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9 15: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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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的主要宗旨是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因此要降低关税，反对形形的限制贸易措施。WTO幼稚产业条款是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而设计的，以体现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考虑。它是WTO的“安全阀”之一，体现了对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的例外。但援引该条款也必须符合特定的实体和程序要件。探讨幼稚产业条款是否更具可行性，与其他保障条款相比是否援引条件更为宽松，对我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WTO幼稚产业条款(infantindustry)的主要内容体现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8条之中，分为五个部分：引言、A节、B节、C节和D节，被学者们认为是专门的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只是其中的A节、C节和D节。其中的D节，广义上也属于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范围，但只适用于西方工业国家中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且自1948年以来从未被援引过，形同虚设，本文不加讨论。
1关于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援引条件的条文规定
GATT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基本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援引第18条A节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或援引第18条C节实施数量限制，但因此受到影响的国家可以获得补偿或进行报复。
1.1援引第18条A节的实体和程序要件
(1)实体要件。
WTO成员援引第18条A节，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实质条件：第一，成员必须是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经济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只要尚未完成工业化，均可认为属于“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据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均可视为第18条规定的“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中国亦属此列。第二，援引第18条A节的WTO成员需证明，其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是为了促进国内特定工业的建立，而促进特定工业的建立，是实施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的需要。实践中，如果某一特定产业的建立并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属于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所促进的产业，则不能援引本节的规定。GATT为这种情况作了另外的规定。客观而言，援引第18条A节的实体要件并不高。只要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可满足上述两个实质条件。
(2)程序要件。
根据GATT1994的相关规定，援引A节的程序如下：①该缔约方首先通知缔约方全体其采取措施的意向；②该缔约方与拥有初谈权和其他与其有实质利益关系的缔约方进行谈判；③若谈判达成协议，该缔约方就可以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但要给予适当的补偿；④若在通知缔约方全体后60天内经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该缔约方可以将此事提交缔约方全体。若后者认为，该缔约方所给予的补偿是适当的，而且它已经为达成协议作了最大努力，则该缔约方就可以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其他缔约方不得进行报复；若缔约方全体认为，尽管该缔约方所给予的补偿不适当，但已经为这种补偿作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它也可以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但其他谈判参加方可以进行报复，即修改或撤销与该缔约方原来谈成的大致相等的关税减让。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拖延采取措施会对实施其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造成困难，援引第18条的缔约方还可以在通知缔约方全体之后立即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这就说明，即使没有缔约方全体的事先授权，缔约方也可以采取有关行动，然后再进行谈判。这就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关税措施的弹性。
1.2援引第18条C节的实体和程序要件
(1)实体要件。
本节允许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的目的采取和关贸总协定不相一致的数量限制等措施，以保护幼稚产业。欲援引本节，缔约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前两个条件与援引第18条A节相近，成员须为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通过数量限制促进特定工业的建立须是为了执行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第三个实体要件是，只有在与总协定其他条款相一致的其他措施不可行时，才可实施数量限制。这个要求与关贸总协定的基本精神是相吻合的。
(2)程序条件。
根据GATT的规定援引本节的程序如下：①缔约方首先应在采取数量限制措施之日前30天内将其所遭遇的特殊困难和为克服该困难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通知缔约方全体。②如果该措施不涉及约束关税产品，缔约方全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天内也未要求进行磋商的，该缔约方可以采取拟定的措施。如果缔约方全体要求与其进行磋商，该缔约方应予以同意。③如果该措施涉及约束关税产品，则该缔约方应先同拥有初谈权和有实质利益的其他缔约方进行磋商，如果达成协议，该缔约方即可以实施该措施。如果在通知后60天内未达成协议，但缔约方全体认为，该缔约方已经为达成协议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并且其他缔约方的利益也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则该缔约方亦可采取拟定措施。
2幼稚产业条款在现实中的运用
从WTO条文的规定来看，各种保障条款的适用条件均各不相同，不可替代。相对而言，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条件显得较为宽松。因为，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相比，援引幼稚产业保护条款不需要以国内产业受到损害为前提；与第28条的关税重新谈判相比，援引第18条B节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既不受三年约束期的限制，也不会被WTO机构所阻断。而第20条的援引很少成功，第18条B节和第25条的援引条件变得难以达到。似乎援引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更有优越之处，就此我们是否就可得出援引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更具可行性的结论呢？既然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援引条件显得较为宽松，那为什么国际范围内反倾销案件急剧上升，各国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却纷纷采取反倾销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呢？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回到实际运用的效果中去考察，从实际操作的角度透视幼稚产业保护条款。
经过近半个世纪对GATT规则的修补与解释，尤其乌拉圭回合对例外条款采取收紧法网与严密条件限制以后，这些保障条款的性质和条款的适用，确实有很大变化。在GATT实际适用中，对幼稚产业条款的解释和程序规则上，遇到很大困难。首先，从第1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援引18条以背离GATT规则的条件是“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canonlysupportlowstandardsofliving)，“经济处在发展初期阶段”(intheearlystagesofdevelopment)的缔约国，这些国家可以根据该条A、C节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以及采取非关税措施。为了帮助对哪些是符合上述条件的缔约国的理解，GATT对此做了进一步注解：“在考虑一缔约方的经济是否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时，缔约方全体应考虑这一缔约方经济的正常状态，而不应以这一缔约方的某项或某几项主要出口产品暂时存在特别有利条件的特殊情况作为判断的基础”。“所用处在发展初期阶段一词不仅适用于经济刚开始发展的各缔约方，也适用于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已改正过分依靠初级产品的各缔约方”。这一解释还是显得过于宽泛、含糊，在实际适用过程中仍然无法确定地判断适用的标准。
在关贸总协定的实践中，为了克服第18条过于空泛的缺陷，采取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结合第18条规定的标准，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等几项具体标准，综合加以衡量；第二，不是通过第18条的定义或其他标准解决，而是经过缔约方全体的非正式谈判为特定案件达成一份非官方名单。由此可见，解决因援用第18条的缔约国的适格问题并非易事。
