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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有力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上看，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是好的。但由于执法观念、执法水平、执法标准等方面的原因，在办案质量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程序违法，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全面，对案件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导致实践中一些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是造成办案超法定期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进一步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有效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的观念，充分认识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意义
办理刑事案件是公检法机关的法定职责，确保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既关系到准确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关系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国家的形象，责任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的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好刑事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公正形象，维护司法公正。
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严格依法办案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别履行侦查、检察、审判职责，每个阶段的工作都关系到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因此，要本着对刑事案件办案质量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遵守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在案件事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从严、从细、从实地办理每一起案件。
要把查明案件事实与遵守法定程序联系起来，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有关管辖的规定，避免因管辖混乱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案件存在的疑点、矛盾的证据以及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认真、及时进行核实，保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对应当办理换押手续的，办案机关必须及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换押手续；因法定事由需要延长、重新计算办案期限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对于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评定，应当根据全案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或者定罪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
三、公安机关要依法全面、及时收集证据，确保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的程序，严把案件侦查关，全面、及时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等涉及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有条件的单位，可以采取同期录音、录像等有效措施固定证据。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应当提请批准逮捕。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没有逮捕必要的，侦查终结后可以直接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批捕后的侦查工作和退回补充侦查工作。对于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要求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证据或有关材料；确实无法补充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明确，法律手续完备。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应当继续进行侦查工作；待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后，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要积极推行侦查人员旁听案件制度，从所办案件的法庭审判中检验办案质量。
四、人民检察院要全面审查案件，确保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经审查符合法定批捕条件的，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对调查取证和适用法律提出意见，公安机关应做好证据的全面收集、审查和固定工作，确保案件依法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和直接受理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审查，严把案件起诉关。审查后，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和目的。对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补充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帮助。
五、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法办实，确保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庭审判，除因法定事由延长审理期限的以外，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在庭审过程中，要对证据仔细核实，认真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查清案件事实，确保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严把案件审判关。
人民法院要根据已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准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依法作出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对于经过查证，只有部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要就该部分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和判决；对于查证以后，仍然证据不足，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无法再行收集充分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除人民检察院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以外，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加强业务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水平
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是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因素。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必要时可以采取联合培训的方式，逐步使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经常性地组织疑难、复杂案件和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研讨、庭审观摩、办案质量评比等活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应当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共同提高办案水平。
七、建立、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加强相互配合和制约
为切实保障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加强相互之间的配合，公检法机关之间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等，加强业务上的交流。同时，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沟通，互相支持。对不批捕、不起诉、判决无罪及二审、再审改判的案件，相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公检法机关之间既要各负其责，又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把好刑事案件的质量关。
八、严格执行办案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北京100026）
摘 要：职务犯罪侦查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既应坚持检察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又应遵循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应从优化职权配置、健全办案组织、制定选任标准、加强履职保障以及强化权力监督等五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有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主任检察官制度。
关键词 ：检察改革；职务犯罪侦查；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8-0179-13
序言
主任检察官制度又称为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具体来讲：是指在检察长的授权和领导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要负责人并和其他检察人员共同组成办案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职权的办案责任模式，以及相关选拔任命、考核奖励、监督制约和配合保障等机制的总称。它是新时期新条件下检察机关进一步改进办案方式、继续探索内部办案组织改革的最新尝试，同时也是深化检察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检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以及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大胆探索‘1]。客观而言，目前，全国一些主任检察官制度试点的地方检察机关关于主任检察官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参照和借鉴了以前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所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其主要着眼于刑事检察部门履行起诉、审查逮捕等职能的需要，很少关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实际需求以及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规律；此外，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5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在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开展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且北京、广东、上海等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有的甚至在实践中已经屏蔽不用；加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部门因所办案件的种类、模式、阶段和性质等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职务犯罪侦查主任检察官（以下简称“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建应区别于检察机关其他部门，为此，本文着重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出发，就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提出一些想法，以供借鉴。
一、构建的前提：坚持检察改革总体指导思想
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是一次规模较大、触动较深、影响较广的检察改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检察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的探索直接关系到整个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的成败。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应当坚持检察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精髓，进一步优化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现代化水平。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须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
