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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经络 动脉 中医名词 经分
经络概念是中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经络概念由很多子概念组成,如经脉、络脉、经别和经筋等等。经络概念系统中,十二经脉(十二正经)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这不仅仅因为它们与五脏六腑有特异性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它是来自目前最早的经络著作--马王堆帛书中的原始经络概念。马王堆帛书中有一部分医书,包括《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脉法》、《阴阳脉死候》和《五十二病方》(书名是后加的),张家山汉简中有一些相同的内容,也被一并考虑。经文献工作者的考证,这些医书均早于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它们是研究我国医学思想特别是经络、气血等概念形成的重要史料。本文以马王堆帛书和《黄帝内经》的原文为基础,以经络概念进行解析,试图阐明一个未被注意的重要经络概念--经分。
1 马王堆帛书中的"启脉"是什么意思
在马王堆帛书中有一部书叫做《脉法》,全文不过数百字。通常仅将《足臂》和《阴阳》视为早期经络著作,其实《脉法》也是一部重要的经络著作。《脉法》中有"臂之太阴、少阴,氏(是)主(动)则(病)……"等字样,与《足臂》和《阴阳》的描述完全相同;《脉法》中"脉"字的写法"〖FJJ〗"也与《阴阳》中的"脉"字相一致,因此《脉法》中所说的脉就是《足臂》和《阴阳》中所描述的脉。《脉法》谈到了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启脉:"用砭启脉者必如式,臃肿有脓,则称其大小而(为)之砭"。启脉的对象是脉中的脓,用的是砭石。有的校释者认为这一过程是用石头切开血管,笔者不敢苟同。根据现代医学知识,脓肿由化脓性炎症引起,其脓液由坏死的细胞、细菌、组织碎屑和少量浆液组成,存在于组织间隙特别是皮下筋膜之中,大的脓肿还可形成充满脓液的空腔。在西医中,难以吸收的大脓肿需要切开排脓或穿刺抽脓,这与《脉法》中用砭石启脉排脓完全相似,只是工具不同罢了。当然,切开组织间隙的时候也会流血,但排脓是主要的,专门的泻血有刺络出血,与启脉不同。而且,在启脉中讲到脓有深浅大小的不同,不根据具体情况而启脉则伤良肉等等。所以,这里被切开的"脉"不是血管,而是组织间隙。由此可见,马王堆帛书中的脉至少有一个实质性的结构,即组织间隙。组织间隙是现代的名词,在《黄帝内经》中称为"分肉之间"。
2 马王堆帛书中脉的另一个实体--动脉
组织间隙似乎并非马王堆帛书中脉的唯一内涵,《脉法》中还提到"夫脉固有动者,之少阴,臂之太阴、少阴"。在人体体表常动不休的只有动脉,因此这里的脉似乎又有动脉的特性。但体表能够触摸到的动脉仅为一小段,而经脉的路线却很长,《脉法》和后来的《黄帝内经》都提到只有三条脉为固有动者,即"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灵枢・动输》)。那么,那些不动的经脉又该如何考虑呢?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讨论。
3 血脉和分肉之间是人体中两种并行的基本解剖结构
《黄帝内经》第一次对人体的解剖结构做了系统的描述,如皮肉、筋骨、毛发九窍和五脏六腑等等,但涉及针刺和气血运行的解剖结构主要有两类,一为血脉,二为分肉之间。这两个概念常常并列出现,如"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灵枢・贼风》):"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灵枢・四时气》):"病初发岁一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素问・长刺节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灵枢・官针》):"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素问・骨空论》)。这里,血脉与分肉之间是针刺的两个实在的解剖结构,也是病邪所居的两个部位。"分间"是分肉之间的简称,有时也简称为分肉间,或者分肉,但单独的"分肉"概念主要指一块肌肉,而"分肉之间"特指两块肌肉的间隙。类似的一系列概念还有:肉分(之间)、腠理、肉腠、分理、溪谷、节等等,它们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都是指不同类型的组织间隙。
4 血脉、分肉之间与经脉线的关系
4.1 经之动脉--经脉线上的动脉
血脉包括动脉和静脉,其中与经脉线密切相关的是动脉。"动脉"一词在《黄帝内经》中是一个确切的概念,曾独立出现23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经脉线相联系的,如:"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素问・离合真邪》):"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灵枢・本输》)。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脉线就是动脉,大概受这些描述的影响。然而,《灵枢・离合真邪》中的"经之动脉"已经把"经"和"动脉"明确地区分开来,经是定语,指明动脉的位置是在经上,而"腋内动脉,手太阴也"也并非说腋内动脉就是手太阴经,《灵枢・本输》中还有"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怎么可能两个不同的动脉都是一条经呢。而且,经很长,这两个动脉看来很短,短到就是一个穴位的大小,一个穴位怎么能和一条经相等同呢。因此,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动脉属于××经,书中文字显然作了省略,它们都属于"经之动脉"的关系。既然有经上的动脉,是否也该有非经上的动脉呢?这一点,《黄帝内经》没有明确说明,但在某些地方,动脉确实是独立地被提出。如"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腹痛,刺脐左右动脉"(《灵枢・杂病》),这里的动脉只标明了解剖部位,并未说明与经的关系。
古人的描述通常很简洁,加上后人传抄的遗漏(甚至可能是口传笔录,如很多同音字的使用),有很多概念被简化。象"经之动脉"一类的概念,经常被简化成"经之脉""××脉"甚至"××经",如"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脉来,有过者独热"(《太素・杂诊》),这里,可以按到的脉显然是动脉,但"动"字被省略,单从字面上,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手阳明经。再如"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灵枢・动输》),这里,能够"独动不休"的显然是动脉,张介宾在(《类经》)中注解的很清楚"然唯手太阴、足少阴、阳明三经独多动脉",因此,"手太阴,足少阴、阳明"之后省去了"之动脉"这三个字。再如,"颊痛,刺手阳明与颊之盛脉出血"(《灵枢・杂病》),这里的"手阳明"据黄龙翔考证指的是手阳明经手腕部的"手阳明穴",即动脉搏动处,也就是三部九候的中部地,而《素问・三部九候》中的六个动脉更是全部使用了三阴三阳的命名,即"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如果你不知道上下文,你就很难分清它说的是经脉线还是经脉线上的动脉。在《难经・一难》中还有"十二经皆有动脉"的说法,说明古人对经脉线上的动脉了解颇深。
从《黄帝内经》中的某些语言看,"经脉"有时即指经上动脉,如"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如果认为这里的经脉就是指"分肉之间"的话,则自己伏行于自己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动脉是位于分肉之间的,且深不可见。而且,在前面这句话的后面有"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因此这里的"经脉十二者"是指十二条经脉线上的动脉。可能《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在更大范围的脉诊中,发现了一些搏动的血管,其位置正好是在马王堆帛书所描述的经脉路线上,因此误以为这些动脉是一直循经的十二条动脉,而只在某些地方出于体表;由于同时知道其中流动的是非常宝贵的血液,故此,编织了具有行营血功能的十二条经脉,以代替马王堆帛书中未经具体阐明的十二条经脉路线。因此,《黄帝内经》之后"经脉"这一概念同时具有了经脉线和经脉线上的动脉两种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的后面,又讲足太阴过内踝,无所隐故。如果承认足太阴为十二经脉之一,则前后矛盾。因此,古人心目中的十二经脉并不一定都是可动的动脉,可能还包括粗大直行的静脉。然而,无论怎样考虑,《黄帝内经》某些地方用血脉代替经脉的做法已经暴露出很多矛盾。
4.2 经分--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
经脉线上除了有动脉这样一种实体结构外,还有另一种结构,即分肉之间。位于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特定的概念,可称之为经分。实际上,这一概念已经在《黄帝内经》中直接出现过一次,即"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灵枢・官针》)。张志聪注:"大经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邪客于皮毛,入客于孙络,留而不去,闭结不通,则留溢于大经之分而生奇病,故刺大经之结络以通之"。大经即经脉线,因此,大经之分即指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由于邪客于孙络,产生结络,并导致邪气进一步流入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经分),而产生奇病,需刺经脉线上的结络,以疏通经分;另一种解释是,刺大经上的结络和分肉之间(经分),以疏通经脉。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一些与经分含义相同的描述,如"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灵枢・本输》),"在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灵枢・卫气失常》),"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灵枢・寒热》)。第二句中,"诸阳"指的是诸阳经脉,足少阴(之)分间意思是足少阴肾经上的分肉之间。由此可见,经分--经脉线上的分肉之间是作为一个确切的概念存在于《黄帝内经》之中的。与经之动脉相对应,也可称其为"经之分间",(如"足少阴之分间"的描述),简称为经分。
经分这一概念并未被现代中医教科书明确地提出,但它确实存在,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经络概念,因为经脉线上运行着营卫两种气。从功能上讲,经脉和经分一个行营血,一个行卫气,正是水谷精微"别出两行"的营卫之道。它们之间又经常是一种并行的关系,就象《灵枢・胀论》所说的"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并脉是指与行营血的血管并行,循分肉是指走在血管外的分肉之间。所谓"营在脉中,卫在脉外"以及"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都是相对于行营血的血管而言的,徐灵胎在《难经经释》中有很好的注解:"荣(营)卫,《灵・荣(营)卫生会》篇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荣(营)在脉中,卫在脉外是也,合言脉则荣卫在其中矣"。