其次，对“为促使某项工业建立”难作界定，也使得适用范围不清。再次，许多专家认为，第18条B节“为保证其经济发展项目能有足够的储备水平”在意思上完全可以把C节“促使某项工业建立”包括进去，没有必要再去界定C节所指的确切范围。最后，C节对申请审查批准手续的程序规定得非常周折、繁杂，其至要经“缔约方全体一致同意”（第17款），很难成功。
赵维田先生更尖锐地指出“至今尚为某些同志所津津乐道的‘幼稚工业’条款，实际上是‘此路不通’，不可再寄予幻想”，而认为反倾销是“最适合保护本国企业的手段”。
单从规定的表面来看，幼稚产业条款的条件确实相对宽松或说是更具有一些弹性，但我们确实不能忽视其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的困难，范围解释的模糊与程序的繁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适用。因而我国在援引WTO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时也须慎重。
关键词：保障条款；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援引条件
WTO的主要宗旨是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因此要降低关税，反对形形的限制贸易措施。WTO幼稚产业条款是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而设计的，以体现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考虑。它是WTO的“安全阀”之一，体现了对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的例外。但援引该条款也必须符合特定的实体和程序要件。探讨幼稚产业条款是否更具可行性，与其他保障条款相比是否援引条件更为宽松，对我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WTO幼稚产业条款(infantindustry)的主要内容体现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8条之中，分为五个部分：引言、A节、B节、C节和D节，被学者们认为是专门的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只是其中的A节、C节和D节。其中的D节，广义上也属于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范围，但只适用于西方工业国家中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且自1948年以来从未被援引过，形同虚设，本文不加讨论。
1关于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援引条件的条文规定
GATT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基本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援引第18条A节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或援引第18条C节实施数量限制，但因此受到影响的国家可以获得补偿或进行报复。
1.1援引第18条A节的实体和程序要件
(1)实体要件。
WTO成员援引第18条A节，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实质条件：第一，成员必须是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经济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只要尚未完成工业化，均可认为属于“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据此，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均可视为第18条规定的“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中国亦属此列。第二，援引第18条A节的WTO成员需证明，其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是为了促进国内特定工业的建立，而促进特定工业的建立，是实施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的需要。实践中，如果某一特定产业的建立并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属于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所促进的产业，则不能援引本节的规定。GATT为这种情况作了另外的规定。客观而言，援引第18条A节的实体要件并不高。只要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可满足上述两个实质条件。
(2)程序要件。
根据GATT1994的相关规定，援引A节的程序如下：①该缔约方首先通知缔约方全体其采取措施的意向；②该缔约方与拥有初谈权和其他与其有实质利益关系的缔约方进行谈判；③若谈判达成协议，该缔约方就可以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但要给予适当的补偿；④若在通知缔约方全体后60天内经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该缔约方可以将此事提交缔约方全体。若后者认为，该缔约方所给予的补偿是适当的，而且它已经为达成协议作了最大努力，则该缔约方就可以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其他缔约方不得进行报复；若缔约方全体认为，尽管该缔约方所给予的补偿不适当，但已经为这种补偿作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它也可以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但其他谈判参加方可以进行报复，即修改或撤销与该缔约方原来谈成的大致相等的关税减让。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拖延采取措施会对实施其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造成困难，援引第18条的缔约方还可以在通知缔约方全体之后立即修改或撤销有关关税减让。这就说明，即使没有缔约方全体的事先授权，缔约方也可以采取有关行动，然后再进行谈判。这就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关税措施的弹性。
1.2援引第18条C节的实体和程序要件
(1)实体要件。
本节允许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的目的采取和关贸总协定不相一致的数量限制等措施，以保护幼稚产业。欲援引本节，缔约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前两个条件与援引第18条A节相近，成员须为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通过数量限制促进特定工业的建立须是为了执行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第三个实体要件是，只有在与总协定其他条款相一致的其他措施不可行时，才可实施数量限制。这个要求与关贸总协定的基本精神是相吻合的。
(2)程序条件。
根据GATT的规定援引本节的程序如下：①缔约方首先应在采取数量限制措施之日前30天内将其所遭遇的特殊困难和为克服该困难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通知缔约方全体。②如果该措施不涉及约束关税产品，缔约方全体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天内也未要求进行磋商的，该缔约方可以采取拟定的措施。如果缔约方全体要求与其进行磋商，该缔约方应予以同意。③如果该措施涉及约束关税产品，则该缔约方应先同拥有初谈权和有实质利益的其他缔约方进行磋商，如果达成协议，该缔约方即可以实施该措施。如果在通知后60天内未达成协议，但缔约方全体认为，该缔约方已经为达成协议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并且其他缔约方的利益也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则该缔约方亦可采取拟定措施。
2幼稚产业条款在现实中的运用
从WTO条文的规定来看，各种保障条款的适用条件均各不相同，不可替代。相对而言，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条件显得较为宽松。因为，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相比，援引幼稚产业保护条款不需要以国内产业受到损害为前提；与第28条的关税重新谈判相比，援引第18条B节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既不受三年约束期的限制，也不会被WTO机构所阻断。而第20条的援引很少成功，第18条B节和第25条的援引条件变得难以达到。似乎援引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更有优越之处，就此我们是否就可得出援引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更具可行性的结论呢？既然幼稚产业保护条款的援引条件显得较为宽松，那为什么国际范围内反倾销案件急剧上升，各国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却纷纷采取反倾销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呢？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回到实际运用的效果中去考察，从实际操作的角度透视幼稚产业保护条款。
经过近半个世纪对GATT规则的修补与解释，尤其乌拉圭回合对例外条款采取收紧法网与严密条件限制以后，这些保障条款的性质和条款的适用，确实有很大变化。在GATT实际适用中，对幼稚产业条款的解释和程序规则上，遇到很大困难。首先，从第1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援引18条以背离GATT规则的条件是“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canonlysupportlowstandardsofliving)，“经济处在发展初期阶段”(intheearlystagesofdevelopment)的缔约国，这些国家可以根据该条A、C节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以及采取非关税措施。为了帮助对哪些是符合上述条件的缔约国的理解，GATT对此做了进一步注解：“在考虑一缔约方的经济是否只能维持低生活水平时，缔约方全体应考虑这一缔约方经济的正常状态，而不应以这一缔约方的某项或某几项主要出口产品暂时存在特别有利条件的特殊情况作为判断的基础”。“所用处在发展初期阶段一词不仅适用于经济刚开始发展的各缔约方，也适用于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已改正过分依靠初级产品的各缔约方”。这一解释还是显得过于宽泛、含糊，在实际适用过程中仍然无法确定地判断适用的标准。