我国检察官法第2条明确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而在检察实践尤其是基层检察实践中，一线检察干警是办案的主力，但是往往“审者不定”、“定者不审”，检察干警需要将办案情况层层汇报，然后再按照主管领导意志来办理案件，这样的弊端越来越影响到检察权依法公正独立地运行，正如有专家所言，检察官作为鲜活的个体从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已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给人一种庄重、威严但难以实定化的人民检察院。而主任检察官制度实质上确立了检察官在日常执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核心地位），主任检察官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检察权，开展办案工作，独立作出决定或者提出相关建议，并对自己所承办案件承担相应责任，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检察办案的亲历性，实现所谓的“审定合一”。因此，主任检察官制度有助于充分发挥主任检察官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和自身业务专长，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主任检察官的业务权威，切实增强了一线检察干警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具有明显的“上命下从”式的行政属性，在侦破工作中采用“层层讨论研究一逐级请示汇报一领导审核把关一集体决策负责”的行政机关工作程序；此外，职务犯罪案件本身往往具有重大性、敏感性以及复杂性等特性，从而导致许多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线侦查人员将自己仅仅定位为被动的、消极的、机械的“执行者”，而非主动的、积极的、灵活的“实践者”，基本上是“事事汇报、层层汇报、时时汇报”，于是，在现有的体制和机制下，职务犯罪侦查的决策权基本上由领导来决定，其他侦查人员基本上无须考虑和专业要求，学识、能力、技术、经验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只要惟命是从，“熬年头”就可以晋升，很难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办案积极性和独立办案能力。因此，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建也应当注重突出一线检察干警的办案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办案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高效、负责任地参与案件办理，并且促使整个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检察队伍建设进一步朝着“精英化”方向发展。
（二）须优化检察权的内部配置
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举措，并强调要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而主任检察官制度较好地体现了本次司法体制改革的上述要求，是进一步优化检察权内部配置的重要举措。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核心就是“放权”，就是要实现“放权检察官”（也有的称之为“还权检察官”），赋予主任检察官及其办案组一定的独立办案权。这就意味着检察权力内部应进行必要地适当地调整、分化以及重组，从而达到一种“优化”的目标和效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检察权依法公正独立高效运行。
一般来讲，职务犯罪侦查权大致可以分为初查启动权、侦查启动权、一般侦查权（专门调查权）、采取强制措施权、技术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等六项子权力。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应当注重就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子权力行使主体问题进行慎重考量和科学配置：一方面，应适当地将一些在侦查阶段不具有终局决定性的权力配置给主任检察官，以减少相应的审批层级、审批流程和审批次数，从而切实提升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效能；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涉及案件的实体审批权力，主任检察官享有充分的建议权，比如，主任检察官应当对案件初查终结后是否立案以及侦查终结后是否移送起诉享有充分的建议权，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充分听取主任检察官的意见。总之，在现有法律的范围内通过合理分解和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切实赋予主任检察官一些必要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行政化带来的弊端，促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高效运行。
（三）须实现权责利的有机统一
主任检察官制度赋予了一线检察干警相对独立的办案权，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兄弟”。在赋予主任检察官权力的同时，必须建立起一套“责任清晰、权力明确、监督到位、运转高效”为目标的责任体系，依法依规加强对主任检察官权力的监督制约，确保主任检察官及其办案组依法公正独立行使检察权。与此同时，主任检察官由于承受的工作任务多、工作要求高、担负责任重，有必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甚至是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履职保障，真正做到“以价值体现价值、以价值回报价值”，让主任检察官感受到应有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尊严。
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第一，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强调的是集体行使侦查权，而非个人行使侦查权，其往往需要采取“集团作战”的方式来查办案件，而在这一模式极有可能导致责任不清，“吃大锅饭”的状况，因此，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必须建立更为严格的执法过错追究机制，依法实行执法责任终身制，在侦查执法过程中，建立起清晰明了、环环相扣、协调一致的责任体系；第二，侦查活动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此外，侦查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矛盾最为尖锐的阶段。因而，相比检察机关内设其他部门，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在构建过程中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内外监督机制，更加注重如何监督好主任检察官及其办案组的权力运行状况，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放权”而可能引起的侦查风险或者侦查事故。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是侦查力量与反侦查力量之间的一组活力对抗，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线侦查人员往往面临着包括人身安全在内的各种职业危险，因此，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在构建过程中应更加重视主任检察官及其办案组的相关履职保障问题，尤其是建立符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特点的特殊职务保障机制，比如出差办案经费保障机制、身份保密机制、安全保护机制等。
二、构建的关键：遵循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规律
抛开职务犯罪侦查权定位问题，客观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普通刑事侦查权在权力运行规律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构建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时候，应遵循职务犯罪侦查权所具有的特殊运行规律，方能实现改革初衷，达到改革良效。
（一）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效率
侦查权作为一种国家法定的追诉权，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只要侦查主体对自行发现或者报案、举报、控告的犯罪嫌疑线索经过判断认为有侦查的必要，就应开始侦查追诉活动，行使侦查权。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来讲，同样如此，其对时效性、统一性和协调性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会“打草惊蛇”，破案时机转瞬即逝。此外，根据侦查学关于“信息递减原理”，一线侦查人员办案所获的犯罪信息最为全面，随着侦查管理层级的递增，犯罪信息会被侦查人员、部门负责人不断地加工整理而无法呈现出原始的面貌，犯罪信息的客观性不断被侵蚀和削弱，而最终呈现在侦查决策者面前的仅仅是被加工过的不完整的犯罪信息，从而影响到侦查决策者及时科学作出侦查决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侦查风险甚至导致侦查失败。在此，笔者仅以我国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刑侦部门）的体制改革为比较借鉴视角，1997年6月，全国刑事侦查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我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统一实行了所谓的“队建制”。而队建制的最突出特点是强调了刑侦部门的“行动性”，促使刑警队伍从“机关化”到“实战化”，有效地打破条块分割，减少中间环节，增强实战功能，从而对待刑事犯罪做到快速反应、灵活反应、协调反应和主动反应。从根本上提升侦查效率。反观，我国多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案组织形式主要为一名检察员（或者助理检察员）配备一名书记员（或者助理检察员）的“检书配合形式”、“检检配合形式”，这样的办案组织形式根本无法满足在职务犯罪初查和侦查工作任务需求，严重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效率提升；虽然在突破案件的时候，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负责人来为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来调配力量部门其他侦查人员予以配合，而其他侦查人员往往由于前期对于案情的掌握不全面甚至全然不知，造成这种配合显得比较被动、机械、迟缓，无法真正形成高效的侦查合力，造成职务犯罪侦查效率不高。
因此，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应当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提升职务犯罪侦查效率，注重吸取和借鉴我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改革的上述做法。笔者认为，职侦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应当实行“主任检察官负责制”，其办案组设置以6-8人为宜，对于6人办案组而言，其中一名检察员为主任检察官，负责办案组的整体办案活动，两名助理检察员和三名书记员作为辅助人员，配合主任检察官开展办案工作；对于8人办案组而言，一名检察员为主任检察官，负责办案组的整体办案活动，三名助理检察员和四名书记员作为辅助人员，配合主任检察官开展办案工作。由主任检察官自行决定组内人员的具体分工，依法开展外围调查取证、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法律文书制作工作等具体办案工作。当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增加办案力量的时候，主任检察官可以通过启动联系会议机制，向部门负责人汇报相关情况，请求其他办案组的支持。在主任检察官办案过程中，部门负责人应当尊重主任检察官的办案工作以及所做与案件有关的决定，做好协调和沟通工作。
（二）须满足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需求
侦查技术就是有关侦查活动的技术，抑或运用于侦查活动过程之中的技术，是侦查活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内容；二是针对现代化设备的科学技术的内容；第三，关于现代化设备、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的具体应用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侦查技术作为侦查破案提供服务的特定技术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得到重视，“侦查中科技含量的高低，越来越成为衡量侦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侦查中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推进‘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转变的迫切需要”。但比较遗憾的是，与承担普通刑事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相比，我国检察机关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技术的研究相对滞后、投入相对欠缺、发展相对缓慢，尤其是面对着越来越趋于隐蔽化、智能化、集团化、国际化的职务犯罪，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亟需构建积极、主动、开放的现代化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而这就需要侦查技术为其提供有效支撑和重要保障。
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十二五”时期科技强检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而“科技强侦”战略正是“科技强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纲要》指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加快查办职务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技术项目建设②。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提出了“侦查信息化、装备现代化建设”（以下简称“两化”建设），以此作为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和举措。因此，在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充分重视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需求，尤其是在办案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区别于刑事检察部门、诉讼监督部门等办案组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实现“组内技术保障”，即注意将一些具有侦查学、心理学或者计算机学等特长的检察干警分别配置到每个主任检察官办案组，争取在办案组组内实现智力资源、技术资源、体能资源等的优化配置组合；另一方面，实现“整体技术保障”，即应重视侦查技术力量的专业化配置，通过成立专门负责侦查技术的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开展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搜集、公共信息查询、常用侦查装备使用等在内的职务犯罪侦查技术工作，为职务犯罪侦查办案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和支持，进一步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朝着专业化、科技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三）须注重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需求
客观来讲，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查办专案行动上的效果更加明显。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建设主要包括横向上的一体化和纵向上的一体化。横向上的一体化主要要求打破各级检察机关内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分散局面，着力建构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内部机构，统一和集中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纵向上的一体化就是要打破职务犯罪侦查在运行过程中的地区阻碍，进一步实现各地检察机关在独立办案基础上的协同侦查办案。
