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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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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吸收，当今已成为多元文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中。多元文化是与单一文化相对而言的，指在某一区域或阶层中同时有多种文化存在，这些文化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联系。在我国英语教学中融入母语文化的教学，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还能有效地促进母语文化与英语之间的双向交流。然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问题严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及具体表现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文化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对英美文化进行学习。人们也不再争论在学习英语时是否需要学习英语文化，而是讨论如何学习英语文化、教师应该怎样教。然而，近年来，西方文化在我国非常盛行，尤其是在校园中。学生们已经开始适应吃快餐的生活，过西方的节日，喜欢说唱音乐。学生作为年轻人，对西洋事物感兴趣并没错，这也是因为他们学习英语时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然而，如果让学生使用英语来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介绍时，他们却哑口无言。我国之所以要对广大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国与国际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一方面能够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英语这门世界语言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风俗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英语教学是为了双向交流。然而，当前许多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英语文化时，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能用英文侃侃而谈，但是当外国人对我国文化感兴趣时，他们却无法表达本国文化，这不仅让外国朋友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让国人感到担忧。英语教学本要进行跨国交流、双向文化交流，但是当前的情况却是单向交流，这也表明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存在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对目的语文化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母语文化。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具体表现
1.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孤立
在学习英语时，语言知识往往会发生迁移，发生正迁移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如果发生负迁移，则会阻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升。在学习英语前，我国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使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英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受到母语交际能力的影响。而人类交际的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以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能够促进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是英语知识发生正迁移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目前的英语教学中，往往没有关注这种正迁移的作用，而把重点放在了英语与汉语交际模式的差异上，在此进行研究必定会产生负迁移，导致母语正迁移的影响效果逐渐丧失。即便是英语与汉语文化相异，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一些俗语中就能看出来这些共性，如：“花钱如流水”英语为“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血浓于水”英语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英语与汉语之间还是有较多相似地方的，可以此为突破点，打破英语与汉语之间缺乏往来的现象，把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避免中国文化受到孤立。
2.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
在英语教学中，由于教材中的内容有限、教学方法需要改变等问题，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崇洋思想，日益严重。与英语文化受到的特殊待遇不同，在英语课堂中，汉语文化却受到冷落，没有获得与英语文化平等的地位。所以，学生在生活中往往谈论着国外的文化，而对我国自身的文化却了解不多。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国际交流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但是如今当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大量融入西方文化后，中国文化的含量几乎空白。在国际交流中，这种负面的影响作用更为严重。前国家副主席曾经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感到痛心，他说我们的学生无法用英语表达一个“早饭吃了什么的”简单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用英语如何表达“包子”“油条”“稀饭”等。而当外国人想要询问儒教文化时，我们的学生却是空有满腹经纶，但就是不能正确表达，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孔子的英文译名。如此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任务就更无从谈起。所以，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缺失的现象必须引起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改变外语教育的错误观念，要坚持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目前，比较可喜的是广大英语教师以及英语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并且都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着手解决该问题。
二、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意义
（一）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保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教学中，对比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能够加深对二者共性的认识，这也利于英语学习。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将英语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并非通过英语学习重新对汉语文化进行认识。学习英语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对汉语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通过英语对各种文化进行的理解都是以汉语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可借助自身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英语的理解;可增加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降低负迁移，提升英语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学习中融入母语文化，也是英语语言学的需要。
（二）培养国际文化交流能力的需要
在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了解英语文化环境，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具备了国际交流能力，就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来，英语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追捧先进科技，热衷西方文化，甚至产生了西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交流，是文化的互相传递。交流的双方都应该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有所了解，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正常进行。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直非常注重和培养的，然而在教学中，如果仅仅重视了英语文化的教育而忽视了母语文化，那么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只能进行单向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并非真正的双向跨文化交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在强调英语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汉语文化。另外，在英语学习中加入汉语文化的学习，学生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加深，也能够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无意间就提升了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如果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只关注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学习，会造成学生在使用英语时不能够表达出中国文化，或者表达效果较差，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平等、互利的跨国文化交流的要求。
（三）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要求
学英语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也要学会用英语将我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要求，不仅在于在跨国交流中能够双向交流，更在于能够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进行传播。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把西方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尝试使用英语表达我国的灿烂文化，将我国文化传播出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语学习者在表达西方文化时比较流畅，而表达中国文化时，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一方面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但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所以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就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我意识，避免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后产生崇洋的思想。同时，广大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要注重培养使用英语表达我国文化的能力，做到用熟练的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国人都不能够用英语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又怎能让世界来了解我国文化？
三、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的措施
（一）在教材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英语教材对英语学习者具有引导作用，也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依据。但是，英语教材内容的设计长期以来只关注到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引荐的内容。当前的英语教材当中，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英语国家文化而展开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文章会略微提及中国文化，造成教学中缺少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课程内容，而此方面的英文资料又比较欠缺。长此以往，英语学习者对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接触得较少，这就造成了无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所以，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英语教学单一性以及片面性的局面，让英语教材中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英语教材中要增加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要涉及多个方面，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教材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我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相关英语文章获得。这样，通过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加入，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学习统一在一起，让学生掌握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就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英语教师一方面承担着英语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身上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英语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母语文化的了解，使用英语来传承中国文化。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向学生介绍英语语言文化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将中国文化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既要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教师要将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汉语的正迁移作用。且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如何使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教师在向学生推荐优秀英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版，这样学才能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区别，同时也能够提升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另外，杂志、报纸、电影等多种媒体都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学习中。
四、结语
我国进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能够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弘扬我国文化。但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非常严重，英语学习者往往能够使用英语表达英语语言文化，但是却无法表达出中国文化，这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教会学生学会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同时还促进了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也实现了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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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文化失语症，最初是医学术语，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口语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20世纪90年代文学评论家们开始批判西方文学思想的入侵，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流失，因此出现了”中国文学失语症“.