在关贸总协定的实践中，为了克服第18条过于空泛的缺陷，采取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结合第18条规定的标准，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等几项具体标准，综合加以衡量；第二，不是通过第18条的定义或其他标准解决，而是经过缔约方全体的非正式谈判为特定案件达成一份非官方名单。由此可见，解决因援用第18条的缔约国的适格问题并非易事。
其次，对“为促使某项工业建立”难作界定，也使得适用范围不清。再次，许多专家认为，第18条B节“为保证其经济发展项目能有足够的储备水平”在意思上完全可以把C节“促使某项工业建立”包括进去，没有必要再去界定C节所指的确切范围。最后，C节对申请审查批准手续的程序规定得非常周折、繁杂，其至要经“缔约方全体一致同意”（第17款），很难成功。
赵维田先生更尖锐地指出“至今尚为某些同志所津津乐道的‘幼稚工业’条款，实际上是‘此路不通’，不可再寄予幻想”，而认为反倾销是“最适合保护本国企业的手段”。
单从规定的表面来看，幼稚产业条款的条件确实相对宽松或说是更具有一些弹性，但我们确实不能忽视其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的困难，范围解释的模糊与程序的繁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适用。因而我国在援引WTO幼稚产业保护条款时也须慎重。
一、我国流通产业组织的现状
(一)我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现状。市场结构指某个产业的市场垄断或竞争程度。度量市场的垄断程度，主要看市场集中度，而影响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有产品差异、规模经济、进入障碍、产品差别化等。我们从产业集中、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三个方面来考察当前中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状况。
1、流通产业集中度稳定增长。市场集中度的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指标是集中率，它是指某个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几位企业的有关数值(如产量、销售额、职工人数、资本额等)占整个市场的份额，也称市场占有率，它反映产业中若干个最大企业在市场上的支配程度。例如，CR4即该产业前4家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针对流通产业的具体特征，我们采用CR100即流通产业前100家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来度量流通产业的市场集中度。2004年中国零售企业前100家实现销售收入5517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9.2％。2005年连锁百强销售规模达到7076亿元，连锁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首次突破10％，提高到10.5％。2005年百强中，外资企业18家，比2004年增加6家。销售规模总额1439亿元，占百强总销售规模的20％。如包括境外上市、国外资金注入内资企业等则上榜企业27家，销售总额2619亿元，占连锁百强总销售规模的37％。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卖场业态。百家快速消费品零售企业中，以大卖场为主的10家外资企业店铺数为475家，占总店数的1.6％，但实现销售额937亿元，占总销售额的23％。2006年全国商业企业百强榜销售规模达7685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11.4％。从对我国零售百强的集中度分析，可看出我国流通产业目前属于竞争型市场，产业的集中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00年4％增长到2006年的11.4％，增长速度较快。
2、流通企业规模经济分析。规模经济是指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所带来的平均成本的下降。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一个产业中长期均衡的企业数目就会变少，从而导致市场集中程度提高。将我国流通企业规模经济与美国流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2005年我国排名首位的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额720亿元，而沃尔玛2004年销售2882亿美元，是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的30多倍。虽然我国零售企业的规模都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但与世界一流零售企业相比，规模还是太小。在国内外流通企业规模的比较中发现，我国流通企业可在更大的规模上获得规模经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将促进我国流通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流通产业市场进一步集中。
(二)流通业市场绩效分析
1、流通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小。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以来我国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波动较大，1992年以来相对稳定。我国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最高的1988年才10.80％，且近10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2、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我们利用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1990～2004年的GDP数量，计算出他们的增量，从而求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看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GDP的贡献率是非常低的，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达15％以上。
3、流通产业的经济效益低下。流通产业的经济效益可从流通企业的商品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率、销售税金及附加率几个指标反映出来。利用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的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企业和批发贸易企业主要财务指标1998～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到表1和表2：
从上表可看出我国限额以上零售贸易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且有持续下降趋势。相反，成本费用率呈稳定上升趋势，而销售税金及附加率则更低，也呈下降趋势，批发贸易企业经济效益更差，且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这充分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另外，对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的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进行比较，可看出批发业中内资企业销售利润率3.9％，低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年4.8％，更低于外商投资企业年6.3％，低于批发业总体以及批零贸易业总体的4.1％。在零售业中，内资企业销售利润率4.3％，低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7.2％，但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年1.8％，高于零售业总体的4.2％和批零贸易业总体的4.1％。
4、商品流通产出弹性较小。商品流通产出弹性指的是国民经济增长率与商品流通增长率之比，反映的是当商品流通产出变动1％时国民经济产出的变动的百分率。对中国1978年至2003年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的数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处理后。
检验表明，所有系数t的值均大于2，表明各项系数完全符合显著性检验的要求，拟合优度很好。在中国国民收入增长中，批发零售餐饮业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是6.27％，即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0627％；此外，工业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4525％；农业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3023％。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净产出每增长1％，将引起GDP增长0.1250％，可见，中国商品流通对GDP增长的产出弹性次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差距较大。商品流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太小。二、流通产业组织优化的政策选择