为此，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职侦主任检察官联席会议机制”，而且应当尽快确立“职侦主任检察官协同办案机制”，进一步形成“协作有力、运转顺畅、统分结合”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格局。具体来讲：第一，在本院范围内，科学调整职务犯罪侦查内设部门，有效整合职务犯罪侦查力量，统一设立科学合理的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组织形式，促成有效的职务犯罪横向一体化建设；第二，加强各级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协调配合，重点是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的领导，主要通过引领侦查、组织侦查、指挥侦查、协调侦查等方式，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下级检察院职侦主任检察官依法、独立、规范办案的基础上，有效实现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领导、指导和引导。
（四）须保障职务犯罪侦查的独立相对
相较于其他检察权运行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的独立性往往面临着更易被侵蚀的危险。这是由于职务犯罪一般具有保护层厚、关系网密、干扰阻力大等显著特点，从而导致一方面，职务犯罪侦查的独立性非常容易受到检察机关外部的不正当干预，比如，有些地方出现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被滥用为个别领导者和地方政府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独立性也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检察机关内部的不正当干预，比如，有些上级检察机关以“指导”、“领导”、“监督”等为名擅自插手或者干预下级检察院的办案，再比如，有些本级检察机关其他部门负责人或者检察干警对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办案的不正当干预。
独立性是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得以有效发挥功效的“天然屏障”，“如果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没有必要的独立性去抗衡国家公职人员犯罪，那么侦查此类犯罪的效果必会大打折扣。独立性是有效侦查的先决条件，也是有效侦查的基本保障。”笔者承认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强烈的行政属性，但是绝不意味着否定职务侦查权应兼具判断性、独立性、亲历性、目的性等司法属性，尤其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来行使，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也必须遵守“检察官客观义务”，保持相对独立，做到客观公正。因此，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倍加呵护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在本级检察院内部，要赋予主任检察官充足的执行权和一定限度的决策权，满足主任检察官履职的需要，尤其是要重点处理好主任检察官和内设部门负责人的关系，防止内设部门负责人在行使检察行政管理权时，随意干涉主任检察官的正常办案活动；此外，在处理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关系时，为了确保下级检察院相对独立地行使侦查权，应做到：一是要厘清上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关系和权限，确保各自在法定范围依法履行职权；二是改进上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领导方式，既要采取“刚性领导”，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命令的“上命下达”，又要采取“柔性领导”，充分尊重下级检察院，采取协商、劝告和认可的方式予以领导；三是赋予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消极抗命权，下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于上级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违法指令，有权提请上级检察院以指定管辖的方式将案件移交其他检察院办理，但是在上级检察院作出决定之前，下级检察院不得中断侦查工作。
三、样本素描：北京试点院的实践分析
北京市A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A院）、北京市B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B院）、北京市C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C院）被确定为作为2014年全国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三家试点改革单位。就各自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而言，由于三家单位职侦部门在人员数量、结构层次以及办案数量等存在较大的差异，于是，改革试点实践呈现出一定差异性（如表1）。在此，笔者仅以A院反贪部门主任检察官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为主要研究样本，对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构建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和深度分析。
（一）核心内容：优化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部配置
相较其他检察权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非常强烈的“上命下从”的行政属性。那么，在遵从职权特性和规律的前提下，如何优化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部配置，通过适度“放权”，进而调动职侦部门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侦查效率呢？对此，虽然北京市改革试点检察院都认为在职侦部门应当实行“主任检察官负责制”，但改革态度又都比较慎重。以A院为代表，其赋予主任检察官的职权为：一是部分的侦查决策权，即主任检察官有权直接对侦查活动的一些事项直接作出裁定，不需要报请检察长（主管检察长、局长）进行审批；二是具体的侦查指挥权，即主任检察官有权组织、协调、管理本组成员开展具体的侦查活动；第三，充足的侦查意见权，即主任检察官对于一些重大事项和在侦查环节具有终结性的事项，享有充足的意见表达自由，可以提出自己独立的拟处理意见，供检察长（主管检察长、局长）进行审批；第四，其他经检察长授权的事项。
关于部门负责人的权限划定方面，三家试点院都规定了部门负责人可以兼任主任检察官，此外，部门负责人有权分配案件、组织对主任检察官进行业绩考核、协调本部门与本院其他部门的业务关系、督促检查本部门主任检察官的履职情况。但是，A院对于一些具有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等重大事项以及在侦查阶段具有终结性事项仍然实行“三级审批制”：(1)立案、不立案报告；(2)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变更、撤销强制措施的决定；(3)公开进行初查或者首次接触初查对象的决定；(4)对外侦查协作事项；(5)侦查终结报告及移送审查起诉、不起诉的意见或者撤销案件意见。而B院和C院则完全取消了部门负责人的“审批权”，主任检察官对于上述事项拟出意见后，直接报主管检察长（局长）决定或者批准。
通过上述可以发现，北京三家试点单位都基本承认职侦部门负责人应具有一定的检察行政管理权限，但是都又规定部门负责人本身就是主任检察官，这样很容易导致“检察行政管理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仍然处于一种“交织状态”，检察行政管理权的天然扩张性很可能不断压缩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的空间。此外，A院希望通过保留部门负责人关于业务上的部分审核权限，达到对主任检察官的监督制约和保障案件质量的“双重目的”，但是这也将导致可能出现以下问题：第一，部门负责人极有凭借上述权力任意干涉主任检察官的办案权，本来“放权”给职侦部门主任检察官的较为有限的权力更无法得到保障；第二，这样的权力划分也将导致办案职责的模糊，因为部门负责人既非亲临一线办案，又不能最终处理决定，部门负责人这道“审核”程序既显得尴尬，又显得多余；第三，这样的权力划分极有可能导致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演变成为一个个微型的“内设机构”，其实到最后还是还原成“三级审批制”，甚至“四级审批制”。
（二）组织架构：结合实际具体确定办案组织形式
以A院反贪局为例，该局于2012年开始探索在两个侦查处分别设置三个办案组，并指定一名检察员为组长，以组为单位进行办案，并为各组设定考核任务，当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时候，则由局长或者处长指挥临时组成办案组进行办案。2012年立案数比2011年立案数上升了33.3%，2012年平均办案天数比201 1年平均办案天数少了约6.5天；2013年立案数比2011年立案数上升了16. 7%，2012年平均办案天数比201 1年平均办案天数少了约3.6天；2014年上半年立案数比2011年立案数上升了83.3%，2014年上半年平均办案天数比2011年平均办案天数少了10.3天。这种探索可以被看作为“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雏形，也为“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建设”做了前期铺垫和预热活动。为了保障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贯性，A院反贪局并未取消内设二级机构设置，仍然保留了一个办公室两个侦查处，在这三个处室下面，再行设置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办公室内设置两个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分别为侦查技术组和后勤保障组，而两个侦查处分别设置三个办案组，为每组配备约6-8名检察干警，主要负责办案工作（如图l所示）。目前，这样的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组织方式基本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分工负责、协作顺畅的“微循环”，较好地满足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办案的需求。
但是，在对从事侦查信息技术、案件线索日常管理以及内部法制审查、侦查协作等检察人员如何定位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其中北京A院和C院认为，案件线索管理、侦查协作以及侦查技术工作等都是办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设置专业类型的主任检察官；而B院认为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只有真正从事一线办案的才能为其配备主任检察官，而案件线索管理、侦查协作以及侦查技术工作等具有较为明显的办案辅质，不应当设置主任检察官，其在实践中设置“局长助理一职”，并配备局长助理组。上述的分歧反映出在改革试点初期对于职侦主任检察官的定位、性质以及工作任务等存在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将直接影响到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特色之处”，需要予以慎重考虑。
（三）配套机制：保障主任检察官制度的顺利运行
1．初步构建选任工作程序
立足于筑牢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基础，北京市改革试点院均成立了“主任检察官任免委员会”（又称“主任检察官任免考核委员会”），具体负责对主任检察官选任的日常工作。一般而言，主任检察官选任需要经过以下程序：“个人申报”——“部门推荐”——“资格审查”——“组织考察”——“民主测评”——“党组研究决定”——“对外公示”等，选任程序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力求选贤任能，实现主任检察官的“精英化”。不过，北京三家试点院对于所有岗位的主任检察官统一了选任条件，并未将不同检察职能部门主任检察官的选任条件加以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职侦主任检察官选任条件的特殊性。如果没有建立一套符合职侦部门岗位特色和需求的主任检察官选任标准体系，很难保证所选任的主任检察官能够与职侦部门岗位相匹配，进而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运行效果。
2．初步建立职务保障机制
为保障职侦主任检察官职业稳定性和权力的有效行使，以A院为代表，在职务保障机制方面规定的最为全面仔细：第一，非依法定程序，不能随意免去或者调离主任检察官岗位；第二，主任检察官在晋职晋级中享有优先权，比如规定本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正处级检察员原则上从特别优秀的主任检察官中进行选任；第三，落实主任检察官岗位津贴制度，按照主任检察官工作性质以及年终考核情况评定岗位津贴；第四，主任检察官作为全院高层次人才享有一系列高层次培训、进修、调研等优先权。客观而言，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北京三家试点单位已经提供比较充足的主任检察官职务保障。单就职侦主任检察官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上述的履职保障规定仍有一些欠缺之处：一是职侦主任检察官的岗位津贴和其他部门主任检察官的岗位津贴一样；二是缺乏对职侦主任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如何保障自身生命、人身、财产安全的相关规定；三是尚未关注到职侦主任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相应的经费保障问题，比如侦查装备更新换代所需要的经费问题等。总之，职务犯罪侦查运行过程中的高度风险性决定了职侦主任检察官履职保障应更加充足。
3．注重加强监督制约机制
在北京三家试点院中，A院和B院专门就对于主任检察官监督制约机制做了专门规定，其中A院在监督主体和程序上，明确规定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主任检察官任免委员会”、本院案件管理、本院纪检监察部门、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办案组成员从各自权限和工作角度出发对主任检察官都具有监督权（如图2所示）。但是，值得反思的是：一方面，从表面上看，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主任检察官任免委员会、案件管理部门、纪检监察部门、部门负责人甚至办案组成员都对主任检察官行使职权具有监督权，但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很可能造成监督力量的分散，监督责任的模糊以及监督程序的混乱，最终极有可能导致监督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侦查阶段往往被认为是最容易引发办案风险的阶段，而上述所述监督机制中均未关注对职侦部门一些特有的监督制约机制构建问题。
四、构建的设想：建立协同发展的五项制度
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检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检察改革又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改革必须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框架和要求下开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如何完善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时，应当站在更高、更广、更深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构建符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践的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
