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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嘹亮的国歌声中，2010年全国两会相继胜利闭幕。此时，已是3月中旬，距离春分时令也只有几天的时间，这意味着一年之中已经过去了将近1／4的时光。切实贯彻两会精神，扎实做好两会确定的各项工作就显得尤为紧迫。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2009年12月对全国16个城市2000位公众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其关注度高达75.3％。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却使得“住”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进而发展成为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去年各级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也遗留了不少问题。本次两会中，房地产行业受到广泛关注，而本文就两会闭幕后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将走向何方，房地产能否长期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具有相关产业链较长的特点，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的措施，而房地产业的率先复苏对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国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房地产业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房地产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接近20％，占GDP的比重接近10％，个别地区这一比例更高，有些城市甚至把房地产当做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房地产能否长期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呢?笔者认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地少是我国面临的基本国情，如何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一项重要课题。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长期而言，对粮食安全仍不可掉以轻心。也正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我国确定了不可突破的18亿亩耕地红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面对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一耕地红线的维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粮食安全又不可忽视的情况下，将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显然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不顾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而普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无异于饮鸩止渴、贻害子孙。同时，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房地产业由于具有投资规模大、拉动GDP速度快、带来的经济利益多、彰显政绩效果明显等优势而与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特征相吻合，从而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确定当地支柱产业时的首选，而且又反过来成为刺激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重要因素。房地产业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在催生房地产市场短期畸形繁荣的同时，为这一产业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埋下不稳定的隐患。
二、两会闭幕后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
第一，住房供给将有所增加。
首先，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将增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2010年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其开工建设的套(户)数要比2009年增加三分之一，以加快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安排建设的限价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安置住房规模将比2009年增加一倍，以逐步解决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其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和供应。第三，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开发土地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增长速度逐步回升，1—11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15.8％。2009年开发商盈利丰厚，资金宽裕，新建商品房供给将保持继续增长态势。
第二，住房销售将趋于平稳。金融危机中出台的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使一部分住房刚性需求在2009年得以释放；2009年末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促使一部分潜在需求进人“抢购”行列，购买力被提前预支；高起的房价，超过了普通居民的购买能力，加之年末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变化，有实际需求者将会暂时选择观望。2009年末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表明了中央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政策调整加大了炒房成本，炒房投机行为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二手房市场受到营业税调整的影响，销售平淡。2010年年初，住房需求将有所减少，住房销售将趋于平稳。
第三，住房价格将由高位盘整转向回落。
质量成本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用于质量的成本优化,使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和故障成本,包括外部故障成本与内部故障成本的总和最小,使质量成本各要素之间保持合理的最佳结构。美国质量专家克劳士比认为,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有产品的设计、材料、人工和制造的问题才会导致质量的低劣。克劳士比提出质量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预防成本与鉴定成本都属于符合成本,因为它们适用于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顾客的期望。内外故障与外部故障是非符合成本,它们是由于产品或服务被拒绝而产生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质量成本是符合成本和非符合成本的总和。统的质量成本概念及构成已为我国广大企业接受并应用。传统的质量成本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只考虑质量不足所带来的成本,但除了质量不足,质量过剩也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也应该是一种质量成本。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质量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产品质量的高低是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提高产品质量是保证企业占有市场,从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一个企业想做大做强,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是重要的辅助手段。
