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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01
在新时期，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进程是促进中国特色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而市场经济中以消费者为指导。如果国家经济运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则会出现经济疲软的局面，市场经济发展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经济的滞后和随意，美国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缺少消费者的指导，完全由政府负责，权利过于集中，也会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发展过程中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加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的探析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目标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杂乱无章的局面，进而实现计划经济的稳步发展是其主要经济目标。然而大量实践活动表明，传统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变革市场和市场经济方式，这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经济主动性，还获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导致在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凸显。十会议后，我国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提高经济积极性，进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求。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科学性
国际经济强调经济的整体性，而国内经济注重经济的和谐性与合理性。单纯的市场经济中缺少对经济从整体层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现整体经济崩溃的湖面。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市场主观能动性不足，制约了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大量的实践活动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不仅能够让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较多的负面性，有时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需求，我国应进一步控制经济的负面影响，借助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优点，增强我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旨在通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弥补这两者的缺陷，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亮点
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可知，这两者经济运行体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系内部。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点，并将此二者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需求。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宏观调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隐患或者降低危害，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合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可知，这两者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为构建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应合理应用这两种经济体制，取长补短，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为核心，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注意事项
为更好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建设需求，加快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在该运行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2.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紧密结合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以此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
3.增加计划经济的科学性，不断规范、优化经济管理条例，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进程，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求，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选择性地应用了计划经济，为促进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依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走向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合理应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励作用，进而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桂芬.浅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道德教化
制度化结构
自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的经济生活制度确立以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诸如功利价值观的理性膨胀、人文精神萎缩、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等。如果仅仅依赖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及其法律保障体系，这些深层次问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只有同时迈开道德教化这条腿，我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健康发展。
一
