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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以飞速的发展与世界接轨，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多。中（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对交际礼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在中（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打招呼
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二、感谢
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象“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you”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三、招待客人
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再见，走好啊！”“你们进去吧！”“请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说：“ByeBye！””Seeyoulater！””Seeyounexttime！””Goodnight！”
四、节日礼仪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Year’s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ristmasDay（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五、词汇语言的文化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days”（节假日）。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the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
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六、文化等级观念
中（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workinghard,evencowboycanbe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秘书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进入WTO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
【2】方文惠主编，《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2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二、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应用策略
一是深入思考包装策略，注重端午节元素的转换与应用。设计师通过调查，掌握商品在市场的最佳定位，思考营销方面、功能方面及客户目前的发展情况，考量成本架构的运用，经多方深思规划后，才能设计出符合业主与消费者期待的商品内涵与价值。端午节包装虽然需要运用传统元素，但这些元素与结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形象，通过端午节礼盒的传统元素转换成符合商品属性与现代感的包装，才能真正让消费者产生共鸣与真实性。二是注重成本控制，创造商品价值感。企业与设计师必须将商品的销售视为责任，根据产品的特性规划出适用的包装或赠品等相关设计品，并共同制定出合理的价格，让企业与消费者都能满意，切勿为了赚钱而要求企业发展不必要的设计品，丧失业主的信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价值比价格更为重要，通过商品的组合或设计去教育消费者并创造商品的价值感，让消费者除了购买商品外，也购买到一份期待与满足。三是礼盒包装应先了解企业的品牌定位后再进行包装规划，进行前应先对礼仪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寻找适切的地方特色视觉设计元素，运用大小比例应以视觉美感为优先考虑。色彩运用应从产品特性与礼仪文化中寻找恰当的色彩计划，才能让包装与文化有直接的印象连接。包装材质的运用可以从地方产物与文化特色中寻找合适的材质，才能使消费者与礼仪文化紧密结合。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案时，设计工作者应有搜集文化信息的能力，在充分对该礼仪文化背景与特色有所了解与认知后，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的规划才能展现礼盒的独特魅力。
奶茶的功效
奶茶中放的炒米是脆炒米，是用糜子米炒制而成：先将干净的糜子米倒入铁锅内，加适当的水煮，并不断搅翻锅内的米，米泡胀后，使米皮层中的水性维生素渗透到米粒中去，增加米中的维生素含量。把泡胀的米捞出凉晒，然后把干净的细沙子倒入铁锅内，将沙子炒红，把泡胀的米倒入，进行快速炒，使米开花，即可出锅，色黄不焦，米粒质坚而脆。这种炒米泡在奶茶中，吃起来酥脆香甜。也有糜子米不用水泡，也不用沙子炒，而直接将糜子米放入锅内炒。这样的炒米较硬，被称为硬炒米。然后用碾子碾糜子米，去其皮，将糠簸出，即可食用。这种炒米不发霉变质，便于保存和携带。用炒米泡奶茶喝了解饥饿。在不同季节所喝的奶茶也不完全相同，如夏季鲜奶多，奶茶是用鲜奶煮。但在冬季鲜奶就极少，主要用奶制品代替，特别是黄油茶在寒冷的冬天，受寒冻僵时，饮黄油茶能很快得到恢复。蒙族人除饮奶茶外，还饮嘎仁萨面茶。这是用绵羊脊骨汤煮茶，饮后可以提高视力和听觉。饮杏仁宝日汤煮茶，可以通宣理肺。饮酸枣茶能健身补血，治疗失眠。蒙人还有喜欢将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用于煮茶，煮出的茶，风味各异。一些入茶的植物已经被证明有一定的药用价值[5]。东部蒙人对兴安岭南麓地区生长的各种茶树，制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茶。如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阿巴哈纳尔旗、乌珠穆沁旗以及察哈尔、克什克腾旗等地区的蒙人，饮一种阿巴嘎茶。阿巴嘎学名为地榆，属蔷薇科，是草本植物，生于草甸草原的林缘附近，叶为椭圆形，秋后采集叶、茎、根放在阴凉处，可以和青砖茶煮，味道香，加入鲜奶及其他佐料，即是阿巴嘎茶。
