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3 15:10:32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该校“船舶静力学”课程教材选用《船舶原理》（上册），教材侧重讲授船舶性能的基本理论，追求理论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公式的推导繁杂，涉及到的数学、工程力学和流体力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很多，对船舶设计中的航海性能的分析较少，这些都很不适合航海类专业的培养目标。这点问题无论在初修班还是重修班均存在。
1.2课堂到课率、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较低
重修班的学生均为第二次参加“船舶静力学”的课堂学习，对于课程内容和重难点已有一定的了解，再次学习课程内容感觉到很乏味，缺少新鲜感，造成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不高，甚至出现很严重的缺课现象。
1.3作业自主思考较少，抄袭现象严重
对于重修班同学来说，由于缺课造成对知识点掌握不到位，无法做到真正的理解，在完成课后作业时就感觉到吃力，进而只能通过抄袭来完成课后作业。怎样使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学生更好地掌握“船舶静力学”的课程内容，更好地与培养目标相适应，作者通过这几年的授课，提出一些对于重修班教学方法的几点想法。
2“船舶静力学”重修班教学方法的几点建议
为适应船舶工业发展对人才多元化的需求，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该校“船舶静力学”的教学方法可分别采用讲授、案例、复习以及模块专题相结合，配套的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案，交互性、启发性的教学案例，体现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2.1复习型和模块专题型教学方法
鉴于重修班学生对课程内容已有一定的了解，采用复习型和模块专题型教学方法，目的是帮助学生对各性能模块进行归纳总结，进而提炼问题，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如采用讨论加归纳的方式对课程内容进行复习。
2.2问题实例教学法
采用问题实例教学实践环节，采用参与性的教学，目的是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帮助学生巩固，加深理解和掌握教学重点，难点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计算及其技能。案例教学的运作阶段主要包括4个环节:给出实例描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形成初步解决方案；课堂讨论予以解决；点评总结解决方法。如“装卸液体载荷”的问题，通过问题实例教学的各个环节，要求学生能总结出解决这一类问题的一般思路，并能从中牢记计算公式，使学生对问题的解决有深层次的理解。
2.3分组讨论式教学
考虑到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缺乏，可结合上述提到的实例教学法，将学生进行分组，对上述实例举一反三，衍生出多个问题，在各个小组内执行讨论式教学，将讨论结果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法激励学生的团队协助和合作能力，鼓励刺激更多学生参与讨论参与学习。
目前，新闻传播专业已构建起了由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组成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但与相对齐全的新闻教育体系相比，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归属是含混不清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造成了高校新闻学资源相对匮乏、实力不够雄厚。在许多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是设置在汉语言文学系的。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与记录，文学与新闻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着本质区别。汉语言文学的基础课程虽能为新闻传播专业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却忽略了新闻传播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基础理论，更要把理论知识转换为新闻操作能力。
因此，学校首先应加大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投入，除了配备较为先进的教学设备如摄像机、录像机、编辑机械之外，还应该设立专门的演播室、编辑室等实验室，以供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与制作、播音与主持、电视摄像技术、纪录片的拍摄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之用，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学校应为学生提供丰富权威的图书、报刊资料。综观许多高校的图书室、阅览室，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图书较为丰富，而新闻传播方面的则相对匮乏。互联网虽然能够为学生提供海量的信息，但是网上的信息终归是零散的、片段式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既要关注新闻动态、新闻现场、新闻资讯，更要通过新闻传播方面的书籍、报刊，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拓展自己的视野，以此来提升学习的自主性。
课堂教学内容作品化、成果化、精品化
目前，依托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的新闻传播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深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偏重于理论讲授，教学思路比较单一。从教学效果来看，新闻传播类的课程虽然开设了不少，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唤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难以说清楚。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依然停留在死记硬背的层面，缺乏探究新闻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之间关系的热情。原因何在？这一方面与教师的教学有关，另一方面与课堂教学内容的转化方式有关。课堂讲授结束后，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大多是就某一新闻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或对相关的新闻作品进行赏析，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创造意识相对薄弱。
