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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博士却未必。近两年来，在教授委员会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导下，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从严管理，严进严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进站人员的数量更加严格控制，还有几位博士后没能通过出站答辩或推迟出站。按说，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们开了这个门，既然各位进了这个门，不论博士后本人，还是所属的导师组和导师，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法学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训，按照我们秉持的信念和标准，全方位地严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黄畅教授：1943年 我16岁时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在哈佛的研究生院应用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
刘千叶博士:1992年到哈佛求学，199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到北京就职于麦肯锡公司，作为其管理顾问。现任因特国风网络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
傅军博士：在哈佛获得地区研究的硕士学位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前，回到清华大学，任公共管理学院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并任副院长。
黄教授：到哈佛上学不要担心没有钱
初到哈佛有这么三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哈佛每年都会设立新的课程，上面写着某某教授教什么课程。哈佛有三种教授――一种是久负盛名的终身教授，他们有他们的职位，终生在学校教书；第二种是那些在某个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客座教授，比如1949年我去哈佛的时候，48年交流电就是被这些人发现的，49年我在哈佛和妻子听了诺贝尔获得者Bronton博士关于交流电的课程;第三种是年轻教师，有前途的助教被邀请加入教师队伍是因为他们很有希望，你会发现他们热情洋溢，就像你领带上的符号一样，他们寻求真理，年轻人必须有学习并寻求真理的精神。事实上，哈佛给予学生很多东西。我认为哈佛教育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均衡发展的人。如果你看看教员的结构，哈佛有不同的学院，每个学院有不同年代的教员。我想哈佛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年轻教师。所以，除了教授、副教授， 哈佛还有大量的任教学工作的研究生，并且这些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是他们博士课程培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讲师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教授。实际上我在去哈佛的第二年就成为了讲师，所以，这些清华或北大毕业的学生，如果去哈佛上学，不要担心会没有钱，因为你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去赚钱，我是助教,也是研究助理。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有了薪水，我的薪水很多,足够来交学费并且还能用来娱乐。
刘千叶：进哈佛，老师的推荐信很重要
我所有的教授都是从哈佛回来的，他们给我写的推荐信很有效。推荐信是很有效的途径。要想成为哈佛的学生，你还需在GRE、TOFEL考试中取得高分。我认为哈佛不仅重视你的成绩，还看你所参加的课外活动，也就是说你必须全面发展。
哈佛的学生也是具有多样性的，尤其在文科及理科的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并且他们学习的专业都很不同。比如：当我在研究生院时，那里有来自各个系的很多学生住在同一个寝室里，我和很多人成为朋友，像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生，学习印度研究的美国印地安学生和学音乐的瑞士学生。因此，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学生群体中，如果你和他们交谈，你会了解他们的学科，知道他们在学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
很多人都问我，学的是医学，为何干起了公司的CEO。我们这里有很多学生，以后你会认识到你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大多数知识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不是学校教科书传授的知识。而你在学校学到的是一些可以灵活运用的能力：比如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运用常识正确决策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应该是可以灵活运用到你将来的任何工作中的。我不觉得哈佛的各学科之间有非常严格的划分，比如 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当我写博士论文时，我必须向博士论文委员会答辩。如果你看了那些坐在委员会里的论文指导老师的教育背景，你会发现有两位是学政治学的、一位是经济学、一位是商业学院的，因此那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
当我最初到麦肯锡时，面临很多挑战。 但麦肯锡，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出生于技师，有些人有生物背景，甚至有学社会学背景的。因此当我们开始在麦肯锡工作时，要接受几个月的强化训练。我认为正是以前培养的学习能力，让我能迅速掌握咨询顾问中的关键，并且获得了商业知识。那时，我在商业上确实没有任何背景。
傅军博士难忘的哈佛经历
哈佛期间，最令我感动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博士论文的成功答辩，另一个就是我收到导师的信。他对我的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时刻是我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时哈佛校长做的演讲。他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做的演讲，因为博士生穿红色的毕业礼服，哈佛的颜色是红色的。他说：“现在你们穿红色的衣服，但我希望你们在经济上不会是赤字，就是不会负债。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现在是你们回报社会的时候了。”对我来说那真是令人感动的时刻，很多哈佛毕业生都有经济意识。我们很幸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我们有责任去回报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关键所在。
某哈佛毕业生（观众）：哈佛以学生为中心
所有学生及其他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哈佛如此优秀？为什么大家都说要去哈佛？以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可能会将其归结为一点：哈佛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他们有一种制度：当外国学生初到哈佛时，他们会有一个自愿者计划，就是东道主家庭项目。世界各地的学生，当他们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时，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东道主家庭在这些学生最初住下来时会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因此，当他们到达哈佛后将由东道主家庭来照顾他们；在学习期间，你会发现课程很紧张，并且时间总是不够用，每天你会花十四、十五甚至十六个小时学习，但你仍然不能完成作业。因此，有教学辅助体系，我们称之为助教。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帮助学生的体系，但是必须有一个制度和地方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帮助。一天结束时就是晚上10点多，你会看到助教们仍然在尽力帮他们完成功课，这样你才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交作业；第三个例子是在期末，你会为考试而担心，并且有些学生突然生病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也不能交论文。这些都是你会非常担心的事情。你根本没有第二次的考试机会，那你能怎么办呢？哈佛有一个制度，即如果你不能写字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接受老师的考试，比如我有一个来自孟加拉共和国的同班同学，在期末考试前一周时，她右手受伤了，就是用来写字的那只手，她不能参加任何考试而且不得不去医院缝针，在家里呆着她也无法再来上课。因此学校决定为她举行一次特殊的电话考试。