市场经济是从微观层面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运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根本立足点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市场行为。市场经济原则赋予每个经济主体以自主、平等的经济地位，并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方式，解决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市场经济不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的超经济关系，视自主、平等为确定、普遍的原则。但在实际运行中，市场原则的普遍一贯性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得以最终保证，还有赖于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
市场经济的运转被归结为各个经济主体的竞争，其心理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原则确认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是个体的“趋利避害性”，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主体才去参与竞争。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反倒被视为“导出”结果，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已不具有基础性意义。
“趋利避害性”根源于人的“动物性”。从道德教化角度看，这是在人性的提升过程中需要削弱和消解的内容。不过，人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现实过程，“理想”是在现实层面的升华。伦理道德的“应然”和社会历史的“实然”的绝对对立只能导致混乱。没有有序发展的现实，人性的理想化便失却了根基，对人类的伦理关怀和终极担待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合理利用。首先，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生活制度，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在人的内省、超越意义上讲，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生活类型。故而人的自然属性在有限范围内被刺激、利用，并不必然导致人类内在生活的贫困，也不会对人之为人的理想人性的塑造产生根本性伤害。人尽管有其现实性，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人与现实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严格决定论”的。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世界，他不光有向外的追求，还有向内的追求，人是唯一拥有内省能力的动物，应该能够克服那些由于对自身原始生命冲动的利用而产生的负效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确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总体制约”，尽管在某些时候有过一些可怕的“群体疯狂”。其次，合目的性是规范理论的一贯追求。市场经济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改变人的存在环境，进而更新和完善人格，提高精神文明水平，所以，市场经济原则上也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虽然那种合目的性因其采用的形式而容易变得扑朔迷离，但只要规范调适得当，总能够彰显人的目的性。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文化筹划中，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为“道德经济”。再则，从人格理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给每个经济个体创造了实现潜在可能性的几近无穷的机遇，强化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竞争、自强的进取意识。当然，肯定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基本驱动力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完美无缺，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大的困难。目前的社会问题大体可归为三类：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问题。如失业、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国有经济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乃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造成国有经济受损等。⑵.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行为主体超越规范造成的问题。如权力腐败、制售假冒伪劣、“黄、赌、毒”泛滥等。⑶. 市场经济运作机理本身造成的问题。如占有欲膨胀、道德滑坡、意义失落；人和社会的平面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金钱化等。第一类问题大部分可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产生新问题，设立新规则，规则可能滞后，但必竟是良性循环。因历史原因，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规则滞后，也是暂时的，不必苛求。难点在于，制度化结构不可能天衣无缝，“钻空子”在现实中存在，理论上也不无可能。“钻空子”的动机说到底还是“私欲”，仅靠完善制度实难根本铲除。第二类问题原本就不是制度化结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化结构是否能够有效运作的问题，它关涉到人对制度的自觉，关涉到人的道德水准。第三类问题最难办。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这类问题层次便越深，严重程度亦愈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以限制“占有欲”为己任的，说它因刺激“私欲”而显得更具活力或许更恰当些。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功利价值观本身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外展”的而不是“内收”的，而且在向外施展的过程中并无确定的界限。功利价值观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铺垫，固有的外趋指向决定了它不会囿于经济生活这一狭小范围，它具有扩张到并企图支配人的全部生活领域的顽固态势。当代的政治、艺术、体育、家庭、人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不同程度地功利化，被金钱所玷污，就足以为证。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实现“目的性”的严重障碍，它们的最终解决唯一可资依赖的只能是道德教化。事实上，没有道德教化的经济生活制度是跛脚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有活力的、能够凸现人的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必然内在地要求道德教化。
二
