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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要素能够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得到很好的运用，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提供很好的帮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艺术、自然和人性的尊重，是传统文化要素存活的关键。所以，必须要把传统文化要素与人性化设计、艺术化设计完美结合，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设计效果。具体的，在遵循现代设计理念与手法的基础上，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要将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哲学充分运用其中，形成了较为创新的艺术中心设计模块，也进一步提升了艺术中心之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传统设计风格的主导下，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并未失去其最重要的诉求和功能，即满足城市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高容量、大空间、便捷快速的学习、休闲与体验的场所。也就是说，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满足“人性化”“、实用性”这两个原则，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提升建筑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要知道，新时期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严格遵循人性化的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建筑物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即实用而不浮夸、人性而不浪费，这样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践行。例如，现代艺术中心的绿化设计与建筑物区域的分割，无论是绿树成荫中的宽阔道路还是垂柳下面的休憩地域，都要考虑该艺术中心在设计中关于行人、游客与参观者的需求，尽可能的为人民、游客、行人提供舒适、便捷与健康的环境。此外，根据现代文化艺术中心建筑物局部设计的传统文化要素的渗透要求，实际的设计工作也要凸显实用性的诉求，将空间充分利用，体现出传统建筑设计的简约理念。再如，我国传统建筑设计要求设计必须体现功能的多元化。因此，建筑物占地面积要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区域，范围极为有限，这为其他服务型功能的拓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能。广场区域的设计力求符合行人、游客的需求，与外部空间贴合度较高，绿化的设计围绕整个中心的内部和外部展开，可以确保现代艺术中心的环境质量、空气状况与良好的美化效果。此外，停车场的设计也要十分实用而耐用，要连接文化艺术中心与外部空间，同时开阔的停车场区域规划能够满足海量人群的停车、取车的需要。总体来看，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功能布局和设计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品质和规划质量，而且以人性化和实用性为指导原则，以传统文化要素为设计理念，力求发挥出现代艺术中心的最大功能，实现传统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结合。此外，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设计还要具备一个很大的特色，即设计空间内大量水、湖泊和植物的应用，这也是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水、湖与植物的大量运用，是设计造景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设计的品质；另一方面彰显出现代艺术中心的独特吸引力。可以想见，在湖光山色之间，品味鸟语花香与潺潺流水，一定可以将人们带进人山人海的美化境地，从而进一步凸显现代艺术中心的特殊文化气质与艺术内涵。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2004年金秋，我行走到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拉旦村1组。古树掩映下，拉旦河从寨子跟前徐徐流过，石板小路被人踩马踏而磨得光滑圆润，水家木楼被岁月浸染成一片灰褐，让人感受到这并非寻常村落，而是一处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浓郁文化情怀的地方。
村主任石国张是一位懂得水书的水族中年汉子，他在而立之年才开始学习水书。“为什么要等到30岁，而不是20岁、10岁或更小的年岁就学水书？”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想学，成家以后才学它。现在我们村最年轻的水书传人，也是学校毕业了才开始学的。我们这一代人，寨上有三四个会水书；比我年轻的，只有两个人会。”
村主任说出了拉旦村成年人才学水书的现象，但对我的问题有些答非所问。村主任的师父、76岁的老人石映德为我解惑：“我40多岁那年，我们寨上7天死了两个男人，要为丧家测算办事的日子，我就跟石明清大伯开始学水书了。当年我只教了村主任一个徒弟。”
二、后现代文化传媒特性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使精英主义、唯美主义、犬儒主义等诸多流派都在一个平面上被抹平。无论赞同，还是否定，后现代文化传媒扫荡了无意识的各个角落，一切都在裂变，而裂变的一切，缺失终极意义。人们希望“戈多”出现，但出现的戈多并非是人们所希望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现代文化传媒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以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学观和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在逻辑和实践上具有如下特性。