《灵枢・营气》篇讲述了营气沿十二经脉运行的顺序,《灵枢・营卫生会》则描述了卫气沿十二经脉路线的运行,即"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注手阳明,上至舌,下注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这里的太阴之分即手太阴分肉之间,而后面的手阳明、足阳明等应为手阳明之分、足阳明之分,后面"常与营行于阳二十五度……"也都是循着与十二经脉对应并行的经分走的,文中显然作了省略。因此,与狭义的十二经脉相对应的是十二经分,它与十二经筋、十二皮部一起都是十二条经脉线上不同的具体结构。由于它不象经脉、经筋和皮部那样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并明显具有"十二"的数字,故没有被历代的注释者所注意。如河北医学院编写的《灵枢经校释》中,对前面"循太阴之分而行"的语释为"沿手太阴经的路线下行至手",并没有将"分"的实际含义"分肉之间"表达出来,在其它几个地方也基本如此。现代中医教科书中讲经络系统的组成时,也没有将经分明确地提出来,而是将其与十二个经上动脉一起混成为十二经脉,其实主要谈的还是路线,并没有涉及具体结构。
5 络上的血脉和分肉之间
首先，结合《内经》原文的环境加以理解。“胃不和则卧不安”所出《素问・逆调论篇》：“帝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脏使然……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本段话，黄帝与歧伯一问一答间，将脏气上逆的症状、病因病机展现于前。黄帝所提出的六种症状，实际上两两归因于下文歧伯所答之“阳明逆”（即胃气逆）、“肺之络脉逆”和“水气之客”（即肾气逆）。三者之中，除了“络脉之病”对人的影响不大外，胃气逆和肾气逆皆能导致“不得卧”。其实，以古人行文习惯，“起居如故”与“得卧”并见，已无形之中为“不得卧”做了注解，即与睡眠有关。后人之所以有“不能平卧”、甚至“端坐”之解者，笔者窃以为皆与“水气之客”所致之“喘”一症有关。诚然，“水气之客”可见“行而喘”，“不得卧”，甚至端坐呼吸，此处“不得卧”尚且可以理解为“不能平卧”，但是那是对肾气上逆而言，而非胃气逆，“阳明逆”见症除了“不得卧”以外，只有“息有音”或“息无音”。况且，通观《黄帝内经》，中言“不得卧”有“不能平卧”之意者，只有此处与《素问・评热病论篇》中“诸水病者，不得卧”，显然，这两处皆水气为病。而言“不卧”、“不得卧”者，可见《灵枢・邪客》、《灵枢・大惑论》、《灵枢・营卫生会》、《灵枢・寒热病》等篇，且多与“目不瞑”、“不得瞑”并提，皆有不能安寝之意。
其次，研究古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对字词的考究。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对“卧”的解释为：“卧，休也。”“休，息止也。”显然为卧与作息相关提供了佐证。
再者，临床上“胃不和”影响睡眠的证据也同样证实笔者对“卧不安”的理解。在对1000例失眠症临床调查中，属中医脾胃本病兼不寐者136倒，失眠症伴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慢性结肠炎等病约占躯体疾病的24.59％[2]。
《内经》中对于睡眠机理的论述有三：其一，从阴阳的角度。《灵枢・口问》“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人应自然，故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寤。其二，从跷脉的角度。《灵枢・脉度》云：“跷脉者……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言跷脉经气之盛衰决定人的觉醒与睡眠，并通过其司目之开合来体现寤寐的生理状态。其三，从营卫气的角度。《灵枢・营卫生会》云：“荣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灵枢・口问》又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则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可见，营卫出入有序、离合有常乃人体寤寐之生理。阴阳、跷脉、营卫三者之间又紧密联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障碍，皆可导致失眠。《灵枢・大惑论》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歧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盛，故目不得瞑矣。”是言多种疾病，只要导致“卫气不得入于阴”，皆会引起睡眠障碍。《灵枢?营卫生会》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可见，营卫二气，皆来源于胃中所生之清气，脾胃失于化生，则营卫虚少，卫阳当出而不出，当入阴而不入，出现寤寐失常的病理。
中医是中华民族文化宝藏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医学源远流长，成书久远。且中医思想深受儒家、道家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医翻译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是医典之宗，被誉为中医学的“《圣经》”。其体系构成于先秦，成书于两汉。《黄帝内经》语言精美、理论精深、文化色彩浓厚[1]。从1925年开始，截止2005年已有11部正式出版的《黄帝内经》英译本[2]。本文以跨文化为视域，选取《黄帝内经・素问》ILiza Veith和李照国的两个英译本，比较分析文化因素对译本产生的影响。
1 中医英译的跨文化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而以跨文化交流活动为目的的翻译，与其说涉及了两种语言，倒不如说涉及了两种文化。翻译研究无疑应置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下[3]。中医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由于中医的特殊性，在翻译中两种文化的碰撞更为突出，对于中医英译来说，它是一个双重的跨文化活动-从中国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
2 历时的跨文化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活动是在对文化背景透彻了解的基础上去理解当时语境下的意思。中医药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黄帝内经》成书于汉朝，其间中国文字乃至中国文化都经历了巨大变迁。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使中医翻译具有其独特性。在翻译中医药时，译者一定要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根据古人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来解读古人的著作。由于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 Veith和李照国的译本在解读源语言方面产生了差异。Veith是一位医史学家，母语是英语，她会五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她完全不懂中医学，不具备古汉语阅读能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透彻。李照国母语为汉语、本人曾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和中医博士学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因此，Veith译本中对原作错误的理解，阐释和漏译很多。李照国译本在保持原作的内涵、思维和主旨方面要好的多。
例l 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Veith本：When she reaches her fourteenth year she begins to menstruate and is able to become pregnant.[4]
李本：At the age of fourteen，Tiangui begins to appear， Renmai （Conception Vessel）and Chongmai （Thoroughfare Vessel） are vigorous in function.Then she begins to have menstruation and is able to conceive a baby.[5]
“天癸”、“任脉”和“冲脉”这些词汇极具中医文化特色，它们所载的文化信息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语”。Veith本翻译“天癸”为menstruate，失去了源语言中蕴含的丰富意义，对于“任脉通，太冲脉盛”，Veith漏译。李本用音译和文后加注，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信息，译文基本忠实。
例2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Veith本：The principle of Yin and Yang〔the male and female elements in nature〕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entire universe.It is the principle of everything in creation.It bring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to parenthood；it is the root and source of life and death；and it is also found within the temples of the gods[4].
李本：Yin and Yang serve as the Dao （1aw）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ll things，the parents of change，the beginning of birth and death and the storehouse of Shenming[5].
在这句的翻译中，尽管Veith本语言流畅，但对于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道”、“天地”和“父母”，Veith本用普通英语词汇翻译，无法准确地再现源语言的思想内容，对“神明之府”的翻译在理解上发生了偏差，出现了误译。李本用音译或文后加注，读起来虽不十分流畅，相对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所以，在中医英语的翻译中，译者首先应该着重考虑词语的历时变化和古今文化差异，才能进行准确翻译。
3 共时的跨文化
译者在把握了词语的历时变化和古今文化差异后，中医英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时的中西方文化的跨越。中医英译对外交流的实质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输出。汉语和英语属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有时对于同样的事物，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情感。因此，对于中医英译来说，译者具备英语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功底，掌握英汉词汇上的文化差异、句法上的文化差异，具备译入语文化意识，才有可能准确恰当地传递源语的意蕴。Veith利用母语为英语的优势，她本人熟悉西方文化，又了解东方文化。尽管她在源语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错误，但译文文字优美，语句生动，所以，Veith本译本多次再版，流传至今成为公认的好译本。
例3“审其阴阳（阳），以别柔刚（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Veith本：In order to examine whether Yin or Yang predominates one must distinguish a gentle pulse and one of low tension from a hard and bounding pulse.During a disease of Yang，Yin predominates；and during a disease of Yin，Yang predominates.When vigor and constitution are determined，everything is in its proper place[4].
