3%，相当于父亲信仰新教的两倍。有意思的是，七八成大学生倾向于认为父母“不信”任何，这可能与大学生关于“信”某种宗教的定义有很大关系，值得继续研究。在大学生看来，信某种宗教可能不仅指心理上的相信，还包括一系列的宗教行为与实践。
5.对超自然现象的相信与认同
首先，我们来看大学生对于超自然现象的主观认同情况。从下表可以看到，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存在着超自然的力量、人有灵魂。但是明确相信算命、风水等预测命运的具体术数，以及认同星座、血型、命运决定论的人在15%以下；三成到四成的大学生面对这些与超自然及命运相关的表述无法做出明确的赞同和否定，处于模棱两可的状况。
6.敬拜神灵与供奉宗教物品
在宗教实践方面，问卷结果分析表明，有72.4%的大学生过去一年中在某些场合敬拜过神灵。从敬拜神灵的场所区分来看，51%的大学生在宗教场所敬拜过神灵，45.5%是在墓地或祠堂，24.7%的大学生在家里敬拜过神灵。而在收藏或供奉宗教物品方面，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拥有某些宗教物件，如超过23%的大学生有佛教塑像如观音菩萨像，而拥有基督宗教物品的学生也达到将近10%，这一比例仅小于佛教塑像及像的普遍性。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大学生是否敬拜神灵或者拥有宗教信物呢？我们考察了几组变量的影响。从表13中可以看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背景下，女生敬拜过神灵的比例更高，男生敬拜神灵的发生比只及女生中敬拜神灵的发生比的2/3左右。
另外，越是相信一切是由命运安排的学生拜神及拥有宗教信物的比例越高，拜神正是希望神灵能够保佑自己；而月消费水平越高的学生过去一年拜过神的比例及拥有宗教信物的比例越高。因为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是在宗教场所拜神的，而随着市场化的渗透，宗教场所往往与旅游、商业化有着一定的关系。月消费水平较高的学生更有可能到过这些宗教场所、购买过宗教物件。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当前学习和生活感到压力较大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过去一年中拜过神，但不一定更多地拥有宗教信物；父母中有基督徒的学生更有可能拥有宗教信物，但不见得更有可能参加过拜神（系数不显著）；农村的学生更有可能敬拜过神灵，但在拥有宗教信物方面与城市的学生差异不大（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城市、乡镇、农村分别取值5至1）；被基督徒传过教的及感觉自己对命运控制度较高的人拥有宗教信物的可能性更小。
四、北京市大学生的基督信仰与实践
在简单描述北京市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之后，这一节我们将主要描述和探索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及基督徒的宗教实践。首先，我们来看受访的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情况，有多大比例的学生相信基督宗教，有多少加入了基督宗教，他们的信仰实践情况如何。
1.对宗教的多元认同与兴趣
我国奉行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的政策，而学校中灌输的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那么长期身处校园的大学生对于世界几大宗教的信仰情况如何呢？从表14可以看到，受访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学生比较相信或相信这些宗教。在科学世界观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语境中，大学生群体中仍然有如此大比例的学生对各类宗教表示相信，这说明宗教对部分大学生确有其吸引力。从表14同样可以看到，相对于新教、天主教，大学生中对佛教、儒教和道教等中国宗教表示相信的更多。其中明确报告信佛教的占7%，明显高于上海松江大学城的信佛学生比率（4.55%），但略低于2006年的全国平均水平（7.4%），与2008年的全国平均水平相同，略高于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5.7%）；信仰新教的占2.9%，明显低于上海松江大学城信仰新教的学生比率（4.89%），但高于2006、2008、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8%、2.1%、2.0%）；信仰天主教的占1%，略高于上海松江大学城信仰天主教的学生比率（0.61%），明显高于2006、2008、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0.3%、0.1%、0.2%）；信仰伊斯兰教的占2.1%，明显高于上海松江大学城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比率（0.79%），高于2006、2008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2%和0.7%），但低于201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2.4%）。
不过，受访大学生多数为杂糅性信仰者，有的受访者甚至什么宗教都比较相信。从表15可以看到，对宗教有所相信的受访大学生中，佛、道、儒等宗教是普遍被信仰的，单独相信佛教、道教、儒教中某一种的合计占15.5%，还有15%的学生佛道儒兼修。单纯相信新教的学生约占2.5%左右，这些大学生中表示参加过入教仪式的有21人，占全部受访学生的1.12%。其他对新教有所相信的学生，对佛道儒甚至其他宗教也有所相信，合计比例占到了15.4%（7.1%+7.7%+0.6%）。
在上述杂糅性信仰占主导的情况下，如果让非教徒大学生们选出自己最感兴趣的某个宗教，可以看到，对基督宗教表示感兴趣的学生的比例比较高，达到17.9%，仅仅低于佛教（32%）而高于道教（9.9%）、儒教（8%）等其他宗教。如果加上对各种宗教都感兴趣的学生，这一比例还会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宗教在高校传播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将近1/4非教徒学生对之非常感兴趣。与此形成印证的是，有将近两成的人表示如果机缘合适，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有25%的人表示自己并非绝对不会信仰基督宗教。
那么，哪些学生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或感兴趣呢？对此我们进行了综合的分析，除在多元logit模型中纳入了学校、年级、性别等控制变量外，还考虑了受访者本身的意义需求以及周边的基督宗教环境与社会支持状况。从表17的模型可以看到，女生中相信基督宗教的更多，并且15岁以前居住的城市越大，越有可能相信基督宗教。除此之外，在控制变量中，受访者自身的成绩与家庭的经济地位水平与其是否相信基督宗教没有显著的相关。
从个体的意义需求来看，个体对于人生的意义反思越频繁越有可能相信基督宗教；越感觉自己对于命运有把握，相信基督宗教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与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对生活不满意不一定信仰基督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也不一定生活满意度高，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而从周边的基督宗教氛围来看，父母、亲朋中有基督徒的学生更有可能相信基督宗教。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周围基督宗教文化和实践的耳濡目染可能使一个人更倾向于相信基督宗教；另一方面，一个人相信基督宗教则更有可能与基督徒走到一起（尤其是那些可以选择的后天朋友）。有意思的是，受访大学生中将近半数被基督徒传过教，但是这种传教行为似乎对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相信程度没有正面影响。在受访样本中甚至表现为被传过教的学生反而更不相信基督宗教（当然，由于统计检验不显著，无法将这一结论推论到总体中）。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被理解为传教者在大学生中进行传教时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与甄别度，或者其传教的方式不具备亲和力或吸引力，被传教的对象并不具有明显的相信基督宗教的倾向。
