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型建筑空间概念的提出与特征
1.生态建筑与生态型建筑1960年代，建筑师保罗•索勒瑞（PoloSoleri）将生态学（Ecology）和建筑学（Architecture）两词合并为Arcology，创立了生态建筑学。［2］生态建筑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是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下，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协调人、建筑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寻求创造生态建筑环境的途径和设计方法。［3］正如本文前面所述，生态建筑理论及其实践的浪潮正方兴未艾，然而，本文所提出“生态型建筑”的概念则更为宽广，是泛指一切在生态设计理念指导下的建筑形态，它们或是运用生态建筑理论、或是利用相关技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从生态建筑到生态型建筑，是概念外延拓展的过程。生态型建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建筑。因此，为人类营造适宜的使用空间是其首要目的，其次才是以因利乘便或因势利导的方式去实现生态的目标。为此，我们提出生态型建筑空间的构想。
2.生态型建筑空间的构想无论什么样的设计思想和哲学理念，最终都要通过一定的空间表达手段使之实现。创造合用的空间是建筑师的根本任务，也是本文探讨生态型建筑空间的原因所在。生态型建筑空间与普遍意义上的建筑空间相比，存在着诸多不同：一般情况下，建筑空间主要考虑空间的尺度、空间的几何形态构成，以及空间的组织秩序关系；而生态型建筑空间不仅要考虑上述因素，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建筑空间与外部环境的关联、建筑空间使用者的生理及心理舒适程度，以及建筑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甚至成为建筑设计的根本出发点。
二.生态型建筑空间形态分析
1.生态型建筑的外部空间处理生态型建筑外部空间是指建筑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它主要研究如何合理地组织建筑形态与建筑空间，使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更为有机，主要内容包括：以适宜的建筑形态更好地融入地段空间；通过建筑设计使城市空间得以延续；避免对基地环境的破坏性建设等。空间形态一：隐藏类似于1980年代时期流行的覆土建筑。建筑部分体量置于地下，或被大面积的绿化及广场覆盖，以此达到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削弱，保证近地面层绿化系统和步行系统的延续性。同时，建筑表面的绿化植被可以起到隔热、防尘、改善微循环的作用。由艾米利奥•安巴斯（EmilioAmbasz）设计的“Across福冈，是在城市中探索生态型建筑的典型实例。建筑朝向天神中央公园，其上覆盖着名为“StepGarden“的阶梯状层层收进的屋顶花园，从远处望去，整座建筑隐藏于一片绿色的环境氛围之中。空间形态二：融入所谓的“融入”是指建筑的建构不构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威胁，而是作为自然的构成要素，恰当地嵌入城市缝隙或自然肌理，并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1993年，美国的西特事务所（SITEArchitects）设计的夏特努加市水之殿（TennesseeAquatorium,Chattanooga），建筑的整体轮廓呈圆形，沿地面水平展开，不仅与地形取得关联，而且贴合大地，与现有风景完全整合在一起。一系列波浪形的信息墙冲层”和“噪音隔离区”，使建筑室内拥有更为舒适的物理环境。空间形态五：双层表皮建筑通过相互靠近的两层表皮间形成拔风筒效应，达到建筑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目的，进而降低建筑能耗，同时为建筑内部创造舒适的环境。英恩霍文•欧文迪克事务所（IngenhovenOverdiekandPartners）设计的德国埃森的RWE公司塔楼（RweAGCorporateHeadquarters,Essen），是一座120m高，拥有双层玻璃表皮的圆柱体建筑。该建筑的内外两层玻璃间距50cm，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并在此安装了一套遮阳系统。内层玻璃可以自由开启，外层玻璃可以阻挡高空的风力，因此其内部工作间可以享受自然的空气却不必担心高空猛烈的阵风。空间形态六：整体性屋盖这种空间是以整体性屋面在室内外之间形成了一个过渡性空间，其实质也是气候的缓冲区。在此类建筑中，建筑的屋盖摆脱了与建筑平面的必然联系，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要素“，漂浮”在由建筑功能自然生成的体量之上。因此，可以解决因建筑体量过于凌乱而给城市肌理造成的负面影响。法国建筑师B.屈米设计的弗雷斯诺国立当代艺术学校，是一个旧有建筑的扩建项目。屈米保留了原有的弗雷斯诺最辉煌的部分，并用一个巨大的屋顶将新旧两部分整体覆盖，因此形成一个半室外、半室内的空间区域。该区域因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和适宜交往的特质而受到人们喜爱。⑵异形建筑界面空间形态七：异形建筑界面这是一种真正立足于理性分析基础上的生态型建筑。其设计主要从生态的需要出发，根据建筑采光、遮阳、通风的需求来设计建筑空间的界面形态，在看将建筑平行分割，使建筑形成了与环境穿插融合的关系。空间形态三：架空架空是出于对原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在当代，由于生态思想的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师能够在设计中将建筑与环境同等考虑。当遇到对外界触动较为敏感的地形地貌，如陡坡、湖岸等，架空便成为处理建筑与环境矛盾的首选。在当今日本，对城市“还地”“、开放”的理念甚至成为指导建筑设计的一种风尚。受此理念影响的建筑师认为，在日益变得狭小而拥挤的地面上进行建造，不如将建筑置于“空中”，为城市留出成片的空间。如位于东京中心繁华地带的JT大厦，设计者为留出建筑下部的空间而不惜重金将大厦下面架空20m，形成半开放的景观效果。
2.生态型建筑空间的界面处理⑴双层建筑界面具有双层界面的建筑近年来很是流行。通常，它的内层是普通意义上的建筑界面；而外层界面主要起附加作用，使内、外层界面之间形成一定厚度的空气层，作为气候的缓冲带，使建筑内部拥有更舒适的气候环境。双层界面是降低建筑能耗、实现建筑生态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建筑空间形态。空间形态四：房中房建筑在建筑与室外之间形成通高的垂直开放空间，该空间单侧接临室外，其余面接临建筑的楼层空间，既具有气候调节的优势，又具有中庭空间的效果，并将街道空间融进建筑空间的内部。波特•里希特•特赫阿里（BotheRichterTeherani）设计的德国汉堡双X形建筑（Double-XX），其内部是坚固的双X形体量，外部包裹着矩形的玻璃幕墙，从而形成6个三角形的通高暖房空间，每一个办公单元都与一个暖房连接，在室内与室外之间形成了“气候缓似令人费解的异形界面下，隐藏着逻辑性极强的设计理念。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英国伦敦市政厅，呈逐层向南探出的不规则球体，上层楼板可自然为下层空间遮阳。据称，它的能源消耗量比同等规模使用空调的建筑减少了75%。
3.生态型建筑的内部空间处理⑴对比性空间的组合将具有自然特性的空间，如：庭、园、院，与建筑的功能空间组合设置。这种空间排布方式的重点在于强调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在空间的整体布局上，自然性空间与功能性空间这两种有着明显对比关系的空间交替出现，形成节奏和韵律。对比性空间的组合，使建筑与自然交错在一起。同时也避免因单幢建筑体量过大而给建设基址造成过大的影响。空间形态八：空间的水平并置自然空间与建筑功能空间在同一水平面上呈线形间隔布置，既可能是直线，也可能是曲线。此种空间布局富有节奏，其内部空间既有独立空间的私密感，又有流动空间的通畅、自然之感。英恩霍文设计的汉堡空中客车A3XX制作厅，是一座拥有5个沿曲线排列的翼形玻璃建筑。透明表皮、均好性单元空间是其主要特色。建筑的各翼之间种植了果树，是良好的交流区，同时保证每个办公单元都能够欣赏到周围的景致。空间形态九：空间的竖向叠合通过将自然性空间与功能性空间沿建筑竖向叠合，解决了建筑的有限用地与人类渴望贴近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当代土地资源的紧张与人类传统的“散居”建筑模式的一种调和，是当代高层建筑经常采用的手法之一。法兰克福的马克斯大厦，其构思是将公园与建筑结合起来。建筑的各楼层种有灌木、攀缘植2001.8.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色建筑研究中心编.绿色建筑.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9.齐康.建筑.空间.形态——建筑形态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0Vol.30.10.生态建筑与生态技术.世界建筑2000.04.11.［美］保汤德.伯格纳著，郝曙光译.刘先觉校.现实和幻想之间——20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末的日本建筑.建筑师.12.荆其敏.生态建筑学.建筑学报，2000.07物和草本植物，它们与建筑的功能空间沿三维的轨道螺旋交错分布，越接近外立面，种植就越密；越接近核心越稀疏。这些精心设置的绿化形成一个从地面盘旋而上的生态绿化环，与建筑空间共同构筑一个平衡的大生态系统。⑵室外空间的室内化处理室外空间的室内化倾向是当代建筑空间的特征之一。超级秘书网
设计师以分而不隔的手段将室外空间加以限定，使其成为室内空间。因此，该类空间兼具室外和室内空间的特征。空间形态十：内部庭院设计师为建筑的内部庭院覆以玻璃屋顶，导入阳光，类似于“日光室”的作用，使围绕在其周围的使用空间，即使在阴天也可以保证温暖，同时能够消除小空间可能带来的封闭感，使视线流通。德国汉诺威的Dvg2000，该建筑有3个内庭，内庭上方均罩以大玻璃屋顶，形成室内庭院，庭院种有橄榄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使自然延伸到室内。建筑不再人为地规定固定的办公地点，而是在开阔的空地上散布着T形的组合式办公单元，形成“开放性”的绿色办公景观。空间形态十一：巨形中庭巨型尺度的中庭空间，高大的顶棚可以使其中的使用者最大限度地忽略它的存在。再配以丰富的植物绿化，能提供宛如身处大自然的空间感受。艾米利奥•安巴斯设计的日本尼契的体育文化综合建筑（MycalSanda-Pororoca），内部有一个倾斜玻璃幕墙的巨形中庭，中庭内做了大规模的景观设计：平缓倾斜的草坪、池塘、流水等，可以在一年四季使人感受到绿色的环境。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当代生态型建筑空间的大致特征：
1.作为建筑空间限定要素的空间界面的作用愈加显著；
2.建筑空间有进一步走向开放的趋势，从使用者视线的流通到自然光线的引入、通风措施的完备，空间的包容性将有所增强；
3.绿色空间由原来集中于建筑的底层及屋顶层，逐渐发展为与建筑的功能空间相结合，遍布于建筑平面与空间的各个角落。文章探讨了生态型建筑的空间形态特征，总结了其常见的空间创作手法。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结果：立足于空间这一建筑学本体的内容，着眼于生态的观念，从人类的宏观发展和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双重层面认识当代建筑的发展态势，设计当代高品质的建筑空间。这是我们研究的最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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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阙； 建筑文化； 天人合一