李本：[In diagnosing diseases，it is very important]to differentiate Yin and Yang as well as softness and firmness.Yang diseases can be cured by treating Yin and Yin diseases can be cured by treating Yang.[In treating diseases，one must try to] decide[whether the disease is at]blood[phase or]Qi[phase]and make sure the location[of the disease] [5].
Veith本译文语言优美，句子长短变化灵活，符合英语句子的表达习惯，可读性强，更能为母语是英语的读者所接受。李本语言过于直白，译文选词变化性不大，句式相对简单，译文受汉语表达习惯的影响。
3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因素在中医翻译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中医英语的翻译中，译者首先应该把握词语和文化的历时差异，东西文化的共时差异，才能进行准确地翻译。因此，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医翻译，展开较深层次的研究，对于提高中医英译的质量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李照国.《黄帝内经》英译得失谈[J].上海翻译，2009（11）：3.
[2]雷燕，施蕴中.《黄帝内经》英译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4）：172.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4-0798-02
收稿日期：2006-11-05
作者简介：胡永军（1979-），男,山西宁武人，200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
脾胃学说是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脾与胃共居中焦，脾为“中央土，以灌四傍”（《素问•五脏别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原也。”所以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时代，古代先贤就对脾胃的正常功能及异常变化有系统而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对现代临床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1对胃的解剖结构的认识
《灵枢•肠胃》中指出“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灵枢•平人绝谷》又进一步指出“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半五升而满”；“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可见，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有限，古人对脾胃的基本认知仍起始于解剖实证，而并非一味地以象测藏。这对当时逐步认清脾胃的诸多功能是很有帮助的。
2对脾胃生理功能的认识
《经脉别论》中说：“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精于脉。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脾胃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功能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在阴阳五行学说中，脾胃属土，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脾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而胃主受纳水谷；脾主升清，胃主降浊；通过受纳、运化、升降，以化生气血津液而奉养周身，故称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脾胃者，仓禀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痿论》说：“脾为胃行其津液”；《素问•玉机真藏论》说：“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可见，《内经》对脾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已有较深认识。在此基础上,后世李东垣进一步认识到“若胃气一虚，脾无所禀受，则四脏及经络皆病。况脾全借胃土平和，则有所受而生荣，周身四脏皆旺，十二神守职，皮毛固密，筋身柔和，九窍通利，外邪不能侮也。”
3《内经》脉法极重“胃气”
“胃气”指脾胃的功能在脉象上的反映，即从容和缓的脉象，“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素问•五机真脏论》），与后世脉法相比，此时的脉学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二十八部脉，但独得胃气，常以胃气的盛衰存亡作为判断善逆的标准。如《素问•半人气象论》说：“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痛，但钩无胃曰死……长夏胃微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可见四时五脏平脉为名时之脉中必见胃气充足，四时五脏病脉为应时之脉多而胃气少，死脉为只有应时之脉而毫无胃气。无论脉象如何复杂难辨，只要脉中兼徐和之象，便是脉有胃气，虽病无害。这种独重胃气的诊法对后世诊断学发展很有指导意义，且有利于医者执简驭繁，有效地判断疾病的转归预后。
4脾胃发病机制
《灵枢•小针解》指出“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说：“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这是对脾胃发病原因的认识，较为集中的论述见诸《素问•太阴阳明论》：“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其中“阳”指阳明胃腑，“阴”指太阴脾脏，胃主降浊，推陈致新，病则腑气不通，浊气不降，糟粕不行，且阳明之病，易于化热燥结，故病则多从燥化、热化，易为实热之证。脾主运化、升清，病则水谷精微不能化生，清阳不升，脾气易虚，且湿易伤脾，故脾病多虚证、寒证。“阳道实，阴道虚”对胃病多实、脾病多虚的病机趋向作了高度概括，后世对脾胃病证总结为“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在治疗上胃病侧重泻实，脾病侧重补虚。
5《内经》脾胃学说的应用
5.1饮食与养生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饮食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人体脏腑生理功能。鉴于脾胃为仓廪之官，直接与饮食接触，饮食稍不合理，则易损伤脾胃，因此《内经》在饮食方面很注重脾胃，强调食饮有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痹论》）。“食无灼灼，寒无沧沧”
（《灵枢•师传》）。“谷肉果菜，食尽养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五常政大论》）。“脾病者，宜食粳米饭、牛肉、棘葵；……脾病禁酸”（《灵枢•五味》。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践证明，寒温不调，饮食不节，是脾胃致病的重要原因。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纠正病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往往可以加快其康复的进程。
肾主骨是常见的中医观念和常识性的命题之一，也是中医骨科最常用的理论依据。骨伤临床常常提到肾主骨，但很少提到“肾主外”。殊不知肾主外也是与骨伤科密切相关的理论点，只是在《内经》中提及的次数远远少于肾主骨。先秦典籍未能明确说明其含义，后世历代医家注解各异，至今没有公认的结论。笔者从文献学角度考查并加以思辨，认为肾主外的含义虽不止一种，但与肾主骨的关系最为密切。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指导中医骨伤科的临床。
1 历代医家对“肾主外”的5种主要诠释
“肾主外”一说，在《黄帝内经》中凡2见，《灵枢·师传》曰:“肾者主为外。”《灵枢·五癃津液别》曰:“肾为之主外”。三者文字略异，但要义均为“肾主外”。 不同医家对此有不同解释。
1.1 “肾主外”乃为“肾主水”之误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注释:“《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中外作水”。郭蔼春·《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释》注释:“外是水的误字，应据《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改。”但这些校正缺乏确凿的文献依据，且与原文并列的“心为之主”、“肝为之将”、“脾为之卫”的文理、医理不符，联系《灵枢·师传》，“外”改为“水”与上下文不合。张志聪《灵枢集注》记载:“肾主外者，肾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可见肾主水、主津液与肾主外是因果关系。
1.2 “肾主外”主要指卫气之卫外功能与肾有关 高炳爱认为“外”不应改为“水”“外”多指体表，如《灵枢·本藏》云:“视其外应，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可见“外”指体表的皮毛，而皮肤是与脏腑、筋骨相对而言的，是人体的屏障。卫气对维护皮肤正常生理功能起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生理功能是“卫外”。卫气的化生运行又取决于肾，《灵枢·营卫生会》:“卫出于下焦。”卫气又称卫阳，卫气卫外功能的强弱是由肾主一身之阳气决定的，《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者藏精而起亟起，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阳主抗御外邪，肾之盛衰决定一身阳气的衰旺，肾阳旺则卫气的卫外功能亦强。此外许多医家从金水相生的角度来理解“皮毛生肾”，认为毛发为肾之外候，所以“肾者其华在发”，又因为肺具有宣发卫气津液以温润皮毛的作用，就有赖于肾气的蒸化，同时，肾与三焦亦有关联，三焦为元气的通路，能输布肾中元气，使之外达腠理毫毛。膀胱应腠理毫毛而主表，因其经脉循行于体表，统属卫阳。膀胱为肾之合，受肾中阳气，通过其经脉外达于体表而卫外，因此，应把“肾主外”与“卫出下焦”及肾与肺、膀胱、三焦的关系联系起来理解。
肾与卫气之关系是肯定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此说有一定道理。不过，皮毛由肺所宣发之卫气充养，但卫气最终来源于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气，且肺气之宣散，虽有肾的蒸腾气化作用参与，若无脾胃提供营养及脾气主升之助，就无法完成。《内经》中确有“脾为之卫”的说法，难道从这个意义上又可说“脾主外”吗?而且外可指皮毛，亦可指外界自然，仅限于皮毛未免过于狭隘。严格来说肾者其华在发而不在毛，至于其中解释三焦、膀胱与肺肾及卫气的关系，显得不够直接有力。
1.3 “肾主外”系耳司听觉之功能 马莳《灵枢注证发微》中解释为:“肾主为外，使之远听，故视耳之好恶，而知肾之小大、高下、坚脆、偏正矣。”显然是据《灵枢·师传》中记载的:“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其中的意思是“好恶”同“善恶”，意思是当以听力的正常与否来判断肾主外的功能盛衰。肾主外与肾开窍于耳紧密相关，是从听声音的远近可测知肾精盈亏及功能的盛衰。耳之听与肾主外紧密相关，耳之远听只是肾主外的表现和要求［2］ 。我们可以认为，听力或可作为肾主外的一个方面，但目亦可远视，目为肝之窍，为何《内经》不言“肝主外”?甚至照此逻辑，亦可勉强推断出“肺主外”之论。故此说亦显牵强。
1.4 “肾主外”即“肾主骨” 把“肾主骨”与“肾主外”联系起来，张介宾·《类经·十六卷五十八》曰:“肾
主骨而成立其形体，故为心之主外也。”其说当受《灵 枢·师传》中“以身形支节胭肉，候五脏六腑之小大”的影响，其理可通，但注家未尽其意。
1.5 “肾主外”不限于肾的一种功用 大概有些医家认识到肾主外并非限于一种含义，所以试图从肾的多种生理功能解释。清代张隐庵把“开窍于耳”和“藏”联合起来作为肾主外的注解，程士德教授在《中医学问答题库·内经分册》中解释:“肾主外是指生命活动与外界密切相关的脏器功能，主要有三:肾为卫气之本，具有卫外而为固的作用;肾开窍于耳，使之远听;肾藏精，濡养在外之孔窍。”其思路演变为肾主外是多种肾脏功能的综合与概括。此说新颖独到，又稍嫌笼统。
