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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定义形象思维的，“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与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不管是哪个定义都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学工作者进行创作时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
2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中虽未出现“形象思维”的字眼，但是有关它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中国文学创作者很早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与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单个汉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脑海中的一个形象，甚至十几个形象组成的画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为典型，因为那是汉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实际的汉字改革-变繁为简。很多汉字已经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让人联想到一人靠在树上歇息的画面。这种造字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文学创作上便是形象思维。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七缀集》第69页）
文学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追溯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运用形象思维用地道流利的艺术语言再现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译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灵感如泉涌，达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种境界的实现还依赖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维是必备条件之一，这样译文才会枯木逢春一般生机勃勃，生命力持久。
2运用形象思维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人物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气力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言谈举止间尽显自身特点，作品读来觉得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敏感体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马良神笔来塑造人物，下笔如有神，使人物在笔下活起来。因此，运用形象思维能够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有人曾这样评价其中的人物:《红楼梦》有许多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他们仪态万千，无异于人物的艺术画廊。他们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数人在性格上不能简单地律条绳墨。因此小说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为小说译者的中心任务，状物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均应为其服务，文章的遣词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语如在耳边。译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过语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灵魂，借助原作者的艺术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语言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兹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来说明形象思维的运用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红楼梦》）
（1）杨宪益译：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译：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这是黛玉初见贾母时的场景，通过描写，贾母在贾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跃然纸上。杨宪益先生的翻译向来以“直译”著称，透过此例便可管窥一斑。霍克斯的翻译译语言则更加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贾母的形象，塑造成功。总体而言，通过短短一句话里贾母的一系列的动作描写：catch,pressandburst体现出贾母所处的强势地位。所利用的动词都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包含译者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灵活现，能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引发读者的审美想象。3运用形象思维再现诗词意境与神韵
在诗歌翻译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大多认为译诗必须也是诗。译诗关键在追求神似，闻一多强调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说的“神韵”还有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诗歌讲究形神共济，意象融合，在对“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远邈，形象思维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手法，而且诗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诗的眼睛，诗歌的意境和神韵皆源于此。诗歌翻译者应该作为读者感悟诗歌中的意象，进而追溯并把握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诗歌意象，从而再现诗歌的意境与神韵。然而形象思维因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以及用以表现思维的语言的巨大差异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这一理解过程便是一件难事，要跨越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便是难上加难。兹例说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关雎》
短短十六字读来却美不胜收，让人称叹，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维的妙用。其一、运用隐而不显之暗比，即《诗经》常用的“赋、比、兴”中“比”这一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诗集传》中这样概括“比”的艺术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诗中，用雌雄雎鸠来比淑女与君子，前两句看似写景起兴，实则与下句作比。其二、双字“关关”及双声词“雎鸠”，叠韵词“窈窕”。双字与双声叠韵两种表现手法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国古代诗歌运用形象思维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译者是如何再现原诗的艺术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较而言，译文3和4优于译文1和2，译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首先两个译文了解到原作隐而不显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译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译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译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写，不仅未能领会原诗的意义，更未能领会原作“比”的艺术创作手法，译文2虽了解到这一点，可以译者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暗比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于是意境丧失，美变为不美。而在对叠字“关关”和双声词“雎鸠”及叠韵词“窈窕”的翻译则差强人意，“关关”：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两个译文完全忽视“关关”是叠字且摹声的语言特征，后两个译文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声义相兼之美已难再体味得到。至于“雎鸠”，译文1完全理解错误，其余皆译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释性的翻译：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说意译的意思是否与原诗“窈窕”等值，即便达意，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也已完全丢失。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诗歌翻译必须对中国古诗词的形象思维的创作手法和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总结