患上了”失语症”的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似乎己经找不到表达中国本土文化的语言了.这不能不说是英语教学中的一大失败。剩下的问题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寻找良方克服这一症结。以下从了解现状入手，进而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对策略提出个人见解，以期有助于提高学生用英语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有力的保障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主体性。
二、”中国文化失语症”现状
最早提出失语症这一概念是在文化研究领域，这一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提不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发不出自己独到的话语声音，其言说的方式、内容和用以言说的术语都是西方的.而本土语言的声音逐渐微弱甚至被遗弃。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失语现象也同样存在于英语教学所倡导的跨文化交际中。并因此造成交际中的事倍功半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交际失败.尤其在需要用英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文化进行输出时，其症状愈发突出。例如:一些人说起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的来龙去脉或风情习俗时可以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但当西方朋友问起我们的端午节源于何，粽子为何物时，我们却一脸哑然，无言以对。
也许你会说以上只是个例，或者只是英语初学者犯的毛病。但以下数据应该足以说明失语症的普遍性:清华大学的张为民、朱红梅以答卷和访谈形式对126名该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使用英语表达中国特色文化话题的能力测试，内容包括中国事物、民俗以及历史名胜古迹等。结果表明:大多数受测者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列出的中国特色话题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受测者不能给出恰当的英语表达，而且在可以接受的表达中还有较大部分归为解释性意译。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受到了明显的忽视。
再举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相信绝大多数的口语教师都会有这种体会:课堂上一到了老师布置自由讨论时间，活跃的课堂就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因为他们总觉得找不到讨论的话题。即使老师指定一个话题，交谈也是举步维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我们接触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是很中国化的。而我们书本上学的只是西方文化，所以即便给出一个很简单的话题，用英语鞭打出来也变得不简单了。比如说，叫个学生简要概述《三国演义》、或《红楼梦》的大意，且不说其内容，就对这两部巨著的题目的表述就会冒出很多西式的版本来。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楼”，’building’太现代，’apartment’太洋气，唯有，’mansion’既古典又中国。《三国演义》中的“演义”，’story.太情感，’performance’太休闲，只有，’romance.才能恰当的演绎出它的传奇色彩.而这些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要恰当的表达这些内容，首先要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历史、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得心应手的介绍中国文化，对比中西文化，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原因分析
外语教学的现状如同普通学校外语教学一样，基本上以应试教育为主?由于应试教育是围绕考试展开教学活动的，注重强化训练式教学，因此，分数便成为衡量学生外语水平的标准，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应试技巧，学生忙于应付考试，导致了教学目标滞后?观念片面?这个理念限制了教学手段，使以提高素质为目标的外语教学受限于应试教育?学生的应试能力提高了，可表现出来的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却低得令人吃惊，这是由于不懂得语言使用中的差异而造成了语用失误?语言使用的不得体，是跨文化差异造成的?不了解文化差异出现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为严重，因为语言错误仅是表层结构的错误，最多会被人认为英语说得不好，而文化错误意味着交际出现障碍?
由此可见，学生学习外语的瓶颈不是由于语言知识掌握不足，而在于不熟悉目的语国家人民的思维模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有些学生有很好的语音?语调?词汇?句法，但就是没有学会英文思维模式，典型的汉语思维，直接翻译，不符合英语语言习惯，导致中式英语(Chinglish)，影响交流的正常进行?语言学家Brown先生指出，学习一门外国语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其文化，尽管实际上你从未踏上过目的语国家的领土?