转贴于 2 “肾主外”当指“肾主骨”
2.1 以经解经，排除曲解 笔者认为，《内经》是现存最具权威的中医著作，无论是各章之间还是每章字句之间，是有一定逻辑规律和编排秩序可循的。有学者倡导解释古代经典最好用“以经解经”之法，所以我们当从其出处仔细观察其内在逻辑，揣摩其本意。回过头来再看《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的原话:“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而泣出矣。”既然已出现“耳为之听”，何必再通过“肾为之主外”重复此意?于文于理都说不通，故不应用耳之听力作解。同样，已强调“脾为之卫”，自不必用“肾为主外”再含蓄地重复卫外之状，故用肺卫与肾之种种关系解释此说亦显得牵强附会。再加上前文所述之理由，这两种解释可以不予采纳。至于说是“肾为之主水”之误，从句式文法已说不通，于理也显唐突，前文已述。那么似乎合理的解释只剩下“肾主骨“一说了。
2.2 领会主旨，体悟原意 遍览《灵枢·五癃津液别》整篇，如开头所言:“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其后则分别解释汗、溺、气、泣、唾等种情况，“肾为之主外”之句前后所言恰是用于解释其中“泣”这一情况的。泣从目出，为了讲清“泣”的来龙去脉，需要先说是“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这个前提。从其遣词用句和内容来看，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论述非常相似，尤其与“心者，君主之官也，神中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的意思如出一辙。其中“脾为之卫”应当理解为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之意，故言其与卫气之关系，而“肺为之相”强调的是相传之官，卫气之功用虽出于肺，在此篇中却着重强调其与脾的关系，这与本篇主旨有关。那么“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是否也是“肾为之主外”的原意呢?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的含义。“强”字在上外包含了肾的体力、脑力活动与能力以及生殖行为和功能，“作”字义虽简，但引申义较广，归纳起来有劳作（包括脑力和体力方面）、起始振作、充任职务角色等含义，这3种含义在“作强”一词中，解释肾的功能方面，都有一定体现。故“作强之官”当理解为运用“社会官制模式”类比说理的结果
［3］ 。作强指动作强劲有力，伎巧指聪明灵巧。唐容川·《医经精义》曰:“盖髓者，肾精所生，髓作则骨强，……精以生神，精足神强，自多伎巧。”《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手册》解释:“肾气充盛的人，动作轻巧而精巧灵敏，这是因为肾有藏精主骨生髓的功能，而‘脑为髓之海'之故，肾气盛则精神健旺，筋骨强劲，动作敏捷，同时生殖能力也正常，胎孕从而化生。”“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是对肾的脑力、体力活动和生殖活动及能力的精练概括。
2.3 逻辑推理，文句考辨 从“肾主外”出处的行文持点看，“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主外”前面数句皆4字，独“肾为之主外”一句为5字，其意当有不同，此“外”字当与前面数句截然相异而另有所指，否则一句“肾为之外”岂不简单明了?前面数句所论之功能特点都是内脏本身或躯体内部之功能，如“脾为之卫” 论述的卫气卫外之功能，已经与“外”有关，但所指仅是皮毛，“肾为之主外”的外既然与前面不同，此“外”一定比卫外之“外”含义更广阔，那么这个“外”还能外到哪里去呢?只能是身体之外，也就是指外部世界了。肾藏精主骨生髓，主骨则通过骨骼之运动接触外界，肾藏精生髓则精神健旺，通过精神活动与外界适应。《灵枢·五癃津液别》后面提到的“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恰巧对此作了解释，把“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的3种功能都直接间接提到了，但相对强调体力方面多一点。
如此看来，张介宾·《类经·十六卷五十八》:“心总五脏六腑，为精神之主，……肾主骨而成立其形状，故为心之主外也。”清代黄元御·《灵枢悬解》亦云:“肾为之主外，肾主骨骼，以为外坚也。”这种解释是最符合原意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肾主外”所指含义应包括神志思维能力、生殖活动及功能和骨骼的强健及身体的运动，但以第3种含义为主，即“肾主骨”。笔者功底浅薄，所知甚少，此说确否，实无把握，恳望同仁不吝赐教，匡正是幸。
【参考文献】
中医教材中涉及大量的古籍用字，本科生多难以准确掌握其含义，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方式使学生充分理解常见的古籍用字。在下列研究中，我们对本科类中医学教材中常见的古籍用字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现汇报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择《灵枢》、《素问 》、《甲乙经》、《铜人》、《金匮要略》、《伤寒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千金翼方》等20本教材，进行古籍用字的统计和分析。
1.2 方法
将原文录入电脑，而后校对原文、筛选对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三本古籍中被引用原文中的古籍用字，保留兼有动词或者名词词性的形容词，得到最终版的高频古籍用字字表。
2、结果
3、讨论
中医教学是医学本科教育中的常规内容，包括临床医学五年制、中医四年制的教学中均涉及中医学的内容。中医内容博大精深、教材包罗万象，其中涉及大量的古籍用字。本科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所接受的高中和初中教育，对古汉语要求的字数约在200上下，这远远不能满足中医教学的需求。如在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无法正确辨认古籍用字，就会造成对中医教材中的内容无法正确理解，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1]。
因此，在本科学生接触和学习中医教材前，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式让其较好的辨认常用的古籍用字能够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改善教学质量。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对本科中医学教材中古籍用字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旨在筛选出中医教材中常见的古籍用字，使学生能够及早对古籍用字有充分的认识。
本研究中，我们依据医类古籍书原文被课本引用次数的多少和篇幅的大小，以及频率统计、汇总比较，选择了20本教材，并筛选对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三本古籍中被引用的原文用于进行古籍用字的统计和分析。选择该三本教材的原因如下：（1）它们都来源于四大经典；（2）对初学中医者了解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和哲学文化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帮助[2]。通过电脑分析共得到了1186个兼有动词或者名词词性的形容词。将上述字表应用于中医学的本科教学，能够使学生在对古籍用字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更好的理解教材中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教学意义。
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就是不折不扣的“气文化”。国人把这个“气”字演绎得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我们平常说话办事，都离不开这个气字，比如不高兴叫生气、话说得痛快叫解气、希望破灭叫泄气等等。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三千多处说这个气，我总结了一下，大约有42种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元气。元气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真气，整部书里，共有五处讲到这个真气，真气就是道家所说的“真一之气”，是国学文化“气一元论”的核心，也是中医“重养生、求长寿、不生病、治未病”的核心。
治疗学理论，《素问·疏五过论》称之为“治病之道”，《素问·移精变气论》称之为“治之大则”。《内经》治疗学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且至今仍然广泛而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历代均非常重视《内经》治疗学内容的研究，但都缺乏系统性，更未有对其内容的规律性研究。
笔者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和临床应用，发现散见于《内经》各篇的治疗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循着这一线索和思路深入研究，认为《内经》治疗学内容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由论治思想、治疗原则、治疗大法、治疗手段、病证论治五个子系统所构成。
1 论治思想
论治思想，是临床治疗疾病的思维法则。它是从一切疾病和疾病发展全过程出发，研究在治疗中必须处理的一些关系问题，如治疗与四时气候关系、治疗与地理环境关系、治病时医者与患者的关系等等。只有正确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带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才能在治疗具体病证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治疗方案。
1.1 求本论治思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相通应。疾病产生的关键，在于人身内部阴阳失调以及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失和，所以，治病始终要抓住阴阳这一根本，去反复探求，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性质，从而施以正确的治疗。《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求其属”就是“求其本”。“寒之而热者”，其病本质为阴虚；“热之而寒者”，其病本质为阳虚。
1.2 求平论治思想
《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里指出了治疗的目的在于使人体阴阳恢复和平。任何治疗用药不及或太过，都不能达到“平”的目的，甚至造成人体阴阳新的不平而变证丛生。
1.3 治未病思想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强调预防的重要性。《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刺热论》指出：“肝热病者，左頬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頬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灵枢·逆顺》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强调在疾病初起阶段就进行治疗的早期治疗思想。
1.4 三因论治思想
《灵枢·逆顺肥瘦》提出治病要“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总论治病要因天（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思想。《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治疗当因地制宜。《素问·征四失论》“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此类，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故治疗当因人制宜。《灵枢·百病始生》提出：“毋逆天时，是为至治。”《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性，无赞其复，是谓至治”。治病要因时制宜。