abstract: watchtowers, decorative constructions to palaces, temples and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usually stood on both sides of the passage in front of the gate as symbols of grandeur. as a style of ancient art of architecture, the watchtower was clearly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it represented a fo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chtowers in the han dynasty embodied the conception of “man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e heaven” in architectonic designs and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the view of harmonybetween men and nature in construction of architectonic environment. all this provides some useful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watchtower in the han dynasty; civilization of architecture; man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e heaven
人生离不开建筑。在历史的研究中，建筑是很重要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古人的特质与精神文化。建筑物忠实地记录了时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建筑是人类艺术、技术与文化发展的见证。本文拟针对现存汉阙实物（不包括现存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中汉阙以及出土的陪葬陶阙），通过研究其源流、探究其建筑特点，以发掘形式后所蕴涵的文化上的特性，希望藉此能为解决当代中国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中文化特性的缺失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一、 汉阙源流与保存现状
阙是我国古代设置在宫殿、城垣、陵墓、祠庙大门两侧标示地位尊崇的装饰性建筑物，因此也称阙门或门阙。阙门起源于周代，历经汉唐，延续至明清，从未中断。随着各个时期社会历史情况的不同，阙门的形制亦代有演变。
1． 汉阙源流。阙，最初称“观”，它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周代时阙门这种建筑形式已经存在，主要为宫阙和城阙。《三辅黄图》曰：“阙，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1］卷6《阙》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城阙见于《诗经》，《诗·郑风·子衿》曰：“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可知周代已有了“宫阙”和“城阙”。最初的阙大约是宫外或城外的一种防御建筑，高高的台基上有楼屋，守卫者可以站在其上望四方，故又称之为“观”。 因为是树立于宫门旁的建筑，由于其建筑的高大醒目，所以阙也因此成为天子颁布政令的地方，称之为“象魏”［2］《门部》。《三辅黄图》对此也有记载：“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1］卷2《未央宫》这里阙又成了天子公布法令的地方，这样阙便成了国家和天子的象征。
汉代之时，阙作为装饰性建筑的功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变得很广泛，被长时期广泛地修建在宫、庙、祠、墓以及学校、井泉之前，以衬托和美化主体建筑，加强建筑组群的庄重感。于是阙除了宫阙、城阙外又有了门阙、墓阙之分。汉代的城门、宫室和显宦的宅第，往往都要立阙，以象征王权的尊严或门第的高贵。东汉时开始出现全用石料建在宗庙祠堂、墓家神道前的石阙，石阙不易毁坏，历数千年沧桑，部分得以留存。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的对象。
魏晋南北朝以后至明清时代，阙门作为一种礼制性建筑仍然存在，又有所发展和变化，阙门的种类明显减少，虽然有些新的阙门形制短暂出现，但不是阙门的主流形制。短期流行的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阙，北齐时期的石棺阙等。隋唐时期阙的主要形制为宫阙和陵阙。宫阙如大明宫含元殿前的栖凤阁、翔鸾阁，就是典型的宫殿三出阙建筑。从隋唐时期开始，宫阙仅置于南向的正门处，改变了汉阙在建筑物旁放置的习惯。其形制表现为左右双阙突出，用于宫城正门，呈“凹”形平面布局。这种阙门形制，由隋至清，历代因袭大致未变。现存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北京清代紫禁城午门双阙。陵阙最典型的实物资料即为陕西唐乾陵经过考古发掘的乳峰三出阙遗址和南神门外三出阙遗址。还有河南巩县北宋皇陵的阙台现在仍清晰可见。隋唐以后，诸如城阙、坞壁阙、宅第阙、墓阙、庙阙等都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3］
2．汉阙建筑特点。阙作为汉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一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通常立于门前甬道两旁。汉阙作为石质建筑，却具有仿木结构的特点。汉代石阙模仿木建筑结构和风格，阙上雕有柱、仿、檐、盖等各种木结构建筑的部件，显得分外古朴而典雅，为人们研究其他汉代建筑结构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石阙的外形就像一座古典式的楼房，从上到下可以分为阙顶、阙身、台基三部分。“阙顶”即屋顶，用石材雕刻出仿木的脊饰、瓦当、柱子、檐屋等形状，就像木建筑的屋檐，既有遮雨的功能，又具装饰性。阙身相当于房屋，由多层石材堆砌，在石材上雕刻出斗拱、栏杆及人物、图象，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并刻出模仿木结构的栏额、立柱等，衬托着上面的楼阁显得高大、雄奇。“台基”代表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夯土台基。整圈的造型上大下小，虽然按一定比例比木阙有所缩小，却同样表现出雄奇威严的气象，可称为最早的缩微景观了。此外由于石阙立于神道两旁，故分为东、西阙。多数阙又有主、耳阙之分，耳阙紧靠主阙而稍矮，显得错落有致。左、右阙隔神道遥相呼应、珠联璧合。［4］
3．汉阙的保存现状。据考古工作者统计，目前全国尚存汉代石阙且保存较完好者仅29处，大多是东汉时所建。这些阙均是当时祠堂或坟墓前的神道阙，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登封、山东平邑、四川绵阳、梓潼、德阳、雅安、芦山、西昌与重庆渠县、忠县等地，其中以川渝两地最为集中，达20余处，占目前留在我国地面上总石阙的90%以上。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认为，汉阙多在四川（原包括重庆）并非偶然。他指出：“至于四川，在两汉时代，工业发展，屠(奢)侈之风由来已久。”［5］这就是四川多汉阙原因之所在。在四川汉阙中，著名的如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渠县冯焕阙和沈府君阙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汉阙建筑的文化特性
建筑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信念，是文化的具体反映。汉阙作为中国古典建筑深刻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这个传统哲学观念把天地万物生命化，在世道人心与宇宙之间建立某种感应关系，“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这种宇宙观就是天与人合而为一，物质与精神同流，万物生命运行其中，人生与自然互为感通，人们通过敬畏上天，顺服自然，从而与自然协调并存，这种人生伦理表达了人类挣脱宗教束缚的一种努力，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对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对建筑。中国传统建筑一向以取得与自然的协调而著称于世，建筑界的专家学者也常用“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念来概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纵观中国历史，这一观念为历代的思想家们所重视，也为众多的建筑巨匠所恪守。
通过对汉阙这一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天人合一”文化特性的了解，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传统建筑，更生动地欣赏中国建筑空间中包容的精神生活。
1. 汉阙造型中的文化特性。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其目的是和谐。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空间观。而这种空间观在汉阙造型上的体现就是均衡、对称。在中国人理念里，对称这个观念，反映了对人体形态的看法。生为房屋、院落，死为墓阙。这一文化特性对汉阙造型上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汉阙的东西对称、三段式结构两方面。
对于传统的中国建筑来说，大多是以坐北朝南为原则的。这种院落加上中轴对称的原则，就体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了。一座简单的三合院，实际上等于一个张臂向前的人形，主房就是人身，两厢就是两臂，拥围着一个自己的天地（天井）。［6］229-249而汉阙作为主人死后的阴宅，深受其“视死如生”观念的影响，于是在它的空间配置上也采取了坟墓面南，双阙分置东西的格局。双阙采取中轴对称分置左右，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由于人体躯干是对称的，所以只有依着坟茔为中轴，对称排列两阙。这样的排列格局，加上两阙的三段式结构所体现出的“三才”思想、石阙的石制仿木结构体现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以及阙身图案上体现出的升仙思想内涵，才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中国文化的胚芽——《周易》是阴阳学说的圣经，中国文化的所有形式均可寻根于《周易》。《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明确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这样人们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在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与它相适应，从而做到天随人愿，人不违天。在《周易》中，则把天、地、人“三才之道”视为一个整体。［7］这种整体观念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前文提到，汉阙如同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是天，台基是地，房屋是人）一样，拥有阙顶、阙身、台基这样的三段式造型。可用天、地、人三才的观念去理解。阙顶即天、阙身为人、台基是地，体现了三才合一的理念。在佛教东来以前，中国的宗教是以崇天为主，辅以神话，甚至相信长生不老，肉体升天，所以古代的帝王，喜欢筑高台以祀天神。所谓“灵台”、“瑶台”是介乎崇祀与游乐之间的建筑。台基就是这一类能够达到人神相通的高台的变体。