观众提问：如果我这一生没有机会去哈佛深造的话，你们对我有什么建议吗？
刘千叶博士：我认为你是否去哈佛并不重要，有很多有才华的学生都不是哈佛的学生。好学校只是让你迈出了好的第一步，但之后的人生是漫长的。基本上说，你一直有机会积累你的人生资历，在工作中、在不同的职业中。的确，你的第一个背景可以是一个很棒的校名，但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
观众提问:当一个人到国外去，他肯定会遇到文化的冲击。我想你们肯定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黄教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既会努力学习又会尽情玩耍。如果你能高效率的完成功课，你就不用花二十四个小时做作业了，你可以很快地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要学得活跃一点，想得乐观一些，你要有一个高目标――追求真理，然后你就能很轻松地达到目标。
（央视希望-英语栏目供稿）
一、传统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结果
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它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形成，博弈论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经济学领域。随后几年，纳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纳什均衡理论[2][3]，泽尔腾（selten）于1965年发表了关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萨尼（Harsanyi）则于1967年展开了对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论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博弈论被引入经济学界的时间很早，但经济学家们真正开始重视博弈论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他们的研究重心已逐渐由一般均衡转向对拥有有限信息的个人行为的分析，而将博弈论应用于公共品问题的论文也是在这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问题一直都是历代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之一。
传统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共有n个人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每人都有y单位的钱且同时决定投资某个公共产品，gi表示参与人i投资的数额，a表示个体的边际报酬率（0
πi=y-gi+a∑nj=1gi（陈叶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此时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这种选择，那么必然会导致公共品供给失败，使集体陷入无人合作的均衡结果中，而这种博弈均衡结果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非零和博弈的经典例子，它反映了个人选择与集体选择的差别与矛盾。我国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时很多学者都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维迎（1985）[5]曾在文章中写到，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当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优策略时，整个系统的收益却将处于低点。
做为经典博弈理论关于完全理性假设的最经典应用，囚徒困境这种博弈均衡结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个理性人在面临选择时都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做出背叛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现在，个体间的合作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无关民族无关国家更无关教育程度，没有契约保障的合作显然具有普遍性，农村居民可以共同筹资修水渠，城市居民也会达成一致共同购买保洁服务以确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净卫生，而这显然与理论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结果不符。
二、对完全理性假设的质疑
事实上，传统博弈论中的完全理性假设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受质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纪六十年表的论文中就详细研究了人的认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种情况下会存在认知不足的结论。Fehr与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总结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更证实了人的行为会偏离完全理性假设。
国内学者陈叶烽（2010，2012）写到[11][12]，近几十年来的大量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个体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异质社会偏好的个体。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绍过此类研究，并说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车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形成复杂的合作系统。
现实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认知能力外，还受到诸如自我形象、社会评价和个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需要。正如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所进行的分层，人们不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爱、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会实现也都非常重要，而这些需要共同驱使个体的行动，也正是因此，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绝对存在的。姜树广与韦倩（2013）[14]曾说，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最终物质支付，还受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影响。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区内部长期形成的社会机制，诸如声望、信誉、道德、舆论等，都形成了对其成员的无形约束，而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体间合作提供公共品成为可能，并在面对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因素的诱惑下，取得集体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释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论
目前理论界有很多解释现实个体间合作行为的理论，这些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合作现象出现与维持的原因，其中的群体反复博弈理论（Fudenberg D，Maskin E，1990）、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 W.D，1964）和群体选择学说（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错的理论成就。在我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类似理论，其中于显洋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城市单位小区的特点，他说在这种单位小区中，个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关系意识、盲目服从意识和追求身份意识等[16]，而这种显著的同群意识[17]建立起来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个体较顺利地提供集体所需的公共品。同样地，在乡村社会中，乡村居民相较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一个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中，长期重复博弈使个体更看重长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困境[18]。
