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9 00:07:4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财务治理效率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一、论文对民营企业内部审计产生的动因进行了论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共有制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国的民营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为活跃流通、繁荣市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安置下岗职工和富于劳动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小富即安”思想严重;家族管理现象普遍,公司治理较薄弱;扩张中的融资“瓶颈”等。民营企业要想实现更高的目标,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发展内部审计。
在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上,民营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权明晰程度,前者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清晰,而后者国家作为一个产权主体,看似明确,实则模糊;二是委托关系,前者或者所有者直接从事企业经营管理,从而不存在股东与经营者层面上的委托关系,或者所有者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存在委托关系,但委托人和人主体明确、委托链简洁、关系简单,后者所有者不可能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委托关系一定存在,而且委托人和人之间主体不明确、关系模糊、委托层级较多。
民营企业设立内部审计制度是企业自身的一种内在的主动需求。在民营企业,其外部产权明晰,不存在多级。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当存在个人行为的外在性时就会有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在企业的团队生产中,如果没有监督者的监督就会有偷懒、虚报业绩、转移企业财物等现状的发生。当存在委托责任关系就会有受托责任人对委托人是否尽心尽职,有没有如实履行受托责任等问题。作为理性人的民营企业的业主(股东)当然就会想方设法杜绝这些增加企业内部成本影响到其自身财富增长的因素,但依靠其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尤其是当企业规模大、生产经营复杂、生产经营场所分散时,业主(股东)控制的距离太远,难以实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即使是业主(股东)能够对企业实施有效控制,使企业团队努力工作,但企业团队内各个职能部门所作出的努力是否能够如愿以偿的给业主(股东)带来效益,增加其财富,有赖于外部人的评价,因为一个人或组织难以对自己的工作好坏和努力的结果作出正确的评价和预测。设立内部审计机构,建立一个专司内部监督控制职能的部门,有利于协助业主(股东)组织和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二、论文从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目标与职能进行了论述
1、大家一致认为,内部审计目标是内部审计行为的出发点,是内部审计活动所要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所以内部审计目标必须反映所服务企业的性质,并受制于客观经济环境。民营企业内部审计必然反映的是民营企业的本质特性及其内部审计的本质要求。
民营企业的内部审计目标是单一的,就是在于为组织增加价值和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它通过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法,评价和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目标就是反映民营企业最本质的内生变量的产权属性和公司治理属性。民营企业的股东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身财富的不断增长,而在有效的公司治理构架下,经营者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在这个组织目标统辖下,内部审计目标就是在于协助组织成员增加企业价值和提高组织运作效率,帮助组织实现目标。
2、内部审计职能是围绕实现内部审计目标而内生的固有功能,它受到审计目标的影响,所以审计职能也会受到企业特性的影响。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企业的内部审计具有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而民营企业更重视的是服务职能。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是自身发展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从事内部审计活动,目的就是在于充分利用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协助和保证组织实现目标。除了国有企业一般的评价和控制等服务性职能外,因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和公司治理属性不同,还突出明晰产权和咨询等服务性功能。民营企业的产权属性表现为外部的明晰性和内部的模糊性,公司治理上表现为存在构建合理公司治理的基础,产权属性决定了民营企业拥有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所不具有的一项特殊服务功能-明晰内部产权,而存在构架合理公司治理基础的属性决定了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的咨询服务功能。
因此,咨询是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服务职能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个存在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民营企业,经营者的目标与股东目标一致,领导团队追求价值增值,内审必须帮助组织实现这个目标,企业的生产经营极其复杂多变,内审凭借自己的独有身份和优势,采用参与式的审计方式,以服务为导向,为企业提供保证咨询服务。其所涉及的服务咨询领域包括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决策、项目投资、销售市场景气状况等战略性决策,也包括了物资采购、生产工艺,产品促销效果、人力资源管理、后勤服务系统效率、信息系统设计与运行等技术和运营性决策,内审人员通过与经营者的交流自己的审计结论协助经营者改善经营效益。
三、论文对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和管理体制进行了阐述
“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和管理取决于民营企业本身”,这是这次所有论文的一个共同点。在民营企业,无论是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治理结构还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单边治理结构,经营者都有动力把内部审计机构安排成最具有工作效率和效能的组织结构,影响内审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是内审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了提高内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民营企业应把内部审计机构直接设置在股东会或董事会的领导下。对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业主(股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股东会人数不多,工作机制和决策机制灵活,能够对内部审计机构进行管理,内部审计机构可以直接隶属于股东会的领导,保障审计人员的绝对权威。对于规模大,按公司制运行的民营企业则应将内部审计机构设在董事会的领导之下。
在管理体制上,民营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只受本单位的领导,对本单位的上级负责。在业务上受内部审计协会的指导,具体表现应为执行遵守《中国内部审计条例》和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制定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等行业准则和规章。
四、论文探讨了审计内容与重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财务审计为基础,以管理审计为重点。民营企业进行财务审计是一项基础工作,是进行管理审计的基础。民营企业进行财务审计评价内部控制系统,一是保证企业组织科学合理,生产流程规范运行;二是保证内部控制系统提供的信息真实及时,以便保证实现审计目标,提供决策有用性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发挥内审的管理职责,实施管理审计,达到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内审人员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组织成员,提高组织机构的效率,合理配置经济资源,达到企业经营的既定目标。
张俊瑞教授在国内首次提出“会计学专业学历教育与国际执业资格教育相融合的ACCA教学模式”，他主持的ACCA教学成果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在他带领下，西安交通大学在国内最早以班为单位成建制地培养ACCA本科人才，成绩骄人。10余年来，西安交通大学ACCA全球通过率名列大陆ACCA机构第一，有7名学生获得单科全球第一，15名学生获得单科大陆第一的佳绩。该校ACCA培养模式被国内十多所高校借鉴。
1.财务治理的概念
“公司财务治理”的概念由1992年英国《凯德伯瑞报告》（Cadbury report）首次提出，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公司被指引和控制的体系，并强调公司治理中的财务手段。后来，学界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探讨财务管理问题，却很少对公司财务治理进行系统研究，也就是说，并没有将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具体运用方面，由于公司资本结构及外部治理环境的不同，国外对于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的研究，如英美国家主要重视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因而主要研究这类冲突的财务治理。而日德国家主要重视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因而主要研究这类冲突的财务治理。[1]
近年来，国内对公司财务治理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然而关于什么是公司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的具体手段如何，公司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中处于什么地位等问题，却仍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具体手段是通过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具体来说，财务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同时，财务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它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股东、债权人、职工的关系，以期提高企业理财效益。企业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2]有人认为，财务治理作为管理体制的一个方面，会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直接影响：“理财是企业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对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有重大影响，因而是公司管理的重点。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组织的结构形式必然影响公司的理财，公司融资、投资、股利分配三个方面都受公司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3]也有人认为财务治理不能被局限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内，它“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从内涵角度看，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为深化，延伸至企业内部财务体系。从外延角度看，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为广泛，财务治理除强调通过治理结构等制度安排形成有效治理机制的同时，还强调了治理行为规范的作用，财权在企业内部初次分配后形成了以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为核心的双层财务治理模式。”[4]
以上观点分别体现了学界对财务治理的地位、手段及其与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将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第二种观点却认为它只是公司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财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公司治理。虽然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却并没有将财务治理的诸多内涵和外延做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实践手段上还缺乏明确的论述。我们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应该分不同层面加以理解和运用，而不能笼统地进行教条化的理解。财务治理的第一个层面是财务治理结构，也就是以财务治理结构为手段，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进行合理的财权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有序高效的财务决策、契约、激励和监控机制，并与公司的整体治理体制相融合。第二个层面则不限于财务治理结构。从财权配置来看，不仅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而且还要顾及企业员工、债权人等对企业运行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利益主体。由此形成以财务治理结构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体系和企业治理体制。在当代社会，最高意义上的财务治理应该是第二个层面。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基于特定的企业治理目标，根据具体的企业治理体系，选择不同层面的财务治理模式。具体地说，是通过建构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财务治理结构，建构相应的财务治理体系，根据企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的配置，由此形成以财务治理结构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体系和企业治理体制，从而实现企业财务资源配置和企业治理的最优化。
2.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的障碍
首先是产权和经营权界定不明确。由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使得其在股权分配上形成了“一股独大”的特点。国家是公司最大的控股股东，但是在实际操控上又要依赖相关部委以及各级政府，致使“政企分开”的理念始终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却又无力直接进行实际上的经营管理，这就导致管理层面和经营层面的脱节，从而使企业在控制权分配上无法跟上管理现代化的节奏。具体的表现是董事会由政府任命的董事控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在财务权、用人权甚至生产经营权上都没有实际的决策权，形成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代表政府权威的于是上述“公司财务治理”的理念便无法实现，公司财务治理的制衡功能自然失效。就大型国有集团公司来说，由于习惯于以往的垂直行政管理模式，因而忽略了现代企业管理上的专业化分工问题，又缺乏对所属企业之间协作关系的重视，导致种种新的问题出现：“母子公司产权关系无法完全取代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母公司作为出资者，其财务决策权、财务监督权不能很好通过实施财务治理得以落实，因而容易造成集团内部母子公司关系不顺，成员企业各自为政，集团资源缺乏整合，因而也无法形成集团整体的协同效应。”[5] 国有法人股在总股本中的绝对优势是体现“全民所有制”的重要途径，但政府及其委任的官员却没有直接操控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这种情况有可能直接导致实际经营者而导致公司利益的损失。一旦这个问题产生经理人员会利用国有法人股在产权上的绝对控制而转移风险。
