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2 08:52:06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日本文化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关键词：日本动漫文化；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
近年来，日本的动画和漫画作品席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动漫文化已经成为日本现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动漫作品也被视为日本文化的窗口，或作为日语学习的手段而被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动漫也逐渐由日语学习的内容或手段，演变成了日语学习的动机之一。国内也偶见关于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但是涉及日本的动漫文化与其联系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由此笔者试在小论中，论述近年来日本的动漫文化对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影响及其变化。
日本的动漫，可以称之为了解日本的窗口之一。樱井孝昌（2010）在其著作中说道，“（日本的动漫作品）反映了日本的社会、文化、时装和传统文化等。从榻榻米到饮食文化，从制服到原宿的时尚服饰等等，动漫把日本所有的一切都尽情展示给了全世界的青年们”。可见动漫的宣传力及其影响力之大。
以日语的动漫词语“KAWAII(かわいい)”为例，中文音译为“卡哇伊”，百度百科解释为，“网络时尚用语，意为可爱”。这个词，很久以前就成了网络流行语。不只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都在使用“KAWAII(かわいい)”。樱井孝昌（2009）称，“KAWAII(かわいい)这个日语词汇已经成为了世界通用语”。不仅如此，日语的“anime(アニメ)”和“manga(漫画)”，“动画”和“漫画”这两个词本身也变成了英语单词。此外，还有 「bishōjo(美少女)、bishōnen(美少年)、cosplay(コスプレ)、dōjinshi(同人誌)、otaku(御宅)、seiyu(声優)等等众多与动漫作品有着密切联系的日语词汇，也融入到了英语词汇中，风靡了全世界，我国也不例外。因为喜爱日本动漫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青年人日益增多，进而开始学习日语的人也不在少数。
关于“日语学习动机”，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也有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关于海外日语教育现状的调查”，以日本国外的日语学习者为对象(其中82.8%的人为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该调查从1990年实施以来，1993年、1998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已经进行了6次。
其中，2009年的调查报告《海外的日语教育现状(概要)》中写道，整体来看，“日语学习动机”中，诸多选项中排名靠前的依次为：选择“对日语本身感兴趣”的人为58.1%，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交流的需要”，为55.1%。接下来就是“想了解有关动画和漫画的知识”，为50.6%，列第三位。而且，从“日语学习动机”的类别来看，“知识取向”所占比率最高。2009年的调查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即在“知识取向”中，选择新增选项“动画和漫画的知识”的人占50.6%，高于选择“历史、文化知识”的47.7%。而在以往的调查中，包括2006年的调查，“日语学习动机”中，“想了解有关动画和漫画的知识”这一选项从未出现过。
因此，在2009年的调查中，从“动画和漫画的知识”被列入了“日语学习动机”这一点可见，日本的动漫对全世界青年人日语学习的影响之大。我国也是如此，从前述的诸多源于日本动漫的网络用语之流行便可见一斑。
国内关于大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多为对英语专业的二外日语或日语公共课学生的研究，以日语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的日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蒋庆荣(2009)把“娱乐动机(看动漫影视等)”列入了为8个学习动机（注一）之一。芦媛媛(2010)也把“喜欢日本动漫”列入了14个日语学习动机（注二）的选项之一。由此可见，近年来，日本动漫文化的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其作为国内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之一，已经开始受到了关注。
以笔者所在的山西大学日语专业为例，2001年入学的日语专业学生中，无一人是因为“对日本的动漫等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日语的。而2008年入学的日语专业学生中，因为“对日本的动漫等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日语的学生几近半数。之后的2009到2011年，同样地，因为“对日本的动漫等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日语的学生也是只增不减。由此可见，作为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之一，“对日本的动漫感兴趣”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要因。从2000年左右的名不见经传，到2008年至当今的必不可少，日本的动漫，已经成为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日语学习当中，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学习动机之一的同时，也还是促进日语学习效果的催化剂和日本文化的窗口之一。
从以上论述可见，近五年左右，日本的动漫文化，已经成为了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在日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如何抓住这一新特征，并在今后的日语教学中灵活运用，进而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效果，将会成为新的课题。
注一：
8个学习动机为：1、信息交流动机(通过报刊资料等获取信息、与日本人交流)。2、文化动机(对日本、日本文化感兴趣)。3、兴趣动机(喜欢日语及其老师等)。4、娱乐动机(看动漫影视、玩游戏、听歌曲)。5、考试竞争动机(考试中取得好成绩、通过等级考试等)。6、留学深造动机(去日本留学、工作、深造)。7、现实动机(多学一门外语、容易就业、毕业需要)。8、易学动机(日语好学)。学习动机由强到弱依次为：考试竞争、兴趣、信息交流、娱乐、留学深造、现实、文化、易学。娱乐动机居中。引自蒋庆荣(2009) 《关于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
注二：
14个日语学习动机为：1、觉得日语很有趣。2、想通过日语学习，了解日本文化。3、想通过日语学习、掌握该语言的技能。4、喜欢日剧。5、喜欢日本动漫。6、喜欢日本偶像。7、喜欢玩日语版的电子游戏。8、受国内日语热的大气候影响。9、想继续读取日语研究生。10、想将来利用日语技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11、想取得日语能力认定资格证书。12、感觉掌握日语技能，会比较有优越感。13、感觉会讲日语，会被别人羡慕。14、想去日本留学深造。
动机高的要因主要有，“想将来利用日语技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想通过日语学习,掌握该语言的技能”“想取得日语能力认定资格证书”。动机低的要因主要有，“喜欢玩日语版的电子游戏”、“受国内日语热的大气候的影晌”、“感觉会讲日语，会被别人羡慕”。“喜欢日本动漫”的学习动机也居中。引自芦媛媛(2010) 《关于中国高校日语学习者的日语学习动机》。
参考文献：
[1]桜井孝昌(2009)《世界カワイイ革命》PHP新書
[2]桜井孝昌(2010)《日本はアニメで再興する》アスキー新書
[3]蒋庆荣(2009)《关于专业学生日语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1.第5卷 第1期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当然同时也吸收了各国很多领域里优良的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充实自己。日本作为中国东部隔海相望的邻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彼此互相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记载并且被各国历史学者在研究和探讨中不断阐明的。两国都有着各自灿烂的文化，并且都较为擅长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知识，当今仍然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能乐表演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
长期以来，一种生存危机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时常困扰日本人的心灵，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瘠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主观上是由于日本一直处于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国边缘，以自身古代文明与三大文明古国比试，造成日本国民心理紧张，时常伴随一种危机意识。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与发达文明交往过程中，日本人多因这种不安而产生自卑心理。
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就此指出：“从《海国兵谈》②起，已经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无论贵贱上下都应当防卫日本的思想。这种全民族‘防卫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切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以及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排外、攘夷行动③，其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属性居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保持原来的自我，维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日本民族拥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内质心理，这促使他们不断积极进取，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更不嫌弃自己的历史贫乏，先拜中国为师，后结欧美为友，主动走出去，虚心请回来，如饥似渴地汲取异国疆域的优秀文化，修补自身文明的鄙陋。岩仓使节团④“任务书”这样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木户孝允⑤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更为论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性的活动半径，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日本引进先进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机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力，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认为：“美国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强大压力的情由下，常把压力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进取并超越危机，他们敢于同舟共济，身居列岛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哪里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国土”。
