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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坚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宏观上讲,休闲消费可以视为休闲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生活中被赋予重要意义。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费的一种高级形式,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2]。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商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知识、体验、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1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其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如果能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加大第三产业发展、放宽对服务业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长久、惠及面更广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体育业、饮食业和商业在内的休闲消费产业群,即是可以发挥积极而持久作用的经济领域。
2.2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休闲消费,为休闲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现状经常导致人们心理负荷过大,心理紧张感和压抑感增强。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许多障碍和隔阂,极容易产生交流减少,感情淡化,沟通贫乏,进而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闲活动就逐渐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轻松、愉悦、自由、互动等特性,必然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从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引导现代人健康、科学、文明生活的必然选择。
2.4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休闲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属于劳动密集型领域,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有较大差别,从高到低都有其对应的工作岗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则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这一现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5休闲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45%,2020年将达到59%,21世纪末达到90%。罗歇•苏认为“娱乐的需要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大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5]人类发展的历史已表明,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休闲活动的多样化与丰富内容将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同时也促使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调整,使城市管理与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城市休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
二、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吸引外资存在困难发展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周转，而招商引资恰恰就是吸纳资金的必要基础，但是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得我国在对外引资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难题。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金融危机的蔓延，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很多发达国家在对亚洲国家进行投资或贷款时变得异常谨慎，而且流入的资本也在大幅度缩水，种种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二，很多新兴的地区都加入到招商引资的队伍当中，这样更加加剧了我国在引资方面的压力，使得我国原有的资金很难支撑起本国贸易的发展。
（二）我国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现如今，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密切，在如此不安的环境下，国际性的波动自然就更容易出现，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这些不安的经济波动很容易影响到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我国，我国的市场在发展中尚不是十分成熟，如果遇到外部的冲击非常容易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去冲击，最终使我国经济的整体出现分裂。
（三）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被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品本身的科技含量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对我国整体的贸易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今，信息密集型的服务化产业逐渐走向世界市场，并具有着占领市场的趋势，但是我国的服务产业的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如果缺乏科学的改革，我国的对外贸易一定很难适应当前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四）国家在市场融合上存在着障碍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地减少了国与国之间投资的障碍，也减少了贸易壁垒的产生。但是，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文化差异，而且形成的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与国的发展、融合，无法真正形成规模化发展。
三、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
（一）立足于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技术产业贸易我国应当及时抓住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实施的战略与技术，把握住资本本身溢出效应，从而实现本国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应当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不断开拓市场，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提供一定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从而立足于技术领域，实现技术性产业饿的出口贸易发展。