其次是企业目标转向缓慢。一般来说，企业的目标都是实现企业利润、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之和的最大化。但是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利润追求目标，被称为“国家工厂”或者“生产车间”；1980年以后，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承租的经营模式，于是又被称为“租赁工厂”。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国有企业重组与上市成为企业目标转向的重要手段。即使如此，国有企业仍然要完成政府的多重社会治理目标，例如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与跨国公司抗衡、出口创汇、实现充分就业等等。众多的非利润目标使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创新方面失去了太大的动力，而过于缓慢的目标转向进程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制度和利润分配制度及其执行力度上都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学者指出：“由于非利润目标与利润目标并存，使得出资人无法准确考核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导致了一个中庸的报酬制度，加上内生于社会性目标的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提供社会产品和利润产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萎缩，这迫使政府进行改革。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国有企业目标进行调整的过程，政府不断交替地降低对国有企业的社会产品和利润产品的量的要求，并且在国有经济以外寻求实现社会目标和获取资金的途径，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6] 因此加快企业目标转向是实现财务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是缺乏强有力的体制构建。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何在财权配置上协调政府控股、董事会决策、企业中层干部管理、员工参与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能在体制构建上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创新，则有可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实行了诸多体制改革， 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财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如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资金利税率） 几乎直线下降，从1996 年开始，甚至连续两年出现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巨额净亏损的局面。[7] 出现这种局面与企业体制改革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激励机制，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特点之一，可以使不同层级的受益者会自觉发挥主人翁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企业的共同目标奋斗。因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隐藏在有感觉有思维的人体内，要得到这种生产要素的合作价值，只有依靠“激励”把它诱导出来。[8] 又如监管机制，由于债权人与公司地位上的不对等，无法参与公司的治理，也由于虚拟财务利润、违规担保、互保、假账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投资者或债权人往往无法及时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因而极有可能使公司权力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制衡，公司的风险成本相应加大。作为公司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上自董事会，下至中层管理者，乃至主要债权人，都应该享有不同等次的财务监管权，这有利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管。所以如果能够在健全内部审计机制的前提下，为每个部门、每个阶层配置应有的财权，使财务管理的功能在整个企业治理中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最大发挥。
3.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优化
首先要明确财务主体，实现多元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来说，国有法人“一股独大”是公司实现财务治理的“瓶颈”。研究标明，内部治理效率在如下情况中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员工持股比例不同、改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和董事会、监事会作用发挥的不同；改制企业不同股权结构在市场绩效、收入满意度、管理者满意度、参与性和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改制企业联合持大股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内部治理最有效率，而一人持大股的股权结构则反之。[9]因此要实现财务治理的优化，就首先要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构，准确定位不同层级的财务主体。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严格按照《公司法》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班子等治理机构，逐步弱化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合理减少国有法人股持有的股份，通分散股权来引入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要让主要投资者、银行等利益相关者根据各自的智能和特长来参与公司监管甚至决策，如此将股权结构的科学配置和监管体系相结合，则可以有效实现股东大会的应有职能，也可以使公司的管理机构不断系统化和科学化，防止控股股东的非正常干预，防止“内部人控制”，优化资本结构，最终优化公司的财务治理结构。
其次要根据改制后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构，根据企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而科学合理地配置财权。如前所述，财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企业治理的核心，是企业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的首要任务。具体来说，是要在符合企业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上述因素，让股东、债权人，尤其是中层管理者甚至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享有不同程度的财务治理权，并通过财务治理权来影响企业的重大决策以及日常经营管理，尤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切实发挥监事会、员工董事制度以及合作者等利益主体的监督功能。比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是中国石油集团。大股东要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和质押。同时大股东为公司进行担保或者质押的业务也很多。“在这种方式下，公司承担了更多的风险，使中小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证。大股东也可以在年终制定股利政策时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例如大股东采取高价配股和不分红利的鼓励政策。”[10]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具有行政地位和财务掌控的双重优势，于是小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财务治理方面不仅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而且还要为大股东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买单。虽然大股东也可以与小股东相互提供担保和质押等方面的便利，但是这会给企业乃至整个系统带来更多的或有负债风险。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以保证上述不同利益主体实际上的财务监控权。
第三是在改制股权结构和配置财权的基础上，通过财务治理手段不断完善财务激励和约束等机制。如前所述，只有通过激励才能将“人力资本”的潜力诱导出来，这正是全面提高企业运营水平的有效途径。就是说可以通过薪酬等财务手段使经营者利用个人效用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通过经理人员的股票奖励、现金奖励以及精神激励等方式的实践，探索和完善适应时代要求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等。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让员工更好地投入工作，在分配上注重向科研骨干、基层一线和关键艰苦岗位员工倾斜，提高野外一线员工和关键艰苦岗位员工的岗位工资标准。并广泛开展岗位练兵、专业技术比武、职业技能竞赛以及评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青年创新创效人才等活动，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对员工进行激励奖励，搭建了各类人才展示才能、交流技艺、共同提高的平台，也建立了以品德、知识、能力、业绩为主要内容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从而提高了企业内部工作效率。[11] 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国有企业的用人模式依然是党管干部原则与企业经营者配置市场化相结合，这虽然有利于大股东对企业的行政性控制，但是却容易使企业管理者产生身份上上的依赖感和优越感，由此带来的人事管理弊病也容易滋生腐败，从而给企业治理的优化造成障碍，因此还必须建立长效的约束机制。就此来说，除了通过人才市场机制来改变管理人员行政任命体制之外，还应该通过建立切实有效的远期责任追究制来约束管理阶层的行为，则管理人员的决策失误或恶意损害企业利益等信息会进入人才市场的信用评价系统，由此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4.结语
在国有企业积极进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产权制度、管理体制、治理结构等方面正在探索中发生着变化，但是国有企业固有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股权和管理权的不对等、财权配置的单一化以及内部控制体系的僵化等问题，使得财务治理的诸多功能得不到真正的实现。在以后的改革中应注意将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通过财务手段，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监督体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不断完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和治理结构。 例如可以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来实现产权的多元化，或者实现国有企业的集体所有化。研究表明，国有独资企业无论运行效率还是功能效率或是总效率与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都较低。[12] 这恰恰表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也表明上述财务治理为核心的企业治理体系势必成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罗婷允.财务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D]，2006：3
[2] 赵全超.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治理与协同机制研究 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2007：29
[3] 张衡.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理财的影响.中国经济问题[J]，2002，（2）
[4] 衣龙新.财务治理理论初探.财会通讯[J]，2002（10）
[5] 赵全超.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治理与协同机制研究 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2007：162
[6] 雎国余等.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4（5）
[7] 李培林等.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J]，1999.5期
[8] 雎国余等.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4（5）
[9] 梁雄军等.股权结构对企业治理效率影响机理的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2006（11）
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合理的融资结构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改善治理结构，促使企业创造价值最大化。自1950年代MM理论诞生以来，关于融资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直方兴未艾，Harris和Raviv（1991）基于对美国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认为公司的破产风险、固定资产比例、投资发展机会等对资本结构有影响。Frank和Goyal（2003）研究发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杠杆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财务杠杆对公司绩效则产生正向影响。Johnson等（2000）研究认为，控股股东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通过实施隧道行为（主要指内部交易行为，如资产转移、证券回购等）侵害其他股东权益，所以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关于融资结构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针对融资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抽样数据，实证研究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剖析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建议。
一、研究假设
1、债务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假设的提出
由于短期负债流动性强、偿还期限短，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经理人短期内偿付现金的压力，从而促使他们调动工作积极性，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根据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理论，负债融资能有效约束高管层无序使用自由现金流的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和效益。综上提出假设1：我国上市公司短期负债比例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相比商业信用，银行借款条件苛刻、审批程序复杂，对于银行借款的长期借款而言，由于债务期限长，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大，银行从自身利益考虑，必然会提高利率，对借款资金的用途进行严格的控制，导致企业财务费用增加，成本上升;再加上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商业银行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综上提出假设2：我国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
商业信用主要依靠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经济交易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的信誉，这种关系的约束力相当有限，如果债务人对所欠款项拖延期限过长，势必会损害双方的信誉机制，债权人从自身利益考虑会缩短收款期限，对债务人资金链造成一定压力。加之商业信用的债权人不参与债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即使债务人出现滥用商业信用资金的行为，债权人也很难干涉，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综上提出假设3：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比例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
2、股权融资与企业价值关系假设的提出
当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时，股东在重大决策时很难保持一致，小股东“搭便车”的现象同时也会导致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弱化，当发生公司并购时，经理人员积极性会大大减弱，从而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股权适度集中有利于股东目标统一，抑制经理人的短期化行为，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的作用。综上提出假设4：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股权制衡可以通过大股东之间的内部牵制减少关联交易的发生，有效抑制大股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对上市公司资源的侵害。另外，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全流通格局使得对第一大股东形成制衡的其他大股东选择合谋掏空公司资源的可能性减少，使得管理者的经营决策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有助于公司的长远、高效发展。综上提出假设5：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论文从沪市A股各个行业按20%的比例随机抽取20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样本公司2014年年报财务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按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做了剔除：一是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二是ST、PT公司;三是金融类公司;四是其他存在异常值的公司。经过上述样本筛选，最后得到有效样本共154个。论文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新浪财经网（http：//.cn/），数据计量分析软件为SPSS17.0。