从个体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来看，大学里朋友的多少与是否相信基督宗教没有关系，没有朋友的人不一定更容易相信基督宗教。家庭不和睦的学生中也并非有更多人相信基督宗教。不过基督宗教确实与哲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科学世界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遇到困难主要求助于哲学和科学世界观，或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自己比较有用的学生相信基督宗教的更少。反过来说，主观宣称自己相信基督宗教的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或者相信哲学或科学世界观的更少。
在是否对基督宗教感兴趣的模型中，各个自变量的影响类似，周边基督宗教环境以及社会支持状况的影响仍然明显。但意义需求变量的作用有所减弱，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频率、命运控制度等变量的作用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生和女生对于基督宗教的兴趣并无显著差异，尽管女生更有可能信基督宗教。
总体上而言，城市学生、女生对于基督宗教有着较好的想象和向往，周围有基督徒的人更有可能认同或对基督宗教感兴趣，越相信哲学、科学世界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对基督宗教越排斥。
2.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单纯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的学生不多，但对基督宗教有所相信或对基督宗教表示最感兴趣的学生的比例并不低。上述表态仅仅是随意的宣称还是有着实际的认知与行动基础呢？下面我们将从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知识与行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一方面请其自我评估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之后，通过有关基督宗教历史、教义与中国基督宗教现状的问题测试其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
首先，从主观的评定来看，受访大学生普遍（近80%）表示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甚少；不过与此同时，六成左右的大学生表示有兴趣了解基督宗教的知识（尤其是《圣经》的知识）。最后，非常了解基督宗教但反感基督宗教的人仅占3%左右。
除了让受访者自己评估自身的基督宗教知识外，我们还设置了4道题目来测量受访者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知识缺乏，表现为83%的人不知道耶稣在世上活了多少年，70%的学生不明确知道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54%的大学生不确切知道利玛窦为何人；仅仅有8.7%的大学生能够全部正确回答上述三个关于基督宗教的知识性问题。
大学生们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和认知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呢？通过分析受访学生对于“耶稣在世上活了多少年”、“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与“利玛窦是什么人”三道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多元logit模型。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的知识点的影响因素不同。首先来看共同点，控制基本变量后，基督宗教的知识多少主要受性别，是否被基督徒传过教，对于哲学和科学世界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与评价，以及对他人介绍、阅读书籍和聆听课程等传播途径的使用或利用等变量的影响。男生对于基督宗教知识的回答正确率高于女生，被基督徒传过教的学生回答正确率更高，对哲学、科学世界观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评价越高的学生回答的正确率越低，有他人介绍或自己阅读书籍、聆听课程的学生对基督宗教的知识的把握情况更好。这些变量对于三个知识题的正确回答都有显著的影响。
从各模型中有着显著影响的系数的差异来看，成绩好坏对认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于认识耶稣和利玛窦没有显著影响；对人生意义的反思频率有利于掌握后两种知识，但对于知道耶稣活了多少年似乎没有明显影响；党员中知道耶稣活了多少年的更少，而相信基督宗教的人知道这一点的更多；此外，不同的信息获取渠道对关于基督宗教的不同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大众文化和网络了解基督宗教的学生能够识别出利玛窦身份的比例更高，而这并不能显著提高他们对于耶稣在世的年数及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的了解；最后，对于基督宗教的相信与兴趣同对于基督宗教知识的了解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这并不能明显改善学生对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的认识，而且相信基督宗教的学生并非更有可能知道利玛窦，而对基督宗教感兴趣的人也并不见得更清楚耶稣在世上活了多少年。
3.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
那么，大学生主要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基督宗教呢？调查显示，六成大学生表示外来大众文化是其了解基督宗教的重要途径之一；其次是阅读相关书籍，40%的大学生表示这是他们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他主要的途径还包括网络、师友的介绍、基督徒的传授以及家人的介绍等等。有11%的大学生表示他们的外籍教师曾向他们介绍基督宗教相关知识（另外，将近1/4的大学生没有接触过外教）。有将近半数的学生在校园遇到过基督徒传教，其中2/3表示无所谓，1/4表示反感，表示喜欢的只有4%。因此，当基督徒真正接近时，大学生的态度不算积极。
4.基督宗教聚会活动的参与
前面的分析表明，基督宗教在校园的传教活动比较频繁，可及性较高，那么大学生是否实际参与到基督宗教的宗教活动如基督徒的聚会中去呢？问卷结果显示，9.7%的学生表示过去一年中参加过基督教堂或教徒组织的聚会，这些参加过的人中，超过一半（54%）参与次数在2次及以上。
那么，什么特征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呢？除了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外，从上面的多元回归模型也可以看到，周边基督宗教环境越浓厚的学生最近一年来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更高。例如父母中有基督徒的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发生比是那些父母都不是基督徒的学生的4.8（=exp（1.566））倍左右。从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到，校园的传教活动并非没有用处，被基督徒传过教的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更大，其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发生比是那些未被传过教的学生的1.57（=exp（0.451））倍左右。除了周边的基督宗教环境外，个体的意义需求及周边的社会及意义支持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生活满意度高、相信命运的学生更有可能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而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己较有用处的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要小一些。此外，有意思的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访学生中党员参加基督宗教聚会的可能性更高，只是在统计上不显著，暂时无法推论到全体北京市大学生。党员学生对于基督宗教聚会的参与动机和目的值得研究。