四、对策
外语教学是为了民族与民族间的双向交流服务，而决不是屏弃一种文化而吸取另一种文化，更不应该排除本民族文化而去接受另一种文化。外语教学中如果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教学，实际上就丧失了理解目的语文化基础，同时会造成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不能以平和的心态与对方交际，造成文化交际的心理障碍，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为何失语，既己失语，我们就应该努力寻找对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学习绝大部分都是在教学中完成的，教学中教师、教材、学生是三个必要的因素。显然，学生的失语症与教师、教材有着必然的联系。以下从教材的编写与课程设计、外语教育工作者方面寻找对策。
第一、教材编写与课程设计
鉴于中华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未来命运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对汹涌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国人一味盲从。我认为必须在大学阶段继续重视中国文化教育，而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中国文化教育方式应该是，在颇受学生重视的大学英语中加入中国文化内容，这样的话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就有了共同的平台，使学生在对比中更深刻的了解和运用文化知识。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教材作为教学的辅助。还可开设一些中华文化课程，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教育，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必修与选修相结合，文化内容与文化表达并驾齐驱，还可试行双文化的办学模式，努力开拓和创造双向文化互补的视野。
在我国2000年4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对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更明确更详细的要求:’.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要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能力”。2003年下发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也强调:”基础英语教育阶段的任务要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文化的差异”。教材的编写必须要为教育目标服务，补充所用教材里中华文化内容的空白。对于纯语言以及目的语文化的比例做出适当的调整，也可在翻译教材中，增加中华文化内容所占的比例。
第二、提高外语工作者的文化素养
中国的教育现象从原始社会的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着教育现象的纷繁复杂化，教育系统自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到当代为止，教育的各种测量及实验技术的不断完善使教育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行动研究、田野实验研究等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不断细化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的范畴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的内外在规律有序展开，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弱化，问题解决的能力并没有提高。怎样提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怎样树立问题意识，我认为不能只把问题意识停留在思维方式层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儿阶段。而问题意识的起点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的交流对话活动。问题的提出者应该是以一种博爱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和环境，以一种公平心、责任心来看待问题。只有在发展人的早期真正训练人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关注人，关注和引导人的发展，才能让人自觉关注所生存的社会，不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探求。
一、关于思考和问题意识的关系
发问是思考的雏形，一系列发问的过程组成思考的阵营，在对思考的一系列发问的整理上提出对教育研究有意义的问题。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为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它是组成概念的有机体，是对真理探求的必经之路。所以，发问是思考的初级阶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但在思考中有两个要素必须特别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剂。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现象基础上，该现象能让思考主体产生兴趣（有时该现象是偶发事件）。如果出现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者讨论，思考的主体就会产生困惑，在兴趣与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问题。所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讨论是思考的催化剂；其次是思考的条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同时思考又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意义的，是个体无功利性无功利心的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尽管思考的主体并不知道该现象能否因为思考而产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问题意识。由此可见，思考并不等于问题意识，而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浅析思考的主体“人”
思考的主体是人，但这种主体不是对普遍意义下人的考量，而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人进行理解和认识。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2]至今为止，科学家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有如此纷繁的复杂的关于人的概念，像我们这样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胜和有效的方式提出关于人的知识。然而，另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如此之少，人呈现的面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争议性。”[3]
虽然如此，教育人类学家还是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关于人的解释，之所以选用教育人类学家对于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为己任。教育人类学家积极绘出的人类图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断生产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选择权和被赋予主动选择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开放性、未来性的生命；五是处在教育关系中的生命。”[4]在人类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条件下，生产、发展人的生命，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培育一种“生命自觉”之人。“生命自觉”之人的培养是教育的理想，也许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塑造这种人，但这样的群体少之又少。当教育人类学把这种人的培养作为一种追求，就赋予了人以新的内容。“生命自觉”之人内涵十分丰富，“在叶澜看来，‘生命自觉’是人精神世界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不仅使人在外部世界沟通和实践中具有主动性，而且对自我发展具有主动性”，[5]这样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环境以至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处理问题之时能将其置于系统当中去考虑，能适时运用各种从教育中所获得的素质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做出最佳的判断。这种人永远处于螺旋式的成长当中而不知疲倦，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根据社会需求来选择和发展自己。他们的自觉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包括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环境（外在生境）的转化。这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坚定与顽强的，他们的判断是敏锐客观具有穿透力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着，他们永远追求着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并在团体中寻求合作。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是经常的事，不仅仅是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思考的主体应该也只能属于这样的发展的人，一种“生命自觉”之人。