日本对外咄咄逼人，以其进攻获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就会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邻为壑，这样的危机意识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对邻国的快速发展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构筑“对华包围圈”，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集团意识与和谐
日本人对群体、对集团具有一种强烈的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集团或潮流中，将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团里，日本人才会觉得找到了自我位置与价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稀少，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观念。
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员工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雇员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要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意识最明显的表现。
日本也崇尚极强的个性，信守“个人发达”，但这种个性往往需要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之上。美国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在日本，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内部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的和谐理念，提倡奋斗，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业提倡在内部“让而不争”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但在外边则是“争而不让，争而必胜”。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来自集体主义。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赢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加剧了岛国日本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导致了日本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化，对于日本与国际间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级文化与忠诚
日本社会为纵向社会结构，等级制度相当严密。由于等级文化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级制度下日本国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领域，也都有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中根千枝强调日本等级文化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出序列；二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只有严格遵守和维护等级制度，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有了这种安全感日本人就会埋头于工作事业。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认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个传统是寻求某个富有而有影响的庇护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盟的这一等级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日本民族国家观念极强，人际关系强调“和谐”。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将它演绎成为一种对忠诚的信仰。日本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事物与他人。
战后，尽管日本人的权威意识与等级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天皇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但传统的等级文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在日本人看来，等级文化得惠于恩情伦理观念维持，一旦受恩于人就应对其人负有“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报答天皇之恩称为“忠”，报答父母之恩称为“孝”，当“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以往的日本人会先对天皇尽忠，而后杀身尽孝，在他们看来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与“忠”紧密相连，日本人将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相结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权威、血缘纽带和各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日本人认为，沟通好感情，协调好人脉，也就弥合了社会之间的空隙，便可激发人们献身集体，报效国家的感情。
忠于公司、献身事业、与自己所在的集体共患难、忠诚报国，这已成为日本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这种力量引导日本重建家园，振兴经济，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由于等级文化的影响，也使日本养成了常以国家位置和等级的眼光处理国际关系，常常助长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公平，进一步导致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大国思想与奋起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有论：战后造就日本经济崛起的吉田茂路线只是日本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
日本在各方面对其大国地位积极主动的追求是与其大国思想的战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国黑船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得不开放门户，后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又如日本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后又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对于日本的两度失败而又两度崛起，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思想，为实现该目的而在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的文化。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⑥中对此亦有所描述：“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鲜事物，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须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本的大国思想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连。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据戴季陶《日本论》所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这种国体论又通过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来达到表述至上的观念，使“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对于本国及其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优越意识”。日本的神国思想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的精神储备。
近代，日本大国思想越发强烈，极力宣传扩张有理，他们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⑦、“并八纮为一宇”⑧、“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认为日本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最具有恰当之资格，从而畸变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常与一些邪恶信念紧密结合，一旦产生盲动，就会鬼使神差地爆发出可怕的野蛮行为，这种力量足以把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推向灭顶深渊。战后，日本为满足大国的面子，一再固守其耻感文化，回避正视二战中的历史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还影响到日本的对外关系以及其战后转型。
【注释】
①这里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我中心主义、优越安定的心理状态而言的，是生存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
②日本著名海防论者林子平于日本宽政5年（1791年）写成，其强调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务。
③幕末时期的反幕政治运动。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封建排外思想。“尊王论”与“攘夷论”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但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国压迫而引起的对外危机，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
④岩仓使节团明治4年（1872年）自横滨出发，访问美国后转赴欧洲，于明治6年（1874年）返回日本。其主要目的是：访问各缔约国，向各国元首送呈国书；针对江户时代后期（1854年以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为修正条约进行预先的交涉工作；探勘、考察西洋文明。