1.商品性和工具性后现代文化传媒的一个首要特点是商品性和工具性。商品性的文化传媒运作与商品社会相适应。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商品社会，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人工文化和传媒机器，都打上了商品的烙印，充当工具的角色。文化传媒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艺术准则、审美原则，而是商品原则和工具属性，并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西方的文化传媒公司，如出版社、剧院、制片厂、博物馆等，最先运作的不是“如何生产”，而是“生产如何”，即文化产业能否占有市场份额。凡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则不能生产和传播。无论他曾经是现代主义的超凡作家，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无名小辈，都要经受市场的检验。商品市场决定了作为精神产物的后现代文化传媒的商品性和工具性。商品价值决定文化价值和传媒价值，而通货膨胀不但改变着商品价值，也深刻地改变着文化价值和传媒导向，导致的结果是文化的反常与断裂，使文化丧失了深刻性、超越性和永恒性，文化传媒成了推销商品的工具。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导致经济的萧条，而是导致了摧毁性的文化断裂，其特点是买进与卖出比生产和投资更重要，知识和产品的更新比以往更为迅速，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裂变，助长了非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使文化传播价值远远超过了知识本身的价值，如美国著名文论家查尔斯•纽曼（CharlesNewman）在《后现代氛围：通货膨胀时代的虚构行为》一书中指出的“，它孕育了最具摧毁性特征的文化断裂。”[4]后现代文化传媒的商品化和工具性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断裂，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人文困境。
2.游戏性和娱乐性后现代文化传媒所突出的是游戏性和娱乐性。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具有某种高深宏旨的话，那么后现代文化传媒则解构了这种深度性，现实批判主义被现实游戏主义和娱乐主义所取代。在后现代批评家看来，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彻底丧失了批判的功能，只是为人们提供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松弛大脑神经的游戏和娱乐工具。后现代文化创造者所从事的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创作，而是制作，即制作那种能够让人们消遣时光，摆脱孤独和寂寞，消除疲劳和精神焦虑的文化消费品。后现代文化制作者否定一切先验的、纯客观的意义，认为享受传媒消费，享受传媒娱乐就是目的。与之相应，文化制作就是制作游戏，写作就是运用游戏规则虚构故事，打破时间和空间秩序，获得玩文化的。从这个意义看，游戏性和娱乐性是后现代文化传媒的目的之一。客观地说，游戏性和娱乐性既是文化作品本身的属性之一，也是人的多样化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它能够从心理上和生理上调节人的情绪，增强人的活力。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无论是现代主义精英文化还是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突出游戏性和娱乐性是无可厚非的。后现代文化传媒为人们的闲暇提供了必要的消费和娱乐，使人们的身心通过游戏娱乐活动而得到调节与休整，对大众而言是有益的。问题是，如果一切文化作品都单纯地追求“游戏”和“娱乐”，片面地夸大了游戏性和娱乐性而否定思想性和艺术性，这必然使它的文化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而变为单纯的娱乐工具。我们认为，只有把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三者统一起来，文化才能朝着健康的方面发展，否则暴力、低级庸俗的作品必然会涌入市场，影响人的心智和灵魂。
3.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后现代文化传媒是以反文化和反艺术的特性表现出来的。所谓反文化（anti-culture）和反艺术（an-ti-art）不是不要文化和艺术，而是要抛弃资产阶级的主流文化和精英主义的艺术观，反对西方传统和现代观念中的那些预设不变的价值标准、审美原则和评价尺度。这种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包含着旨在对社会各种机制以及对人本身实行全面的变革的大众政治运动。”[3](90)它强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3](90)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消除了艺术的神秘性和神圣化。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表现在文化传媒中的是无风格的风格，如电子传媒小说的拼贴性、多媒体诗歌句法的破碎性、绘画的无序性、音乐的无调性、建筑的非中心透视性。这种无风格的风格突出了童年的天真性、价值的错位性、视角的不同性、人生的荒诞性。它力图去除文化艺术中的一切清规戒律，取消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生活、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限，使文化艺术面向大众，从而构成了对文化特权王国的否定。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表现出“任何都行”的观念。写作中多种方法杂糅并用，以模糊体裁界限；绘画中广泛混用各种物质材料，以传播人的各种生存体验；电影中高科技手段同古典艺术并用，杀人的暴力场面让人触目惊心；戏剧中取消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也取消了演员与观众之间身份的区别，充分体现互涉、参与，从而打破了古典主义的舞台观念。它力图表明一切都是共通的和无戒律的，而流行的一切又都是平面的和短暂的。
4.复制性和仿真性后现代文化传媒载体，都具有极强的复制性和仿真性。后现代文化的复制性和仿真性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导致其精神生产愈来愈被商品化逻辑渗透的结果。在当代西方社会，运用高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品和仿真品，文化艺术像工业流水线那样可以成批量地生产，生产者实际上把创作过程变成了机械的操作过程，文化艺术大师变成了技术大师，《长胡子的蒙娜丽莎》就是经过技术复制被炮制出来的一例。由于文化传媒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传播领域已无处不在。它结束了艺术的独立性、神圣性和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使一切东西都能够被及时地复制并向全球传播。人们无法分辨真品与赝品，冒牌货占领了整个市场。本雅明认为，即使在最完满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唯有这种独一无二性构成了艺术品的真实性和历史性，而这恰恰是复制品所不具备的。文化作品的复制性不仅消解了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颠倒了艺术价值和艺术功能，还奴役着消费者。文化工业借大众传媒操纵和规定了一切，人们对此除了接受之外已无能为力“，从根本上看，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供的东西心满意足。”[4](438)文化上的复制性和仿真性宣告了本真性的判断价值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崩溃，一切文化艺术成了非艺术或反艺术，从而取消了距离感、本源性、独创性和超越性。