形象思维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译者都需要透过源语文本，充分感知其艺术形象，深谙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再运用形象思维将艺术形象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经过言—象—意—象—言这一过程方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读者也方能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体验。有人曾说过：翻译实践是活跃译者思维、启动译者母语的途径。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翻译者，需要不断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维，才能仰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繁荣本土化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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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翻译的特点
一般翻译，即非文学翻译，只要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表达出来，文字通顺易懂，读者就能得到与原文大致相同的感受。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不同，它使用了艺术手法，表达出某种情节内容，思想感情和风格意境。翻译文学作品，光传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和风格。文学作品是一种艺术品，翻译后还应该是艺术品，有丰富的感染力，给人们以美的感受。茅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
为此，文学翻译要着力于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要做到神似。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学翻译的要求，才能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2.什么叫神似？
神似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所谓“神”指的是什么？神就是指原作的精神。一般说来，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强烈的艺术效果。一部好的小说、电影看后往往在人们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法人深思，回味无穷。神似也叫“传神”，就是除了传意外，还要尽力保存原作的神韵和风姿。在翻译时，如果只把故事情结平平淡淡地译出来，韵味尽失，丰姿全无，即使字面上意思没有出入，文字也算流畅，即做到了忠实，通顺，但不传神，就得不到大致相同的感受，也不能算好的、合格的译文。
3.怎样做到“神似”？
要做到神似，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钻研原文，抓住原作精神；二是在表达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把原作的精神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3.1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词，融会贯通
神似是较高的要求。要做到神似首先要对原作狠下功夫，深入钻研，做到透彻理解，深切领悟，融会贯通。要透过表层结构字面意思，抓住原作的精神食指，即懂得原作说什么，怎么说，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已经收到什么效果。要体会原作的情感和意境，领略原作的韵味和丰姿，才能把握住原文的精神，并以此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使自己表达的东西能体现这种精神。这样译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达到神似。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1：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
译文一：我从来不会想不到一个词，皮特从来不会想不到这个词。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在理解时，译者必须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个细节，即使小到冠词也不能疏忽。在这里“a word ”指的是一个词“the word”指的是最恰当的那个词，译文一的翻译根本没有参透原文的精神，照直死译，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们不妨把这句话改译成：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思想，而皮特则从来不愁找不出最恰当的那个词来。
“对一个译者来说，译一个词，不仅要正确地把词义译出，而且要把这词所具有的特色、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褒贬的态度和正反的说法，不温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体现。”（《译艺谭》，第53页）黄邦杰先生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一句经验总结，很精辟。我们通过字典，通过所学的语法知识了解的字词含义，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可以说是对字词本身的一种表面理解。然而语言是活生生的，只有了解了字词在实际情况下的具体意义，才可以说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词。
例2：There is something of magic appeal in the rush and movement of a “boom”town,—just a clatter of hammers and saws, rounds of drinks and rolls of money.
这句话中出现的词，意义并不难，但是要把词的特色译出来，重现原文的风格，把原作者的感情表达出来并非易事。看完下面的这个译本，也许我们会对文学翻译中如何把握字词的含义，如何重现原文的风格有所感悟：一个“繁荣”的城市在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尘嚣中，自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到处都在觥筹交错，到处都是成叠的钞票。在这个译本中，译文似乎是多用了三个“到处”，这种增词并不是译者随意而为，而是依据对原句深刻的理解，为了表达的需要而作的处理。三个“到处”增加了译句的表现力，而且几个成语用的非常贴切。
例3：He was a fool for danger.
这句话，我们如果逐字死译，将会使译文生硬晦涩，让读者一头雾水。“a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对应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复阅读原文，根据理解对词的意义进行处理。“一个傻瓜，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我们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个俗语来形象地传达原句的意和情：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需要一提的是，在文学翻译中要做到绝对的“信”，“传神”，是比较难的。因为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内涵，思维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很难做到翻译完全对等。我们只有通过反复阅读原文，根据作者字面形象去揣测作者的心思，理解原文字、词、句的深层内涵，并把信息传递给译者才能使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死译，字当句对地翻译，容易让译文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3.2 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
“假如译词而不译意的话，那只能算是翻译了一半，所以说一加一还等于一。如果翻译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是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传达了原文内容所有，字面所无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许渊冲：《翻译的艺术》，185页）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译时当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郭沫若说，对一个翻译文学作品的人来说，“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这些名家名言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在文学翻译中，除了要译准原文的字词，还要力图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一般性翻译，只要译文准确、通顺，大抵就说得过去了，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否则就没有尽到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我们来看一些例句：
1)Size don''t matter, chopping wood...