⑤木户孝允在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其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⑥《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凝聚了其一生思想的精髓，其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福泽特别指出，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强调了“智”与“德”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准来衡量，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准。福泽通过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洋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这是导致自由空气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泽认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赶超之，才能达到国家富强，自由和独立。该书福泽并没有把欧美国家看作文明发展的顶点，而是指出文明的进步，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
中国明清时期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及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版画，是中、日这两个国家分别创造的一种平民化的美术形式。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指18世纪产于苏州的版画类印刷物，即集中在桃花坞制作、呈现为年画形式的民间美术品；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是指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崛起的独立的绘画门类，以“眼见耳闻的社会百态为表现内容”，通过对浮华世界的生动展现，来迎合市民和中产者世俗的审美情趣。
苏州的文化积淀深厚，独具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就是吴地文化中一枝独特的艺术之花。它刻绘精美、色彩绚丽，反映人们的美好愿望，又和吴地的民俗民风紧密相连，所以它在民众中的影响之深之广是其它艺术所无法替代的。桃花坞版画是中国四大年画之一，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四川绵竹的木刻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民间木刻年画。桃花坞时期的作品，突出了民间性、民俗性，画面构图均衡丰满。题材新颖，多以吉祥喜庆、神像、戏文、民间故事等传统吉祥的形象为主，运用夸张的手法进行表现，巧妙地把传统的吉祥形象和谐声相结合，寓意深刻；在构图方面：桃花坞木刻年画追求丰满而均衡的艺术风格。即丰满而不让人觉得雍塞，均衡而不让人感到平板，相似国画又有别于国画；在色彩方面：多以成块的桃红、大红、淡墨、黄、绿、紫六色为基调，色彩鲜艳，对比强烈鲜明，富有乐观向上的气息。苏州的雕版印刷技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至明代苏州刻印的戏曲、小说、插图盛行于世。桃花坞木刻年画即有此逐步形成。苏州的木刻年画，在明代中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在苏州桃花坞版画中，含有致富获利内容的画片有《一团和气》、《娃娃得利》、《刘海戏金钱》、《岁朝图》等；有关农事的有《春牛图》、《丰收图》、《鱼樵耕读》、《大庆丰收》等；山水风景画片有各地风景，如《姑苏万年桥》、《苏州阊门图》等。
浮世绘是日本德川时代随着风土文化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艺术。由于作者多为市民画家和民间艺人，而且多以反映当时的民间风俗为题材，故亦称江户时代风情版画。它以市井风俗、社会时事、戏剧情节、妇女形象、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及山川景色为内容，体现出当时新兴市民的生活情感。它的渊源来自原有的“大和绘”。“大和绘”是专供贵族欣赏和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一种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艺术。浮世绘最初以“美人绘”为主要题材，后来逐渐出现了以相扑、风景、花鸟以及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的作品。日本元禄时期的菱川师宣是浮世绘艺术的创始人。除了创始人菱川师宣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揭开浮世绘的黄金时代帷幕的铃木春信，美人绘大师鸟居清长与喜多川歌吕等等名师。
菱川师宣的代表作是《美人回眸》。这幅画表现了身着华美和服，体态轻盈女子回首一望的动感。浮世绘中所谓的“肉笔美人书”，就是菱川师宣首开风气，遂被推为浮世绘元祖。
铃木春信，其作品以抒情性、梦幻性、美人画而出名，他擅长于从《和歌》和《物语》等大典文献中得到灵感，而把它转换为当时风俗性的版画。他在雕刻匠、印刷匠的帮助下，创作出许多色彩漂亮的浮世绘，画风受到过中国画家仇英的影响，色彩浓郁，存世很多。
鸟居清长的现实美人像，越过了铃木春信一派的梦幻情调，走出健康、自在的独特画风。鸟居清长的女性群像，极尽婀娜的身段和衣裳花色之美。从他处理青楼美人休间漫步或夏夕纳凉的悠游姿态，那个时代物质主义至上，市民意识抬头的真实写照，立刻跃然纸上。
同是版画，但是苏州版画与浮世绘版画既有共通性，也有个性上的差异。受中国绘画的影响，在日本浮世绘的孕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版画艺术曾经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浮世绘版画与中国版画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
首先，二者的题材一致，大都是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浮世绘的魅力当然在于它是一种比较精巧的市井通俗绘画，题材多取自民众的生活习惯与日常景象，与中国年画一样雅俗共赏，是百姓社会生活的强烈的文化表现和需求。浮世绘画独特的色彩与创意，使它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风格，充分反映当时的日本文化背景。中国年画早在宋朝就已成熟，时至明清，已形成了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和四川绵竹为代表的四大年画流派，取材于日常生活，内容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美人儿童等。
中国的版画大约源于隋唐之际，起初主要用于佛像、佛经的印刷，后来逐渐应用到历书、农书等日常读物。到宋代版画艺术已相当成熟。到了明代，版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以建安、金陵、苏州等地为中心的版画流派，涌现出陈洪绶、萧从云、丁云鹏、凌蒙初、胡正言、新安黄氏等一大批知名的版画高手，留下了《西厢记》、《十竹斋笺谱》、《水浒叶子》等版画精品，形成了中国版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早期浮世绘的主要形式是为书籍插图，而做插图恰恰是自宋以来中国版画艺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这种相同恐怕不能说是巧合。
其次，在艺术风格方面，苏州版画和浮世绘有着明显的共同点。
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清盛期的苏州版画绝大部分拥有题款，注明画铺与画师名称。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以西洋画风描绘都市风光的版画中，除多有题咏，尽情赞颂市民富裕生活外，还“坦率”地标明“仿大西洋笔法”（苏州万年桥，乾隆六年刻），“法泰西画意”（百子图）等，以这种方式公开表达作者自身的审美趣向和技术习惯。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人意识。无独有偶，浮世绘的画家也都“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上签字画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画坊店号。鸟居清信自称“和画式”。他的弟弟清倍自豪地在画上注明“日本蝉娟画鸟居氏清倍画”。显然，这些款识比苏州画家的似乎更饶有趣味，人格意识更为独立，这对于作者在民众审美中，积极地体验个性自由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是具有融汇杂揉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中西合璧。明代中晚期，西画随天主教士传人中国，由宫廷流向社会，为民间画师所借鉴。雍正及乾隆前期，在西洋画风浸润下，加之宫廷画师焦秉贞、吴县籍、刻工朱圭融绘刻《御制耕织诗图》的影响，苏州的民间版画制作者大胆仿效，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了欧洲的透视画法和铜版画技法，“阴阳排线和光影的绘刻，都运用得较为成熟”，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技法精细、构图复杂、场面宏大而别开生面，价值很高。二是多法互融。清盛期的苏州版画，均不拘泥陈规，而是灵活运用多种优良的民族传统形式，旨在得到民众的喜爱。可见，思想上的开放，使东方与西洋、宫廷与民间，传统与时代的多种画风、技艺得以在苏州版画中交汇，酿造出接近绘画和铜版画的全新效果，并由此而成为世界版画史上罕见的欣赏艺术。
综上所述，浮世绘在内容上，有浓郁的本土气息、四季风景、各地名胜，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有很高的写实技巧；而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从东方艺术的特性来看，中日两国艺术密切相关，中国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少子化”简言之即出生婴儿减少，无法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动态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产年龄人口达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伴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加剧而日益显现，现已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数为顶峰，从1974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少子化时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至64岁）09年为8164万人，到2055年将减少至4595万人。少子化不仅使日本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与少子化同时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少子老龄化的形成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导致日本人口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本已沉重。而经济低迷和少子化进程的不可扼制，必然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系统的负荷。日本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学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这种意识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导致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认为，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背景原因在于临时职业者和不就业者人数的膨胀造成因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增多。