蒙古族人熬制茶和饮茶的茶具
其次，在日本的道歉方式的表达中，虽然道歉词汇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并不代表日本人在任何场合、针对任何事情和对象会做出相应的道歉，这和日本民族所奉行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来说，日本人在自己的内部人之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工作的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他们会用积极主动的道歉方式来促进彼此关系的深化和开展。但是对于和他们自己有着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辱时，他们道歉的嘴巴则显得非常吝啬甚至绝口不提，这也就是时间过去近70年的今天，日本对二战时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和创伤，一直保持缄默，甚至公开拒绝道歉的原因之一吧。再次，根据日本语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现日本人在道歉时虽然是简单坦诚的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有一个渐进的道歉过程，或者是一套语言体系，从道歉前期，到道歉中期再到道歉后期都有一套逻辑严密的语言结构，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语道歉方式的博大精深，复杂莫测，让人生不出气，无话可说。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明确的善行标准做事，不能权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就是一种“耻辱”。他们认为，耻辱为美德之根。碰上这么道歉的民族，连上帝来了都会说：阿门。
2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精心优化教学设计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网络资源平台的完善，为教学提供了多样化的技术支持。这要求教师学会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去充实有机化学课堂的信息量，能熟练地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生动有趣的多媒体课件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今医学专业的有机化学的教学课时有所减少，但不能降低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反复审视医用有机化学的教学内容，精心优化教学设计，制作了《有机化学CAI教学课件》和《有机化学双语教学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在制作这些课件过程中，充分运用了Chem3D、Flash等软件演示了有机化合物的立体结构并形象地模拟了经典的有机化学反应机制，将以往平面的和相对抽象的讲解立体地、多角度地表现出来，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课堂内容，从而达到有效的课堂教学。我们使用Firework、Dreamweaver、Photoshop等软件制作了网络课程，其特色是将整个教学软件分成预习与自学、习题库、知识拓展、立体结构演示等几个模块，每个模块中的内容相对独立，但其中关联部分又做好链接，把3D动画、视频等丰富的信息融合在一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利用软件进行自助式学习，巩固了学习的效果。《有机化学双语教学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和《有机化学CAI教学课件》曾在国家级、省级多媒体课件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课件已被多个院校引进，师生反映良好。一个优秀的多媒体课件在医用有机化学多媒体教学上合理使用是必需的。教师要驾驭好课堂，利用好课堂的每一分钟，就要将教学设计做好。我们在课堂上积极运用启发式教学，重视学生思考互动的设计以及对知识点延伸拓展程度的把握。例如讲解有机化学中“电子效应”这一内容时，先让学生们根据课前收集的资料在课堂前10分钟内先做一个陈述，然后老师与学生就“电子效应”的成因、传递的途径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畅所欲言。讨论之后，老师讲解时注意把“电子效应”对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影响作为经典例子进行详细分析，使学生认识到“电子效应”在有机化学中重要性。最后，师生一起比较归纳“诱导效应”和“共轭效应”这两种“电子效应”的不同之处。这其中老师运用问题驱动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抽象的有机化学理论通过“讨论－分析－比较－归纳”的教学设计，使整个教学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也容易理解接受这些知识点。
3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中图分类号：B2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04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MZ005）；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0A101）