（一）在科学划分侦查权权限基础上实现优化配置
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成功与否的核心就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能否实现科学划分并优化配置。第一，对于检察长（主管检察长、局长）而言，其应享有侦查决策权和整体的侦查指挥权，其在办案过程中所作出的有关指令，主任检察官应当予以执行。第二，对于负责侦查的主任检察官而言，其应享有侦查执行权、具体侦查活动的侦查指挥权、紧急侦查决策权以及充足的侦查建议权；对于负责信息技术的主任检察官而言，其应享有侦查情报信息管理权、侦查装备管理权；对于负责综合保障的主任检察官而言，其应当享有案件线索日常管理权。第三，对于内设部门负责人职权而言，笔者认为，可以适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职权的相关内容，我国台湾地区的主任检察官乃监督者，需要负责检察事务监督、行政管理及法学研究等多层面的工作，尤以对检察事务的监督职责最为重要。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所涉的检察文书，在由检察首长核定之前，必须先经主任检察官审阅，而这种审阅为实质性审查，需要通过阅卷文书审查是否存在应调查之事实尚未调查、事实之认定是否适当、法律见解有无违误等，但是主任检察官对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并无指令权，主任检察官在审查中如果发现问题，不能做出相应处理，而应报检察首长做出裁决。为此，可以借鉴上述我国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的做法，将部门负责人的职权限定为：第一是行政管理权，即部门负责人应对除办案业务以外的部门日常性工作进行日常管理，比如日常的队伍建设、组织开展相关调查等；第二是有限的侦查监督权，即部门负责人应通过办案系统或者调阅案件，对主任检察官办案活动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以不得侵犯主任检察官独立办案为前提，发现问题后，应事先与主任检察官进行沟通，如果意见不一致，应直接向检察长（主管检察长、局长）进行汇报。第三，对于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成员而言，其应享有侦查执行权以及充足的侦查建议权。总之，应通过科学划分各自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权限，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权优化配置的目标。
（二）在加强横向一体化建设基础上健全办案组织
检察机关的反贪、渎侦部门分置模式在司法实践运行已经出现的一些较为明显的缺陷和弊端。为此，有学者建议，根据贪污贿赂类型犯罪与渎职侵权类型犯罪在侦查方法、措施、及程序等方面的相同或者相似情况，可考虑按照统一、精简、高效以及协同的运行原则，改革并重新设置机关的侦查机构，将反贪部门与反渎部门进行机构合并，统一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同时，可考虑将现在的举报中心调整到职务犯罪侦查局，并将检察技术部门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调整到职务犯罪侦查局。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整合职务犯罪侦查力量和资源，统一规范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横向一体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职侦主任检察官制度在构建过程中，应当实现反贪部门、渎检部门、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三部门侦防力量的整合，取消内设机构，并且可以考虑按照所办案件的种类、性质、难易程度等来科学划分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并且应增设负责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任检察官，真正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横向一体化建设，实现对于职务犯罪的“打防结合”。
必须建立起“该统则统、该分则分、统分结合”的办案组织结构体系。笔者建议，可以根据案件线索的难易程度，在线索评估过程中，划分为A、B、C、D四个基本等级，按照这四个基本等级确定办案所需要的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组数和人数，从而进一步科学合理配置主任检察官办案组的人力资源，提升办案效益。（如图3）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各院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灵活和具体地确定办案组。
（三）在坚持选任标准统一性基础上满足特殊需求
检察机关主任检察官选任标准应当具有若干共性条件，以实现主任检察官选任制度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关注各个业务岗位上主任检察官选任标准的特殊性，以保障所选任的主任检察官既符合自身所在岗位的业务需求，又突出主任检察官这一群体“精英化”的主要特征。在中国语境下，职侦主任检察官应当具备坚定的政治素质、良好的职业操守以及较好的群众基础之外，对职侦主任检察官的选任标准应注重围绕职务犯罪侦查岗位的特色需求来予以精心设计，将主任检察官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业务能力”作为选任的核心标准之一，以区别于其他部门主任检察官的选任条件，不断促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主任检察官队伍建设朝着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第一，职务犯罪侦查能力，即主任检察官应当具备较强的职务犯罪侦查基本主观能动条件，其包括较强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第二，职务犯罪侦查经历，即主任检察官应当具有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一定年限要求，笔者通过对全市30余名一线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进行访谈，统计得出其独立承办案件前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年限为五年以上，据此，笔者认为，职侦主任检察官连续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年限应不低于五年；第三，职务犯罪侦查综合素能，即主任检察官应当具有履职的必备条件，包括良好的身体素质、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广博的社会知识等；第四，主任检察官选任标准体系设计可以考虑和现有的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库建设相衔接，即进入高检院一级侦查人才库、省级院二级侦查人才库以及市级三级侦查人才库的检察干警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选任主任检察官的资格。
（四）在推进检察权去地方化基础上加强履职保障
为紧紧牵住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积极采取三项举措进一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力求实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总体目标，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理清权力清单，突出办案主体地位。探索制定《主任检察官改革方案》，拟建立“主任检察官责任制”专业化办案模式，细化主任检察官的职权与责任，对其选任、免除条件及相应待遇作出规定，厘清不同专业小组的职责范围，明确赋予主任检察官“对所承办的以及负责审批的案件，独立作出、退查、延期、补充证据的决定”等11项权利，充分调动检察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加强权力监督，规范内部运行机制。完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依托案件管理系统、纪检监察系统以及检察指挥管理中心等内部监控平台，通过定期案件评查、个案质量考评、每月办案（事）质量与风险报告、错案重大瑕疵案件剖析会、自侦案件讯问同步监督等制度，建立起立体监督网络，实现对案件的流程监管、风险防控、跟踪监督，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所有案件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办案活动置于有效监督管理之中，从而加强对办案人员的监督制约。完善司法责任监督追究机制，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严格执行“一案三卡”制度，建立干警司法档案和个人月工作业绩档案，实行错案追究和安全事故、涉检案件责任倒查等制度，加强对司法办案活动的检务督察。完善接受外部监督机制，坚持重大事项、重大问题、重大案件等及时向党委和人大常委会请示报告，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主动接受法院、公安机关的制约，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律师远程会见工作机制，认真听取律师意见，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行使。
三是排除权力干扰，确保依法独立行使。研究制定了该院《关于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和责任追究的规定》，并建立“清单制度”，排除办案干扰。统一制作《领导干部干预、插手案件和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登记表》，并随卷宗流转至各诉讼环节。出现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情况的，即由案件经办人负责填写，做到一案一表、一流程一记录。登记表须详细填写过问案件人员姓名、单位、内容、时间，并由经办人签名，切实做到全面、如实记录，确保案件全程有据可查，强化对案件经办人的履职保护。要求对出现过问案件的情况及时上报纪检监察部门；明确案件管理部门责任，要求通过电子卷宗实时跟踪掌握《登记表》的记录情况，并在原有“案件质量与风险月报表”中增加“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情况”栏，于月底上报纪检监察室，防止出现遗漏现象；明确纪检监察部门责任，严格落实案件终身负责制，对违反规定的情形及时处理，公开通报。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人权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程序”、“技术侦查措施”、“社区矫正”、“特别程序”等一些刑事诉讼法学的先进理念以及我国近几年来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纳入法律加以确认，作为检察机关的职能机构，司法警察部门的工作也必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刑事诉讼框架中，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履职日趋多元化，然而最主要体现在配合自侦部门办案，保障办案安全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今后司法警察“服务自侦、参与自侦、监督自侦”三种基本履职方式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三个层面”为内容履行司法警察工作职责。
一、服务自侦
所谓服务自侦，集中体现在自侦办案时，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确保检察官全身心投入到案件侦破中，保障办案安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司法警察履行职责，配合办案具有一定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91条增加了应立即将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这种修改的目的，一是减少超期羁押。司法实践中，送往看守所之前的侦查羁押是不能作为先行羁押来看待从而折抵刑期的，规定在拘留逮捕后立即将被押人送看守所羁押，实际上杜绝了侦查机关变相超期羁押的现象，减少了犯罪人最后被实际羁押的时间；二是保障办案安全，减少办案安全事故的发生。看守所作为专门的羁押场所，其安保机制比较完善，而侦查机关的办案场所并非专门羁押场所，规定将被拘留逮捕人立即送往看守所，能有效降低办案安全风险。基于这两点修改意图，相应地就对法警押解工作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检察机关内部实行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下，要求法警在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时间将被逮捕人送往看守所羁押，司法警察部门就必须时刻处于待警状态，随时出警执行相关强制措施。
（二）刑事诉讼法第117条第2款规定了传唤、拘传持续时间的特殊情况。即“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3款规定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作为自侦案件中传唤、拘传工作的执行者和传唤、拘传到案后看管工作的执行者，司法警察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在此过程中，为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等办案安全事故发生，要求司法警察部门在警力分配、责任机制、防范预案上下功夫加以应对，切实防范办案安全事故发生。
二、参与自侦
从法律层面上看，司法警察参与自侦办案并没有相关具体规定，只是在《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参与检察活动，根据检察长授权，“完成交办的其他任务”，但何为参与，参与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法律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当前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不断加强，队伍素质普遍提高，工作中耳濡目染也会积累一定的办案经验，司法警察参与职务犯罪侦查的实践经验已渐渐成熟。为了充分用好这支队伍，在当前检察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针对这次刑诉法修改几个方面的新要求，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司法警察参与自侦案件侦查工作。