道德教化是用伦理学说教育和感化人的一种人文精神活动，它既是人文精神的构建，也是人文精神在现实人生中的投射。它运用人类文化造就的一系列优秀成果，诸如价值信念系统、伦理道德规范、哲学人格理论等，塑造人、引导人，为人设置意义世界，创立精神家园。具体说来，道德教化就是对人格的系统构造、培育和提升，使人在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总体上趋同群体的稳定的身心组织，并以此表征人的本质存在状态或生存样式，使人的自我同一性达到某种程度的“程式化”。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讲，人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格力量的支配，故而规范人的行为，归根到底是通过道德教化构造价值信念，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进而锻造人的品格、陶冶人的情操，扩展人的生存境界，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唤醒蒙昧的“自我”，节制放荡的“本我”，赞颂神圣的“超我”（暂借弗洛伊德的概念，并非完全接受他的观点），把人类丰富多彩的内在生活世界展现给世人，使那些因而迷失“本心”的灵魂自觉，更多地关注意义世界，关注人生价值，懂得人生的幸福不光在于感官欲望的满足，更重要地还在于心灵的安宁；懂得人生幸福在于外在追求和内在追求、灵与肉、现实人生和理想人生的和谐，使人们能够体验到人类生存的完善而又崇高的境界。
人并非现存的存在，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不具备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现成规定性，而只是根据内在的可能性不断筹划自己，在永不停息的流程中不断获得自身的本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25,31节）。这里凸显的不是人的“现存的存在性”，而是人的可构造性。那么，构造的依据是什么呢？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以某种动机为原驱力，动机则受制于生理和心理需要的满足，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心理需求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心理需求的特性、情趣、意向则受制于作为心理情境的深层背景的价值信念系统。也就是说，人对需求的选择、定向不能完全独立于一定的价值评判。我们认为，“心理境界”决不是纯粹理智推论的结果，而主要是激动人心的价值创造过程铸就的。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成立，那么，道德教化就意味着确立某种“超越”的价值信念系统，从而营造个体或群体的合目的的“心理境界”，改变人的需求模式，提高人的需求层次。“伦理崇高”行为的“发生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一当行为者直接感受到的某种情境与他既有的道德水平和价值信念发生剧烈冲突时，便导致心理失衡，身心组织触发紧张、焦虑、痛苦等不舒服的情绪体验。依照认知心理学中“失调论”的观点，人总是有力求保持自己身心组织稳定、一致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人做出行为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于是，人为了保持自身心理的和谐状态，消除当前情境和既有价值系统冲突而产生的心理紧张和道德失调感，才使选择高尚的“道德行为”成为可能。道德感是在长期道德教化中建构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内化”伦理规范的结果。消除道德失调状态是个体内在地要求与社会保持和谐统一，道德的社会性恰好表征了道德行为的“无私性”。道德教化所要塑造的就是与此类似的心理境界。
市场经济的微观驱动力是人的“”，而造成“社会冲突”的最终原因也是人的“”。因此，“”也自然成为道德教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道德教化所造就的特定心理境界对人类欲望的应答，便是“”的道德化。“欲望”是“本我”的固有特征，是生命体的原始冲动。“绝欲”、“禁欲”必然伤害生命体赖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历史已经表明，禁欲主义是最糟糕的道德教化主张之一。另一个极端则是“贪欲”、“”，历史上除了个别主张主义的人（如魏晋的“杨朱”、古希腊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等）而外，几乎所有严肃的思想家都认为使人丧失尊严，使人沦为自我欲望的奴仆，是非人性的追求，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剥夺。只有通过道德教化达致的“节欲”才是完善人性的唯一方式。“节欲”的前提之一是肯定欲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认为，这种肯定主要不是由价值系统来实现，而是体现在已经模式化的社会生活规则（如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中；伦理道德规范则更倾向于对“”强度的限制和消解。有人担心强调道德教化可能走上禁欲主义的老路，以致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一，市场经济规则是一种“硬规则”，它以“人欲”为基本驱动力，这对“人欲”的合理性已是直接地、现实地肯定。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观念形态是一种“软规则”，不具有对“硬规则”的直接否定性，它只是通过心理调适改变人对欲望的取舍态度，宁可理解为“渗透”、“感应”，也不能理解为“机械作用”。“硬规则”的直接现实性排除了“禁欲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其二，禁欲主义已经为历史所否定，而且我们所说的道德教化摒弃了道德绝对理想主义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排除了使道德教化成为政治手段的可能，仅将其作为“硬规则”的一种具有形上意味的调适和补偿机制来看待。
市场经济要靠“”来驱动，而“”总是表现为某种确定的心理趋势。就其纯粹的自然状态言，它没有自我约束力，市场规则也没有为其提供“否定”力量的机制。于是，从“私欲”到“占有欲”，“”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把人拖入无底“欲渊”。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私欲”，但“私欲”膨胀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坏市场规则，导致社会生活失范，其心理基础终究还是“私欲”的满足。这个恶性循环要打破，只有依赖道德教化的介入。道德教化所要做的是给行为主体建构较高层次的心理定势，以资自为地完成“欲望”的道德化。私欲的膨胀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心理满足的情绪体验，如果抽掉其心理支承，或弱化其内驱力，便为“节欲”创造了内在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建构方式不是基于利害的理智算计，而应该遵循形上、超越的理路。正当功利主义在近代伦理学中炙手可热之时，熊十力先生就指出：“若夫以功利之见而论道德，必以为人各欲遂其谋利功之私，而以己私莫可独遂，必于己外顾及他人，甚至以利诱人而便己之私。久之，因社会关系形成清议种种制裁，逐渐养成道德感。此种肤论，不足与辩。”（《原儒》下卷）明确反对以功利算计充任道德形上学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法制经济。随着历史发展，规则便会日益精细，成为庞大复杂的规则系统。这就产生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人和规则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规则本身不是生活的目的，“硬规则”总不免外在于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造就外在规则的内化过程，使规则不再是对行为主体自由的“限制”，而一变成为人自由存在的表征。由“他律”到“自律”乃是人格自由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规则的内化过程，人就会被镶嵌在规则的夹缝之中，幽禁感、压抑感就会使人喘不过气来。道德教化是更一般地对待人生的方式，甚至它自身就是一种生活，就是人性的超拔和创造。道德教化足以成为人类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的联接方式，“硬规则”只针对“实然”的人，而道德教化却使人从“实然”走向“应然”，并把哲学的“必然”涵摄于这一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硬规则”只能是道德教化的必要补充而不是相反。绝对排斥内化过程的“硬规则”，对于人生永远抹不掉“”的痕迹。