译文：说到劈柴，个头并不重要……
这个译例中，故事的叙述人想找个人劈柴，见来了个个头很小的孩子，便怀疑他是否能胜任，那孩子便回答了上面这句。显然，这孩子没受过多少教育，说的不是规范的英语，（size 和don''t 主谓不一致，chopping wood和主句关系松散），而译文用的是规范的英语，“说到”一词表明语气正式，语法比较严谨，“并不重要”带有书卷气，跟原文不相符合。
改译：个头没啥关系，劈柴嘛……
2）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
这句话很俗，译文当然不能雅，否则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皮克林要它作什么屁用？”杨宪益先生的这个译文就很传神。
德国文论家和译论家本雅明提出：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译语中发现原文的回声（the echo of the original). 翻译既然要寻求原文的回声，就不能不注意原文的语言文化属性，要一切依照原作来译，在诸如雅俗，深浅，口气，文体，隐显等问题上尽量接近原文。
3）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
这句话中“Home”“Home”“Homely”三个词形，音相同或相似，那我们如何在翻译时把这种精妙的韵味表达出来呢，且看刘炳善教授是如何处理的：家虽不佳仍是家。“家”“佳”“家”三字绝好地和原文中的三个词形成映照。
4）“But where’s thy gentleman, Tess?”
这是哈代所著《苔丝》中的一句话，问苔丝的人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乡间女子，所以翻译成“你丈夫呢，苔丝？”或是“你家先生呢，苔丝？”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张谷若先生译成：“你那一口子哪，苔丝？”就很恰当。
5）“Tarquin and Deuceace get what money they like out of him. He’d go to the deuce to be
seen with a lord?”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泰坤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竹杠，全不用费气力。他只要能和贵族子弟在公共场合同出同进，甘心当冤桶？”如不变通，前面的就要说成“变着法子叫他掏钱”，含义反而不明朗，后面的也得接着前面的说法译成“掏钱叫他们挥霍了他也愿意”，远不如“敲竹杠”、“当冤桶”两喻干净利落，贴切传神。
6）Poor Dobbin; poor old William! That unlucky word had undone the work of many a year———the long laborious edifice of a life of love and constancy———raised too upon what secret and hidden foundations, wherein lay buried passions, uncounted struggles, unknown sacrifices———a little word was spoken, and down fall the fair palace of hope———one word, and away flew the bird which he had been trying all his life to lure!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译文：可怜的都宾! 可怜的威廉! 一句逆耳的话摧毁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辈子爱她, 对她忠诚不变,仿佛吃尽辛苦慢慢在严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宫殿———基础是压制下去的深情, 没人知道的牺牲,数也数不清的内心挣扎———如今说了一句话, 象征希望的美丽的宫殿从此垮了, 一句话, 他费了一辈子想捉住的小鸟儿从此飞去了。
在这个译文中，充满异趣的说法和比喻都保存下来了，行文却是归化地道的中文，并无生硬拗口之病，许多地方仍显示出高超的“神似”技巧。
4.结语
“神似”作为从古典书画理论中衍生出来的观点，现在更多地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本非易事，要达到传神更非容易。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深刻理解原作，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词，做到融会贯通，同时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使用适当的语言形式表现原文的意境和韵味，力求译作的“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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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1996年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一、主位结构理论
“主位”这个术语由Mathesius首先提出，被其界定为话语的起点、既定语境中的已知信息。韩礼德进一步把主位解释为小句作为信息的功能、信息的关注点以及说话者说话的出发点。主位占据小句的开头的位置，剩余部分为述位，它们共同表达小句的语义，通常由已知到未知传达小句的信息。因此主述位的概念不属于形式范畴，而属于功能语义范畴。[1]一个个小句由主位到述位，由已知到未知，形成一波又一波各种形式的信息流。