作者简介：暨爱民（1969-），男，湖南浏阳人，博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易明（1979-），男，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晚清以迄，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的多重危机，激起一批老派、新派“士人”关于近代中国整体性危机的因应。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主张发扬中华传统以建构或加强民族认同，进而以此确立新型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实现中国危机的拯救。他们的思想与文化努力，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问”暨“政治”中人，章太炎无疑是其中最让人关注的人物之一，其文化致思在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典型性。有学者将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端界定在1920—1940年代（孟凡东、何爱国：《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核心诉求》，《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笔者以为，此论似可商榷，它忽略了从康有为到章太炎等一批精英在近代中国背景中的思想与文化努力。郑师渠等将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时期和五四前后”三个时期，应更恰当些。（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如章氏所作《訄书》，有人曾谓是为促成近代民族的形成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1]据朱维铮考证，《訄书》初刻本结集刊行于1900年，重刻本初版于1904年，《检论》当脱稿于1914年11月至1915年3月之间，此三者实为同一著作的三个结集本。其中《订礼俗》在《訄书》重刻本和《检论》中皆有收录，而《礼隆杀论》只收录在《检论》中。[2](P1-20)这两篇文章是章太炎在晚清中国危势下对中华传统礼俗的重新认识，其背后有着民族文化救国的深刻用意。本文即拟以此为讨论中心，分析其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和政治目标。历来研究章太炎的学者都对《訄书》颇为重视，亦有一批相关成果。如：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杨国安《惊世之论 有为之言——章太炎(重订本)论学术史部分评析》（《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李昱《借学术以论政治——章太炎(重订本)诸子学六篇解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汤志钧《从的修订看章太炎的思想演变》（《文物》1975年第11期）；朱维铮《三种结集过程考实》（《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张耀宗《革命内外:的写作修辞与文化政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张根福，丁孝智《“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从看章太炎早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唐兰慧《章太炎思想评析》（《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等等。但令人遗憾的是，笔者迄今尚未见到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来理解章氏礼俗观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关于礼俗之“用”
历史地看来，章太炎这些著作的编写时期，正值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巨变。章氏以“訄”名书，实有其深刻用意。依朱维铮先生之见，它可与“逑鞠迫言”相印证，意即“穷蹙的环境迫使他非说不可”。[2](P1)朱氏见解，于晚清情势中章氏之虑而言，大体是不错的。它反映了其时民族、社会与文化环境“穷蹙”之剧，以及于此“穷蹙”之下章氏亟迫之切。
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至少具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的意指：第一，本民族对外拥有民族自决权；第二，在逐渐养成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产生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认同。[3](P11)由其礼俗观，我们可以发现，章氏亟切于其时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危机，认为应当承续并发扬“庶自完于皇汉”的中华传统而自救。訄書初刻本目录后附，第6页作“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汉”；訄書重订本目录后附，第128页作“逑鞠迫言，劣自完於皇汉”。虽然此句只出现在初刻本和重订本的目录后叙中，然而《检论》亦是承袭着前两个结集本而成的，我们在讨论《检论》时，将此段后叙提出来说明，当对我们理解章氏的思想更富情境感。（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1984年版，第6页）我们认为这是他民族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他依托文化表达民族关怀的寄意与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正相契合。