因此，总体上而言，在北京市大学生中，确实有一部分学生对基督宗教有着一定的兴趣，甚至愿意成为基督徒、参与基督宗教的聚会活动；但是多数学生要么没有明确的，要么信仰非常繁杂多元，他们对于基督宗教知识并不了解，面对基督徒的传教采取元所谓甚至抵制的态度。只有那些对人生意义的反思比较频繁、周边基督宗教氛围比较浓厚、觉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没那么有用或较少求助于哲学与科学世界观、比较相信命运的人才更容易对基督宗教感兴趣，或更有可能参与基督宗教聚会。
五、基督徒的信仰实践
这一节我们将专门分析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的大学生在宗教实践方面的情况，包括教龄、宗教活动参与、宗教体验、对于教会及宗教活动的评价等等。
1.教龄与入教
本次调查我们访问到52名自认的基督徒，约占全部1876名受访者的2.78%。这些自认的基督徒中36人是新教徒，占基督徒的69%左右，12人是天主教徒（约占23%），有1人是东正教徒。这些基督徒中仅有30%受洗，其余并没有参加入教仪式。受洗基督徒中女生的比例是男生的3倍。这些基督徒中教龄在3年及以下的占37%，教龄4～8年的占29%，教龄9年及以上的占33%。
根据大学生受洗年限及家庭宗教背景可以大致估计出大学生基督徒中先赋基督徒与自致基督徒的比例。从入教时间来看，这些基督徒有一半是在16岁以前人的教，父母中有人是基督徒的学生中有1/3宣称自己也是基督徒，而且36%的基督徒认为自己走上信仰的道路受父母的影响最大，42%的基督徒表示父母支持和赞同自己的信仰，父母反对的和还不知道自己的信仰的占20%左右。由此可见，家庭的基督宗教传统对于个体有着重大的影响，是基督宗教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
如果根据人教的年限与目前所在的年级来推测，将近45%的基督徒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后才加入的基督宗教。同龄群体也是基督宗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将近1/4的基督徒表示自己走上信仰之路受朋友和同学的影响最大，而30%的基督徒表示自己有使人归信的经历。
2.教会的选择
教会组织是基督徒维系其信仰的可信性之结构基础，随着新教的发展，教会组织的构成也趋于多元化。从教会选择来看，基督徒的教会忠诚度并不高，52个基督徒中，38%表示固定参加1个教会，30%表示没有固定的团契，有17%左右同时参加2～3个教会组织的活动。
从参加的教会的类型来看，基督徒更喜欢家庭教会。全部基督徒中有1/4参加的是三自教会，半数参加的是家庭教会，其中参加未登记过的家庭教会的占40%左右。具体从新教徒来看，参加三自教会的比例将近30%，参加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比例超过三自教会，达到了44%。还有部分基督徒三种教会都参加。
问卷分析表明，参加非三自教会的教徒之所以不参加三自教会，主要是因为三自教会太远或者不知道三自教会在什么地方（分别有超过两成的此类基督徒如此认为）。不认同三自教会理念或者认为三自教会人太多无法充分互动的分别占那些不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的15%左右。相对于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更受欢迎，新教徒中有75%以上表示比较喜欢或非常喜欢家庭教会。参加家庭教会的教徒表示，他们参加的教会38%是由三自教会的神职人员领导的，分别有超过23%和28%的大学生教徒表示他们的教会是由外籍人士或非三自教会的神职人员领导的。这些参加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有七成表示喜欢教会生活中的赞美诗与圣乐，有38%表示喜欢团契带来的归属感，另外有27%表示喜欢教会神职人员的讲道。不过，参加家庭团契的基督徒中也有27%表示教会生活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人生意义的疑问得不到解决；此外有22%的人表示教会对于个人生活的干预太多，另有22%的人认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张。
3.宗教活动参与
宗教活动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反映出教徒的虔诚程度，同时也使得具有了实际的社会表现，成为宗教组织及社会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基督宗教有着不同的宗教活动形式，查经、祷告是最为日常的活动，除此之外，退休会与福音营也是重要的活动形式。问卷结果表明，86%的基督徒都参加过祷告活动，新教徒参加祷告活动的比例更高，并且有超过半数的新教徒参加过查经活动。
从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来看，40%的基督徒每天都会读经或祷告（或者经常读经或祷告），另外，大约有1/3的基督徒只有在遇到困难时才读经和祷告或者很少读经、祷告。这说明基督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虔诚的，坚持每天读经和祷告，同时也有一部分表现得不那么虔诚。
从聚会的频率来看，超过半数的基督徒每月的聚会次数少于4次，也即1周少于1次，每周聚会至少1次的基督徒占1/3左右。可见基督徒聚会的频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奉献是教徒表达崇敬和感恩的重要方式，也是基督宗教及其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教徒的奉献行为表现如何呢？问卷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基督徒几乎没有给教会捐过献金，不过也有超过10%的教徒每月的奉献额度超过300元。从这一点来看，有部分教徒是相当虔诚和感恩的。这为教会组织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有利于教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及小城市出来的基督徒有过奉献的比例更高。
除了捐钱外，贡献自己的时间做同工或者参加教会的活动也是支持教会发展、表达虔诚的重要方式。分析表明，1/3的基督徒除了礼拜外，每周还能在教会侍奉2小时以上，新教徒中这一比例达到了27%。有少数教徒，一周有超过6个小时在教会。这些人可能就是基督宗教中的“铁杆”骨干，为基督宗教活动的开展与发展提供了支持。分析表明，一些教龄特别长的人及刚刚入教不久的人每周奉献的时间比教龄居中的人更多。
除了上述活动外，向他人表明自己的信仰、宣传基督宗教、使人归信也是反映基督徒程度、促进基督宗教发展的重要方式。分析表明，问卷调查的基督徒中有86%的新教徒愿意向人表明自己的，75%的天主教徒有这样的意愿。而且，那些对于人生意义思考越为频繁的教徒越愿意将自己的信仰告诉他人。另外，有5名教徒（约占10%）有到外校或外地宣教的经历，有30%左右的基督徒使人归信过。对比分析表明，受洗过的基督徒在传教方面更为积极，有过使人归信经历的更多。
4.宗教虔诚
上面我们从入教、教会的选择以及教会活动的参与等方面对基督徒的信仰实践进行了描述，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督徒信仰的虔诚度。基督徒自身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虔诚程度的呢？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基督徒是否遇到过如果坚持信仰就会失去人生机会的情况，面对这样的抉择问题教徒会如何选择。此外，我们还询问了基督徒会在多大程度上将信仰应用到生活当中。我们试图以此来进一步衡量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信仰的虔诚度。
调查结果分析发现，有7名基督徒（含6个新教徒）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如果坚持信仰就会失去人生机会的情况。6名新教徒中有4人坚持了信仰，有2人暂时屈从现实，并祷告求主饶恕。也就是说，面对现实的抉择，多数基督徒坚持了自己的信仰。那么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信仰的应用情况如何呢？分析发现，60%的基督徒表示他们将信仰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的程度达到70%及以上；而且这种应用程度似乎与基督徒自身的特征没有明显的关系。
六、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信仰与实践活动。这一节我们将从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评价，如何认识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基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基督宗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关系、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系，对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观估计，如何认识基督宗教发展的原因等7个方面来测量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此外，我们还试图探究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了解程度、本人的宗教背景、家庭的宗教背景等因素是否与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态度相关、有何种相关。