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电化教育的概念。多年来,电教界专家学者给电化教育下了许多定义。如:(1)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与相适应的教育方法进行教育活动,以求实现教育最优化。(2)电化教育是根据教育理论,运用现代教育媒体有目的地传递教育信息,充分发挥多种感官功能,以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3)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并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就是电化教育。上述几种对电教概念的表述,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是都强调电化教育必须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二是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是电化教育的目标。对电化教育基本概念的表达,反映了人们对电化教育本质的认识,也相应地反映了电化教育实践的水平。随着电化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对电化教育的认识会逐步深入,对电化教育概念的表达也会逐渐趋于一致。
2.电化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电化教育是不是应该面向市场并进入市场,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教育与市场的关系。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教育,它是软硬件同时生产的全方位产业,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益,也是为了向社会输送人才的特大企业。既然是产业就得进入市场,没有教育市场的教育产业是不存在的。教育市场是教育产业连结社会大生产系统的途径,也是沟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渠道。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指出,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应由过去为计划经济培养干部改为发展市场经济培养人才,其含义有二:一是教育本身面向市场,为市场服务,满足市场需求;二是教育本身靠市场来维持不能完全靠国家。教育只有面向市场,两条腿走路,才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条好路。然而教育改革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首先教育经费的短缺不能扩大教育面及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其次教育周期时间较长,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速度,在这种情形如能充分发挥教育技术的作用,则可使教育改革进行得更快捷,更有效,更便于接受。
3.电化教育的发展。我国电化教育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解放前20-40年代为起步阶段;二是解放初50-70年代为初期发展阶段;三是70年代末至现在电化教育在国家的支持下,依靠专业队伍的努力,从理论研究、教育实践,以及硬件的开发和软件的制作等方面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全国大多数省市相继成立了电教馆,高校电教中心,并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制了一大批适用于大、中、小学各科教学的电教教材,同时各地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及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电化教育的发展。
二电教目前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的来自电教的外部,有的起因于电教的内部。两类问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外部主要问题是电教所需的教育大环境不理想。实施电化教育的目的正是为了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益,缺乏这一迫切愿望,电教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教育投资较少,对电教的投资更少。现在除了少数地方高等院校还能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外,很多院校的设备器材正不断老化,得不到更新,严重影响电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电教工作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更需要既懂教育又精通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来,教材制作技术人员成了专业队伍的主体。后来虽充实了少量学科教师,但他们大多数对电教的知识和技能了解甚少。有的缺乏事业心,不安心电教工作,目前,电教部门的人员结构和队伍素质不够理想,青黄不接,急需补充受过专业教育的新鲜血液。
2.目前,各高校的电教设备大多陈旧不堪,故障率高。多数设备已超期服役,性能指标下降,备件缺乏,维护困难。同时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原有设备渐趋淘汰,很难依托这些硬件设备获得较高的教学效益和经济效益。极需新一轮的较高投入来加以更新。但这种投入显然又必须有高的整体效益来加以支撑。再由于资金有限电教设备只能是逐步更新,不能一步到位。造成各种新旧、高低档次的设备混杂在一起,影响使用效果。平时看上去设备很多,但到用时就深感设备的不足和不称手。另外由于各部门自成系统,造成设备是每个部门都有一套甚至两套,但每个部门都不配套或档次不高,这样既影响了制片质量又浪费了大量经费。
3.全国高校的视听教材编制能力相当可观,尤其是上海地区。现已积累了大量成果。但从满足教学需求的目标来说,还存在着许多缺陷。首先电教教材大多没有统一规划,形成系列,没有与教科书的编写通盘考虑形成一体;其次,电教教材的编制大多未从课程整体教学来设计;再次,电教教材往往是完成了事,没有重视教学应用、反馈和效果评价,因此精品不多。此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互通信息,经常发生同一选题重复编制或缺门现象。编制的教材又分散各处,无法资源共享,这也造成电教经费的大量浪费,而经费的紧张又直接影响电教教材的制作。故而精品太少。
4.电教部门既已获得教育效益为目的,同时又掌握着媒体制作设备,具有经济创收条件,这是一对矛盾。只顾教育效益,影响教职员的生活,势必人心涣散,电教部门甚至无法生存;只顾经济效益,教职员收入虽然提高了,但目标偏移,电教部门形同虚设。不论那种情况都会导致恶性循环。为此,必须求得两者的辩证统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多数单位的兴趣热点在于创造经济效益,对教育效益关心不够。再因为没有相应的倾斜政策,人们不能不为了要增加收入而忽视教育效益的创收。
三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及措施
电化教育要面向市场并进入市场,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更新我们的电化教育观念。需要从哪些方面作观念更新呢?