对近代中国新老“士人”而言，于其时“穷蹙”剧变的局面中，欲在文化层面表达深沉的民族关怀，并对当时中国社会形成有效性的影响力，就需要他们从内涵广博的民族文化中，拈出一个能够代表中华特质的叙述对象。章太炎将“礼俗”挑出来进行论述，显是基于这种考虑。在《礼隆杀论》一文中，章氏以“礼”作为“六经”之一，讨论了其“起源和历史内容”，谓其实即“古代统治观念的形成史”，而同时又在《订礼俗》中，认为礼俗与“中国的人口、语言、文字、心理、宗教”等并列，并“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以上主题的“一般问题”。[2](P17)在章氏的礼俗观念中，礼俗同时渗透于“统治观念”与社会“一般问题”之中，足见其之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义。
首先，章太炎认为，礼俗有“别文野”之“用”，故必须“正”礼俗。他多次引述“他者”的礼俗，以此作为粗俗野蛮的代表来反衬追求先进“文俗”的必要。在章氏看来，民族之优劣是通过礼俗的文明与野蛮、先进与低级来区分的。如在论述“朴者益文，华者益野”时，言：“亦有圍玉不给，落以蠙珠；垂珥不给，黄金纽鼻。诸蛮之焜燿，小雅之国悼笑矣”。其所言“小雅之国”，实为章氏自视，而“诸蛮”的一些相关“焜燿”之饰，其实仍是粗习。故“法其朴，不法其华，斯之谓雅”。[2](P534￣535)在论述“械器服装既更，而礼亦渐因以异矣”时，他列举了一些“低级”的礼俗来反证其结论的合理性。他说：“若夫贯头之衣，出于夷狄；铅铁之笔，起于汉前；衣有（革茸）旃，而无絺綌；食有肴肉，而尟甘茹；火齐不良，刀匕为用。斯并粗工之技，游牧之遗，又何足慕尚哉？”[2](P532)在章氏看来，“他者”习俗乃“粗工之技，游牧之遗”，故不值得人们“慕尚”。在此，通过相关礼俗，“文”与“野”得到了清晰辨别，由此表现出来的是章氏在“我族”礼俗上的优越感。进而对世人以礼俗乃“明算治历”的偏见，章氏进行了批驳。他说：“礼者，法度之通名”。至少在周代，仪式、刑法以及官制均为礼之分支，三者相与而治。“周官三百七十有余品，约其文辞，其凡目在畴人世官。”意即礼官在“畴人”，而“畴人”概谓“卜筮之官”、“乐师”、有功德而“爵邑世世相传者”。所以“礼”并非只是“明算治历”之学，而是与刑法、官制并为治世之本。正是鉴于“礼”有如此之“重”，章氏要为“礼”正名。[2](P399￣400)
其次，礼俗观有“辨华夷”之“用”，并成为章氏“排满”的重要理据之一。他认为礼俗所包涵的服制可以明显地区别“胡”“汉”。如“蒙古朝祭以冠幞，私燕以質孫，胡服隱也。滿洲游學以短衣，常居以婴絳，胡服箸也”。[2](P534)在论述“虽朴质尤可以礼节文”时，章氏辨析了“《春官》司服”所言“五服”中“毳冕之服”的材质，认为“毳冕之服”即“罽衣”，这种材质出自蛮夷。他继而对蛮夷及其服装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讨论：“故子男毳衣，殷制也。其在虞夏，曶幽不可以质言。其在成周，周公斥大九州，凡殷世为子男于蛮夷者，一切改隶采衞。唯罽衣亦得为中夏命服，天子御之，以为裨冕”。[2](P535￣536)在章氏看来，“罽衣”这种服装虽早为“中夏”采用，但却仍被视为卑贱的标志，其原因就在于它原本是蛮夷之服。由此足见礼俗差异已成为“华夷之辨”固有的内容。作为一种文明的象征，章氏认为“礼”不仅关乎“人貌荣名”，而且更关系民族国家尊严。所以我们认为，虽然章氏以文化优劣来区隔民族的观念难免流于狭隘，但以文化为民族属性，以之区分民族个体并作为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依据，倡导民族复兴，显为其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
第三，在章氏看来，“礼”之功用,既可资民族自我确认，又以之规约社会秩序，故礼之“大用”在“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2](P401)章氏以为，史有幽、厉乱而“畴人”亡，“畴人”亡而“礼崩乐坏”之实，[2](P400)此乃乱世之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下，欲立一民族国家，亦多赖礼之规约，即所谓“一切会归于礼”。倘如此，则“鲁地虽削，以秉周礼自存；孙鮒、两生，为陈涉、项王死节焉。江左之国，北不能逾淮、汉，人民为当汉一大郡，忞以隆礼，以树风操。其民自尊而不扰诎以保荆、杨者，几三百年。民俗轨物，贤于齐、魏、隋、唐之婾也。”[2](P401)以当时中国所处境况，与鲁及江左之国做类比，可见章太炎对当时国弱民穷的局面有深刻体认，对礼俗的作用更洞若观火：“是故处弱国，抚矜人，其惟施报、尊贤、敬耈三者，为足以固”。[2](P402)厚民德以强矜人，启民智以振弱国，章太炎之民族关怀于此更是明了。其礼俗倡议之良苦用心，亦著明于世。
综上所述，章太炎以其考证之功，阐释了他所理解的礼俗之“用”。在清末民初，诸多西化论者认为“礼”是禁锢中华民族“进化”之“本”并大张挞伐。而章氏一方面认同以“生民躯体之重”为本，另一方面又对“礼”在“处弱国，抚矜人”的合理性作用有着历史的认识。[2](P402)比照《訄書》之名取意，更可见章氏于“礼崩乐坏”、传统文化倾覆之际，其“逑鞠迫言”的急切，以及他立足于具体情境的文化实践逻辑、于礼俗观念背后清晰的民族国家的心怀。
二、关于礼俗之“原”
在《订礼俗》与《礼隆杀论》中，章氏以较多笔墨表述了他对礼俗之“原”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忠信之原、因时为变之原、率情之原、切用之原。
章氏作此阐释，当然主要是根于前所言及民族主义的文化致思，但也还有一个具体前提，那就是时人对礼俗的“误解”。当然在根本上，章氏剖析并批判这些“误解”，使人们皆能认识其危害，同时亦萌生改正之愿，仍是基于其民族国家的立意。尤其章氏关于礼俗之“订正”值得注意，他并非一味求“破”，而是取“破”中有“立”。犹如格林菲尔德关于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建构之论，在本土传统基础上融入新的“时宜”与认同要素，以保留人们对传统的情感，这较之否定一切的方式，显见更符合社会实际，人们的行动意愿也更具可行性。同时，我们亦能看到，通过对礼俗本原的“发掘”，章太炎展示的不仅仅是相关知识与传统，同时也是其致力于培养统一的礼俗观念，促生统一的行动意愿，及至最终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一致思。终极看来，此为章氏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构的考虑。