1.对基督宗教的总体看法
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的总的态度如何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测量，一是基督宗教本身的好坏，另一个是个人对基督宗教的喜好程度。从下表可以看到，多数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态度中等偏上（30%认为不好不坏，40%打分在6～7分），态度极端的大学生非常少。不到10%的学生打分在极端状态，其中认为基督宗教很好（打分在9～10分）的占7.8%。
从表31中右边两列数据可以看到，北京市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喜好程度不如对基督宗教本身好坏的评价情况，2/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对于基督宗教无所谓强烈喜好（打分4～6分），对基督宗教喜好在8～10分的学生约占10%左右，表示比较厌恶、打分在1～3分的也在10%左右。
那么，什么样的人对于基督宗教本身好坏的评价更高呢？综合分析表明，城市学生或父母及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学生对基督宗教的评价相对较高，而党员、朋友较少的人，或认为哲学、科学世界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己有帮助的学生认为基督宗教比较坏的更多。
同样，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市学生、父母与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或相信命运的人更喜欢基督宗教；而成绩较好、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己较有帮助的人喜欢基督宗教的比较少。
总体而言，在对于基督宗教的评价与喜好上，家庭经济水平、和睦度、目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都没有显著的作用。
2.基督宗教与中国的关系
基督宗教作为代表西方文化的外来宗教，在北京市大学生心目中与中国及东西方文化、科学、民主等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从表33的结果可以看到，多数大学生不同意“基督宗教是与中国社会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的说法（2/3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赞同这种说法），1/3的人甚至认为“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相对于“基督宗教是格格不入的‘洋教”’的观点，大学生中赞同“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的比例高很多。不过，极端赞成或反对上述观点的人只占少部分。整体而言，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整体上是正面的，且有部分坚定的拥护者，不过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基督宗教是外来的，甚至是海外对华渗透的工具。
那么，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受何种因素影响呢？我们首先想到了受访者是否为宗教徒对此的影响。单变量的回归显示，自认为是基督徒的大学生更不认同“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这一说法。控制了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和相信后，是否为基督徒尽管还有正向的影响，但在统计上已经不再显著。也就是说，是否为基督徒，实质性的影响在于他们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与认同。控制这些特征之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上并无显著差异。而且在控制了周边的宗教环境（亲朋好友、父母中有基督徒）、性别、民族、党员身份、经济水平之后，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与相信与否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的影响仍然显著。在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相信基督宗教的人反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这一观点的发生比（0dd ratios）是不相信基督宗教的人的1.76倍。
模型结果表明，控制变量中的亲朋好友中是否有基督徒、性别和民族属性，也会影响到受访者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大学生以及汉族大学生较多的认同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容性。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容的发生比仅为女性大学生的2/3，也就是说，女生更有可能接受基督宗教文化。
如果以D4题（中国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所得的模型结果与表34类似。在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是否为基督徒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认识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始终显著的变量是对于基督宗教知识的了解程度及是否相信基督宗教。三道有关基督宗教知识的测试题全对的受访者或者对基督宗教表示相信的受访者有更大比例会认为基督宗教已经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大学生也更容易认同这一观点。
在基督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只有极为少数的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是迷信，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比中国更为发达同时基督宗教更为普遍这一事实影响的缘故。多变量模型分析显示，男性仍然比女性更难破除这一观念；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和认同有利于破除此种观念；此外，身边亲友中有基督徒同样有利于破除这一观念。
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仅仅有2.5%的学生明确赞同“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有77%以上的大学生明确反对这一观点，有16%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绝对不赞成上述观点。也就是说，多数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更“和谐”的关系。综合分析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男女生对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认识有所差异，女生的认识更为宽容，而男生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除此性别变量外，对于基督宗教本身的认识与态度、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等变量有利于受访者看到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正面关系。