(一)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这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实行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催化和发展一批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流通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条件和前提。为此，一是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不仅针对垄断企业，而且针对形成垄断的行为，当前特别要对由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形成的垄断加以限制。二是清理现有行业法规。目前，由于政出多门，地方与中央、部门之间及新老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对现有法规进行一次大清理，特别要撤消和废除一些阻碍竞争和制造垄断的法规。三是为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准入规则，同时要有保证实施法规的执法和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和一些重要法规执行管理部门应实行平直领导，排除层层干预。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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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0.85466,国内旅游总人次与能源消耗相关系数很高且反向变化,说明旅游业能源的消耗并没相应的增加SO2的排放量,这种现象可能一是因为技术进步使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了,二是废气中的SO2排放含量通过废气治理来降低,这或许与近10年来中国增加了10倍的废气治理费用投入有很大关系。
(2)国内旅游总人次与生活烟尘排放量
相关系数为0.6937,可能是由于旅游活动带来的烟尘的绝对排放量低,在整个生活烟尘排放的比重不高而引起的。通过对国内旅游总人次与废水排放和废气排放的相关系数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旅游活动越频繁相应的环境污染就越大,不过10余年来也不断加大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有效遏制了其对环境的危害,解决旅游业对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治理和技术的进步。
2旅游产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及其治理绩效
旅游人次与废气、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有很大的关系,表明旅游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环境的负担,相应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定量论证旅游活动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在旅游人次与生活废水排放量存在某种函数关系假设的基础上,根据2000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环境统计数据进行函数模型拟合。休闲旅游人次增加与生活废水排放增长散点图分布特征几乎呈一条直线(除2002年以外),基于此,假设两者是线性函数关系,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如下:X生活废水排放总量=0.162914Y旅游总人次+0.847747R-squared=0.991361S.E.=0.0237D.W.=2.0724回归分析证明:每增加1%的旅游总人次,就增加0.16%的生活废水排放量,按照2000～2010年中国旅游总人次年均18.6%的增长速度推算,旅游活动造成了生活废水排放高达2.97%的增长率,生活污水是旅游活动中排放最多的,增加了景区的环境压力,以及污水处理的成本,使景区环境质量降低了。为建立旅游总人次与COD和生活氨氮排放量的函数关系,首先假设在技术不变和废水治理不变的条件下,以2000年污水排放技术水平为基期(即单位生活污水COD和氨氮含量不变),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的同时,氨氮和COD排放总量也在增多。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因加大了废水治理的投入而减少了生活废水COD、氨氮排放量与实际统计生活COD、氨氮排放量之间的差额。基于污染治理费用投入增加额与COD、氨氮排放减少量之间的高相关关系,通过分析三者的散点图,以2006～2010年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为:R-squared=0.99672S.E.=4.034D.W.=2.4145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水环境的污染以及污水的排放是在所难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从而降低休闲旅游业对水环境的破坏。
目前，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建立财务总监制的直接动因，并非是国家或上级部门的指令，而是来自企业中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财务收支混乱、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企业财务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发挥和完善财务约束机制，就成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主动或被动考虑的首要问题。财务总监制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种财务监督机制，正确认识和理解财务总监制，是财务总监制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实际工作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本文拟从产权经济学角度对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制产生的原因及理论依据进行分析探讨。
一、产权是连接会计与受托责任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产权是“主体拥有的对物和对象的最高的、排他的占有权”（刘诗白，1995），更具体地说，产权即财产权（PropertyRights），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其内涵可分为资本权、占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英国学者Y.巴汉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认为：“人们对不同财产的各种产权包括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由此可见，产权不仅是一个财产归属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运用问题，因而可以将产权分为原始产权（或终极所有权）和法人产权（或法人所有权）。原始产权和法人产权都是由财产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一般认为，原始产权是出资者在企业法人存续期间享有的与其出资份额相对应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法人财产权是企业法人依法对企业资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会计与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经济主体的所有者向经营者让渡财产使用权而产生了受托责任，会计是与对受托责任的计量和报告相伴而生的。受托责任学说是会计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杨时展教授主张“会计原本的目的在于认定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不理解受托责任，就无法理解现代会计，受托责任理论是现代会计的灵魂、根本和核心”。因此，可以说产权是联结会计与受托责任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会计受托的对象是各产权主体，现代企业的委托――关系是严格遵守制衡机制的产权关系，即公司治理结构（Co－poratrgovernance），又可称法人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所体现的所有者、经营者各方构成的相互制衡的产权关系。会计所要明确和解释的就是能体现产权结构的委托关系所表现的受托责任。在这种产权制度结构中，会计信息成为委托人对人进行控制的重要工具。
二、国有企业产权现状的经济学分析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是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但从实现情况看，在“两权”关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所有者主体缺位和经营者行为失控。在目前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代表机构的职能分别由不同的政府行政机构行使。许多行政机构对企业发号施令，而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对决策后果负责，各项权能被不同的部门分割，实际上是架空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割裂了在现代产权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会计信息具有外部性、共用品和不对称信息的经济学特征，因此，国有企业产权的现状必然会产生如下经济学现象：
1.内部人控制。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学上外部性（Externalitis）的一般特征，即一个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这种外部性可以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会计信息即可以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利益，也可以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损失。由于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一般所有者的目标是单一的，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是追求尽可能多的薪水、奖金、闲暇和荣誉等。在目前国有企业所有者主体缺位的情况下，企业完全由厂长（经理）控制，即形成所谓内部人控制（Insidercontrol）。这必然会导致经营者放弃所有者的利益而追求其自身效益最大化，如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等。使企业的所有者及有关外部利益关系人（投资者、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将会由于使用虚假的会计信息导致决策的失误。