三、培养具有问题意识的“人”
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培养“生命自觉”的人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国青年的一些实际状况。国际人士凯瑞（Carey）和郑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国青年的目标，从以前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现在的功利主义。主要的表现包括辍学率相当程度的增加，从9.5%上升到50%，以及从事企业活动人数的急剧上涨。”[6]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教育的失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问题，不管是教育的还是非教育的问题领域。还有一则实例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中国在诺贝尔奖项的缺失足以证明我们培养人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是在培养人，使其不断社会化，但对教育中的个体个性化问题永远关注不够。创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几乎很难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培养出来。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显而个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个性不能为社会，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母亲还活着，不管多大岁数，都让人觉得是有“根”的。可母亲一旦辞世，人就飘飘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更不能茁壮成长。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教育不够，带给学生过多的不是快乐的体验。学生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笔者曾经观察一些小学生，真正喜欢学习，沉醉于知识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当代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深思基础教育究竟对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国乳儿阶段的教育里母亲地位的缺失。教育学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个民族。在培养人的活动别是担当母亲角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担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与引导，母亲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现在的家庭中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女性工作不逊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责任进行转移。双职工家庭的教育责任转移更是厉害。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年迈的父母，但在美国家庭中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见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绝的。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从培养人开始，从培养会发问的人开始，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让母亲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对其根源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寻求解决的方案。
从发问到思考，从思考到问题意识，其根基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当然最好能培养像教育人类学家所说的“生命自觉”之人，可是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归还幼儿的童年时光，允许其淘气、调皮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对儿童好奇心的呵护和合理解答是我们教育中必须改进的方向。具备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对事物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并试图去研究和探索。随着国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保护儿童好奇心的举措开始得到重视。但我们在该方面的保护却略显笨拙，难以驾驭保护的尺度。国外的小学老师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祖国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而这样的“放任”却很难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监督与引导。
教育在母亲参与、改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关注儿童的好奇心等条件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冲破了学校的范畴，已然演变成学校与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有意识地去引导儿童内心的善念，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和社会，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磨炼意志，锻炼思维，让他们自然地遵循规律生长。在进入学校后再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思维方式的锻炼、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发展的“人”，发展的人才具备思考的能力，才会具有问题意识，才会走向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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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学气派问题是个精神问题
学科气派中的气派就其词义来说，最接近气势、风度，在这个意义上，气派指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从而气派问题是个精神问题。既然是精神问题，只能是人的精神问题，学科的气派问题实质上是学者的精神问题，准确地说是学者通过学科展示的精神状态问题。教育学的气派问题也是这样，教育学学者呈现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教育学就呈现什么样的气派。学者的精神状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二是学者的研究精神状态；很显然，前者与学者的生存状况有关，后者与学者的学科情怀有关。生存状况对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影响非常严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不同的生存状况，对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的深刻影响，而学者的基本精神状态势必会影响学者的研究价值取向。现实中，不计生存状况影响的个别学者，不能代表整个学者队伍，而决定学科精神面貌的是整个学者队伍，不是个别学者。所以，教育学气派问题的解决，倘若无视教育学学者的生存状况，肯定是不明智的。
二、教育学气派问题是个标准问题
气派是与精神有关的事，并有风格、类型之意，在中、英语系中，气派与style对应，可见气派与式样、表现形式有关。式样、表现形式说到底是个标准问题，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式样和表现形式。因此，教育学的气派问题是个标准问题，教育学的中国气派问题就是教育学的中国标准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这样一系列问题：西方标准是唯一标准吗？如果是，为什么是？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果不是，我们还能建立怎样的标准？这一系列问题涉及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研究成果表达等等事项，里面牵涉的问题宏大而严重，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标准问题的解决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如何建立符合现代知识观的教育学标准，二是如何确立具有中国风格的教育学标准。第一个问题与知识论有关，会涉及到科学哲学、逻辑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学科在演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无论中、西方都会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教育学气派问题。确立教育学的中国标准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我国众多学科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需讳言的是西方学者极少关注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而我们自己却似乎严格地按照西方的标准要求自己。说似乎，是不能担保这种严格的准确程度，向先进学习没有错，一味地学习忘记了创造，忘记了自己还会创造就是问题。教育学气派问题的提出与此有关，置我国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于不顾，置我国庞大的教育学学者队伍于不顾，一味地跟随西方教育学学者的脚步，肯定不是我们的出路。拿来主义的核心精神在于扬弃而不是全盘照搬，因此只有确立我国教育学自身的标准，才能真正形成我国教育学的中国气派。学科标准的确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学理逻辑会牵涉以下四个部分：一是研究对象的确定和解读，二是学科体系的认定，三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四是研究结果的知识准入。