在诸多对合作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中，基于对未来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选择的互惠机制最引人瞩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19]和基于奖励或惩罚的强互惠理论[20]。这种互惠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界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了检验，认为个体间合作行为中存在着互惠关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个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业安，宋紫峰[23]也曾运用公共品博弈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互惠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显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给。
互惠理论中的强互惠概念为，人类之所以能维持合作关系，是因为很多个体在采取合作抉择后，常常会不吝惜成本而去惩罚不合作者或者奖励合作者，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且惩罚机制较奖励机制更为普遍，它也被称为利他惩罚。早在1992年，人类学家就发现惩罚不合作者是早期人类社会维持合作的重要机制[24]。1995年动物学家也证实，惩罚是社会性动物维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更显示，人们已经通过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技术发现了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26]。
国内学者也进行过惩罚机制的相关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论文就表明，惩罚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实验对象中较之不能交流的对象中更为显著，这说明人们能通过交流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当群体中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品单位收益时，会增加个体合作难度，但惩罚对合作的影响仍然明显。
强互惠较之其它理论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对于任何一个无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过构建合理的惩罚机制来形成并维持合作，但这种惩罚机制必须尊重个体意愿，且经济惩罚这种方式显然并不具备普适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认定为必须保证供给的可以强制征税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适用经济惩罚。但无论是城市集体还是农村集体都可以参考以上诸多理论，将惩罚机制建立在保证反复博弈的长期性、形成熟人社会、形成同群效应或共同信仰等基础上，在此时，惩罚也将演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们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评价、声誉或者集体信仰，自然会被他所生活的集体所约束，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参与到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之中。
其实这种惩罚机制在城市居民社区中已经出现雏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识且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社区中，业主们往往会共同筹资雇人打扫社区内部共有部分，以保证所有人的卫生健康需求。尽管这种筹资方式不具备强制性，但因为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和保洁费用的小额性，使得搭便车成为一种为人不齿的贪小便宜行为，这就造成社区内大部分居民最终都会选择一起负担这种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惩罚机制维持合作的作用其实是明显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应平台针对不同的社区进行引导和培养，只要发现某个集体拥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应引导措施，指导集体自发提供他们所需的且个体自愿并有足够能力承担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惩罚机制建立起来，这种自发供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供给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满足集体需要。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做好对公共品供给状况的监控工作，惩罚机制虽然能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明显效果，但却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缚在合理的范围内，一旦惩罚演变成过分谴责或恶意诽谤，就会对公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这就违背了公共品供给最开始的自愿原则，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单位：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Neumann，Morgenstern.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2] Nash.J，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No.36，1950
[3] Nash.J，Non-cooperative games.Annals of mathematics，54（2），1951
[4]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经济学家，2012
[5] 张维迎.从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经济学》，1985年第6期
[6] 李子江.《关于纳什均衡点的研究》.《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7] Kahneman.D，Beatty.J，Pupil diameter and load on memory.Science，1966
[8] Kahneman.D，Beatty.J，Pollack.I，Perceptual deficit during a mental task.Science，1967
[9] Fehr.E，Schmidt.K.M.，The Economics of Fairness.Reciprocity and Altruism――Experimental Evidence and New Theories.Munich Discussion Paper，2005
[10] Cardenas J.C.，Carpenter J.，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Lessons from Field Lab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8
[11] 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
[12]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南开经济研究，2012
[13] 蔡晶晶.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东南学术，2010
[14] 姜树广，韦倩.信念与心理博弈：理论、实证与应用.经济研究，2013
[15] 唐兵.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
[16]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