（一）可以探索赋予司法警察部分侦查权。刑诉法第130条对人身检查做出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对人身检查的主体笼统地规定为“侦查人员”。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框架内，检察官扮演了自侦案件侦查人员的角色，承担着与公安机关类似的侦查职责。人身检查是传统的侦查手段之一，其运用有着严格的限制，牵扯到公民人身权的保护，要求侦查人员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侦手段，显而易见，这样专业的侦查手段由检察官来运用是不现实的。检察官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主体，一般上并不具备专业的侦查技能，并且其精力有限，应该保证检察官将精力集中在案件侦破策略制定和法律运用上。而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检查这一任务由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承担，符合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有利于从理论上解决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存废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质疑不断，共同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尽法律监督之本质，将带有强制性质的侦查权赋予文职化的检察官不符合侦查权的内在要求。如果将一些带有强制性的侦查权力赋予司法警察，这一争议就会得到有效解决，为检察机关侦查权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可以探索实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一直以来，司法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如何在自侦案件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新途径，也就是“检警一体化”的办案机制。如在协助侦查过程中，司法警察不仅要熟悉自己的职责和技能，又要懂得案件侦查的程序和方法；案件侦查、决策、人员组织、指挥等由主办检察官负责，检察官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侦查方向，研究案件的突破和质量把关上；司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履行职责，协助收集调取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和涉案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参与讯问、询问、执行传唤、搜查、看管、提押、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措施等，这样，既可以保证检察官集中精力突破案件，又可以确保办案安全。比如，在看管、押解环节的检警间协作就要求在执行看管前，侦查人员与司法警察要共同分析、掌握被看管对象的家庭情况、涉案情况、思想情况等，使法警对被看管对象的情况心中有数，以便于主动配合侦查人员开展审讯工作。建立“检警一体化”办案机制有几方面优点：一是能有效确立检察官司法人员公信力，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二是检警互通案情，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降低办案成本；三是司法警察直接参与办案，有利于办案安全；四是检警以不同方式、不同角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思想政策法律教育，有利于案件侦破；五是可增强自侦部门的办案力量，锻炼司法警察队伍。
（三）可以探索建立司法警察对证人的保护制度。刑事诉讼法增加第62条规定了证人的保护制度，此次制度设计旨在加强对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作证难这一顽疾，但是在制度的设计上，由谁来担当具体的保护职责成为关键性问题。所以，可以探索由司法警察来承担起保护证人的职责。一方面这是由司法警察制度的设计初衷来决定的。司法警察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保证办案安全，而保证办案安全不但包括采取各种措施杜绝办案事故的发生，更应当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由司法警察负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也具有现实的可能。近些年，随着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装备建设的不断完善，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重大职责。并且对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来说，把公诉方准备出庭的证人交由本院司法警察部门保护，相对于交公安机关保护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监督自侦
目前，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基本停留在“老三样”上。一是检察官人事任免。主要是县人大全会对检察长的选举和罢免，县人大常委会根据基层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对基层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任免；二是县人大全会，听取和审议基层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三是县人大常委会最多每年一次，听取和审议基层检察院专项工作汇报。除此以外县级人大与基层检察院的联系，就只剩下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应邀列席县人大常委会每年数次的例会了。
二、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监督现状的不足
目前县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仅仅停留在例行公事式的“老三样”的浅层，导致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工作监督职能发挥不充分，与基层检察院联系不多，对基层检察院的困难和需求了解不深，对基层检察院工作宣传支持力度不够。这样既不利于县人大充分发挥宪法赋予的对基层检察院进行监督、促进基层检察院公正廉洁执法的作用，又不能发挥人大权力机关权威性的作用，支持和帮助基层检察院克服困难，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加强县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监督支持的建议
笔者认为县级人大对基层检察院的监督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监督机制，在对检察官的任后监督、检察院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民行支持、检察院的职能宣传等方面大有可为。
（一）、加强对检察官的任后监督。县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提请任命的检察官应该进行任后的跟踪监督。建议县级人大常委会例会每年组织对1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或者检察员进行述职评议。对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其他检察官也应当要求其每年向县级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述职报告。对那些社会反映比较大的检察官，县级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由人大常委、人大代表、政法系统、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评议组进行评议。通过述职评议，促进检察官发扬成绩、认清差距、忠实履职、秉公执法，对评议结果较差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对连续两次评议较差的，应当建议检察长提请免职。
（二）加强对检察院的个案监督。对基层检察院办理的发案单位或者案件当事人意见较大、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欠佳，或者法院判决无罪以及进行了国家赔偿的错捕错诉案件，县级人大常委会应该进行个案监督。由县人大常委会内司委邀请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部分人大代表、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基层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政法系统代表、案件当事人等组成评议组，听取检察院的个案汇报，进行认真评议，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帮助办案人员提升办案水平。
流程监控 全程留痕
上海检察机关的案管部门把流程监控作为开展内部监督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所有案件均由案管中心一口受理进入检察程序，在办案过程中案管实施整个流程全程监控，分别从程序、实体两方面对检察机关案件办理过程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在提高案件整体质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不久，奉贤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钱某诈骗案时，办案检察官认为，钱某案发前经营水果店，经验不足导致经营性亏损，其实施诈骗犯罪的证据不足，拟作出存疑不捕决定。根据案件管理流程监控程序，案管部门将案件预警至检察长孙静，孙静综合全案发现，钱某在经营的水果店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仍从果蔬市场42名被害人处购进大量货物，价值约1000万元无法归还。孙静认为钱某隐瞒实际经营状况，大量赊欠货款，不符合正常经营规律，并有证据证明其有套钱、逃跑的迹象，遂直接改变了原承办检察官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钱某附条件逮捕。
按照办案流程监管“全程留痕”的要求，市检察院制定《上海市检察机关办案流程监控工作办法（试行）》，对案管部门开展流程监控工作的职责、途径、对象、程序，以及监控结果的运用等进行了明确，确保办案“全程留痕”并计入司法档案，形成了全市统一的案件流程监控工作规范。去年以来全市各级检察院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对6060件案件进行了流程监控，同比上升164%，发出流程监控通知书69份，对流程监控中发现的一类突出问题、普遍性问题开展专项通报。
质量评查 科学评价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对案件监督的另一个抓手，是案件质量评查。市检察院案管部门结合司法改革相关举措，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修订了《上海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办法》，并作为上海检察改革配套文件下发执行。笔者从该案管部门看到，这套办法将案件质量评查与个案评鉴、检察官业绩考评、错案责任追究、检察官司法档案、司法规范化建设等有机结合，对案件质量评查的依据标准、评查组织、评查方式、评查范围等内容进行了明确，通过发现、评析案件质量问题，形成客观、明确的案件质量评查报告，提出评查意见和建议，切实发挥案件质量评查的“纠错、问责、规范”的作用。
对于案件流程监控、评查，全市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设有专职流程监控员、评查员，并在各办案业务部门选拔一定数量的人员，纳入本院“流程监控员库”、“评查人员库”，以便评查人员轮岗和开展全院性的监控、评查活动。市检察院案管部门对员额配置、人员配备方面自上而下的进行推动，牵头建立了全市范围的流程监控、质量评查人才库。同时他们还聚合各级检察院退休检察业务专家和资深检察官，建立客观、专业的“特邀评查员人才库”，负责专项评查工作，弥补现有评查力量不足和评查不深入的短板，为各级检察院的案件评查提供人才支持。去年以来全市各级院共评查案件9725件，其中随机评查7684件，专项评查1649件，重点评查392件。市检察院案管部门还对全市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2014年侦查作出撤销案件或不决定案件、办理案件中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许可的107件案件、以及2015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作出不捕案件中占比较高的涉嫌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案件，组织了全市统一专项评查。
信息通报，挂钩责任
笔者在徐汇区检察院看到他们探索研发检察官绩效考核系统，依托办案核心数据，使得检察官的业绩评价更具科学性；青浦区检察院结合本院实际细化评查标准，定标准、定规矩、定责任；松江区检察院则积极探索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等院外人士纳入评查小组，使评查结果更公正、更具第三方视角；奉贤区检察院探索构建了由检委会专委牵头负责，案管部门案件评查检察官专司评查与检委会专委兼司评查的常态化组织架构，在增强评查力量与评查权威上作了新尝试。全市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将评查工作与检察官业绩考核进行对接，通过评查信息通报等，扩大案件管理监督成果的运用。
市检察院建立了《年度案件质量分析报告》制度，根据全市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等情况，全市各级检察院形成年度综合分析报告并，用数据和实例全面反映本院及全市办案质量情况和整体案件质量态势。同时，将监督结果和司法责任落实直接挂钩。市检察院今年初出台《上海检察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工作细则（试行）》，将案管流程监控和质量评查列为重点，并在检察官司法档案管理系统中也将流程监控、质量评查和个案评鉴一起作为干警业绩考核的三部分内容，以实现和检察官司法档案、绩效考核的有效挂钩。
市检察院案管部门专职流程监控员与办案部门对全市办案业务的纵向监督结合，形成纵横监督的合力，并确定了工作例会制度，及时总结部署案件流程监控工作，用形成流程监控会议纪要指导全市流程监控工作。检察官在前面办案，同时有另一双“眼睛”时刻关注着办案过程留下的痕迹。
依托大数据 “透明”检察权
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问题是监所检察工作重要内容之一。笔者试就监所检察在保障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方式与途径方面加以探析，以期有得于检察实践。
一、高度重视， 将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放在人权保护的高度上来
在押人员身处“大墙”之内，监管场所的封闭性以及监管人员与被监管人的特殊关系，客观上使在押人员具有弱势群体的特殊属性，容易发生漠视甚至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理政原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监管场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工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强化监督等措施，切实保证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监管人的人尊严和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检察监督要从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入手，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监所检察工作人员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作为监所检察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加大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力度。
二、广泛宣传 让被监管者明确自己诉讼权益范围
实行在押人员权利告知制度，增强在押人员的维权意识。一是制作《在押人员告知卡》并发放到在押人员手中。该卡载明了驻所检察室的职责、驻所检察官的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在押人员的羁押、诉讼期限和应享有的权利义务等。二是在看守所、拘留所大门口设置监所检察检务公开栏，全面公开驻所检察室的法律职能、任务、业务范围等内容，同时公布咨询和举报联系电话。三是在看守所大门外设置驻所检察官信箱，受理在押人员的家属的举报、投诉、意见和建议。四是在看守所设立驻所检察官接待室，定期接待来访群众和在押人员家属的咨询与反映问题。会见日进行检察官接待及每周开展一次检察官接待日活动。在各监管场所的家属会见大厅注明检察官接待日的具体时间、地点，方便有疑问的群众前来咨询。在检察官接待日活动中，驻所、驻监检察人员派发检察宣传资料，并就家属所关注的会见程序、罪名的量刑幅度、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予以耐心、详尽的讲解。开展检察官接待日活动有利于排除在押人员家属的疑虑，稳定在押人员家属的情绪，同时是监所检察人员掌握监管场所狱情动态的有效渠道。
驻所检察官利用巡监时间，进行法制宣传，解答犯罪构成、刑事责任诉讼法方面的疑问，提高了宣传效率。