对于基督宗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及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有将近10%的人对基督宗教的壮大对于国家稳定的影响存在顾虑。多数人并不确认基督宗教对中国民主进程有确定的促进或阻止作用，认为基督宗教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学生仅占17.2%左右。在这一问题上，大学生的态度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呢？综合性的多元分析表明，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相信、喜欢程度显著地影响着受访者的回答。更了解基督宗教、相信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宗教本身较好、更喜欢基督宗教的人更不会赞成“基督宗教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这一观点。
3.希望基督徒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
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是政府相关部门及基督宗教团体特别关注的问题，它可以测量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方向。基督徒的比例越高，说明改革开放后基督宗教的发展越迅速，满足了更多人民群众的宗教需要；在基督宗教团体看来需要大力保护和发展，在政府看来则应该注意恰当引导和管理。那么，北京市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多大比较合适呢？调查结果显示，半数大学生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比例在3%以下，2/3希望在10%以下，有另外1/4表示并不关心这一比例，无论多大比例都无所谓。只有不到1%的学生认为全民信教比较好。因此，整体上而言，北京市大学生似乎并不愿意基督宗教在中国大规模发展，使中国变成基督宗教国家，仅有少数学生支持全面基督宗教化。
前面的分析表明，实际上基督徒占北京市大学生的比例并不算高。例如单纯相信基督宗教的学生占受访学生的2.5%左右，认定自己属于基督徒的占2.78%左右，参加过入教仪式的更少，占受访学生的1.3%左右。表示自己宿舍有基督徒的受访者占7%左右，如果平均每个宿舍有3～4个人，则高校住宿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也会超过3%。还有，表示自己的父母中至少有1人是基督徒的学生占受访学生的比例也仅为3.3%；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宗教组织的聚会的学生也仅占9.7%。放宽一点，仅相信基督宗教加上相信基督宗教同时还相信其他宗教的学生占18.3%左右；表示机缘合适愿意做基督徒的学生占20%左右，而表示自己并非绝不可能信仰基督宗教的学生占25%左右。相对于当前高校中比较普遍的传教活动和较高的基督宗教可及性，高校现有的基督徒比例并不太高，但考虑到学生对基督宗教的兴趣与倾向以及高校的思想及宗教供给情况，基督宗教似乎还有增长的可能。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面对基督徒的传教，大学生的回应积极性并不太高，被传过教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是国外势力渗透的工具，加上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因质量的改善而更具吸引力，相信基督宗教在大学生中的增长会受到强有力的限制。
4.基督宗教发展的原因
基督宗教的传教和聚会活动正在逐步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频繁的传教活动使学生及老师主观上感受到了基督宗教的“蓬勃发展”。那么，在北京市大学生看来，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主要将基督宗教的发展归结为：社会转型发展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焦虑所呈现的客观环境、基督宗教的吸引力以及国外渗透和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下降、基层控制不力、人民愚昧落后等也有一定的影响，但重要性不大。
而且综合分析表明，女生、因成绩或其他原因获得过奖励的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自己较有作用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的发展是国外渗透的结果，而其他宗教环境、个体的意义需求以及周边的社会支持环境变量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亲朋中有基督徒或者被基督徒传过教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空虚与焦虑造成的。
上述认识与学者们关于转型时期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原因和背景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当前的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激烈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在如此巨变的社会环境中重建稳固的精神与价值体系、保持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安宁，是很多个体都在努力寻求的。在正统的思想政治课堂逐渐被大学生所厌倦的大学校园中，各种亚文化逐渐发展和兴起，宗教文化和活动也有发展之势，其中又以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最为普遍和频繁。这让学者和学生都“警觉”起来，在反思当前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基督宗教及其发展。
七、宗教发展政策建议
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将探究大学生对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具体建议的认可程度及其对基督宗教发展的政策建议，探究宗教自由观念在大学生中的影响程度及大学生对既有的多种政教关系类型（如国教、神权政治、政教合一、政教分离）的认知与主观选择。大学生是未来国家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国家与社会教育的产物。摸清大学生对中国基督宗教未来发展的态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影响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态度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未来的互动则更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水平也得到提高。宗教作为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事物在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何应对这种发展是摆在政府以及全体民众面前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将近四成的北京市大学生认为最终应该让各种宗教自由竞争，反对对基督宗教的发展进行遏制或控制，认为可以借鉴港台地区让宗教自由竞争的经验，或者先扶持中国传统宗教然后让各个宗教自由竞争。与此同时，有1/5～1/4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对基督宗教保持警惕和控制，反对实行宗教自由竞争政策。此外，还有将近1/3的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持比较模棱两可的中间态度。