要实现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实践模式的改革，笔者认为，应通过课堂教学内容的作品化与成果化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学生的作品来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比如以身边发生的新闻，拍摄一条新闻短片，时间不少于6分钟。首先，老师和班干部确立拍摄小组；其次，确立相关的细则，逐项打分，包括拍摄的实施步骤，新闻立意要贴近大学生生活，画面衔接自然、流畅等；再次，对作品进行展示与评比，以此来树立学生的作品意识，拉近学生与新闻实践的关系。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传媒人才。囿于学校环境的教学终究过于封闭，难以适应当前媒介市场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好地感知、理解传媒市场的变动，我们鼓励学生“走出去”，积极参加社会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创意大赛，在竞争中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将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真正达到实践教学改革的目的。基于课堂教学内容的作品化、成果化的实践，在学院组织的创意大赛中，笔者教授的学生所完成的优秀作品《漫画工坊》获得最佳技术奖，《一条街的神秘与忧伤》获得最佳制作奖，《NIKE的创意构想》获得一等奖。通过上述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为了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首先应在自我转型中更新教学理念。有什么样的教学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教师的“教”不仅是教学展开的基础，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新闻传播学的师资队伍看，大多数教师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传播教育，他们多来自语言、文学、历史等学科，知识结构与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学科多为基础理论学科，新闻传播类学科的实践性则比较强。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教学要求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否则，当他们以传统的教学理念来从事教学时，就会陷入“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区。很多时候，教师可以通过对一个新闻现象的分析，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对新闻操作具体流程的讲解只能陷入理论的说明。因此，要实现新闻传播教学的突破，从事本专业教学的教师应该加强自我培养，可以通过出国进修、到新闻单位实践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新闻实践能力。
其次，多媒体教学为辅，启发式教学为主。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教学融文字、图画、声音于一体。在新闻传播教学中，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让学生置身于真实、鲜活的新闻现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在教学中，如果一味地停留在多媒体的演示上，就会使学生的思维跟着画面走，进而形成单线思维。而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能够报道新闻，更能够发掘新闻背后的事实。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应兼具感性思维与理性认识。如果说新闻教学中多媒体手段的使用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知识，那么教师还应当利用启发式教学手段来做理性认识的引领者。目前，大学生多是90后，他们思维活跃、个性意识突出、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对他们而言，信息的获取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加强学生的辨析能力，进而让学生有所领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借助多媒体手段的同时，更要针对学生的个性，通过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抛砖引玉，让学生怀着浓厚的兴趣参与新闻传播教学活动，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再次，在学校课程中心搭建网络交流平台。美国的浦尔教授曾提出“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理念，“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体融合可以使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媒介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信息采集、新闻表达、资源利用等层面的融合。目前，许多高校设立的课程中心可以说顺应了媒体融合这一趋势。课程中心不仅是课程展示的平台，更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尤其是对当下的新闻传播教学来说，仅凭借单一的课堂教学不足以完成对信息的筛选与分析。
借助课程中心，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随时添加、整理与本专业相关的信息。而且90后大学生普遍热衷于网络技术，乐于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课后，教师可以对上课所讲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建立相应的教学资料库，也可以论坛的形式发起讨论，形成学术探讨的氛围。笔者发现，学生对论坛的参与度比较高，甚至一些平时课堂上不爱发言的学生，也表现很活跃。在线作业与批改让教师能够及时掌握信息反馈，从而切实有效地展开答疑、辅导。总之，新闻传播学课程中心的使用，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又对课堂教学起到了必要的补充与延伸作用。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1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太成熟
教学手段单一，在授课过程中枯燥的填鸭式教学，传统的板书配合幻灯片模式讲授，教学观念落后，教授本位，学生被动接受，学生学得苦不堪言，老师在教授过程中体会不了互动的乐趣。很多老师只是一味的翻译原版传播学教材，重点放在传播理论的刻板讲授上，忽略了与实际传媒现象相结合，缺乏案例教学，课上的干巴乏味，把双语专业课上成了专业英语课。课堂上单一的讲授专业词汇，句子和语法，偏离了开设传播学这门课程的初衷。
1.2学生英文水平参差不齐
学生的英语水平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但不同学生的英语素养差别很大，对那些英语听力和词汇量方面比较薄弱的学生而言，想要全部听懂老师传授的内容，跟上教学进度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目前一刀切的授课模式，对于英语能力强的学生信息量方面就显得不足，而英语能力弱的同学则对授课内容理解困难。
1.3任务重课时紧，进度不好掌控
传播学囊括了大量的理论和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不乏需要深入讲解才能领悟的学术问题，但大多数高校开设此门课程只有48个学时，相比于母语授课，双语教学又增添了一重语言关的难度，花费在单词和句子解释上的时间较多，授课只能删繁就简取其精要，无法做到精细化授课。同时，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英语水平不同，授课进步也受其影响，难以精准把握。
2.提高教学质量的改良措施
2.1采用以激发学生兴趣为目的的立体化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因其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课堂教学不能像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一样，而应采用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理念，首先研究如何持久的吸引学生的兴趣点，教学过程中可以运用举例、对比、互动甚至插入小游戏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案例教学法和互动式教学效果极佳，能很好的吸引学生，使得这门理论性强、不易理解的学科延伸出趣味性，由案例引出相关专业理论便于学生理解并且印象深刻，在互动教学中许多老师只关注到了课堂上的互动，忽略了课下时间，上文提过传播学课时紧张，双语教学又耗时多，注定了课堂上很难保证有大段时间来互动，这样就不好掌握学生思维动向和对课程的理解程度，可以安排课下专门的答疑教室和答疑时间，或借由互联网随时随地的进行，网上答疑的好处是网络的匿名性，增加了学生的活跃程度，师生间隔膜减小，沟通顺畅，交流充分。
2.2分阶段推进不同教学模式，尝试语言分流教学