2.内部人对“搭便车”行为的反抗。因为企业的会计信息具有共用品（PublicGoods）的特征，即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表现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可共同享用会计信息，它对某人的供给和使用，不会妨碍他人。非竞争性表现为会计信息可以被多个用户多次使用，而不影响其效用。因此，“搭便车”现象就不可避免。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享用会计信息，而所有者及有关外界关系人均可免费获取会计信息。结果，企业不能从会计信息的提供中补偿所耗费的信息生产成本，因此，企业最多只会提供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在目前国有企业产权的状况下，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约束和改变，虽然企业经营者对信息的披露只是举手之劳，成本低廉，但他却只从满足其自身价值出发，而不考虑整个社会的总价值，这必然会对企业所有者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3.内部人的败德行为。会计信息具有不对称信息（AsymmetryInformation）的特征。不对称信息是指在竞争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交易的双方，对其交易对象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对双方的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企业的会计信息是由人单方面提供的，而会计信息的利用者是多方面的，可以说会计信息是一种带有社会影响的共用品。同时，由于人和委托人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人经常会利用其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谋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背离委托人的利益，如道德危机（MoralHazard）、逆向选择（AdverseSeclec－tion）等。因此，目前国有企业产权状况就成为经营者败德行为产生的温床。
为减少或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所有者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方案，试图以此来缩小两者之间的效用差异。然而，激励方案的存在仅仅能够缩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所有者与经营者效用目标的差异，无法避免内部人控制等现象的发生。因此，设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行一种有效的所有权监督制度，激励并约束企业经营者为所有者谋取最大利益，是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制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
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独立享有自主经营权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监督的排斥，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有者监督不能仅停留在审阅企业的财务报告、考核经营业绩等事后监督上，而应是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所有者对经营者具有终极的监督权利，经营者的任何懈怠、无能及败德行为，均可以通过所有者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得以矫正。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式治理结构，还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式治理结构，虽然具体的监督管理形式不同，但其宗旨都是通过所有权监督来制约经理人员的行为，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财务总监制亦称财务总监委派制，是指在企业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情况下，由董事会向企业委派财务总监，并授权其参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组织和监控企业日常财务活动的一种所有权监督制度。它是从产权角度去行使权力，代表所有者利益对经营者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来自产权约束的监督关系。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正常经营的必要条件是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既使在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所有者不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条件下，公司的所有者即股东仍然必须保持对企业的最终控制。这种最终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主要体现在：股东会对董事和监事聘任、收益分配以及其他重大事项作出决定的投票权，对董事会议定授权的决定权，对经营和财务信息的知情权等等。正是通过这些权利的运用，所有者才能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经营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对高层经理人员进行与所有者目标兼容的激励。
国有企业实行财务总监制，是顺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而建立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国家作为所有者拥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企业经营者以国有企业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自主经营，并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财务总监制的建立，一方面使财务总监代表所有者利益把好财务监督关，另一方面，硬化了所有权对经营权的财务约束，使经营者在重大经营决策和财务收支活动方面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所有者的利益。为经营者充分施展经营才华，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创造了条件。
实行财务总监制是我国经济监督制度的创新，实践证明，这种所有权监督制度，有利于规范和约束经营者行为，防止败德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强化所有权监督及维护资产所有者权益。
四、实行财务总监制是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现实选择
1.实行财务总监制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是在明晰产权基础上的“三权”分立，即决策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督权（监事会）和经营权（经营者）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目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完善，如产权代表未真正代表国家利益；董事对总经理的控制作用小，有的董事“不管事”，有的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没有相互分离而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产权约束的财务监督仍时常处于梗阻状态，致使国有企业外部监督弱化、内部财务运行失控。因此，实行财务总监制，可改变目前国有企业所有者监督缺位的现象，财务总监作为产权代表派驻企业，赋予其代表所有者行使监督使命，承担起监事会的有关监督职责，这必将对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2.实行财务总监制是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
无论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还是其他的外部监督主体，他们所掌握的企业信息都不可能有经营者多，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客观存在。在现行财务报告披露制度下，企业对外披露企业信息是有时间性的，除上市公司每年披露两次报表即中报和年报外，一般是按年对外提供会计报表；所有者也主要是从有限的会计信息披露中获取经营者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营者存在着败德行为，所有者也只能是在会计报表披露之后才能了解到，这种滞后的信息，难以为所有者监督服务。而实行财务总监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保证财务总监能够进入企业决策部门，参与制定企业财务计划，监控企业的财务活动，从而为所有者及时获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信息创造了便利条件，是所有者快捷获取经营者信息，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
3.实行财务总监制是一种低成本的所有者监督方式
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监督成本，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者为获取经营者信息所开支的费用，如专设机构经费、专职人员工资及各种福利等；二是由于监督滞后，经营者败德行为已给所有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传统的所有者对经营者监督方式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外部股东，要将企业披露且业已经过粉饰的会计信息调整至真实状况，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同时，由于所有者获取信息的滞后性，经营者败德行为给所有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已无法挽回，所以这种监督的成本是相当昂贵的。但在财务总监制下，所有者能及时了解经营者动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对经营者的控制，如解除经营者职务、冻结企业资产等，从而降低或避免经营者败德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其监督成本大大降低。