一个信息单元的主位位于开头，比该单元其他部分更具背景性，自然与语境或前文有着联系，从而产生语篇关联性。因此文本的主位结构系统往往能提供其背景信息和文本的脉络或是线索。在句法层面上，英汉语主位都可以由名词词组、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充当；汉语中的主位还可以由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形容词短语和后位结构担当；英语中还可以由形式主语it和存在句引导词there充当[2]。通过这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汉语的主位更具灵活性，英汉语的主位发展规律也有些不同，这对于翻译来说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二、文学翻译和主位结构理论的关系
在任何翻译语境中，译者要成功完成的最重要的宏观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本中映现原语的主述位结构。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翻译的努力就会失败衔接连贯，因为不保留主述位结构，就会搞错焦点，破坏连贯，衔接的目标便得不到保证。[3]
文学作品是面向想象力的艺术，靠形象说话，对于现实世界并不提供现成答案。如果作者给作品填满信息，读者便会失去想象的空间，作品将失去魅力。成功的文学家会在语言运用上留下空白，即作者自叙语言和文学形象对话中的隐含。如果译者改变、取消原来的隐含意图，虽然也取消了读者的脑力劳动，却也同时取消了审美过程，也等于取消了文学。[4]
那么如何保留原作的文学形象和隐含意图呢？在译作中映现原作的主述位结构是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原作主述位结构的保留给译文读者提供了原作人物、事件、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文学形象，使得译文读者得以保留欣赏原作风姿、增加审美情趣的机会怎么写论文。下面给出选自中英对照版《阿Q正传》中的译例。
原文[5]：远远的走来了(T1)一个人(R1)，他的对头(T2)又到了(R2)。这(T3)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R3)。他(T4)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R4)，半年之后(T5)他回到家里来(R5)，腿(T6)也直了(R6)，辫子(T7)也不见了(R7)，他的母亲(T8)大哭了十几场(R8)，他的老婆(T9)跳了三回井(R9)。
下面分析该语篇的主述位推进结构。下划直线表主位(T1-9)，波浪线表述位（R1-9）。T1是汉语特有的动词短语做主位，也是整段的主位，交代话语事件的背景，暗示这个小语篇的主人公“假洋鬼子”从远方回来，不仅指向空间距离，也指向心理距离。R1指假洋鬼子，为新信息。从这个述位中派生出T2/T3/T4，指他同一个人，R2/R3/R4进一步提供关于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即他的人际关系及其学业背景。T5用了表时间的后位结构，提供事件的时间背景，已知信息这个人“他”又出现在了述位，便又有了隐含意图，旨在说明这是一个留学归来的样样不同的新人。T6/T7都是他身上的一部分衔接连贯，R6/R7是描写他外形上的变化。T8/T9是与他相关的亲人，R8/R9叙述了她们绝不容忍他的新变化。总的来说，除了T1/T5这两个表时空背景的主位外，其他主位都是假洋鬼子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亲人，该主位结构作为话语的起点很好地提供了解读的衔接线索，表达了极连贯的语篇意图。
译文[5]：From the distance (T1) approachedanother of Ah Q’s enemies(R1). This(T2) was Mr. Qian’s eldest sonwhom Ah Q thoroughly despised(R2). After studying in a foreign-styleschool in the city(T3), it seemed he had gone to Japan(R3). Whenhe came home half a year later(T4) his legs were straight and his queue haddisappeared(R4). His mother(T5) wept bitterly a dozen times(R5),and his wife(T6) tried three times to jump into the well(R6).
由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以英译的主述位总数少于原作。英译中T1/T2/T5/T6保留了原作的主位，其他主位略作调整，但也保留了原作语篇要素作主位。原作T6/T7改作译作R4的次一级主位。译文读者能通过映现出来的主述位结构获得相似的文学形象和审美过程，领略原作该段的语篇隐含即“假洋鬼子”外表上的变化就足已令其亲人和乡邻反感，更别说真正的革命精神能深入他们的内心了。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Functional Grammar[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37-38.
[2] 黄国文，王宗炎. 语篇与语言的功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81-83.
[3] Hickey, Leo.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07.
[4]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52.