2．社会经济因素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但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导致用人单位和各大企业对育儿母亲“另眼相看”，其实质无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这个根本上的男权社会，真正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职业女性来说，兼顾就业和育儿是很困难的。由于兼顾就业的困难和育儿环境的不够完善,晚婚和晚育现象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适龄青年特别是女性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性变化，结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作为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只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结婚行为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变成个性化的人生抉择，更多的不是从俗从众而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意愿。晚婚、终生不结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们对构建家庭和延续生命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第三、当今日本，物价水平偏高，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不太景气，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和随之而来的巨额教育费用，成为小家庭的严重负担，而孩子从出生后到将来求学就业的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无数种可能的社会环境。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考虑，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数量。特别是日本的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婚后即生育子女会使生活重心偏离并影响生活质量，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
另外，日本的社会经济长期不景气、持续低迷。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较差，影响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率。当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缓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女性婚育所给予的支持方面不够。日本媒体多方报道，频繁指出政府和有关官员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出台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针对少子化的对策从199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个经济大气候的不给力，这些对策始终是力不从心的。
参考文献：
[1] 少子化社会白書—少子化対策の現状と課題[R].东京:内閣府, 2005
[2] 坂本幸一.少子化と私学経営の課題[N] //少子化·高龄化との対策.東京:日本私立学校振興.共済事業団, 2006: 103-115
二、以《料理仙姬》为引介绍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反映了其所出现地域社会的文化和特征。日本人在饮食方面不允许出现浪费，因此大部分“日本料理”的菜谱和制作成本都很重视节约。《料理仙姬》中的“一升庵”，有这些料理方式：用5个小时细致地煮熟白萝卜、一颗一颗地挑选黄豆制作味增(一种酱料)、用麦秸秆作蒸米饭的燃料这家祖传百年的餐馆不使用任何宣传手段，用日复一日为客人制作传统美食。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厨房神话，这个仿佛只属于过去的“一升庵”在工业化连锁化规模化的浪潮前岌岌可危。《料理仙姬》中有这样的情景：珍贵食材过去的手工制作工序因繁琐费时而逐渐被更快捷的制作方法所取代，在行家嘴里，成品的味道自然达不到过去的水准。长此以往，若干年后传统的美味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再也品尝不到的记忆。因此，饮食文化不是仅仅写在纸上就能记录，而是必须通过味觉来传承。如今，日式饮食又被称作“和食”。2000多年前以亚洲传来的水稻种植为契机，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在日本生了根。米饭和时令蔬菜、鱼贝类一起食用的传统，以江户时期为最盛，至今仍是日本料理的根本。但是，自从150年前再次对西方打开国门，除日本传统料理之外，大量的外国料理以符合日本人审美的形式出现，形成了更丰富的饮食文化。年代不同，人类的主食也随之不同。
通过对考古发掘出的绳文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骨的研究，发现当时人类血液酸度较低，食盐也还没有出现，所以动物性食物方面，较之于肉更喜欢吃内脏和骨髓这些能提供有机盐的食物来获取能量。分不出主食还是副食，说其是杂食也许更为贴切。弥生时代，已经普及了水稻种植，大米成为了主食，副食有野草、果实、鱼贝、鸟兽肉。食盐方面也由藻类提取的藻盐取代了由内脏摄入的有机盐。奈良、平安时代，人们开始饲养牛羊，用牛羊奶制作出了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美食。平安时代，还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强烈影响，学会了干燥食品再加工，以及油和药物的使用。贵族阶层还因受佛教的影响而不再食用肉类特别是哺乳动物，而平民阶层更以营养均衡为重。镰仓时代，即是武士的时代，人们通过朴素的饮食来获取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为健康着想开始了粥的普及。在后期的宫廷生活中，刺身料理法——日本料理主流——怀石料理开始兴起。随着精白米的出现，形成了现代所惯用的一日三餐的习惯。平民的餐桌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米一菜一汤。H本昭和30至40年代的饮食习惯被誉为是最健康的而备受世界瞩目。在后期，因欧美化饮食的弊端而导致肥胖症增加，发生了减肥这一战前绝未考虑过的事态。平成时代的少子化现象，促使了为了传承传统饮食文化、为了未来的孩子们的食育(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的产生。由自然饮食时代开始，经由以谷物为主的时代，近代饮食文化正式形成。
有人说，饮食以谷物等草食性食物占多数的民族性格平稳，与之相对，多食肉类的民族性格更容易激动、热情。和式料理在正式场合有本膳料理(红白喜事所用的议式料理)、怀石料理(原为在日本茶道中，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现已不限于茶道，成为日本常见的高档菜色)、会席料理(日本代表性的宴请用料理)、这些基于传统的料理各式各样，但都能体现出变化季节中的味觉、馨香、色彩和情趣。除此之外，追求佛教“戒美味、享粗食”的人们创造出了精进料理(素食)，饱含着祈祷的食物正是日本饮食文化其本身。H本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就餐时不像西餐使用餐巾，和风料理中用到的是怀纸。怀纸可以代替餐具盛放的食物，也可以放置吃剩的骨头和壳。擦拭汤汁、擦嘴都使用怀纸，原则就是不用手帕。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食量很小，使用的餐具却非常多。精美的器皿里细致地摆放着食物，因此，日本料理不仅仅是吃的东西，还是一种视觉的享受，而且，量少更能体现其珍味。同中华料理注重色、香、味相比，日本料理重视的是色、形、味。从这点来看，H本人相当重视食物的“形”，这和日本的现状很相似。好好吸取祖先留传的美，重视历史的日本人也认真吸收了祖先的饮食习惯。在这点上，日本人将精工细作的料理作为一种自然的美装点自己的生活。
三、随着时展传统饮食文化的命运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2-0191-02
一、引言
塞廖尔・亨廷顿曾说过：“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经过许多代人无意识的集体选择而形成、积淀起来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成为一种传统，就会对该民族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今天，文化已然成为不同民族的身份标识。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有助于加深民族问的相互理解，促进交流。
《辞海》规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据此，从过程来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过程，即“人化”过程。从结果来讲，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人化”后的产物。因此，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只有经过人类实践或加工后的物品才可称之为“文化”。
根据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文化系统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由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可触知的文化事项，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物，它是文化的表层。制度文化是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包括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组织形式等，它是文化的中层。精神文化是人与自我意识关系发展的产物，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发展进化，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它是文化的底层，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曲金良主张：“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因此涉海性是海洋文化的显著特征。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海洋的影响，其文化产物也必然与海洋息息相关，存在海洋性特点。
二、日本物质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
（一）饮食文化
日本饮食文化的海洋性体现在其原材料上。典型的日本料理有寿司、刺身（生鱼片）、天妇罗、章鱼烧、清酒等，多以鱼食为特色。日本人自称为“彻底的食鱼民族”，据日本政府2013年度《水产白皮书》称，2012年日本国内鱼类产品食用消费量为652万吨，处于世界前列。
在日本，伴随着鱼食文化的兴盛，各地渔民每年都会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来庆祝丰收，如“鲍鱼祭”“虾祭”“螃蟹祭”“海胆祭”等等。还有一些与鱼有关的节日，如每年的5月5日为日本的男孩节，也叫“鲤鱼节”。
（二）服饰文化
日本的传统民族服饰是和服，因日本属“大和民族”而得名，它起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官服，后经日本人历代改良，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日本民族穿戴的独特服饰。
和服种类繁多，根据性别、场合不同而不同，穿戴繁琐，需别人帮忙才能完成。根据季节不同，和服表面会纹上不同的图案。和服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只在领窝处开一个口子。如将和服拆开，其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和服以直线创造美感，能显示出庄重、安稳、宁静等特点，适合不同体型的人。