2、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
（1）变量定义
论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公司价值，融资结构包括债务融资结构和股权融资结构。债务结构主要从负债期限结构和负债类型结构两个角度来考察，选择指标为短期负债比例、银行借款比例及商业信用比例。股权结构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两个角度考察，分别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衡量。论文同时选择企业规模及成长性作为控制变量，分别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变量类型、性质、符号、描述等内容如表1所示。
（2）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变量定义，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提出的有关假设。
ROE=？琢+？茁1SD+？茁2BD+？茁3CD+？茁4OC+？茁5SH+？茁6SIZE+
？茁7GROWTH+？着
其中，？琢为常量，？茁1―？茁7为回归系数，？着为残差项。
3、回归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数据结果显示短期负债比例均值超过80%，表明样本公司流动负债占比较大;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比例均值达到3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大致为34%，股权集中度总体适中;股权制衡度均值仅为0.25，处于偏低的状态。
（2）相关性分析
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数据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之间整体上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较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偏差范围被缩小，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
（3）多元回归分析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短期负债比例与公司价值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短期负债融资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假设1成立;银行借款比例、商业信用比例均与公司价值负相关，前者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假设3得到验证;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正相关，结果并不显著;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在1%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预期的假设5一致。另外，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调整后的R2为0.568，进行F检验时，sig.值为0.000，说明模型整体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短期负债融资具有较强的治理作用，还本付息期限短的特点对管理层使用现金的行为产生刚性约束，使其更加注重投资的效率与效益，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最终对公司价值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2）银行借款未能发挥负债融资硬约束及提升公司价值应有的作用。可能原因一方面是银行借款特别是长期借款利率高，加重了上市公司还本付息负担，削弱了盈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目前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作为债权人的商业银行对公司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相机治理机制尚未形成，降低了治理效率和效益。
（3）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对公司的积极作用大于其对大股东对公司掏空的负面影响，因而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和绩效的增长，上市公司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是十分必要的。
（4）从回归结果来看，公司价值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而提升，说明其他大股东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对第一大股东产生制衡作用，防止大股东为求一己私利而产生“利益侵占”行为，为提升公司绩效水平起到保护作用。
2、建议
（1）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在不影响成本和投资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短期负债融资比例，缓解过度投资等现金流的非效率使用行为，以发挥其较强的公司治理功能。
（2）进一步加大商业银行对公司信贷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修订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商业银行能够以主债权人的角色参与债务人的公司治理，从而大大降低贷款面临的信用风险。
（3）通过健全商业信用的偿还保障机制，如加强信用担保、推广使用商业票据等措施，减少商业信用长期被占用现象，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商业信用的公司治理作用。
（4）保持股权结构适中，提高股权制衡度，以更好地发挥股东内部牵制作用，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激发管理层的潜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参考文献】
[1] Frank.M and Goyal.V：Testing the Pecking Order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
[2] 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竞争性[J].经济研究，2000（8）.
[3]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及管理股权比例相互作用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2002（3）.
[4] 姜付秀、刘志彪：经济波动中的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J].金融研究，2005（12）.
[5] 陈耿、周军：企业债权融资及结构研究[J].财经研究，2004（2）.
[6] 陆正飞、韩霞：公司长期负债与投资行为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1）.
论文摘要：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但财务治理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而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而财务管理是一种运行机制，二者构成了公司财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财务治理是对传统财务管理理论与财务战略理论的整合，财务战略是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联结的纽带。财务控制偏重价值管理，财务治理则偏重利益调整，财务治理是广义公司财务制度的一部分。本文就财务治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一、财务治理界定
关于公司财务治理(corporate financial governance)，国内各学者的观点不一，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伍中信(2001)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同时还指出，企业财务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利益冲突。杨淑娥(2002)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财权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衣龙新(2002)认为，财务治理涵义可概括为：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林钟高(2003)则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于财务治理的定义并无很大分歧，都认为财务治理是以财权合理配置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不同在于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界定不同。笔者认为，只要涉及到财权的配置，均可归属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之中，但是财务治理是否仅仅局限于一种“制度安排”。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企业内部的合理配置，并在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财务约束、财务评价等机制以达到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行为和规范。
二、财务治理与相关概念关系辨析
(一)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 财务治理是从财务的角度来研究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和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务治理结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公司治理的灵魂。财务治理总体上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必然要遵循、借鉴公司治理理论。应该说公司治理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的指导是最为直接的、重要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出现是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前提，没有公司治理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而财务治理理论的不断充实、发展也必将促进公司治理理论的不断拓展、完善。如果用财务治理涵盖公司治理，则夸大了财务治理的范围和作用，限制了公司治理的范畴。公司治理除包含财务治理内容外，还包括人事、经营等方面的治理。应当说财务治理本质上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和根本体现形式，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治理效果也最终要落实到财务利益上加以体现。如果用公司治理定义、替代财务治理，则更为偏颇，局限了财务治理内涵和外延，除从属于一般公司治理共性外，财务治理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可见，财务治理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联系：一是公司治理是财务治理的基础，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发展和深化。二是公司治理的模式决定财务治理的模式，财务治理的模式反作用于公司治理的模式。三是公司治理的目标影响财务治理的目标。四是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都根源于财产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五是从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角度来看，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都随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其内容也逐渐由只发生在公司内部所有者、经营者以及相关权利机构之间的狭义的活动扩展到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六是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管理方式，更应该是一种动态的管理活动，因而不能将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仅仅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更应该从治理活动的动态含义来理解。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区别主要有：一是制衡的着眼点不同。二是激励的侧重点不同。三是约束制度的侧重点不同。四是机制涉及主体不同。五是保障实施主体不同。六是财务治理
比公司治理更为深化。
(二)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基于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财务治理主要是对财务资源和财权的安排机制，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财权的战略联盟，提高企业财务运作效率及公司治理效率。由此可见，公司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构成了公司财务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联系表现在：一是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公司财务系统，都是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二是两者对公司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处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贯性。如财务治理对公司财务战略的拟定，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服务与发展方向；财务管理对公司财务的全面调控，决定了财务管理中财务控制的力度和手段；财务治理对公司财务政策的选择，决定了财务管理中具体财务制度的基调。三是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如果说财务治理是从财务角度对企业内外部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关系所做的协调和配置，那么财务管理就是这种协调和配置的应用。四是财务治理、财务管理与公司绩效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状况的优劣直接影响财务管理，进而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而财务管理和公司绩效又受到财务治理的根本性制约。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主要区别为：一是从公司运营角度看，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财务治理则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公司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也就决定了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财务治理主要从宏观上对财务管理中所产生的财务关系进行指导、监督、控制和制衡，保证管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一种制衡机制；财务管理则是在财务治理框架下，具体进行财务运作和经营活动，基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一种运行机制。二是财务治理从制度性层面规定了公司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而公司财务管理则着重研究在这样的框架下如何通过科学的财务决策实现具体的财务目标，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征。三是财务管理着重于对财务主体的财务行为控制，表现为上层财务主体对下层财务主体的财务行为的一种单向规制活动。财务管理的效率性主要体现为公司财务成本总额的减少，即公司净资产值的增加；财务治理则着重于财务主体的财务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财务权力运作方式的优化，表现为财务主体之间财务行为的双边或多边相互协调与控制活动。财务治理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公司各层级财务主体的财务权力总成本的降低。四是财务管理是从定量角度论证企业价值，探讨企业财富是如何产生的，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而财务治理则是从定性方面研究企业价值，确保这种财富创造能够合乎各方利益要求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