三、简要评价
1.揭示西方精神危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反映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存在着深刻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中的人的精神困境和信仰问题。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5]亦如纽曼所言，“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然而，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从来没有谁能忘记自己整个精神的突然贬值，因为它的匮乏太令人触目惊心了。”[6]后现代文化传媒力图打破前现代、现代主义的一切清规戒律，把非美学、非艺术和人的多样性的生活从传统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出来，使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呼唤着现代化之路的人性解放，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危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天，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一富商与其妻子在该乡文化广场上演“与公鸡做尼卡”的小品，震撼了在场所有观众。在长达30分钟的节目演出中，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小品讲述的是，该乡一名富豪（巴依）一天晚上给妻子说“塔拉克”（口头上说离婚的意思），谁知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哭着说要回娘家。巴依求她留下，而妻子认为，他已说了塔拉克，现在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无奈之下，巴依找来下人帮忙出主意。下人告诉巴依，他妻子只有跟别人做尼卡（由毛拉主持宣布结婚的意思）后，重新离婚才能跟他做尼卡一起生活。巴依不愿意让妻子跟别的男人做尼卡，想起“与公鸡做尼卡”这个办法。于是毛拉来了以后，媳妇和公鸡做了尼卡。乡政府干部获悉后，借机对他们俩进行法制宣传和远离宗教极端思想教育。
当天，古勒阿瓦提乡举办“和谐古勒阿瓦提爱心献给他乡人”文体活动，当地近4000名各族群众和10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观看了演出。此次文体活动以机关干部和农民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为主，中间穿插蒲塔游戏、带乒乓球跑游戏、顶瓶跑游戏、法律法规知识竞答、去极端化演讲比赛、妇女长发模特比赛、妇女刺绣比赛以及教师代表队、医院代表队、警察代表队、宗教人士代表队分别举行去极端化宣誓签名活动，将文艺演出与各类游戏相结合，让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古勒阿瓦提乡的发展变化、找到“回家”的感觉。
“小品‘与公鸡做尼卡’，给我们外来务工人员上了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今后我们要多学习法律知识，做一名遵纪守法的中国公民。”今年25岁的托乎提・喀迪尔与妻子从莎车县来到古勒阿瓦提乡拾棉花，从9月10日至今，夫妻俩每天可拾棉花140余公斤、收入280余元。他在观看演出后表示，这次文体活动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作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不仅要教育家里人认清“”的危害、远离宗教极端思想、不参与非法宗教活动，还要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打赢“去极端化”攻坚战。
为观看当天的演出，托乎提・喀迪尔夫妻俩只拾了少量的棉花就与18名同乡匆匆赶到节目演出现场。“通过观看这次节目，我们夫妻俩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免费‘继续教育’，少拾点棉花，我觉得值！希望政府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一定积极参与。”托乎提・喀迪尔说。
长发模特比赛展示女性魅力
“3号选手的头发长度为1.34米。”
“天哪，她的头发长度怎么比我的身高还长？”当节目主持人宣布测量结果时，现场一位小朋友的惊讶声引起观众捧腹大笑。
在妇女长发模特比赛现场，10名参赛选手陆续登台亮相，接受工作人员用卷尺测量头发长度，并依次进行服装与模特表演。台下评委根据参赛选手头发长度、服装、舞台表现力评定出前3名：第一名获得一台液晶电视机，第二名获得一台洗衣机，第三名获得一个电饭煲，其他人员获得电热锅。
来自该乡青吐木尔村的努尔古丽・买木提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今年44岁的她认为，第一次参加这种长发模特比赛既紧张又高兴，这次参赛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使她愉悦身心、充满自信。“‘吉里巴甫’服不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诫身边的广大妇女，不要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穿上时尚的维吾尔服装、展示女性的风采和应有的魅力。”努尔古丽・买木提说。
宣誓、演讲活动彰显政治责任