（二）积极拓展贸易空间，实现多元化发展第一，我国应当积极落实并完善出口退税工作，完善出口信贷或者信用保险等政策措施，从而保证出口退税的稳定性，有效地扩大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第二，我国应当继续完善海关、质检等方面的工作，尽可能地提高贸易的便捷化水平。同时要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海外的新市场，坚持以质取胜，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利用贸易法对自身形成保护在现阶段的贸易发展中，我国应当重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与损害，制定出相应的对策，积极地参与制定或修改贸易准则，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我国正当的贸易权利，以防一些贸易伙伴通过贸易规则的解释权或者制定权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我国应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贸易组织中，对整体的运行进行参与和管理，从而防止一些贸易方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贸易出现问题或者是不确定的隐藏式风险。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房产交易费用是房地产进行交易所需的成本。交易双方欲达成房屋买卖协议，必须相互了解，将可能提供的交易机会告诉对方，这种信息的获得和传递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如果这样的专用资产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受干扰地运营，这些投资就一定会带来预期的回报。客户关系管理正是从长期的投资回报考虑，架构企业与客户不可或缺的相互关系，这种依赖关系越持久双方从此获得的收益也越大。
2、收益递增原理
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的原理即收益递增原理，亚当。斯密认为，当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度和广度增加时，劳动生产率（即斯密说的“平均收益”）随之增长；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带来创新机会的增长，又促进新工具的设计和推广。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分工与专业化……这一“收入与分工”共生演化的过程，这一原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客户关系管理的赢利原理。
二、从战略管理学角度看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
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行业里，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比起他们的竞争对手来，更能吸引顾客，赚取更高的利润。客户能够判断企业从什么时候起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是促使企业更新的催化剂。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企业欲保持竞争优势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差别化战略、低成本战略以及目标集聚战略。这些战略也是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论依据。
三、对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解
客户关系管理是指以客户为中心的包括销售、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的企业业务流程自动化并使之得以重组。客户关系管理不仅要使这些业务流程自动化，而且要确保前台应用系统能够改进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忠诚度，以达到使企业获利和发展的最终目标。
1、客户关系管理完善客户体验，将企业的资源最大化
客户关系管理不是产品，也不是一个产品组合，而是触及到企业内许多独立部门的商业理念，它需要一个“新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并被集成了前台和后台办公系统的一整套应用系统所支持。这些整合的应用系统确保了更令人满意的客户体验，而客户满意度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已有资源（房地产业主）毫无疑问是企业最大的资产之一，因而需要细心管理。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培养和挖掘则被认为是企业获得进一步成功的关键。有资料显示，发展一个新客户要比保留一个老客户多付出5倍的投入。投资于现有客户，使其满意度增加会对客户忠诚度有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最终效益。
2、服务客户的观念——客户关系管理成功的核心
企业要得到持续的发展，拥有忠诚的客户是最重要的。根据美国营销学者赖克海德和萨瑟的理论，一个公司如果将其客户流失率降低5%，利润就能增加25%——85%.房地产企业已经认识到保持现有顾客的重要性。建立一套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建立房地产客户数据库，并有效地运用所储存的资料，能通过研究客户、开发客户、与客户沟通，有效留住客户，赢得客户的信赖与拥护。
四、房地产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客户关系管理
随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推出，一种全新的“营销观念”逐渐形成。客户被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纳入到企业的经营发展中来了。企业把任何产品的销售，都建立在良好的客户关系基础之上，客户关系成为企业发展之本质要素。如此一来，正在流行的很多新营销概念，如一对一营销、数据库营销等，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的范畴。
客户关系管理实施的目标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的契合点：
1、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增长14.1%，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近4400万平方米。可以说，对于许多开发商而言，来自一线的销售压力、资金回收的压力仍然较大。企业急需借助导入客户关系管理，提升企业客户关系能力，提高一线销售人员对于客户跟踪、客户服务的能力。
2.提升客户满意度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了大量的老客户，客户投诉会大幅增加、甚至发展到一系列业主维权事件，如何快速提高客户满意度，完善企业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建立统一调度的客户投诉处理系统，是这些房地产企业面临的当务之急。
3.提升企业的服务品质和能力
房地产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认识到个性化客户增值服务的重要性，很多企业逐渐向服务型企业过渡，成立了专门的客户服务组织，希望能够将分散的、点滴的服务资源进行整合，不断推出针对客户的服务新手段，力争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4.提升品牌形象
基于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房地产企业要树立全员客户服务的企业发展战略。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对外的服务准则、服务口号、承诺服务水准一致，并依托于客户服务部，形成一条以客户为导向的企业服务运作链。企业全体员工都在不同岗位上全心全意服务于客户，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以服务为核心的品牌企业文化。
五、现行客户关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步骤
1.交流方式的分离使用造成服务效率降低问题
目前电话、传真、面对面等交流方式的分离使用在降低服务效果的同时，造成人员的服务效率不高，并且不利于客服人员的管理。
2.各实体部门服务的分离造成资源的浪费
由于没有统一的客服中心，客户往往要多次交涉才能找到适合问题解答的部门，而各部门信息共享程度低，交流不顺，所以回复结果也出现不统一现象，由此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又降低了服务效果。
3.现有客户资源无法有效利用的问题
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料，但由于缺乏对其潜在需求的分析和分类，而且此客户资源库没有实现共享，利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
企业在导入客户关系管理前，必需先诚实地作一次全面体检，了解自身的优势与缺点，进而倾听客户的声音，确实了解所有与客户互动的管道，开始规划整体的客户管理架构。
一个执行良好的客户关系管理实施方案分以下几步骤进行，这对提高顾客忠诚度是至关重要的：
1）区分目标顾客，对企业所有客户的关键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
2）确定目标顾客，瞄准最有价值的客户，制定可行的方案以增加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
3）满足目标顾客需求，为每一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和产品