[5] 鲁迅.（杨宪益，戴乃迭译）阿Q正传[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38-39.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51-02
“前景化”这一概念源于视觉艺术领域。根据二十世纪初格式塔心理学家鲁宾等的研究，人的视觉倾向于把视野中的景象区分为图像（figure）和界面（ground）。确切地说，当视野中的不同物体具有颜色、亮度方面的明显差异时，人的视觉会自动将它们区分为明亮的前景（foreground）和晦暗的背景（background），并且将前景视为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一、文学语言中的前景化
前景化的原理可以应用于文学语言。在文体分析中，它指一种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前景化，或从背景中突出的技巧。被突出的特征是语言上的偏离，而背景是人们一致接受的语言系统。Leech（1970）认为，前景化就是一种对艺术的有目的的偏离。为了达到在风格上有特色，某一语言特征必须偏离某种比较的常规。Leech（1969）把偏离进一步分成8个类别：词汇偏离、语音偏离、语法偏离、书写偏离、语义偏离、语域偏离、方言偏离和历史时期偏离。Halliday（1973）把真正的前景化（truegrounding）和纯粹数量众多的语言结构区别开来：一种数量突出（prominence）的语言结构只有在与整个文本意义相关联时，才会成为真正的前景化。Halliday从功能的角度更加明确的定义了前景化的概念，同时也表明前景化表达形式在作品中具有文体功能和价值。
二、文学翻译中的前景化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的艺术质量主要体现在作者对语言的选择上。在文学翻译中，应重视对原文前景化语言的理解与表达。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常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译者往往看重对原文内容、信息的传达，而忽略了对文章形式、文体的再现，使文章所要传达的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甚远。
Leech和Short在《小说中的文体》一书中采用了以下模式来描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1981）：意思[内容、事实]+[表达形式的]文体价值=（总体）意义
在翻译文学作品中仅仅传达作品的内容信息而忽略形式的再现就易造成“假象等值”（申丹，2002）。其通常表现形式为：译者认为原文中的某些虚构事实有违常情，因此有意进行“情理之中”的改动。译者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译文形成了与原文更为合理的对应，实际上却损害了原文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
（一）修辞前景化
修辞前景化是由于作者使用的修辞手法比较特别，超出读者的预料而形成。
例如：
But Mr. Wu’s face is worth a fortune： it is peculiar to the point of caricature. A head shaped like a bomb，and just as suggestively explosive，gaunt，……rugged，with very prominent cheek-bones and sunken cheeks，and eyes which stare at one like glowing coals―all this set on a neck too long by half； and a thin body，as strong and as little elastic as a rod of steel！（excerpted from Mr. 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
译文1.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外形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江枫译）
译文2.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炸性，……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林语堂译）
人脸与一大笔财产、脑袋和炸弹、眼睛和灼灼的碳球，吴先生异于常人的长相和形态跃然纸上，这几处精心雕琢，那几处简笔勾勒，嫣然一幅详略得当的肖像画，令人印象深刻。译文1较译文2用词谨慎，修辞上受英语行文习惯约束，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吴先生长相之奇特。相比之下，林语堂先生用词大胆而灵活，“天生禀赋”、“讽刺画”、“爆炸性”等等，产生的修辞效果更为突出，更加“前景化”。
（二）词汇前景化
词汇前景化表现为临时创造新词或赋予普通词汇新的意义。
例如：
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荔枝蜜》，杨朔）
译文1. But since then，whenever I see a bee，I feel all knotted inside and very uncomfortable.
译文2. Nevertheless，the very sight of it always gave me an awkward feeling since then.
译文3. Still，after that，the sight of a bee always filled me with misgivings.
“疙疙瘩瘩”一词《新华字典》给出的基础解释为：不平滑很粗糙，比喻办事遇到一些麻烦。这里办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麻烦呢？从上文可知，即“遇见蜜蜂”然后“被蜇”这件事，那这感情上的疙疙瘩瘩，可想而知就是对“蜂蜇”的一种担心和恐惧了。三个版本的译文明确表现出这层意义的是译文3，misgivings尤作复数，指a feeling of doubt， distrust， or apprehension，但始终体现不出原文中“疙瘩”和“蜂蜇”之间形象的因果联系。笔者试译为：Nevertheless， the very sight of it always stung me， leaving me uncomfortable.