“分子挑战的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秩序、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招摇撞骗、胡作非为，他们既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也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他们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这是在去极端化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热汗古丽・马木提的发言。她认为，创造和谐古勒阿瓦提、和谐阿克苏、和谐新疆，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只要每一个人擦亮眼睛，同仇敌忾，暴力就能早日自取灭亡。今年5月以来，她与乡机关干部一道给驻点村发放印有“宗教极端思想的主要表现、如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等内容的宣传资料3000余份，惠及农户1000余人，引导各族群众坚决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当天，古勒阿瓦提乡医院院长艾则孜・肉孜带领40名医护人员来到活动现场，并参加了去极端化宣誓签名活动。“去极端化宣誓签名活动，能促使医护人员履行‘健康卫士’的神圣职责，担当‘去极端化’光荣使命，引导患者及家属正确认识非法宗教的危害，坚决禁止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做乃玛孜，坚决杜绝戴面纱、着‘吉里巴甫’服和年轻人留异常大胡须的病人及家属进入医疗机构，做到敢管、会管，切实维护医疗场所的良好秩序。”艾则孜・肉孜说。
该院医护人员一致表示，乡里举办的这次活动很有教育意义，能增强广大医护人员的政治免疫力，不让宗教极端思想病毒危害身心健康，带头做好确保本单位的稳定工作。
《壹周立波秀》由东方卫视与凤凰卫视共同制作。节目于虎年春节大年初一到初六（2月14日到19日）和5月2日至7日的每晚23点在东方卫视进行了首轮播出，并在凤凰卫视、广西、广东、吉林等卫视进行了二轮播出。
《壹周立波秀》在2010年春节期间首轮播出即取得了超高的收视率，据央视・索福瑞全国26城市的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收视率为0.94%，23点时段最高收视率冲至7.62%，位居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一名。上海地区的平均收视率高达6.63%。 同样雄踞上海地区收视第一名。《壹周立波秀》的节目构成，主要由周立波的单人脱口秀表演及嘉宾现场访谈两部分组成。
单人脱口秀部分是以周立波特有的海派清口形式对2009年和2010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海派清口实质上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演说，是一种“智慧性的表演形式”，是周立波所独创的。海派清口主要以幽默盘点时事为主，而非传统滑稽的说学做唱，更不是炒冷饭，它更讲究的是知识结构和语言修养。 在“词说2009”以及“词说2010”版块中，周立波以戏谑调侃的方式梳理了重庆打黑、房市楼市、奥巴马访华、年夜饭、春晚、送礼以及今年发生的凤姐、犀利哥等社会、网络热门事件。由于海派清口本身属于曲艺表演的一种形式，因此在节目中周立波也融入了如演唱、肢体语言等元素。在歌曲改编环节，周立波旧曲新唱，把最近的热门事件串成歌词，将老歌“翻新”。“立波梦话”环节则是对一些热门事件、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和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杂糅进内容之中，对观众普遍关心或不满的事情进行虚构式调侃。这些调侃的预言往往与观众的心理倾向保持一致，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评论十分辛辣。例如“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调查报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协会表示，中国的奢侈品普及程度令人震撼，公共汽车上四处可见身穿阿玛尼，肩背LV，手戴劳力士的老百姓，就连顶级豪华车也屡见不鲜。刚刚上市的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幻影，全球一共才10辆，在中国就有13辆。“新闻播报”的严肃方式与无厘头的“新闻”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些新闻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其深刻的寓意让观众在笑过之后不禁仔细回味。同时，轻松的表现方式也引起了习惯于听“官话”、“套话”的观众的强烈共鸣，“大实话”与观众的心理想法契合，让观众产生了解气、解恨、解闷的。
在访谈“话题秀”部分，每期节目邀请一位国内行业领军人物参与笑侃，例如：演艺界李宇春、姚晨，地产界王石，文化界韩寒，体育界姚明，经济学界的郎咸平以及商界名人张朝阳等。访谈的话题也十分广泛，包括嘉宾个人情感、世博、教育改革、经济楼市股市理财、两会等。
二、《壹周立波秀》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1．时事热点的娱乐化演绎
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今新闻报道的大趋势。《壹周立波秀》对于时事热点的评点也是基于一种娱乐化的基调来进行的。在叙事形态上，严肃叙事在《壹周立波秀》中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娱乐叙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周立波在节目中对于新闻事件的解读，选择的都是极具娱乐价值的侧面，挖掘新闻的娱乐功能，并加以调侃，反映社会现实。社会新闻的娱乐功能是使受众在阅读时“或会心的一笑，或遗憾的叹息，实现排遣心中压力，放松紧张神经，获得身心轻松的目的。” 《壹周立波秀》把剧场化的娱乐方式引入了电视节目之中，注重在娱乐化解读的同时与观众展开互动。如中国政府公务用车采购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北京错时上下班问题等，在调侃的同时表达了对于事件的个人看法和希望。“在后现代文化看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折中地玩弄风格、模仿和外表之中被变成玩笑、参照符号或者应用。” 这种娱乐化的演绎，给观众创造了轻松地接受环境，满足了观众信息与娱乐的双重诉求。
2．拼贴碎片的杂烩盛宴
碎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在该节目中，周立波将一个个社会“碎片”串联起来，构成了节目主体。这些碎片看似毫无关联，但是通过周立波对这些零散事件的“解构”，这些碎片被拼贴成为意义深刻的全新主体。通过对于社会热点的调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周立波以特殊的娱乐方式解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都被周立波进行了“透析”，迫使原有的能指与所指断裂开，从一种反常的视点重新进行逻辑建构，打破了固有的逻辑的连贯，从而产生了全新的意义。“解构“并不是“破坏”或“毁灭”，而是类似于“分析”和“批判”。“在解构者看来,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或者文学的话语,任何被看作固定的和确定的意义都是虚幻的。意义是流动的和易变的”。周立波在节目中解构了时空关系、生死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如周立波对于“造谣”这一现象的解读，从社会上的造谣现象入手，进而联系到社会上关于自己不是中国人的误读，紧接着又转锋联系到了标题党、媒体暴力等，看似的几个不相联系事件被重新联系在一起，最后得出了当今造谣现状诱因的总体结论。独立事件被重联，产生了全新的社会意义。这种娱乐化的拼贴使得整个节目显示出了很强的活力。