4）与目标顾客达成利益共同体，企业管理层即时了解市场情报，深入地了解个别顾客的行为、新兴需求和消费形态。
六、房地产行业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的措施
1.客户关系管理如何同公司整体战略融合在一起
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首先需要确认公司对项目的期望和业务目标，同时要考虑现有业务环境以及公司的战略优先层次。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
（1）企业的市场份额是保持稳定，还是在下降？
（2）企业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降低成本比提高市场份额更重要吗）？
（3）争取客户、发展客户、挽留客户和为客户服务的成本哪个相对更重要一些？
（4）同客户交流和服务的过程中，哪些渠道最重要？
（5）如何平衡“以产品为中心”和“以客户为中心”？
（6）企业认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是哪些？为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将帮助房地产企业确定客户关系管理的投资，并寻求公司和业务部门的支持。
2、建立个性化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
客户关系管理必须根据房地产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配合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步骤、有节奏地建立和实施。
（1）事先建立可量度、可预期的企业商业目标
企业在导入客户关系管理之前，必须事先拟定整体的客户关系管理蓝图规划，制定客户关系管理的预期、短期、中期的商业效益。切不可一次性盲目追求大而全的系统、或听从客户关系管理厂商一味的承诺，毕竟它不是万能的，企业应更多地借鉴国内外其他企业、尤其是同行业的应用成效，并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地制定合理的商业目标，并制定可对其进行度量的指标工具。
（2）行业领域应用的深入研究
客户关系管理最早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当时的客户关系管理更多的是采用国外应用比较成熟的理念。国内厂商在此基础上，单纯从软件功能本身进行效仿，而对中国企业的行业特点理解、分析、结合的不够，从而导致研发的产品有闭门造车的感觉，不能与企业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将国际通用的理念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特点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体系，是目前所有国内客户关系管理厂商、咨询公司、企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3）为企业把脉、对症下药
目前，许多销售客户关系管理的厂商其实并不善于运用客户关系管理理念去推广它，拿着通用版的软件到处安装，丝毫没有客户关系管理所提倡的“一对一”服务理念，其最终效果可想而知。只有对企业的管理现状充分了解，才能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独特的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通常做法是，聘请具有客户关系管理实践以及行业经验的咨询团队对其进行诊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沟通、流程重组等方式进行企业的咨询诊断工作。通过企业咨询诊断，期望发现企业现存的管理上、流程上、架构上、信息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对企业导入客户关系管理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为未来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
营销的一对一和“个性化”的特色是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要素。它必须是针对企业的个性化定制，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行业特点和企业的发展特色，为企业量身定做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要经过充分的调研，明确企业目前所处的地位；其次是将企业当前的操作方式与最好的操作方式作一番比较和研究；最后要提供提高销售额的方法。
3、给客户关系管理一点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纵观全球施客户关系管理的企业，由于总体开发周期过于漫长、工作量过大而导致最终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客户工作往往是客户关系管理实施推广过程中，最昂贵、最费时也是最复杂的一环。因此，通过选用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将最终的应用搭建在成熟的案例之上，企业将会大幅减低客户化的需要，也会大大降低实施过程的整体风险。
大部分成功的客户关系管理案例均采用分阶段实施方案。每一阶段则侧重与特定客户关系管理目标，从而达到快速制胜的效果。换句话说，企业可于合理的时间内（一般为三至四个月）取得一定的成果，定期量度、追踪系统成效并保持持续推广。
（1）为了更好地在企业内部推行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配合下，必须制定相关的员工客户关系管理绩效机制，使其与员工业务绩效考评联系起来。
（2）为了能够便于企业定期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应用效果的评估，系统在设计初期要增加一些度量、评估系统本身的量化分析指标，以便进行前后对比。
（3）客户关系管理导入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定期评审与回访至关重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及时了解系统上线运行后，企业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明确的改进方案，从而促进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在企业中能够得到更加深入的应用。
由于客户关系管理对房地产企业的重大影响，实施客户关系管理项目时需要整个企业范围的信息传达与责任承担。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投资于客户关系管理技术，同时要建立新的业务模型。所有客户信息的集中是成功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这一强有力的企业策略将提高企业的销售额、客户忠诚度和企业的竞争优势。
当房地产产品品质日趋成熟、均好性成为同质化的近义词时，房地产企业开始重视客户关系管理与服务工作，将其与产品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些企业都意识到：房地产品牌建设与营销推广不再局限于物业本身，以商业联合、资源整合为特征的全天候、全方位的客户关系管理与服务之门已经打开。客户服务作为当今全球性的商业术语，预示着单独的产品买卖时代已经面临终结。未来房地产品牌竞争的趋势，正逐渐过渡到客户信息库、客户满意度、客户服务手段的竞争层面。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入中国，到了清代前期，广袤的土地上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生长需要在阳光充足，雨量适中，地势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产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带及滨海地区，那里土质细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东北的辽河流域“辽阳、盖平、海城亦多种棉。”1直隶的滦河流域下游“种宜木棉”，2海河流域即直隶中部“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3黄河流域中部的河南“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4山东省大清河、骇徒河和黄河流域的“滨州、高唐、清平、曹、单等县，皆沙土之地，民间多种棉花。”5小清河故道北“地宜木棉”。6据有人研究，山东植棉州县“达州县总数的87%”。7黄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也产棉花，有人查阅了陕西清代前期纂修的七十种方志，“产棉花的州县”“达三十八处之多。”8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上海人姚廷遴说：“向来我地生产棉花，纵有荒岁，从未绝种。”9江浙沿海地区，余姚“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10乍浦“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11“今棉花……自濒海所种”。12长江中游“木棉出九江、湖广”，13安徽怀宁“惟布木棉之出盛于望江”。14湖北的武昌、黄州、汉阳、德安府也都产棉花。商人吴中孚路过长江水路时，记下的棉产地有荆州府的龙州渊市、百里洲、朱家埠等。15在洞庭湖畔的长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澧州多产棉花，辰州和永顺二府也有棉田。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省，有威远、仁寿、蓬溪、中江、乐至等县产棉花。16此外，西北高原阳光、河水、土质都适合棉花种植，所以新疆的“布古尔、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商民租赁地亩，种植棉花贩卖，获利数倍。”17南方各地虽然无霜期较长，但雨水过多、丘陵地多、冲积土质不好，因此不适宜棉花生长。不过，在贵州兴义府“三江一带，地渐平衍，土厚而肥，所产木棉，为利甚溥。”18广东番禺、顺德、龙门、海阳、连平、龙川等州县，19云南的曲靖府、蒙化厅也有棉花种植。20