关键词：外贸企业风险 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 控制对策
一、外贸企业核心业务和关键风险
外贸企业是指专门从事对外贸易（进出口）的企业，在国家规定的注册地，这些企业对产品和服务有合法的进出口经营权。它的业务往来重点在国外，通过市场调研，把国外商品进口到国内来销售，或者收购国内商品销售到国外，从中赚取差价。外贸企业的核心业务主要由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组成，简称进出口业务。笔者认为，外贸企业风险是指外贸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在存续期间内受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其真实业绩与企业目标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关于外贸企业风险，现有文献的梳理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外贸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经营风险，二是财务风险。
（一）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外贸企业经营目标无法实现的可能性。经营风险的极端形式是经营失败。从广义上分析，外贸企业经营风险包括：（1）战略层面风险。是指外贸企业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其战略目标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包括政治风险、贸易壁垒风险、政策风险、投资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等。（2）经营环节风险。即狭义上的经营风险，它是指外贸企业经营环节目标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包括信用风险、结算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等。
（二）财务风险。董峰（1996）认为，外贸企业财务风险按其财务活动的基本内容来划分，可分为筹资风险、汇率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与收益分配风险。朱威（2005）认为，我国外贸企业财务风险主要包括筹资决策风险、投资决策风险、股利决策风险、外汇风险（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济风险）、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企业重组风险等。吴晓庆（2010）认为，外贸业务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外汇风险、结算风险、现金流风险、反倾销风险。葛维璐（2012）认为，外贸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非关税壁垒风险。张小宇、王庆敏（2016）认为，中小外贸企业财务风险包括信用风险、融资风险、流动资金不足风险、汇率风险等。笔者认为，从狭义上理解，外贸企业财务风险是指外贸企业由于负债融资而形成的风险，或称资不抵债风险。而从广义理解，外贸企业财务风险是指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它包括资不抵债风险、坏账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现金流风险等。 除此之外，外贸企业风险还可以区分为系统风险（市场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企业特有风险）。外贸企业风险的存在往往会给外贸企业各项目标的实现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视角，加强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务研究非常重要。
二、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要素
（一）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涵义和目标。关于内部控制理念的演变，经历了内部牵制（20世纪40年代以前）、内部控制制度（20世纪40―70年代）、内部控制结构（1988―1991年）、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2年至今）等阶段（宋夏云，2003）。1992年，美国反欺诈财务报告全国委员会下属发起机构委员会（COSO）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并指出：企业内部控制是指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旨在为达成以下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1）财务报告的可靠（可靠性）；（2）经营的效率、效果（效率效果性）；（3）法律和法规的遵循（合规性）。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指出，企业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的过程：（1）企I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2）资产的安全；（3）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4）提高经营效率、效果；（5）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目标是指外贸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运行的预期效果或理想状态，是构建外贸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外贸企业内部控制可以定义为受外贸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员工的影响，旨在实现以下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一种过程：（1）外贸企业财务报告等经济信息的真实、完整；（2）外贸企业战略和经营活动的效率、效果；（3）外贸企业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合规；（4）外贸企业各项资产的安全；（5）促进外贸企业实现其发展战略。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体系。
（二）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要素。COSO（1992 & 2013）指出，企业内部控制的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指出，企业内部控制的要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以下笔者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1.内部环境。内部环境设定了外贸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调，直接影响到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对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功能定位。良好的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外贸企业内部环境包括治理结构与权责分配、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治理层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沟通与落实、对专业胜任能力的强调以及企业人力资源政策与实务等。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指外贸企业选用定量和定性指标，在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和优化基础上，对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战略层面风险、经营环节风险和财务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科学评估，并及时外贸企业风险的预警信息。即风险评估过程的作用是识别、评估和管理影响外贸企业经营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3.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指外贸企业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取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措施和方法，努力将外贸企业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控制活动有助于合理保证外贸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提出的风险管控指令得到充分执行，其内容包括授权、职责分离、业绩评价、信息处理和实物控制等。
4.信息与沟通。信息与沟通是外贸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整理、加工、汇总和传递与企业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有关的信息，确保各种控制指令在企业内外部之间进行有效传播和沟通。其中与外贸企业财务报告等信息可靠、相关的信息系统通常包括以下职能：（1）识别与记录所有的有效交易；（2）及时、详细地描述交易；（3）恰当地计量交易；（4）正确确定交易生成的会计期间；（5）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地列报交易的结果等。
5.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对外贸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情况实施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机制运行的有效性。外贸企业可以授权内部审计机构等职能部门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进行专门的评价，找出内部控制机制运行的优势和缺陷，并提出补救建议。
三、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视角的外贸企业风险的控制对策
（一）优化内部环境。外贸企业内部环境直接影响到内部控制机制运行的有效性以及企业战略目标、经营环节目标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理想的风险管理模式，需要外贸企业按照风险发生的轻重缓急进行有效排序。例如，对于战略层面的风险，外贸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应该高度关注，一旦决策失误，其前景堪忧。对于经营环节风险和财务风险，企业管理层应该高度重视内部环境的优化，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方法，及时找出关键风险因素，按照风险程度高低进行正确处理。笔者认为，内部环境属于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素，是内部控制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外贸企业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不断优化内部环境，其内容包括治理结构与权责分配、治理层对内部环境的重视、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沟通与落实、对专业胜任能力的强调、人力资源政策与实务等，并确保外贸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得到有效运行，进而合理控制其风险。
（二）加强风险评估。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下，我国外贸企业风险不断凸现，时刻威胁着外贸企业的安全。对于战略层面风险，应该引起外贸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共同关注。外贸企业可以采用PEST分析法、SWOT分析法和Porter五力分析法，对外贸企业的战略及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诊断与分析；对于经营环节风险，外贸企业各个职能部门可以采用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构建不同经营环节的风险预警模型，对其风险进行评估和应对；对于财务风险，外贸企业可以采用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辅的评估模式，在指标选取和指标赋权基础上，合理构建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对外贸企业财务风险进行动态、精准评估。笔者认为，风险评估是外贸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是外贸企业风险有效应对的关键。在条件允许情形下，外贸企业可以成立专门的风险管控机构，对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及时提交高质量的风险预警报告，以最大可能减少外贸企业的损失。
（三）健全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是指外贸企业对其风险进行正确识别和评估后，制定科学的风险应对政策、程序、机制和措施，对其风险进行有效应对，其最终目的在于将外贸企业风险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例如，对于外贸企业的系统风险，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应该事前评估和科学应对。对于系统风险或市场风险，必须承受的，坚决承受，不能承受的，可以选择放弃，或者退出战略；而对于外贸企业的非系统风险或企业特有风险，外贸企业管理层可以考虑事先设定一个合理的风险承受水平，选择风险分担或者风险转移策略。笔者认为，控制活动属于外贸企业风险应对的重要机制，其关键要素包括授权、职责分离、业绩评价、信息处理、实物控制等。为了有效降低外贸企业风险，企业可以考虑建立以下控制机制：（1）对于重大投资活动，应该由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共同做出科学、民主的决策；对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可以由企业管理层进行自主决策；（2）对于企业各项业务活动，外贸企业应坚持责分离的原则，尽量避免出现失误，甚至欺诈行为；（3）为了避免出现人才流失、业务流失等风险，外贸企业可以建立科学的员工激励机制。外贸企业可以适时构建合理可行的业绩评价体系，对外贸企业业务人员进行定期考核，做到赏罚分明，并努力留住人才；（4）对于外贸企业，尤其是外贸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等信息披露，其管理层应该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5）外贸企业应该建立、健全实物资产的有限接触制度，以确保外贸企业重要资产的安全、完整。
（四）强化信息与沟通。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机制是外贸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外贸企业的风险管理中，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应该精诚团结，共同肩负着各自的职责。为了有效识别、评估和应对外贸企业风险，企业应该强化信息与沟通过程，做到企业各个层次的人员都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包括对战略层面目标、经营环节目标、财务管理目标及其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识别，了解与认识外贸企业内部控制各个构成要素及其相应的功能，并能够积极参与到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活动中。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尤其需要外贸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员工清晰地认识与理解企业风险控制活动的目的、机制、模式和方法，而如何强化外贸企业的信息与沟通能力，是实现企业风险控制目标的关键。
（五）完善内部监督。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企业战略层面目标、经营环节目标、财务管理目标及其风险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这要求外贸企业的治理层和管理层及时监控企业风险管理的运行状况。内部监督是内部控制的必要环节，外贸企业应设置独立的机构，配备专门人员，科学、有效地评估内部控制机制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和报告内部控制机制运行的重大缺陷，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及时修补。外贸企业的内部监督包括主管部门的监督、外部审计的监督和内部审计的监督。其中内部审计监督在整个内部控制系统中发挥着基石作用。内部审计可以合理保证外贸企业遵循国家的政策与法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企业投资和经营管理活动的效率效果性，以及企业战略目标、经营环节目标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等。正因为如此，外贸企业应当不断拓展和强化内部审计职能，增强其独立性，提升专业胜任能力，督促外贸企业优化内部控制的运行机制，以合理保证外贸企业的健康、高效发展。X
参考文献：
[1]胡通海.试论外贸企业经营风险类型及内部控制的建立[J].国际商务财会，2013，（10）.
[2]刘永泽，张亮.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的构建研究[J].会计研究，2012，（1）.
[3]钱剑婉.外贸企业风险控制与全面预算管理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0，（2）.
[4]宋夏云.刍议内部控制的运作机制[J].审计与理财，2003，（9）.
[5]吴晓庆.我国企业外贸业务的财务风险管理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徐芳.外贸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基于宁波地区的研究[D].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7]徐珂.基于企业财务视角的外贸经营风险防范研究[D].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袁玉霞，张璐，王霞.外贸企业风险管理与控制[J].国际商务财会，2010，（10）.