2. 汉阙材质所反映出的生命建筑观。周代开始，中国人建立了“天命”的观念。天命代替神秘而又恐怖的神礻氏，是一大进步；因天命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投射。作为“天人合一”哲学观重要的文化宣示——“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一方面使我们注意要爱惜万物的生命，以仁慈对待生命，同时也提示对于自身要注意生命的延长与延续，这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
阙按照建筑材料可分为木结构、石结构和石仿木结构等。在汉阙身上体现出石木两种材质并非偶然，这实际上是生命的建筑观的体现。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土木的文化，所以古代称建筑为“土木”，因此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出石质的建筑。事实上我国在汉代已可建造相当精美的拱顶，秦汉两代的建筑用砖，为空心砖且有印花，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制品，主要用在墓葬上而已。［6］28由于砖石墓的发展，商周以来长期使用的木椁墓逐步减少，到汉末三国间几乎绝迹。［8］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人认为石材其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暗示着死亡，砖石属土，是应该被踩在脚下的，只是地面下或脚下的建材。因此砖石被广泛应用于修坟造墓中，也就是为何汉代墓阙均为石制之故。
对于日常所居，国人虽很早就发明了瓦，汉代就可以制砖，到隋代，赵州桥的石拱技术炉火纯青，然而中国人却有意地选择了木材，因为木材的寿命几乎与人的寿命相当，因此建筑的生命似乎应合于人生的悲欢离合，古老建筑的倾圯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文化中，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在汉代的五行说中，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它与木相配合，是相辅相成的。［6］28这也就是为何汉阙虽为石制，却都要做成仿木结构的原由。
3. 汉阙所蕴涵的升仙思想。阙在周代是天子宫殿里的专用建筑，是天子的居所。天子是受命于天的神人，因而只有上帝及其子孙才能居住在这样神界的建筑中，所以阙具有一种崇高感和神秘感。在古代文献里，阙往往和“宫”、“天”，等连在一起，如“宫阙”、“天阙”。 另外在一些汉晋时期的文献及道教的典籍中，阙也常被说成是神仙界的建筑。阙的精神内核是大门，是人神两界的交通门户，是人成仙时通向大国的门径。 汉代神仙家认为，神仙好居观、楼。于是“观”和“阙”成为人所向往的仙境的象征。在思想内涵上，汉代的“阙”和“观”也因此而具有通过建筑艺术的审美形式来表达向往神仙世界之理想的这样的文化特性。由是“阙”和“观”的思想价值超出了建筑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天门的象征符号和人仙交通的媒介。［9］神仙思想是汉阙石刻与画像石艺术的母题，阙则是这一母题的象征性符号与媒介。
由于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与追逐，于是在其奢华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对理想中的神仙境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竭力模仿。这一点在秦陵发现的三处阙遗址以及汉宫之内广建宫阙可以证明，这就引导了当时的神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家们掸思竭虑而为之，并对这一时代及以后君臣将相和民众的神仙观念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汉阙上所刻画的内容来看，汉阙多刻画有各种神话传说、仙人以及生前的庄园、宴饮、舞乐、市井、劳作等活动，借以表现希望墓主人能升入天门，继续宴饮舞乐的生活。或刻画汉人心目中的神圣、祥瑞之物，如神兽“天禄”、“辟邪”以及四方之神，其中尤以南方之神“朱雀”出现较多，盖取其象征阳神飞升之意（如乘鹤西升而成仙），以期死者早日飞升仙宫；此外亦见有“青龙衔璧”、“白虎衔璧”之类等等。这些都是汉代人价值观的反映，表明汉人认为这些内容可望产生通神通天之功能。因为按照中国上古神话，自从“绝地天通”以后，地上的人们和天界的联系便被阻断，只有那些大德之人才可能终致与天感通，因而若欲进入天上神仙境界，不仅要广修其德，而且要有藉以交通上天的“天梯”。［9］甚至有的就直接雕有“天门”［10］，这种仙界有阙门的宗教观念同《楚辞》中帝阍，“广开兮天门”的描述是一脉相承的，是通向天庭的必经之路［11］，都充分说明时人有以阙代仙界的观念。且石阙的建筑风格主要取仿楼阁式，颇有仙境重天之意蕴。［9］
以上所述可见，汉阙建筑在汉代的兴盛，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汉代是黄老思想、神仙思想流行的时期，宫中建阙，既隐含了宫殿是神界建筑的思想，又折射出汉武帝之流对长生不死的渴求。这种宫阙建筑往往高耸入云，正好折射了脱离凡界、进入仙界，天子居天上的思想。而墓阙则是墓主死后登入仙界的天梯，是交通人神两界的门户。汉代“阙”和“观”的思想价值已经超出了建筑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而成为汉人神仙信仰中仙界大门的“象征符号，人仙交通的媒介”。［9］这里汉阙已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种礼制符号，更是一种宗教符号，成为当时社会的巫术工具之一。［12］
三、 汉阙建筑的当代意义
汉阙作为汉代建构的文化习俗，西汉兴起，风行400余年，直至东汉末年方渐趋式微。虽然这种风习消亡了，但汉阙所存储的社会文化信息却历久弥显，并不断激发后人的想象力。原本作为墓葬构成的汉阙，现在已被视为珍贵的艺术作品。只有探询这些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文化特性之间的联系，才能对今天中国的当代建筑文化提供应有借鉴。在几年前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中国建筑师的方案均“铩羽而归”，除了我们的积累和经验不够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自身文化特性与精神的缺失。纵观当时国内外所有的方案，其中体现出的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是西方文化和仿西方文化的差异。［13］
1．汉阙与时代精神的重塑。汉阙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民族艺术，它通过其造型、结构、材质及其上所刻画的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现出汉代人的思想和审美观，并形成了汉代艺术的特殊气势和古拙风格，表现了一种整体灵动、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汉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宏阔开放的文化精神。［14］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西方文化的扩张下，中国城市里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正被“欧陆风”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城市的风貌“千城一面”，传统的中华民族美德在金钱至上观念冲击下日益凋零。因此在当代的中国，在建筑文化方面应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建筑风貌与文化内涵，在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上应中西建筑文化并重、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文化与城市格局。
2．汉阙与当代建筑文化。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积累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物质载体，中国传统建筑在民族文化的濡染和影响下，从自然演变和经验积累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审美观——“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天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极具有美学神韵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这一因素使中国建筑呈现出一种既亲切理智，又空静淡远；既恢宏大度，又意韵深长的艺术风格。
“天人合一”文化特性在建筑文化中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就是为中国建筑所体现出的和谐的有机自然观。换句话说，和谐就是将建筑、人与自然环境有机统一。在当代的建筑规划设计中，应当突出强调自然的整体性、建筑本身与环境的协调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有机自然观，从而把人与自然、人和宇宙、建筑与自然予以统一，融为一体。
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建筑应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真正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融合的发展之路。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观就是“天人合一”的建筑发展观。汉阙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特殊的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表达的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上。同样对待当代中国的仿古建筑，不宜只停留在其外在形式上，做一些盲目的模仿或随心所欲的组合。当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应当是民族的时代建筑文化的体现，是在时间纵轴上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在空间坐标上对世界文明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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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国内建筑学院里的国际学术活动越来越频繁，网络建筑资源也是汗牛充栋，不少青年建筑师和学生面对众说纷纭、五花八门的外来理论——建筑哲学、符号学、现象学、类型学、文化人类学……谈完了“后现代”、“解构”，又谈“建构”和“身体与建筑”。确实有些人是真正专心在研究，可还有许多人是人云亦云、见异思迁，把建筑理论当成时尚的东西，不断地与时新的理论“俱进”。许多人把最旺盛时期的经历不断消耗在无谓的对理论的激动中。须知，国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破，涉及到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及数学、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
然而，在浮躁的理论界，有许多人动不动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术语来解释我国的建筑现象，牵强附会。如“建构”一词，许多学者在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就试图用它来证明我国建筑中早就有了“建构”思想。“建构”(tectonic)一词起源于希腊语，原指木匠和建筑匠的手艺。经由19世纪欧洲建筑理论家的工作，“建构”逐渐发展为特指建筑在物质层面上如何建造的艺术，成为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对后现代主义日益商业化和表面化的批判，“建构”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的年轻建筑学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谈论“建构”迅速成为建筑理论时尚的今天，“建构”和其他许多引进的西方理论话语一样，面临被肤浅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西方的理论不加咀嚼就随意引用，必定会消化不良，更不要指望能对我国建筑现状起什么积极作用了。