根据棉花产区的分布，大致可以看出棉花流通的特点，首先是平原棉花向山区流动。直隶平原多种棉花，山西北部多山是无棉区，“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21寿阳“邑之棉花，买自栾城。”22这里虽然指的是咸丰时期的情况，但该地不产棉，道光时，“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23可见，栾棉西运早已存在。豫北内黄县“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24上海的棉花流向浙江西部山区。“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25这种流通不仅在省与省之间进行，而且在有的省内也如此。乾隆年间，陕西“韩城、＃阳一带出产木棉，”韩城以北是“层层山岭”，棉花“皆由韩城北运”。26
其次，是北棉南运的情况较多。山东、河南的棉花，沿运河，经过淮安关、宿迁关、扬州关、浒墅关“连舻捆载而下，市于江南”。27“宿迁一关全赖西北两河枣梨棉花等货。”28“淮关钱粮俱系北来……棉花等货船输税居多。”29河南“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江楚等省商贾每云集采买。”30四川南江“棉花买自汉中〔陕西〕”。31福建泉州府棉花“岁仰给于江左”；32上杭的棉花“皆自江右由汀而来”。33福建的棉花一般多“购自江浙”，34“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35广东用棉除了依靠从江浙海运之外，还从“湖广诸省汉口等处”输入，太平关“征收税银全籍棉花……等货。”36长乐县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37新疆的棉花输入甘肃，嘉庆年间，甘肃高台知县“见土鲁番棉花捆运入关者甚夥。”38
最后，一些沿河地方，中下游的棉花逆流运销到上游地区。嘉庆时期，陕西咸阳是棉花集散地，棉花商人在这里建立了会馆。“邑之有花行，其来已久，而花行之有会馆，实始于兹。……业于花者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北则幽、冀、三晋，运载殆无虚日。”39关中平原虽然产棉，但为数不多，“不足本地之用”。40棉花来源，一自湖北逆汉水、丹水上达；二“向多贩自河南”。41棉花转输甘肃、陕北、晋北等地。逆汉水，汉口等地的棉花，经襄樊达陕西兴安、汉中，“上水货船花布为多”，再逆支流大竹河运到四川太平厅。42“川之棉花”溯嘉陵江而达甘肃成县。43江西龙南“溯流〔逆赣江〕而来，惟苎与棉”。44贵州遵义府、思南府“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45“木棉地不甚出，岁由常德运至”；46“棉由湖南常德府贩买，舟载至省溪口江起岸”。47棉花由常德，逆沅江而上，再逆支流锦水至上述各地。不过，在长江上棉花是双向流通的。九江的棉花往上江“装载出境售卖”；48“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49这是逆流运销。四川“更有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50江西高安棉花“取于通州、湖广。”51通州棉花逆流到高安，湖广棉花顺流到高安。龙江关税收“以竹木排、煤炭为大宗，油、糖、棉花次之。”52
棉布生产与棉花产地有一定关系，一些棉花产地同时也是棉布产地，因此，在这些地区棉布的流通与棉花的流通特点是一致的：由平原向山区；北布南运；及沿河地区的逆向运销。直隶布匹向山西、陕西运销，真定“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53山西平阳、绛州，陕西同州的棉布运往陕北山区的延长县。54江苏常熟、昭文的棉布“南到浙江，及于福建”；55“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56“闽笋客贩卖江浙、汉广等处，货脱买布回发。”57广东平远布帛“半资江赣”。58浙江北新关税收“北来苏松布匹各物为大宗”。59四川中江棉布南贩“至滇黔，为大装货”。60此外，云南、贵州大部分是山区，所需的部分布匹，从两湖、江西等平原地区，逆水运入。“黔省跬步皆山，出产有限，所有外来货物，惟布匹、磁器等项居多。”61遵义东乡尽管从常德输入棉花，但所织布匹一部分逆水上运，“蜀之重庆、泸、溆”；另一部分销往山区，“威宁、平远，极于金川。”62在长江上棉布多逆行，“川江来往货船上水布匹”；63湖北江陵“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64上海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65逆支流金沙江“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于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均资焉”；66逆支流嘉陵江“陕〔汉中〕之布匹，悉货于是〔甘肃成县〕”；67逆支流汉水，“布自襄樊”运入陕西兴安、汉中；又逆大竹河、任河至四川太平厅。68在湖南逆湘江，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69逆澧水及其支流布匹运往湖北鹤峰州。70
然而，棉布流通与棉花流通也有不同之处。其一，江苏松江、常州二府和通州、太仓州是当时最大的产布区。各种布匹除了向南运销外，还向北运往山东、奉天等地。浒墅关“以奉天、山东各路布匹为杂税”；71淮安关、扬州关也都有南来布匹经过输税；72山东布匹经山海关或沿海北运。73其二，当时甘肃、宁夏、蒙古、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棉布，许多山西、陕西商人在河南、湖北、江苏等产布区，大量收购布匹往贩。河南孟津“秦陇巨商终年坐贩”；74孟布远销“陕、甘以至边墙一带”；75湖北棉布为“西贾所收”；76江苏宝山棉布“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77以上所述，都是省与省之间的较长距离的运销。在各省内部也还有县与县之间的运销，其特点与省际间棉布流通特点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产棉区的纺织业不发展，也形成原料和纺织品的对流。如：东北的棉花与山东的棉布，长江上棉花和棉布的相对流通；广西“自桂林贩棉花、白糖等杂货至湖南”，78湖南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79不过，这种对流只是较小范围和局部的。
对各州县内部棉花、棉布的流通的状况，我们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按是否种植棉花，有无棉布买卖分成两种情况，也就是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和自给自足的州县。
第一类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主要有以下十种情况：
1、产棉外输，产布外销。
江苏省松江府、太仓州的一些县，既种植棉花，又生产棉布，而且棉花和棉布的产量很多，因此，棉花、棉布都外销。如：上海县“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80该县的北桥镇“多木棉”，三林塘则“棉布独胜他处”。81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的时候，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上海遭受奇荒，“花种俱绝，陈花卖尽”。姚廷遴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年七十，未曾见我地人，俱到外边贩花归来卖者，真奇事也。”82因此，这里举的例子（包括以下实例）指的都是一个县正常年景的情况。不过，象上海县这种棉花、棉布双双外销的县在全国也是不多的。
2、产棉也产布，只外销布。
湖北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购买棉布。83浙江乍浦在“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约足供数万户纺织之资。纺织所出布匹约可以衣被百万人。……其利特溥。”84棉花供数万织户，布匹供百万人用，从规模和数量上看，大概有外销。直隶滦州地“宜木棉”，“女勤纺织，比屋皆然”。“尤多棉布，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85四川新津县产棉花，“邑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外者。”86这类县用自种棉花，纺织成布，除自用外，销往他处。
3、产棉也产布，只外销棉。