［中图分类号］ F234.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062—05
一 引 言
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抽象概括，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1］。公司治理结构以财务治理结构为核心，财务治理结构的要点是在效率的基础上使公司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相匹配［2］。
纵观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史，可以发现其研究内容都与财务治理（结构）效率（融资效率）有关，只是研究视角和程度不同。尽管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3］。而国内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还远未成熟。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简单地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资本结构，忽视了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影响。2）只从成本或收益角度分析财务治理效率。3）资本结构对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大多停留在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股权结构、债务结构对股权成本的影响，很少涉及到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的深层次系统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衡量资本结构时加入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并从财务治理成本（股权成本和负债成本）和财务治理收益（会计业绩）两个角度来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分析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深层勾稽关系，为我国上市公司优化资本结构从而提高财务治理效率提供合理的经验支持。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关系的检视，是对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成本、财务治理收益相关关系的统一检验，存在叠层关系检验（如图1）。资本结构包括三大内容：资本结构（狭义）、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良好的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活动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质在于：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财务治理结构与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财务治理成本并同时获得多大的财务治理收益，或者说以尽可能低的财务治理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财务治理收益［3］。
（一）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资本结构的选择决定了公司财务控制权在公司所有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分配机制，决定了有效率的财务治理机制安排，即在公司破产时财务控制权能从公司所有者转移给债权人。债权人通过债务契约设置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以及债务可能导致的财务控制权的转移成本，构成了公司负债的成本。当公司的负债逐渐增加，公司破产风险和过度投资的动机也加大，管理层的积极性和自由裁决权也随之扩大，股权成本降低，债务成本升高。但是保持适度的负债率可以使增加的债务成本小于减少的股权成本，从而降低总成本，使财务治理成本最低［4］。如果财务治理收益一定，那么财务治理成本最低就意味着最高的财务治理效率。故提出假设：
假设1：公司的产权比例较低时，适当提高产权比例能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二）股权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Shleifer和Vishny研究表明，公司经营的好坏与大股东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大股东更愿意并有能力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从而解决了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力和信息成本问题，使股权成本得以降低［5］。Elston和Goldberg对德国公司研究表明，股权越集中，管理层获取额外高报酬的能力越小，即股权集中能够约束管理层的金钱利益。公司如果存在几个大股东，形成控制权共享的局面，即股权制衡。由于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会大大降低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效率，因为第一大股东需要为协调其他大股东之间的矛盾而付出额外的代价，从而导致治理成本的上升。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治理效率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治理效率负相关。
吕长江等、张兆国［6］研究表明，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由于存在产权主体缺位问题，管理层更容易牟取私利、产生在职消费行为，从而成本更高。但张翼、王鹏等、李明辉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而会较好地保护股东及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业绩更好［7］。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国企的管理层大多接受政府的监督和干预，因而管理层的行为跟投资者更能够保持一致，从而可以降低成本。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3：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更高。
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存在利益分歧，这是因为管理层存在自利行为。如果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发生自利行为的成本也上升，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上升，如果公司业绩提高，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因为管理层可以按持股比例分享公司业绩提升的剩余收益。Fama进一步发现，当管理者持股比例过高时，管理层与外部股东又会产生更大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即存在壕沟效应［8］。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4：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三）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负债按期限长短可以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对管理层具有相当的硬约束力而具备财务治理效应，流动负债对管理层的自由现金流量的裁量权和对企业清算形成一定的硬约束。流动负债比例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就越大，对管理层的硬约束也越大，管理层在实施自利行为时就会越发谨慎，因为这种机会主义可能导致公司破产，而破产对管理层而言损失也是巨大的［9］。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5：流动负债比越高，财务治理效率越高。
负债按工具形式不同可以分为商业信用负债、银行借款、企业债券等。商业信用作为一种自然性质的负债方式，完全依靠公司的信用度，其债权人一般是公司的供应商，他们基本上不会参与公司治理。但是，如果公司经常性的拖延债务偿付，势必会对公司信誉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实际上，商业信用负债对公司管理层具有较强的潜在约束力，能够形成积极的治理效应。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6：商业信用负债比例与财务治理效率正相关。
Diamond研究德国和日本企业发现，银行在克服搭便车问题和获取信息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银行作为公司的主要债权人，一般直接派出董事参与对方的经营决策，这样能够保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更好的匹配［10］。衣龙新、肖坤等发现，在我国，银行的财务治理效应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为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大多由政府意志决定，而不是银企平等协商的结果［11］。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7：银行借款比例与财务治理效率非显著负相关。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09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业的公司；2）剔除已经发行H股的公司；3）剔除ST和*ST的公司；4）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对数据库的部分样本数据进行手工检验和更正。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取自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处理软件为SPSS17.0、EXCEL等。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会计业绩来衡量财务治理收益，选取主营净资产利润率作为会计业绩的替代变量。因为主营业务利润纵的难度较大，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公司的会计业绩。以成本来衡量财务治理成本，成本包括股权成本和负债成本。目前衡量股权成本最常用的就是Ang等、Singh和Davidson Ⅲ提出的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我们借鉴他们的做法，另外，选取利息支出率计量负债成本［12］。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产权比例反映资本结构（狭义），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的衡量依据上文分析所定。另外，我们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行业和年度，有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下的回归模型来检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中，Yi为财务治理效率的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所有变量中，股权制衡度稳
1.2483定性最差，结合股权集中度的均值达到45.89%，说明我国A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大多数。流动负债占比均值达到81.3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的短期化倾向比较明显；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负债占比都比较高，分别约为49.28%和37.18%，说明银行贷款成为了上市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而商业信用在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中也担当重要角色。
（二）回归分析
根据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发现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般显著的相关关系，虽然相关系数均不大，但是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并不将反映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各指标全部放在同一个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如下：
1.产权比例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会计业绩正相关，但都不显著。这说明，在我国，
负债融资的确存在软约束，但由于债务契约的硬约束力，负债虽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但能够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度投资行为，假设1基本成立。
2.股权集中度与管理费用率、负债成本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与会计业绩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管理费用率正相关、与资产周转率负相关，虽都不显著，但足以证明较高的股权制衡度降低了财务治理效率，假设2基本成立。这一结论与宋立、韩亮亮、高雷、宋顺林、李明辉的一致。结果表明，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监督效率越高，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虽然我国“一股独大”现象十分普遍，但由于“掏空行为”的可能性致使其他大股东会尽力制衡第一大股东，而导致协商成本的增加，进而降低财务治理效率。
3.国有控股与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及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而管理层持股与管理费用率、负债成本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正相关，但均不显著，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很高，但其资产周转率更高，会计业绩也高，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更高，假设3基本成立。而用MBOR的平方项回归后发现，MBOR与MFR显著负相关，而其平方项与MFR显著正相关，即MBOR与MFR呈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又与会计业绩正相关，即管理层持股与财务治理效率呈倒U型关系，假设4成立。
4.流动负债与管理费用率非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而商业信用负债与管理费用率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和会计业绩都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流动负债比例越高，负债的短期化倾向越显著，对管理层的约束越强，流动负债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治理效应，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假设5基本成立。而我国商业信用负债总体上能够有效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作用，降低成本，促进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假设6成立。
5.银行借款与管理费用率非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非显著正相关，假设7基本成立。这表明，在我国，银行借款的确存在软约束问题，银行借款的财务相机治理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银行作为债权人没有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各要素的财务相机治理效应不尽相同。负债虽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但却能通过债务契约来发挥财务治理效应；股权集中度有助于降低财务治理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而管理层持股与财务治理效率呈倒U型关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高，但资产使用效率更高，说明国企改革以来，虽然在职消费依然严重，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确实有所提高，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较高的流动负债比能发挥一定的财务治理效应，但作用不够显著；银行借款由于存在软约束问题而不能有效发挥财务相机治理作用，而商业信用负债却更能有效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效应，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其具体表现在：第一，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主体，加大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尽量减少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效率更上一层楼。第二，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银企合作机制，通过逐步完善《证劵法》、《商业银行法》和《国有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制度，降低银企产权的同质性程度，以充分发挥银行和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2，（12）：51-55.
［2］ 张荣武.财务治理效率论［D］.长沙：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92-115.
［3］ 张荣武.财务治理效率论纲［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7）：43-47.
［4］ 李碧虹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教师工作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0，（6）：66-70.
［5］ Shleifer，Andrei，Vishny，Robert.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1997，（2）：737-787.
［6］ 张兆国，宋丽梦，张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成本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5，（8）：44-49.
［7］ 李明辉.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对股权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6年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9，（2）：149-168.
［8］ Fama，Eugene.Agency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2）：288-307.
［9］ 戴钰.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7-62.