1.要改变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观念,树立电化教育面向市场的新观念。客观地讲,过去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上至下发指示,定计划,拨经费,一包到底建立起的电教机构和体系为电化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发展,这种体制又充分暴露出计划经济模式下所共有的一些弊端。由此看出,电化教育要生存和发展,就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自己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机关、行政型向服务、企业型转化,面向市场,按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发展电化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按照社会教育市场需求发展多媒体教育,面向社会各类教育的需求开发音像技术、信息、资料、人才等市场。改变过去把电化教育看成是消费性事业的观念,树立生产性投入的观念。大量事实证明,要维持电化教育的/再生产0,需要对其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补偿。必须树立电化教育具有商品性、生产性投入的观念。目前,教育已被列为第三产业,而且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面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加以大力发展。按照第三产业的运行规律来计算电教投入、产出、成本消耗和价值补偿,将会导致电化教育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改革。
2.在电教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电化教育工作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电教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电化教育难得之机遇。然而亦有少数人对此不理解,不接受,担心电化教育面向市场进入市场会对教学和科研造成冲击,其实教授学生,科学研究哪一项都离不开经济。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只向教育要产出不考虑投入,严重违反市场经济法则,直接反映了不承认知识价值的问题,实质上,只要认清了事物的本质,两种对立的观念是会统一到一起的。
3.电教立足教育,走向市场,成败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实力,实力包含了硬件与软件两方面,软件即是人才,人才的去留,经济收入是一方面,重要的方面却是要用有关政策来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要把好进人关,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宁缺勿滥。另外要抓紧电教队伍的培训,既要引进经过正规学历教育的年轻人,也要搞好岗位培训,要积极开办讲座,岗位练兵、岗前培训。根据工作需要及岗位确立培养方向,制定培养目标与计划,对现有人员可分割进行多层次的培养。使工作人员要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一定的外语水平,还要有熟练地操作计算机和上网检索等应用电子技术的技能。对确实不热爱电教事业、不思进取的人员要进行清理。可考虑实行优化组合,优秀的人才上岗工作,保证待遇;优化掉的人员则另行安排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求得发展，需要不断地筹集到资金。从企业资金来源的构成来看，企业成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内部资金积累和外部资金投入。内部资金是指企业留利和折旧资金，由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留利水平低，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需要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其中短期资本通过货币市场筹集，长期资本则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按照资金是否在供求双方调剂，可以把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划分为两种方式，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由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协商进行的资金融通。通过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方式进行的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则是由企业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向资本的最初所有者筹资，它的基本形式是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零散储户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来的资本以贷款、购买企业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业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 （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业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表2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国家预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国内贷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资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筹资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文秘站:)，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就比较低。而任何银行它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惟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在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东亚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
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惟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九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五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东亚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为八百多亩，中国仅为四亩多，相差二百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三，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而任何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1/4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二、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
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三、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四、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
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9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5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日韩台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均土地面积为800多亩，中国仅为4亩多，相差200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版权所有
第二，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国际金融理论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利率和汇率作为本国货币对内和对外价格的表现，成为宏观经济变量中金融信号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以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是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另外，利率和汇率也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这在具有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市场化的利率水平以及完全的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研究利率与汇率的协调对我国贸易经济的影响，对于把握利率和汇率的变动规律，协调本国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减少金融动荡所带来的损害，实现一国的内外均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的利率——汇率传导机制