上文提到双语教育中，学生层面上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传统“一刀切”模式明显不适合实际教学情况。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双语教学，并总结出双语教学四种基本形式，它包括：浸入式教学即学校使用第二种语言进行教学；过渡式教学即入学时使用母语教学，但一个阶段过渡后只使用第二种语言教学；保持式教学即入学时使用母语教学，一定阶段后部分课程使用第二种语言授课，其他课程仍然使用母语；翻译式教学即授课过程中以母语为主，但会使用第二种语言的教材，教师选择部分重要内容翻译成母语。这四种模式难度是依次递减的，浸入式教学最难，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最高，而翻译式教学最易，在开设双语教学的时候，可以分阶段进行，由最简单的翻译式教学开始慢慢过渡到浸入式教学，当然如果学生整体水平不高，最终实施过渡式教学也未尝不可，中间各种教学模式的衔接和更迭，由授课老师根据授课情况，灵活把控，自主决定。同时可以尝试实行语言分流教学，对同年级学生进行摸底英语测试，按照英语水平划分出快慢班，也可根据学生意愿自主选择班级，不同班级双语应用比例以及授课进度不同，英语水平大致相同的学生同班授课对授课老师而言轻松不少，能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出适合学生水平的教案和授课内容，教学质量自然容易提高。
2.3教材选择采用原版和自编讲义双轨制
在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选择教材时倾向于英语原版教材，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是好处在于，它们基本都出自传播学大师之手，理论阐述详尽深刻，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英文能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英文原版专业书籍过于晦涩艰深，很多学生望而生畏，而授课老师也容易依赖甚至迷信原版教材，无法自主教学，可以实行双轨制，一方面选用难易程度适中的英文原版教材，另一方面在其基础上按照教学需求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做出全新教义，去掉许多重要性不强的、失去时新性或者不适合英文口语表达的内容，辅助以最新行业动态及学术前沿，达到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课堂上教师以讲义为主线，要求学生及时抄录讲义，原版教材则更多的放在课下，学生以预习及复习的形式阅读，期末考试两者兼顾，这样会更好的体现出授课重点。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 以短短三十年的时光，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而且以图书出版量、院系或专 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所谓“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
但我们聚会于此，应当并非是为自我恭贺，而是为反思。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 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 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我无意罗列问题，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这些表象的问题，为此而感到汗颜，只 是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即反思的开始。我们更要做的，是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批 判现行的学术体制，包括学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学位与职称评定制度，以及学术 刊物的级别定位制度等等，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当我们这些以学术研究为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时，更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即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 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2]
这里的“自己”，当然指的是被称为“传播学界”的同仁通过各自和共同的学术活动所呈现 出的学术主体。反思这个“自己”，就不难看到，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没有思考，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说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刍别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简单来说，过去学界――以新闻与传播学界为甚――动辄以政治思 维的逻辑，并遵此逻辑而设立研究问题并罗列论断的习性仍在延续，研究变成了贴时髦的政治标 签。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摆脱将学术等同于政治诠释的枷锁之时，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认 为更加华丽和时髦的其它语汇，那些来自我们未曾谋面、未必读懂（甚至未必系统读过）的西方 学者的语汇。
我当然不是在反对理论，也不是反对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不是反对理论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对的是将理论――或者将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作教条，认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将自己的研究降格为教条的脚注，将这些权威 的论断或宣称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当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编制一片无从着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别人的理论概念肢解现实观察，将现实的观察削 足适履式地塞进概念的牢笼。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 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似乎论文写作等于权威的表演，动辄宣布“要如何”、 “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指令，以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论文和论著当中也许有思想，但那是别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后发展 并阐述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 向，即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
这个层面自主与独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这个学界缺乏学术研究者的主 体性，即：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恪先 生所坚持的那个作为学者应有的境界，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种境界作为 自己学术生涯的常态，我们何以面对“学者”这个称号？缺失了这个灵魂，多写何益？陈寅恪先 生说得好，“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 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3]