一、 引言
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实施、2008年我国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以这两次事件为标志，内部控制开始成为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对近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2014年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热点做了梳理，总结成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实施后果、有效性评价、内控缺陷披露、在行业中的应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论。
二、 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
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特征、管理层特征、公司经营状况等方面入手，研究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1. 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是一条很自然的思路，因为内部控制的实施程度和执行水平取决于董事会的重视程度，董事会越重视，内部控制实施得就会越好。在这一领域，当前的研究趋势是细化，细化是指研究者将董事会特征细化分解，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并且大多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宋宝（2014）、朱彩婕、韩小伟（2013）等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监事会会议次数、审计委员会设置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步磊、范亚东（2014）研究发现，董监两会的会议次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朱彩婕、韩小伟（2013）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设置了内审部门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Hoitsh（2009）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会计和财务监管经验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个体对内部控制的影响。陈汉文、王韦程（2014）的研究发现，董事长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时间、薪酬水平等与内控质量正相关。步磊、范亚东（2014）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不显著。朱彩婕、韩小伟（2013）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内控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张横峰（2014）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
2. 股权结构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这方面研究的思路和研究董事会相似，都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理论基础都是委托-理论，其研究方法大多是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减少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郭桂花、岳利玲（201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步磊、范亚东（201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宋宝（201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正相关。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3. 管理层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对管理层特征和内部控制的影响，多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
赵息、许宁宁（2014）的研究发现，建立在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基础上的激励机制，以及源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昂贵显性和隐性成本，是管理层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力，而管理层所拥有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范畴的管理层权力又为其在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保障。张西栓（2013）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高管权力的过度膨胀，往往导致高管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内部控制失灵，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4. 公司经营状况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脱离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研究，主要分析公司一些经营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也有研究是从公司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
有的从财务状况分析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发现，财务风险较高、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这两篇文献在内部控制领域地位显赫，几乎所有研究内部控制的文献都会引用这两篇文献的研究成果。Franklin（2007）的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负债程度显著影响其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宋宝（2014）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财务状况差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有的从公司业务状况和组织结构状况进行研究。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发现，经营业务复杂、近期组织结构发生变动、内部控制可投入资源较少的企业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织变革程度高及发生违规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张旺峰（2011）的博士论文发现，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性。有的研究公司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宋宝（2014），朱彩婕、韩小伟（2013）均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
有的研究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赵渊贤、吴伟荣（2014）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媒体关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显著正相关。张仲元（2012）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政治联系会严重削弱内部控制设计的完善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而市场化程度则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内部控制的实施后果
这方面研究主要研究内部控制给公司运营带来的影响。目前来看，对经济后果的研究多一些，并且大多数是用财务指标来衡量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
1. 内部控制对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非常关心，因为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要耗费人力和物力成本，如果不能在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上有正向的影响，那无疑会降低内部控制的影响力。好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结论是正面的。
从经营效果看，Ashbaugh-Skaife等（2007）；Doyle等（2007）；董望、陈汉文（2011）等均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提升应计质量。袁蓉丽、陈黎明、文雯（2014）发现，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权益资本成本低。程智荣（2014）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更好的内部控制和更高的经营业绩、更低的股权成本正相关。宋常、徐国伟、张士强（2014）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路晓颖（2011）的博士论文表明，内部控制与企业并购绩效正相关，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其并购绩效好于未披露的。
从经营效率看，钟玮和刘洋（2011）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经营效率正相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内部控制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较少，其实这也是实务界比较关心的问题。
以上这些研究都对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得出了正面结论，但也有研究得出了反面结论。Engel等（2007）发现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后，私有化交易的频率有所增加。Caner等（2009）、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吴益兵（2012）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2. 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因为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财务报告中向投资人体现出其经营的合规性，如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不能保证，实施内部控制的意义也就打了折扣。程智荣（2014）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更好的内部控制与更好的信息质量正相关。张旺峰（2011）、Hogan和Wilkins（2008）发现，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审计费用。Goh和Li（2011）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提升财务报告稳健性。Bargeron等（2010）发现，内部控制可以减少企业冒险行为。
3. 内部控制对遵守法律法规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实证研究中对遵守法律法规不好测量，因为违规公司是少数，样本数量上受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法律法规是红线，公司经营中无论是否实施内部控制都不能触碰。
李志斌（2014）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彭珏、陆瑶（2014）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披露对大股东占款有显著影响。李晓慧（2013）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对债权人的保护越好。
四、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可以说是研究内部控制的关键。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实证研究中，都需要确定样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目前，国内研究中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主要有三种方法。
一是厦门大学陈汉文教授及其项目组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由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陈汉文教授带领项目组进行研究和，目前是国内内部控制领域比较权威的指数，很多实证研究中都应用了其指数。该指数确定了四级共一百多个评价指标，从2007年开始，每年对国内所有实施内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测算，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并进行。
二是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由中山大学和深圳迪博公司共同研究和，目前也是国内比较权威的内部控制指数，很多实证研究中也在应用其指数。该指数的评价指标包括三级共63个评价指标，同样每年对实施内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测算，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并进行。
三是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研究的评价体系。孙h[、魏敏、伊凡、向若琪（2014）应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内部控制进行定量评价。方红星、金玉娜（2013）构建了一套度量方法，并且实证检验了这种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张蕾、李敏强、陈富赞、赵秀云（2013）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监督的最优投资分配模型。这些评价体系的共同点就是借助数理工具进行评价，在准确性上可能有所提高，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使用其方法进行研究时，由于数据来源不全和程序复杂，可能无法对大样本量进行处理。
五、 内部控制的缺陷研究
侯增辉、朱颐和（2014）从对内部控制的理解、管理者的粉饰行为、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惩处机制四个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的问题。李瑛玫、戴荣华（2013）研究发现，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的公司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可能性更大，被证监会等部门处罚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概率更大，但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与公司是否披露内控缺陷没有关系。
六、 内部控制在行业中的应用
这方面研究的是某一个行业、某一家公司如何实施内部控制。这方面研究将内部控制从理论到实务操作进行了研究，对公司如何思考实施内部控制有着很好的示范意义。
郑晓薇、纪士鹏（2014）以上海W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例，探索构建了有效的子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李铁宁（2013）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担保集团的内部控制机制。张子英（2013）的博士论文构建了我国电信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理论模型。
七、 对内部控制研究现状的评述
通过对内部控制领域近两年来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内部控制研究都更加规范、细化，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研究不足和空白。
1. 对研究内容的评述。内部控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各个研究者都试图在这一领域中发现自己的研究问题，经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把内部控制领域研究的优点总结成两个方面。
一是范围全面。目前内部控制的研究基本涵盖上述五个方面。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把内部控制作为因变量；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把内部控制作为自变量；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研究，是关于内部控制研究的关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以及对内部控制在行业中应用的研究，是对内部控制研究的拓展。
二是选题细化。在五个方面的每一个内部，研究者都在试图通过细化研究问题找到创新点，因此目前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选题都越来越细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梳理出四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我们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我们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在行业中应用的研究，我们也梳理了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
同时，通过文献梳理，我们也发现了当前研究的两个问题。
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前，研究者对“什么影响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影响什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趋势是细化，研究者的出发点都是就某一更细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图在创新性上有所突破。例如在研究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时，从研究董事会特征、到研究董事长特征、再到研究女性董事的特征，就是这样一个细化的研究趋势，是一个研究“树木”的趋势。但这样过于细化的结果是对内部控制的整体研究不够，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内部控制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还是新生事物，对内部控制的整体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尤其是在实务界，上市公司更关心的不是细节问题，而是从整体上看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到底如何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才能决定是否真正实行内部控制。但目前，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理论研究是缺乏的，还没有研究系统地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和实施结果进行研究，没有画出一张全景图来。
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前的研究多是以内部控制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再研究另一个变量与其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从A到B的关系。但另一个变量通常是一个结果性的变量，是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一系列行为后的结果，所以，到底在这一系列行为中哪些因素影响了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又是通过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司运营结果，目前还没有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内部控制影响机制方面细化的研究，真正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完全被发现。
2. 对研究方法的评述。目前对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都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近两年来，本文仅发现张西栓（2013）的博士论文用到了结构方程模型。这是由目前的变量设计决定的。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量设计上，研究者多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或迪博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或者自己设计一套评价体系，最后仍然是得出一个指数。在影响因素的变量设计上，多使用一个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一个数据来代替。如果尝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跨层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变量不够。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每一个潜变量至少有两到三个测量变量，由于目前多用财务指标来代替变量，要找两三个财务指标代替一个潜变量在以往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过，况且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测量变量之间“不相关”，即使有两三个财务指标可以代替潜变量，也难以保证“不相关”。因此，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是目前比较合适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李铁宁.担保企业集团内部控制机制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3.
[2] 张西栓.内部控制、高管权利与并购绩效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3.
[3] 路晓颖.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1.
[4] 张旺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审计定价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1.