中国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价格信号市场化程度较低;中央银行根据经济态势确定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由市场决定，但大部分利率实行管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利率弹性较低;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并在严格结售汇的基础上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外汇市场限于中央银行与外汇指定银行间，汇率可以在中央银行与少数几家商业银行之间决定，定价形式类似于微观市场理论中的“双头垄断模型”，中央银行能够设法屏蔽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操作的外生变量:外汇市场封闭，货币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不规范，三者之间缺乏联系。
在完善市场情况下，利率与汇率主要根据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决定了利率对汇率的影响机制。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民币的利率与汇率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建立直接的必然联系，利率变化对汇率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对宏观贸易经济的调控作用及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来间接实现的。
具体表现为：
（1）在资本大量外流或外资流入减少时，国际收支可能出现逆差，其道理与固定汇率条件下相同，但所不同的是本币将会贬值。本币贬值，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出口乘数效应导致产出上升，经济回升和国内利率上浮，阻止资本外流或加大外资流入。
（2）在资本大量流入时，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国内实际利率下降，放慢或减少外资流入；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进口增加或出口减少，产出下降和经济增长房慢，利率下浮。
（3）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经济波动的传递影响较大。当国外名义利率上升，
将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出口增长，官方汇率储备增长，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为遏止通货膨胀，被迫提高本国利率水平，产出下降。
（4）在浮动汇率条件下，市场短期因素（包括市场预期等）会使外汇市场供求发生反常的变化，中央银行通常会以影响短期利率的方式来防止短期资本流动，从而减少汇率的波动。
总之，汇率的灵活性越大，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越大，一直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的能力越强，在实体经济冲击和金融冲击情况下，资本项目开放与浮动汇率制度的搭配优于与固定汇率制度的搭配。
三、利率与汇率的协调对我国贸易经济的影响下的对策
（一）构建货币政策组合，发挥利率机制“内在稳定器”功效
市场化的利率和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紧密协调，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的重要前提，中央银行运用利率、汇率的多种可选择的操作方式，迅速、及时、准确地进行政策传导，通过完善的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安全。尽管利率机制不能完全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市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能够发挥“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来舒缓国际储备增加带来的币值压力。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货币当局应逐步放宽对名义利率的管制，实现均衡的市场化利率，以此对冲汇率压力。在实际利率上升时，货币当局必须相应扩大汇率的浮动范围，以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力。与此同时，应保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必要限制，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
（二）大力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减缓外汇市场的需求波动
短期货币市场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缓冲和吸收场所，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后要使外汇市场能活跃，外汇供求能相对平衡，除了要具备多种外汇交易的品种外，还将允许大量外汇投机的存在。而外汇投机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短期货币市场，其中包括资金拆借市场、融资市场、短期国库券市场以及其他富有流动性的短期票据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场。当外汇供大于求时，投机者从短期货币市场获取人民币资金，购入外汇;反之，则抛出外汇;而政府则通过短期货币市场上的操作(买卖短期国库券、调节短期利率)来影响汇率和货币流通。因此，中国应建立一个十分发达的短期货币市场，并灵活运用短期利率进行货币市场操作，通过提高利率(贴现率)或发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如国库券)，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从而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许多国家(如日本)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三）充分监管是市场化利率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
金融体系是配置金融资源的场所，利率是金融资源的使用价格，当没有金融资源配置的数量约束(如信贷规模控制)时，利率是配置金融资源的最主要信号。但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利率常常不能正确反映金融资源的供需状况，这也是利率常常受到管制的理由。对高利润的追逐很容易使银行青睐于高利率贷款，而高利率往往与高风险伴随，因此，高利率贷款往往不是增加利润，而是增加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
在管制利率的情况下，银行无法突破利率上限，涉足高风险项目不仅不能通过高利率来增加银行利润，反而会加大经营风险，因此，不需要太多的其他监管手段，银行也不会大量涉足高风险项目。但如果放开利率管制，利率由银行自行决定，则只有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负债业务进行充分监管才能有效抑制银行经营者产生道德风险而大量涉足高风险领域。日本在利率自由化初期因为监管手段不到位而发生了小存款机构的大量倒闭现象，智利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利率自由化以后发生了银行支付危机。货币当局敢于放松利率管制并不是因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己经消失，而是金融体系己经更加成熟，金融监管手段更加完善。只有对金融市场进行充分监管才能确保市场化利率能够正常运行。
四、结论
近年面对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利用利率和汇率的互动关系传导作用，处理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促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把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贸易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程度，是事关国家贸易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经济联系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而汇率和利率作为一国资产的价格在此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它将各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相互联系起来，使得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顺利进行。因此，本文将尝试利用汇率和利率变动的相关理论和相关手段，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发展动态，对在汇率和利率变动方面所产生的贸易发展效应理论和应用层面上做出一些探索，并在策略方面得到验证。
关键词：市场化，利率，汇率