我这不是在老生常谈。不错，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乐观地宣称，陈所提倡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4]其实不然！ 至少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个群体还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没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们不同意我这个判断，那么请问，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议程是什么？采用 的标准是什么？花费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动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条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 播研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中真问题的批判分析。我在这里不去纠缠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间的异同，我们的同行们在这样的问题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我要讲的是，无 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 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 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独立精神”，我们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就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 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 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这就造成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 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 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 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 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 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
我这里讲的并非是不该从事纯理论的研究，也不是不该从事应用（包括针对各不同社会机构 的对策）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应该得到大力展开。有些人轻易地将提倡学者的自主或自觉、与权 力和市场保持一定距离等同于反对应用研究。如此简单对等，本身就已经丢失了学者应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准备。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为学者，我们是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市场、 外在于官方意识形态、超越于某家或某个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探讨并解答研究问题。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我们独立批判的理论思考， 所带有的价值取向是普适人文精神的呼唤，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为学者对 自己的角色、立场、预设等的自觉反思。这些元素的结合，即构成――套用美国社会学家 C. 赖 特米尔斯的用语――“传播学的想象”。
换句话说，业界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对策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但是，首先，这 些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所自生的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 时，我们需要提出并考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体在这特定的场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这些问题？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会的张力和变迁？不同社会主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将形成意识形态与历史现实的何种形态的勾连（articulation）？其次，我们 探讨问题时，使用的是学术论述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由业界和／或官方的话语元素及需求逻 辑所构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学说所圈定，它由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所形成的独立思想所构成。 这种独立，体现于对于论述的逻辑、证据的质量、结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导性等）等各方面的学术评判标准都来自学界的认同和／或对知识发展的推动，而非官方或业界开出的处 方，或者对某一学说的忠诚。
具体地说，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官定的“核心”或“权威”期刊的刊载，不应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报表格上的填充，不应是从国家机构或企业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应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发表，当然也不应是在现有学术考核体制下挣得的“工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标，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学术的评判标准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系统地考 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 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学术的评判标准是能否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升华。这样的标准，应当 适用于所有取向、所有类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标代替学术评判的标准，必然扼杀学术， 奴役学界；以满足行政管理的标准来设计自己的学术活动，就意味着对学者的主体性的自残。
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 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 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其它如方法训练的 欠缺、学术操作的不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养等，要么由此衍生而来，要么与此有密不可分 的亲缘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畅行无阻，除了权力和利益因素外，还在 于它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只能来自强大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研究真问题，这两者必须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并以此为依 托，改造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和培养方式，展开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展多元的学术取向 和流派。 为此目标，我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 抓住机会，改造现有的学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专栏，（1）发表具有独立思考内涵 的经验研究论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论文，摒弃不关照中国现实的他者理论的反刍，摒弃承 接官方和／或业界话语的奴性文字；（2）展开学术批评和研究点评，倡扬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独立”准则的研究，针砭奴性的和应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带研究生的模式，以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考核指标，对自己所带的研究 生，摒弃导师命题、学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现实（包括与现实相关的理论或 历史）问题，写作解答这样的问题的论文，不能达此要求的，坚决不予答辩。