理论最忌僵化和教条。有许多学者故弄玄虚，把西方语境里很平常的话语翻译成拗口的中文，以显示自己的高深，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恋罢了。如某介绍西方先锋建筑理论的论文，笔者读下来竟如同嚼蜡。文章通篇充斥了奇异的译名和晦涩的话语，还有很多电影、文学方面的未经解释的术语，其中很多翻译的语句前后关系含混，不知道作者想要说什么，可见他只是把别人的话逐句生硬地翻译过来，想必作者也根本没有理解原作的精神，否则不会讲不清楚，只是照猫画虎的描摹了一遍罢了。真不知这类文章和所谓理论能对学建筑的人有何裨益?
学院派的建筑理论教育历来是与建筑实践有距离的，强调“宏大叙事”，即是以群体、抽象和形而上基础的历史叙事方式，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的成分。它制造叙事霸权，并因而成为学院派建筑理论所依赖的基本模式。学院派理论家企图绕过私人感受，用宏大叙事取代对作品的细读分析，导致当代建筑批评以及文化批评越来越远离艺术经验。看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建筑期刊，都快成了为官方或学术权威霸权的田地了，在那里听不到自由的声音，看不到独立的见解。而如《时代建筑》这样的杂志，就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个人论点在激烈碰撞，读者能感受到清新的新面孔，呼吸到新鲜的学术空气。难怪许多实验和先锋的建筑师选择在这里说出自己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的人都知道，他极少运用成语和某某名人说过的话，他用最朴实的语句说出了最真实的感受，给读者的感受是最亲切、最有震撼力的。他试图用“私人叙事”的真实体验来抵抗学院派“宏大叙事”的臃冗陈腐的叙事霸权。
一直以来，很多当代商业建筑都将注意力放在规模上，虽然功能上很好的满足了消费市场的需求，但是购物空间往往没有自身特色，舒适性能不佳，难以展现出比较理想的主题特色。具体来讲，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商业业态结构混乱，百货商场过剩，商业业态处于没有秩序的状态;其二，布局业态比较单一，缺乏差异化战略思想，比较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其三，目标市场定位不明确，消费需求升级的过程中，项目规划意识落后，难以针对性的进行改善和调整。
1．2空间设计不合理
商业业态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建筑设计经验不足，商业空间设计就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的地方。具体来讲，其主要体现在:其一，公共空间模式单一，空间变化性不足，很容易使得人们出现审美疲劳的情况;其二，商业空间内部流线混乱，缺乏导向设计思维;其三，商业外部环境和配套设施不全，难以满足人们消费过程中的需求，周围空气质量保护意识不强，难以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1．3视觉系统不美观
随着人们对于消费建筑需求越来越高，审美性成为大势所趋。但是现阶段商业建筑设计在视觉标示设计方面还不是很重视，出现了视觉系统审美情趣丧失的问题。具体来讲:其一，美学视觉标示缺乏，感官意识不强，不具备人性化建筑的特点;其二，商业建筑模式老化，对于外观不是很重视，很容易形成千街一面的情况，难以有效的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其三，在信息媒体广告发展的过程中，传播信息缺乏新意，没能将其作为建筑设计的一部分，很容易使得整个商业环境广告充斥。
2消费文化视角下的当代商业建筑设计
消费文化涉及面比较广泛，牵涉内容众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消费文化视角对于商业建筑设计会提出很多不同的需求。具体来讲，在消费文化影响下，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去做好商业建筑设计。具体来讲，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内容:
2．1大众文化视角
城市生活的融入和人文关怀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多元叙事手段和商业空间联姻上。具体来讲:其一，积极从城市文化生活多元入手，去促进商业建筑生活味道的提升。如主题特色建筑群的构建，生活方式的链接，城市更新的推动等;其二，积极从人文关怀的全方位入手，体现区域商业建筑对于消费者提供的人文关怀，比如健全社交场景体系，生态概念的植入，娱乐设施的共享等。
2．2地缘文化视角
不同地域，其消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地缘文化差异。在此情况下，商业建筑设计可以从地缘文化的视角出发，积极尝试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积极传承地域历史文脉，挖掘地域历史，处理好商业建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使得商业建筑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其二，从保留建筑改造的角度出发，处理好古建筑和商业建筑之间的关系，保证空间关系上的相互融合，以便更好的发挥商业建筑的效能;其三，从地域风情的角度出发，立足本地地域风情资源，以此为突破口开展商业建筑设计，使得商业建筑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
2．3精英文化视角
当代商业建筑的文化语境是社会等级区分的物质载体，能够对于不同的场所，行为，品牌进行区分，从而使得文化资本处于优越的地位上，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消费文化下的精英文化视角。在此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从风格化的角度出发，形成精英文化符号，使得其从感官上，心理上，象征上符合此群体的特点，构建起来精英层次的文化资本;其二，效仿上流社会，从尊贵服务享受，奢华创意营造，科技含量提升的角度出发去促进精英文化氛围的营造，做好商业建筑设计工作。
1.1建筑工程质量管理体制不尽完善
我国当代的建筑工程开展得比较晚，很多体制都在延续着旧的模式，现阶段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想要发展就要不断进行改革，通过改革的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提升。但是我们工程的质量管理方面跟不上发展的模式，一直处于旧的体制，这样我们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如监督、实施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就非常多，这样的情形必须进行体制的转变与完善。
1.2施工企业以及施工技术人员质量和法律意识淡薄
员工考虑最多的就是自身的效益问题，在施工的过程中法律的意识不够强烈，很多时候没有责任感，这样就导致了很多人为质量问题的出现。在施工的过程中，最怕出现的问题就是施工企业与施工者的责任心不强，导致工程在很多时候不真正地领会施工的意图，按照自己的工作经验来开展工作。为了追求经济的效益，在很多的工程会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这样大大地影响到了工程的质量。
2提高建筑工程质量的途径
2.1各级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加大建筑市场管理力度
各级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加大建筑市场管理力度，依法治理工程质量。我们今天的法律法规在不断进行完善，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市场进行了很好的指导，但是，在我们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很难做到按照规则进行工作，这样就导致了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很大的漏洞，就需要我们进行严格的执行与控制，政府部门在这个时期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加大控制的力度才能更好地进行有序的工作。质量问题永远都是首位的，处理解决完善质量问题非常重要。
2.2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切实强化企业管理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切实强化企业管理，企业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我们进行工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多的施工队伍各项标准非常低下，在一定的程度上大大地影响到了我们工作的开展。我们对于各级施工单位一定要做好各方面思想工作，提升企业文化，这样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的管理。
2.3施工企业必须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企业必须强化质量意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对于施工单位进行各方面的培养，对于管理人员进行各方面精神的提升，认识到工程的重要性，对于工人在技术方面进行专业性的培训，这样能够更好地按规定进行施工，这是工程在开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4必须有效控制建设单位行为
必须有效控制建设单位行为，禁止不合理压价和垫资或变相垫资施工，禁止肢解工程和层层转包工程，禁止以速度压质量的行为。
2.5必须加强材料检测工作材料检测方面的工作
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我们在购买材料的过程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产品都是非常合格的，所以在我们验收产品的时候就会放低警示，这样很容易掺进不合格的产品，我们的检测工作在一定的程度上就能很好地消除这一方面的问题。
2.6必须重视设计工作
设计一直是我们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方向。一份好的设计的图纸能够带来一个百年的工程，如果我们在审核的过程中出现了遗漏，那么我们开工之后再发现这一问题就会大大地影响到工程的进度，所以在我们审查这一关必须要严格，为后续的工程打好基础。
2.7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施工过程
监理工程的质量关系着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我们对于工程必须进行很好监督，这样能够更好地发现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能够更好地进行处理，在监督的过程寻求质量的进一步改进。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建筑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很多建筑理论却未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追根揭底还是存在很多原因的，此篇文章就要谈一谈中国建筑理论缺失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包袱沉重