[17] 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9
[18] 叶文辉.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
[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20] Rand.D.G，Dreber.A，Ellingsen.T，Positive interactions promote public Coop- eration.Science，2009
[21] Croson.R，Theories of Commitment，Altruism and Reciprocity，Evidence from Linear Public Goods Games.Economic Inquiry，2007
[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
[24] Boyd.R，P.Richerson，Punishment Allow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or Anything Else）in Sizable Groups.Ethology Sociobi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1992
[25] Clutton-Brock.T，G.Parker，Punishment in Animal Societies.Nature，1995
一.现行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模式的弊端
公共艺术课程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其实施过程中，一直以来延续了美国教育家布鲁纳（J・S・Bruner）以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教育思想。[1]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基于专业艺术课程的主体架构，结合不同方向的教学目标，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课程结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大学生审美修养”、“美育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主要讲授美学、美育学、艺术史、美学史、艺术评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艺术鉴赏课程，包括“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中国传统艺术鉴赏”等;第三个层次是艺术实践课程，包括绘画、合唱等，通过艺术技法的学习，来增强审美感受和表现能力。[2]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三个层次的课程，根据其不同的科目特质，理论型课程采取教师讲授式的教学手法，教师以科目教材内容为基准，传授给学生相应的学科知识点;而实践型课程则采取教师示范，学生实操体验的教学方式，教师基于技法学习的要点，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实操训练。
三个层次的科目共同构建的大学公共艺术教学课程结构，看似各司其职，保障了学生从不同层面进行艺术熏陶，从理论到实践完善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然而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我们了解到在我国现行以专业教学为本位的大学教育体系下，可供公共艺术教学实施的学时非常有限。基于推动公共艺术教学实施的目的，教育部于2006年出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其中明确规定：“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在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中选修1门并且通过考核。对于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每个学生至少要通过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的学习取得2个学分。”[3]由此可见，一门课程，2个学分，正是大学开展公共艺术教学的现实基础条件，而这个基础条件，在应对前面所述庞杂的公共艺术课程时，无疑就显得杯水车薪。多层次公共艺术课程体系的构建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进入艺术领域学习的多样选择权，而不代表学生能够通过某一门课程的学习，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性审美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基于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构建的公共艺术课程结构体系，不符合我国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现实情况，看似丰富的多元化课程结构对于学生的艺术学习来说却只是空中楼阁。那么，面对课程学时较少的客观现实情况，我们应如何来开展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美育所要求“培养生活的艺术家”[4]这一目标呢？
二.主题式教学模式特征与公共艺术教育目标的互惠性
面对众多的艺术学科知识领域和有限的学时制约这一对显著的矛盾，调整公共艺术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无疑是教育工作者能够去积极应对的唯一良策。主题式教学模式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方法。那么，何谓主题式教学？主题式教学是指在现代教学方法论核心――有机整合思维方式主导下，以现代教学概念为基础，以主题为枢纽，牵引教学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整体协调运行的过程中，在师生彼此适应与互惠发展的过程中，在学生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形塑身心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的整体型教学。[5]它具有整体性、灵动性、超越性与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1.有机整合重塑公共艺术课程知识结构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见，“有机整合思维方式”是开展主题式教学的核心，而这也正是解决传统公共艺术课程知识面过窄、过于专业的弊端的关键。传统公共艺术基于科目基本结构所形成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无论从哪门课程进行艺术教育的学习，都只能偏于一隅，无法构筑整体的艺术审美观，使得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时，一时难以形成明确的学习目的，再加之课程学时短，学生浅尝辄止，最终导致整个学习过程既无学习激情也无学习目标，成为了雁过无痕似的所谓艺术审美教育。
以主题式教学模式开展的公共艺术课程，强调任何一门课或一个课程单元，都应该以主题的形式来开展，主题式教学能够整合教学内容，不以某一学科知识体系的获得为目标。这就打破了以科目知识为限的僵局，为教师跳脱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点，以美育大教育观为目的进行教学打开了思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教育“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6]传统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模式无法跳出专业知识的窠臼，往往是在以艺术的专业知识去应对非专业的学生，这样基于课时限制和授课对象的差异，就导致了教育目标和教学实质的不对称。在此，试以常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西方美术史”为例来加以说明。在传统授课模式下，西方美术史课程以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构建整个课程体系，从原始美术、两河流域美术一直到印象主义，教师通过讲授呈现史实、风格、艺术家及其作品，对于不以艺术专业学习为目标的学生而言，学习过程较为冗长，教学方式比较枯燥，课程内容难以对学生形成长时间的吸引力，即使完成了课程学习也是学过就丢，无法在学生心目中形成对艺术的亲近感，对审美文化的追求。因此，甩不开的课程知识结构就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大限制，也导致了教学模式的单一，而难以达到“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的最基本要求。若采取主题式教学模式，则完全可以跳出系统知识学习的传统思维，在不同课程单元中选取西方美术史中的某一个主题为中心进行课程学习，以该主题为原点，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运用当代社会庞大的信息平台收集该主题所涉及的艺术史上下文背景、社会学知识背景、艺术家个人经历背景等知识结构，这样，学生不劳而获被动听讲的授课模式就变成了主动追寻探究的研究之路，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教给了学生如何去学习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论。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主题式教学法也许无法将所有的学科知识点都传授给学生，但却教会了学生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艺术史，如何去欣赏和品位艺术作品，如何去认知和感悟封存于历史中的一位位艺术家，这不正是公共艺术教育所要达成的目标吗？