4.实行财务总监制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手段
会计信息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以及企业有关方面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有些单位和个人利用假发票、假涨本、假报表、假审计报告等进行偷税。漏税，截留财政收入，侵占国有资产，骗取荣誉。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利益驱动，对经营者监督弱化造成的。因此，治理会计信息失真，不能仅依靠会计本身的监督，而应由会计信息系统以外的力量实行标本兼治。实行财务总监制，企业一切重大财务开支、资金调拨都必须有财务总监的认可，财务总监对有关原始单据的审核，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有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极大地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五、国有企业实行财务总监制应注意的问题
1.高标准选拔任命财务总监。财务监督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工作，要求财务总监必须是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专业人才，不仅应具有较高的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水平，还应坚持原则，清正廉洁，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不仅应具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及相应的分析判断能力，还应是会计核算的内行，理财业务的高手。否则，再好的制度，没有合格的人员去执行，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此，为保证国企财务总监队伍的高素质。应使财务总监的人员选拔市场化，形成能者上、庸者让的优胜劣汰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批判道：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的增长，从而降低工资，引起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同时也会出现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等恶劣现象。但马克思一点也没有否定资本有机构成中伴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技术进步对产业组织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作用。
在2013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究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提出：“当前中国经济放缓，与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密切相关。由于发展滞后、缺乏高端服务业等原因，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低于第二产业，这使得中国全社会生产效率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进入增长缓慢期与现阶段产业组织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进行过调整，但其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利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增进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优化产业组织、升级产业结构是现阶段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中之重。
1.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动产业组织优化
产业组织问题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行为与构造，是从微观的视角，从企业的角度看产业问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不变资本价值与可变资本价值的比例增大，因而单位工人所操纵的生产资料将增加，这表现为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之前有所增加，这便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得企业生产相同使用价值的私人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中，便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社会中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为了在交换中获得产额剩余价值，因此会造成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或退出产业，或模仿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从而引起整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既是资本有机构成得以提高的条件，也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组织进行优化。
2.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问题，是从宏观的视角，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看产业问题。而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第一、第二产业的高生产效率，以及劳动力逐渐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这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马克思曾指出：“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也就是指第三产业。从产业结构规律发展来看，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当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成熟后，才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成熟后便需要第三产业进行扶持。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小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虽然这样会造成失业人口的增加，但也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人数。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3.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启示
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取得超额利润，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既是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又会进一步使得科学技术水平有更高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我们要在充分了解到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后，合理的利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进步等优势，从而改善产业组织与产业结构中的不合理问题。至于由此带来的失业及生活情况恶化问题，要通过政府的合理调控来进行解决。
（1）正确认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我们在对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研究后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恶劣影响。因此，我们在利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使，要充分考虑并削弱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以最小成本进行产业结构组织优化。
（2）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引导产业组织优化
产业组织优化过程中将产生出大量落后企业，我们应当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对于落后的产能要提供技术与金融支持，以使其顺利地退出该产业，实现产业组织的优化。
（3）合理解决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
在社会主义初期，我国的经济整体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还很小，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1%，与美国的75.3%、法国的72.4%、日本的68.1%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该利用生产性产业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来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以调整升级我国产业结构。对于由此造成的失业人数，我们应当合理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多增加关于第三产业的再培训，在改善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倒逼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针对以前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提出的，2003年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在巴黎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包括了传统的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艺术；以反映地方风俗为主的民间活动；具有民族风格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等。