1质量成本理论透视——不足或过剩
质量成本是一种为了保证和提高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未达到既定标准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的总和。它不是一种职能成本,但是通过质量成本分析,可以找出质量成本的最适宜点,从而为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正常情况下制造合格产品的费用不属于质量成本构成,它属于生产成本。质量成本是一种变动的成本,它随着质量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质量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它不拘泥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用于分析和预测可能或应当发生的经济活动。质量成本方法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管理工具。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质量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运行质量成本和外部质量保证成本,而运行质量成本中包括: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运行质量成本是指质量体系运行后,为了达到和保持所规定的质量水平所支付的费用。质量成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运行质量成本。①预防成本是用于预防不合格品等故障所发生的费用,当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预防成本通常是增加的,因为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努力和资金等的投入。②鉴定成本是用于评定产品是否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③内部故障成本用于产品交付前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所发生的费用。④外部故障成本是用于产品交付后因不满足合同双方确定的质量水平导致索赔、修理、更换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信誉损失同属外部故障成本但一般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同内部故障成本一样,当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及其可靠性提高时,外部故障成本会降低。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在合同环境条件下企业根据顾客提出的要求,向其提供客观证据,保证所支付的费用。
2质量成本会计的归宿
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降低企业综合质量成本。首先,企业应明确客户的质量需求水平。其次,树立企业员工的质量成本意识。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可以通过开办质量成本专题讲座,向员工讲清开展质量成本管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他们对质量成本理论的基本认识,使员工相信并愿意长期为之努力。第三,将质量成本管理纳入经济责任管理范围。对于发生的质量事故要追究原因和责任,运用经济手段增强员工质量成本意识,保证合理服务质量水平。对质量成本责任进行考核必须确定质量成本考核指标。确定考核指标的依据有质量成本计划,质量成本结果,质量成本责任归集明细表。按责任部门分类,确定责任部门考核指标:按责任分部分项分类,确定考核指标:按量值分类,确定发生额和相关指标的考核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实施质量成本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反馈和处理。坚持质量成本效益与趋势分析,为质量成本会计决策提供依据。通过分析质量成本与有关指标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大体反映质量经营的状况及其对质量经济效益的影响,借以说明企业进行质量成本核算和管理、开发质量成本的重要性。通过一些基数与质量成本对比,从不同角度说明经营情况。质量成本实践中通常利用的基数有:工时基数、成本基数、销售基数和单位基数。通过对这些基数进行期初预测数与实际执行数的对比分析,反映质量成本趋势,更好地体现质量成本的分析结果。提出改进质量成本管理的建议。针对公司质量缺陷、质量成本管理和质量体系薄弱环节以及公司质量成本构成合理化建议。为更好的体现企业的质量控制情况,应编制质量报告表,以有利于企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与调整。
环顾正迈入新一轮通胀期的全球经济，相对欧美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和通胀幅度间的比例，中国面临的情况无疑尚好。那么，今年中国政府为何将物价问题置于如此之高度？
首先，在中国，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富裕和中产阶层也许只是有限的钱包缩水或幸福感打折，但对很多食品支出仍占消费相当权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普通家庭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冲击。愈加关注民生的中国自然不能对此等闲视之。
其次，由于多年来同世界经济接轨交融的不断加深，中国已无法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流动性泛滥日益严峻的情势下独善其身，以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为代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令中国必须高度谨慎，未雨绸缪。
第三，为应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防范经济运行一旦突然变冷可能造成需要长时扭转的不利局面，中国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宽松货币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成功实现了经济“v型”反转，但也留下了货币投放充裕的副产品。
毋庸置疑，内外因素的缠绕交织，正在对中国应对物价过快上涨，构成诸多具有不确定性重大挑战。但同时应看到，今年中国在调控物价方面亦存在诸多有利条件。
中国粮食连续7年丰收，充裕的库存将对作为“百价之基”的粮价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对物价调控发挥中流功效。
需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多年以来，以电子产品、汽车为代表的产品整体价格正持续走低，反映出中国工业领域特别是市场竞争充分行业商品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
中国已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通过“小步快走”的方式连续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逐步减少流动性，尽管其频率和幅度还将视经济走势灵活运用，效果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对缓解通胀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不是某一问题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导致的：
1、政府与民争利；
2、官员腐败、政府消费过高；
3、政府没有真正担负起公共服务责任；
4、垄断性收入分配不合理；
5、税收制度不健全，税负不均；
6、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在这种局面下，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建议，短期较为奏效的办法是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放在二次分配上。通过征税，让有钱人多缴税，政府收税后再通过支付转移令穷人受惠。对政府“少取多予”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让政府要压缩行政开支，而是让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李实指出，目前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很快，在这种有利情况下，应该把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让所有的人群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对于低收入、贫困家庭，政府可采取更大的扶持措施，包括协助解决小孩上学，给予家庭基本生活补助。此外，对一些学历较低、低于技术标准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要增加培训并给予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增加了公共服务的投入，意味着民众自掏腰包看病上学的花费将减少，即便民众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幅度的增加，让民众少花钱也是一种收入分配调节的方式。