3. 组织、编辑反映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包括各种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邻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科研究传播现象的优秀论著／论文集系列。我们现在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在展开一些 有学术价值的经验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论著或论文还不能充分体现其中的学术价 值，未能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组成编委会，发现各地有潜力的论著和论文，阅读筛选后， 对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达标后包括到系列内出版，以期形 成传播研究实绩的展示，并为整个传播学界设置学术的标杆。
4. 定期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论文写作的工作坊，一次一个主题，参与者根据与这主题有 关的研究积累为标准来选择，事先写论文。在工作坊期间，参与者各自陈述自己的论文，并就每 篇论文展开深入讨论，由工作坊组织者综合讨论中的提出的意见，对每篇论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给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论文由工作坊组织者编辑出版论文集。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建立并彰显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学术评判模式，以此建设独立于国家权 力和市场利益的学术社区，最终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注 释：
[1]对此，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如许纪霖，《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朱学勤对此也有专文论述。这种对体制的批判也体现在少数著名学者拒绝体制参与（如拒绝按制度规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动中。但是，相比较于国家权力通过学术考核、国家项目、职称评定、经济奖励等手段对学术的控制和学者的诱惑，这些批判之声零散而微弱。对体制的批判，必须在学者共同体的集体抵抗下才可有效。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冯院长，您好！欢迎做客《今传媒》。可否简要地介绍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冯应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始于一九六五年，是香港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先驱。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很多毕业生都是本地以致海外新闻、广告、公关、电视、电影和各种新媒体传播的专业人员。我们的同学不但拥有卓越的专业技能及分析能力，更怀着热诚及爱心服务社会。我们鼓励学生要有所承担，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的教授是严谨的学者，立足于中西学术的交汇点，以比较角度研究传播问题及创造新知。我们致力培养研究生成为干练的学者，擅用扎实的研究方法与技巧，亦拥有稳固的理论及学术根基。
本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家庭，除了一众教职员、研究员及同学外，我们还有超过3500名校友。我们将于2015年庆祝本院成立50周年。
记者：我们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很注重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同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与结合，多年来，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传媒人才，请问贵院在培养人才方面有什么创新之举？
冯应谦：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注重实践教育。本院的研究生课程是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分别有研究博士、研究硕士及五个修课式硕士课程。本科课程分为三个专业范畴，包括新闻编采、广告与公关及创意媒体与新媒体，每个专业范畴均设有实习学科，包括出版中文实习刊物《大学线》、英文实习刊物Varsity及活动推动统筹实习点子计划（Pinpoints），让同学有机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此外，本科课程又提供双学科课程选择，包括新闻与传播学及工商管理学的双学位课程，以及新闻与传播学及社会学的双主修课程。
本院的研究博士及研究硕士课程让研究生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下在不同领域中探索知识，而本院也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扩阔视野，与来自各地的学者交流。近年来，本院研究生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中取得学生论文奖项，包括ICA、AEJMC、NCA等，成绩卓越。本院又设五个修课式硕士课程，包括全球传播文学硕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广告社会科学硕士、企业传播社会科学硕士、新媒体理学硕士，每年学生人数超过350人，课程着重理论与实践并重，除本院资深学者教授理论课程之外，更邀得业界资深人士作兼任讲师，与同学们分享工作经验，为社会培训具有思考能力的专业人才。
本院又创办及出版中英文期刊各一本，与香港浸会大学共同出版的中文期刊《传播与社会学刊》已纳入了TSSCI，而英文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亦已纳入了SSCI。我们又创立了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简称C研中心），致力于大中华地区传媒和比较传播的研究，积极促进世界各地传播学者的对话，使C研中心成为学术交流的枢纽。本院另设有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CCPOS， 前称传播研究中心），为学术、政府、非牟利、及商业机构进行高质素的研究。
我们的使命是要致力培养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传播人才，课程理论与实践兼备，鼓励学生开展全球视野，训练分析及表达能力。本院承传专业，锐意创新，因应东西方传播学术交流枢纽之利，致力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和方法功底，并以创造知识为己任的传播学者。在瞬息万变的传播环境，恪守专业价值，关怀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