一、平遥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历史悠久，在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达，晋商足迹遍及了全国，甚至扩大到了俄罗斯的伯力、莫斯科，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清代后期，山西商人的票号，基本控制了全国金融。晋商大多衣锦还乡，在家买地置房，营建极其昌盛，《歙县志》记载：“商人致富以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由于时间距今较近，建国以后，大部分的建筑都保存完整，平遥古城更是以县级规模保留下来的古建筑群，这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当时为夯土城墙，于明洪武三年重修为砖石城墙，是中国境内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城。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巷构成，现存四合院3797处， 其中保存价值较高的民居380多处，如开创了票号事业的雷履泰故居、张兴邦故居、侯殿元故居和百川通、日升昌票号店铺等。
平遥古城有着享誉世界的古建筑文化遗产，当然也保留了许多有文化、懂传统的能工巧匠，他们是建筑文化的真正传播者，平遥古城的各类建筑错落有致、巧妙结合、精雕细琢，无不是当地能工巧匠对山西本土建筑文化的充分体现。正是他们将传统文化加以保留并发扬光大。这里还有各种依附于建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剪纸、木板年画、炕围画、面塑、皮影、雕刻、陶瓷、舞蹈、民间锣鼓、地方戏曲等。
二、旅游业对平遥古城经济的贡献
旅游产业的社会化程度高、综合性强、极具发展潜力，是一大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可持续发展行业。旅游产业的发展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平遥古城的名胜景点、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资源品位高，具有极高的历史保护价值、文化发掘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自2000年到2003年， 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和旅游综合收入一直保持着同步增长的速度，接待游客由42万人次增加到155万人次，增长217倍；旅游总收入由4800万元增长到2102亿元，增长312倍。2004年，古城的门票收入达到4729.9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106.6%；旅游综合收入3.9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4.1%。旅游综合收入占县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0.96%，增长到2004年的16.6%。
三、旅游业对平遥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
1.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民族民间文化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基础和卖点，越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旅游地越能吸引游客的目光，传统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则更是旅游开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非物质类文化对于旅游来说吸引力更大，因为比起物质文化，它们更容易失传，更加隐秘，不易被外人知晓。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入，将其列入旅游产业开发计划，是抢救、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
旅游业的大力开展可以解决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以缓解政府压力，解决资金压力，真正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运作化，以利益机制调动对非物质类文化的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类遗产更加珍贵，因而更能受到游客的欢迎，能够为旅游经营者、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在发展旅游、拉动经济的同时，促使所有的人自觉地加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中来。
现在全国各地都流行着申报热、开发热、文化热，纷纷发掘本地优秀的非物质类民间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学习和交流，这样不但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且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保护意识。
2.旅游业促进了平遥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旅游业的大力发展直接促进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而这种保护是最直接的，不需要政府立法、投入资金、强行保护，而是靠商业、旅游业带动，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愿意把各种民俗开发利用起来，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笔者在这里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剪纸，她旁边摆满了自己的作品，还有自己出的剪纸书籍，旁边则围着一大群游客照相，也有不少晚辈在向老人讨教着剪纸技法。相比之下，在一些没有发展旅游业的农村，地方剪纸技艺都大多在老一辈艺人手里消失殆尽，失传于世。
平遥古城旅游业的开展还带动了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面塑、手工漆器、皮影、雕刻、戏曲等，这里有很多当地人自己开的传统小作坊，笔者见到一位画面塑的小姑娘在现场制作，她先用铅笔在石膏面具上勾线，然后用毛笔颜料上色。速度非常快，线条很漂亮，色彩也很绚丽，其手法的纯熟度不输于任何一个艺术院校的学生。平遥古城建有手工漆器博物馆和许多手工漆器作坊，手工漆器被称为平遥三宝，是用手工将雕刻过的木器进行打磨，工艺繁琐耗时，成品光滑锃亮。这里的匠人将这一传统技艺完全保留下来，不但博物馆里有匠人现场演示漆器的做法，而且镇上的小作坊主也在出售着自己加工的各种漆器工艺品。正是靠旅游业为纽带，将这些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
在平遥古城，被保护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关于晋商文化的解读和传承。走在古城里，经过各个博物馆、票号，你都能无时无刻地感觉到晋商文化的存在。这里每个地方，大到一个招牌，小到一声吆喝，都渗透着曾经晋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渗透着当地人深深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梁启超曾经对晋商作过这样的评论：“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以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类之前。”在目前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这种自豪感无疑对发展地方经济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不但应该保护更应该弘扬光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将这一崭新概念真正地贯彻人心，使每个人都自觉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293.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一、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强，对于之前一直如火如荼、势如破竹的房地产企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房地产行业的实际利润空间被不断的挤压；同时，2016年5月1日在金融业、建筑业、不动产业和生活服务业“营改增”政策的出台，也给房地产行业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时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房地产企业的管理者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管理方法，向管理要效益，因此，全面预算管理问题就越来越引起管理者重视，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不同于其他的生产性企业，房地产行业具有开发周期较长、涉及部门较多、资金投入庞大的特点，其全面预算管理要从其全局的高度出发，来考虑和执行其经营计划和战略发展的目标，逐层分解、量化其目标效益，使各个部门、每个员工都明确其目标责任，全面合理的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预算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虽然全面预算管理已经被许多房地产企业所接受，也在实际中有所应用，但是大部分的企业虽然有预算编制，但是却没有明确的预算管理制度和责任划分中心。一些企业仅仅是把预算当成是财务一个部门的工作，并没有明确划分每个部门、每个员工在实际预算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和责任，这就使得全面预算工作变成了财务部门的单枪匹马，不能从每个部门、每个细节更加完善和周全的进行预算编制，各部门在预算过程中互相推诿，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预算流程体系，造成了与实际工作的严重脱节。
2.预算执行情况不乐观、力度不够，未与业绩考评挂钩