初次分配调整突破口在“税”
汉初高祖刘邦和臣子在探讨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时,虽然没有谈及“天人之际”问题，但在他要求下撰写的一部专论秦亡汉兴的著作《新语》却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新语》的作者陆贾认为，天地有自然的属性，山川万物都是自然形成的;天地物都是可知的,人在自然面前居于主动地位；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性，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他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3)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意造物之类的宗教臆说。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论，认为社会历史变动与自然天道运行法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说.?“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所以，“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一种积极回答。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烕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关于秦亡汉兴这一现实剧变，陆贾认为，“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人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②此处的“天”似乎有一种历史趋势的意味，这种趋势表现在秦失其政、项羽倍约、汉王起巴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然，这里亦带有渲染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天然优越性这一政治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段话是陆贾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的。“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是陆贾进一步强调秦失其政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汉初另一重要思想家贾谊，对秦亡作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形成了史论名篇《过秦论》。虽然贾谊没有明确谈及天人关系，但他从秦亡这一历史事实中反省出来的理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天人之际”的一种回答，即主宰社会历史变动的是人及其所依存的各种历史条件，而不是所谓的神意。这是汉初“过秦”思潮下最为理性的思考。在具体分析与总结秦由兴而亡这一历史变动时，贾谊善于把握关乎历史盛衰的重要因素，如地理条件、民心所向、政策导向、治国理念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④，这是他思考秦何以亡的最终结论，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的治安之策的思想来源。这种逆取顺守以仁义治国的执政思想和他着重论述的安民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看法,都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汉初的士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从秦亡汉兴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以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为着眼点，注重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吸收、综合各家思想,其所展现的史家情结，是很浓厚的。这也为之后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清人汪子昌曰：“《过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势。”
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①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 “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2^4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④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⑤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巳，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⑧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⑩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I)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o?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 ”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圻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機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③。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 C?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人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的错误认识。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⑤。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人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⑦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务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亮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人。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②,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③。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④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徵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二、施工准备阶段对生产单位的监理控制
（一）检查测绘工程生产单位的组织结构体系、作业人员及培训情况作业现场组织机构是否齐全，是否成立了如生产管理部门、质量检查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有利于保障项目目标得以更好地实现的各种组织，以及检查这些组织是否与投标方案中拟定的组织结构相一致；作业现场的主要作业人员是否与投标文件中拟定的参与项目生产的人员相一致，能否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现场的人员数量、素质能否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进场的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是否进场工作并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进场的作业人员是否经过岗前培训，只有通过培训，取得上岗资格才能上岗。