三、辩证继承是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基本前提
教育学气派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既是精神问题又是标准问题，事物的实质即其归属，事物归属于何，取决于它的属、种划界，范围不同，归属不同，归属不同，实质不同。实质不等于本质，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实质却可以多个。教育的实质在大的范围而言，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在小的范围而言，是一种培养人的人类社会活动。按照这种逻辑，对教育实质的认识可以继续缩小范围，可以愈加看清它的归属，在行为的意义上，教育就是一种关怀性的干预。教育的本质即其结构，即人使人成人。本质与实质的区分在于，本质具有唯一性，实质并不具有。人使人成人必定是教育；教育是关怀性的干预，但关怀性的干预不一定是教育。这里之所以罗列这些，只是表明辩证继承的重要性，它是形成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基本前提。辩证继承是全面继承，更是发展继承。事实上，继承不一定是发展的，却都是全面的。
四、思想原创是创建教
育学中国气派的唯一出路辩证继承是形成教育学气派的基本前提，前提是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了适宜的辩证继承，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那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事物发展的起点，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的起点在今天的我国教育学学者队伍这里，因为正如前文所说，气派问题说到底是个精神问题，是我国教育学学者的精神问题。“原创性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气派，思想原创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任何学科都是知识的集合，任何学科中的知识都是思想的记录，思想不能原创，学科中的知识就不能更新，学科的气派就不能形成。思想原创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就其对象而言，研究方法的原创最为艰难，意义也更为重大。如果能够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上有原创性突破，对于整个教育学学科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最近几年，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教育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因此，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形成，有必要在研究方法的原创上下功夫，不能只是简单地走套用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老路，应考虑创建基于教育学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
五、结束语
如何打造一支以思想原创为追求的学者队伍，是有志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有心人需要深思和用力的地方。我国教育学学者，无论是孤独前行，还是创建学派，都需要以思想原创为追求，才可能使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希望化为真实。因为思想原创是创建教育学中国气派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参考文献：
1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1.1培养学生双语思维能力
我们开展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英语实践的时空，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同时使用汉、英两种语言进行思维，并能够根据工作环境和交际对象的不同进行语言转变；因而，笔者在课堂上运用英语、汉语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双语教与学，课下双语讨论、写文章，进行知识上的交流，使学生们在获得医学史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了英语知识。
1.2激励学生
学好中国医学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跨文化意识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历史的平台上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医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规律；是医学精神、医学思想的载体；是连接医学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纽带［2］。古往今来，一些杰出的中医学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凝炼出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众多医技高超之人以他们高尚的道德风范彪炳青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讲述前辈医家的光辉史实，如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华佗、扁鹊等，并运用英语撰写评论；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勇气，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2教学的策略
2.1课堂设计重视学生的需要和兴趣
2001年召开的外语教学研讨会认为：EAP（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s）教学能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提高他们学术方面的文化差异意识［3］。因此，在课堂设置上，笔者适当加大了EAP的内容，增强了听说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创造一个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
2.2帮助学生树立双语意识
注重双语思维的培养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文和英文的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为了避免“中式英语”的出现，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从听、说、读、写等方面培养学生运用外语思维、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以语言的应用能力为目标，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并应用英语。既强调医学史中的重点知识，又注重培养学生进行英语思维的能力和习惯，通过双语教学带来的医学史学习的趣味和英语语言文化带来的不同思维方式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2.3循序渐进地实施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的开展并不是在课堂上均衡地使用两种语言，而是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让学生在逐渐积累中掌握使用英语学习医学史的方法。
首先，在教学中简单渗透医学史的英语专业术语，以中文为主讲解，必要时用英语解释医学史有的重要问题；比如讲述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时，在同学们对知识完全掌握的前提下，用英语解释“三部九候”。接着进入中英文并用阶段，加大了英语的使用程度，运用英语提问，鼓励学生用英语发言、做课堂笔记、完成作业等。最后，英文大量渗透到教学内容中，运用英语讲授大部分内容，培养学生形成英文的思维习惯。