和服蕴涵着日本文化的海洋性特点。日本地处日本海和太平洋的包围之中，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自然的变化极其敏感，体现在和服上，是根据季节而描绘的不同纹样图案，这些图案多以动植物及自然现象为主，如花鸟虫鱼、松竹柏、山水川等。另外，日本夏季全国气温普遍较高，降水充沛，气候炎热，为了顺应这一环境，和服设计宽松，衣服上的透气孔有8个之多，且和服的袖、襟、裾均能自由开合，具有良好的通气性。
（三）建筑文化
日本的传统建筑明显受到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在日本绝大多数地区，夏季通常漫长、炎热而又潮湿，为适应这种气候，日本传统房屋的底层稍稍抬起，脱离地面，使房屋的四周和下方保持良好的通风状态。日本传统住宅几乎都是木结构的，因为木材具有冬暖夏凉、柔韧抗震的特性，因而成为日本建筑的首选材料。
日本传统住宅的典型代表是和室，和室地面铺有榻榻米，在和室里不需要穿鞋子（包括拖鞋），赤脚走在以自然素材灯芯草做成的榻榻米上，犹如徜徉在大自然一样。和室内部是开放式的，没有实墙，仅用活动的拉窗或隔扇分割，既保证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兼具便利性，同时纸质和木制的拉窗或隔扇具有良好的吸潮调湿作用，又因榻榻米的使用，和室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充分体现出日本民族与海洋互动时的智慧。
三、日本制度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
（一）婚姻与家庭
日本四面环海，火山地震频发，自然环境恶劣，国内适宜稻作农耕的平原稀少，古代日本人多以撒网捕鱼为生。因此，为了保证劳动力数量，日本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作用，与内陆型中国相比，更加受到重视。如中国古代女性长期遭受裹足之苦，以满足男性的畸形审美，而善学的日本却并未移植这一做法，其原因在于海洋性作业的撒网捕鱼不同于内陆性的育苗耕种，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若作为劳动力的女性被裹足束缚，则无法保证家庭收入的稳定。
另外，日本自大和时代开始，长期存在“访妻婚”，直到平安时代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长达一千多年。访妻婚又称“妻问婚”，这种婚姻是夫妇别居，男女各自与自己母亲和同母兄弟姊妹同住，男方在晚上进入女方家中，短则翌日清晨离开，长则在女家逗留数年，然后回到自己的家，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这体现了母系社会中女性的特权和中心地位。同样，在今天的日本婚姻制度中，女性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传统的日本家庭中，妻子负责育儿持家，掌管经济大权。
日本现代家庭制度与中国的家庭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家长位于权威结构的核心，长子继承家业，非血亲者同样可以成为家庭的正式成员。日本的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基础群体，它同时又是一个经营家业的经济组织，具有功能群体的性质。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和日本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异，即中国的家庭遵循严格的血缘原理，人的信任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并且很难超越这一范围；而日本的家庭遵循能力原理，人的信任关系很容易超出血缘关系范围。之所以如此，恐怕也与日本人为应对被海洋隔绝、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关。
（二）民族与国家
日本99%的人口属大和民族，“大和”一词源自公元3世纪的日本政权所在地的大和地区，之所以日本人自称为“大和民族”，与日本四面环海的岛国环境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岛国因海洋天然的屏障，不怕外敌入侵，历史上日本也很少被外族入侵成功过，岛国因封闭的环境，最怕的是内部战乱，一旦内乱，无处可逃，再加之日本火山地震频发，日本人需要“以和为贵”，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日本的民族性格具有极端的矛盾性，他们“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深究产生这种民族性格的根源，恐怕也与海洋的变化莫测密不可分。海洋在风平浪静时，显得迷人优美，在波涛汹涌时，又显得面目狰狞，无法捉摸。大海这种极端的两面性无异会渗透进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
海洋民族因海洋的残酷和封闭，其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必然带有竞争性和扩张性。日本自成立国家后，从公元4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一直谋求对外扩张，以释放生存压力。历史上日本多次入侵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其背后的文化动机恐源于此。
四、日本精神文化中的海洋性特点
（一）文学艺术
岛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日本文学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海洋性色彩，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航海、海上探险、海外贸易、海外扩张等内容。早在“记纪神话”中就出现了“山幸海幸”的传说，甚至连日本岛的诞生都与海洋有关。《浦岛太郎》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深刻反映了古代日本人对海洋的向往与眷恋。《土佐日记》、《平家物语》、《雨月物语》、《蟹工船》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人与海洋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谚语作为最简洁凝练的语言，最能反映民族特性，日语谚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涉海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海洋鱼类相关，如“鲷鱼烂了依然是鲷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二是与海洋生活相关，如“未见大海先备船（未雨绸缪）”。三是与海洋环境气候相关，如“沙丁鱼云（卷积云）”等。
（二）
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祗。神道教的重要仪式“禊祓”是在水中清洗自己的身体，除去污秽和罪恶，仪式所用的水最初是海水，后来逐渐使用河水，用盐洁身。海水在神道仪式中代表着神圣，可以清除一切污秽和罪恶。
另外，日本民间普遍存在着海神信仰，海神信仰指日本海民群体在其所从事的涉海生产生活过程中，为确认自身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旨在表达对各种人海关系的认知情感的文化实践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实践手段。海神信仰与日本神道教关联密切，带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以及多神崇拜的神道特点。今天，日本存在专门的“海神神社”和法定假日“海之日”。日本亦呈现出海洋性特点。
五、结语
与政治、经济等概念相比，文化是最稳定的因素，文化性格昭示着民族命运，欲了解一国民族性格，最好的途径是研究其文化。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研究其文化有助于促进两国的深层理解。
通过分析日本文化中物质、制度、精神等三方面的代表性事项，可以看出作为岛国，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性特点。
参考文献：
[1]陈建宪.文化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摘要：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本文论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关键词：日本; 人口; 老龄化; 对策。
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社会、经济等带来了不利影响，多年来，日本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进行实践与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研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有益于我国应对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
据 2011 年日本高龄社会白皮书，以 2011 年 9月 15 日计，老龄人口 298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 3% 。与 2010 年的 2956 万人，23. 1% 相比，人口增加 24 万人，上升了 0. 2%，老龄人口数和所占比例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从年龄层次看，70 岁以上老龄人为2197 万人，占总人口的17. 2%，比2010 年增加 68 万人，上升了 0. 6%，75 岁以上老龄人数为1480 万人 ( 同 11. 6% ) ，增加了 53 万人，上升了0. 5% ，8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866 万人( 同 6. 8% ) ，增加 38 万人，上升了 0. 3%。
从男女性别看，男性 1273 万人( 占男性人口的20. 5% ) ，女性 1707 万人( 占女性人口的 26. 0% ) ，女性比男性多 434 万人。
把人口性别比( 相对女性 100 人的男性人数)以年龄层分为三类，0 ～14 岁为 105. 2 人，15 ～64 岁为 101. 3 人，男性人数多于女性，而 65 岁以上为74. 6 人，女性多于男性。此外，70 岁以上男性为69. 4 人，75 岁以上男性为 62. 1 人，80 岁以上男性为 52. 4 人。
2003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24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 0%，65 岁以上人口中，男性1026 万人，占男性人口的 16. 5% ，首次突破 1000 万人; 女性为 1405 万人，占女性人口的 21. 5%，比男性人口多 379 万人。