3．奇特叙事方式的探索
《壹周立波秀》的叙事方式不同于其他脱口秀节目。
首先，小型叙事占主导。以往的脱口秀节目都习惯于采取一位嘉宾说完全场的宏大叙事手法，节目整体性较强。但在《壹周立波秀》之中，强调突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话题，每一个故事都在总的关联下相对完整地独立。这样的快节奏转变使观众保持了持久的新鲜感，同时极大丰富了节目的信息含量。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室内空间环境设计中的装饰，其典型的装饰元素有：第一，字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字画是最优秀的艺术载体，包括楷书、魏碑、行书、漆画、壁画、色油画及各种器绘等，将这些元素融合到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并以悬挂的形式出现，则可以达到较好的装饰效果。第二，雕刻，由于中国传统的雕刻艺术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在石头上进行平面剔底浅浮雕，也可以在砖和木板上进行局部的高浮雕和横竖纹衬底浅浮雕，其中，应用最多的则属于平面低浅浮雕、横竖纹衬底浮雕，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一般将雕刻作用作为室内空间的隔断，也有将雕刻作品作为背景墙面的装饰。第三，器皿，主要包括罐、盘等传统工艺之作品，由于器皿的材质比较丰富多样。例如，石器、玉器、陶器等，将这些工艺制作品作为现代建筑室内空间墙面、柜子等部位的悬挂设计，可以达到良好的设计效果。第四，装饰图案，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演进，将原始陶器及青铜上的纹样作为现代建筑空间设计的元素，并应用在现代室内空间的各个角落，也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其中，原始社会的装饰纹样种类较多。例如，民族服饰上的图样、各个朝代中神话人物图样等。第五，织物，传统的丝、棉、麻等各种织物材料通过编制、刺绣等多种手段都可以描绘出一些优美、天文形象的内容，将这些织物应用在现代建筑室内设计中。例如，抱枕、窗帘、坐垫等。
1.2现代文化空间设计的策略
针对上海现代建筑空间设计，可以发现大多数现代建筑都比较注重外在设计元素。例如，上海博物馆的设计，其注重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在博物馆内，展示的珍贵文物有青铜器、陶瓷器等，同时也有雕塑、玉器等，但是，却有很少的民族工艺馆，虽然外在的设计元素在现代空间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传统的民族特色是现代空间设计的关键。因此，在现代文化空间设计中，应将民族文化应用在室内设计中。例如，56个民族服饰上的图样，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这就要求设计师需要以当地的发展速度和文化来创造出地域风格，将文明的历史气息融入现代建筑空间和室内环境空间中。虽然现代空间设计的发展逐渐向世界流行文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严重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室内空间设计的开展启迪了设计师的创造思维，但其更注重共性化的创造，若片面地开发现代的室内空间设计，而不注重室内空间设计的文化档次，则容易导致室内设计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空间严重脱节。因此，注重民族风格的新发展，保持地域文化特色，将传统的文化思想与现代的科学技术有效融合，产生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使现代室内空间设计充分体现传统的民族特色。
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翻译的任务
美国文化理论家弗德里克·杰姆逊一方面看到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看到当今世界图景中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和对抗性。第一世界拥有文化输出的主导权，而第三世界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文化的侵略。因此，第三世界文化要采取正确的文化策略，使本土文化展现出新风貌，通过文化对话，进而走向世界。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破除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进而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的风格。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破灭，东方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化，这种另类文化的价值和内涵正逐步被认识、弘扬，东方文化在学术研究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若使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翻译是一个不可缺步的中介；它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背景和桥梁，而这种交流既包含着认同、发挥、重建，也伴随着误读、转义、剥离和解构，形成了一个无止境的变通过程。面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的发展之外。张岱年认为，文化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要素间具有可离性和可相容性，并主张对文化结构进行重构，创造新的文化系统。在翻译界，对于异质文化的重视随着文化学派兴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关注多元文化及其异质性、扩大文化资本、加强文化的对话，已是国际翻译界涉足开拓的—个重要领域。
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构，主要涉及到文化态度，即如何看待现代化过程中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问题。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经过迷人的春天、成熟的夏天、衰退的秋天，现在已进入僵死的冬天了。季羡林先生则认为，现在已经轮到中国来扮演世界文化主角的时候了。不同文化相互了解、尊重、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