严打监区内违法犯罪行为。会同看守所管教对在押人员进行全面排摸，针对性地采取谈话教育、调监、严管及戒具保护等多种措施，严防越狱脱逃、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危害监管场所安全行为的发生。发生违反监管规定的事情，要求看守所及时解决。对于打架斗殴，及时介入固定证据，视情节严重程度不同，依法进行处理。有效打击和遏制“牢头狱霸”现象。
三、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
深化检察官约见制度，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一是规范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的程序。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通过填写《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申请表》约见驻所检察官；驻所检察人员在24小时内与提出约见要求的在押人员谈话，每次谈话均有书面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二是确保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制度执行到位。将该制度在所有监室予以公开张贴，对入所的每个在押人员都发放一份约见驻所检察官申请表，使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三是拓宽接待约见范围，积极推行约见检察官制度。积极实行检察官接待日制度。该院确定每周二为驻所检察官接待日。必要时随时约见。
在日常工作中，在押人员要约见检察官的，检察官2个工作日内必须约见。对在押人员遇到的困难、问题，约见检察官将区别对待作出处理：属于法律咨询类的，给予即时解答，消除顾虑；属于案件类的，检察官限时办结回复。
驻所检察工作中，把在押人员的合法诉求作为维权的重点，在监室设置检察官信箱、检务公开栏，并且构建快速约见约谈机制，通过对在押人员进行依法维权知识宣传，调动他们反映情况、告知诉求的积极性；对已经记录在册的诉求，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并根据诉求类别明确专人办理。
三、严防超期羁押
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推进纠正和防止超期羁押工作。随着监所检察工作的日益深入和规范，当前，明显的超期羁押已不多见，但案件久押不决问题仍然为数不少，有一部分属于变相超期，监督难度较大。监所检察部门注意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形成了工作合力，促进了有关案件的解决。还积极建立久押不决案件报告制度、分级督办制度、受理在押人员及其家属、人申诉制度等长效机制。在有效监督超期羁押的同时，还继续完善监督工作机制，畅通在押人员权利救济渠道，从制度上保障在押人员人权不受侵犯。
四、建立考评机制 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
通过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对在押人员作出建议酌定从轻处罚或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 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是检察院为改善看守所监管秩序，协调公安局和法院建立的一项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公、检、法三机关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运用到对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教育管理上，通过建立一系列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将在押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表现通过量化考核、评定后，纳入量刑酌定情节。
该制度的基本操作程序为：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进行量化评鉴，并将评鉴相关材料固定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的证据提交检察院公诉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并确定属实后，在公诉过程中向法院提出酌定从重或酌定从轻的量刑建议。法院在庭审中通过示证、质证对量刑建议予以采信的，将从重或从轻处罚的理由、情节写入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部分。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该制度实施的各环节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五、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基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拘役、单处罚金等轻缓刑罚的比例较高。但同时存在构罪即押、构罪即捕，长期以来是许多办案人员的一贯思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有效破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率高、轻缓判决率高之间的矛盾。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了检察机关一项法定职责。检察机关对在押人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为有效减少羁押创造了条件。这项制度还有利于促进被监管人员遵守监管秩序，促进在押人员真诚悔罪。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及时予以释放，也是监所检察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经常提及的内容。按照检察机关现有职权配置，侦监、公诉、监所部门都可以对捕后羁押必要性产生影响，履职主体是分阶段由不同部门负责，还是由一个部门负责存在争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涵盖了捕后侦查、、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全过程。
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均可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可以监所与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配合办理。启动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辩护律师申请、侦查监督部门案件承办人、公诉阶段案件承办人审查发现、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等途径。审前羁押必要性启动方式分为驻所检察室“自行启动”、在押人员（亲属及律师）“申请启动”、公诉部门“移送启动”、批捕备案“审查启动”、看守所申请启动等方式。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由申请受理、程序启动、调查论证、审查决定四个环节构成。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主动与被害方达成民事协议书，并已经履行到位；轻刑犯罪嫌疑人，上级法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做出发回重审裁定的；伤情鉴定发生变化，由重伤改变为轻伤的；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犯罪事实清楚轻刑案件；具有不适宜关押的疾病；其他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等。羁押必要性审查可参照逮捕条件与标准进行。
在审查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时，承办人应收集涉案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书、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被羁押人亲属（监护人）出具的保证书以及被羁押人的悔过书，还有被羁押人所在单位 （社区）出具的平时表现鉴定意见等等。依启动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包括律师或犯罪嫌疑人家人有申请书、公诉阶段的证据材料、病历资料等。结合全案证据和上述材料，发现被羁押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的，依法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也可以在全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论证会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社会危险性、案件进展和羁押表现等多个继续羁押必要性因素进行综合评鉴。
六、查办监所内犯罪案件，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
为了更好地维护刑罚执行公正和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我国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坚持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相结合，以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方式，在看守所设立派驻检察室。检察机关积极推进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积极推进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工作，及时掌握刑罚执行和监管动态，强化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情况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和实时监督。
2010年，检察机关的派驻检察室建立健全了日常巡视检察制度、监管事故检察制度、重大监管事件报告制度、与监管场所联席会议制度、检察官信箱制度、在押人员约见派驻检察官制度、派驻检察官与在押人员谈话制度和检务公开制度等工作制度，规范了派驻检察人员日常检察的内容和方式。派驻检察人员坚持深入监管场所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和禁闭室、会见室，加强日常巡视检察，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问题和安全隐患。对于发生的监管事故，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入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及时查清事实，明确责任，妥善处理。对于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法定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及时受理，并根据情况作出妥善处理。不仅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而且注意监督纠正符合法定条件没有得到减刑、假释的问题。对一些老病残犯，符合变更执行条件的，积极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办理保外就医和假释。
七、科技强检 利用信息化平台保障人权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监所检察在诉讼监督中的协作功能日益显现，监所检察部门积极为其他诉讼监督部门提供业务支持并实行监督，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
一、今年深化司法监督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把握了指导思想的一贯性。本届以来，省人大对公检法司机关陆续开展了修改后的刑诉法执行情况的监督、规范执法公正司法情况的监督。今年，根据省委、省人大主要领导的要求，对公检法司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情况深化监督。在连续三年的专项监督中，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全面促进我省的司（执）法工作更加规范公正，把握了司法监督指导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公检法司机关的要求和期待。
（二）把握了工作推动的协同性。全省人大系统和公检法司机关对深化司法监督工作协调联动，配合默契。省人大内司委深入多地开展调研，先后召开三次全省人大内司工作座谈会进行专题研究，并通过实地检查、工作简报等形式，指导各地把握节奏，协同推进。省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厅、司法厅分别运用案件评查、专项督察、执法考评等方式，指导各地开展自查自纠，边查边改。与此同时，各市、县（市、区）制定方案，深入推进，在贯彻省人大部署要求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坚持多措并举。杭州市将深化司法监督与反贪反渎、经济犯罪侦查等专项监督工作相结合；宁波、舟山市与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相结合；温州市突出立案和执行两个重点问题、金华市突出主要业务部门和基层庭队所两个重点对象开展监督；湖州市专门组织了关注公正司法、代表一线视察活动；嘉兴、衢州市深入市县司（执）法基层单位逐个听取意见；绍兴、丽水市列出问题清单进行“健康体检”；台州市早谋划早部署，严格督促自查自纠工作。各市人大工作各具特色，效果逐步显现。
（三）把握了深化监督的创新性。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各级人大以发现问题、梳理问题、指出问题、督促整改问题为重点，深入推进司法监督工作。情况反馈后，公检法司机关普遍认为，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实在，对推进公检法司机关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表示认真整改。二是改进调研方式。既有面对面听取公检法司机关的汇报，又有背靠背征求纪委、政法委、等部门的意见；既直接听取律师、基层干部群众、企业家代表的意见建议，又深入实地了解监狱服刑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看守所羁押人员的反映，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增加了调研的实效性。三是把握关键环节。在调研的基础上，内司委分别上门召开座谈会，向公检法司机关主要领导当面反馈调研情况，对成绩充分肯定，对问题直接指出，意见建议实实在在。公检法司机关向常委会的专项报告，不讲常规工作，而是就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向常委会作报告，随后进行满意度测评，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整改。
（四）把握了代表参与的广泛性。全省人大在深化司法监督工作中，注重发挥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广泛征求代表意见建议，积极邀请代表参与调研活动。省人大内司委在代表履职平台上向省人大代表发函征求意见，并对征集到的意见进行认真梳理和吸收。每次调研活动，都邀请当地三级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广大代表对深化司法监督工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有的省人大代表全程参与了省人大内司委在当地组织的调研活动。