传统建筑文化异彩与时代建筑文化格局纵横交错,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与文化反思相互交织,形成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观察和评判坐标在同一时空并存争胜,所有这一切,映现出世界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建筑文化比较研究的多重色彩。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化层面来探讨中国出路问题。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建筑领域,也把中国建筑的出路问题归结为如何解决建筑风格问题,停留于从建筑形式、风格的层面去找寻出路。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开始,时代精神和民族情结的十字架就摆在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建筑师这个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刻刻都在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张力下挣扎,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挣扎着寻求传统文化的时代生长点或者时代文化的传统立足点。这样的传统,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建筑师的创作活动依然是在传统和时代张力下探求文化的时空吻接的又一种努力;贯通着主流建筑师心境的,依然是文化上的两难考虑。正是这种沉重的文化包袱,使我们经常被风格、形式所遮蔽,把寻找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时代精神、地方特色”当作中国建筑界的最有价值的追求,却使建筑本应该思考的本体层面的问题长期受到忽视。
二、外来建筑相对强势
长期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思想一统天下使西方文化成为建筑的主流,当今盛行的全球化更是一个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为主体的“话语”领域,在建筑界则表现为建筑文化的国际化。全球化对中国建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建筑设计领域内国际建筑师的参与。
大量的设计任务被国际建筑师占有,造成了中国建筑在走向全球建筑设计市场中心的同时,中国建筑师却不断地被边缘化。边缘化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建筑师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在激烈竞争的设计市场中迎合业主可能就是更多建筑师的选择了。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使中国的设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西方建筑师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业主的眼球,也设计出许多造型奇特、夸张的建筑形象来赢得设计任务。为了在这样的竞争中胜出,中国建筑师也纷纷重新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三、本土建筑理论缺乏
虽然当代中国建筑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接触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的各种建筑理论,西方蓬勃发展的建筑理论和建筑思潮摆在中国建筑学界面前,但却没有认真追溯后现代主义建筑产生的根源、没有吸收其研究问题的方法,没有消化吸收国外建筑学理论的精华。我们自己的建筑实践,又很少有人认识问题的能力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而只能凭个人经验和“感觉”处理问题。对于建筑哲学的思考更是缺乏,而更多的是评论性和套用国外理论介绍设计方案和实际工程的论文,这反映了当代中国建筑界理论的缺乏。当代中国建筑界理论的缺乏,立足本土的理论体系未能形成,这造成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指导,只好转求国外。但“形而下”的模仿和形而上学的引进理论成为实践过程中两个相互推动的缺陷一一形而上学的使用来自国外的建筑理论使我们的实践活动表现为缺乏内涵的模仿,这导致适应当代中国特点的建筑学理论没有良好的实践基础,进而造成中国建筑只能遵循实用主义哲学,用功利主义的视角,充塞于我们视野的只能是地域、时代、民族等现实而功利的问题,而无法在本体层面上发现更具普遍意义的建筑基本问题。
四、创作环境仍未完善
伴随着社会开放、经济发展、文化的交流,当代中国建筑的整体创作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建筑泛意识形态思维模式逐渐淡化,精品意识已经觉醒,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获得认同,节约型社会的氛围正在强化,对于建筑的认识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相比国外发达国家,我国社会对建筑的关注远远不够,社会整体对建筑的认识有待于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建筑创作环境急待改善。目前,主要存在着以下凡个方面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9-0057-04
地区性是建筑的本质属性,在讨论建筑时地区的概念不可回避。从20世纪5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地区建筑风格的探求,到20世纪90年代追求地区特色的建筑创作,建筑的地区性与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建筑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而云南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神奇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以及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为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云南地区主义建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云南本土建筑师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关注云南乡土民居的研究,不断地从云南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民居中吸取智慧,融入到当代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当中。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早期云南建筑的地区性研究以及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也一度陷于过于“形式化”的倾向之中；简单地将建筑的地区性与民族性等同,狭义地将建筑的地区主义理解为附着于建筑外部的某种符号象征,曾一度导致建筑设计在形式摹仿和符号拼贴上大做文章。虽然这些现象基本上已成为过去,但它却反映了一段时期内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真实状况。
20世纪90年代是国内地区主义建筑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此时云南本土建筑师在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中开始自觉地转向对建筑内在本质的探讨,而云南楚雄州民族博物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回顾历史审视过去,将对今后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云南本土建筑的地区主义探索
几十年来地区主义建筑一直是云南本土建筑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许多本土建筑师和学者为之付出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下面结合地区主义建筑理论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探索历程进行简要回顾。
1.1 从自发到自觉
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研究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云南民居调研。由云南省设计院组成的云南少数民族民居调查组具体负责,先后对云南的十六个主要少数民族民居进行了详细调查。多年的调查收集整理并撰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拍摄绘制了大量的图片,最终于80年代集成出版了《云南民居》及其《续篇》,成为国内早期研究民居建筑的主要专著之一。建筑师是民居调研工作的主体,他们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自觉地将设计与调研工作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早期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基本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地区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认同,“乡土建筑”这种土生土长、自发的、匿名的建筑成为了地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当代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原型”。与此同时,从乡土民居建筑元素中提炼和转换得到新的建筑语汇并运用到建筑创作中,成为了七八十年代云南本土建筑寻求地区特色的基本创作手法。虽然在当时的中小型建筑创作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例如云南阿庐古洞洞外景区、西双版纳主楼式宾馆等。但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法简单易操作,大量的使用也导致了早期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陷入了盲目追求“形式”的误区。随着对建筑地区性理解的加深,这种单纯追求形式的摹仿而忽略建筑文化内涵的做法显出了弊端。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本土建筑师开始以更为自觉而理性的方法进行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例如将建筑类型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乡土民居的研究当中,通过对乡土民居形式结构的深层解析归纳出建筑的基本“原型”,再从原型类推出建筑无限变化的形式,从而摆脱了早期对乡土民居建筑元素简单模仿与拼贴的肤浅做法。