直隶冀、赵、深、定诸州“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87山东清平县“人多种木棉”，“木棉市集，向来新集最盛。近来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四方贾客云集。”该县“女工以纺织为事，多用纺车，纺成之后，治机织布，或售或留，一家衣被，日用皆取给焉。”88这些县的棉花产量很高，但人们不能织大批的布出售，所织布仅供自用，输出剩余的棉花。
4、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自用。
湖南新化县“妇人女子纺织之声，虽于夜分不辍，但所需棉花，尚藉资于邻境，不全出于土产。”89邵阳县棉花“种之颇多，……大约每年所收，不足衣本土之人，多贩之他处。”90江西高安县“粗粗少足者，灰埠之棉布而已。而其料亦十八取于通州、湖广。尽高安所产之花，不足以给高安半邑之寒。”91这类县虽然种植棉花，但棉花不够本地人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自用。所谓自用也包括在本地出售多余棉布，易换或易买棉花等所需日用必需品。
5、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广东长乐县“旧志〔指康熙志〕云，邑棉比江西为胜，但花时忌风，收时忌雨，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其棉花多买自羊城。”92河南孟县“虽县西高坂颇产棉花，究属不敷，尚赖直隶、山东、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居民所织布，以“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93这种县棉纺织业比较发达，本地棉花不够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外销。
6、产棉也产布，布不足用，输入布。
山东诸城县棉花“收轻，故布亦少。春秋成衣，半仰给于北商。”94四川昭化县“棉花少产，民间或种之为织布纺线之用。布线粗松，且少不给用，恒市南布用之。”95也有的县，如：陕西延长县“棉花不多种，惟川地爽垲为宜。苗不高长，结苞亦颇稀，花绒短，纺织不能促工；即成线，亦难细。所以地少织布，所需白兰大布，率自同州驭〔？驮〕来。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阳〕绛〔州〕，购以成衣。”96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县虽然产棉也产布，但布不能满足本地人的需要，所以要向外地购买棉布。
7、产棉外销，输入布。
“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97在产棉区，当人们不会纺织时，多产生这种情况。四川“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织布，运川重价出售，川民习以为常，宁甘买用商布，初不知种棉自织之为利便也。”98
8、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山西孝义县“男妇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99贵州印江“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而印江之布，衣被远方，则女红之勤也。”100这类县虽然不种植棉花，但人们多能从事纺织，依靠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9、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自给。
江西龙南县乾隆时“妇多织棉、苎为布，贫户恒取其息，以自给养。”棉花则沿赣江“溯流而来”。101至道光年间，纺织业发展，“木绵布邑人竞织之，或被袄巾带之类，贸于四方。”102直隶平乡县“不产棉花”，但“女务机杼，贫者鬻粗布以食”。103这类县的妇女要购买外地棉花，从事纺织，以自给。
10、非产棉县也不织布，输入棉布。
河南舞阳县“不宜木棉，布帛之须，多资贸易。”104甘肃甘州府“布絮其来自中州”，“甘人用线皆市买，不自绩。”105“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106有的不产棉花，不织棉布的县，也要输入少量棉花，以供人们纺线、絮衣被之用。
第二类棉花、棉布自给自足的州县，如：山东栖霞县“绩纺木棉以自衣被，绅士农家无男妇皆为之。”107陕西耀州“能植木棉，事织纺。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也。”108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真正自给自足，不买卖棉花、棉布的州县，是很少的。如果把河南沈邱县“花布足以自赡，至粮税所需，尤多籍以供办。”109这类只有少量棉花、棉布买卖，“贸以佐日用”110的州县算上，也不会很多。但严格地说，这类州县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有余的。
以上这些典型事例，几乎代表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种类型的县。从中可以看出，只有自给自足完全不买不卖棉花、棉布的县的人们，不依靠市场，而其他县的人们，不是需要依靠棉花市场，就是需要依靠棉布市场，或者两个市场都要依靠。据郑昌淦研究表明：“完全属于、或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类型的农村棉纺织业，为数甚少。”即使加上那些棉花或棉布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州县，数量也不会多。而且对一个州县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产棉花，都织布，或者都相反。“据乾隆《安肃县志》载，全县有263个村庄，只有两个村庄纺棉织布。”有的县则是几个村镇产棉，几个村镇织布，前述的上海县就是如此。即使在江南这种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大多数乡村不纺织的情况。在元和县又有周庄镇这类从事棉纺织业的地方。就是无锡这类棉纺织业发达的县，也不是乡乡、村村、家家都从事棉纺织业。111
二棉花、棉布的交易方式
在城镇、集市上，参与棉花、棉布交易活动的人主要有乡民（包括居民、织户等一般民众。）、小商贩、商贾和牙行经纪人。这四种类型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交易方式。
乡民一般是在黎明到市场，“我镇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112“棉布、草履市易，必以黎明。虽蒙犯霜露，间遇鼠窃，禁之不止。询诸父老，谓早去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113有的乡民把纺成的线买给牙行，“线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114而大部分乡民和织户，或用纱易换棉花；或以纱易布；或“以布易棉”；或“以棉易布”。115在江苏上海、青浦，浙江平湖县、秀水新城镇等地，乡民“纺纱换花，积少成多，织成棉布。”116在湖南辰溪，“妇女宵旦勤劳，以棉为纱布换棉，更迭取值，以资生计。”117贵州遵义“织家买之〔棉花〕以易纺线，纺家持线与之易。”118湄潭县妇女陈潘氏，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晌午，“用白布口袋装贮棉线一斤，进城掉换棉花。”119从云南蒙自到贵州罗平，“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安平县“妇女俱执棉线，赴黑神庙兑易棉花，至辰时而散。场将散时，及次日早晨，以所织棉布交易，谓之布市。”120地方志中类似“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121的记载，比比皆是。一般“视纱精粗易棉多寡”，乡民以“纱一斤易棉斤八两，或易一斤十二两”，122然后，纺纱或织布，再易换棉花或线，从而可以纺出更多的纱或布，这样“辗转生息”。123也有的乡民直接从集市上购买棉花，“指挂为线，积日卖之，利可温给。”124或者“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125还有的乡民以其他纺织品、或土产品易换棉和布。陕西商州“麻易生而且多”，乡民“惟恃麻易布”。126江西安远县民间织葛布，“南昌贾人载棉布”与乡民易葛布，也有“平远粤人亦负葛布而来换棉布”。127四川昭化“民间养蚕，皆以茧易布为衣。”128直隶永清乡村妇女“以鸡子易木棉”。129湖南“乡民多以谷易布”。130瑶族居民以山产药材，与客商易布。131广东从化县“小民之家，率以络布贸棉布，为卒岁计。”132广西龙胜厅的少数民族男子，“售锦易布”。133这种以物易物，实际上还是货币交易。
小商贩主要是在集市上或乡村里，从乡民手中收购棉花、棉布，转贩他处。汉阳县“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乡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134索河集“贸迁者甚辐辏，平时则收买白布，转贩汉口镇市。小民夜成匹，朝则抱布以售焉。”135湖南永州府“木棉之利，出于永明、江华。零陵闲人每收买远贩。”136道光时，江南人孙时杰居黄渡镇，经营布业。他看到本地棉布“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未尝自行运送，”于是，“创议自收自运”，因而“赢金累万”。从小贩发展成为大商人。137在上海“都人士或有多自搜罗，至他处觅售者，谓之水客；或有零星购得，而转售于他人者，谓之袱头小经纪。”138乾隆时，由于织户偷工减料，河南孟“布遂不行。不惟西商不来，即本地贩卖布匹者，亦赴山东、湖广等地转买。邑中商贾寥寥，惟无帖小贩沿门收买。”139海南妇女织“黎布，贾者或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140“蒙古人以畜产为市，始用茶布。”141小贩“以布易牛”142小贩或沿门挨户；或逐集收买棉花、棉布，运到其他市场上投行发卖。嘉庆十四年，湖广人江清“运花来渝”，“凭经纪刘瑶”卖棉花。道光七年，傅如松“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143小商贩就是从这种较近距离的贩运中，取得利润的。