（二）检查测绘工程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作业现场成立的质量检查部门是否满足生产进度的实际检查工作，能否保证各工序的顺利进行；作业现场各级人员的职责是否得到落实，现场负责人的意图和指令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现场负责人的进度和质量意识如何，技术负责人的技术水平如何，质量检查人员的质量检查及问题处理是否受到行政干预；作业现场是否建立了奖惩制度，以质量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是否真正建立。
（三）仪器设备检查作业现场仪器设备总量是否满足本项目工作的需要；生产作业所应用的仪器设备是否经过测绘仪器计量部门的检定，检定结果是否符合要求。监理单位应对检定证书的原件进行100％的检查；生产作业所应用的平差计算、数据处理和编图软件等能否符合业主的要求；如发现正在使用的设备未按规定要求进行检定或检定结果为不合格时，监理人员应现场发出监理指令予以纠正。
（四）作业环境的检查生产单位的工作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环境卫生状况能否保证作业人员健康工作；仪器摆放是否安全；数据处理的保密工作是否到位。
自从中国外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中国的外汇风险环境越来越严峻。如何有效地度量外汇风险成为整个金融风险度量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合理规避风险的重要前提。
一、外汇风险的直接度量
外汇风险的直接度量法,是指衡量由于汇率的波动给有关外汇市场经济主体的外汇资产价值带来影响的度量方法。通过这类金融风险度量方法,外汇市场经济主体的管理者可以直接掌握汇率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外汇投资组合的损失。直接度量外汇风险的金融风险度量法主要有外汇敞口分析、VaR度量方法和极端情况下的各类方法。
在这些方法中,外汇敞口分析可以衡量经济主体因其外币资产和负债组合的不相匹配或外汇买卖的不相匹配而可能产生的外汇亏损或盈利所形成的外汇风险(王璐等,2006)。这种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清晰易懂的优点,但它忽略了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难以揭示由于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所带来的外汇风险。目前,为大多学者所使用的外汇风险直接度量方法主要是VaR度量法以及在极端情况下所使用的各种直接度量方法。
(一)VaR度量法
VaR的度量法可以将不同市场因子、不同市场的风险集成一个数,较准确地测量由不同风险来源及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潜在损失的风险。该方法又可以分为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以及情景分析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但均存在不足。
参数分析方法是VaR计算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一般是建立在汇率波动是正态分布假设之上的,能正确地估计外汇资产价值变动的分布函数,并且在得出该分布函数后准确地计算出该分布函数的参数值。但用它没有考虑到在现实汇率的时间序列波动中表现出来的厚尾现象和非正态汇率波动现象。
非参数的测量方法包括历史数据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历史数据模拟法所需数据从历史的收益率序列中取样,在应用过程中不需对外汇市场的复杂结构做出任何假设和考虑汇率波动分布非正态的问题。但当波动率在短期内变化较大时历史模拟法估计不准(Engle,1982),并且选取的历史数据对VaR值的预测有很大影响。另一种非参数方法为蒙特卡罗模拟法,可以用来观测那些人们认为将要发生,但历史观测值中没有出现的事件。该方法考虑到波动性的时变性、厚尾和极端事件,在解决数据的非正态分布等复杂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但由于测量结果取决于模拟的次数,导致该方法耗时、依赖于电脑并且模拟的代价较高。国内学者朱宏泉等(2002)和王春峰等(2000)均发展了用蒙特卡罗模拟计算VaR的新方法,对非参数方法进行了扩展性研究。
情景分析是测量外币资产与负债组合在汇率发生极大的变化时的敏感度,优点是通过计算资产组合面临的潜在的最大损失找出较为脆弱且容易发生问题的部分,便于经济主体对汇率风险的度量与控制。缺点在于其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情景的构造和选择,一旦预期的各种组合变动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对汇率风险分析的结果就会失去实践意义,甚至会引发错误的套利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二)极端情形度量法
虽然VaR较为准确地测量了金融市场在正常波动情形下资产组合的外汇风险,但实际金融市场中极端波动情景和事件时有发生。如果这些事件发生,经济变量间和金融市场因子间的一些稳定关系就会被破坏,原有外汇市场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价格关系以及波动性都会发生很大改变,而VaR在这种极端市场情景下存在较大的估计误差。为此,人们引入了EVT,CVaR,Copula,ES等方法来测量极端金融市场情景下的外汇风险。
1·极值理论
极值理论(EVT)是可以用来测量外汇风险极端情景下风险损失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研究分布的尾部状态的强有力的工具,其优点主要有两点:首先,不会像历史模拟法受到历史观测个数的限制,即使对于较小的显著水平的样本外VaR值也可方便求得;其次,该理论没有对收益率分布强加某个特定模型,而是由数据本身来说明尾部分布,这样就降低了模型风险。该方法局限性在于只适合于描述尾部的分布,对于较大的显著水平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数据浪费。并且估计的VaR的精确性并不是很好,计算方法不易掌握,统计量的分析和估计方法比较困难。
国外学者将极值理论广泛地运用到外汇风险度量实证研究中。Akging(1998)利用极值理论研究了拉丁美洲黑市汇率分布特性;Koedijk(1990,1992)基于极值理论中非参数尾部指数估计,实证研究了东欧7国黑市汇率收益的经验分布;Embrechts(2000)通过实证分析了极值理论的前景和缺陷,并作了全面的总结。国内学者詹原瑞等(2000)以及潘家柱等(2000)讨论了根据极值理论计算VaR的方法;马超群等(2001)提出了完全参数方法,它本质上是参数方法结合极值理论的运用,更进一步发展了该模型,但在我国极值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定性分析中,并没有广泛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来。
2·CvaR模型
条件风险价值CvaR模型(ConditionalValue-at-Risk),即损失超过VaR的条件均值,代表超额损失的平均水平,可以反映金融头寸的潜在损失。CVaR表示损失超过VaR1-α(X)时的条件期望值。假定M是一个随机变量,表示金融资产的损益,VaR1-α(X)表示在100(1-α)%置信水平下的VaR,则CVaR1-α(X)表示损失超过VaR1-α(X)时的期望值:
其中,qα是X的α%分位数。由于损益的分布f(x)没有必要是绝对连续的,通常可以用EX表示离散分布条件下VaR1-α(X)。该模型是一致性风险度量模型,具有次可加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VaR模型的缺点。它不仅考虑了超过VaR值的频率,而且考虑了超过VaR值损失的条件期望,有效的改善了VaR模型在处理损失分布的后尾现象时存在的问题。
Rockafellar等(2000)首先提出了CVaR的概念,认为该方法可以很好的应用于大型投资组合和复杂的情景分析中。由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均从VaR与CVaR的比较方面进行研究,如刘小茂等(2005)和殷文琳等(2006)均对VaR和CVaR度量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CVaR独有的次可加性最能显示它相对于VaR的优越性,并给出基于条件风险价值的计量模型以及其在投资组合管理中的应用。
3·ES模型
ES(ExpectedShortfall)模型是在CVaR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致性风险度量模型。ESp定义为在一定的置信水平p下,某一资产或投资组合在未来特定时间内的损失超过VaRp的条件期望。假设X为某金融资产的损失,其分布函数为F(x),则ESp(X)可以表示为:
其中,F-1(α)=inf{x|F(x)≥α}。
当损失X的密度函数连续时,ESp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ESp=E{x|F(x)≥p}(3)