三、中国文化的传递与再现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贫乏和枯萎，只有交流才会带来生机与发展。韦努蒂认为，在英语中采用异化译法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因此，翻译的方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它涉及到翻译所承担的神圣使命能否真正得以完成这一根本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中要把翻译方法与技巧置于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其翻译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大地》中，由于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尽力中国化，为西方打开了一个了解东方的窗口，使西方第一次看到了实实在在地被感受、思考和表现的中国人。虽然译作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却为我们现代译者提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一个外国人尚能如此，我们国人更应该在保护民族特色上有所作为。
随着这种翻译方法的广泛使用，中国的一些特有文化现象将逐渐被西方文化所接受和容纳。龙在东方文化里是势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里“dranon”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西方人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表达及含义，dranon也不再是他们心目中的邪恶和恐怖的象征了。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农历节气、中医中药、武术气功等术语在译成英语时，在多数情况下则采用音译加释义的方法进行翻译。如将“阴”“阳”分别译为“yin”“yang”再加以解释。如果采用归化法或替代，则不能完全传达本土文化的内涵。如：
虽说“萝卜、白菜保平安”是个理儿，但顿顿吃“白菜”，也会受不了的。(愈阳：《大白菜风光不再》)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推崇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是在“五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本源上却十分接近。
一、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我国民族审美要求的结果
我国文学的发展史是十分丰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性。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角度，能将我国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等内容全面地反映出来。于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的现代文学起源于“”时期，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展现民生问题，并致力于反映我国的民族前途和命运。而从形式上来看，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都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随着我国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促进着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忘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其在世界文学界中能够享有盛誉。“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放弃对文学民族化的追求，还积极吸收外国文学中更加新颖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变革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民族审美情趣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比如，在鲁迅先生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就曾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但却没有完全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狂人日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显著的中华民族特性，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冲破外国文学羁绊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但由于其不注重民族审美情趣，而是更加关注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所以很难在本民族立足。尽管这些表现形式试图在中国有所发展，但由于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新月派诗群在作品中运用大量华丽的辞藻，将作品的外表装饰得十分美丽，但由于其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差距甚远，所以最终还是被时代所抛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