1950 年以后，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 年达到 10. 3% ，首次超过 10% 。之后，每年增加 0. 5%，2003 年达到 19. 0%，总人口中，大约 5 人中就有一人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今后还会继续增加，预计到 2015 年将达到总人口的 26. 0%( 约 3277 万人) ，大约 4 人中就有一个65 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人口指数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 15 ～64 岁年龄段的人口比率，1950 年，日本老年人口指数为8. 3% ，1970 年为 10. 2% ，1990 年为 17. 3% ，2000 年为 25. 5%，2003 年为 28. 4%，预计老年人口指数今后还会增加，2025 年将达到 48%，估计 15 ～64 岁的劳动力人口中，约两人负担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老龄化更快，日本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 7%上升到14%( 翻一番) 只用了 24 年( 1970 ～1994) ，而德国用了 40 年，英国用了 47 年，意大利 用 了 61 年，法 国 用 了115 年。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首先是老龄人口发展速度快，数量大，高龄化。自 1970 年开始，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0 年已经基本赶超了欧美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次是老年抚养比大，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率比例下降，传统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第三是与老年人护理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资本也呈现不断削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老人独自在家成为空巢老人，无法获得密集的社区服务，生活状况不容乐观，社会参与度下降。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养老金、医疗费用等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劳动力供应减少，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等，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系数的提高，其结果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抚养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在现代社会，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老年人口的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的总额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社会承受的养老支出压力增加，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高，给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严重影响。此外，还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社会参与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设施和服务的保障，这就增加了社会在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
二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劳动力总量相对下降。由于劳动力年龄上升，体力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劳动力总体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那些对开拓创造能力要求较高的产业更是如此。劳动力数量的不足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中年和年长劳动力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工作、生活习惯，一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使劳动力不易从衰退产业和地区转移到新兴产业和地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
三、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主要包括： 完善法律法规等养老服务体系，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 一) 法律法规建设。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现在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先后出台了《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国民年金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 10 年战略计划》、《看护保险法》、《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福利人才确保法》、《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基础结构改革》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就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老人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使老人事业有法可依。其中，《老人福利法》强调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建立福利设施，收养那些在家中养老有困难的老人，并通过老人福利院、福利服务和开展终身教育等福利措施来保障老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安定。《老人保健法》强调疾病预防、治疗及功能训练等综合性保健。1990 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健法》，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福利与保健相互协作、功能交叉的老人保健福利规划，要求应把居宅福利放在优先地位予以考虑，并建立老人福利信息收集、反馈的网络服务，以方便居民利用。
( 二) 在养老形式方面。
日本老人养老的主要形式： 一是家庭养老，另一个是社区化居家养老。日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已不完全适应老龄化社会，主要因为年轻人很难有精力照顾家中的老人，再就是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与老年人传统的行为方式有碰撞，家庭养老形式影响家庭和睦，进而波及社会的稳定。现在，日本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善的社区化居家养老方式，该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室内外环境设置，保证其与社会的接触交流，尽可能长地保持其独立生活能力。在日本，80% 以上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方式。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注重开发护理、医疗、保健、娱乐等多项指标，旨在按照老年人的需要为其提供家里家外的全方位服务。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基础、以多项指标开发为原则、把家庭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多元化养老方式，更符合日本现代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 三) 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
为提高对儿童及育儿援助等社会保障，构建国民放心的全世代对应型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源和良好的财政状况，2012年，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消费税率为内容的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同年，国会也提出了与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相一致的社会保障改革相关法案和税制修改法案，以此来推动改革。
( 四) 促进就业与增加所得。
政府委托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老年人的再就业工作，设立接纳老年人再就业补助金。由职业介绍机构为到退休年龄暂时不想退休的老年人介绍工作，若被其他能发挥其知识和经验的企业聘用，则政府给予聘用单位资金补助。
( 五) 健康、福祉方面。
1. 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增进和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是国家的重要责任，老年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就需要定期地运动、活动，老年人的生活从工作中心向区域社会中心转移，需要进行与其年龄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运动或活动。政府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如通过举办老年人健康研讨会等，努力创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长寿社会。
2. 必要的护理服务。为了实现区域居民尽可能在原常住地接受持续的护理服务体系的目标，实行访问照顾、访问护理紧密衔接的定期巡回，随时服务，增加小规模多功能型的居家访问照顾或护理的上门服务点，改造旧住宅使其适合老年人居住。
提高护理服务水平。修改护理保险法等，遵守基础护理规定。
3. 推进区域间的相互支援。为防止老年人的孤立死现象，采取区域配合，交换老年人信息，对区域配合的先进典型事例的经验进行总结，开展区域综合性配合的支援活动。此外，为了推进区域福利等，对独居老人的生活给予特别的关注。
4. 开展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加强对老年人医疗服务人才的培养，建设并增加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点，制定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的目标，建立医疗合作体制，改善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
( 六) 学习、社会参与方面。
1. 老年人生涯学习基础设施建设。开设全国老年人生涯学习网络专栏，发挥生涯学习活动成果，解决社会性课题。由行政机关、来自于大学、非政府组织团体、企业等人士进行共同探讨，相互交流研究成果，建立起跨部门的相关者网络。培养具有优良素质和专业能力的社会教育工作指导者。
2. 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和生存价值。为促进以地域为主体，以相互协作的老年人为对象的生涯学习，鼓励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充分体现老年人的生存价值。建立学校支援组织，广泛利用学校放学或周末等的多余学习设施，通过举办研讨会，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创造由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区域居民参与的青少年教育环境，开展家庭教育支援等活动。此外，为老年人创造便于外出旅游的环境。
( 七) 生活环境方面。
1. 发挥民间出租房屋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民间出租房屋，在谋求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的同时，改建民间租赁房屋的空置房，确保育儿家庭、残障者家庭等对住宅的需求，通过合同管理，建立出租事业支援制度。
2. 优化住宅市场环境。为了扩大改造二手房的市场，利用互联网等向消费者提供二手房与二手房改造信息，充实担保责任保险。采取民间出租房屋改造等措施，优化市场环境，以适合老年人、育儿家庭等租赁。
3. 创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环境等。广泛征集意见，建设有益于确保老年人居住的稳定住房、社区，总结有创新和推广价值的做法，推进老年人住房等工作。