（三）数量前景化
数量前景化指某些语言因为出现频率过高或过低而超出读者的预期。
例如：
Through the fence， between the curling flower spaces， I couldsee them hitting...They took the flag out， and theywere hitting...and he hit and the other hit..."Here， caddie." He hit...They were hitting little， across the pasture.（The Sound and the Fury）
透过栅栏，穿过缠绕的花枝的空隙，我看见他们在打……他们把小旗，打了一下……这人打了一下，另外一人也打了一下……“在这儿，开弟。”那人打了一下……他们过老半天才打一下，穿过草场。（陈文俊译）
文中不长的两小段内就出现了六次hit，对于较忌讳重复用词的英文来说，显然偏离了常规。作者这么使用当然是有用意的，小说选段的视角是一个智力障碍的成年人，看到眼前有人在打球但他并不理解这一行为时，他的词语库里大概也只有最简单的hit一词是可用词汇。在翻译时应译作同一个字即“打”，以突显这一词在数量上的特殊，使其跳出别的词，成为“前景”。
三、结语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常通过前景化突出文章中心，增强语言的表达力与效果，以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将原文的意义准确表达，更要把原文前景化语言特点在译文中再现，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与原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有相似的感受，理解与心理认识。
参考文献：
[1]McIntyre，D.2003，Using Foregrounding Theory as a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a Stylistic Course[J].Style（37）.
[2]Leech， G.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M]. New York： Holt， Rindhart and Winston， 1970.
语际平衡
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
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对生态翻译学的体现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包括了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5]。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渊冲和庞德在英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过程中适应原文和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继而做出对原文的主题思想“取便发挥”，这种做法又可以解释为是两位译者适应其生存境遇的一种选择。
2.1 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具体表现为对“能力”的适应。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重点是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2]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可以说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论文格式模板。许渊冲先生是“诗译英法惟一人”,他用韵文来译,显示出了中国翻译家力求保持中国古诗词民族特色的诉求。美国诗人庞德改译的《华夏集》包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十九首，其译文语言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6]。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中许渊冲和庞德这两位文学大师的译文得到广泛流传，说明两位译者不仅没有被“翻译生态环境”给淘汰掉(比如或审稿者“未通过”、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读者“不愿看”、或译评者“不认可”等等)，而且其译作也做到了“适者生存”。
2.2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因此，在译文的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生态环境选择译文，“重点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这时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选择”[2]。这种选择性适应集中体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评判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要看译者是否多维度地适应了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本文从这三方面看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译本的异同。
2.2.1 译者对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语言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7]。
在形式上，唐诗整齐、简练,信息载量丰富；英文诗中冠词、介词、连词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得在行数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难。作为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体现了唐诗布局合理，排列整齐，富于建筑美的特点。在两篇译文中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存了原诗的这一特点，也是四行，而在音节数上是呈递减趋势，从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渐渐远去，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诗的形式上与情境遥相呼应。而庞德采用了现代自由诗体译成了散文诗，他认为，翻译不应该受原语句法的限制，应该根据译语的表达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句法表达思想。笔者认为，唐诗乃中华文化之瑰宝，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所以译者在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同时，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和原文较为一致的形式来传达诗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笔者认为，两篇译文中，许的译文较为突出。
在韵式方面，诗人颇具匠心地选择了/楼/州/流三个声调悠扬的韵脚,吟诵起来余音袅袅。这与孤帆远去、江流天际的景象以及诗人目送友人、以及对友人无穷无尽的思念十分切合。在这两种译文中,许渊冲的译文保持了唐诗的音韵美，采用了aabb式的韵脚的转换,并在句数上采用了绝句的四行式排列。而庞德译这首诗时运用现代自由诗体。可见，由于两名译者的体会、判断和选择的不同，即使是对同一首诗，也会产生不同的译作。
2.2.2 译者对文化维的选择转换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1]。