1.5 整体论治思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人体阴阳、左右、上下、内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是人体病理变化的表现，或现于此，或现于彼。因此，治病要从整体观念出发，不能只看到病所在的局部，有时病在阳经，须从阴经治疗，病在阴经须从阳经治疗；病在上部须从下部治疗，病在下部，须从上部治疗。
1.6 标本论治思想
《素问·标本病传论》提出“黄帝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岐伯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病有在标、在本的区别，标本病势有缓有急，治疗有逆从标本的不同思路，这就是标本论治的思想。标本论治思想内容包括“间者并行”、“盛者独行”、“标本缓急”、“标本逆从”等。
此外，《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这里提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治疗是否取效，关键在于病者，病者是内因，医者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病人到了“形弊血尽”、“神不使”的程度，纵有技术高明的医师和疗效最好的药物，治疗也是无法取效的；再之，治疗的过程，也是病者与医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过程，只有病者信任医者，医者关心病者，治疗效果才能显著，如《素问·五藏别论》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1.7 顺而论治思想
《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提出“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这里提出的是“顺时而治”。《灵枢·师传》亦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大与治小，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问所便。”这里提出的是“顺志而治”。顺而治之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顺病势而治”这一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写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病势有向上、向下、向外、在内的不同，治疗上当因其病势而驱邪，故病在上者，当用吐法，使邪从上出；病在下者，当用攻下法，使邪从下出；病在表者，当用汗法，使邪从外解；病在中焦者，当用泻法，使邪从内而消。这种就近驱邪方法，即是顺病势而治的思想，是临床常用的论治思想。
1.8 动态治疗思想
《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藏受气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五藏相通，移皆有次……是顺传所胜之次……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说明疾病传变是临床的普遍现象，除少数疾病外，大多数疾病的传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治疗上应着眼于“传”。“治于传”，是《内经》提出的一个引而未发的治疗学论点，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是动态治疗思想。动态治思想，就是以运动、变化的观点为指导，在治疗过程中，强调根据病证的发展不同阶段和变化的特点，随时调整治疗方案的治疗思想。
2 治疗原则
治疗原则，是临床治疗疾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治疗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医家们逐步认识和总结出一些在治疗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为人的意志所左右，如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虚用补，实用泻等等。这就是规律，任何人不能改变、不能违背。《素问·至真要大论》称其为“绳墨”，如“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绳墨”就是准则，“道”就是规律。
2.1 调和阴阳
《灵枢·根结》指出：“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和阴阳”是防治疾病的“圣度”。《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因此，调和阴阳是临床治疗最基本的原则。《内经》提出调和阴阳的具体法则有四个方面。一是“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即病在阳治阳，病在阴治阴。二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病在阳而从阴治，病在阴而从阳治。三是“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素问·至真要大论》），阴虚而热者，是阴不制阳所致，当滋阴以制阳而热自退；阳虚而寒者，是阳不制阴所致，当温阳以制阴而寒自除。四是“阴阳俱不足将以甘药”，《灵枢·终始》指出：“和气之方，必通阴阳……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写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阴阳皆虚，补泻不能，用甘味药调和阴阳。
2.2 五行相胜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运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提出五志相胜、五气相胜、五味相胜的治疗法则。如“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悲、燥、辛在五行属金，怒、风、酸在五行属木，金能克木，故胜之。“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喜、热、苦在五行属火，恐、寒、咸在五行属水，水能克火，故胜之。“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怒、风、酸在五行属木，思、湿、甘在五行属土，木能克土，故胜之。“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五郁”治则，原文说：“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则折之，以其畏也，所谓写之。”五郁，乃五运之郁，引发人体五郁之病。木郁“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等，此乃肝郁气逆且犯胃之证。木郁达之，达，畅达之意，故疏肝解郁为之治。火郁“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血溢流注，……乃少，目赤身热。甚则瞀闷懊憹，善暴死。”此乃心火暴盛妄动之证。火郁发之，发，解散、发散之意，故解散心火为之治。土郁“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呕吐霍乱。”此乃脾胃不运壅滞之证。土郁夺之，夺，泻下之意。故运脾泻滞为之治。金郁“民病咳逆”等，此乃肺闭气逆之证。金郁泄之，泄，宣泄之意。故宣泄肺气为之治。水郁“民病寒客心痛，腰椎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此乃肾水太盛之证。水郁折之，折，制水之意。故行水利水为之治。
2.3 正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逆者正治”，并提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因热能胜寒，寒能胜热，乃自然之规律，所以，寒病用热药治疗，热病用寒药治疗。《素问·厥论》提出“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盛者，邪气盛实，治当泻祛其邪；虚者，正气不足，治当补益其正。
2.4 反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从者反治”，并提出“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病证外现寒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热，对此种真热假寒病证，就不能用“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当选“寒因寒用”的治疗原则，用寒药治疗。病证外现热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寒，对此种真寒假热病证，就不能用“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当选“热因热用”的治疗原则，用热药治疗。病证外现壅塞不通之实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虚，对此种真虚假实病证，就不能用“实者泻之”的治疗原则，当选“塞因塞因”的治疗原则，用补益的法则治疗。病证外现通利不止之虚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实，对此种真实假虚病证，就不能用“虚者补之”的治疗原则，当选“通因通用”的治疗原则，用泻实的法则治疗。
3 治疗大法
治疗大法，是临床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如使腠理开泄而汗出，邪随汗出而病除，这就是汗法。治疗大法是临床施治的理论依据。
3.1 汗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生气通天论》说“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素问·玉机真藏论》说：“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汗而发之”。《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汗之则疮已”。《素问·汤液醪醴论》“开鬼门”治水肿。《灵枢·痈疽》治“脑烁”“令人汗出至足”；治“败疵”用连翘草根水煮，“则强饮，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灵枢·夭寿刚柔》治“寒痹”，药熨、针刺，“汗出”三十遍而止。汗法用于邪在肌表之证，广泛应用于风寒在表，伤寒邪在三阳，疮疡痈疽初起，寒痹等证。
3.2 吐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邪在上焦，用涌吐法治疗。
3.3 下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留者攻之”，邪留于内，久而不去，用攻下之法以除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下者，引而竭之”，邪在下焦，因其病势而攻下之。《素问·五常证大论》说：“下之则胀已”，邪实于内，气机不行，下之则邪出而气行，胀可已。下法用于邪留体内而壅滞的实证。
3.4 温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形寒肢冷，用温气之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清者温之”。清，冷也，温能祛冷。“劳者温之”，虚劳病证用温养法。“寒所胜，平以辛热”，“寒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寒邪为病，治用温法，辛热之药为主治。
3.5 清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温者清之”；“热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温邪、火热之邪为病，治用清法，苦寒之药为主治。
3.6 补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衰者补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衰，正气衰，、阳气之虚。病证之虚，治用补法，虚，用厚味之品补；阳气虚，用养阳之品补，阴阳补益各不同。
关于和法、消法，《内经》无明确的论述。
4 治疗手段
治疗手段，是实施治疗的具体方法、途径以及采用的工具。临床治疗手段十分丰富，如药物内服、药物外用、针刺、推拿、按摩、艾灸、火罐、手术等等。
4.1 汤液醪醴疗法
《素问·汤液醪醴论》有汤液、醪醴防治疾病的记载。如“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4.2 药物疗法