参考文献：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入世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即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①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贸易与资本流动，促进各国间技术与文化的交流，最终达到各国间相互依存，互帮互助的目的。也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发展潮流。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得到合理配置，而且也促进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不仅使科学技术在全球大幅扩张，而且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仭剑，既是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这些问题对于科技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迫在眉睫，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从根源上带动了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也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当前及未来政府管理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成为中国发展的宏大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政治环境是政府管理更为直接现实的基础”。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起步晚，速度慢，资源短缺，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弊端。并且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形势的多样性，各国之间存在一定制度上、政策上的差异，公平竞争就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的入世之举，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我们要从全民的利益、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中国的入世之举。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作为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已改变其贫穷、落后、保守的状态，正在向世界发达国家靠近，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入世的最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有助于发挥中国能源潜力的现代经济体制，而不是某些具体行业的得失。入世使中国步入富强也不在是理想，而即将成为现实。
二、NGO-新时期社会组织
近年来，在国内外基金的支持下出现了一些以行动支持和理论研究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并且他们都具有自己的特色。NGO就是其产物。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把只要他的目的是扶贫救困，维护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称为非正式组织。”③亦叫做“民间组织”、“非盈利性组织”、“第三部门”。NGO主以扶贫、环保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理论研究及为主。参与这些NGO研究的志愿者都是经过严格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士和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作为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同时并存，在社会管理中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也成为了NGO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等领域。社会形势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涉及领域也随之不断完善，地域也在不断扩展。长期以来，政府在社会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需求正从依靠单位分配向依靠市场和社区来 提供和解决，亦出现了“单位人”像“社会人”、“社区人”转变，基层社区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活动基地，也就逐渐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区也就将承接企业剥夺出来的社会职能以及社会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但是社区在协助政府做好与居民的相关工作中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已显现出时间和精力上的匮乏。而那些带有公益性、自愿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的介入，也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介组织的出现，使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可能，社区居民自治也成为可能，同时NGO服务人员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工队伍也成为可能。NGO作为政府与百姓的桥梁和纽带，表达着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居民可以通过NGO参与社区和政府的交流，对话与对策，参与对社会事务的诉求，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并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也在逐渐向国际接轨，可见，NGO在社区建设中必将会展现他特有的价值。
三、中国NGO现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自“入世”以后，一些国家也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政府为了协调利益，化解矛盾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社会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大包大揽”的治理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难以继续下去。以社会力量来处理社会事务也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共识。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初步实现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社会的总体分工是由政府总揽全部事务和支配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分工而构成的多元化经济体制转化。“在政府职能收缩、计划经济解体过程中：“首先经济领域从政府的绝对控制下逐渐独立出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肯定。”④
中国的NGO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大部分是根据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定原则建立起来的。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我国的法律和市场仍有待完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而由政府主导并发展的NGO，是一种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正与我国的国情相符。依据现行法规，我国的社团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是由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愿望、按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盈利民营组织，主要包括一些自发的协会和学会，助人的基金会和联谊会，各种团体的商会，研究会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公益活动，其社会定位是作为政府与社会间的沟通桥梁与纽带，并附有一定社会行为规范职能的中介组织。
NGO的基本属性是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我国的NGO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异。缺乏人才、资金不足是NGO发展的首要问题；政治社区不分、放而不活是NGO发展的关键问题；法律不完备也是阻碍NGO发展的一道屏障。并且NGO自身领域的一些问题，也是较为突出的，有的人打着NGO公益的旗号，滥用减免特权；也有的人进行非法集资，触犯国家法律，造成财务混乱，内耗严重，等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打破了政府与社会法人一元化格局，社会上的一些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逐渐取代了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领域也走上了自治化进程，主要表现在其被赋予的自越来越大，还引进了许多的新主体，并推进其发展壮大。由此可见，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不可能将全部事务纳入管理范围的，因此政府不再是所有公共事务的承担者。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大量社会事务必须由社会自行来管理，某些特定的事务才由政府来管理。于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存在多元化主体来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NGO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生产力，社会资本的壮大有助于解决社会运行中的难题。“市场不是万能的，外部性、垄断、宏观经济失调、分配不均等问题市场本事是无法解决的。”⑤在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时，政府也可能会出现失灵状态，为保证社会的稳定，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和市场、政府和国家的合作伙伴，也就有义务以及责任帮助政府协调整个社会事务。