（五）把握了问题整改的实效性。省人大内司委向省公检法司机关反馈意见后，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即认真研究，有的当场作出分工，有的专门召开党委会和全省电视电话会，研究整改举措，分解落实任务。反馈至今不到2个月，整改工作初见成效，对一些能够整改的问题立即进行了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问题也落实了责任，列出了计划。深化司法监督工作开展以来，省法院、省检察院联合出台了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七条规定；省法院开展了千名律师民主测评活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执业的措施意见》；省检察院围绕涉案款物清理、律师会见制度落实等重点问题，对11个市检察院和20个县级检察院进行了专项督察；省公安厅修订完善了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实施办法；省司法厅会同公检法出台了《关于社区服刑人员收监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二、公检法司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的基本情况
（一）主要成效
调研中，各方对近年来公检法司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1.队伍素质有提升。公检法司机关重视加强对司（执）法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和教育引导，不断提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通过“三严三实”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司（执）法工作人员强化纪律意识，积极践行司（执）法为民宗旨。加强廉政警示教育，督促司（执）法工作人员严守铁规禁令，切实改进作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制度建设有深化。公检法司机关重视制度建设，努力把司（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切实规范司（执）法行为。结合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法院系统探索建立科学量化的案件质量监管机制，针对办案涉及的各个环节，自动生成办案数据 “体检表”，运用大数据分析办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积极推广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转变司法工作人员办案方式，规范办案行为。公安机关围绕“又好又多”执法办案体系，以执法规范化工作为抓手，规范执法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及时出善有关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罪犯奖惩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指导执法实践。
3.司（执）法公开有推进。省法院高度重视“阳光司法”，连续几年请第三方机构对全省各级法院司法公开工作进行评估，并公布结果。在中国社科院2015年中国司法透明指数评估中，浙江省高院、宁波市中院、宁波海事法院均列全国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海事法院榜首。检察机关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检察”机制，推进互联网上案件流程信息公开、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等机制，邀请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推动检务公开。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推行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开发执法办案信息公开查询系统，方便群众及时了解执法办案信息。
4.司（执）法保障有加强。公检法司机关通过加强硬件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司（执）法保障，规范司（执）法行为。法院系统扎实推进“浙江法院互联网+审判”改革项目，“点对点”网上查控财产执行机制、网上司法拍卖机制、数字化法庭改革等多项措施，已经运行。检察机关加强办案工作区建设，完善同步录音录像设施，用技术手段规范自侦工作。公安机关大力推进办案功能区建设，不断规范办案区的设置、管理、使用。司法行政机关全面深化智能化现代文明监狱建设，对监管区域、执法岗位的视频监控实现了全覆盖，同时积极推进县级社区矫正指挥中心和执法大队建设，不断完善监管教育帮扶体系。
（二）主要问题
调研中，各方也反映了公检法司机关工作人员在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省人大内司委针对公检法司的具体情况，分别作了梳理，经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已当面作了反馈。归纳来看，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司（执）法理念有待进一步端正。一些基层司（执）法工作人员仍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办案轻规范、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的问题，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司（执）法理念还需要进一步转变。少数司（执）法工作人员为民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工作不够细致，作风不够深入，律己不够严格，影响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与认同。少数司（执）法工作人员执法不够严格，程序不够规范，简单就案办案，办案社会效果不佳。
2.严格、规范司（执）法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有的公安办案人员调查取证不够细致，证据收集保存不够全面规范，有的基层公安机关办案工作区使用不够规范，有的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还不够到位。公安协辅警人员数量众多，素质参差不齐，问题反映较多，影响了公安整体形象。看守所对入所羁押人员以健康为由拒绝收押的情况依然存在，有关方面对此反映强烈。二是有的基层检察人员在办理自侦案件时，没有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正常的休息时间，同步录音录像规定的执行还不够严格，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反映也较多。三是有的法院立案登记标准的执行不够统一，立案难现象依旧存在。民事执行工作意见反映比较集中，法院的案件执结率与群众的实际感受相差较大。四是有的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转变，社区矫正工作措施手段还较为单一。此外，基层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考核工作反映也比较多，有的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忽视执法过程的规范，影响执法质量。
3.廉洁司（执）法的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检法司机关经过多年努力，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管理，加强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调研中大家也提出，公检法司机关队伍庞大，管理难度大，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廉政风险也不容忽视，少数司（执）法工作人员身份意识欠缺，与当事人交往过密，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司（执）法工作人员因违法违纪受到刑事和行政处分。据省检察院提供的数据，2013年至2015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公检法司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163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62人，渎职侵权犯罪101人。公检法司机关内部也各自立案查处了一定数量的违法违纪案件，涉及、失职渎职、违反工作纪律、违公德等几个方面。
三、进一步推进依法履职公正司（执）法的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队伍素质。规范和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永恒追求。要切实加强队伍教育管理，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法治的队伍。一是提升思想理念。要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大力提升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法治理念和宗旨意识。二是提升司（执）法能力。要继续加强法律和业务学习培训，进一步提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转变执法理念，提高办案能力，要切实加强对下指导，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类型案件，提高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能力，加强人才梯次配备，促进队伍良性发展。三是提升职业道德。要加强教育引导，树立法律信仰，增强职业荣誉感。要从严管理队伍，牢固树立底线和红线思维，严格防止与当事人、律师的非正常接触，严格约束业外活动，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要认真剖析违法违纪案例，举一反三，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队伍。
（二）进一步强化制度落实。通过多年的努力，公检法司机关各项工作的制度日趋完善，关键还是要狠抓落实。一是加强制度学习，要通过学习让每个人对各项制度了然于胸、内化于心。二是规范制度落实，要切实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同一事项要尽量统一做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执行异化。三是强化落实责任，要建立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制，执行不力的要严肃追究，以切实强化制度执行力。四是强化监督推动，要通过内外部监督机制，切实推进制度落实。
（三）进一步深化监督管理。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推动体制机制完善，提高工作实效。严格落实司（执）法责任制和内外部人员干预执法办案登记报告等制度，加强监督制约，高标准严要求，切实规范司（执）法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一是要完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加强上对下的监督管理，落实后置环节对前置环节的监督制约，实现司（执）法的全过程留痕。要认真研究考核评估工作，科学设定考核内容，消除消极因素，发挥积极作用。二是要完善公检法司机关之间相互监督制约机制，按照刑诉法规定要求，建立健全相互间科学的配合和制约机制。三是要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敢于监督更要善于监督。四是要健全制度、畅通渠道，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实行社会矛盾化解办案流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增加和谐因素，追求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笔者：检察长，据了解，2010年，昌邑区检察院实行社会矛盾化解办案流程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了吉林省检察院张金锁检察长的肯定并在全省推广。请问您是怎样理解中央提出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又有哪些新做法？
付强：我们理解三项重点工作中，社会矛盾化解是目的、是根本，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是措施、是保障。因此，我们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采取了一些刚性的措施和办法。
去年7月13日，我们以检察委员会的名义制定了《昌邑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社会矛盾化解办案流程的规定》。实行办案流程管理旨在依据法律和政策办理各类案件，对社会矛盾进行过滤和化解，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增加和谐因素，追求社会效果的最大化。2010年，我院实行社会矛盾化解办案流程，依法不批准逮捕43件68人，不捕率26%，同比上升6%，在全吉林地区排名第一。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15人，在全省排名第一。由于成功地化解了社会矛盾，我院连续6年保持涉检进京零上访，为辖区社会和谐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4月上旬，我们对实行化解社会矛盾办案流程工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检查和调度，总的感觉效果比较好。但是在社会矛盾过滤环节，有的工作还不到位，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及时整改，要求在办案中，不但要填写社会矛盾化解情况表，还要求有社会矛盾过滤的笔录和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记录，把随案相关的社会矛盾过滤出来，把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过程反映出来。凡没有按照要求做的，都要影响工作评价。通过这些努力，真正使社会矛盾化解这项工作落实，形成检察干部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模式，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我们按照上级院的要求，已经在辖区18个乡（镇）街道设立了检察工作服务站。为深入基层，宣传检察工作，了解群众司法需求，搭建了工作平台，以便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职能作用。
在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方面，我们要求每个检察干部都要牢固树立监督别人首先要接受监督的理念。在接受外部监督的同时，要强化内部监督，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基础上，我们还制定了建立业务岗位工作人员不廉洁、不文明档案的规定。通过这些努力，提高了检察机关拒腐蚀、抗干扰和公正执法的能力。
邀请代表列席检委会：“认真倾听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让新时期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
笔者：请问您是怎样理解新时期加强检察队伍建设重要性的？
付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和检察官执法公不公，严不严，廉不廉，直接关系到宪法的尊严，关系到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关系到能否为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有力的保证。检察队伍是履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职权的重要力量。工作之余，我经常思考，检察官这支从事高风险工作的执法队伍，如何在社会的监督下，更好地忠于职守，公正廉洁执法？打造一支过硬的检察队伍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需要检察官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另一方面要主动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和强化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
笔者：你们是怎么想到邀请人大代表列席检察委员会的？