《内经》对药物的气味及功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按药物的气味厚薄分成阴阳两大类。《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五味功用各异，临床当“以所利而行之”。药物按一定的法度配伍成方，治疗相应的病证。《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了君、臣、佐、使的制方法度，并对大、中、小、缓、急、奇、偶、重八方的制方法度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药物疗法有两种途径，一是内服，二是外用。《素问·奇病论》有“服药”的记。《内经》十三方中，汤液醪醴、生铁洛饮等十一方，都是药物内服法。马膏膏法、寒痹熨法是外用膏贴和热敷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是用外用浸泡洗浴，发汗以祛在表之邪。《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4.3 饮食疗法
《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明确提出用常用食物来辅助治疗、调养疾病，并列出五脏病的食物谱。《素问·腹中论》乌贼骨芦茹丸治“血枯”，饮以鲍鱼汁。《素问·病能论》治“阳厥怒狂”，要求配合“夺其食”的饥饿疗法等。
4.4 刺法
刺法有砭刺和针刺两种。《内经》对针刺法论述最多。《灵枢·九针十二原》载针有九种，形状各异，用途不一。针刺方法有补泻法、刺络法、缪刺法、三刺法、五刺法、九刺法、十二节刺法等。
4.5 灸法
《内经》对灸法的论述不多。《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对灸的具体方法无记载。
4.6 推法
《灵枢·刺节真邪》说：“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写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这是用推法治高热的最早记载。
4.7 导引法
《灵枢·官能》指出：“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何谓导引，明·张介宾解释：“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以行血气也，病在肢节，故用此法。”
4.8 按蹻法
王冰解释：“按，谓抑按皮肉。蹻，谓捷举手足”。《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亦从中央出也。”按蹻法，即按摩法，可用以治疗痿厥、寒热、筋病、肝痹、腹痛等多种疾病。
4.9 手术法
切开排脓法，《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钅皮）锋之所取也”。
4.9.1 截肢疗法 《灵枢·痈疽》说：“发于足指，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4.9.2 放腹水法 《灵枢·四时》详细记载了放腹水的手术程序和要领。原文：“徙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钅皮）针针之，已刺而筩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必坚束，缓则烦闷悗，束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饮闭药，方刺之时，徙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程序一，选定穿刺的部位，在脐下三寸；程序二，穿刺，用（钅皮）针刺入；程序三，用筩针套入；程序四，抽出（钅皮）针，放腹水。要领一，放腹水后，立即用布带紧束腹部，以防腹水骤去所引起的烦闷；要领二，放腹水术，间日一次，不可一次放尽，直至腹水消除；要领三，配合药物治疗，防止腹水再生。“饮闭药”，即服用通闭利水之药。
4.10 情志疗法 《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了远古用祝由方法治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述了“五志相胜法”以调整异常的情志，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灵枢·师传》有语言疏导法，辅助治疗精神情志疾病，“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志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杂病》说：“哕……大惊之，亦可已”。以突然的情志刺激，来调整因精神情志所致的病证。《素问·调经论》说：“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这是针刺配合语言暗示疗法。
4.11 其他疗法 《素问·缪刺论》“以竹管吹其两耳”的方法，治疗邪客经络的“尸厥”。《灵枢·杂病》“以草刺鼻”取嚏，治哕。哕，呃逆也。
5 病证论治
针对各科的具体病证，制定出治疗方案、确立治疗法则、选用具体方药和治疗手段的全过程。限于篇幅，在此对“病证论治”的内容从略。
小结
中图分类号：R6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7-0013-03
1骨质疏松症的概念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在1885年，由欧洲的病理学家Pommer首先提出。直到20世纪60年明骨密度仪后，才逐渐有了对OP深入的研究和认识。1990年国际骨质疏松大会上才明确的提出其定义，1993年骨质疏松的定义再次得到完善与确认，才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
2检索当代中医诊治OP 的文献和期刊寻找OP 的中医病名
传统中医不存在OP的现代定义，寻找类似疾病病名最好的方法是先通过检索当代中医关于OP 的文献和期刊，从中寻找OP 的相关中医病名。
21检索策略
211理论基础中西医对人一生的骨量的生理改变具有一致性变化，《内经・上古天真论》有对男女的一生的生理变化论述，由肾气生，到30～40岁左右筋骨隆盛，继而肾气衰减，出现齿槁，筋不能动，形体皆极，齿去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西医对骨量生理变化的认识相一致，即随生长，逐渐升高，到30～40岁达到骨峰值，之后骨量逐渐下降；肾主骨生髓，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肾主骨，生髓，根源在于肾。各种原因导致肾的机能不足，影响骨髓的生化，肾精不充，骨失所养，发生OP。脏腑辨证的理论基础以及久病及肾的认识，五脏之元在肾，五脏生化克制，协调平衡，但是肾元是根基，肾气充盛，则四脏俱荣；四脏盛也能养肾，正所谓肾为先天，四脏属后天，先天养后天，后天养先天。肾主骨生髓，四脏养肾，则助肾生髓。所以，五脏病变，终归于肾，肾不生髓，出现OP。因此，五脏病变会出现各个系统的症候表现，这些相应的症候也是理论认识的需要，也符合中医整体观念。
212纳入标准骨病变表现（西医OP典型临床表现）身高缩短、骨痛、驼背、甚至骨折（骨枯而髓减）。伴发症候群（久病及肾―应具有肾所主的症候）腰为肾之腑所主的症状：如腰痛、腰酸软；肾主下焦所主的症状：如小腹不适、下肢酸软乏力、膝软疼痛、下肢冷凉；肾司二便所主的症状：如尿频、尿无力、大便不成形或便秘；生殖系统所主的症状，如减退、月经不调等。
213排除标准仅仅骨的局部病变，如骨局部外伤、局部骨炎等侵袭病变；四肢骨病变为主的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22检索范围由于1993年OP 的定义才得到完善，中医OP 相关的文献、期刊应集中在近20年左右，以此范围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期刊文献数据库手工检索。
23检索结果与OP 相关的中医病名按频次高低如下：骨痿、骨痹、骨枯、骨极、历节、骨蚀。骨痿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中“骨蚀”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外伤，外因侵局部骨导致的病变上来考虑的，予以剔除。
3检索古代文献，归纳OP当代中医病名
通过查阅先秦至清末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以上病名的基本病因病机，找出适合OP 的中医病名，按上述检索频次高低的顺序陈述如下。
31骨痿早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素问・痿论篇》有载：“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骨痿意味着骨枯而髓减，无论从字义还是病生理的描述上都体现出骨质下降，骨髓量的衰减，十分N切。
此后，历代医家借引此义阐述骨痿，举不胜数，如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九・五痿证例》“病者肾热，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其色黑而齿槁，名曰骨痿”[1]，清・章虚谷《灵素节注类编・卷七・诸痿病证・痿脉痿筋痿肉痿骨痿》：“热舍于肾，更耗其精，以至骨枯髓虚，两足软弱，不任其身，而成骨痿也”[2]。
综上，骨痿是从虚损的角度并以“骨枯而髓减”为病变中心的定义，重点是其提到了“髓减”，而且古今这种认识一直是主线，骨痿适合对OP的中医命名。
32骨痹早在《素问・痹论篇》提到骨痹，首先指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对“痹”进行了解释，风、寒、湿三气夹杂对身体侵袭，成为痹症，并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素问直解・卷四》注曰：“痹，闭也血气凝气不行也”[3]，所以“痹”有痹阻、不通之意。《黄帝内经・素问・卷第十四・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对此未涉及髓减问题，此后历代医家多是引用《内经》原文，可见两个问题：第一、骨痹，是这种以属于六的外邪侵袭机体因外而内所致的痹阻之症，如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二十三九针之三・杂刺》：“病在骨，骨重不可举，如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4]；第二、内虚是主要招致外邪侵袭机体的重要因素。清・李用粹《证治汇补・卷之三・外体门・痹症》：“内因由元精内虚，而三气所袭，不能随时祛散，流注经络，久而成痹，以冬遇此为骨痹，各因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也”[5]。
骨痹症特点为和骨相关的以痹症为中心表现，未提及髓减，不合适，应剔除。
33骨枯早在《灵枢・经脉第十》有“足少阴气绝，则骨枯”的记载，认为：“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指出少阴主濡骨髓，因此“骨不濡，则肉不能着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可以看出骨枯与骨和肉的相关性。
历代文献很少，多是引述。清代・徐灵胎《难经经释・卷上》引述原文并阐述《黄帝八十一难经》内容，若“故骨髓不温，即肉不着骨”[6]，若“骨肉不相亲，即肉濡而却”[6]，“濡，滞也，经作“软而却”，却，退缩也”。又言“肉濡而却，故齿长而枯，齿肉却则龈上宣，故齿长”[6]，这更像现代的牙龈萎缩，导致齿长，又指出“枯”，经作“垢”。其解释是“枯，不泽也”，这像望诊中精气不足的表现，“齿长而枯”的“枯”字在《灵枢》是“垢”，非骨“枯”之意，出现了后世医家相互引用的错误。又言“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营，则肌肉不滑泽，肌肉不滑泽，则肉满，肉满，则唇反”[6]，认为（满，浮肿也。肉肿，则唇亦肿而反出于外也。），肉满唇反则像是炎性渗出，局部水肿的表现，通过徐灵胎对原文的解释可以看出：以肾不充养为前提，继而出现骨和肉不相濡养，出现齿龈萎缩，牙齿无泽，牙根暴露，肌肉不滑嫩润泽，甚至口唇浮肿。加上历代骨枯的文献甚少，予以剔除。
34骨极文献研究显示，提骨极，要先提虚劳，为此追本溯源。[HJ2.9mm]早在《素问・通评虚实论》“精气夺则虚”可视为虚证的提纲，其后《难经・十四难》论及“五损”[6]，之后隋朝巢元方按虚劳分类在《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侯》中在阐述“五劳、六极、七伤”，其中在“六极”里首先提及“骨极”，其曰：“骨极，令人酸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以立，不欲行动”[7]。至唐代孙思邈才对“骨极“更详论述，其《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方・骨极第五》中论曰∶“骨极者，主肾也。肾应骨，骨与肾合”[8]，指出肾和骨相关，又曰∶“以冬遇病为骨痹，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耳鸣见黑色，是其候也”[8]，其论述是借鉴了《内经・痹论》之义，又曰：“若肾病则骨极，牙齿苦痛，手足、疼，不能久立，屈伸不利，身痹脑髓酸”[8]。这是引述巢元方条文，又曰：“以冬壬癸日中邪伤风，为肾风，风历骨，故曰骨极”[8]。明代《普济方・卷三十三・肾脏门・骨极（附论）》 也有这样的论述：“夫骨极之病本于肾脏中风，肾主身之骨髓，风邪中其脏则伤骨，故为骨极。所谓骨极者，令人瘦削齿苦痛。手足烦疼不可久立，卧不欲动是也”[9]。明代之后都是沿用，未见发挥。