一、企业集团会计风险的诱因
1、会计资料信息不真实是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企业活动都需要有真实的会计资料信息来对应，这些资料信息也是企业集团的属性体现，是外界了解企业集团运营状态的重要依据。而部分企业集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要求，肆意更改会计信息，营造表面现象，使得会计信息资料没有真实性，甚至存在大量的假帐。这样会引起外界对企业集团的错误认识，无法得出客观的评价，为企业活动带来更大的风险。而对于外界投资者来说，会计信息的失真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判断，而当发现自己的错误决定后又回抽资金，如此形成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2、违背是重要的成因。谨慎原则要求企业集团在会计核算时还应该对将来可能产生的费用支出或者资金流动方向作出基本评估，并计入本期损益。也就是对未来可能要产生的费用或损失提前做好准备和分配，规避资金风险，让会计资料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出企业财务状况，确保财务的稳定性。而我们纵观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来，是由次贷问题引起的外债偿付危机。由于大量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造成外债过高。而紧张的外部环境使得这些资金无法回笼造成银行资金流断裂而坏账急速扩大，外债无力偿还，继而引发股市、汇市的频频波动。这一些都源于对未来资金损失项目和风险预计不足，没有保持足够的谨慎态度，金融机构盲目降息，降低资金投放门槛财务管理论文，最终导致了资金的断流，引发了这次金融危机。
3、监督乏力不力致使企业集团无法合理分配资金，财务出现混乱。当会计监督不力时，我们会看到盲目的生产投资，杂乱无章的资金流动，经常是行政花钱、会计记账，一切等事后核算。企业集团中出现的乱消费、无计划的生产、盲目攀比等不良财务支出，会计监督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最终会引起财务系统的紊乱甚至瘫痪。
4、无法把握整体经济脉搏。在我国，存在很多企业图一时的利益，不考虑和充分预计国际经济形势，盲目生产、兼并或者签定短期巨额合同，这样有可能在短期获得利益，但是一但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由此很可能给企业财务带来严重考验，使得企业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5．会计人员素质亟待提高。部分企业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无法在岗位中发挥足够作用，有的因为素质不够良好而在工作中表现出服务态度欠缺，操作行为不规范，粗心大意而出现会计差错；还有个别企业会计的道德素质低下，对企业缺乏忠诚，勾结外部人员肆意侵害企业利益，引发经济案件，这一类的会计人员属于违法人员，应当以法律的方式处理；其次是会计岗位职责的设计缺乏束缚和管理，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纰漏，操作章程、制度均不够完善，严重影响会计人员的办事效率和质量，影响企业集团各部门之间协同工作。
二、金融危机下企业集团加强会计工作的意义
1、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是现代企业集团发展的根本需要。在加强宏观调控、改善经营管理以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工作是一项基本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是重要的环节，针对一个企业集团而言，制作并提供客观的会计资料，是对会计工作的起码要求，也是会计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实际的会计工作中，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都取决于基础工作是否到位。而会计基础工作的质量已经涉及到会计资料使用者及时知情的合法权益；影响到会计资料基本功能的发挥；影响到利益分配，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运作。而这一切都源于会计基础工作。可见真实的会计资料，详尽而客观的会计信息对于一个企业是多么的重要。
2、抓好会计基础工作，符合会计工作秩序规范化的基本需要。理想的会计工作，应该以良好的会计基础工作为本。最近几年，我国非常重视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随着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和股份制的实施，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企业的会计报表和它的真实性，要求得到企业真实客观的财务信息，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会计工作要符合基本规范。
3、会计基础工作关系到会计工作效率和会计工作者素质的提升。会计基础工作的良好有序进行是整个会计工作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如果基础工作都做不好，会计信息根本就谈不上准确、真实、客观了，也谈不上有效率地进行会计工作财务管理论文，也无法实现会计工作水平的提升。现实情况告诉我们，部分企业集团会计工作出现秩序混乱、欠缺管理、假账、账目不清现象，这样的会计工作是不可能发挥会计效果的。
三、金融危机下企业集团的会计策略
1、是保障信息客观真实的重要手段。在现今经济体制中，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性，而强制性会计披露制度可以规避这一问题，也是投资者利益不遭受侵害的基本保障。推行强制性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也是符合加强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要求的，是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集团应该尽到基本义务。针对信息的不对称性，会计信息的披露前提以及时、准确、客观为主。
2、建立和规范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是对企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措施。在现代企业机构中，企业治理结构是实现内部控制的结构保障，建立合理、规范的企业财务治理结构，是有效控制、实施企业活动的关键。基于此，首先要发挥的价值信息优势，制订企业合理的产销评估数据，降低无产劳动带来的损失；抓住企业产品特点，提高产品功能，降低成本。这些突进都是要依靠财务部门的合理方针的制订来实现。除此之外，还要拓宽财务考核领域，以财务为中心的考核体系。核算产品的有形、无形成本；将成本管理的中心转移到成本控制；推行成本责任制，在内部划分核算单位，设立中心，公正地评价成本中心的绩效，使财务部门在全员和全过程财务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3、实行财务的集中管控必不可少。
（1）对采购供应系统进行集中统一采购，在采购中进行对比，筛选优势成分，降低成本。取消核算实体的物资部门，由集团总部物资部门全面负责，减少中间不必要的环节。同时，对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优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2）资金要实行集中管理。利用结算中心实施资金集中管理，取缔下属企业的分户，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限上移到总部，以统一的银行账户直接对外，保证了资金使用的效率，也强化了资金管理。
（3）销售要集中管理。作为企业的终端业务，销售业务开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对其实行集中管理可以将产品的优势最大化，销售决策权集中于上层，能够更加果断的把握销售时机，也是最终实现集中管理的必要前提。
4、让会计行为必须实现规范化、有序化。企业集团的任何经营活动都是最终通过会计核算反映出来的。因此，加强会计控制自然要从加强内部控制入手。首先是要提高会计监管的力度，提供足够的监管资源，分配监管责任，监管工作定期报告，真正实现财会工作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完善的有效机制。再次，是要对会计事后业务进行监督，进行内部审核，实行自动网络与外部对账相结合财务管理论文，实现网络自动化与人工操作的有机结合。最后，会计人员的任何活动都要依法进行，遵守相关的会计法律、法规，拥有良好的道德标准。
5、适时调整负债结构，组织低成本存款，定期与活期存款比例进行合理配置。贷款结构进行优化，提高资产质量。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要加大，正确计算和科学地对资金预测，灵活调拨资金，大力压缩库存现金，降低无息资产的占有比例，有效地转化为有息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率。
6、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企业活动开展的前提。首先，应从企业领导做起，提高全员的企业共存意识，只有企业全员齐心协力谋求发展，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生存。做好财务管理，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其次对员工实施严格的录用制度，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质量，只用有用之才。适时的对现有员工进行技能考核，了解员工的实效状态。
总之，金融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问题积累后的集中爆发，它的出现要引发是经济系统全方位的思考。会计思想在当代企业集团中的合理运用是规避风险，规范企业活动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会计国际趋同及国外相关组织近期动态，会计研究[J]，2008年第5期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理财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审计研究》、《会计研究》、《投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财务与会计》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公开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来李常青教授主要围绕资本市场中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学产业合作基金的资助开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首次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了梳理和综合性评述，为国内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鉴性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股利信号内涵进行实证检验，为政府保护股东权益、规范股利分配行为和上市公司制订股利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其中专著《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被誉为“挑战公司财务研究中的理论迷题”，具有“高、新、实”特点，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和厦门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联合招标课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效率研究”，以此为契机，对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会影响企业业绩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绩效，较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情况，首次将高管变更的类型分为高管双向变更、高管离职和高管新任三种类型，对我国公司的高管变更展开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带领团队开展公司治理的新领域媒体治理的研究。三是会计审计问题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关注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问题，其认为真金白银也有瑕疵，现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饰，提出了识别现金流量表粉饰的四种方法，并率先在国内开展非经常性损益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非经常性损益披露制度的具体对策，李常青教授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无关，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也不能影响IPO折价，盲目引进国际四大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充审计意义不大。
三、主要论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专著）；《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9期；《现金流量表的粉饰与识别》，《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4期；《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能影响IPO折价关系实践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吗？》，《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沪市公司IPO业绩效应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美国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审计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审计研究》，2006年第1期；《应用供应链理念发展商业银行授信业务》，《投资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管理》，2008年第4期；《中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效应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审计监督与公司治理――来自年报补充更正公告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检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中图分类号】 F2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1-0052-05
一、引言
国资委2010年引入EVA作为考核中央企业经营绩效的基本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降低成本；引导企业主营业务增长。从2010年至2014年，EVA指耸凳┝私5年，EVA考核是否实现了国资委设定的目标？是否推动了中央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不同央企EVA实施效果是否一致？为此，本文试图以实施EVA的央企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探析公司治理因素，如董事会的特征、审计人员的专业性、股权结构及激励补偿机制等内容，来检验EVA的实施效果，进而采取判别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文献综述
（一）EVA与公司价值及股价相关性研究
Farslof et al.[1]对EVA与股票收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解释股票收益波动方面，EVA与其他盈利指标相比是已有指标中最差的指标之一，它只能解释股票收益波动的很小一部分。Jeffref et al.[2]采用EVA调整的累计平均超额公司回报来检验EVA实施效果，研究显示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大卫・斯高特采用回归模型证实EVA与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相关性。Ali El Mir[3]选取了工业企业2000―2008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EVA、ROE、Net Profit与股票价值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净利润与股票价值的相关性最大，而EVA和ROE并未显现出明显的相关性。