Acerbi(2001)提出一般化的ES模型,认为该模型对于损失X的分布没有特殊的要求,在分布函数连续和不连续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一致性风险度量。因此,该模型不仅可以应用到任何的金融工具的风险度量和风险控制,也可以保证在给定风险量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预期收益组合的唯一性。但是目前在我国将ES模型运用到外汇风险度量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
4·Copula方法
Copula是一种把多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用其一维边际分布连接起来的函数,可以用它来研究与相形相关或VaR不能描述特征的相关极端事件相联系的一些问题。由于Copula可由随机变量的边际和相关性来确定,能够全面描述随即变量的联合性质,因此正态假设和联合分布建模问题都可以通过该方法来解决。
假定随机变量X和Y分别代表两种外汇资产的损失,它们的边缘分布分别为F(x)和G(y),具有Copula函数C(F(x),G(y),则投资组合的VaR可表示为:
其中,δ代表资产X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γ为限定值,它与置信水平α是相对应的。Copula函数可以解决传统的多元分布函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解析式难处理、约束条件多的缺陷。当外汇组合中的资产已经确定,外汇市场风险可由一个相应的Copula函数来描述,从而构造灵活的多元分布函数,掌握资产组合内各金融资产收益的真实分布与相关关系。
将Copula函数真正应用于金融经济研究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在Nelsen(1998)比较系统地讨论了Copula的定义和构建方法后,许多学者系统地研究了Copula在金融中的一些应用,如Bouye等(2000),Lindskog(2000)和Clemente等(2003)均运用Copula理论研究了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度量模型,并验证了该方法在求联合分布函数的便捷和准确性。
在中国,Copula方法的应用才刚刚兴起。吴振翔等(2004)拓展了Copula方法的应用范围,他们运用ArchimedeanCopula方法给出了确定两种外汇最小风险投资组合的方法,并对欧元和日元的投资组合做了相应的风险分析得到了二者的最小风险投资组合;罗薇等(2006)同样基于Copula结合具有不同边际分布模型来计算资产投资组合。但是目前以Copula为基础的相关性测度方法并不完善,属于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的前沿领域。二、外汇风险的间接度量
上文分析了外汇风险的直接度量方法怎样衡量汇率变动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直接影响。同时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汇率的变动对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作用从而又通过种种经济的传导机制,最终使企业的价值发生改变。这种未预期到的汇率变动所引起的公司价值的变化也叫外汇风险暴露,企业通常使用回归的方法来度量汇率波动与公司价值变动之间的关系,从而间接描述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暴露的度量方法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资本市场法,另一种为现金流量法。资本市场法认为,外汇风险能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因此Adler和Dumas(1984)首次提出外汇风险暴露可以由股票收益率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来度量,他们认为一单位汇率变动造成股票价值变动的大小,就是该资产的外汇暴露。因此外汇暴露是一个包括了以上因素的倾斜的回归方程,可以表示成:
P=α+bS+e(5)
其中,P是公司的股票价值,a是常数项;b是暴露的回归系数,表示为b=Cov(P,S)/Var(S);S是汇率的波动;e是残差项,E(e)=Cov(e,S)。
国外许多学者在Adler-Dumas模型上进行了发展,Jorion(1990),Amihud(1994)以及Choi和Prasad(1995)都使用了一个两因素模型:
Rit=αi+βiRmt+γiXt+εit(6)
其中Rit为i公司t期的股价报酬率;Rmt为市场大盘指数报酬率;Xt是t期未预期汇率变动率。
许多学者利用该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均对其进行发展和完善,Martin(1999)利用指数平滑法发展了一个简单的汇率预测方法來估计投资人对汇率的期望值,这个变量可同时包含过去的汇率变动率和最近一期的汇率变动率,从而使结果比较客观和结构化。Bod-nar和Wong(2000),Parsley和Popper(2002)以及Dominguez和Tesar(2001)也对该模型所度量的外汇风险暴露在变量指标的使用如汇率与市场收益率数据的选取上有建设性的建议。
由于企业在现实外汇交易中,可能不只一种货币的汇率对公司价值造成影响,因此当影响公司价值的汇率由单独一种货币的汇率变为多种货币的汇率后,公司i的价值决定的方程可以变为:
Vi=a+b1S1+b2S2+…+bmSm+c1K1+c2K2+…+cnKn+ei(7)
其中,Sm为影响该公司价值的汇率;m,K为其他因素。可以通过上式求出各种外汇汇率对公司价值的“净影响”,即求出汇率Sm对该公司价值V的偏导数bm,m=1,2,…,m,bm即为i公司面临的货币m的外汇风险暴露。
但是由于许多不发达国家股市的不稳定和不完善,容易受到许多人为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而引起波动。许多对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股票收益率与外汇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用资本市场法度量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性均不是很明显。由此Shapiro(1990)提出,如果ΔPV/Δe(ΔPV为公司价值的变动,Δe为外汇的变动)不等于零时,公司将暴露于外汇风险中。他的研究发现,外汇风险暴露为公司价值因不确定外汇变动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亦即外汇的变动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因此,他以营运的概念为出发点,认为外汇风险暴露的衡量可以用下面的回归式来衡量:
ACFt=α+AEXCHt+ut(8)
其中,ACF为t期的现金流量变动,AEXCHt为名义汇率变动率,a为常数项,ut为回归式的残差项。Brown(1995),Walsh(1994)以及Martin和Mauer(2003)均采用现金流量法研究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其模型表示如下:
Rit=ai0+aixext+ait(9)
其中,Rit为公司i在t时期的营业收入变动率,ext为汇率变动率,ai0为常数项,ait为残差值。由于一个企业的某个时期的营业收入的高低,不仅会受到当期汇率变动的影响,也应受到既往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上述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加入汇率滞后的因素来探索竞争效果。由于他们均对将企业的月度营业收入代表企业的价值,采用落后四期的汇率变动,约一季度的时间来讨论企业的经营暴露状况:
其中,Rit为公司i在t时期的营业收入变动率,ex为汇率变动率,aki为落后k期的外汇风险暴露系数,εit残差值。用回归方法测量外汇经济风险暴露的优点在于:计算过程非常简便,并且其结果以数量的形式表示出来,简单明了,便于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其它定量分析。但该方法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在计算外汇风险暴露时,只能计算整个外汇风险暴露,而难以将外汇经济风险暴露与外汇交易风险暴露、外汇会计风险暴露区分开来;第二,在选择模型形式时,若对模型形式的选择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第三,在构造模型时,难以将影响公司价值的所有因素均引入到模型中,从而在计算的外汇风险暴露中,既有外汇风险暴露也包含了其他因素引起的风险暴露,从而从结果上直接表现为模型的拟合效果均不是很好;第四,进行参数估计时,需要大量的数据,常常出现数据不足或数据难以获得的情况。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当下，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