乾隆年间，一张《棉花图》描述了棉花市场的盛况：“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虚之人，莫不负挈纷如。”144与乡民同样，商贾也在黎明入市，“布商始萃南翔，近则黎明至广福、石冈、戬浜，迁徙不常。”145河南正阳布“惟陡沟店独盛，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146他们在市场上设立布庄或花庄。
这类庄有两种：一种是零收零卖棉花或棉布的店铺，如：“余族人有名＃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147“市店多花庄”。148“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149“棉布，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庄、门庄之别。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150“康熙季年里，商凌天声、戴允如以布为业，时称凌戴庄。”151“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152
另一种庄，泛指收购棉花、棉布的街市、网点。那里只收购棉花、棉布，不零卖，是零购趸售的“收花之所，曰：‘花布纱庄’。”153“布庄在唯亭东市，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154“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155“乾嘉间，市面稍稍兴旺，……并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156“布坚致细密，所谓雷沟大布是也。淮扬各郡商贩麇至，秋庄尤盛。”157“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兰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二沙。”158“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康熙〕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159这是牙行代布商收购布匹，临时设立的棉布收购点，也是零收批发。
商贾在所设的花布纱庄中，与乡民易换纱或布；或者用银钱收买棉布；然后或批发给别的商人；或自己转贩他地。浙江石门县“商贾从旁郡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160河南内黄县，“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161上海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这些庄或局，是商贾为收购棉花、棉布，临时在当地租房开设的。“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162“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163“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鹿角、孙坞、童桥皆有庄，庄皆吴客，蚤起收之，钣而止，岁会钱可二十万缗，盖巴陵之布盛矣。”“余家巴陵滨湖之乡，人工作布，而以布贾者多吴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时，颇以居布致生息，故多与吴客熟识。而鹿角市临湖有屋一区，赁而贾者，为吴洞庭人屠氏，屠氏业此盖数世矣。”164商贾除了与乡民易换；从小贩那里购买和自己收购之外，也向牙行批购。四川“夹江县花客黄德隆”，常住巴县东水坊栈房，“在各花行吊〔？调〕买棉花，历年已久。”165
在城镇、集市上，乡民、小贩与商贾通常要经过牙行进行交易。“郭稍东而南，几于比户皆售花者，名花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价值者，两造具备，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166“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167“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美恶而贸易焉。”168有的牙行代商贾收购，在上海“洋行街铺户代闽粤诸商贱值收之〔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乡民〕。”169“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170也有坐贾、铺户兼营牙行的，一般是零购趸售，转贩给商贾。“坐贾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171如上所述，乡民、小商贩和商贾的每一方，都与其他二方进行交易，牙行在其中进行各种服务，由此形成棉花、棉布的交易活动。
棉花不仅是织布的原料，而且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布则是人们制衣、做被褥的材料。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一般来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方的人们常用皮衣、皮被之外，在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活的人们，都离不开棉花、棉布。这样就产生了棉花、棉布的来源问题。如果说全国各地区的棉花、棉布绝大多数都是“自给自足”，即不买也不卖的话，那么，棉花、棉布的流通就应该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各地人们对棉纺织品及其原料的需求，使得棉花、棉布成为商品，在清代前期大部分地区流通。又由于全国地区辽阔，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棉花的种植，棉布的生产也不一样，而且各地区人们对棉花和棉布的衣料需求，更是多种多样。因此，在清代前期，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棉布是自给不足，或者是自给有余的，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际间、县际间、城乡间、乡村间的流通。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
1乾隆《盛京通志》卷之二十七，物产。
2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3方承观：《棉花图》原跋。
4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427页。
5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山东巡抚岳浚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383页。
6康熙《高苑县志》卷之一，方舆志，物产。
7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志勤：《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
9《续历年记》康熙三十五年，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戴建沐：《助修海侯庙记》乾隆，见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
11道光《乍浦备志》卷九，土产。
12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13乾隆《广信府志》卷二，地理，物产。
14道光《怀宁县志》卷之七，物产。
15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乾隆五十七年。
16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231页。
17《清宣宗实录》卷九，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
18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二，道光。
19参阅郑昌淦前引书。
20师范：《滇系》四之一，赋产，嘉庆。
21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物产。
22祁寯藻：《马首农言》，见《秦晋农言》。
23道光《栾城县志》卷二，食货志，物产。
24《河北采风录》卷二，内黄县水道图说，道光。