第一，“忠信之人，可以学礼”。在《礼隆杀论》中，章氏说要“行礼以道”。这个“道”，一方面在于对忠信的秉承，另一方面也在于坚持“礼”之原本的前提下对“礼”的更新。“礼”之在民俗，最重要的就是施与、报答，其次就是尊贤敬老，以此增进道德，开启慧智。若教条地实践礼俗，不讲究忠信之本，则“礼”将会变成“乱之首也”。同时，非忠信之“礼”，一切自宜弃除。他说“今世阶位既已削夷，宫室裳服之用，弥远于古，跪拜则人之所厌倦”，章氏尤其批评那些经师老生，言其一方面用礼俗来粉饰太平，一方面又背离礼俗的原初取意，阳奉阴违。所谓“人理几于灭绝，而礼何有焉？”[2](P401￣402) 因此，以章氏之见，在适时更新的基础上，人们应当坚守忠信之礼，以使礼仪能行之以道。
第二，“礼”的实践应当与时俱进。章是认为：“礼，时为大而地次之”。[2]（P532）在探究了与跪拜之礼有关的案、榻、几、床在历史上的用途后，章氏认为古之“九拜礼”也应当随着这些器具用途的变化而变化。[2](P532￣533)他言黄帝作旃冕，本为适应颅骨的头形，但及至二千年后的秦时，由于头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帝王就已经斥冕不用了，“而汉明方更造之，亦其蔽也。”[2](P533￣534)因此，在他看来，礼俗是因时而变的。在当下，既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对于古代的一些礼节，人们就不应该持守不变，而应从礼节的初衷出发来规范礼节的施行，并依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
第三，章氏认为礼仪应率情而为。他说：“师旦为赞，子夏为相，而无解于倡优方士之名，何者？情愫失矣”。[2](P402)因此，在“订正”丧葬礼俗时，他列举了对“室家乏无”者及“中人”的恶劣影响而批判厚葬礼俗，指出这种礼俗直接导致了“民之渍疫”，且“足以抑情流滞”而应当“禁断”。又言“夫礼以文质异时而制”。即谓孟、荀所言厚葬，其实应当在具体情境中来看待。如果教条地遵从礼俗而忽视情境要素，那就将远离了制定礼俗的初衷。再如赵岐、马融、卢植虽皆宗法孟子，然他们并没有教条地固依经儒，而是有“取墨家”之举。故章氏谓以孟荀之说作为厚葬依据是站不住脚的：“明者作故，以更周公之法，抑何牵于孟、荀，而率情为时病乎？”[2](P539-540)
第四，“无鱼而作罟”之讥。针对有人在“秋冬精明之昼，不暴露人，然尚虛張華蓋，以覆步辇”之举，章氏认为那些“虚张华盖”者，实在是“无鱼而作罟”。因为人之“张盖”是为了避“暑潦”，既然不暴露人，自然也就不需要避“暑潦”了。章氏又说，官员出行时，往往有大批的警卫随从，这其实对防御凶徒起不到什么作用，反有碍游观顾盼之乐。事实上，许多官员出行时并没有警卫随从，亦不见其遭到袭击。因此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2](P538)故礼俗细节均应以实用为旨。在“魏武帝裁白帢以代皮弁”的例子中，[2](P534)这种礼俗的切用本原更显清晰。
尤其重要的是，章氏礼俗之“原”的关切所在，体现了他关于民族文化危机的理解。他认为满洲之服，缠辫之习，本为满洲常俗，皆与汉俗迥异，实为“胡”“汉”相恶之源。[2](P531￣532)故应“殊徽号，易服色，以俟后之人。”[2](P534)通而观之，章氏其实是站在民族主义之文化基点上，求“我族”与“他者”之别，其中“华夷之辨”、“文野之别”的意指甚是明了，而所谓“后之人”亦指称其后民族国家及现代社会的愿景。若从唤起民族意识自觉的角度来理解章氏对所谓“粗工之技，游牧之遗”而“曷足慕尚哉”之反问，则章氏此礼俗“订正”及解释，已彰显了其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及其基于这一文化基础上的政治考量。
三、结语
其实，章太炎既非清末纷纭中当权政治势力的代表，在思想上亦非主流社会思潮之“潮头”，有人谓其为“孤怀高论，与世不谐”的一个民间“疯子”而已。[4](P9)且后人在评论《检论》时亦有言章氏相关论说，“确有不少错误。那里面有迂阔的空想，陈腐的偏见，以及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封建势力妥协而招致失败的辩护”。[2](P19)但笔者以为，这些皆不能掩盖章氏思想之于时代与文化的光辉以及当下的启示。
通览两篇论文，我们发现章氏之观念论证，皆以古见今，将古人的言论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如《礼隆杀论》中对礼之历史存在及历史地位的论述：从周官之制到刘廙与陆逊之争，从《礼器》、《春官》、《曲礼》到《唐开元礼》，从《吕刑》到《唐名例》；[2](P399-401)在《订礼俗》中论相关礼节的因时而变：从《天官》、《世本》到《晋东宫旧事》，从张汤坐床上见朱买臣到齐武帝笑武陵王貂抄肉柈（通盘），从更始韩夫人抵破书案到石虎以玉案行文书，[2](P532￣533)还有在《订礼俗》中所论之十一事，在《礼隆杀论》中所论之隆礼主旨过程等等，无一不是从历史中找到论证的依据，又将其结论回归到历史的原典中。如此大量引用典籍，叙述故事，当然不只是章氏基于学术规范的考虑，若联系整个《訄书》的写作背景，更可见其建构一种共同民族文化心理以因应时势的良苦用心。我们认为，章氏以其深厚文化修养和对中华文化的坚定信念，基于中华传统礼俗重建民族文化心理，实为清末学术界思想界重铸“国魂”之举。
有意思的是，作为在近代中国最先明确“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却并没有肯定中国传统之“礼”的民族主义价值，而认为将其定位在“学问的价值”上更为恰当。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它，实在太不值了。”但“我们换个方向，不把它当做经学，而把它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XX史、XX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所以这门学问不必人人都学，自无待言。说它没有学问的价值，却大大不对。”[5](P215)