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一）社会力量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公共文化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群体共同享有这一文化。而“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1]实践也证明，高效优质、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社会力量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这是因为，首先社会公众是文艺作品、文化题材的思想源头，他们生活在基层，活跃在各类组织中，所提供的文化服务，来源于生活，贴近实际，为大众喜闻乐见。其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是靠传承而延续的，社会力量则发挥着贮存、掌握、承载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活宝库”，又是文化创新的“执棒者”。再次，社会力量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投入不足。当前，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而“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现代公民已经不仅是公共选举的平等‘投票者’，也不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不是政府立场的反对者，而是变成了改善民生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活动者。”[2]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间隐藏巨大的资本潜力，通过鼓励社会力量自办文化，可以发挥拾余补缺的作用。
（二）社会力量参与是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有力监督，政府人员会直接或间接地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导致腐败活动和寻租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某些公共文化服务行业，“因政府特许或公共部门垄断生产之后,就成为这一类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唯一生产者或供给者,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3]，进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基于政府失灵的根源，社会力量参与不失为一种应对的有效手段。首先，社会力量参与为广大公众提供了一条获取公共文化部门信息的重要渠道，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廉政建设经验表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原因。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公众能获得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行政预算、公共开支和政策实施等政府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约束政府人员的行为，避免或减少公共文化部门对民意的偏离。其次，社会力量参与有助于社会公众监督公共文化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因为社会力量参与“具有其他途径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即群众性较强，监督具有广泛性。”[4]只有将公共文化服务计划、生产和供给的各个环节都置于社会力量强有力的监督下，才能切实抑制公共文化部门“失灵”的现象，确保行政偏好与公众的实际文化需求的契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文化组织和文艺队伍快速增长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动，浙江省民营企业和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民间文艺团队发展的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这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据有关统计显示，浙江省拥有文体团队30余万支，业余文艺骨干50余万名[5]。另外农村近年来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也能见得，目前，全省农村活跃着1300多支电影放映队、1万多支业余文体队伍、500多家民间职业剧团、近2.5万支业余文体队伍、5万余名拥有教学辅导、组织管理和技术服务的骨干队伍，以及51.4万余名业余文体骨干。[6]
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的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依托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和活跃的民间组织，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体制机制的引导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参与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各地涌现了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实践模式和典型做法。
（一）政府+群众个体：丽水景宁群众参与的“文化自治”模式
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构建畲乡“幸福文化”，实施“文化名县”战略的历史进程中，以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第一导向，大胆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建设“畲乡文化，群众主体”的服务体系。其中，以“文化自治、五权圆梦”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权”保障机制建设是成功实践之一。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指群众文化活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自己说了算。所谓“五权圆梦”，就是实现文化自治目标的五个必要载体，“即保障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作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7]文化自治的具体举措是：一是以文化预报为载体，实现群众知情权。即每个月25日前，当地文广部门确定下月将举行的相关文化活动项目，并于月初通过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文化活动进行公开预告，以方便群众提早安排，选择参与。二是以“文化四合院”为平台，实现群众话语权。所谓“文化四合院”，就是文化部门通过举办各类座谈会，主动邀请群众按照“圆桌会议”的形式对文化工作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三是以“凤舞畲山”为舞台，实现群众的参与权。“凤舞畲山大舞台”由景宁文化部门统一设计，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组织、自己主持的文化活动为基础，以重大节日、纪念日，各种赛事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开展的群众实现表演梦想的文艺活动。四是以文化项目申报制度为载体，实现群众的决策权。文体项目申报制度以“公开透明、自主申报”为主要特征，每个文体项目各乡镇，各业余文化团体，自主包装，向文化部门自主申报，再接受省、市、县评审专家组答辩评审，最后确定项目的经费补助额度和专业指导。该制度让群众自己做主，实现了群众的参与决策权。五是以“文化项目责任上墙制”为载体，实现群众的监督权。2011年开始景宁文化部门每年年初，根据群众的文化需求，确定好全县全年要实施的重点文化项目，统一公开制表上墙，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项目上墙，公开许诺，既让群众知晓一年的活动，也为群众实现监督权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二）政府+市场主体：宁波鄞州“天天演”服务外包模式