房地产企业预算数据冗杂、来源较多、信息量大，企业无法时时掌握最新的准确数据及各个部门的实际执行情况，不能有效控制和及时更正实际工作中与预算指标的偏差。预算指标下达到各部门也仅是一个计划的颁布，未能实现与各部门、具体人员的业绩相挂钩，即使没有达到预算规定的指标，企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处罚规定，最终也会被“财务预算指标太高、大家都已经努力了”等说法动摇，而其最终结果就是不了了之。这就导致房地产企业的全面预算成为了摆设、徒有虚名，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不再重视。
3.全面预算的编制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相脱节
大部分的房地产企业所说的全面预算都是年度预算，根据企业实际房源的剩余情况，从销售部开始，制定全年的销售计划；工程部根据工程的进展情况制定本年度的付款计划；其他的相关部门进行全年的费用预算，然后到财务部进行汇总。这样做出来的预算只是单纯的估算了当年的预算情况，而忽略了房地产企业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一般房地产企业的的战略目标都是五年至十年。多数部门在编制预算时都没有做出与企业战略发展目标一致的长远打算，造成了全面预算与企业的实际战略发展目标相脱节。
三、房地产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优化的建议
1.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
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严格划分预算责任中心，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要逐级分解，明确各个部门、各个人员的责任，实行预算责任制，责任到岗到位，使得全面预算的编制与执行任务明确的落实到企业的每一个员工的身上。同时，要让所有参与到预算编制与执行当中的每一个员工都明确编制的流程、做到心中有数，保证公司的预算工作在一个有秩序的环境中有条不紊的进行。而且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保证最后汇集到财务部门的数据都是最新、最准确的，确保预算的编制保质保量。
2.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跟踪，设定绩效考核标准
企业的财务部门需要时时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严密的跟踪、掌握，各部门也应根据本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按季度、半年度、年度进行部门内通报并向财务部门进行汇报，企业应该根据相应时点预算的完成情r进行绩效考核，设定相应的奖评机制，把年度预算的完成情况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对保质保量完成年度预算的员工和部门进行全公司范围内的表彰，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对于预算未能及时执行的部门和员工要及时作出处理决定，根据未达标的情况进行部门或者公司范围内的批评和惩罚。
3.把握好年度预算与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关系
房地产企业的业务发展方向应该在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制定，选择适当项目，编制合理的项目预算。企业的计划管理是通过预算管理来反映的，而后再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房地产企业在进行全面预算之前要进行严密的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牢牢掌握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发展动态以及自身企业的资源情况，进而依据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为企业设定出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制定战略发展目标。然后，公司的财务及其各个部门再以该战略目标为依据，制定与其紧密相连的全面年度预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遭遇如此“寒冬”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全面预算就变得尤为重要。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生产经营具有较大复杂性的产业，因此，企业要对其自身的全面预算管理工作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要时刻把握好其现实的情况，从实际出发，对其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运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和优化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以期更好地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迎来下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一、国内外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风电产业起步较晚，基础工业较薄弱，尤其是江苏盐城地区风电产业发展起步更晚。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风电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能力比较薄弱，合格的关键部件供不应求，严重制约整机产能的释放。其次，行业缺乏总体战略发展规划、深度协助和资源整合，产业发展比较混乱，效率低下，规模效益不够明显。市场竞争过度，势必造成产业资源浪费。
因此，产业整合提升风电产业整体竞争力已是刻不容缓。本论文从风电产业培育机制入手分析盐城风电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二、风电产业形成条件分析
本论文从产业价值链整合的角度，分析寻求盐城风电制造业发展的模式，从风电产业发展轨迹的角度，就如何发挥当地区位、人力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优势，适应整体产业发展大环境，分析区域内部能力、外部环境，使盐城风电设备制造产业链条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探索当地风电设备产业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同时可以将此研究方法推广运用于当地其它新兴产业的发展研究，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探询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地方政府在指导区域内行业发展，确定区内产业布局提供一定的方法和理论支持。
三、风电产业培育模式研究
在风电产业链中，风电设备是风力发电的装备保障。风电设备制造业处在产业链的上游，是整个风电产业链的核心。因此，风电产业链的培育，关键在风电设备制造业。
从产业培育模式选择的角度看，建立有效的产业培育组织形式，是沟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楸纽和核心。纵观国内外产业发展的情况，从微观组织结构层面上分析，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一体化（集团化）模式和有限联合模式之分，从技术创新的途径上看，又有自主开发、引进改造、二次创新模式等的区别。
1.一体化与有限联合模式
有限联合模式是一种自由组合模式，区别于一体化（集团化）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种联合不是通过产权形式实现的，而是建立在相对松散的契约形式之上，联合的紧密程度较低，一般适合于中小企业之间，或者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进行的联合。虽然有限联合模式发展到极端，便成为一体化（集团化）模式，但这种模式有着自身的优势：既保证了联合单位的自主性，又保证了联合形式灵活多变，可以避免一体化（集团化）模式控制过严、统得过死的弊端。
2.自主开发模式与引进改造模式
二次创新模式是建立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一种技术创新，可以说是引进改造模式的进一步深化。二次创新通常包括引进、模仿、消化吸收、改进创新四个阶段，其发展的动态规律一般是：在引进技术之后，先从加强引进技术的模仿和转化入手，通过工艺创新，制造出相当标准的、无差别的产品，以尽快打入市场；在进入消化吸收阶段，将自身技术与引进技术相互融合，从工艺创新逐步转向产品创新，批量生产标准化、系列化的产品，以迅速减低制造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在经过消化吸收，技术能力得到提高之后，二次创新过渡到改进创新阶段，产品创新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实现产品范围、系列的扩大和产品的多样化。
四、盐城风电产业培育机制研究
1.加强对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有效保护
目前，风电强国的许多经验都值得学习。如丹麦、德国等国际风电领先国家都通过组织和支持基础技术研发、示范项目以及提供优惠财税政策等手段，支持本国风电技术的创新。我国加强对风电设备制造业的保护，特别需要制定并具体实施财税支持政策，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持续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风电示范项目，在要求风电设备制造商和风电场运营商承担或配合开展风电机组测试评估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项目的风电机组提供税收返还。也可以借鉴丹麦的做法，对使用自主风电设备的风电项目提供长期的融资和担保贷款，减低使用国产设备的运营风险。
2.不断拓宽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培育和发展之路
保护虽然是幼稚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保护总是有阶段和有限度的。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拒绝竞争、强化垄断，幼稚产业成长和兴盛的关键取决于产业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规制角度看，选择有效的幼稚产业培育模式，加强和完善幼稚产业的培育机制，才是促进幼稚产业成长和发展的根本。
【参考文献】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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