不可否认，章氏的礼俗观念中，有着明确的传统价值取向。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礼”即后人谓之“理”。[6]若脱离了这个常“理”而谈“礼”，则那些繁文缛节足以让人渺无头绪，其情形有如梁启超言史书中若无列传，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7](P57)但同时章氏对此“理”的理解，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礼仪所源出的宗法小农社会的封建本体论意义上的“天理”中。如其言：“且今世人民，辩察徇通，非可以荣观威颂取也。尝禘郊社，尊无二上，徒可自欺，不足以谩群黎百姓，而去化道益远。”[2](P402)这是章氏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狭义之“理”的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他对此“理”之理解开始有了现代化意蕴。
统观章氏之礼俗阐释，其实亦难言完整。然经章氏细致阐发，更由其对礼俗的认识及其本原的探究，我们亦可见章氏已有异于传统“礼经”之学的观察视角。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中，太炎先生对礼俗的理解已体现出适于情势的变化，对礼仪的论述隐然向着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转变。其将“礼”与“俗”并称，对“不正施于法礼”的床、案的精心考证，对“革履”与“鞾鞸”之实用利弊的辨析，对诸典祀所备之血食的丰吝的历史考察，对宫室格局的区分，对婚祭礼咸循时用的论述等等，[2](P531￣539)皆可视为对礼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思想的表述。虽从表面来看章氏之论似为就事论事，但他对礼俗观察视角的转换则是从学理层面对礼俗进行了符合时代性逻辑要求的改造。在他的观念中，礼俗已成为民族文化认同和复兴的基础性特质。故我们不能依前述梁任公的思路而将太炎先生的礼俗“用功”视其为纯粹的学术努力或“文化事件”，其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和背后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驱动应该肯定，尤其章氏对中华传统作适于时代的重新体认更为后来学人借鉴。
参考文献:
[1] 朱维铮.《訄书》简论[J].复旦学报,1982(2).
[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暨爱民.“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4] 王玉华.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二、油画肌理的表现形式、方法
油画肌理的表现形式、手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隐性肌理和显性肌理。隐性肌理需要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来发现，显性肌理在正常光线下能给人一种视觉效果的肌理。油画肌理的其他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意象肌理、抽象肌理、具象肌理、材料肌理等。意象肌理广泛用于油画的创作之中，将绘画的本质特征进行提炼，转换为油画善于表达的语言。抽象肌理是不再现所要表达的绘画对象，而是绘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组织将其转化成另外一种表现手法，是一种抽象画的表现元素。具象肌理真实地反映绘画的对象形制，其肌理形式是如实地表现出纹理的视觉特征。油画具象肌理在写实主义里表现的比较多，也会借用其他材质来增加其质感的表现形式。材料肌理是利用不同材料的物理属性来表现的物理属性，所关注的是使用材料本身的特性。油画的表现方法有三种：直接绘画法、边画边做肌理、先涂底再绘画。直接绘画法是最传统的绘画方法，其绘画肌理效果也是最常见的。在绘图过程中肌理表现自然流畅，其肌理效果不会借助其他工具和材料；边画边做肌理是表现比较厚重感的画面时常用的方法。先画一层，再用画笔或刮刀涂上一层颜料，通过这种手法达到一种厚重的油画肌理；先涂底再绘画，一般是先用一些凝固快的材料来做底，如丙烯、立德粉等，待底料干后再绘图。
2方法
2．1建设非惩罚性的安全文化
Singer等［4］于2003年首先提出“安全文化”的概念。安全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创造一个“针对系统+非惩罚性”的环境［5］。我院护理部2003年开始建设护理安全文化［6］:①强调非惩罚性原则，鼓励当事人或发现人主动上报。②强调及时报告并积极处理，把伤害和影响降到最低。③注重信息共享，把不良事件的原因分析、处理经验、改进措施在一定范围内通报。④分析不良事件时注重系统问题和环节问题。⑤重视安全教育和防患于未然，努力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⑥鼓励上报未遂事件［7］，并奖励杜绝未遂事件的事例。
2．2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与流程
护理部修订完善了护理安全管理制度、护理不良事件报告及管理制度、临床突发事件处理预案、患者身份识别制度、输血安全制度、预防跌倒管理规范、医用管道标识规范、病情变化报告流程、各类意外事件紧急处理预案等多项制度和流程。同时，在实习生上岗培训、新护士岗前教育、在职教育、护理管理等多种培训计划中设置护理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培训内容，让各层次护士树立安全观念，知晓不良事件的防范、分类、应对和报告流程。
2．3制订标准化上报表格
目前上报内容包括临床可能发生的护理相关或护士现场发现的所有不良事件和未遂事件，共有7种10类的标准化上报表格，见表1。根据事件特点，各类上报表格的报告内容各有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地点、患者一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诊断、住院号、护理等级等)、经过描述、严重程度、对患者的影响、处置措施、原因分析等。
2．4规范报告流程