虽然我国现代文学的表达手法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而来的，但其并没有背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重大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吸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并融入现代文学中，可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外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其优势时，能将这些优势充分地利用起来，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我国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历经的朝代很多，无论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并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尊严。尤其是在两个朝代交替的关键时期，文人们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更加急切。现代文学起源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社会改朝换代、动荡不安的时候，文人们主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而文学作品的思想则主要受到作者思想的影响。比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病起书怀》等古代文人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而在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现代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同时，“五四”运动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才会反封建反专制。而自由平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推崇自由平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在贯穿着自由平等的思想，如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由此可见，现代文学中所推崇的自由平等，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思想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且在世界文学中也享有盛誉。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发展起来的，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发展中，始终与民族的审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将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白璐.深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J].南风,2015(29):26.
1.设计要做到实用性和公众审美的高度统一
从公共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历程可以得知，公共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不同于其它艺术设计的艺术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特性要求设计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效益性。随着现代文化理念的介入，实用性的设计原则被置于更高的地位，现代人对环境规划的要求是既要满足公共环境设计的功用性也要满足大众审美的需求，这就使公共环境艺术设计要做到实用性和公众审美的高度统一。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从环境艺术设计的作品中，通过调动多种感官细胞，身临其境地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审美体验。
2.设计要在确保经济性的同时关注环保性
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将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的经济性特征置于十分显眼的地位，因此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设计目标在满足人们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忽视其对环境带来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设计过程中同时关注经济性与环保性两方面内容。环境公共艺术设计也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现念，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确保生态平衡十分重要。现代文化理念要求，环境艺术设计不能单纯立足于经济效益，更要体现对环境的积极性，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3.设计要注重文化内涵与自然性的完美结合
公共环境艺术是一项综合性设计工程，其包含较多内容，尤其包含着人们对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积极处理和相互协调，其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问题。公共环境艺术所附带的文化性，无论是从政治性还是商业性层面来看，都应该与公众效应、价值取向、审美需求完美结合，从而将艺术作品的自然性特征完美体现出来，即公共文化设计要注重文化内涵与自然性的完美统一，以不断迎合现代文化理念对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的要求。
4.设计要在继承传统性的同时关注时代性
文化发展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而非混沌盲目、僵滞不前，因此，公共环境艺术设计要在充分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关注现代性。目前，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的吸引力有增无减，其表现形式与艺术设计理念或多或少的反映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折射出人们对环境的某些审美需求。由于不同时代人们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不尽相同，人们的思想文化也会产生极大的差异。于是，随着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的深入和渐进式发展，时代文化的差异性受到越来越多环境设计者的高度重视。更多的设计者也认为，在继承环境设计传统性的同时，要更加关注艺术设计的时代性。近年来，由环境设计时代性催生出的生态性，和长久存在的人文性也成为公共环境艺术设计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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