付强：在日常工作中，检察官直接向人大代表汇报工作的机会较少。如何搭建人大代表了解检察工作的平台，让检察官面对面倾听代表意见，接受监督，提高办案质量，做到公正廉洁执法呢？
作为一名基层院的检察长和区人大代表，我经常列席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参加代表视察、检查活动，切实感到了人大代表参政议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结合贯彻《监督法》，在总结重大案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基础上，有了一个新创意，邀请人大代表列席检察委员会。
我们院班子统一思想后与人大沟通，得到了区人大常委会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每次召开检委会前，我们都精心选择典型案例，认真学习法律和政策，充分考虑会上可能出现的情况，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务求实效，不走过场。两年来，我们邀请24名人大代表列席了6次检察委员会，研究了交通肇事、轻伤害、伪造身份证等共28起案件，人大代表积极参与讨论案件，与检委会成员相互交换意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志们普遍感到，人大代表列席检委会，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法律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和水平，也有利于增强司法机关执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昌邑区检察工作就是在不断地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虚心接受代表建议和意见中走过来的”。
笔者：近年来，昌邑区检察院的工作在区人代会上受到代表的认可，也得到了全区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请问做好检察工作的“秘诀”是什么？
付强：做好检察工作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努力服务大局，依法行使职权等等，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努力改进检察工作。这一点我们的体会是很深的。
县人民检察院设行政办公室、政工科、等个部门，行政编制个，在岗干警名，50岁以上人，40-50岁人，30-40岁人，30岁以下人，其中副处名，正科名，副科名，科员名。全部干警中党员人，占比%，检察官人，占比%，大专学历人，占比%，本科学历人，占比%，女干警人，占比%。
二、检察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历层次较低
由于县是山区小县，经济相对滞后，福利待遇偏低，人才吸引力不强，因此该院检察干警学历层次较低，本科学历只占全院检察干警的%，且部分本科学历是通过继续教育所得，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生的极少，大多为大专学历及以下学历。
(二)专业化、高层次、复合型检察人才缺乏
该院检察干警学历层次不高，因而缺乏专业化、高层次、复合型检察人才，具有较高专业理论水平、较强业务能力和实践经验丰富，即精通法律、在其他专业领域有造诣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欠缺。
(三)无法律职务人员较多
2002年国家统一组织司法考试以来，该院检察干警参加司法考试者不多，参加者司法考试通过率较低。因而无法律职务人员较多，与检察官队伍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存在检察官断档现象。
(四)检察院的编制与所承担的工作不相适应
该院人少案多压力大的问题较为突出，不能满足实际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
(五)检察干警待遇偏低
该院检察干警待遇相比公安、法院较低，且职级晋升较慢，工作生活条件差，致使部分检察干警不安心工作，选择调离检察机关，向发达地区或收入高、提拔快的单位流动。
三、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检察院缺乏进人的自
长期以来，由于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编制管理机制不配套，检察院进人都是由当地党委、政府研究确定，检察机关作为用人单位没有多大自。从这些年情况看，检察院进人渠道比较杂乱，主要是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当地领导以及检察院内部检察干警的子女，导致现有检察干警水平参差不齐。随着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部分干警由于司法考试难以过关，虽在长期执法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并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造成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比例失调，制约和阻碍了检察工作的发展。
(二)检察院缺乏吸引、留住人才的竞争力
由于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高等院校的毕业学生不愿留在原籍工作。同时检察院干警收入少，待遇差，工作清苦。部分检察干警家属下岗或没有工作，部分干警子女就业有困难，不得不为生计奔波而影响工作。还由于检察机关上下、内外交流机会少，导致干警职级偏低，挫伤了工作积极性，一定程度影响了检察干警队伍的稳定，不仅不能吸引优秀人才加入，还导致检察院内部优秀人才的流失。
(三)检察院缺乏建设人才队伍的机制
检察院由于人员少、任务重、要求高、压力大，检察干警接受业务培训的机会不多，少数干警没有择业压力，业务学习重视程度不够，法律素质相对滞后，执法能力整体较低，难以胜任本职工作。检察院一方面缺乏相应的人员淘汰机制，出口不畅，对于一些素质低、不适合在检察院工作的干警，难以通过一种有效机制将其淘汰出检察院。另一方面受编制的制约，符合条件的高素质人才不能顺畅地进入，出现了想录用的人进不来，要清退的人辞不去的尴尬局面，造成难以建设好检察人才队伍。
四、解决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落实用人自，拓宽培养渠道，培养高素质检察人才
检察院要具有一定的用人自，要改进招录方式方法，广开门路选人才，有计划地吸收引进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壮大检察院干警人才队伍，解决检察院专业人才短缺的瓶颈问题。要拓宽培养渠道，选派优秀检察干警到高校深造，到上级院挂职，提高检察干警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要推行岗位资格准入制度，反贪、反渎职侵权部门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两个重要部门，干警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反腐败工作的成效，通过岗位资格准入考试和个人履职情况综合评价，提高准入门槛，真正把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干警选人反贪、反渎部门，进一步优化队伍素质，促进人员的合理流动，增强侦查队伍的战斗力。要把检察人才培养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检察干警，多渠道、多平台打造人才，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锻炼人才，全面提高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
(二)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推进人才资源开发
要狠抓学历教育，继续提高检察干警的学历学识水平。要针对检察队伍学历学位层次偏低的状况，加强检校合作，开办法律本科远程网络教育，组织不达本科学历的检察干警参加学习。对参加学历教育的检察干警，除保障学习期间的工资及其它待遇外，给予取得学历证书的要有一定的物质奖励，以提高检察干警参加学历教育的积极性。要大力开展业务培训和任职资格培训，为高素质人才的快速成长搭建平台。围绕服务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检察实践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确定培训内容，有针对性地组织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强化对重点岗位人员尤其是领导素能和一线执法办案骨干的培训。通过业务培训和任职资格培训，开展“岗位学习、岗位练兵、业务竞赛”，做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以此提高检察干警的综合素质。要认真做好司法考试培训工作，为参加司法考试的检察干警提供一定的便利，鼓励他们认真努力，积极应考，争取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检察官，解决检察官断档问题。
(三)建立科学选人用人机制，促进检察人才成长
要建立科学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充分施展才能。要在认真调研和充分征求全体干警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检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和非领导职务晋升工作办法，明确选拔任用和晋升工作的方式、方法、程序和条件，鼓励年轻检察干警有更高的目标追求，敢于担当重任，让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踏实肯干的老检察干警感到有前途、有奔头，充分调动各年龄层次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要坚持“阳光作业”，确保选用过程和结果公正。及时将竞争的岗位、条件、方法、程序、人员报名、民主推荐、能力测试、党组决定等情况予以公开，扩大群众对检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最大程度地争取干警的信任和支持，真正做到过程透明、结果公正、群众服气。让年轻有为、富有朝气、业绩突出的优秀人才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四)建设检察文化，增强队伍凝聚力
一、扎根理念，践行于民
理念是行动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法的最高理想是全体人民意志的实现，其精神实质、价值目标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是执法为民，这是依法治国方略深入推进的根本条件，更是检察工作的有力支撑。
民生意识。基层检察干警每天都要与人民群众打交道，要牢牢把握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始终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之所需。
人权意识。人权保障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民主法制国家的基本要求。当公民的人权受到侵害之时，作为被赋予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是最后一道“救济线”。
规范意识。近年来，通过开展各种教育和专项整改活动，干警执法行为不断规范，执法形象总体好转，但“重实体、轻程序，不作为、乱作为，简单粗暴、效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要破除工作棚架，着力解决上级文件精神和指示要求逐级弱化的现象，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法律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严格纪律不放松。
二、恪守职责，服务于民
基层检察院是检察机关的主体。恪守职责，服务于民，就是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提升三种能力，实现承载秩序、权利、公平等重要救济权利的使命，为人民群众创造稳定和谐、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能力。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首要前提。要以人为本，必须有效发挥惩治犯罪、维护稳定、创建和谐的职能作用，坚持严打方针，及时高效地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尤其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严重暴力犯罪、黑恶性质犯罪，以突出的打击成效，遏制严重刑事犯罪势头和犯罪分子嚣张气焰，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要认真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除腐败发生的根源，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创造净化廉洁的政务环境。着力查办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坚持办大案，勇于办要案，善于办铁案，精于办名案,不断增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之真正代表民意。
维护司法公正的能力。公正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司法活动中负有特殊使命的检察机关，肩负法律监督的神圣使命，是司法权力运行制衡机制的重要环节，维护法律公正实施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执法公正，取信于民
要以坚持“三个统一”作为保证质量的有力举措，纠正执法偏差，杜绝执法不公、执法不文明、执法不严格、执法不规范，在全社会培育对实施公权的检察机关的信任，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自觉寻求司法保护，通过法律伸张正义。
内外监督相统一。内部监督要进一步规范受理、立案、侦查、批捕、等办案环节的业务流程，以网络为平台建立健全全套检察工作质效评查体系，实行程序流程控制和实体定期督察，尤其加强对重点业务环节的跟踪监控，形成案前教育、案中监督、案后检查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的检察监督体制。外部监督要不断完善监控机制，不断畅通监督渠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立和实行司法公开原则。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统一。检察官履职必须正确适用实体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严格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保护，违法者受到必要追究，犯罪者受到应有惩罚。同时，司法过程具有非常严密的程序和严格的规范性，它最大程度限制了主观随意性，只有严格遵循程序才能保障实体公正。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要保障法律监督活动依法及时有效地实施，使其依照法律规定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实施，产生法律既定效力。从制度上保障现行的法律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执法上将法律执行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关注社会民众对法律实施的反响，把法律制度的规范效用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力求把法律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规范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
四、体察民情，心系于民
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提出吁请的一方，所以更应通过疏通以下三种渠道密切自身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法制的轨道上畅通民意，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其利益诉讼，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有效司法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