2.从时间到空间，实现公共艺术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主题式教学的基本设计单位是“主题”，教师与学生围绕主题的内在逻辑而展开交互作用，这一作用过程中必定突破传统教学在空间上以“教室”为主要学习场所和在时间上以“课时”为基本教学单位的有限封闭性，向教学时空的“无限开放”性转化。[7]因此，主题式教学的另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教学形式的灵动性和开放性，而这恰恰是传统公共艺术教学方式所最欠缺的。主题式教学模式将教师课堂讲授、引导与学生课上讨论、课下收集资料的方式结合起来，由于学习任务的牵引，课程的学习时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学生在下课之后，仍要继续艺术学习，并学会从多元渠道去挖掘艺术资源，为之后的课堂学习形成基础。这无疑就突破了传统授课学时受限的根本问题，解决学生课堂应付听讲，课下抛之脑后的学习方式顽疾。
另一方面，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拘泥于课本中、课堂上的艺术却往往与生活脱节，传统公共艺术教育未能打通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之间的隔阂。“知识一旦从它的原初形态、经验形态上升为抽象的概念、理论的逻辑体系之后，便远离生动、鲜活的生活本身，日益演变为枯燥，尤其是构成一个严谨空洞的文字、术语，过程的知识便隐匿乃至消失在结果的知识之中，仅仅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资料不必然地内在于知识本身。”[8]由此可见，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活动只有实现抽象的艺术理论知识与火热的现实艺术生活相对应的审美体验，才能为学生的书本学习找准现实的根基，完善和培育学生鲜活的生命力。主题式教学，围绕特定主题展开，课程内容跨越了学科知识的时间轴和内容限制，强调多元知识的碰撞和冲突。为了实现主题的深化，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走出教室，进入美术馆、博物馆、民间艺术基地、设计文化机构，借力社会美育力量，通过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让学生深化课堂教学所得。应该认识到，学生在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其学习的最终目的。公共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在生活中去发现美，在生活中去体悟美，成为生活的艺术家。无论是学校美育还是社会美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为现代社会塑造能够感受美，进而能够去参与美并创造美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因此，大学教育作为一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公共艺术教学就理应成为沟通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的桥梁，主动引导学生学会运用社会美育平台，帮助学生打开这座能够为之终生艺术审美提供源源不竭艺术资源的宝库。
3.过程型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评价是任何教学都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评价通常被定位于教学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传统教学更多地关注结果评价即终结性评价的应然表现。在主题式教学中，评价不是教学流程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作为一个因素贯穿于主题式教学的基本环节之中。[9]对于大学公共艺术教学来说，过程型评价方式无疑是更加恰当的评价学生学习成果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考核手法。对于非专业学生来说，公共艺术教育的最大目的和意义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具体的艺术知识。当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强化了人们对新型艺术教育的共识：只要摆脱单纯追求技能的倾向，艺术教育就能开发人的多种智能――不仅激发人的直觉和想象能力，还能开发包括语言智能、空间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感智能、交际智能、自我认识智能、环境适应智能在内的多元智能。[10]在主题式教学的开展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的智慧和能力是多元的。在前期课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需要运用文献研究方法，涉及学生的逻辑能力、文字编辑能力等等;在课中的讨论交流中，需要发挥演讲、辩论以及沟通合作的能力;在课堂外，从课本知识到艺术实践的生发过程中，需要具备举一反三、拓展和创意思维的能力……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过程型评价方式从不同角度去评价学生的学业成果，无疑就达到了通过课程评价方式来促进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的目的，改变传统教学考核模式中，学生学习无目标、考试忙应付，教师教学没激情、考核走形式的弊端。
综上所述，主题式教学模式通过有机整合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传统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中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教学形式，赋予了教师更大的课程知识选择权和教学形式的拓展可能性。主题式教学模式下的公共艺术教育，以不同“主题”为单位，并以“培养生活的艺术家”为总体目标来开展教学，带领学生在艺术背景资料的整理中去学习艺术史、美学概论;在讨论和交流的过程中去进行艺术评论和演讲技巧的学习;在走进艺术机构和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去开展艺术鉴赏和艺术技法体验。原本三个层次的公共艺术课程，在一个主题的艺术教学活动中从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和运用，由于教学过程学生不得不为的互动和参与，保证了教学效果的及时反馈，从而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培养了学生感悟艺术的审美能力、认知艺术的研究能力以及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活动的创意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英]赫伯・里德（著）;吕廷和（译）：通过艺术的教育[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2
[2]张典兵：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现代教育科学.2012年第1期.第32页
[3]教体艺厅[2006]3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
[4]刘军平：艺术与大众――洪毅然艺术思想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3：173
[5]袁顶国：从两极取向到有机整合：主题式教学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120
[6]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10.
[7]袁顶国：从两极取向到有机整合：主题式教学研究[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129
[8]潘洪建，吴中才：知识价值教育学的视野[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04）：9-12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我国的老子也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那么，当细节成为一种习惯，又折射出怎样的一番理念?在赵教授的房间，记者就看到很多剪报，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问()：这习惯是您2001年到了学校工作后开始的吗?