1.2 从外在到内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云南地区主义建筑、乡土建筑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师转变为以昆明理工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学者。这样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研究与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得理论研究与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结合的更为紧密。这一时期云南的地区主义建筑探索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外在的地区性向内在的地区性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场所理论和批判的地区主义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在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理论基础上,为讨论建筑的地区性而提出了场所理论。舒尔茨在场所理论中讨论了“存在空间”、“场所精神”等重要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了建筑的本质是建筑的“地点性”而不是空间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家亚历山大•楚尼斯针对地区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怀旧、乡愁的情结提出了批判的地区主义。他主张理性的批判,从传统建筑、乡土建筑中抽象和还原出地区建筑的“本质”；在抽象、还原和转换过程中运用现代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传统建筑的空间、形式做进一步的提炼、概括,以寻找出属于该地区建筑的“特质”；同时也将建筑本身的营造看做是建构场所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云南本土建筑师开始自觉的关注建筑理论并从建筑与场地环境的整体关系入手思考建筑设计,在建筑与场地之间建构“场所精神”；开始运用现代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乡土民居建筑元素加以提炼、转换形成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特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2 案例解析
2.1 项目概况
楚雄州是一个以彝族为主，苗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世界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为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楚雄州民族博物馆位于楚雄市郊与万家坝相连的鹿城南路一侧山坡上,地形上下高差20多米，场地条件极为复杂。博物馆建造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云南当代地区主义建筑走向“内在”地区性探索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就从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深入解析。
2.2 乡土建筑“原型”的提炼与转换
乡土建筑是地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植根于本土,自发的传统建筑形式为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提供了质朴的创作灵感。博物馆建筑创作并未直接从乡土民居中提取建筑元素和符号进行拼接,而是从当地民居中提炼、转换出基本“原型”即建筑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空间,并结合现代博物馆功能需求以找寻“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的生成之道。(见图1)彝族逐山而居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与山地自然景观一道构成了其特有的山地人居环境――山地聚落与大地景观的有机融合。当地彝族民居以质朴的土掌房、一颗印(合院式)最具代表性,因此成为建筑师“原型”提炼的对象。
博物馆建筑设计首先从场地分析开始,由于等高线密集场地高差较大不利于博物馆展厅空间的水平展开；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设计原则将博物馆的大体量空间分解成多个较小体量,变不利场地条件为有利。于是建筑师从土掌房和一颗印民居若干较小的建筑体量顺等高线联排布置,上下高低错落的布局中提炼、抽取出建筑的基本“原型”,并转换构成了博物馆展厅单元的建筑基本形式。分置在不同地坪标高的展厅单元由室外连廊相连,自上而下错落丰富的轮廓变化构成了整体建筑群最基本的“建筑意向”(见图2)。土掌房民居是一种典型的由开放空间向围合空间过渡的民居形式,“L”型的建筑平面及院墙形成了半封闭内院和半开放外院结合的空间类型。建筑创作从民居中提取、还原出传统建筑的基本空间“原型”。围合封闭的展厅体量与轻盈、通透的连廊形成对比,环绕中央庭院的连廊在联系各展厅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清晰的“边界”,围合出半开放的室外空间。这种提炼、转换民居“原型”的设计方法,已在当代云南 “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见图3)
2.3 场所的建构
“场所”具有空间的一般特性,是由于人在特定空间中活动对周边环境赋予价值后形成的,是人们长期生活、经营的产物；为此可以把“场所”理解为：人与特定地点(空间)之间的某种特殊存在关系。因此,“场所”的建构成为建筑“内在”地区性的重要实现方式,博物馆建筑创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索。
由于场地条件复杂,博物馆建筑布局要协调好场地环境、建筑功能、建筑造型之间的关系。建筑群体在布置上通常采取建筑轴线垂直于道路而建筑体量平行于道路的布置方式。但这种常规的方法在这块场地上却遇到许多问题：首先主轴线方向的水平距离较短,在较陡的坡度上建筑群体难以水平展开；其次建筑群面向西南方向,西南方向用地较小不利于建筑群布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筑师主动适应场地条件采取了主轴线转折的方式布置建筑群,主体建筑由西南向南偏转45°平行于等高线布置。在减缓坡度延长水平距离的同时建筑群主立面朝向城市方向争取到较好的城市景观。主轴线两侧场地开阔顺势布置建筑体量,主轴线一直延伸至坡脚的博物馆序厅处转折,使之与道路产生垂直关系并在此处组织入口前区广场与城市道路自然衔接。这种从场地出发的应答式设计方法,使得建筑群与场地间从此建立起特殊的“锚固”关系,也为建筑和场地赋予了真正的意义。(见图4、图5)
2.4 地区主义建筑的批判性思考
建筑的地区性是地区文化在物质和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在地区主义建筑的创作过程中建筑地区性的表达成为了作品的关键。建筑地区性的表达在建筑创作过程中也有“内在”和“外在”之分,内在的地区性主要涉及建筑的空间类型以及场所建构,而外在的地区性主要是建筑的外部形式。然而任何建筑作品的评论都离不开对其形式的讨论,因此地区主义建筑的形式表达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多呈现出“具象的地区主义”特点,即在建筑创作中过于强调对乡土建筑外观、构件或整体形式的模仿,从而也容易导致地区建筑批判价值的缺失。
在民族博物馆的创作过程中,建筑师通过对彝族民居“原型”的提炼以及对场所的建构,较好地表达了建筑内在的地区性。然而,建筑外在的地区性表达上仍有遗憾之处。例如：博物馆屋顶设计在方案创作之初便围绕形式引发争论,方案最终选择了将坡屋顶与平屋顶相结合的折中做法。展厅单元利用前低后高的体量形成两块屋面,将前部体量的女儿墙适当升高显示出土掌房的屋顶意向,而后部体量构架与双坡屋面的结合做法则抽象地表达了彝族瓦房的屋顶形式。根据总图设计的需要,建筑群主轴线两端分别布置了民族厅和序厅。由于位置关系需要对其屋顶加以强调,于是采取了构架和四坡顶结合四角镂空的处理方式。这种从现代建筑功能、材料和建造出发,对大量乡土建筑元素进行提炼、转换以实现建筑地区性表达的做法成了当时的流行,然而这也让作品在外在形式表达上陷入了过于具象的地区主义。
3 结 论
多年以来地区主义建筑一直是云南本土建筑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在全球化导致全球文化趋同的今天,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正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文章结合当代地区主义建筑理论对典型案例进行解析,从而发现当代云南“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探索的一般性规律。即崇尚自然、尊重地区文化，从地区视角出发实现建筑场所精神的建构；从乡土民居中不断提炼、转换出建筑的基本“原型”以现代方式加以再阐释；采取批判的态度处理建筑创作中传统与现代、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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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罚。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建筑设计在我国已经有了极为悠久的历史，而也正是历史的悠久，促使我国的建筑设计风格在持续不断的变化，尤其是现在我国的建筑行业在和各个国家的建筑设计领域相接触之后，诞生出了大量的设计进步先驱，这促使我国的建筑设计开始发生转变，而我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则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中，也同样出现了不同的设计倾向。
一、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
（1）当代中国建筑的四个阶段
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事实上并不顺利，有着一段极为曲折的道路，如果要按照不同的阶段和设计倾向来进行划分，那么可以将其划分成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我国50年代中期以前，在当时的建筑风格就是以民族形式在快速的发展，而人们当时内心中所充斥的也是爱国热情，这对于建筑设计师的内心理念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民族形式的建筑自身的造价过于昂贵，不利于全民推广，于是这一设计倾向开始得到转变，促使建筑设计进入到了简约化的时代，也就是第二阶段。
那就是从50年代中至60年代中，对第一阶段的纠正很多是缺乏理论深度，所以出现了以节约成本为首要的现象，因此放弃了对建筑文化的追求，以至许多建筑格局比较平庸。进而人们开始追求艺术，但人们的政治意识强烈的情况下随即就出现了庸俗艺术论时期，那就是中国建筑进入时代的第三阶段。
在“突出政治”的气氛下，建筑被十分不恰当地要求体现某种被歪曲了的“政治”观念，在各地兴建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中体现出了具有中国政治含义的图像。
第四阶段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建筑倾向开始步上了一条健康道路，转为多元建筑论时期，创造出既具有时代特色又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建筑文化，80年代以来的大量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2）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文明在这一过程中持续不断的进步，人们自身的素质、文化修养等在迅速的提升，而建筑设计方面已经成为了当前深入人们生活的重要方面。
自古以来人们所说的安居乐业，一直到现在也在盛行这种说法，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居住房屋要求越来越高，也可以自由设计自己喜欢的建筑格局，住在一个好的房屋里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人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满意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所以当今建筑的倾向百花齐放，日益推陈出新。现在的建筑不单单是建筑工程那么简单了，随着人类对外界视觉、触觉敏感度的提高，对艺术的追求也在快速的盛行了，所以外界的事物都可以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其中建筑就是一项很受人们关注的艺术，因为只有建筑，你才能看到这个社会的变化与美丽。