25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26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七，三十五。
27康熙《嘉定县志》卷之四，物产。
28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七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720页。
29乾隆三年三月初八日海望等题本，见钞档。
30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427页。
31道光《南江县志》上卷，物产。
32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十九，物产。
33民国《上杭县志》卷三十六，杂录，记嘉庆年间事。
34李拔：《种棉说》，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户政十二，农政中。
35褚华：《木棉谱》。
36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广东巡抚鹤年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11辑，第724、126页。
37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38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二，教民纺织。
39《创建花商会馆碑记》嘉庆二十年，转自志勤前引文。
40杨屾：《＃风广义》乾隆。
41陈宏谋前引文。
4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卷十四，艺文下。
43乾隆《成县志》卷之三，物产。
44乾隆《龙南县志》卷之十三，风俗。
45道光《印江县志》田赋志，第四。
46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二，地理门，风俗。
47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48嘉庆八年七月二十日阿克当阿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49《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343、339、422页。
50乾隆三十年十月十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85页。
51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二，物产。
52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存住奏折，见钞档。
53乾隆《正定府志》卷之十二，风物志下，物产。
54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55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七。
56王＃：《闽游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57道光《永安县续志》卷之九，风俗志。
58嘉庆《平远县志》卷之二，物产。
59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英裕奏折，见钞档。
60道光《中江县新志》卷一，地里志，物产。
61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贵州巡抚李庆＃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62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63雍正十年七月初十日四川夔关监督穆克德布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243页。
64乾隆《江陵县志》卷之二十二，风土二，物产。
6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66嘉庆《屏山县续志》卷下，舆地志，场市。
67乾隆《成县志》卷之三，物产。
68严如煜前引文。
69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八，风俗。
70道光《鹤峰州志》卷之七，物产。
71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百龄等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72散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73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金简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32页。
74嘉庆《孟津县志》卷之四，贡赋，土产。
75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76康熙《德安府全志》卷之八，物产。
77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记乾嘉间事。
78道光《西延轶志》卷之二，舆地下，风俗。
79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八，风俗。
80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81乾隆《上海县志》卷之一，疆域，镇市。
82姚廷遴前引文。
83乾隆《随州志》卷之三，物产。
84道光《乍浦备志》卷九，土产。
85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86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九，物产。
87方观承：《棉花图》收贩，乾隆。
88嘉庆《清平县志》书六，户书第二。
89《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七，乾隆二年。
90嘉庆《邵阳县志》卷之四十七，风土志，物产。
91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二，物产。
92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93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94乾隆《诸城县志》志十二，方物考。
95乾隆《昭化县志》卷之二，土地下，土产。
96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97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乾隆十年，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1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
一是政府的发展思路和理念问题。政府的思路决定政府的政策导向，又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度注重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过度看重房地产对GDP、财政收入的贡献，有的还视为政绩。大炒房价、地价，不仅使房价脱离国情，脱离老百姓的购买力，影响“安居乐业”，并造成开发商的投机和暴利。使实体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将影响实体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三个基本特点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产品大量出口、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投入。这已不适应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全球失衡在平衡中调整，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内部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不能过多损害，所以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
三是国家税负水平偏高问题。近年来生产企业普遍反映税负过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某经济论坛上表示，当前经济环境下，若严格执法，90％的民营小微企业不偷税漏税肯定会倒闭。中央财经大学财经学院2011年5月的报告显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从而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不是“放水养鱼”，而是影响企业的发展。