综合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党员及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自己较有作用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需要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保持警惕，并严格控制和遏制，不主张选择宗教自由竞争政策；而城市长大的大学生以及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的大学生则主张宗教自由政策，不希望对基督宗教保持警惕和控制。此外，意义需求较大（表现为压力较大、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频率较高）的学生一方面支持宗教自由发展，同时倾向于主张在放松对基督宗教控制的同时扶持本土宗教发展。总起来说，是否同意给予基督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受学生的政治及文化倾向的影响。那些认为基督宗教是海外对华渗透工具、基督宗教发展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学生更倾向于支持限制基督宗教的发展；而那些认为基督宗教发展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学生更倾向于反对遏制基督宗教的发展。
那么对于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到底是如何认识的呢？从表39可以看到，半数以上学生主张政教互不干涉，另外有超过1/3的学生主张政治和宗教协调合作，主张政治支配宗教或者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人较少。综合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更倾向于主张政教互不干涉；而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较有作用或认为基督宗教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稳定的学生则不太支持政治和宗教互不干涉。
八、基本发现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描述，可以得到如下基本发现：
1.多数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较高，有部分大学生感受到较大的学习和生活压力，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于人生的意义有着非常频繁的反思。这种精神和思想状况为宗教在大学校园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基础。
2.相对于较好的人际关系，多数大学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评价不高，只有少数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上学习的东西对自己有益。精神支持的缺乏是宗教传播和发展的沃土。
3.绝大多数大学生的父母及亲朋好友中有基督徒，并且半数大学生在校园中遇到过基督徒向其传教。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在各种宗教中是最为积极的，在多元竞争的宗教市场上，基督宗教在供给方面具有先发优势。
4.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相信存在神灵等超自然的事物，具有一定的灵性倾向，并且实际参与到敬拜神灵的活动当中。
5.有接近20%的受访大学生对基督宗教表示感兴趣，但其中多数人不仅对基督宗教感兴趣，也对其他的宗教感兴趣。单独相信基督宗教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高，初步估计不到3%。
6.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并不多，缺乏关于基督宗教的常识，多数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所知甚少。对执政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较为鲜明的大学生更缺乏关于基督宗教的常识。
7.从传播途径上看，不同的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不同。书籍、专门课程和他人的介绍对于把握多个方面的基督宗教常识都有帮助，而网络和大众文化仅仅对了解某些方面的基督宗教常识有所作用。
8.将近109/6的大学生参加过基督宗教组织的聚会，并且校园的传教活动对于教会活动的参与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不过，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面对基督徒的传教时并不积极，并且容易形成“基督宗教是国外势力对华渗透工具”的印象。也即是说，校园传教活动对基督宗教本身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9.从调查访问的52名基督徒的信仰实践来看，不到1/3的基督徒接受过洗礼，他们半数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归信的基督宗教。
10.在教会的选择上，大学生基督徒参加家庭教会的更多，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三自教会的地址或者教堂太远而造成的，此外家庭教会更强的归属感与神职人员更亲近灵活的布道也是吸引教徒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与高质量的灵性产品的供给短缺是部分大学生走向灰市甚至黑市的重要原因。
11.在宗教活动参与与宗教虔诚方面，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十分投入和虔诚。不过其中确实有10%～30%的基督徒频繁地参与宗教活动，为教会奉献时间和献金，支持了基督教会的发展和壮大。
12.在对基督宗教的看法与态度上，多数大学生认为基督宗教无所谓好坏，对之也无所谓喜好。但这种态度受政治倾向的影响较大。
13.整体而言，大学生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态度是正面的，且有部分坚定的拥护者，不过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基督宗教是外来的“洋教”，甚至是海外对华渗透的工具。
14.多数大学生并不支持基督宗教在中国太过发展。2/3的大学生希望基督徒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下，有另外1/4表示并不关心这一比例，无论多大比例都无所谓。只有不到1%的大学生认为全民信教比较好。
15.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大学生普遍将之归结为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空虚与基督宗教的传教的主动性与渗透性。
16.在宗教发展政策上，大致有两成左右大学生主张控制基督宗教的发展，与此同时有四成左右大学生主张实行宗教自由、任各种宗教自由竞争的政策。宗教政策倾向受大学生的政治身份与政治倾向影响非常大。鉴于主张实行宗教自由、任各种宗教自由竞争的政策的大学生是主张控制基督宗教发展的大学生的两倍左右，这表明一些现代性观念在当代大学生的心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九、结语
高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相关的研究文献以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经营模式和制约因素等方面为研究主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认为高校的体育硬件资源、体育人力资源、科研成果和信息资源在充分满足高校教学和训练的情况下，只有直接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服务才能使高校体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优势；不同的高校应结合自身特点，采取适合本校的社会服务模式，才能更好地使高校体育资源为社会服务。高校体育资源服务社会的制约因素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政策制度缺乏、观念落后，服务形式单一，这是高校体育资源服务社会的制约因素之一。第二，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高校体育资源的资金投资力度小，投资渠道单一这是制约高校体育资源服务社会的另一因素。第三，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欠缺，这是制约高校体育资源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研究普通本科院校的文献占很大比例，但是以高职院校的体育场馆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却寥寥无几，高职院校的数量远多于本科院校数量，其体育场馆资源也是如此，因此本研究在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以高职院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为课题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和很有必要的。