在当今世界的商业竞争中，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日本企业显示出的出色竞争力，开始引起了国际上的瞩目。对世界上大多数企业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被认为是日本企业，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企业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起到了市场领导的作用。日本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如此重要，其中隐含着许多让人深思的东西。五年的企业靠机遇，十年的企业靠管理，二十年的企业靠战略，要想基业常青的企业只有靠文化。忠孝观念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当下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忠孝观念“是保驾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本文试图在分析日本忠孝伦理的基础上，论述其在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一、日本的忠孝伦理
(一)忠孝观念的渊源
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在日本文化中，把一个人的“义务”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为“忠”。日本忠孝观念的形成是同日本宗教的世俗化过程相一致的。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其中，神道教和佛教都将神视为大慈大悲的高级存在者，这包含了要求信徒忠诚和报恩的义务；而儒教的《孝经》在日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例如，孝谦女帝(治世749―758)曾要求每个家庭必备一册《孝经》，学校要讲授《孝经》。对《孝经》的重视，可以看作是“孝道”在日本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一个尺度。孝是仅次于忠的最高道德，也就是说，宗教使家族本身渗透了政治、价值，并成了政治形态的一个缩影。总之，日本宗教精神的首要伦理即是指履行世俗中的忠(政治义务)和孝(家庭义务)。在统治阶级的推行下，日本宗教逐渐与世俗伦理相结合，忠孝观念成为日本宗教的核心教义，同时由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忠孝观念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便又被赋予了终极意义。
(二)忠――政治义务
以忠孝为伦理的体系中，居首位的当然是忠。早在幕府时期，由于天皇一幕府一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分化，忠诚观念的对象性并不明确，“忠”通常讲的是对自己的主君的忠诚，而当时的“主君”一词在其意义和内容上都是模糊的。随着“尊王”口号的提出，忠诚观念的对象逐步指向“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天皇。对天皇颁布的政令，所表现出的尊敬之情，证明了人们对政治权威的盲从程度。忠诚在中国理解为自我良心的忠诚，而在日本则将忠诚理解为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其忠诚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盲目的真诚。就像武士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甘愿剖腹自杀以示忠心那样。忠便是作为一个大和子民的首要政治义务，是对至敬者的。
(三)孝――家庭义务
在这个体系中，与忠紧密相连的便是孝。在日本，早在公元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太阳女神和天照大神为统治一切神和大和民族的神圣祖先的神话传说。对日本人来说，人的肉体是由父母分出，父母及祖先皆是家族之神，孝顺父母，敬畏祖先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创始人丸山敏雄认为“这种对双亲和祖先的真情和尊敬自古以来被称作‘孝’，是道德之本。”“孝”是一个家庭成员的第一家庭义务，是对至亲者。
但是，日本的“孝道”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日本人仅仅拜祭最近的祖先。除了对那些还被活人记着的人以外，日本人并不重视孝行。日本式孝道最主要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把“孝”的义务限于活着的人们。日本人对孩子的照顾也被视为“孝”的一种，他们把自己受过的照料移到弦子身上，以此来报答祖先的恩德。其次，“为孝尽心”，并不是指必须在家庭内实现互爱，在中国这些互爱是大家族道德法则的主要点。但在日本并非如此，就像一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那样，“日本人非常尊重家庭，正因为如此，不太尊重家族的个别成员或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日本人所强调的是义务和恩情债的偿还，长者本身承担了重大的责任，责任之一就是务必使他们下面的那些人付出必要的牺牲，即使他们怨恨这些牺牲也无济于事。他们必须服从长者的决定，否则他们就是没有履行“义务”。
(四)孝先于忠而忠重于孝
在日本“孝子门前求忠臣”应该是忠孝辩证关系的精辟体现。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孝先于忠；而在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征的日本，忠却重于孝。培养孩子之孝，是为了成人之后尽忠，孝同时也强化了忠。
在日本，“忠”的血亲源流在于天皇的种族高贵性。日本人把天皇纯正的血统泛化为大和民族的神性，使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及民族的代言人。当对天皇的高度尊敬在跟忠与孝相关联时，‘国家的概念便产生了一些变化。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相融合，作为养育者的神性被替换成政治权威。神、天皇、君主及父亲倾向于被当成等同的东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的亲族。天皇就是“神”，就是“君主”，就是民族家族之“父”。人民即是崇拜者，是臣民，是儿女。忠诚便是“大孝”，献身父母则是“小孝”，小孝只是为了能履行大孝而存在。这样，回报天皇之恩的义务便超越了其他一切义务之上。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孝顺父母(及祖先)、忠于主君、效忠天皇是每个日本人的天命。这一思想不是把社会视为一种必须维系的和谐均衡，而是倾向于将社会看作是在履行对上司义务的单一方向上的运动。至此，“忠”与“孝”便超越了血缘关系而具有了共同体的属性。
二、忠孝伦理与日本企业文化
(一)忠孝观念关注集体最终目标。企业员工成为命运共同体
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使其忠于上级、忠于天皇，但这并不是因为上级或天皇的人格魅力；而是由于对象的地位及其命令对于实现集体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在日本人看来，集体的目标是最高的，个人及子集团的目标必须严格服从于集体目标，当集体有着明确的系统目标，并且该目标对所有人都明了和有意义时，个人与集体的同一化过程将会变得最为强烈，人们将用关涉到集体目标的强有力和持续不断的行为来表现这种献身。
因此，日本人认为，出色地完成工作、达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对于日本人来说，工作本身并不是价值，而作为对集体的无私奉献的一种表现时工作才有价值。这很类似于新教徒的“天职”观，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日本人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又将这种独特的伦理观念带进企业管理，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强调职工与企业共存共荣。在日本社会团体中，任何个人对它所属的，
社会都负有重大责任，个人对集体应负的责任是没有止境的，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表现如何，都必须承担整个集体的荣辱毁誉。他们相信唯有集团一致，工作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日本企业文化中所表现的集团生活制度，就建筑在这种文化上面；企业一般都会抓紧各种机会向职工灌输个人与企业休戚相关的思想，培养他们忠诚于企业的意识。在制度上通过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制、企业风险分担等一系列的制度，减少职工在职业、职务、和收入等方面的不安全感，提高职工的合作精神和集团意识；在内部管理上，讲究方法，如采取不过分表扬个人成绩，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等手段，加强集体管理和集体效益。这种群体力量和效益，又反作用于企业，通过互相促进，强化了企业职工的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精神。个人忠于企业，从企业中获得利益，企业给予照顾，换取企业的发展和利润，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潜在因素。
(二)忠孝观念重视企业业绩，企业员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在日本，每个人的良心(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由于“终身雇佣”及其他一切的关爱在每个日本人的脑海中都有一本帐，这本帐上详尽的记载着给予别人的恩惠和所接受别人的恩情。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上的，“恩”的概念源自血亲关系和宗教教义。人的一切皆是祖先和神的无限授予，忠孝的义务也是天定的，因而，当然是无限的。
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要求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业绩价值而不断创新，埋头苦干并且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纪律。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职员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
因此，日本企业员工倍奉热爱劳动的企业价值观，日本企业文化倡导职工勤奋的工作，竭尽全力，许多人下班后还要留在公司里1―2小时甚至更长，周六理应休息，仍不计报酬的去工作。今天，在日本比较富裕的情况下仍普遍出现“工作狂”和“过劳死”的现象，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们不盼望退休后无所事事的悠闲生活，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中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企业倡导生活的价值在于劳动创造，劳动不只是为了自我改善而进行的个人奋斗，其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人的应当自觉分担的一份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劳动不仅仅是一种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纯经济活动，还是一种高于经济活动的与为善相联系的宗教修炼事业。因此，人仅仅求生存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工作生命才有意义，帮助自己的公司成长、繁荣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