二、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格局与设计倾向
（1）中国文化和外来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随着每个时期的文化流传，中国的建筑也比外国建筑多了一些人文色彩，按照中国一直以来的人文思想，人们喜欢对建筑赋予不同的寓意，所以渐渐而来，中国的建筑也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即使在当今先进的科学发展时代，中国的建筑也还是会保留一份传统的中国风情。
中国建筑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从改革开放的5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建筑艺术越来越广泛，现今，很多艺术家、设计师都把个人的设计想法体现在建筑上。
建筑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域且处在一定的时代，摆脱不了时代的需求和域外先进文化的渗入。建筑技术的发展需要相互沟通，一味的排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一味的崇外就是盲目的崇洋思想。
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很多事物也中西结合，现在在中国的建筑上也很多会参照外来的建筑文化，国外的建筑特色可以给中国的建筑师作为一种学习，融会贯通地将外来建筑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建筑文化结合，设计出具有潮流性的建筑，中国的发展不可以闭关自守，建筑设计也是，学习外来的建筑文化格局，创造自己的新倾向。
当越来越多的国际文化进入到我国之后，有大量的元素开始和我国的设计相结合，这促使我国大量的建筑都开始掺入国外的建筑文化，而国外的建筑特色不仅仅可以为我国的建筑发展提供大量的设计经验，还能够通过融合的方式来将国外的设计风格和我国建设文化完全结合起来，从而设计出更为良好的潮流性建筑。所以，我国的建筑设计师不应当过于保守，而要更多的对先进文化、理念进行学习，从而创造出更多不同的设计倾向。
（2）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格局与设计倾向特色
现代大量建筑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都喜欢在其中融入一定的传统寓意，例如部分建筑在其自身的屋顶上设计了一个尖尖的顶部。这就是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寓意着我炎黄子孙永远都是站起来的，拼搏向上的。
进入二十世纪的8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建筑理论、创作的研究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极为活跃、宽松的时期，大量的建筑倾向、流派开始不断的诞生，这不仅极大的开阔了我国建筑行业的视野，同时也极大的为现代建筑设计注入了活力、动力。有大量的建筑设计倾向是被广泛的应用在现代建筑中。而诸多的设计流派成为了广大设计师所学习的对象。并且在现代建筑设计持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建筑师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直接促使大量的学生开始对后现代主义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进行思考。
设计人员的审美开始以他们为转移，变成了一种商品服务。建筑精英的审美时代开始衰落。商品市场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商品化，要突出商品。于是标签、特例独行、标新立异成了设计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建筑审美迎来了一个极其表现的时代。
（3）中国建筑的未来发展趋势
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医疗、设计等等各种领域都运用到了电子信息科技，所以我想以后会有更多的事业依靠电子信息技术来创造辉煌。在当代的建筑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建筑上有电子屏幕，相信以后更多的建筑都会设计成受电子信息的控制来使建筑出奇制胜。
三、结论
综上所述，就对于我国不同阶段的设计倾向可以看出，我国现代建筑行业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其中所涉及到的文化格局、设计倾向都基本是受到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外来文化、现代新建筑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建筑设计能够完全脱离历史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虽然说有大量的古建筑已经不存在，但是古建筑学中的精华，我们却应当将其充分的应用到现代建筑设计中，促使我国的建筑能够具有更多不同的建筑风格、设计倾向。■
参考文献
导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西方先进思想的涌入，中国正在加速自己步入现代化的脚步。但是伴随着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随之而来能源短缺、环境破坏、住房紧张等问题接踵而至。中国的许多特殊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建筑师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靠学习西方现代建筑的经验并不能帮助我们所有的实际问题。逐渐趋同和缺乏特色的中国城市也让建筑师们认识到发掘中国当代建筑的“中国性”或者说是“地域性”已经迫在眉睫。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对批判地域主义进行认识和研究对中国建筑地域性的实践和探索也许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1．批判地域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主要相关概念
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原创性的运动，它是回应全球化发展所造成的问题而出现的，对全球化发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自二十世纪50-60年代开始，到A・楚尼斯和弗兰姆普顿在1980年代对其的总结，以及至今的蓬勃发展都说明这是一种具有生命力，一种有价值、有潜力、严肃、特定、现代而且是地方的建筑思想和实践。
A・楚尼斯（Alexander Tzonis）和L・勒费夫尔（Liane Lefaivre）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为什么今天需要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中认为：在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个术语出现以来的过去十年中，它已经成为替代明显衰老的现代主义，以及替代后现代主义未老先衰的兄弟――“解构主义”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并在他的近著《批判的地域主义》一书的引文中说, 他们提该理论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关注当时欧洲的一些建筑师所选择的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另一条实践道路”。他认为, 后现代主义虽试图超越现代主义, 却并没有能够使建筑真正走出现代建筑的技术至上以及的教条所带来的停滞和萧条。而且绝大多数后现代建筑除表面文章外，本质上同现代建筑并没有多大差别，仍然是将自上而下的普适准则加之于建筑上。[]《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序言中认为“批判的地域主义”是用来描述当代地域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以便将其与传统的地域主义相区别。1981年当他首先使用这个名称时，其目的是希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反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吸引开来，将注意力关注于当时欧洲的一些建筑师所采取的一种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设计实践和策略上。
批判的地域主义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由芒福德提出的地域主义，采取了一种调和“普世文明”和“地方文化”的姿态，以希望能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找到一个适合的平衡点。
然而对于如何找到平衡的具体做法的论述还是比较模糊，理论家们对于“批判地域主义”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而更多的是描述其性质和逻辑上的合理性。正如美国年轻学者K.L.埃格纳在《抵抗批判的地域主义，一个后殖民的视角》一文中提出的质疑：“它（批判的地域主义）更多的被定义为‘不是什么’ 而不是‘是什么’它不是一种风格或设计理论, 但可能是‘过程’，不是根植于怀旧或乡土,但却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服务于当地的居民。”
由此可以看到批判的地域主义并没有提供给建筑师具体的直接指导实践的设计方法，而更多的是一种思考和认识这类问题的方式，在调和普世文明和地方文化的具体实践上还需要建筑师的积累和探索。而在实践上取得的成果也能反过来给理论注入新的活力。而对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建筑发展现状，将批判地域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建筑实践更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当代建筑的地域性实践现状
近十几年来，随着当代中国建筑的“地域性”也开始受到本土建筑师的关注。一味的引用西方经验是否能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符合中国的地域性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成为有理想的中国建筑师所关注的话题，也做了一定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在大多数需要表现“中国特色”的项目设计中，设计师们使用的表现方法却显得比较单一，大多数都是采取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元素符号的方法来表现建筑师对所谓“地域性”的理解：层层的白墙黑瓦，马头墙，冰棱窗图案等建筑语言已经在“中国式”的住宅中屡见不鲜。而新开发的许多带着内院的四合院式所谓“中国式居住”却恰恰和当今中国住房的实际国情背道而驰。于是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种只能供极少数中国人群享受的居住形式是否能代表“中国式居住”？而“中国式居住”应该是什么样的？[]（图1）
中国结，如意，竹子，书法等各种传统元素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运用到建筑设计中。在历届的世博中国馆的设计中，从传统中寻找“中国元素”的手法似乎已成惯例。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直接通过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来表现建筑的“中国特色”引起了建筑界很大的争议（图2)。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高高的大红色装饰板上, 雕刻着同样为大红色的天干地支十二生肖。主厅内, 全部以暗绿的古青铜器色为基调,印满了被放大或被缩小了的各色各样的出土文物图案,整个展馆无不由最典型的“中国元素”组合而成（图3)。而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中标方案则采用斗拱和中国红等元素的意向（图4)。