二、研究的内容
（一）全民健身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梳理全民健身的理论知识和现实情况，分析出我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在体育场地方面的限制因素和瓶颈，为本研究探讨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二）长沙市高职院校体育场馆基本情况及服务社会现状调查分析
通过实地走访，收集长沙市高职院校体育场馆基本情况，了解长沙市高职院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所做的工作（含已做的工作情况和未开展工作）及其原因分析，包括体育场馆人才、对外开放情况、资金和信息来源、经营模式、承担比赛情况等，为本研究提供参照系。
（三）专家对高职院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的观点和建议分析
拜访本领域的学术专家和体育场馆一线管理者等，获取专家们站在学术角度和现实角度对高职院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的观点、建议、注意事项、要做的工作、长期规划、实现的可能、可行性分析、风险评估等，为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专业知识指导。
（四）高职院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的实现路径分析
根据前期工作的成果，对高职院校体育场馆服务社会的实现路径进行探析，结合全民健身的热潮，研究出符合实际可行的服务社会计划和探讨出可行合理的实现路径。
三、调查的结果分析
一、调查背景：
家庭是影响一个人发展的重要的微观生态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的家庭背景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由于孩子们义务教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度过的，家境对孩子学习起到辅助作用。在中国学习说英语，一方面说，家庭环境或家庭背景，包括家庭的物质环境与文化环境，都是外语学习环境因素的一部分。另一面来说，家长的贡献与教育想法可能会影响学生英语成绩，同时也包括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我校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包含回族、藏族、撒拉、蒙古族、东乡族和土族），而且我校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比较随意的学校，基于本校的特点 ，本次调查从家庭背景主要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的文化氛围等方面对子女英语学习目标、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和策略的采用等方面的影响，以至对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影响做一调查。
二、调查的目的
通过了解本校七年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了解家长对孩子们在英语学科上的重视度，发现问题，以便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各种办法与家长沟通，同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孩子们在英语学科上的兴趣。。
三、调查的方式
本次调查以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在本校七年级学生中调查了103名学生，对103名学生发放试卷，有效卷收回101份。
四、调查的内容
本次调查从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孩子学习的关心度以及在孩子学习的投资等方面开展问卷调查。
五、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以问卷形式进行，共发放103份调查问卷，收回103份，有效卷为101份，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一）父母背景：
父母受教育程度 本科 专科 小学初中 文盲
比率值 5% 25% 65% 5%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家长文化水平较低，几乎无能力辅导孩子业余时间英语学习。
父母职业 公务员 个体 教师等技术人员 其他
比率 2% 75% 20% 3%
调查显示：家长从业人员中，个体户与其他职业的人数占多数，对孩子英语学习的关心度不是很高。
父母业
余活动 打麻将，打牌 电视
电脑 看书
看报 喝酒
应酬
比率 50% 30% 15% 5%
调查显示：父母所营造的家庭环境与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培养，学习习惯及养成教育对英语学习至关重要，即所谓言传身教会影响孩子一生。我们的调查充分证实大多数父母业余活动根本不利于孩子学习的家庭比较多。
父母对孩子英语学习
的态度 非常积极 比较积极 一般 不关心
比率 20% 50% 20% 10%
调查显示：大部分家长还是比较关心孩子的英语学习情况，这有利于老师开展工作，英语教学工作有很大希望得到家长的支持，但少部分家长连自己孩子在哪个年级班级都不知道，这势必会给英语教育工作带来麻烦。
（二）家长在孩子英语学习中的投入
我通过调查学生拥有的英语额外资料，是否参加过英语辅导班以及家长对自己参加竞赛或业余活动等问题了解家长在孩子英语学习中的投资度 。调查显示：20%的学生有少量的课外资料，40%的学生上过英语辅导班，在参加竞赛活动上家长完全依赖教师的决定。
（三）在孩子学习中的帮助
孩子在英语方面遇到问题时，70%的家长都无能为力，20%的家长尽力帮助，10%的家长请教老师。
六、调查结果的感悟
通过本次调查，不难看出，我校家长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家长都是生意人，平时忙于料理自己的生意忽视了孩子的教育，尤其养成教育做的不是很到位 。部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也很迫切，但由于自己的文化程度，职业限制和盲目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对英语学科的热情降低。
七、调查结果决定采取的措施
1.和学生建立良好关系
大部分学生也期望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关心，得到老师与同学的认可 。相当一部分学生由于得不到家长的关心自卑心理很强，作为老师，尤其学生兴趣不是很高的英语老师，要注意和学生建立朋友式的关系，使他们找到自信，使他们信任老师，增加他们在英语学科上的兴趣。
2.建立和家长交流的平台
我建议每位家长开通校讯通，通过这个平台我每天都能和每位家长做交流，我把当天的英语书面作业，口头背诵任务都发给家长，一方面，让家长有目的的监督和指导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也使家长从自身做起重视英语 。每天晚上如果家长在指导中遇到问题利用校讯通平台和我做交流，就可以及时解决问题，让孩子和家长增强自信。
3.不定期的家访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097-02
笔者针对晋北地区发放2000份调查问卷，回收1967份。走访晋北地区农民、工人、学生、各行业的服务人员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生活阅历的2000人，包括农民480人，工人460人，学生570人，各行业服务人员490人。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访谈的笔录以及相关的资料整理出以下数据内容。
一、公众对“凶宅”基本认识的调查分析