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 在“黄鹤楼”送行富有文化内涵。许译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东而行，又传达出了黄鹤楼的文化内涵：黄鹤楼既是传说中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览圣地和中国诗人经常留下诗句的地方。庞德在此句的译文中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例如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他选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黄鹤楼”原因在于这两个词作为名字好听，和“故人”的汉音有点类似，带有一点恰当的异国情调，放在诗歌的开头和首句末显得亲切、自然，对整体意境传达起着一定的作用。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开元盛世的“扬州”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象征着欣欣向荣,充满希望。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证当时的扬州确实是李白心之所向。许译用River Town向译文读者点出了扬州的水乡特征,有助于译文读者产生有益的联想。庞德的译文舍弃了表示目的地的“扬州”，而换成了一个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烟如雾的花丛随着孤舟渐行渐远，慢慢地变得模糊不清。这一意象凸现了一个动的过程，孤舟的远去，花丛的逐渐模糊与送别之人的心情交相辉映，送别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华。
文化传递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诗歌而言尤为如此。两位大师在文化维的选择转换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生性,应用他们各自的语言来体现两种文化的转换,都选择尽量把文化内涵传达到位, 可谓都是较为好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翻译。
2.2.3 译者对交际维的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说译者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论文格式模板。诗歌在交际维层面的转换体现为原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通过译者的桥梁作用，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产生共鸣，促成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交际目的的实现。因此，译文中意境的传达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诗意赖以飞翔的翅膀，是一种软信息的传达。
诗的第三、四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全是写景,实际却描写的是李白送别诗友时的惜别深情。许译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无穷无尽，这种空间上的延续也能表明诗人送友人时的怅惘情怀。原文中的“流”这个意象，许译为“rolling”，表示的是长江的气势和浩荡，与诗人感伤的情绪形成了对比，衬托出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庞德对两个意象的英译仍然没有逐字对译，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将一叶白帆远去消失在天边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将“天际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结合的山水画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这一方面充分表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色――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另一方面让西方读者可以透过诗中突出的语言意象了解到异域文化，潜移默化地领会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这样的译诗,经过内容和形式上的“转述、改写、变形”后,在当时客观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大获成功,这是译者庞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诗歌的成功“出访”。在这部分译文中,两位译者对原文的处理增减恰当,将原诗中的“诗眼”和美的意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从翻译创生性来看，两位译者是发挥其主导作用，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实现了交际目的，堪称最佳翻译。
三．结语
综观两篇译文，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两篇译文各有千秋。为了形成“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各自都尽可能地跟原诗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译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时空差距和文化差异，从各自的审美视角出发，通过译作竭力将壮丽的画卷忠实地再现在译语读者面前。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不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者负责;同时是译文“作者”，要服务于读者,对读者负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译者是翻译的真正主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过程。译者的素质越高,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应”与“选择’才会完成得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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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l: Discusses the child essential element and the toxic element blood lead level relations. Method: Using the atomic absorption law examination essential element copper， the zinc， the calcium， the magnesium， the hard content， the anode dissolves the voltammetry examination toxic element blood lead content， and carri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normal comparison group.Finally: The blood lead high group， various ages section child zinc， hard， the calcium essential element content is somewhat low， the difference has apparent nature， copper， the magnesium content difference does not have apparent nature. Conclusion: The child blood lead level elevates causes the important attribute which the child essential element zinc， the calcium， the hard absorption reduces.