宁波市鄞州区围绕“打造文化鄞州、建设文化强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和创新。2009年3月起实施的“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提供了思路。“天天演”服务外包流程主要由五个环节组成：一是外包承接商的确定。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充当外包服务出资人，引进外包承接商。经过严格的评估筛选，确定和盛公司为承接商，承担产品采购、供需对接、配送以及全程监督等任务。二是需求情况调查。在政府采购之前，由和盛公司负责，乡镇（街道）文化站协调配合，向社会发放文化需求调查表，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建立演艺剧目信息库，确定“演艺产品采购目录”，在演出前通过菜单式剧目方式供群众选择。三是演艺产品采购。和盛公司公开向社会演艺需求信息，演出意向单位投标竞争。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政府采购中心、和盛公司负责人和专家、基层文化站以及群众代表组成采购评审小组，负责招标评审，确定中标单位和剧目，签订采购合同。四是文化产品配送。文化产品的配送由和盛公司统筹安排，各乡镇（街道）文化站负责本区域的组织实施，保障演出活动的有序开展。五是监管和考评。在“天天演”服务外包中，监督和考评是环环相扣的。和盛公司作为演艺节目的采购方在乡镇(街道)文化站的参与下，对节目演出方进行全面监督，确保节目按采购协议完成。另外和盛公司接受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的监督和考评。在“天天演”的服务外包中，政府主导，公司运作，专业生产，公众参与是其运行的四种主要机制。通过服务外包，政府实现了职能的转变即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效能。采取公司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了成本。天天演”面向全国进行采购，进行专业化生产，让群众享受到更高专业水平的文化产品。此外，公众的参与，让基层群众“按需点菜”，充分体现了人民公共文化的享受权和选择权。
（三）政府+社会力量：台州“1%文化计划”多方联动模式
为加快推进台州“文化大市”建设步伐，加大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实现公共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2005年12月，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活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指“在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中提取百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公共文化艺术设施建设。纳入该计划的投资项目包括所有政府性建设工程、所有城市临街建设项目、占地2公顷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共建筑（含各类办公楼、宾馆和商业建筑等）、居住小区（含单体高层住宅楼）等”[8]。用于“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除了提取的建设资金外，还包括财政专款、社会捐助等。“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是：一是工作机构的建立。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实施，2009年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决策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建设，指导协调公共文化交流活动，制定公共文化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由指导委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公共文化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的监管及具体的协调管理等工作。同时成立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公共文化项目的评估，参与公共文化内容与质量的把关，对重大公共文化项目提供决策咨询等。”[9]二是建设项目的选择。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项目的申报，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筛选确定可行项目，分批实施。三是设计方案优化。在建设项目确定后，项目主办单位根据项目的特点，设计项目的执行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四是建设项目的管理。对建设项目的管理台州市提出“五个同步”，即实施内容应以及同步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共文化设施建成后的维护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五是项目的检查监督。“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一项新鲜事物，各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常出现各种问题，以致延误项目的进展。对此，台州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制定了建设进度的走访制度和督查制度，台州市委市政府将出台“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市级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以促进该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六是评比表彰。搞好试点，树立典型，台州市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重点扶持、加强引导试点项目的建设，宣传表彰样板项目、经典工程，推动面上工作的全面开展。“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不仅创新了公共文化服务多主体参与的机制，同时首创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新理念，拓宽了公共文化实施建设的渠道，体现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群众共享的建设思想。
三、启示思考：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创新
转变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垄断供给模式，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格局，是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现实路径。浙江省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创新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供启示与思考。
（一）创新投入机制，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一个良好的资金保障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血脉。国外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投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投资”【10】，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一是要建立公共文化的融资平台，以各种财政手段和政府担保手段为支持，以财税优惠政策为激励，吸纳社会资金的投入。二是完善社会捐赠激励机制，通过减免税费、资金扶持、表彰冠名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赞助，引导企业、团体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赠或赞助公共文化服务。三是设立公共文化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广泛吸纳文化产业经营收入、社会团体捐赠和赞助的资金，确保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资金有效利用率，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稳步发展。四是实施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提供支持和信贷政策倾斜。对公共文化服务经营者优化审贷业务流程，提高贷款办理的工作效率和服务层次，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实行灵活的差别化利率政策。
（二）创新运营机制，构建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模式