2.4强调师生英语互动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充分互动，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增强其自信心，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笔者在课堂上积极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促使那些羞于开口的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并根据各个章节的不同内容设计专题讨论，小组学习；开展群体课堂活动。如讲完金元四大家后安排同学们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小组讨论。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用英语向老师提问，使得语言能力和中医学知识在各种活动中得到强化和提高。最后实现中医学术水平和英语运用能力的同步提高和有机统一。
2.5处理好专业英语与英语学习
双语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创建英语学习环境，又要使学生理解和接受专业课程知识，二者不可偏废。同时，要处理好汉语与英语的关系，在提高英语水平的同时，不能够忽视用中文对医学史知识的把握。对于一些重点、难点知识更是如此，医学发展各个时期重要医家的学术思想，医学著作的内容与意义，医学发展的标志性成就等。同学们只有在充分掌握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英语讲述。
3教学手段
3.1改善教学模式
由于双语教学属于非母语教学，学生或多或少存在语言障碍。同时，双语教学要求学生在掌握好医学史知识的同时，还要全面学习和应用英语知识，因此，双语教学除了教师下功夫备课外，学生的课前预习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形成“课前预习-课堂互动-课后实践”的模式。课前预习，学生能够对于所学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准备，笔者在授课的过程中鼓励学生紧跟老师思路，沿着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既有利于学生学习，也便于老师了解大家掌握的程度。课后通过多种实践方式巩固课堂学习的内容。
3.2采用循序渐进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由于双语教学还处于尝试阶段，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医学史教育是审美教育的依托［4］。比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体现出纠正前人错误的质疑美，众多医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展示出的贡献美与道德风尚美等。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们采用渗透式双语授课，带领学生深入发掘教材中美的内容。刚开始的时候，重点攻克医学英语专业词汇，讲授重要的概念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然后慢速用英语讲授，使学生多一些机会接触英语专业词汇，学会如何用英语表达中文内容。课程结束的时候用中英两种语言作简要总结。在讲课的过程中选用一些必要的教学手段，多媒体，图片、模型等均可以选用，将抽象的英汉语言描述转变成为生动的形式，如在讲述医药学的起源时，先给学生讲授重点、难点知识，而后向学生展示图片的同时用英语强调讲过的内容。必要时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英汉文献。
3.3作业的布置
对于每一章节的作业，要求学生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完成，有助于学生掌握课程教学内容，同时锻炼英文写作能力。其次是英文文献资料的阅读，由老师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提供一定数量的英文参考文献，学生阅读并针对文献部分内容进行评论，以英文方式写成小论文，讲完每一章后鼓励学生将自己感兴趣的医家学术思想写成小的文章，通过专题讨论、课程小论文交流等互动形式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3.4采用灵活的考试方法
笔者认为：医学史考试采用双语方式较好，其中一些题目采用中文形式，另外一些题目用英文形式，既考察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考核学生专业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题目的设计可以灵活多样，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题目，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讲药物学家李时珍时，可以让学生谈一下《本草纲目》在医药学中的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启发（Pleaserelatethecontributionofmedicinalherbsdetailedoutlineinthemedicalfieldandit''''sinspirationtoyou.），全程授课结束后可以了解一下学生对《中国医学史》的总体把握情况（What''''syourgain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historylearning？）考试形式采用书面考试与口语考试相结合。在进行成绩分析时，应该把考试成绩、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和笔记记录情况全部考虑进去，使得学生在双语学习中所付出的努力与成绩才能够得到公正的反应，学生双语学习的积极性才能继续得以发挥。
3.5寓学于乐，激发学生兴趣
通过辩论培养学生们的勇气和自信心，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锻炼其口头表达能力，还可组织中国医学史相关的名词术语英译大赛，医学史英文作品比赛等。还可以指导学生充分利用internet来拓展视野。另外，还可以利用高质量的英文医学史书籍与杂志。最后，充分发挥学校中的外国留学生，就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开展中外学生学习经验交流会，增加学习兴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4小结
总之，笔者在医学史双语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双语教学也同时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同一个教学班上的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没有适合双语教学的理想教材，有些同学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等。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会通过不断改善教学理念与模式，积极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师生密切配合等多种途径，进一步开创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陈发俊.医学史教学方法之管见［J］.医学与社会,2003,12（16）:64.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高教公关，就是公共关系学的高等教育，自然也无法割裂这种历史传承性。从教育内容来讲，要求我们从历史的考量中挖掘精华：如可以从历史案例中寻找教学素材，教会学生以现代眼光审视过去，但又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背景而不苛求古人；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如言语技巧，辩论方法和思想内容等；从学科建设来讲，注重学科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打造逐渐成熟的学科体系。须知，任何学科或者思想的发展，都不是简单的从冥想和短时期内发展起来，需要丰富的历史营养；从教育方式上来讲，学习古人读书治学的方法，尤其是其对于公民的教化手段。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是高教公关的文化根基，只有在此根基之上，高教公关的发展才是真正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例如，不管是否愿意，高教公关都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制约，而前者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教育方式上都不得不考虑价值选择的问题。任何试图割裂文化传承性的学科，要么就是空中楼阁，不堪一击，要么就只能是对学科形而上学的歪曲。这给我们广大高教公关从业者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科研中，都要具有历史意识，要学会从历史中梳理脉络，顺应历史的发展，而顺应历史发展本身，就是顺应了学科的发展规律；同时，致力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做到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二、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看高教公关的宽容性
作为高教公关文化之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么，高教公关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呢？当今时代，信息的流通与传播正以前所未有的功用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已经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刚愎自用，故步自封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面对各种信息的冲击，高教公关必须要具有宽容性，要学会。