【Key words】essential elementblood leadchild必需元素钙、镁、铜、铁、锌作为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物质单元，在人的整个生命活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是人体必需的元素。而毒性元素铅是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金属元素，进入机体后对神经、造血、消化、肾脏、内分泌等多个系统产生危害，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元素。为探讨儿童必需元素水平与血铅水平之间相互关系，我们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2月对在我院门诊体检的1635名儿童进行了必需元素与血铅含量的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2004年10月~2005年12月期间，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0~7岁儿童共计1635名。
1.2方法:微量元素检测方法：采集末梢血20uL， 应用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BH 5100PLUS型原子吸收光谱仪检测钙、镁、铁、锌、铜五种元素。
血铅检测方法：采集末梢血100uL，应用美国ESA公司生产的3010B型全自动血铅分析仪，阳极溶出伏安法进行检测。
两种检测均由专人负责，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均采用同一厂家的配套试剂。根据美国CDC推荐的儿童铅中毒诊断方案，血铅≥100ug/L为铅中毒。
1.3统计学方法:实验结果用X±S表示，组间比较用t 检验。
2结果
不同年龄组必需元素与血铅水平情况见表1
在必需微量元素中，血铅偏高组中铁、锌、钙含量均低于正常组，其中，铁含量：1岁组、2岁组含量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0岁组、4岁组、5岁组含量差异有显著性（P＜005)；锌含量：1岁组含量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0岁组、2岁组、4岁组、6岁组含量差异有显著性（P＜005)；钙含量：2岁组含量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0岁组、1岁组、4岁组、6岁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而铜、镁含量差别没有显著性。
3讨论
铁、锌、钙、镁、铜是人体内重要的微量元素及宏量元素，它与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机制和组织修复，智能发育及某些疾病有密切关系。全血中微量元素检测分析，对反映机体营养和健康以及疾病诊断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儿童生长发育意义重大[1]。铁在体内参与造血，并与能量代谢有密切关系，铁还参与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过氧化物酶等多种蛋白和酶的合成，还与多种酶的活性有关，缺铁时，中性粒细胞的杀菌能力下降，淋巴细胞的功能受损，与免疫功能也有关系。锌是DNA和RNA聚合酶的重要成分，缺锌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及病理变化，各种含锌酶的活性降低，消化功能减弱，蛋白吸收受影响[2]，而补充这些元素均可刺激生长发育，恢复正常状态。
表1不同年龄组必需元素与血铅水平情况（X+S）
年龄组别
（血铅）例数必需元素铁(mmol/L)锌(umol/L)钙(mmol/L)铜(umol/L)镁(mmol/L)0-异常组131632±072*6021±2325* 123±036*2312±821152±021正常组161 712±0677295±2456193±0412409±711146±0171- 异常组 147 587±073** 6327±2972** 121±029*2226±679153±016正常组189754±0758843±3001 185±0302386±763150±0152-异常组131597±074**7827±2752*092±031**2357±792151±021正常组152761±0799226±2648182±0472344±786148±0203-异常组112 721±0698725±276144±0212212±658 139±021正常组148773±0789397±285184±0342106±678 145±0154-异常组87621±073*7825±2112* 118±027*2312±648 151±023 正常组102745±0729292±2006186±0372203±698146±0215-异常组46632±077*8724±2518147±0272411±697147±019正常组91758±0759527±2692182±0362305±702 150±0186-异常组51721±0728127±2615*123±039*2319±701137±021正常组87767±0749435±2724 184±0412408±712 147±019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铅是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重金属元素，对人体尤其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危害极大[3]，研究证实血铅水平超过100ug/L，将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性格改变，多动，智商下降，同时还可导致反复感染，出现贫血，行为异常以及不明原因的腹痛和神经系统损害症状[4]，儿童的生长，生活环境可接触到大量的铅，铅尘大多在距地面一米以下，与儿童呼吸带高度一致，再加上儿童有较多的手、口动作，易通过消化道摄入铅。2001年8月，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在全国9省19城市采集的6500份3~5岁儿童血样，发现血铅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儿童血铅含量标准为100ug/L）的已占总人数的三成。经过问卷调查，铅含量超标严重的同学，确实有身材娇小、学习吃力，学习成绩差等症状。说明铅污染对青少年的危害已相当严重[5]。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血铅偏高组的儿童，各年龄组铁、锌、钙都有不同程度的偏低。说明铅含量偏高会影响儿童微量元素的吸收，这是因为铅与钙、铁、锌在肠道吸收过程中向同一部位运转蛋白，有竞争抑制作用，铅含量提高会降低钙、铁、锌在肠道吸收，出现了“缺钙、缺铁、缺锌”现象[5]。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同年龄阶段给儿童适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可以防止铅含量的摄入，以减少铅含量超标对儿童造成的危害。
综上所述，血铅水平升高，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造成儿童微量元素的缺乏，应动态观察儿童血铅水平的变化，减轻铅含量增高对儿童造成的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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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建华.普宁市60例危重住院儿童铁磷镁锌的测定及临床分析[J].广东微量元素科学，2003，10（12）：35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白话文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