在上报种类中，除了杜绝未遂事件，其余6种护理不良事件一旦发生，规范的报告流程是:①当班护士立即汇报医生，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尽量避免或减轻对患者健康的损害。②立即汇报护士长。③紧急事件、情节严重的不良事件通过电话2h内上报护理部。④其他不良事件48h内逐级上报至护理部。⑤各级护理管理者口头或现场指导当事人处理事件，必要时联系其他部门取得协助。⑥护理部分类登记护理不良事件。
2．5定期分析反馈
对导致患者伤害的不良事件，护理部要求3d内随访事件的处理和后续进展、患者的转归等，必要时连续跟踪事件进展。护理不良事件发生所在科室组织护士讨论，分析原因，提高认识、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护理部每月、每季度、每年对上报事件进行汇总讨论，从制度管理、制度执行、工作流程、职业道德、主观态度、部门合作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奖惩意见(部分由于当事人违反职业道德、主观态度恶劣或者有意瞒报导致严重后果的不良事件给予相应的处罚)。根据事件分析和处理的情况，必要时与医务处、感染管理科、药剂科、信息科等部门沟通，从医院管理体系上争取保障或落实整改措施。已经讨论过的护理不良事件的原因分析和改进措施，在每月的全院护士长会议上通报，实现信息共享，使一个人发生的不良事件成为大家共同的教训，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
2．6护理不良事件管理与专科护理发展相结合
不良事件的细化分类和深入管理随着专科护理的发展而进行。例如:压疮事件早年只是包含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报告，被报告的也仅是导致护患纠纷的个别案例。但随着伤口、造口、皮肤护理各专科护理的发展，压疮防范与处理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充实，培训也越来越全面，医院成立了伤口、造口专科护理小组，各护理单元都设有小组的网络成员。压疮及压疮预警成为护理不良事件的一个类别。同样，静脉输液不良反应作为静脉治疗护理小组的重点关注事件、非计划拔管作为危重症护理小组的重点关注事件而陆续被单独分类，分别予以报告、处理与防范。
2．7开发护理不良事件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2011年依托计算机网络平台，开发了护理不良事件信息系统［8］。按是否直接发生于个别患者，将护理不良事件分为2种节点，一类直接放在电子病历的患者节点下，将其基本信息直接带入表单;另一类放在病区节点下，自动带入填写人、填写病区等信息。再将各类事件在每个步骤中可能出现的要素内容进行分类、罗列，让填报者以选择和文字描述的方式进行相关内容的录入，操作简单方便。同时根据护理管理的三级体系设计上报、查询、统计的权限，既体现了“非惩罚性”的上报精神，鼓励当事人主动上报，并保护填报人隐私;又实现了逐级审签、处理等功能。“护理不良事件信息系统”的开发，让护理不良事件的上报、反馈和管理路径更加方便快捷，数据真实客观而且便于追溯和统计，提升了管理的速度和效率。
3效果
3．1护理不良事件上报率提高(见表2)
3．2护理差错发生率降低(见表3)
4体会
4．1实施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提高了护理不良事件上报率
结果显示，实施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后，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率逐年提高。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通常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往往能暴露系统、流程或制度的缺陷，及时收集和发现各种不良事件信息对改进系统、优化流程、完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9］。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建立依托于先进的安全文化。而安全文化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所有管理者共同营造［10］。在一种无惩罚的环境中，人们才愿意暴露更多的问题，从而更有利于解决问题。通过加强对护理管理者和临床各级各类护士的培训，保证整个报告系统的落实，保障患者安全。通过完善制度，制订预案，改进医院环境，从制度和系统上努力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利用信息化手段，方便获取数据和填写，并增加不良事件上报的准确性，因此，提高了不良事件的上报率。
二、益阳市历史文化脉络分析
作为湘北洞庭湖区域重要城市之一的益阳，背靠雪峰山，怀抱洞庭湖，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也是湖南农业比重较大的城市。在“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益阳市在经济、人文、城市面貌、品牌创建等方面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益阳市内名胜古迹裴公亭上有一幅楹联“裴亭有色树添色，资水无香士溢香”，它印证了益阳自古以来就“因广木而彰声，因人杰而地灵”的区域特质。近年来，益阳努力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把山、水、林与湖湘文化结合起来，以生态、环保为目的，打造市民宜居的生态之都，以期最终将益阳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山水城市。
三、益阳市公共艺术设计分析