答()：实际上当年在媒体工作时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会剪辑一些新颁布的政策和一些好的新闻理论文章，对实践工作有很大益处。现在不同，更多的是剪辑一些好的新闻案例和学术论文，收集资料，书籍、报刊，包括网络的都会有。一些有里程碑性质的新闻事件是我们都该铭记的，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地震、比如北京奥运会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影响的大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都有新闻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也是课堂教学的鲜活案例。
：您当年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身份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使得您做这一决定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很想对自己的实践做一个理论梳理。我在媒体工作时获得过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省一等奖、特别奖，还受到的表扬，有的策划活动还被总结后在全国推广。同时，也写了几本书，如《新闻策划》《应用新闻论》《新闻公关艺术》《与灵魂对话》等，对新闻实践以及一些社会实践进行思考。还出版了一些奖励学的书籍。在媒体工作时，也应邀在大学讲过课，但是这些都不是系统的理论梳理，到高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会更方便。当然，转行也和当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发展需要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有关。这里，我要感谢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新闻学院的抬爱。
：我看到，进入高校后，您不仅出版了两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报道策划》《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还出版了专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和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您的新闻评论课还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学质量一等奖，这在一个主要以工科为背景的学校里是很难的。从实践者到一名教育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您觉得这个转变中有障碍吗?如果有，是什么?
：做记者和教书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虽然都属于新闻的大类。媒体工作做的大量是采访和报道工作，面对的是受众，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到了高校面对的是学生，要按照教学规律办事。但是理论的思考和积淀，无论你从事实践还是教育、研究都是不能缺少的。刚才说过，当年在长江日报工作时，我就发表了一些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及新闻学的一些论文，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心理学科普积极分子，这项奖励湖北省只有两个，另一个是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获得这项奖励不是说我做得有多好，而是湖北省心理学界对我的心理学科普工作的肯定。到了高校工作后，我开始思索新闻教育的问题，写了比较多的关于教学包括新闻评论教学的论文。这些思考都来自教学实践，同时又都为教学服务。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教出些优秀学生，远比发表几篇论文、出几本书、做几个课题更重要。
：当年您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新闻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质疑和您曾是一个新闻实践工作者有关对吗?您觉得学术界赞同吗?
：当年我的原话是“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这里面折射的是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热议则更好地说明了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学生，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这两者之间还是脱节的。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界，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计算机博士不会做程序，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过“三不问”原则，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研究什么”、“不要问我毕业到哪里去”，即不论你读研或读博以前来自哪个学校和专业，不论你在校期间研究的是哪个方向，也不论你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就要按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进行学习和生活。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新闻学专业，就要利用在校期间补上这一课，打好基础，积累就业资本就更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我们老师，无论你带的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开启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外，更多的是要让学生深切地了解新闻是什么、新闻工作该怎么做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新闻学中这点尤其突出和重要。
这里透露一个信息，最近我们学院准备招聘在新闻业务上(纸媒、广电、广告)可以没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实践人才为大学老师。我认为，如何对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考核、聘用机制，以利于他们成长，发挥作用，这是当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与媒体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合作办学，将是以后办新闻学院的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的特色
施拉姆当年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构建学院发展蓝图时曾说过：“我们所要造就的学生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而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班的同学们，正在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带领下，谈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去您评论特色班里上过一次课，同学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我想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十年前，之所以想到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展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与我在媒体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已经在全国的一些报纸，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评论。我深感新闻评论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以及新闻评论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也感觉到了新闻评论兴起的趋势。而现在业界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时评的复兴正说明这点。凡事要掌握趋势，趋势背后是规律使然，规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从知识中来，知识来自于学习，这个学习就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当时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受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这点让我们很感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评论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评论团面向全校学生，从中培养特长生；2005年开办新闻评论 方向班，至今已经办了六届；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说到我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配置上都与现行新闻学院不同。我们在大二提前开课，分为两个学期授课，第一学期开始讲《新闻评论概论》40个课时，下学期有80个课时，分别是《新闻评论思想与思维》《广播电视评论》《中外新闻评论比较》《新闻评论名家名作评析》和《社会认识发现专题》(邀请我校学院教授授课)，由五位老师分别授课，还有一门《深度报道》课。在两个学期之间我们安排学生进行一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培养学生观察和解读社会的能力。在课堂上安排媒体工作者为学生上课，同时和媒体合作在《中国青年报》《杂文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为学生开辟专版或专栏，与电视台合作办节目。二是将新闻评论的理念与媒体的实践相结合。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和嘉兴日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在全国招聘新闻评论部人员，实施“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和高校、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为此，嘉兴日报还在我校从2007年至2012年设立“嘉兴日报奖学金”，奖励优秀新闻学子，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十年了，您觉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成功吗?成功在哪里?
：这条路我们虽然走了十年，但是还不能说十分成功，这里有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问题。对于一种教育、对于一个学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学生。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嘉兴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和南方日报的周虎城撰写的评论还分别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另外，我们还为一些高校培养了评论课老师。当然，我们的努力与很多新闻学院的业绩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举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十年会”的一个重要考虑。
：正如你所说，目前我国的媒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闻评论，各大媒体不断增加评论版面和评论栏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人民日报不断增加评论版面，中央电视台增加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点评和解读，各个省级媒体、都市报、网站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奖还加大了网络评论的奖项，这些都说明了新闻评论在媒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优秀评论实践和教学人才。高校应该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调整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使之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办了这个新闻评论特色班以后，很多媒体和高校向我们要人。这也说明了，学校培养和媒体需要的缺口很大，也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院开办新闻评论特色班，以满足这个需求。
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对于一个付出心血的人来说，则更为珍惜；而对于一个依然展望下一个十年的人来说，又是如何地感慨和懂憬?