可见，骨极源于六极，而六极，源于虚劳，而虚劳源于精气夺；骨极属虚，因肾虚，而招致外风侵袭，痹阻机体的病症。骨极是肾虚受风邪为主的外邪侵袭骨关节的痹症和肾风。如孙氏所言，风伤机体为肾风（此种情况其实类似于“肾痹”，即痹症伴有症候，风侵袭骨部位即“风历骨”，“故曰骨极”。明代《普济方》直接点出“骨极之病本于肾脏中风后伤及骨，故为骨极[9]。清代论及不多，未见发挥。综上，同时古代论及骨极非常之少，当代更少，只见提名，无关髓减，应剔除。
35历节汉・张仲景首提历节，从历代医家论著来看是指骨关节，如晋朝・王叔和《脉经》曰∶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则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痛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也[10]。此后历代医家多是从《内经》的痹论阐述，也称为历节风。如清・丹波元坚《杂病广要・外因类・历节》中指出：“历节，即行痹、痛痹之属，唐人或谓之白虎病，宋人则联称为白虎历节风，又称之痛风，而元以降，专用其名矣。倘经久不愈者，多变鹤膝风”[11]。清・吴仪洛《成方切用・卷六上・祛风门・乌头汤》中描述：“历节病，即行痹之属也”[12]。
综上，历节未涉及“髓减”，为痹证性的骨关节病变，可伴肾虚证候，应剔除。
4结论
骨痹症特点为和骨相关的以痹证为中心表现，未提及髓p，此病名用于骨质疏松症的中医命名不适合；从文献的源流看，骨枯，是肾气不旺，肾不充养，导致的骨和肉外候的症候群，应予以剔除；古今医家论及骨极的文献极少，早期以虚损论诞生，未涉及病因病机，后期多倾向于因虚招致痹症的以肢体、骨骼、关节为重点表现并夹杂肾虚外候的病症疾患，未涉及“骨枯髓减”，应予以剔除；历节可以解释为痹症性的骨关节病变，可伴有肾虚症候，历节也未涉及“髓减”，应剔除。古今对骨痿出现骨枯髓减的认识很清晰，结合西医对OP 的认识以及从骨密度减低诊断的角度上看，骨痿作为OP 的中医病名是最契合的。[KH*1D]
参考文献：
[1]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2]方春阳孙芝斋校灵素节注类编[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JP]
[3]高士宗注素问直解[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
[4]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5]李用粹证治汇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6]秦越人注中医十大经典黄帝八十一难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7]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8]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9]李骥普济方[M].黑龙江：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晏 丽（1983―），女，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杜雪琴（1983―），女，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医学英语。（江西南昌 330004）
一、 引言
1987年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国际语用学协会创立后内部出版的《IPrA工作文集》（IPrA working documents）中首次提出语言顺应论，该理论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功能视角对语言现象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进行描述和阐释，对翻译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
中医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瑰宝。中医语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因此，要扩大中医文化的影响力，让中医药真正走向世界，中医翻译的桥梁作用毋庸置疑。基于Jef 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本文从语境顺应的角度将中医翻译看作一种动态顺应的过程，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有意识地顺应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以达到更有效地传播中医的目的。
二、 顺应论与语境顺应
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是指“语言的选择并不是机械地按照规则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则指“语言使用者能够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尽量满际的需要”。（Verschueren，2000：173）。语言的顺应性包含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等四个方面，其中语境关系顺应是语言顺应的重要环节。
语境即语言使用的环境。Verschueren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语言语境是指词、词组或句子等语言单位在文本或话语中的语言环境；交际语境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语境顺应论强调语言选择与交际环境、交际对象与目标的一致性。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的过程，只有当译者顺应了各种语境的需要时，才能成功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三、 语境顺应视阈下的中医翻译
语境顺应为中医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根据语言环境和交际语境的不断变化，动态选择译文的语言结构和翻译策略，最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笔者试图在语境顺应论的指导下，通过例证分析中医翻译中的语境动态顺应过程，建构语境顺应下的中医翻译模式。
中医翻译应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担负起沟通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用。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医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及翻译过程顺应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换言之，从微观角度，要在语言结构层面顺应于语码和风格，顺应于语言结构成分，顺应于语篇结构；从宏观角度，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经济体制、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等。
中医名词术语的标准化问题是近年来中医翻译讨论的焦点。李照国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谈谈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原则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医名词术语英语翻译的原则包括自然性原则，简洁性、民族性、回译性和规定性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和回译性原则，就是语境顺应的很好体现。
所谓“民族性原则”，是指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比如英语中有heart（心）和fire（火），却没有heart-fire的说法，一般做法是将“心火”译为heart-fire？熏 将“肾虚”译为kidney deficiency。此译法可以理解为Verschueren在语境顺应中提出的译者必须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及翻译过程顺应于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顺应不同民族文化特征。
所谓“回译性原则”，是指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与中文形式相近。如将“肺气不足”译为insufficiency of lung qi？熏将“湿热”译为damp-heat.这样英译的中医术语和原文在结构上和字面意义上都比较接近。从语境顺应角度看，该译法从微观层面顺应于语言结构成分，在中医药的国际交流过程中，可以较好地实现信息的双向传递。
除了术语的翻译，中医典籍中出现的很多通假字和古今异义字，由于年代久远和词义的变迁，也很容易错解经义，对中医典籍英译工作造成莫大的困扰。以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英译为例，李照国（2006：11）在翻译时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译古如古，文不加饰”。
例1：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石针艾治其外也。（《汤液醪糟论篇》）
译文：Qibo answered？熏 "Nowadays ？眼people？演 have to use Duyao ？穴drugs？雪 to treat internal ？眼diseases？演 and Chanshi ？穴ploughshare-shaped stone？雪？熏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o treat external diseases."
原文中的“齐”通“剂”，是汤剂的意思，在原文中是指需要内服药剂治疗疾病。该译文将其译成drugs？熏 是对“齐”的正确理解和诠释。可见，对通假字的正确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文的质量。只有顺应了语言的变异性，才能减少翻译的失误，将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异国读者。
例2：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异法方宜论篇》）
译文：That is why Xie Evil cannot attack their body. Their illness is usually endogenous and can be treated by Duyao ？穴drugs？雪. So Duyao ？穴drugs？雪 was developed in the west.
本例中的“毒药”是古今异义词，古义为“攻下疏通之药”，今义为“能够使人中毒致死的药物”。可见，两者的古今意义相差甚远。该译文将其译成Duyao ？穴drugs？雪？熏 说明译者顺应了“毒药”一词古今意义的演变，做出了恰当的诠释。
例3：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生气通天论篇》）
译文：If Yang is too powerful to be compact？熏 Yinqi will be exhausted. Only when Yin is at peace and Yang is compact can Jingshen ？穴Essence-Spirit？雪 be normal. If Yin and Yang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熏 Jingqi ？穴Essence-Qi？雪 will be completely ex-hausted.
阴阳学说是中医特有的理论，在英译此类中医文化负载词时，必须充分考虑顺应读者的接受程度，尽可能地将中医文化转换成读者能够欣然接受的文化。该例句中译者将中医文化负载词“精神”、“精气”译成Jingshen ？穴Essence-Spirit？雪和Jingqi ？穴Essence-Qi？雪，填补了文化空缺，顺应了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而成功达成了交际的目的。
四、 结语
以上诸多翻译实例证明，语境顺应论对中医翻译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对翻译实践也有指导意义。从语境顺应视阈探讨中医翻译模式，无疑是对中医翻译理论的一种全新探索。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Jef.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熏2000.