实践证明，运营体制落后，供给渠道单一化，供给方式僵化等是当前公共文化设施闲置、供给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解决运营和管理的问题，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社会化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的运营和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总供给量。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可以由以下环节构成：政府根据各文化单位的职能，通过指定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挑选运营机构，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力责任，制定服务标准，优化人事和薪酬制度，建立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设立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价体制等，并据此作为是否适合运营公共文化设施的依据以及文化事业单位负责人晋升依据。二是营利组织运营模式。按照营利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同环节发挥的作用以及和政府合作的方式，营利组织运营模式可以采用三种形式，即委托生产、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三是非营利性机构运营模式。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在公共文化运营中所发挥的功能，通常可以采用三种模式：服务替代、拾遗补缺和协同增效。
首先是对岭南诗歌的广泛深入的研究。温远辉关注岭南诗坛，为扶持岭南诗坛新生力量成长倾洒了大量的心血。他写过多篇概览评介广东中青年诗人诗作的论文，对广东中青年诗人的成就、特色作了全面、中肯的分析，为广东青年诗人走向成熟、走向全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他还具体、深入地评析了马莉、杨克、陈陟云、阿樱、谢远宗、陈计会、老刀、卢卫平、浪子、徐道勇、临工、江雪、黎启天、王顺健、陈朝华、何超群、柳成荫等近30位岭南诗人的作品，在对这些诗人诗作的评论中，显出了温远辉为中国现代诗潮推波助澜的热情，为促进岭南诗歌更大繁荣发展的良苦用心，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他对诗歌的许多真知灼见，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诗评家的独特个性。
温远辉认为，广东中青年诗人有两种创作向度具有代表性：一是对当下的跳跃。在表现上与人世分离，更多的是对纯精神的追求，以内视、冥想的方式虚构诗性世界，这类作者主要是女诗人。二是对当下的关注。关注当下，就是要直面现实生活(现实环境、现存秩序、现存的精神吁求)的同时，着力从中发现被遮盖住的美、真和良善，让生活完全敞开来。它要求诗人同时具备慧眼、情怀和责任。这一概括无疑是精当的。90年代以来的广东诗歌，顽强发展的势头从未被遏止过，诗人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未被打断过，“诗歌，是广东文化声音里有力的韵律”，“广东成为诗歌玫瑰的大观园”，如今，广东被称为诗歌大省，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全国崛起被瞩目，印证了温远辉的论点。温远辉还有不少诗学观点值得关注：“让诗回到诗本身，回到审美、情调上来，回到抒情和形象中来”，因为，诗是“诗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立场在特殊情境下的展开。”根据这一论点，他在评论马莉的诗歌时，认为马莉的诗在诗中构筑了一个诗性世界，“字行间和意象里，都打上了主体的鲜明烙印，女性气息、怀思和情调穿行在字词的罅隙间。鲜活的形象和清灵斜逸的基调，衬以复沓式的语调，清冷空鞯姆瘴П闳缢漾开了……”在此，温远辉对马莉诗歌作了独到的阐发，并由马莉的诗歌提升出广东女诗人诗歌创作的特色。
根据诗歌的内涵与特质，温远辉认同“诗人是精神最高贵的容器”，他说：诗歌是最古老的火把，在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中，诗人们不断赋予她崭新的内容和崭新的形式，但是，她内在的精神并不会改变，她的光芒也就不会熄灭。这就是一个有良知、有出息的诗人对诗的精神追求与姿态。
学校作为公民环境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宣传、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中坚力量，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无疑是公民环境教育持续长远发展的关键。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进行公民环境教育，可利用学校这一阵地，通过完善学校的环境教育体系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加强幼儿环境教育。对幼儿环境教育，我们必须明白“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须尊重幼儿学习的规律，重视兴趣的培养和直接的体验。其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强化中小学环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的精神，中小学环境教育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再次，完善学校环境教育体系，要抓好高校环境教育。大学生是将来“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高校环境教育是学校环境教育的关键。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也离不开合理、科学的教材。要进行公民环境教育，须加大学术研究，组织编写更多条理清晰、实践性强，更接近大众的、内容生动而思想深刻的教材。产学研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学术教学和研究，只有当它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发展“两型”产业，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希冀于纯粹的给学生灌输关于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就能为构建“两型社会”培养出生态公民，是欠成熟的考虑。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学生队伍直接服务于低碳经济所倡导的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质基础，并为广大学生提供实践生态理念的最佳平台。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开创的是一种多赢的局面，绿色产业因此而获得了促进发展的生产力，环境科学因此而获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环境教育因此而获得了联系实践的桥梁。
企业责任
培养企业责任意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保证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对企业而言，它要求负责任的企业不能只具有消极被动的责任意识，更应当具有‘预防性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以一种实现责任的精神，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向导，在确定行为的目的、手段、结果都无害以后，才去从事追求盈利的生产经营活动”。②具备了环境污染防治的责任感和“前瞻性的责任意识”，企业将在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获得一种道德资本———一种“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造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③。由企业自觉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感积淀的道德资本不仅能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转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要环节。节能减排与我们常说的“低碳”联系紧密，企业主要应在这样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开发运用绿色能源。二是积极推进低碳化、生态化的绿色生产。要培养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一方面是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对企业进行的环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有影响力的企业在行业和社会中的权威，对其它企业和社会公众树立榜样，发挥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企业的节能减排是对前瞻性责任意识实践，也是企业道德资本的积累，它不仅可以直接为我们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其榜样作用还为深入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实现“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潜在的影响。
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