四是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资金供给紧张，融资成本高，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有的去借高利贷，融资难、融资贵，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有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由于外需萎缩，加之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生产经营中资金周转难度更大。
五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挤压实体经济问题。近年来社会上炒风盛行，炒房、炒借贷、炒古玩、炒大蒜、炒绿豆等，有些人一夜暴富，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炒的队伍中来，一些实体经济的经营者看到了别人炒发了家，致了富，而自己吃苦受累还赚钱少，于是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使实体产业“空心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2实体经济问题的危害
一是有些实体产业不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形势，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没有转型能力而破产倒闭了。相当一部分工人下岗，给就业问题造成严重危害。二是由于大量游资涌进了房地产业，开发商投机倒房、炒房，会使我国房地产调控难度进一步加大，房价回归压力大，给房地产业带来更大危害。三是资本转入民间借贷会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高利贷也将进一步恶化金融环境，干扰我国金融市场正常运行，把中小企业逼上绝路，给金融形势带来危害。四是有的资本转移到国外，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实力。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走出困境，通过放宽移民签证等政策和手段招揽我国投资和高科技人才，这种抢钱、抢人的行径会造成我国人、财外流，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影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发展实体经济的对策措施
1发展实体经济，转变政府的思路和理念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各级政府要扭转思路，转变理念，把生产力、资源都转到实体经济上来，把国人从投机炒作氛围中解救出来。要把财政和货币政策落实到实处，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各级政府要制定对实体产业的支持、保护、倾斜的政策措施，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2发展实体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要尽快调整我国的依赖投资、出口、低成本资源及要素的高投入经济增长模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效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降低外需出口份额。因此，我国要对行业布局、地区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以技术商品化为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我国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发展实体经济，发挥国有资产投资的导向作用
国有资产的投资目标和方向，直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目标和方向。近年来，实体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甚至对其他投资主体形成挤兑。所以要求发挥国有资产投资导向作用。尤其是央企，必须把投资重点放在事关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与方向的产业、行业及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方面。特别是有房地产等非实体产业的，只要不是企业的主业，一律退出，给其他投资主体留出空间，要让资本回归到发展实体经济。
4发展实体经济，减轻中小型企业的税费负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税制改革。要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同时要求延长小微型企业所得税减半政策，在提高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采取积极行动，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松绑，再辅之以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更好地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一个与时俱进的税收政策杠杆，很可能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壮大，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5发展实体经济，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加快财政结构支出制度的改革，向战略性行业倾斜，特别是向中小型企业倾斜。要在商业银行之外，发展专为小微型企业服务的机构。还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微型企业和“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融资难问题。
6发展实体经济，防控虚拟经济的投机和暴利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接着对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
(二)“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
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转换机制不畅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国储蓄——投资转换率低；其次，中国的投资率过高；再次，中国的投资效率低下。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以内需促增长
根据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以内需促进增长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机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储蓄—高资本—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
1.“消费-增长”模式的理论基础
笔者以凯恩斯消费函数进行说明，首先，看该函数的三个假设：第一，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假设,即人们每多获得的一元收入，会用于消费的比例或数量。其值在0到1之间，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费对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决定储蓄的决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响储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凯恩斯消费函数常写成：C=a+bY。其中，C是消费，Y是可支配收入，a为自生消费，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代表即使当时没有收入也会进行的消费，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数值在0到1之间。）
2.以内需促增长的现实必要
在人民银行近一次居民储蓄调查结果中，列前几位的储蓄动机分别是：教育费(19.8%)、养老(13.6%)、买(建)房或装修(12.9%)、防病、失业或意外(l1.1%)、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10%)，而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却不到5%。
2、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前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现实和经济增长必须转型的困境下，我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抓住机遇，走出当前的困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等.西方经济学[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