四、三者之间的关系
受市场机制的影响，NGO部门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属于混合形态。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色转换在社会中构成的不同身份团体或专业人士，是基于社会的发展因素考虑的，而其最突出的问题却是转换中造成贫穷的原因及其理解和对NGO转型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对中国各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影响较大，而且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加深，对中国NGO发展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取得良好效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逐渐形成，在各个领域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而在这个时期，政府也在进行着角色的转变使其无暇顾及全局，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却是极为活跃，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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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TO与中国政府管理》【M】李文良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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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代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丛书》【M】赵立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一、 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
市场化在我国更多的是指体制改革进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只是简单的制度编制，而要从整个社会从经济、法律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动，是一项巨大的任重道远的工作。区域经济发展依赖于当地人力、资本、技术等等各个方面的提高与协调发展，讲求合理配置，共同发展。要认真研究适合于当地的市场化发展模式与内容，满足当地的基本资源配置情况，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以及全国范围的市场需求合理制定市场化发展轨道，保障地区经济平稳发展。
二、市场化进程以及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完备与高速发展能够使区域经济发展成效更大，能够使地方的制度创新有效转化成生产力，并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例如我国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浙江地区由于大力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并大力宣传市场化的优势，在广大民众间形成积极地观念，因此才能够在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不利条件下，充分展示当地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上的有利条件，做到产权明晰、机制灵活以及最高的适应性的情况下，最优化配置资源利用率，使其地区经济得到高效快速的发展。
（二）市场化进程的高速发展还能够使我国区域经济能够赶超国内以及国际竞争。当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贸易不断深化的条件和竞争平台下，中国应充分发挥其劳动力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的商品出口优势，不断提高我国的竞争力。我国必须要不断统一协调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充分利用给予整合资源，最大化拓展市场，使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市场化进程。
（三）市场化进程过程中应注意协调节奏与发展进度。由于制度修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处理好的，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及限制，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很高，因此，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整体承受力，确保当地经济系统功能有序健康发展，避免因求一步到位而导致的大量的后续麻烦，从而引发类似“休克”症状和后遗症，应该在追求体制创新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
三、市场化进程对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启示
1、有效推进和加强区域经济体制改革是促进我国整体市场化水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格局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是制约市场化进程的关键，因此，一定要充分抓住我国经济转轨以及经济体制转换的有力机会，大力推进观念更新、机制改革等，从而切实加强地区资源的最优化利用，最大化开发地方市场，同时，政府以及相关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应紧紧抓住改革有力时机，积极保障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协助公司合理化改善公司结构，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做好各方准备，从而从根本上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脚步。
2、区域经济的长远快速发展依赖于市场化的推进与完善。市场化可以改善地区市场格局，提高地区资源整合进程，从而使其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局面。另外从另一方面讲，对于一些资源很丰富的地区来讲，市场化能够刺激地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使地方市场以崭新的面貌更快速的发展。
3、加快市场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本经济条件、政策环境与主观努力程度不同，中国城市间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差距不仅影响欠发达城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因而有必要加快欠发达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基于欠发达城市市场化改革的内在动力偏弱，政府应该为这些城市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优惠政策，创造相应的条件。
四、区域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的思路
1、强化市场引导。专业市场与产业发展有着内在的共生关系，专业市场的兴旺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各地要创造条件，围绕特色产业办市场，强化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的配套，通过市场建设加速产业集中，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空间。
2、强化政策环境引导。引导布局分散的中小企业逐步集中到专业化园区，加快生产要素的集聚。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专业化产业区的做法，积极研究制定促进产业园区发展的法规、金融、财政、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力。鼓励园区重点企业加强新产品研发，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4、抓住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要引导园区企业积极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大企业发展产品互补，中小企业发展配套加工，构筑园区企业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联系。
结语
总之，市场化进程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效应不但在浙江显示了它的典型性，而且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意义。诚然，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特点与市场化进程会有所不同，但是，市场化以及市场化进程领先对区域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的事实则是一致的。不妨说，学术界对全国市场化程度以及区域间排序的研究，其目的之一也在于了解市场化的实际情况，进而证明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与促进作用，并在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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