：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办下去吗?
：我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壮大起来。我想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们会有这种境界和举措。
：您做过那么久的媒体工作，一定知道模仿的力量有多大，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在新闻评论教育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在新闻评论教育和理论上做出了一点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正是新闻评论教育特色该如何坚持下去。目前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全国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还没有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从新闻传播、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论三个方面做了新闻评论的博士论文，准备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新闻评论学研究博士论丛”。这样，我们就有一套从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教材和研究资料了。今年准备申请试办新闻评论方向的专业硕士班。
新闻评论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学校办一个新闻评论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使其成为专门培养评论员(含深度报道记者)和评论老师的“黄埔军校”。这个学院可以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实施订单式培养，从新闻单位招聘学生进行转岗式的教学培养。另一种则是哪里来哪里去，对现在媒体和高校从事评论写作和教学的人员进行脱岗培训。我们将请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教师和媒体评论员担纲授课，学员到媒体和大学进行评论实践。有了这样高规格、专业化、实践性的强化训练，我想是可以缓解目前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奇缺的现状的。我希望与有魅力有实力的媒体合作，共同开创这项新事业。
2005年岁末，在相声陷入谷底的时刻，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似乎成为相声这一传统艺术的拯救者。他倚重传统，扎根民间，贴近群众，高举回归剧场，注重娱乐性的旗帜，张扬了当代“草根文化”的独特魅力，以致形成了文化界的“郭德纲现象”。[1]可是，郭德纲真的是一个被人称颂的“草根英雄”吗？他的相声真的是为底层大众服务的吗？我认为这是人们对郭德纲及其相声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有调查显示，郭德纲的“钢丝”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大学生，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产阶层或准中产阶层。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本来代表“草根文化”的郭德纲的消费群体应是底层大众，但实际上，他的消费主体却是中产阶层，二者也能很好的适应彼此，达到文化消费上的平衡，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相声在创立之初是一种在露天场所引人发笑的口头表演，是典型的民间文化。而今天的相声，表演中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相声演员也成为表演艺术家，长期的脱离底层社会，使得这个传统表演形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主流相声界的不景气反而突出了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郭德纲将相声表演回归到传统的表演形式，演出内容也多脱离意识形态，贴近生活，他标榜的口语化，大众化，得到观众的青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郭德纲就是草根界的英雄。贴近现实生活并不等同于底层文化，郭的相声同当下最为时尚、最受关注的话题紧密相连，譬如整容、感情问题、富二代等话题，这些都不是底层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底层人民更关注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不会关注郭德纲相声中的时髦问题，可能他们连郭德纲相声中的调侃之意都无法理解。而且，德云社一场相声的票价大约在1000元左右（北京除外），甚至被炒到接近万元价格，这也不是底层民众所能接受的。除此之外，德云社还借助网络和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点也是底层群众不能引起共鸣的，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更多的是依靠平面媒体――报纸等，了解相关信息。种种迹象表明，郭德纲的相声与草根已经没有更多的联系，郭德纲这位大众捧起的“草根英雄”其实已经与草根无关了。
现代人逐渐从过去忽视休闲转变为重视休闲、注重休闲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社会阶层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城市中产阶层浮出水面并逐渐壮大，已经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而中产阶层也是培育与支撑休闲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2]“德云社”正好为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放松休闲的场所，这种小剧场，为中产阶层高压力的工作之余提供了精神上的放松，使得快节奏的、缺乏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得到舒缓，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感和孤独感，他们在郭德纲的相声中不仅寻找到乐趣，而且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添加到相声中去，带来的是新的意义上的构建，郭的相声恰好在庸俗和高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迎合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品位。
维持郭德纲和中产阶层之间的平衡的首要原因是郭德纲顺应了当下文化消费的潮流。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由此造成的生活压力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他们渴望摆脱这种压抑，内心产生的反主流、反权威的心态使得郭德纲“应运而生”。郭的相声在坚守传统、发扬相声讽刺批判的同时，在相声内容中增添了许多当下的时髦新词、新事，极大的满足了现代人张扬个性，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特征。其次，中产阶层在郭德纲的相声中得到极大的身份认同感。他们通过消费郭德纲相声这一“商品”，在表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同时显示了自己在文化消费中的审美情趣和对现实、对权威逃避或者反叛的文化倾向，从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和内心欲望的极大满足感，证明了自己在消费上的实力和能力，也就是说，可以在闲暇时间花几千块钱来消费一场郭德纲的演出，成为中产阶层表明身份地位的象征。最后，新媒体对郭德纲的炒作也成为一个新的亮点。郭德纲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宣传自己，扩大了影响力，而中产阶层也大多是通过网络来接收新鲜事物，二者之所以能达到一种“共识”可以说，新媒体这一平台很好的平衡了二者的关系。
郭德纲及德云社的发展早已不是当代社会草根的代名词，他几乎完全成为中产阶层表明自己身份地位和获得身份认同感的象征，两者无论是在文化的沟通上，还是在经济消费上已经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可能也为社会带来一种新的意义。
注释：
[1]苑秀杰：《“郭德纲现象”的意义与缺失》，《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2]张香兰：《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苑秀杰：《“郭德纲现象”的意义与缺失》，《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2]张香兰：《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3]陈东冬：《当代中产阶层消费行为和消费伦理解析》，《商业时代》，2012年第9期