公共艺术以多种艺术形式存在于城市空间，雕塑、壁画作为早期的艺术形式对城市起着装饰作用，内容也往往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背景，公共设施更是为方便市民生活而慢慢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市民对于益阳市的印象，大多是一些地方缺乏良好的规划，如一些街道、小区、公园广场等，出现一些脏、乱、差等问题，道路、公共健身设施需要维护等。因此，要为市民创造一个美的环境，就要尽量改善这样的现状。第一，公共艺术设计除了设计人们了解的城市雕塑、壁画、公共设施、绿化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艺术观念应该深入城市建设以及市民审美精神层面。公共艺术并不是简单在公共空间加几个雕塑、设施之类的艺术品就可以了，城市公共艺术最终应该追求人、环境、艺术的和谐，应该与市内建筑、绿化、历史、人文环境等发生对应关系，设计者要根据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公共设施，将周围景观要素的形态、色彩以及环境统一考虑，发挥自然特色，增加景观设计，借此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第二，从城市雕塑艺术方面说，益阳目前没有一件经典的、标志性的城市雕塑作为形象代表。城市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如，说起纽约，大家都会想到典雅的自由女神像；说起美人鱼雕塑，大家都会想到浪漫柔美、充满童话色彩的哥本哈根……这些标志性的雕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经典造型，又成为该城市的地标形象之一。益阳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也应该结合本地鲜明的人文特色，如桃花江传说、竹文化、蚩尤与梅山文化，创作原创性经典雕塑形象以代表益阳的形象。第三，市内的公共设施需更加完善并服务于大众。益阳城市公共设施存在配套不足的现象，部分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盲目引进、照搬、过于程式化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无障碍公共设施成为摆设，人性化设计不足，这些城市建设中的细节影响着城市的形象。一座城市的文明，往往体现在这些方便于民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如果做不好，会破坏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印象，更谈不上绿色宜居。在考虑设计公共环境设施的时候，设计者应从功能、审美角度出发，从人的需求出发，设计出能引发市民共鸣的好作品。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环境、风土人情、地方特色规划公共设施，以形成当地的风格特征，引起市民对地域的热爱。目前，国内众多城市已充分意识到公共艺术的重要性，积极通过公共艺术设计改善城市环境氛围。益阳也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本市的实际发展情况，把自身打造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打造成绿色宜居城市，重塑绿色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形象。
二、充分认识促进文化艺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发展文化艺术档案事业，有利于将文化艺术活动各领域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不同载体的文化艺术档案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完整、准确、系统地收集、整理、保护好文化艺术档案资料，是提升文化单位整体管理水平、维护自身利益及文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和重要资源。这就需要我们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要更加自觉地认识文化艺术档案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文化艺术档案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的责任，认识文化艺术档案的发展规律，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艺术档案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
三、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文化艺术档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文化艺术档案工作是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文化艺术档案的凭证和法律作用是其他材料不可取代的，没有文化艺术档案，文化工作的基础就不牢靠，文化艺术活动的经营、管理和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抓好文化艺术档案建设与管理,是保存、传承和发展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是一项为子孙后代积累宝贵的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文化艺术档案作为文化单位在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项文化艺术活动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是文化单位改革与发展的真实记录，是文化单位的重要资产和信息资源，是今后研究总结文化艺术改革发展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档案资料。所以，我们各级文化艺术档案工作者应进一步增强做好文化艺术档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建设“十二”规划》关于加强艺术档案工作有关要求，强化管理，完善规章制度，抓好队伍建设，加强资源整合，改善服务，下大力气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全面、扎实地推进文化艺术档案事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