关于“凶宅”的界定，一直存在很多争议，比如房屋内发生过意外事件导致的死亡算是“凶宅”吗？发生后经过多少就不在属于“凶宅”？与坟场距离很近的房子是否属于“凶宅”？究竟距离多远才不再属于“凶宅”的范畴？首先，从问卷统计来看。认为发生过自杀、他杀事件的房屋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97.6%；认为发生过意外死亡的房屋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89.3%；认为离坟地距离近的房子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93.4；认为离垃圾场距离近的房子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7.4%；认为在修建过程中施工人员死亡的房屋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10.2%；认为由于历史性原因造成的房屋（例如历史性的“鬼屋”之类的）属于“凶宅”的所占比例为43.9。其次，从问卷统计来看。当房屋距离坟地5千米的时候，有87.2%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凶宅”，12.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凶宅”，有0.4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当房屋距离坟地10千米的时候，有79.8%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凶宅”，18.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凶宅”，有1.9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当房屋距离坟地15千米以上，并有障碍物使其看不到坟地时，有71.3%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凶宅”，13.5%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凶宅”，有15.2%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
二、公众对“凶宅”交易纠纷相关问题的调查分析
从问卷调查来看，98.3%的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特殊文化影响下，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家认为不吉利；19%的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认为“凶宅”的市场价值低；75%的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认为住在“凶宅”里面住会觉得害怕；26%公众介意“凶宅”的原因是认为“凶宅”实现有效的再次转让比较困难；7%的公众介意“凶宅”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从问卷调查来看，97%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卖房者隐瞒了房屋是“凶宅”事实；85%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介机构隐瞒了房屋是“凶宅”事实；18%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对房屋的具体信息询问不周；75%的购房者认为“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购房合同中缺乏对“凶宅”规定的条款；也有3%的购房者认为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诈骗之类的。
从问卷调查来看，当购房者买到“凶宅”的房屋以后主要关心的问题有五大类：在所有购房者关心的问题中，第一类，购房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所占比例为30%；第二类，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所占比例为25%；第三类，是否可以退房的问题所占比例为23%；第四类，房屋如何实现有效在转让的问题所占比例为21%；其他问题所占的比例仅为1%。
从问卷调查来看，当购房者买到“凶宅”的房屋以后有49%的人选择协商解决，其中26%选择直接找卖方协商，而有23%选择找中介机构协商解决；有20%的购房者愿意相信无利害关系第三人，更愿意让他们介入调解；只有15%的购房者愿意选择仲裁；而愿意选择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只有13%；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解决的有3%。
从问卷调查来看，78%的“凶宅”购买者不选择仲裁和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原因是认为二者的手续太繁琐；97%的“凶宅”购买者不选择仲裁和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原因是认为二者解决纠纷的效率较低，耗时、耗力；34%的“凶宅”购买者不选择仲裁和诉讼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的原因是不懂二者的具体程序；4.5%“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选择其他方式解决“凶宅”交易纠纷。
从问卷调查来看，98.4%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退房退款；32.6%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经济补偿；，68.3%的“凶宅”购买者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换一套价值相当的房子；18.9%的“凶宅”购买者愿意选则将房子转手。
调研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数据分析，从特殊文化背景下保护购房者权益的角度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公众之所以介意“凶宅”主要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公众认为住这样曾经发生过“凶事”的房子很不吉利。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吉祥和吉利的国度，比如车牌号、楼层号、门牌号等所有与数字有关的事项都不愿意与4和7之类的公众自认为不吉利的数字联系在一起，所以凡是他们认为不吉利的事情和物品不愿意让它们和自己沾边。而他杀、自杀、意外死亡、坟场等都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的“大凶事”，大部分人对这些不吉利的事项都唯恐避之不及，所有对发生过这些“大凶事”的房屋，公众都很讲究。
第二，卖家和中介对购房者隐瞒“凶宅”的事实是导致“凶宅”交易纠纷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房屋交易的普通程序无非就两种，一是房屋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另一种是通过中介介绍，房屋买卖双方进行交易。中介的介入方便了买方寻找房源信息，也为卖方找合适的买方提供了便利，能够有效的促进房屋交易进行。但是中介的介入也势必会带来部分问题，比如对房屋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有时候购房者认为卖房者和中介对其隐瞒“凶宅”的事实，从而导致“凶宅”交易纠纷发生。从中介的角度来讲，也许中介真心不知道“凶宅”的事实也有可能。
第三，在“凶宅”交易纠纷的解决途径方面，由于手续繁琐、耗时、耗力，再加上好多人不清楚这两者的具体程序，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愿意选择仲裁和诉讼程序解决该类纠纷。有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选择协商解决“凶宅”交易纠纷，在这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购房者里面，有接近一半的人选择直接找卖方协商，而剩下的则更愿意选择找中介机构协商解决；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购房者愿意相信无利害关系第三人，更愿意让他们介入调解。
第四，当购房者买到“凶宅”以后最关心的问题有购房合同是否有效、责任主体如何确定、是否可以退房、房屋如何实现有效在转让的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更愿意得到的补偿方式是退房退款；其次，他们更愿意选择换一套价值相当的房子；选择经济补偿、将房子转手的比例很小。
三、“凶宅”交易纠纷中购房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第一，在这样一个特殊文化背景的国度，对“凶宅”的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有助于对“凶宅”交易纠纷的认定，从而有效解决“凶宅”交易纠纷，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