马文超以价值管理理论为基础，根据2006―2007年我国证券市场的A股数据，以有效市场理论和决策理论为指导检验了EVA增长率和股东的非正常回报的关系，研究表明EVA与股价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会计期间的EVA越大，股票市场的股东回报越高；这一结果与潘永昕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6]。陈琳和乔志林等运用Ohlson模型[7]，比较分析了EVA、未来成长值（Future Growth Value，FGV）和传统业绩评价指标ROE、EPS、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PS）等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相关信息检验结果说明EVA虽然与公司价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像其倡导者宣称的那样显著。宋增基等采用EVA法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评价，分析EVA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之间的相关性[8]，结果显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EVA与市场价值有较大偏离、EVA 指标与市场价值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市场价值的增长得不到EVA 强有力的支撑。鉴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H1：EVA与企业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相机相关性。
（二）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
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冈帕斯等审查了公司治理和长期股权回报、公司价值和绩效的会计指标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管理不善的同行相比，治理良好的公司有较高的股本回报率，引导企业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会计报表也显示出较好的经营业绩。这些发现促使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公司治理因素。布朗和凯勒发现，治理较好的企业盈利相对较多，股价更高，从而有能力支付股东更多的现金股利[9-10]。
公司治理是财务会计报告可信性的保证，同时影响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然而会计数据的有效性和价值相关性通常取决于与其市场价值相关性的强弱。相关研究证明市场价值和会计数据之间的差距部分可以由公司治理因素加以解释[11-13]。麦肯锡公司研究显示，15%的投资者认为公司治理比一个公司的财务报告所表现出来的盈利能力和增长潜力等绩效性能更加重要；22%的投资者愿意支付19%的平均溢价给一个治理有方的公司。因此提出假设2。
H2：公司治理的相关因素能够解释EVA实施效果的差异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9―2014年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剔除财务数据不完整的，最后选出279家中央企业上市公司作实证分析依据。时间窗口2009―2014年5年时间，总样本数据为1 395，所选取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机制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论文采用Stata和SPSS 19.0版本软件作为分析软件。
（二）变量的选择
1.EVA指标及公司价值指标的测定
（1）EVA的计量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22号《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规定，EVA的计算如下：
计算公式：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总额×平均资本成本率
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1-25%）
资本总额=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合计-平均无息流动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2）MVA的计量
MVA代表一家公司从创立至今，包括保留盈余在内，投资人投入的资本和股票市场价值的差异性。MVA是公司管理层在其经营过程中为投资者创造的额外价值总额，是企业管理者有效运用企业资源的能力以及企业长期发展前景的市场评价，因此，与EVA相比，MVA是长期的、外部市场的业绩评价方法。
市场增加值MVA=公司市场价值-账面价值=年末收盘价×总股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3）股价收益率的计量
股价收益率PER=（年末收盘价-年初开盘价）/年初开盘价
2.公司治理因素的测定
参照现有理论及以往的经验，本文将主要从董事会监督机制、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和公司控制权市场四个方面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公司治理选用如下指标：资产规模、高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占比、审计人员的专业性以及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兼任等。详见表1。
四、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实证研究采用了三种方法（面板分析、判别分析和回归分析）来验证公司治理可以解释MVA和EVA之间的差距的假说。
研究的第一步是确定EVA和MVA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检验EVA、MVA、股价收益率的相关度，来判定EVA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和评价公司业绩的有效性。研究首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检验了EVA、MVA以及股价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对四个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即主要针对MVA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中变量MVA、EVA、VEVA的数据均用每年年末普通股总股数收缩为MVA2、EVA2、VEVA2。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将获得的企业市场价值（MVA）、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的变动值（VEVA）以及股价收益率（PER）通过Stat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他们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如表2所示。
表2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股价受益率（PER）平均值为-0.0587，标准差为0.3746，说明分布较为集中，总体水平较低。EVA2均值为0.6215，标准差为5.9320，说明总体离散程度不大，极大值为195.6123，极小值为-8.8023，表现出较大差异，原因是个别年份某些央企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发行总股数的比值与其他年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MVA2均值为16.1053，标准差为16.6629，说明总体离散程度较大。VEVA2均值为0.0395，标准差为8.3589，说明总体上EVA值较上年变化不明显，极大值为195.2772，极小值为-195.2886，说明某家上市企业某年的EVA值比上一年变动较大。
从表3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MVA2与主要变量EVA2的相关系数为0.0579，即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的相关性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而经济增加值与股价收益率不相关，这也表明了EVA与公司股价间的相关性不大。经济增加值与经济增加值增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065，相关性较强，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为1.000
（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而可以增加模型的自由度，降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在面板分析中，采用了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及随机效应回归模型。首先，通过固定效应F检的P值为0.0000，进一步通过LSDV法考察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较为显著，即认为存在个体效应，不应使用混和回归。其次，通过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056>0.05，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EVA2对MVA2数值在1%上显著，系数为正的0.0211，系数的显著性表明经济增加值对市场增加值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即市场对公司未来获取经济增加值能力的预期反映与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业绩正相关，说明EVA作为业绩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的财务业绩方面的相机相关性。这也验证了假设1。股价收益率PER对MVA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7.855，因此表明，股票收益率与市场增加值显著相关，股票收益越好的企业其市场增加值越大，即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业绩表现也越好。
（三）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选取影响MVA2的指标EVA2为财务指标，大多数对MVA的研究也都是基于财务指标，而非财务指标鲜有研究。因此，在这里我们选取中央企业上市公司高管人均薪酬这一非财务指标作为EVA2的量化描述，然后再进行回归，各变量符号均不变，只是显著性水平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因为非财务指标在解释市场增加值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忽略财务因素的作用。
（四）判别分析
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MVA和EVA成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通过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企业长期外部市场评价指标MVA和短期内部指标EVA存在显著差异，这个差异除了计算规范不同外，是否与公司治理的相关因素也存在某些关系？
因此，分析的下一步就是要测试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可以弥合EVA和MVA之间的差异。在此之前，为了避免数据间的差异性影响多元回归的结果，把（EVA，MVA）这对数据分成不同可能的组合，通过判别分析来确定组别之间的差异是否明显，进而决定是否需要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形成这样的公司群体是为了尽可能让相似性较大的样本在同一组内，而差异性较大的样本尽可能不在同一组。样本企业的相似性完全取决于EVA和MVA的数值。由于我们希望有不同的MVA-EVA群体，因此按照常识，分成了四组，分别为：G1（MVA>0，EVA>0），G2（MVA>0，EVA
表5为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使用Levene方差齐性检验，F统计量为1.472，在当前自由度下对应的P值为0.231，认为各单元格所代表总体的方差齐。
表6给出的是对模型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从第一行校正模型进行的整个方差分析模型检验可知，F值为0.452，P值为0.637。为了能更清楚地感受这种分类的有效性，我们采用了方差分析的方法，最终的测试表明，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在统计学上的差异并不是十分显著，组别间并没有明显差异，因此不需要进行分组做面板回归，直接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即可。
（五）多元回归分析
由表7可知，模型的R值为0.524>0.4，表明模型2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表8为对模型整体所做的方差分析，F=12.780，P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9―2014年279家央企为样本，首先分析了EVA与MVA及公司股价的关系，发现EVA与MVA存在显著相关性，即市场对公司未来获取经济增加值能力的预期反映与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业绩正相关，同时说明EVA作为新生的业绩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财务业绩方面的有效性；但EVA与股价收益率的弱相关性意味着EVA与公司股价的相关性还有待考量，说明央企股价受政策性影响较大，业绩评价指标EVA不能对公司股价的变化做出有效解释。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进一步分析了EVA和MVA的差异是否会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藉此来探究影响EVA实际效力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包括董事会规模、控制权以及资产规模三大因素是影响EVA和MVA间差异性的重要来源，董事会规模越大、控制权越集中、资产规模越大，（MVA-EVA）的差值也越大，即MVA与EVA间差异越大。这同时也意味着董事会规模、控制权以及资产规模三大因素的有效控制可以帮助弥合EVA和MVA之间的差异。
探讨EVA和MVA作为业绩评价指标的差异来源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是本文与其他文献的区别之处。本文的研究仍然有不足之处，由于数据获取困难等原因，本文只是选取了有限的公司治理指标作为EVA和MVA的差距来源分析，公司治理的衡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参考文献】
[1] FARSLOF，et al. Economic value added （EVA）and stock Returns[J]. Financier，2000，7（1-4）：115-118.
[2] JEFFREY M B，et al.The Search for the Best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xire[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97，53（3）：11-20.
[3] ALI E M，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EVA and created shareholdervalue[J].Corporate Governance， 2008，8（1）：46-58.
[4] 潘永昕，李春.基于EVA业绩评价指标的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12（2）：154-156.
[5] 雷娜.我国农业上市公司EVA影响因素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6] 邢皓. 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增加值EVA的视角[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 张红，高帅，张洋.多重视角下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5（2）：3-11.
[8] 宋增基，郑海健，张宗益.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与激励机制健的替代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EVA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1（6）：836-843.
[9] 张玲，陈收，邓霄敏.EVA―MVA及会计指标对股票收益解释能力的比较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1）：84-92.
[10] 吕苗苗，杨文杰.上市企业经营业绩评价EVA方法的实证研究――以我国煤炭上市企业为例[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0（3）：94-98.
[11] 刘地海.中央企业实施EVA的有效性分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46-51.
[12] 陈蔚，朱秀玲，徐轶峰.EVA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分析――基于钢铁行业数据的分析[J].现代商业，2010（6）：240-242.
[13] 周文.电力生产行业上市公司股价与绩效指标的相关性研究[J].科技创业，2011（5）：7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