1.高教公关必须吸收包括公共关系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运筹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精华，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多学科，多方向，多维度既相区别又相互统一的良性发展；同时，要求我们的工作者要能够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掌握多渠道信息，具有强大的处理信息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在高校里，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使得我们进行学科交叉和融合方面有良好的优势，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实现高教公关又快又好的发展。
2.高教公关不仅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还要涉足西方先进文化。敲醒了大清朝泱泱大国的迷梦，让人民意识到了闭关锁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样的，如果我国的高教公关不能够从西方文化中吸收营养，就永远也不会在研究和教学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并驾齐驱。通过统一话语体系，对西方科研方法的借鉴等多种方式，高教公关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立足现实国情，展望世界，与先进水平靠近。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通过对外学术交流，翻译国外高水平著作，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方式进行，前提是，无论是学校还是相关的政府科研机构，都要对高教公关的对外学术交流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必要的支持。
3.高教公关要建立起"学会批判，能够批判"的知识接收体系。不能因为高教公关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就认为吸收的信息越多越好，涉猎的学科越多越好，采用的方法越多越好，而是要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同时结合现实国情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的标准要以是否有利于学科发展、是否有利于学以致用和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作为圭臬。
三、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看高教公关的发生逻辑
中国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统一性，即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形式，如老子的“天道与人道”之辩、“无为而无不为”属于抽象的层次，而通过建立亚里士多德似的城邦来实现人道顺应天道的发展则属于具体的层次。毫无疑问，就高教公关而言，在理论的构建方面，要以抽象的层次作为基础，实现学科发展一般，同时，在可操作性的层面，具体化的理论也不可或缺，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
随着近几年社会发展的迅速，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多远文化和各种思潮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使得传统文化有逐渐缺失的危险。人们的精神世界匮乏，容易产生社会焦虑，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埋下隐患的种子。相应的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就是要人们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使得人们对民族文化产生自信心，有自己的信仰，思想坚定，对人们的思想信仰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1、高中语文教育渗透传统文化的意义
1.1、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高中语文的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进行教学，使得学生在学习语文课程的同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知道本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曾经拥有璀璨辉煌的历史，增强了学生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敬畏之情，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学习的兴趣，进而能继承并发扬。
1.2、对于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人物，他们的言行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人，也教育和启发着后人，其中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孔子的言行就成为很多人尊崇的楷模，人们从优秀的文化中吸取精华，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
1.3、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效途径
目前的高中生都是在电子产品的耳濡目染中成长的，他们接触的信息量大，纷繁复杂，使得多元文化对学生的文化信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样就威胁着传统文化的逐渐缺失，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在语文的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使其源远流长，四季常青。
2、高中语文教育传统文化渗透的实施
2.1、以教材中的古诗为载体，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高中语文的古诗词中，有很多关于古人的人生观、民风、民俗以及行为道德文化都渗透在诗词中，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探求深层次的思想道德情感，将其中蕴含的文化底蕴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让学生感受到古人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并将这种思想内化到自己的言行中。例如，教师在教授《短歌行》这首诗时，通过介绍作者曹操创作这首诗的背景，传递了作者在赤壁大战失败后，面临连年的战乱，曹操已年事已高，对未能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感到忧愁。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坚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广招贤才，建功立业，体现出曹操的宏伟志向以及对人才的渴望。在教师的讲解中给学生传递了古人为了理想不屈不挠，将苦奋斗的精神，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学生学习。
2.2、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课堂氛围，使学生感悟传统文化精神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课堂氛围的营造，提升学生的文化水平素养，将传统文化知识与内化的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给学生展示自己传统文化知识的机会。例如，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诗词比赛，强化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教师在比赛中设置：诗词背诵、诗人创作风格、古诗翻译、诗词默写等环节，考察学生对中国古诗词的理解。例如，在《鸿门宴》中描写了哪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文章通过语言动作体现了人物的什么精神？当学生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通过自己的总结得出文章所要传达的人文精神：樊哙在紧急的关头，不畏艰险闯入帐中，在紧张矛盾的冲突中刻画了樊哙豪爽、勇猛以及粗中带细的性格。
2.3、通过课外实践阅读活动，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课外阅读和通过阅读实践活动是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方法，教师指点学生阅读经典的诗文、名著等来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并将文化知识与道德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将文化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真正做到传统文化与日常的行为实现有机统一。例如，教师指定学生阅读《雷雨》、《骆驼祥子》、《论语通则》等，通过阅读学生积累文化知识，并对字里行间进行深刻的思考，得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并与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水平。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多元化、信息化充斥的年代，更需要传统文化来成为人们精神的信仰和食粮，故而在高中的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加强传统文化修养，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变换教学方式整合科学有效的手段实施教学，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生传统文化的积极性，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实现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