不可否认，不少方案通过对“中国元素”的抽象处理和合理利用，确实达到了不错的效
果，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特色。正如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可以说是在适合的地点，用了适当的方法，做了适宜的建筑。然而这样的方法正渐渐成为了中国建筑师的救命稻草，只要是需要“中国特色”的或是具有“地域性”的建筑，几乎都在传统里挖掘“中国传统元素”进行转化和利用，对于中国特色和中国 “地域性”的理解似乎一直关注在一种审美趣味和历史记忆上。 从实践的结果上来看，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比较狭隘的。也慢慢成为了阻碍中国本土建筑向前发展的瓶颈。
总的看来，如今国内的建筑实践者并非不关注本土建筑的地域性，而是整个建筑实践的人群对地域性或是中国性的理解还处在比较模糊的阶段，也正处在探索的过程之中。从理论上指引大的思考方向，从实践上积累经验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探索中国建筑“地域性”之路。
4．何谓“中国地域”建筑――“继承传统”与“面向国际”之争
国内的评论界在面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大方向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是认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应该越来越面向国际，正如同作家余秋雨评论史上历届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者：自以为很了解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中的任何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征图像，盲目高估了中国古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他建议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 而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才越是国际的。中国文化需要创新但应该是立足传统的继承性创新而不是抛弃性创新。他们的立足点是只有传统的才是中国的，现代的都是人家的，要找到“中国”只能在传统里挖掘。
从批判地域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种观点正阐述了“普世文明”和“地方文化”两个相对立方面。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希望能有一种调和“普世文明”和“地方文化”的态度，然而在中国“地域性”建筑具体实践过程中，建筑师却不自觉地在思想上走向其中一端。即使是采取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手法，也是停留在一种对于已有传统元素的转化和引用上，给现代建筑贴了上一张“地域”的标签。也许正因为批判地域主义并没有对具体实践给出明确的方法，如何调和“普世文明”和“地方文化”就成了摆在实践者面前需要自己理解和解决的难题。
在历史中有许多例子可以带给我们启发，许多国家在文化和历史的转折时期探索适合自己的“本土化”建筑的实践和成果都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15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许多带有哥特征局部如小尖塔，华盖，壁龛的世俗建筑开始在自治城市里占主导地位。而在16世纪初，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传入法国，这种新的极具生命力新文化于法国中世纪传统的产生了那个时期特有的矛盾。如当时的商堡（Château de Chambord,1526-1544年，设计人Pierre Nepveu），放弃了中世纪法国府邸的自由体形，采取了具有宫廷趣味的对称布局，和意大利柱式装饰墙面，但四角的圆形塔楼，正中的采光井，许多的老虎窗和烟囱等元素的处理却散发着浓郁的中世纪气息。[[]]在这段时期成熟起来的法国建筑师一方面谨慎地学习意大利的先进文化，一方面又不忘情中世纪获得的辉煌。在这样的斗争中，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一种对新艺术形象的迫切需要，结合建筑师们多年来对意大利学习和斗争积累经验终于在十七世纪形成了符合当时法国现状的属于法国的新文化――法国古典主义。
作为发展崛起的大国，其建筑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大有万里建筑疆土争风流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仅1979年至1995年15年间住宅建筑面积就达127亿m2，其总面积相当于22个新加坡或近似一个科威特的国土总面积，再续加到目前的建筑面积，就会更令人吃惊可观。另外，再加又有众多相匹配的建筑院校、设计研究机构和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专业人员的参与，按理说应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精品的大好机遇时光，也理应相应地具有某种完整的建筑世界话语权的称颂，推崇文本内涵而闻名（名家、名建筑作品、名理论课题）诞生并钦誉世界。但事实上却令人失望，似乎我国目前仍然是建筑世界话语权的少语、失语者，占有一席之地的位置尚没有确立，实在令国人失望和百思不解。对此并非空穴来风，单从国际建协（UIA）的几届大会这个世界建筑论坛最高平台，就是对中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做了很准确的折射和映象。
通过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交流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既没世界认同的优秀建筑作品，也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知名建筑师”。会上有的建筑师还批评“中国正走向一个误区……盲目地追求现代、追求形式……”没有“把精神融入建筑中”。并批评“北京的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抄袭西方盒子或建筑的结果，太缺乏自己的东西”②“其要害是走最省力的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的美丽外壳的捷径，没有植根本土将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有民族之魂的作品……。”③从一个侧面映像出我国缺损了的建筑世界话语语境基础的支持。
事隔六年于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建协（UIA）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仍然没有改善。大会邀请了领引当代世界潮流的著名建筑师28人做主题发言，并将2005年国际建协（UIA）最高奖――UIA金奖授予日本建筑师安滕忠雄。这样截止今年再加过去21年共有8位建筑师获得UIA金奖的殊荣。以上均未见到我们这可称得起当代东方万里建筑疆域上的儿女们。
现代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主流基本都属于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有机建筑等等都是出自欧美各国，也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英、法、美、意是社会科学大理论的主要输出国，社会经典学说主要也是按照这五个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理念、学派、流派、风格的理论思想体系。不难看出，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也很自然容易形成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倾向。④建筑学术领域的建筑世界话语也是以欧美中心为主导地位，他们同样也会自然形成建筑“话语霸权”倾向。我们的任务不是疏远欧美等先进发展国家的建筑话语主导地位，而是积极吸取、学习其先进科学文化内涵，补充自我的不足，力争积极对话交流，变他者为自我。并认真地进行异国建筑世界话语理论的解读、悟读（甚至是误读），结合我国具体建筑实践建立自己的建筑世界话语体系方式。
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筑话语权地位问题，已摆在我国建筑理论学术界面前，应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以开放的视角总结出符合国情又有利国际接轨的理论，甚至是科学假说和中国的建筑之'道'；应“走出最省力地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美丽外壳的捷径”模式，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时代精神的鼎峰之品；应积极地开辟、搭建建筑评论通道与评台，活跃繁荣建筑评论，提倡不同层次参与的广泛性、常态化，做到不同形势理论类型紧密结合。④做到不唯名、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对建筑作品进行品头评足的评价、批评，推出佳作、精品、经典鼎峰之品。贬弱欺世骗众、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败笔媚俗之作。同时也应将‘民主政治’原则引入建筑评论学术领域，允许学派、流派、风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各领千秋，也允许对某些建筑工程项目、作品的不同看法、评价，像对北京国家大剧院及中央电视台新楼的争论。对于前者有的认为是严重地破坏了长安大街建筑风格、景观的和谐，有的则认为这是难得的新突破，为北京增添了光彩；对于中央电视台新楼建筑方案有的认为这是新北京建筑国际接轨的前卫标志，反之有的认为其方案如工厂丢弃的加工件图像显得粗、重、笨、拙，看不到有民族文化的标记之处，其复杂结构难题势必靠超预算资金支撑，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综合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仍处在被动的话语阶段，与建筑业发展规模宏大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其建筑世界话语地位也仍处于复读、解读、模仿、迁移西方建筑图像的状态，还没有自己建筑思想者的建树理论、作品、成果出世，也缺少形成蕴含具有开拓性、首创性、输出性的规范、启迪、支持建筑关联领域发展的建筑世界话语宏观战略规划措施，距离主动建筑世界话语，占有世界建筑话语主动权，当需漫长时日。
附 注：
① “世界建筑话语权”做为一个宏观建筑语义学的认识空间概念，其表述的话语权范畴应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民族）、行业（应包括院校、设计、期刊等学术行业部门）、个人五个层次级别，本文主要从国际与国家层面上探索。
② 支文军《世纪的回眸与展望――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综述》时代建筑1999第三期第97页。
③ 宋建华《建筑评论的深层观》建筑史论文集第13期第170页清华大学 出版。
④ 参看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铎泽，三联书店出版第52-64页。
⑤ 按照作者在《建筑评论的深层观》文中关于建筑评论理性构想体系，评论类型应划分为：原发型、干预型、学院型、公众型、游记型、专业撰稿型等六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