2李照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谈谈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原则问题？眼J？演.中西医结合学报，2004，（6）.
1.1《黄帝内经》:认识到肺与大肠经络络属关系及生理病理联系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首见于《内经》,主要是对于肺与大肠经络之间络属关系的描述。如《灵枢?本输》曰:“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灵枢?经脉》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大肠手阳明之脉……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同时在《内经》中也认识到肺与大肠病理上的传变。如肺病及肠的传变,在《素问?咳论》中有“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说明肺病久之则邪沿经下行,影响大肠的传导之功,开合失司,出现遗矢等症,肺病及肠。再如《素问?皮部论》曰:“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说明外邪袭表,由皮毛腠理、络脉、经脉进而影响肠胃的病变过程。此外,在《内经》中也认识到肠病及肺的过程。如《灵枢?四时气》:“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素问?痹论》曰:“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认识到邪在大肠,能上冲胸中,影响肺的宣发肃降,肠病及肺,引起肺脏病证。
1.2《伤寒杂病论》:创立肺肠相关疾病方药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医学着作。张氏把《内经》的理论应用于临床,《伤寒论》中所描述的阳明病实热、燥屎结于胃肠,出现腹满而喘、脉沉而喘满、喘冒不能卧等肺脏证情,使用承气辈咸苦寒凉沉降之品,为实热开一下泄之路,腑通气利,肺热随之而泻。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记载水饮渍肺服十枣汤产生强烈腹泻,水分从肠腑排出,则肺宁咳愈。原文有“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现代临床上,对咳嗽、哮喘、痰饮等肺脏疾患进行辨证论治时,见有饮邪壅肺等证,使用泻下通腑法,往往可收抽薪止沸之功。该篇还记载“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治疗“支饮胸满者”则“厚朴大黄汤主之”。支饮是指饮停胸膈、肺气不降,可见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同时,因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可致大肠传导失司,气机不畅,燥屎内结,出现便秘腹部胀满、疼痛等症,代表方即为厚朴大黄汤。方中大黄泻胃肠滞热,去有形之实邪,枳实、厚朴利气行饮。浊气下行而不上逆,肺之清肃复职则咳喘自平。
1.3《中藏经》:脏腑辨证并描述肺病及肠机理《中藏经》中脏腑辨证的论述对后世易水学派有较大影响,其中亦有关于肺与大肠的论述,如《中藏经?论大肠虚实寒热逆顺生死之法》有:“大肠者,肺之腑也。为传送之司,号监仓之官。肺病久,则传入大肠,手阳明是其经也。寒则泄,热则结,绝则利下不止而死”,描述了肺病及肠的机理及症状表现。
2隋唐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渐进发展隋唐时期,中医学已历经千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几乎每一门学说都有其各自的杰出着作,如医理与治法方面的巨着《黄帝内经》、方书之祖《伤寒论》、药学专着《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在理、法、方、药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其学术体系也基本达到了全面和详尽的程度。“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1《诸病源候论》:论述肺肠之间生理病理密切相关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分别从生理病理角度论述了肺肠密切相关的关系。生理上,如《诸病源候论?五脏六腑病诸候》中论述肺的生理特点为“肺象金,王于秋。其脉如毛而浮,其候鼻,其声哭,其臭腥,其味辛,其液涕,其养皮毛,其藏气,其色白,其神魄;手太阴其经也。与大肠合。大肠为腑主表,肺为脏主里。与大肠合,大肠为腑主表,肺为脏主里。”而在《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中亦点明大肠的生理特点是“大肠象金,旺于秋。手阳明其经也,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糟粕出焉”,说明肺与大肠相合存在脏腑表里关系。病理上,《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云:“大肠,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水谷之精,化为血气,行于经脉,其糟粕行于大肠也。肺与大肠为表里,而肺主气,其候身之皮毛。春阳气虽在表,而血气尚弱,其饮食居处,运动劳役,血气虚者,则为风邪所伤,客在肌肉之间,后因脾胃气虚,风邪又乘虚而进入于肠胃,其脾气弱,则不能克制水谷,故糟粕不结聚而变为痢也”,说明风邪外袭,由皮毛而入,入于肠胃而变为痢。
2.2《千金方》:脏腑相关,阐释肺肠相关见解唐?孙思邈总结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亦有独到见解。如《备急千金要方?大肠腑方?大肠腑脉论》:“肺前受病,移于大肠,肺咳不已,咳则遗矢便利”,说明肺病咳嗽不已则循经下行,波及于肠。《备急千金要方?大肠腑方?论》曰∶“者,主大行道,肺、大肠候也。号为通事令史。重十二两,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二分,应十二时。若脏伤热,则闭塞,大行不通,或肿,缩入生疮。若腑伤寒,则开大行洞泻,凸出,良久乃入。热则通之,寒则补之,虚实和平,依经调之”,说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肛肠疾病中的应用。
3宋金元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趋于完善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长期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使“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趋于完善。
3.1《仁斋直指方论》:立桔梗枳壳方治疗便秘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大便秘涩方论》云:“大肠与肺为表里,大肠者,诸气之道路关焉……风壅者疏其风,是固然尔,孰知流行肺气,又所以为四者之枢纽乎不然,叔和何以曰肺与大肠为传送?”杨士瀛主张用桔梗枳壳汤(桔梗、枳壳、甘草)加紫苏茎叶治疗气不下降之大便不通,这对肺壅气滞引起的便秘是比较合适的。
3.2《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肺病及肠的病变关系《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主要阐述了肺病及肠的病变关系。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胀满叙论》曰:“肺气不传,必胀于大肠”,说明肺失肃降、气机不畅,则导致肠道胀满。此外,在本书中也认识到病变与肺的关系:“为肺下口,主大肠,肺脏实则热,热则闭塞;腑虚则大肠寒,寒则脱出”,说明肺脏、大肠、的内在关系,热邪犯肺影响到肠进而导致闭塞。
3.3金元四大家:丰富“肺与大肠相表里”理法方药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完善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学说,丰富了其理法方药。如刘完素治肠风痔病,常从太阴阳明辨证。《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痔门》记载:“夫肠风痔病者,所发手太阴、手阳明经以应动脉,谓肺与大肠为表里,为传道以行糟粕。”张从正《儒门事亲?金匮十全之法》中论述了肠道气机通畅则肺金气化得通,有“月真胀:浊气在上不散,可服木香槟榔丸、青皮、陈皮。属大肠,为浊气逆,肺金为清气逆,气化则愈矣”的描述。而在《儒门事亲?火》中则认识到,肠鸣腹痛影响及肺可出现喘息病变,如“赤白为利……肠鸣切痛,消渴上喘,肺金为病”。李东垣认为,大肠所主之津液,不但借助于肺气,还依赖于脾胃所化生之营气。在《脾胃论?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虚则俱病论》中说:“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大肠、小肠受胃之荣气,乃能行津液于上焦,灌溉皮毛,充实腠理,若饮食不及,大肠、小肠无所禀受,故津液涸竭焉。”在朱丹溪的着作中更多的是强调痰壅于肺的病机,如《金匮钩玄?泄泻从湿治有多法》中有“积湿成痰,留于肺中,宜大肠之不固也。”《丹溪治法心要?泄泻》也认识到,痰浊壅肺可以影响到大肠,如“痰积在肺,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则肺气降下,而大肠之虚自复矣。”在朱丹溪临证中,有用涌吐痰涎的方法治疗痢疾的验案则是其理论的明证。此外,《丹溪心法?脱肛》中还明确指出肛肠疾病和肺的关系:“肺与大肠为表里,故肺脏蕴热,则闭结;肺脏虚寒,则脱出。又有妇人产育用力,小儿久痢,皆致此。”该理论对临床痔疮、肛瘘、脱肛等肛肠科疾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后世妇科儿科中的脱肛疾患也多与此有关。肠风一病,《丹溪手镜?下血》有“肺受风热,传下大肠,名肠风”,论述了由肺受风热传于大肠则形成肠风的疾病。同书《结燥便闭》则进一步描述了其脉象和治疗方药:“肺受风邪入肠中,右尺脉浮,宜麻仁丸。”综上所述,金元时期在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认识上,已经不仅局限于生理关联,而是更多地从病理上认识到肺与大肠之间的传变。如病因病机上认识到风热、痰湿在肺与大肠之间的传变,从症状的表现上认识喘咳、腹痛、便秘、下痢,在治疗上更是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方药,并在这一时期得以丰富和发展。
4明清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日臻成熟明清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日臻成熟,医家更加重视理论和临床的结合,在诸多疾病的描述上体现了该理论的灵活应用,可以大体分为“肺病及肠”和“肠病及肺”,治疗时则“肺病治肠”、“肠病治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