这种劳动状态和劳动状况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忠孝观念提供团结的心理基础，使企业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它使日本社会各个单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业主体易于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忠重于孝使日本企业营造了强有力的企业团队精神。日本企业里上下级关系被称为“亲分”与“子分”，“子分”可获得“亲分”的扶助与支持，同时有义务为“亲分”随时效力。在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日本人认为只有努力地与同伴配合，尽量的照顾别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与同伴为难，拆同伴的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日本的许多公司中，上至经理，下至最下级的职员，确实做到了上下一心，大家全心全意维护公司的利益，尽自己的努力，团结协作，共同进步。如果说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个人激发的个体创造力，那么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企业内部员工的精诚合作。
日本的公司往往实行终身雇用制，员工也承诺不会因为高薪而跳槽。虽然彼此有书面协议，但是真正的约束力不是来自契约，而是道德的力量。员工个人不能要求企业终身雇用，否则被认为不得体，而且可能被雇主废弃终身雇用，违背合约将受到严厉的制裁，他们往往会被社会抛弃。日本人选择工作的机会一生往往只有一次。这赋予了员工生存安全感，强化了他们对企业的忠诚，为他们提供了工作的动力。
日本企业家相信，人最富于感情，只有得到尊重和信任才会在生产和实践中激发出创造力，企业给员工一份关怀，员工便会以十分的干劲回报企业，所以，日本企业非常注重感情投资。例如员工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提职获奖时，企业除了组织庆祝会，向本人颁奖外，企业负责人还常常亲自到员工家中或向其家属打电话祝贺，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情，从而更加效忠企业，更加竭心尽力的为企业工作。
日本企业家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越是现代社会，人越显得特别宝贵，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指出，“经营的基础是人……在企业经营上，制造、技术、销售方法、资金固然重要，但人都是这些东西的主宰。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么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才是最重要的。”
日本企业着力建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使企业处于一种高度的和谐状态，铸就了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化了员工的忠诚观念，为树立忠于集体，患难与共的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结束语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指导思想，经营哲学和管理风貌。它包括企业在实践中形成的经营理念、价值标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群体意识、精神风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规章制度等等。其中企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形成企业文化的前提和基础。
什么是日本式的英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目的不明确的集体赴死的武士。”
二、英雄现在电影文化独特表现
日本是一种“神佛合习”的日本化了的儒教文化，信奉的是天照大神，武士道是糅合了佛教、儒教、神道教的观点，其判断价值是一种耻感文化。从地理上看是一种岛国文化，(虽然历史上曾引进唐帝国文明，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突出实用性，忽略了精神层面文化吸收)其根性突出实用，缺少完整健全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夹生饭”文化，再有，由于单一民族、岛国环境，属于典型自我封闭意识下的实用文化，缺少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的深邃内涵，也缺少欧美文明的明快精炼的格调。文化表现上突出一个“小”和“暧昧”的特点。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能直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点。下面从日本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出发，分析一下日本电影英雄的表现特征。
1．现代英雄的虚幻性
由于二战的战败情节，日本电影笼罩在一种反思文化的氛围，不敢名目仗胆地讴歌那些“靖国之神”，而是借助而娱乐性的动画电影将人物虚拟化、故事抽象化、背景空泛化来表现自己的英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制作表现激烈战争场面的娱乐影视作品，这就使得日本不可能推出类似《珍珠港》或《大决战》之类的影片来表现自己的民族英雄。只能通过一些架空的背景和人物，满足一些人的虚无的荣誉感。
无论是《圣斗士》、《大空魔龙》，还是《火影者》，《机动战士高达SEEDDESTINY》都是写漫画家笔下不成熟的精灵，人间烟火味道不足。即便是现实中有的人物《战国自卫队》编剧也要让他们拿着现代化武器沿着时间隧道回到400年前的战国时代。这些都是通过一些虚幻的形象来表现出来日本式样的英雄。
由此看来，虚幻性英雄的出世确实是战争反思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这二块巨石德夹缝间诞生出来的特有的形象。
2．英雄的矛盾性(暧昧性)
日本是个传统的神道教国家，武士道精神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已经根植于日本的国民头脑里。这种精神强调的是忠信意识、集体意识、赴死的文化。纵观现代反战影片也同样是透着武士道的英雄主义。按常识的理解，英雄因该是正义的化身，拯救的代名词，但是日本的英雄很少能做到一点。这也是用日本英雄主意文化的独特的“八德”(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意识决定的。这种意识来自儒教，但却把儒教的总领教义“仁”排出在体系之外，所以是一种愚忠的缺少正确价值标准的杀戮文化。和美国动画中总是“好人打败坏人”不同，日本电影、动画中无论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还是人类于外星人之间的战争，善与恶的界线并没有那么径渭分明。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有着所谓的“不得已的苦衷”。于是便有了《高达》中，为了让人类唾弃战争而去发动战争的杰克斯这类角色。回想日军在二战时的所作所为，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
《男人们的大和号》把处在社会底层，作为日本战争机器普通士兵，还原成一个个有感情，有爱心，有独立思考的“人”，特别是有阳刚之气的“男人”，赋予了这群普通士兵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最后那一幕集体赴死的场面，给人一种英雄扼腕的悲壮之感。到底是要表现为战争的受害者作无谓的炮灰，还是要表现为“大东亚战争”英雄?这种表现方法为多少无知的年轻人所感动，又为多少右翼分子所疯狂。
3．英雄的悲剧性
由于武士道耻文化的影响，武士重视的是以死雪耻，而不是贪生，死被认为是生命最美的时刻。樱花是武士的象征，是因为樱花的同时开放，形成一种壮观宏大的美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樱花凋落时的凄楚之美。符合武士道的集团性精神和消亡之美的理解。
首先，这种悲剧性在电影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亡之美，失败的结局。
《忠臣藏之四十七浪人》为冤屈而死的主人复仇后的集体剖腹，《影子武士》在全军覆没的最后一击，《里见八犬传》中由老国主寄寓宿命的八只神犬转化而成的武士，保护国土的遗孤复仇成功，八犬全部英勇战死。《男人们的大和号》那没有返程燃料的有去无回的出征。表达的都是一种宿命，空寂，绝美的赴死文化。
其次这种悲剧性表现为一种生活的被动应对。
但是战败情节的影响，这种英雄主义文化始终带有悲观颓废的色彩。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影片《黄昏下的清兵卫》黄昏下清兵卫把剑插在地上静静地进行思考，由于为人处事能力差难以混迹江湖，自己也对立身处世不感兴趣。他缺少美国英雄那样的积极进取精神。
《七武士》中武士们受农民的白饭的雇用，帮他们打退了强盗，他们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也留下了四座插着剑的高大的坟墓。离开村子的时候，勘兵卫看着又说又笑正在插秧的农民，对他的部下说：“又是一场败仗啊！胜利的是农民，不是我们。”这句莫名其妙的伤感的哀叹，使人抱有许多的疑问。武士的命运难逃失败的宿命。这才是武士的生存方式。
这反映了日本的价值观。日本的价值观可以用“权力+所得+名誉：固定值”这一公式来表示，也就是说三者之中只要一项取得多了，那其他两项就会相应减少。(我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公式是“权力＝所得＝名誉”，基本上符合上面论述的英雄观)对日本人来说英雄更注重的是名誉，《男人很辛苦腿部影片中的阿寅完全符合这种模式。
4．英雄的平淡性
武士道精神过去一直是日本人的最高 操守，价值理念。违反了这些原则，英雄也可以变成恶魔。如果恪守武士道也可以让弱者成为英雄。
《泥醉天使》中的主人公松永实际是一个街头的混混，可是在黑泽明的塑造下，松永成了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落迫武士，黑泽明给了松永以武士的待遇，他是个小人物，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忧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危胁的时候能为自己的处境去拼搏，黑泽明想关心他的生存状态，想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武士的气息。
《七武士》中的菊干代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他身上看不出武士的气质风度，不修仪表，谈吐随便，也没有高超的刀法，被认为是一个冒牌。可是机智勇敢，正义感强，古道热肠。被黑泽明刻划成了真正的武士。
三、集团伞下的个体英雄
东方哲学强调团体，而西方则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发挥。导致了日本式的英雄不能脱离团体，缺少美国式的独行侠风范。银幕上塑造的英雄跟社会、跟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行动背后总有许多人在支持着他。如在影片《姿三四郎》中，三四郎为了荣誉背着师傅矢野正五郎要去迎战桧垣源之助，前一天晚上跟几个师兄弟违背了道场的规矩，偷偷地在喝酒，这时他们的师父矢野正五郎进来了，他没有责怪徒弟们什么，而是细致地给三四郎讲解柔道的技巧动作。在这里影片巧妙地将东方的含蓄跟勇气的鼓励结合在一起，荣誉是武士的生命，为了荣誉而战，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的。
西方的哲学很重视人的存在，强调人的价值。于是在西方电影中往往会出现在一个超现实的时空里，个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下，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了邪恶，挽救了世界。如凯文・科斯特纳的《未来水世界》，他要独自面对装备精良的海盗，并战胜他们。在这个超现实的时空里他只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凭借自己的胆识与智慧，去战胜比自己力量强上百倍的敌人，实现观众们都知道的结果。但是用武士道精神来看，凯文・科斯特纳却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因为他脱离了武士生存的土壤。黑泽明的影片中，武士的存在是很现实的，而且他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武士一旦离散，个人是没有力量的。正如《七武士》中，一个农民就可以杀死落难的武士，抢夺他的武器。这正是黑泽明传统意识的表达：团体的意识跟个人的修为同样重要。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