[4]王岩：《我国中产阶级消费时尚的社会学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二、“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的含义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并不是单纯的走出、走入，它们拥有更深刻的含义。“走出”新闻学其实就是跨学科的进行新闻学研究，指的就是不仅要对新闻学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还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利用更为广阔的知识以及方法，让新闻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更深刻，也能够达到让新闻学不断发展的目的。“走入”新闻学其实就是真正的走进新闻学，将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概念等学术理论都详细的掌握，将这些知识以新闻学的方式对新闻学的问题进行分析。除了要真正的“走入”新闻学外，还应该将新闻实践也作为重要的内容。
在当今社会中的任何学科可都不可能凭借着单一课的知识来解决社会中的问题，除此之外想要让学科更加的进步就需要与不同的学科知识相结合，因此跨学科的研究新闻学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态度。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走入”新闻学。新闻学在我国虽然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但是它仍然具备着比较完善的教育、研究系统，新闻学的教育体系甚至随着新闻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的扩大规模，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也让一些新闻学的研究出现不够严谨、偏离学术研究的轨道。
三、“走出”与“走入”新闻学的方法
（一）“走出”新闻学的方法
1.完善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知识
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的时候，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十分的多，因此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熟练常握对于进行新闻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没有扎实的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就将会导致无法理解一些复杂的理论以及一些方法，有时候甚至因为掌握知识的不够牢固，无法参考更多的知识，影响思维的发散。掌握浅显的其它学科知识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并不能只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更加深入的进行，只有更加全面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识，才能够让研究更加的深入，还能够对新闻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创新的思路。
2.对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创新
创新可以说是掌握其他学科知识的目的，通过对学科知识的牢固掌握除了能对新闻学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创新之外，学科之间的交叉地带同样也是能够进行创新的。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更加的深入，真正的实现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结合。
（二）“走入”新闻学
1.端正态度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的时候，应该以虚心求教的态度进行学习，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以学科知识的掌握为基础的。新闻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新闻学的历史也并不断，因此在我国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很多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国外一些经典名著的译本，还有国内学者的研究论文等，这些都是我国新闻界学者的成果，因此在进行这些知识的学习的时候应该端正态度，虚心的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新闻学研究。
2.结合实际
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的时候应该以新闻现象以及新闻活动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样才能够将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是一旦对新闻学进行研究，就需要针对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进行研究，不然就无法真正的促进新闻学的发展。新闻学与新闻实践活动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进行新闻研究时，了解新闻业界的现状，从新闻活动中认真观察，并从这些活动与实践中找出问题所在。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一直沿着新闻活动、新闻实践，促进新新闻学发展、社会进步的发现进步，找到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3.与新闻界互动交流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独自一人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这样既能够了解学术界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对自己的研究产生新的启发，让研究进行的更为顺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其他学科进入到新闻学研究中的，因此对着这些学者来说，新闻学的研究难度更大，只有与学术界加强交流，积极参加学术会议，这样才能够掌握到学术界前沿的知识，研究更为具有新意的问题。这些都能够对新入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帮助。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提升新闻学研究水平的方法，只有真正的深入新闻学的研究，才能够对新闻学的理论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从中找寻出新闻学的不足，这样才能够在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的时候能够目标明确的进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新闻学的主体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学的独立以及新闻学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固守新闻学领域，与其他的学科划分界限，忽视其他学科的优势以及新闻学的劣势。只有真正的了解两者的含义，才能够在提升新闻学研究者素质的同时，让新闻学换发新的光彩。在“走出”与“走入”的过程中同时也要保持自觉与警觉的心态，才能够让新闻学研究水平得到真正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杨保军.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01：28-34.
[2]郑保卫，李刚存.学术规范讨论与中国新闻学[J].新闻大学，2014，01：4-11.
[3]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J].新闻记者，2015，12：4-13.
[4]王斌，古俊生，裴峥.新世纪国际新闻学研究的现状——以Journalism：Theory，Practice&；Criticism（2000-2014）为分析样本[J].新闻记者，2015，12：4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