影视产品作为观众精神营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其代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分析热播的美国电视剧《越狱》为标志的美国文化的扩散,对我国影视剧目的繁荣发展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越狱》是在美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体制下诞生的,这与中国的电视剧明显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众所周知,美剧的流程都是很商业化的。这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在美国,拜金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以《越狱》为例,制片人会先挑选出有市场潜力的故事题材,选择合适的演员,先拍一集试播,市场反映好,才开始剧本创作,大都采用每周播出一集的方式进行制作,所以观众一周之后才能看到一部电视剧的新进展;而在中国,一般都是全部拍摄和后期制作完成之后才搬上荧幕与观众见面,如果在制作前期就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得一般会收到不错的关注,不过有的剧组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等到播出之后观众不买账,收视率达不到预计效果,可能就会造成相当大的影视产业浪费;不过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利于电视剧的一气呵成,从而达到一种相对完整的效果。
具体到播出体制上,美剧和国产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剧的播出体制是和制作流程相吻合的,完全以收视率为前提,如果可以超过某个百分点,广告商的订单多,对该剧的投资就会相应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按照每制作一集播出一集的方式,按部就班地一直持续下去,《越狱》的第一、二季就是这样制作完成依次与观众见面的,从2005年8月第一季开播到2007年4月第二季的结束,历时近两年的时间。相反,如果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低于某个百分点,制作方和广告商就都会减少投资,电视剧的质量得不到保证,那么,就是这部电视剧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而在中国,一部电视剧一旦决定拍摄,就会在杀青之后,一集一集地连续、集中播出,播出时间历时比较短,所以一般只是电视台打算播出哪部电视剧的版权费用问题,而很少会见到中途停播的现象。在中国的影视界,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电视剧中凡是依托名导和大腕的,收视率往往就相对较高,赚个盆满钵满不是问题。还有部分电视剧由于一些原因必须播出和禁止播出,这也是中国影视剧播出的一个特点。不在这两个范围之内的就只能依照观众的认可程度,收视率或高或低了。
诗歌的源头，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诗经》，它是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歌咏爱情，展现热烈欢快的劳动场面，表达对国土的热爱，这些生动形象的题材，都是当时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写照。其中《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全诗是这样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一共三段，以重章复唱的形式，它生动的表现战士们出征前的高昂士气：他们厉兵秣马，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同仇敌忾。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从军曲！是秦地人民抗击西戎入侵的军中赞歌！
在教学中，通过学生反复诵读，除了加强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思想，民族精神。两千多年前的秦地人民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尚能以大局为重，团结友爱，协同作战，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为了捍卫神圣的领土，抵御外族的侵略而英勇参战，无私无畏。今天，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境外一些国家对我们是觊觎已久，磨刀霍霍，不断挑起事端，诸如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情感，共同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
除了《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还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风格，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诗里诗外洋溢着的高山仰止，千古生辉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阅读他的诗，就是要学习他满腔的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坚持自己理想的不屈信念，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关心人民疾苦。坚持正义，坚持节操，敢于同腐朽集团进行不屈斗争。屈原的诗篇，对祖国充满热爱，对人民寄予无限同情。
《楚辞》和《离骚》，是屈原诗歌中的两颗璀璨的明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千古名句表现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一个强大的秦国正在北方崛起，可是楚国却在节节败退，而楚王又是如此的听信于小人，这不能不引起屈原深深的幽思和忧虑。脍炙人心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坚持高洁，上下求索，甚至不惜生命的精神是其苦苦探索与追求的最深层次的表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一种憎恶黑暗，嫉恶如仇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正是屈原诗篇中爱国主义的精髓。虽然屡次遭流放，他依然爱国忠君，当秦国的大军白起攻破楚国的都城郢时，屈原彻底绝望了，他毅然以身殉国，负石自沉，投汩罗而死！
屈原的诗篇，千古不朽；屈原的人格，永不磨灭。它们“沾溉万世，泽被苍生。”屈原永远与日月同辉，与地齐寿！
到了唐代，由于国家太平、山河海晏，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与国内、国外的交流、融合频繁进行，所以唐朝在早期形成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两个恢弘的鼎盛时期。诗歌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层出不穷、类型迥异的诗篇，群星璀璨，风格不同的诗人，都倾尽自己的情，来扮靓百花盛开的诗坛大花园！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杜甫的诗多反映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可以说，杜甫的诗就是中华名族的一部血泪史。杜甫的诗始终植根于现在的土壤，植根于人民。“忧国”即使忧民。他心怀苍生，悲天悯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和爱国者。
从杜甫的代表作之一《望春》为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诗情景交融，情感深沉，含蓄凝练，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浓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诗人开篇描绘国都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风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很久，以致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表现了典型的时代背景下所生成的典型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也展示出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
唐代边塞诗也唱响了爱国主义的正气歌。“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育玉门关”这些边塞诗洋溢着宋观主义的豪情，写出了边关将士渴望建功立业，勇歼来敌，捍卫国土的爱国精神。赤诚之心，殷殷之情，戎马倥惚，马革裹尸。
北宋后期，由于宋金对抗，外族入侵，统治者的无能，致使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的历史就在屈辱中草草谢幕。到了南宋，统治者依然奉行俯首称臣，投降求和，割地赔款的卖国政策。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的黑暗，经济的凋敝，金人铁蹄践踏下的人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现实的悲凉，战争的灾难，人们的苦难，不断撞击着有志之士和大量诗人特别是词人痛楚的心扉，他们力主抗金，收复失地，恢复中原。即使是烈士暮年，依然壮心不已。除了用笔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外，他们甚至愿意投笔从戎、上马杀敌。陆游、辛弃疾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词人。
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